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映介绍索绪尔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是现代语言学的创始人。他是语言学家，一般不把他列为语言哲学家，但作为一门新兴人文学科的开创者，可以想见，他对语言哲学的影响极为广泛深刻。他对法德系统的哲学家的影响也许大于对英美系统的哲学家，而这本书主要讨论英美系统的哲学家，但即使如此，仍有必要在开篇之际简要介绍一下索绪尔。当然，我将略过大多数语言科学的具体内容，集中介绍直接与语言哲学有关的内容。
索绪尔1857年生于日内瓦，比弗洛伊德晚一年。他父亲是一位科学家。他从小受到自然科学的教育，同时也得到良好的语言教育和语言学教育，掌握法语、德语、英语和拉丁语，初通梵文。15岁时就写了一篇《语言论》。他大学就读于日内瓦大学和莱比锡大学，研习物理、化学、希腊文。莱比锡大学当时是新语法学家的中心，在那里的学习大概确定了索绪尔今后以语言学为业的道路。就在这个时期，索绪尔发表了他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论印欧系语言中原因的原始系统》，引起学界的重视，那时他才21岁。获得博士学位后，索绪尔移居巴黎，在高等研究学院讲授梵文、哥特语、古高地德语以及印欧语文学概况。1891年，他应邀回到日内瓦，在日内瓦大学当教授。比起巴黎，那里的学术研究比较落后，学生的水平也较低。索绪尔的一生是典型的学者生涯，没有什么传奇故事。他在世时就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但他作为一个伟大思想家的地位却是在他死后才被人们认识到的。
索绪尔生前只发表过很少几篇相当专门的论文。1907-1911年，他在日内瓦大学讲授了三个学期的普通语言学。1913年他去世以后，他的学生和同事根据几本听课笔记编成《普通语言学教程》一书。索绪尔不仅吝于发表，他留下的笔记也很少，因此编辑这本书很不容易，这三个学期讲课既有很多重复的内容，又有很多不同甚至不一致的内容。编辑者合并梳理成一本书，卒成一部世界名著，其实可惊。
在我们这个远远太过注重著作的年代，索绪尔生前著述之稀少似乎不好理解。其实，很多伟大的思想家，都没有留下生前定型的著作，我只需提到孔子、苏格拉底、维特根斯坦，也许还该包括亚里士多德。他们的主要著作都是学生编定的。我想可以提供多种缘由。思想是活的，达到系统而透彻的思想极为困难，为不断思索更深邃的问题吸引，等等。对于我们后来人，只能通过著作了解其思想的人，这是一个遗憾，当然，我们不曾生逢盛世，不能在思想的场景中直接聆听这些思想家的探索，更加让人怅然若失。

施指与所指，任意性原则
语言是用声音表达思想的符号系统，符号是用以表示者和被表示者的结合。索绪尔把用以表示者称为施指〔signifier，signifiant，用以意指者，多译“能指”，但还是译作施指好些〕，把被表示者称作所指〔signified，signifie被意指者〕。这里我首先要简明地澄清一种误解，即以为所谓所指是些物质性的存在，例如“马”的所指是一匹或一些有血有肉的马。这不是索绪尔的意思。在索绪尔那里，所指是概念性的，或干脆就是概念，马这个声音指马的概念。“语言符号连结的不是事物和名称，而是概念和音响形式”，101页。这一提法的具体内容将在下文逐步澄清。
如此这般的施指和如此这般的所指结合而成一个符号，是任意的。任意性原则最浅近的内容是说，汉语用马这个声音来指马这个概念，英语却用horse这个声音来指这个概念。〔象声词等可能算作例外，但至少不是规则。索绪尔说：不是有机成分。104-105。〕这条原则的深层内容则是：语言不是简单地为已经现成存在的事物或现成存在的概念命名，而是创造自己的所指。例如，汉语里有虫和爱这两个概念，英语里却没有两个概念恰恰和我们的这两个概念相当，“虫”有时译作insect，有时译作worm，“爱”依上下文译作love、like、want、tend to等等等等。虫和worm不是对同一个所指的不同施指，在各种语言中，所指本身是被创造被建构的。我们可以从很多方面着眼来建构一个概念，例如，河和溪以及river和stream的区别在于宽窄短长，fleuve和riviere的区别在于前者流入海洋。江与河的一个区别在于南方北方。这一点也可以从历时方面来看，所谓语词意义的转变，就是所指的转变。见后，虫本来可泛指动物，现在不可以了。如果“符号的任意性原则”说的只是对现成的概念可有任意的施指，那它就成了极其简单的老生常谈，这条原则的要义在于所指的任意性或创造性――每种语言都以特有的、“任意的”方式把世界分成不同的概念和范畴。正是基于这一要义，索绪尔说这个原则是“头等重要的”。103。〔 “这条真理按等级排列出于最顶端”，转引自卡勒，21〕，“它的意义是无法估量的”〔英文版68页，下同。〕
我们从这里不难看到符号的另一个特征，那就是：概念是对连续性的现实任意划分的结果。增。“在语言出现之前，一切都是模糊不清的”。157。
