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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方正

试论儒学在新世纪的意义

　　一　儒学的现代命运

　　如大家所越来越清楚感到，赫胥黎所描述的「美妙新世界」其实早已降临。世界在过去十年间的变化，远远超过半个世纪之前人类所能想象，而科学家的预言倘若可信，数十年后它更将翻天覆地，面目全非了。面对如此亘古所未有之钜变，我们自不免会想到﹕那些传统价值观念，那些产生于轴心时代，然后支配人类意识二千多年之久的伟大宗教和哲学体系，还能够在新千年的狂飙激流中继续生存吗﹖对于像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那些立足于超越性信仰的宗教来说，时代冲击虽然猛烈，毕竟还比较间接。但是对于像儒学那样建基于社会政治制度之上，亦复深深植根于人文观念之中的哲学体系，则问题严重得多，可谓面临生死存亡之交。　　当然，儒学的现代命运是个老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其危机日渐深刻，已是有目共睹。当代新儒家慨然以继承和发扬道统为己任，不但研精覃思，谋求从西方哲学为其注入新生命，更汲汲于沟通世界各大传统思想体系，企图共同为未来世界提供一和谐与均衡新秩序的基础。这可以说是炼石补天，力挽狂澜之壮举，但由于构想太宏大，亦复与时代精神相去甚远，所以是否有现实意义颇难判断，我们在此姑置不论。另一方面，余英时教授所采取的，则是一种平实得多的观点。他认为当代儒学已经近乎「游魂」──这并非贬抑，乃是要强调下列简单事实：「儒家和制度之间的联系中断了，制度化的儒学已死亡」，因此「儒家通过建制化而全面支配中国人的生活秩序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在他看来，当代新儒家「借尸还魂」的想法既不足取也不大可能成功，所以儒学的真正出路不在公共领域而在私人领域，也就是说，在于它对于个人道德修养和安身立命工夫所能提供的缘助。所以，应强调「修齐治平」之道中「修身」一面和「内圣外王」之道的「内圣」一面。他更进一步指出，在历史上这样的策略早有重要先例，那就是王阳明等明儒在朝廷苛政严刑压迫下，一改朱熹以来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议政传统，退而高谈修心养性和日用伦常之道；到了清朝，满人手段较为圆滑，实际上苛严则一，所以这种独善其身之风仍相沿不替。

　　相信许多学者都会同意，余先生的看法不但实际、持平，而且分析透澈，令人翕服。然而，我们想要在此指出，《论语》、《孟子》等儒家典籍的议论、教训，并非全然涉及个人修养或者社会政治制度，而有相当部份是超乎这两个范畴以外，是关于「天下」，亦即整个文明世界中的国际关系的。事实上，儒学出现于周礼崩坏，高度集权的列国兴起争战，士大夫渴望重建普世性秩序，这么一个混乱动荡的过渡阶段，其「国际向度」正是时代的反映。这与今日全球化浪潮高涨，国家主权不断受到挑战，有非常相似之处。那么，从这个角度看来，儒学对于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否也可能具有超越纯粹公、私这两个领域，而属于国际向度的意义，是否也可以就国际关系提供有用的启示呢﹖这就是我们在这篇短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二　「来远人」的力量

　　我们的想法可以用孔夫子「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这句名言作为开端。显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这段带优越感和大家长心态的话是不中听的。不过，只要我们想想，当今美国如何非常有效地从世界各地吸引最优秀的人才以为己用，就会对这番话改观了。要知道，美国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其声威或者高薪（虽然两者都重要），而更在于其自由、进步、充满机遇、前途美好光明的形像，亦即所谓「文德」。所以，孔夫子上面那段老话虽然表述方式不合今人口味，其内涵是极富时代意义的。　　事实上，如所周知，美国的强盛向来有赖于移民所带来的巨大力量，尤以在三十年代的大动荡中为然，它现在的成功只不过是昔日辉煌传统的延续而已。除此之外，台湾的经济起飞是由于其吸引大批留美学生回流的政策成功所致；而中国大陆自改革开放以来，即不断鼓励大量优秀人才留学海外，但在二十年后的今日，则强烈意识到吸引他们学成归国的重要性，从而开始大幅度调整有关政策；甚至曾经一度那么先进的英国，近数十年来亦何尝不是深感人才流失之苦，而在积极谋求对策？总而言之，在即将来临的信息时代，知识产业必然占主导地位，国际吸引优秀人才的竞争也势将加剧。儒学在这方面的先见之明，其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三　王道与霸道

