屈指一算，改革如今已过三十年。在这样的时间点上，各种梳理与检讨改革三十年经验的讨论会与出版物已经为数不少，但是笔者所在意的问题却是，在这三十年的过程里的知识分子，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因为观察一个时代的特征，或许最为便捷的方式是观察知识阶层的状态，比如他们的心志状况、与社会、政治体制的结合方式以及提供的文化与知识内容等等。
      总体而言，1978年以前，知识分子经过几次政治运动之后，基本上和体制融为一体，从这个意义上而言，当时的“知识分子”只是整个一元体制下的“知识工作者”，他们只负责对一套政治话语进行不断的论证、转述与传播。但是由于1978年所启动的改革进程与当时的政治需要，政府开始动用体制内“理论工作者”来炮制新的党内意识形态给予改革以正当性，如1978年5月10日所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是由中央授意，由体制内的“理论知识分子”起草发表的，从此之后，改革开放的实用主义逻辑得以基本奠定。
改革的实用主义逻辑也诱发了体制内的许多知识精英开始对过去封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反思与矫正。1983年3月，由前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上海宣传部部长王元化、中宣部文艺局副局长顾骧与《人民日报》副总编王若水联合起草的“周扬报告”，掀起了体制内的一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论争”。从论争的内容与参与人员来看，这开启了80年代以后体制内知识分子分化的序幕，一部分对改革怀有热情的体制内知识分子与保守派从意识形态上开始分道扬镳。从具体形态上来说，一些体制内的政策研究单位，比如“经济体制改革所”、“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讨小组办公室”、“中信公司国际问题研究所”等等，成为体制内改革派知识分子的集中分布地。
在文化方面，1985年左右，开始在北京逐渐形成三大民间文化机构。分别是“走向未来”丛书编委会、“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编委会以及“中国文化书院” 编委会。这标志着知识分子逐渐开始利用当时体制内的空间，相对独立的选择知识、文化资源来进行传播，这些主事者基本上都是当时大学、研究所等文教部门的成员，这意味着，尽管大学、研究所等文化单位仍然属于体制内，但是由于改革的不断推进，这些体制内知识分子开始以体制身份从事体制外的文化生产与推广工作，或许可以将这些人称为“准体制外知识分子”。
   除开与体制关系紧密的这些“知识分子”，民间“知识分子”的聚合其实也早已开始风起云涌。要了解这一部分知识分子群体的发展史，或许要往前追溯到60年代末。当时由于知青下乡运动，许多城市里的初中生与高中生散落在内地各个角落，促使这些年轻人开始反思当时的政治与思想问题。他们开始私下传阅有关部门从 50年代开始翻译的一部分内部书籍，也就是著名的“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等外国著作。从思想群落史的角度来看，当时民间知识分子实际上在各地已经通过阅读内部书籍与组织讨论开始积聚民间知识分子的力量。
   这些知识群落的主要成员后来通过返乡进城运动，大部分通过高考被吸纳入体制之内，但是他们的思考与行为方式，却保留了非常浓厚的体制外色彩，反抗任何体制化的文学与艺术生产的原则与模式。象1978年创办的《今天》诗刊的主要成员：北岛、芒克等人，还有1979年“星星画展”的一批画家，如马德升、王克平、曲磊磊等人。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今天仍然是体制外知识分子的主力，既没有被吸纳入90年代日趋专业化的学院体系之中，也与商业媒体的文化生产机制保持着一定距离。
   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之前的知识分子群体，实际上隐藏着几条不同的脉络，除开体制内已经被整合完毕的“知识官僚”，从60年代末开始成长起来的一部分年轻人，已经在整个70年代一直在积蓄知识与思想资源，在1977年恢复高考之后，这些散落在各地的知识群体成员，大部分被吸纳入体制内的各种教育机构，成为 80年代文化热的主力军。
   从1978年到8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内，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传统以“意识形态挂帅”的教育文化体制开始分化，一部分体制内知识分子开始清理过去的历史经验，因此需要更多可供反思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大学、研究所等等文化生产机构在当时由此出现空前的繁荣，各种西方理论与文化集中涌入，形成今日来看仍然叹为观止的“文化盛况”。但是必须看到的是，当时的“知识分子”利用的是开始松动的文化体制空间，活跃在文化生产与传播第一线的知识分子，大部分仍然是体制中人，与官方所主导的文化体制有着密切的关系。1990年之后，大部分知识分子要么出国，要么脱离体制下海经商，80年代知识分子集中在体制内的状况从此彻底改变。