施指和所指都是纯关系的东西。各种语言中颜色词的同异可以作为一个典型例子来说明这一点。不管在他眼前堆起多少件棕色的东西，他都不会学到棕色概念，除非他学会了区别棕色和红色、黄色等等。卡勒27-28。概念通过互相之间的区别得以建立，我们实际上也是通过与另一个或另一些概念的区别来解释某一特定概念的。〔会问：那我们最初是怎么学会第一个概念的，此外，专名是怎么回事。〕 “概念是纯粹表示差别的，不能根据其内容从正面确定它们，只能根据它们与系统中其它成员的关系从反面确定它们。它们最确切的特征是：它们不是别的东西。”117。
索绪尔用了好几个比喻来说明这种纯形式纯差别的关系。国际象棋里把王作成什么形状并不重要，重要的只在于能把它与后、马、兵等等区别开来。一趟班车，无论车厢、司机、乘务员怎样更换，只要它在每天同一时间从同一地点出发在同一时间到达另一同样的地点，它就是同一趟班车。甚至有这样的情况，一趟按列车时刻表8:25发车的班车每天都误点10分钟发车，我们仍然把它叫作8:25那班车，只要它能区别于另外几趟班车就行。
不仅符号的所指是靠差别确定的，施指也是靠差别确定的。我们每个人说高超，语音语调都会有些差别，此时彼时也会有些差别，但人们都知道我们说的是同一个词，只要我说出高超能与说出高潮、高唱等等明确有别就可以了。转引卡勒66-67一段。
语言系统中的同一和差异是纯形式的，是由结构层次来界定的。我们说到某个语言单位，当然是说这个单位自我同一，但我们怎么确定它是一个单位而不是多个单位呢？例如，怎么确定发音不同的b都是b？在语音层次上发音不同的b是否属于同一个单位，取决于它们是否对高一级层次具有区分作用。例如在英语里，b和p的差别（浊音清音之分）在高一级的层次即单词层次具有区分作用，例如bet是一个不同于pet的词，所以，一些发音同一于b，一些发音同一于p。相反，汉语不借浊音清音来区分单词，〔汉语中b和p的区别〕因此，英语发音的b和p在汉语中都是同一单位。我们不可能不看较高层次，直接在较低层次上确定都有哪些单元，然后再考察这些单元如何结合，如何起作用。
索绪尔认为，在各种形式关系中，有两种是最基本的，他分别称作联想关系〔associative relation，现在更多称作聚合关系，paradigmatic relation。联想关系的确不好，要改掉，associative不一定要包括“想”，因为说话人实际上根本不必想到任何事情，这讲的是逻辑上的潜条件，逻辑上的潜台词，而不是说话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以维特根斯坦的石板举例。〕和组合关系〔syntagmatic relation〕。171。前者如p和b相对，foot和feet相对，是一种对比关系；后者是序列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决定两个单元是否能够组合在一起。这两种关系适用于语言分析的各个层次，整个语言系统都可以通过这两种关系加以解释。

语言与言语
如果施指和所指都是由区别建立的，那么很明显，它们都必须存在在系统之中：语音必须构成一个系统，我们才能区别这个词和那个词，概念也必须坐落在一个概念系统之中。这就是索绪尔所说的“语言系统”或“由形式构成的系统”。和语言〔系统〕相对的，则是言语。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两者总称为langage〕是索绪尔的第一组根本对偶。索绪尔用多种方式来描述这组对偶，言语是个人的、从属的、偶然的，语言是社会的、主要的、等等。从言语的角度来看，两个人说同一个词的声音可能相差很远，从语言的角度来看，这两个相差很远的声音是在说同一个词。在言语中，张三说“我”是指张三，李四说我是指李四，在语言中，我既不指张三也不指李四，而是指说话人。说出一个句子〔utterance〕是属于言语的，而句子〔sentence〕这个概念却是属于语言的。大致可以概况说，语言被说成是语言共同体成员心中的语法体系，言语则是人们平时所说的那些话，是依赖于语法系统的说话行为。言语是语言的体现。语言学研究实际语言行为中所潜藏的形式系统，因此，在索绪尔看来，语言学的对象是语言，而不是言语。
与语言/言语的区别相应，索绪尔区分两种词义，语词在语言中具有价值〔value，valeur〕，而在话语中具有用义〔signification〕。增。

共时性与历时性