　　吸引海外人才是一种社会策略，和政治的关系还比较间接。儒家学说与国际政治有最直接关系的，则是孟子和梁襄王那段著名的问答。对「天下乌乎定？」这重大问题，孟子应之以「定于一」；对「孰能一之？」这自然追问，则答案直指要害：「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这一匡天下之道，表面看来只是老生常谈，卑之无甚高论，但倘若我们想到最近两项重大国际变化，就可能对这段话改观了。第一项变化是欧洲共同体的诞生。这是自查理曼大帝以来，一千二百多年间无数英雄豪杰为之大动干戈，连年奔走争战，但始终不能实现的梦想。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半个世纪间，由于几位政治家的远见和坚忍不拔，这百年大计居然就通过游说和谈判而底定。第二项变化则是全球化浪潮，它正在通过贸易和科技而非武力，于不知不觉之间把整个世界整合起来。人类在吸取了无数昂贵历史教训之后，学会以和平手段促进世界合一；而孟子那段意义基本相同的议论，何尝不也是总结数百年历史经验而得出的结论？其价值绝不应该因为其简单、熟悉而被抹杀。

　　当然，讽刺的是，孟子的话并没有在中国应验。他之后一个世纪，「天下」统一于血流成河的无数战役，儒学则要在大一统帝国出现之后一个半世纪才成为正统。不过，儒学之崇尚和平仍然是不争的事实：即使它后来成为帝国官方意识形态，也从来没有发展出基督教在西欧得势之后的那种排它与征伐心态。儒家虽然重视中国境内的教化，却向来缺乏传教热忱和尚武精神，所以在理念上从不赞同帝国的扩张政策，认为其后果总不外劳民伤财，涂炭生灵而已。对儒家来说，十字军东征和西班牙征服者之以残酷手段强迫美洲土著奉教，无论就义理抑或行为而言，都是匪夷所思的。

　　这种根深蒂固的和平主义精神亦反映于孟子的国际关系哲学，即大家耳熟能详的「王道」与「霸道」之分，前者是「以德行仁」，后者则是「以力假人」。在他看来，一统天下的关键在于「仁」，这可以理解为「举斯心加诸彼」那种「推己及人」的诚挚精神，亦即《论语》中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惟有如此，方可建立和谐、紧密、稳定而长远的国际关系。反之，徒然凭强权与虚仁假义建立霸主地位，虽然可以获得一时的满足与利益，却并不稳定，无法行之久远。

　　四　「古为今用」的可能性

　　然而，孟子和儒家的和平理念虽然动听，在二千多年之后的今日它仍然有切实应用价值吗？古今观念之相类乃至相通，并不证明「古为今用」一定可行。毕竟，德谟克利谛（Democritus）原子观与现代原子理论虽然表面上惊人地相似，其内涵实不相干，历史上二者也并无渊源；同样，如所周知，尽管《孟子》中民贵君轻的名言与现代民主思想相近，它也并未能为民主制度的发展提供助力。更何况，在「现实政治」（realpolitik）主导一切的今日，以「仁爱」、「王霸」这些简单而带理想色彩的观念作为政治讨论起点，难免被目为迂远，不合实际。显然，要论证儒家思想仍有其现实意义，这两重质疑是必须认真面对的。