   观察90年代以后的知识分子大分化，一方面自然是与80年代末的政治风波有关，但是另一方面也与经济改革带来的社会变化存在某种密切联系。因为改革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使得以单位制为基础的社会结构，开始出现新兴的“市场社会”。许多知识分子在1990年左右时期开始远离体制，最为方便的选择就是进入这个新兴的“市场社会”，这一趋势尤其在1992年之后最为明显。大批知识分子逃离大学、研究所等学术机构，转而投入市场经济。但90年代所推行的经济改革先行，政治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暂缓的方针实际上让这些知识分子一旦脱离体制，根本无法从事与文化生产相关的工作，因为思想文化的生产与传播仍然由体制垄断。这一阶段的知识分子群体分化，直接使得大量知识分子彻底告别学术与文化圈，而留在学院内部的知识分子，则开始了一段非常压抑而寂寥的蛰伏期。
   但就在这一段期间，学院内部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分化出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向。一条是依旧沿着80年代的反思传统来发展他们的论述，比如90年代关于“激进”与 “保守”、“市民社会”、“人文精神”等等争论，就是这部分知识分子对未来中国政治、经济与文化发展路向的谋划与思考的表现。也正是对于90年代中国发展状况的不同诊断，也埋下了90年代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大争论的伏笔。而这两个思想阵营的主要人物，大部分依旧是身处学院体制内，仍然带有浓烈的 80年代的气息；另一条则是沿着现代学术分工体系下的专业化路径开始发展，象90年代关于“学术规范”的讨论、“思想”与“学术”分野的争论，都是试图抛弃80年代知识分子对体制直接进行批判和反思的路径，转而以学术专业化作为目标，放弃对公共问题的评判，进入专业化的学术体系之中。
     前一条发展路向以90年代末的“长江读书奖”、“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论战而达到顶峰，从此之后，随着网络与报刊媒体的迅猛发展，一个新的舆论公共空间逐渐形成雏形，尽管在2004年左右，这些身处学院的“公共知识分子”仍然拥有相当的影响力，但是从2004年之后，一些依靠媒体成长起来的专栏作家、自由撰稿者以及独立研究者开始暂露头角，当中最为出名的有秋风、王怡等人。而另一部分在80年代始终以“在野”态度生存的知识分子，最近几年也开始利用媒体平台进行文化的生产与传播，这一部分体制外知识分子，尽管数量稀少，但是却代表一股新兴的知识与文化力量。这也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生产机制从学院开始转向媒体，学院对于公共思想文化的生产与提供能力，已经越来越弱。
   以专业化为目标的知识分子发展路向，在最近几年则正好迎合了国家以资源分配来控制学院的逻辑。政府利用名目繁多的学术评价机制与大量的资源注入，鼓励学院知识分子从事专业化研究，这种软性的控制实际上成为今天学院体制的主要运作方式。知识分子根本无暇顾及公共议题，只需发表论文与申请各种课题，就可以从国家获得大量资源，而且还可以“专业学者”的身份出现。毫无疑问，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学院体制将成为一个“软化”但却十分有效的控制模式。
   尽管媒体的快速发展已经开辟了一个新的文化生产空间，但是它同时提供了商业逻辑与文化结合的有效方式。学院体制内部与民间的一些知识分子，开始利用媒体来进行文化的商业化操作。其中最为成功者，莫过于这两年无比走红的易中天与于丹，他们虽然都是学院体制中人，却成功的依靠媒体进军大众文化领域。他们身在学院，却无意对今天堕落的学院体制进行任何批评，同时身处商业化逻辑下的大众文化生产机制中，对此也安之若素。
   由此观之，改革三十年，今日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谱已经显得班驳陆离，难以辨清。大体而言，改革之初的知识分子以“自由”为主题，试图凸显个人之价值，从而对压抑性的政治体制进行反思性的批判。但是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知识分子不仅需要面对一个今日越发保守的学术文化体制，还要去接受市场逻辑对于知识分子的心志挑战，这无疑显得异常艰难。在传统思想资源早已中断、西方思想资源尚处青黄不接的今天，我们其实处于一个悬浮状态，在这样的前提下，中国的“知识分子” 要想以超越于任何一种压迫性体制（无论是以控制作为目标的学院体制，还是以效率优先的市场逻辑为主导的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面目示人，重新接续上已被意识形态摧毁的思想文化传统，无疑还需更久的时日与更深厚的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