语言的共时研究〔synchronic study，synchronie〕和历时研究〔diachronic study，diachronie〕又称静态语言学和演化语言学。119。共时现象是同时存在的各种形式之间的关系〔例如对立关系〕。普通语法的一切都属于共时态。144。语言在不断变化，这索绪尔当然知道，他不仅经常引用语言各方面的变化进行论证，而且之处了语言发生变化的必然性：所指对现实连续体的分割是任意的，现实连续体中并没有什么能够保证必须有这样一些所指。简单从经验上说，就是各种语言的概念不同，以及同一语言中的概念不断发生变化。例如，河本来是指黄河，后来泛指河流；虫本来可泛指动物，〔而曾二虫之无知，应帝王，〕现在不可以了。〔卡勒23-24以英文词和法文词举例，如cattle。〕同样，语音也会不断变化。但看似矛盾的是，恰恰因此，语言研究从本质上是共时研究。这是因为，语言是一个形式系统，每一单位的价值都由另一些单位确定，而这一单位和其它单位的关系必然是共时关系。说语言在不断变化，即是说各个单位相对于其它单位的关系在不断变化着，但是，在任何时间作一切片，这一切片上所显示出来的各个单位对其它单位的关系却是确定的，待改。“语言状态〔宜直接说静态〕无异就是历史现实性在某一时期的投影”127，而语言学本来是研究这个投影的逻辑关系，所以，尽管历时事件有它自己发生的道理，但它将产生什么样的逻辑后果，跟这个道理完全没有关系。〔尽管“历时事实是一个有它自己存在理由的事件”，但“由它可能产生什么样的特殊的共时后果，都是跟它完全没有关系的。”124。〕讲解逻辑从事实开始切断了事质根据，自己设想自然史。语言现象的历时演变本身没有意义，意义本来就是在共时系统的框架里面来谈的。由此我们可知，所谓语言既是历时的又是共时的所以必须把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研究这种说法只是庸人的高论，其不变的正确性是来自对理论问题的麻木。历时和共时不是语言系统中的两类现象，而是研究系统时的两种角度。所以，“历时的就等于非语法的，正如共时的就等于语法的一样。”195。当然我们也可以对语言作历时研究，但历时研究仍然是以共时研究为基础的，因为没有单个语词的演变，只有系统的演变，历时研究所研究的其实是两个共时体系之间的关系。历时描述是从共时描述派生的。〔卡勒46-48有精彩讲解。〕在语言学上，解释一个词就是找出这个词跟另外一些词的关系，词源学也许能协助这一工作，但它本身不是对语词意义的解释。264-265。
索绪尔反对语言变化的目的论，他认为语言变化来自其中某些成分的自发的、偶然的变化，〔换言之，语言系统的变化是被推动的，而不是被引导的，〕“某些成分不顾其在整个系统中的连带关系，自己发生了变化。”教程85左右。索绪尔这一思想与达尔文进化论的构想是一致的，实际上，他也专门引用达尔文来说明进化没有明确的目的性。
“原始事实和它对整个系统可能产生的后果没有任何内在的联系。”127。这一见解不能不让人想到哈耶克等自由主义者对社会发展的一般见解。历史产生形式，系统使用形式，形式科学或所谓规范科学所研究的是这些形式如何被使用，而不是它们如何被产生。历史科学研究这些形式的产生，但是，历史科学以形式科学为前提，或至少以对形式使用的了解为前提，因为，除了获得使用，我们并不知道哪些是形式。形式不是泛泛与形状同义的，形状是自然的，而形式却是从具有意义方面来说的。
然而，有一种演变很难说是偶然的，那就是产生于类比的演变。索绪尔认为这种演变本身就是共时性的。
既然语言始终是一个系统，那么任何成分的变化都是系统的变化，索绪尔的确是这样说的。教程85。不过，语言系统有中心有边缘，语言系统对边缘地带的变化不敏感，所以也可以说，尽管有些成分发生了变化，语言系统本身却没有变。
索绪尔并不是说，在所有情况下我们都能够区分哪些是共时现象哪些是历时现象，实际上，除了语音领域，在诸如语义等领域，经常不可能清晰地对两者作出区分。索绪尔关于共时/历时的主张主要是用来界定语言学研究内容的。但这一主张显然涉及到远为广泛的历史性和时间性问题，在这里我们无法就这些重大课题展开讨论。我只想简短提一句：共时/历时之所以在语言学研究中成为一个独特的问题，是因为语言学研究的是符号，是纯形式的东西，而纯形式天然就是从其脱时间性的方面来界定的。一块土地的价值不完全取决于通货变化的情况，土地本身（换句话说，这块土地和其它土地的比较）是确定价值的一个因素，然而，符号自身没有任何价值，其价值完全依赖于它在符号系统里的位置。“如果价值存在于事物本身，存在于事物之间的自然关系中，便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就历时的发展去追溯这种价值。但不可忘记，这种价值在任何时候都取决于与它同时存在的价值系统。”教程，80。
结构主义
结构主义不仅是后世的语言学的最主要传统，而且也延伸到众多社会/人文研究领域，例如。1946年，列维斯特劳斯提出结构分析和人类学的关系，到直到1961年，他才明确提出人类学是符号学的一个分支。

虽然索绪尔本人并没有一般意义上的哲学著作，但他的语言学洞见不止为这门科学作出了贡献，而且对现代思想有深刻的影响。他不止是一个专家，而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思想家。在一定程度上，社会可以被看作一个整体结构，个人是这个结构里的单元，而个人之成为单元不是自然的，而是由他们在一个较高层次的功能〔起到区分作用〕来界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