　　就「古为今用」原则上是否有意义来说，答案其实十分简单。在今日，原子理论和民主制度都已经发展成熟，其价值亦已得到充分证明，故此必须承认，在这两个领域之内，大抵已很难从古代思想再发掘出新意。可是，仍然处于瞬息万变之中的国际关系则全然不同：在可见的将来，它并无确定模式或发展道路可循，因此，从古代思想寻求启示和新路向，仍然是有意义的。至于认为带有理想色彩的古代观念迂远不切实际，则可以说是民主政治的特点，亦反映了其内在限制：民选政府和政治领袖的任期有限，一般不超过十年，很自然地他们的目光都集中于十年左右时光所能完成的事，其施政大体上亦必须以选民当前的好恶为依归。所以，他们绝少能够拋开眼前利害，为国家、民族、社会的前途作长远规划。但正如欧共体的宏图一样，任何远大政治理想非得有两三代人光阴，也就是半个至一个世纪，是无从图谋、推动和实现的，其被目为迂远，实无足怪，但自亦不足为诟。　　当然，「迂远」的另一层意思是与时代观念脱节。所以，还不得不追问：「王道」到底有无现代意义可言，其现代意义究竟为何？这也就是说，我们还必须先为古代观念作一个现代的解释和延伸。就上述儒家观念而言，这倒也并不是困难的事。譬如说，溯本追源，王道的根据是「仁」，「仁」从「推己及人」这观念而来，因此「王道」的关键在于「己」与「人」（即「异己」）之间的关系。但现代政治思维的出发点并非个人，而是群体，即社会、国家，因此上述观念中的「己」和「人」这两个观念必须扩大成相应群体，即本国、本政治集团，和异国、异己政治集团。经过这种扩充之后，「霸道」可以理解为国家或政治集团运用本身军事、经济、政治力量，谋求突显本身优越地位及权益，长期维持以本身为中心的等级秩序（hierarchical order）；「王道」则可以理解为致力于泯除国族与政治集团的界线，将本身的政治理念、精神、政策，无偏私的应用于国际，乃至于全球，这样的「全球一体意识」。至于「不嗜杀人」从广义看，则可以说是「以非武力方式促进与维持国际社会秩序」的和平精神。

　　也许，以上述的观念延伸正好用以理解最近发生的「九一一」事件。这震惊全世界的事件对全球的政治和经济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冲击，甚至可能成为人类意识的一个转折点。它清楚显示，诸如民主、公义、法治、人道精神等崇高文明理念仅仅行之于西方世界以内，而以强大军事力量为后盾的霸权则行之于西方世界与其它国家之间，这种「内外有别」的策略虽然似乎再也自然不过，而且对西方世界本身似乎有很高效益，但从长远来看，则是含有有严重缺陷，甚至可能酿成大灾难的。无论所谓「反恐怖战争」进程如何，是否成功，西方对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态度和政策必须作根本改变，即必须摒弃霸主心态，发展无偏私的全球一体意识，然后才能谈到世界的真正和平与稳定，那已彰彰甚明。　　五　「天下」如何能真正「定于一」？

　　诚然，我们不能不承认，在美国领导之下的西方世界其实是具有强烈全球意识的。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他们通过一连串国际条约与组织，建立起一个不断扩张的庞大复杂体系，藉以促进其内部统合，以及应付冷战中出现的大量国际问题。大约二十年前，冷战终于走向结束，中国和俄国亦先后充分认识，并且在很大程度接受西方社会--经济--政治体制的优越。这是二十世纪末的重大转折点，由是意识形态冲突告一段落，全球化的大门亦因之敞开。虽说在现阶段全球化运动好象只限于经济和贸易领域，但它在法律﹑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牵连既深且广，受科技飞跃发展影响而获得的动量更势不可当，其至终必将导致全球基本体制和重要活动之全面整合，已不容置疑。

　　在这大形势之下，西方所建立的国际体系之重要性及效能更与日俱增，乃至予人以这就是世界整合之道的印象。然而，这实在只不过是一个幻象。我们不可忘记：对于解决大国或者地缘政治集团之间的基本利益冲突，这体系是全然无能为力，甚至毫不相干的。例如，美国这位西方世界盟主最近单方面宣布，决定退出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又置世界(包括其西方盟友)公论于不顾，拒绝签署限制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京都条约，令举世无如之何，都可为上说的明证。至于九一一事件所揭露的，过去半个世纪以来西方世界为了石油资源而强力压制伊斯兰世界所造成的巨大危机，以及其随时可能引发的灾难性后果，则更是目前国际体系并无任何公平制衡力量的最好说明。在此背景下，联合国或者世界人权组织之缺乏道义制裁力量，亦得不到世界各国普遍尊重，自不足为怪。　　所以，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浪潮之高涨，并不等于国际冲突之戢止，当然更说不上消弭。事实上，正由于意识形态分歧消失，冲突焦点又回到了纯粹的自我利益；而商贸全球化亦只不过在传统的军事战场以外，开辟新的经济和政治战线而已，至于冲突的实质则并没有改变。换而言之，许多具有相类理念、结构和目标，但实力则分为许多等级的国家和集团，正在互争雄长，世界又回到十九世纪欧洲乃至古代战国那个「天下乌乎定？定于一」的时代了。　　然则，「何以一之？」的老问题怎样才能解决呢？在二十世纪最后十年，美国一跃而为举世唯一超级大国，其科技之领先与军事力量之强大，恐怕比之战胜拿破仑后的大不列颠犹有过之而无不及，因此很自然地，就会令人兴起历史即将终结，美国或西方即将主导世界之完全整合的想法。亨廷顿的文化冲突论在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正就是因为他的言外之意代表了美国政治体系的主流意见：现实政治必须根据实利和凭借实力作决断；因此，在世界变得日益紧密并趋于整合之际，巨大冲突应当避免却未必能够避免，西方世界必须早为之备。「九一一事件」之发生，以及美国所作的本能反应，恰恰好为他的论调作了脚注。亨廷顿是典型政治学家，他们往往也和和政治人物一样(毕竟，后者是他们最重要的听众)，把眼光和注意力集中于一二十年以内的短期问题，更长远的思虑则目为并无重要性的哲思玄想而置之度外。可是，这种思想方式是有严重局限的。例如，历史学家肯尼迪从近数百年史实论证，霸权("Great Powers")的力量不但与其内在质素相关也受自然条件影响，因而永远兴衰相替，变动不居；在他看来，以美国的人口而要长期维持霸权，可能只是徒劳而已。

　　自然，肯尼迪不一定正确，因为历史发展模式很可能出现突变。但即使如此，从儒家的国际政治观出发，单单凭借优越力量来长期维持世界目前以极度不平均的财富及权力分配为特征的体制、秩序，也将是非常困难，乃至不可能的：全球的真正和持久整合，只有在泯除各国内部以及国际之间的界限，也就是大大降低其财富与权力分配之不均，的大前提之下，方始有实现可能。当然，这也就意味着现存秩序的根本改变。然而，在过去半个世纪，西方所建立的世界秩序却日益牢固，全球化过程亦正在加强而非解构这秩序，至于受到「九一一事件」刺激的美国，则更是厉兵秣马，决心以雄厚实力维持其霸主地位。因此，儒家的理念、期待可以说正与当前的大趋势背道而驰：历史会不会像两千多年前一样，再一趟令孟子失望呢？　　未来是不可能预测的，但我们认为，也有一个非常浅显而根本的道理，可能支持他们观念的至终应验：从长远而言，最大经济效益(以及相关的最强政治、军事力量)将取决于最大多数人之能够充分认清其本身利益所在，以及为此而发挥最大工作效能。所以，全球化的内在动力亦即扩大市场和提高经济效益的压力，至终将导致目前极度分化和等级化的秩序之淘汰。正如民主之于一个稳定和经济发达的现代国家为必须，同样，一个真正整合和稳定的世界，亦必须以其各种内部界限之逐步消解，以及全球经济与政治力量的大致均衡为前提。相对于目前似乎稳如盘石的国际体制以及其宰制人心的理据而言，是这基本道理可能是更持久，更有力量的。何以儒学的仁心与王道理念虽然那么简单而熟悉，但在已经来临的美妙新世界仍然可能提供重要而有意义的启示，其理由或即在于此。当然，它至终何时能够实现，会以何种具体方式来实现，那就不是我们所能预测的了。

　　后记　　本文原为2001年5 月在普林斯顿大学为庆祝余英时教授退休而举行的研讨会上发表的英文讲稿，嗣翻译成中文，并经改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