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评福柯对西方社会二元结构的分析
常士訚
自从启蒙运动以来，西方思想家就将西方视为是自由民主的典型。仿佛今后社会的发展只能按照这样一种模式来构造，仿佛民主政治发展到了顶峰。就在西方人宣称这一观点时，又是西方的一些思想家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质疑和批判。除西方马克思主义是典型代表外，法国解构主义绝不逊色。在这方面，福柯可以说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他从微观政治着手，深入权力机制，揭露了现代社会的二元结构，将资本主义民主的虚假性全面暴露出来，确实引起了人们的极大的兴趣，难怪他的几部大作问世后，往往都成抢手货。福柯对资本主义社会二元结构的分析果真就叫绝吗？
一， 微观权力是否就起决定作用？
福柯对资本主义社会二元结构的认识主要是和权力的认识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思想中，权力可以分为这样两大方面，一种是政权，另一种是微观权力。前者主要归国家掌握，它通过行政部门、司法部门、警察和军队等实现着对社会的全面管理。但近代以来的资产阶级思想家由于害怕政府可能会僭越一定的社会限制，滥用权力，侵犯公民的自由，所以主张对国家权力以一定的法律上、道德上或制度上的限制。所谓自由民主政治也就从这种对国家权力的限制上扩展开来。福柯指出，这样一种认识过于简单了。他的意思是要说，国家并不是唯一的权力组织。国家权力可能在表面上受到一定的限制，但是从实际的运作来看，微观性却发挥着直接控制的作用。何以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其中的奥妙又在哪里呢？奥妙出在权力要成功地统治人，就要将其控制力落实到个人身上。以此来控制
、征服和训练个人。因此这种微观权力作为各种力量的综合。其鲜明的特点就是，1，权力是一种力。权力关系是一种力的关系。它没有主体，没有客体。2，权力是祢漫性、非中心的，它并没有什么中心点。它无所不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拥有将一切聚集在它的之下的特权；它随时随地都会产生，或着说，在任意两点的关系中都会产生权力；它遍布于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散见于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中，构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网络。可以说，有多少社会关系，就有多少权力。工厂、医院、学校、家庭等等都存在着“微观权力”。3，这种权力关系是以微型政权的形式而出现的。它“像是毛细血管进入到人们的肌理，嵌入人们的举动、态度、话语，溶入他们最初的学习和每日的生活。它构成了一种存在于宏观的政治体系之外的“新的毛细血管式的微型政权。”（4
）4，这种权力关系是是流动的。它作为“流通着的东西，或者作为只以链条形式发挥作用的东西而被加以分析。它决不局限于这里或那里，决不局限于任何人的手里，决不作为一种商品或一分财富而被使用。权力通过一种类似网络的组织被使用和被实行。并且，个人不仅在权力的脉络之间流传，而且他们永远处于这样一种位置，既然体验到权力的支配同时又实行着权力。”（
5 ）也就是说，权力并不属于个人或某个集团或个人。实际上每个人或集团既形成力、也在参与和运用权力。个人在这种权力网络中不断地变换角色，“不仅个人在权力的线路中来回运动；他们同时也总是处于实施权力的状态之中。他们不仅是被动接受的对象；而且也是发号施令的成员。（6）由此推动权力网络够循环往复地运转。其根本动因在于“我们每个人头脑中都有法西斯主义。”（7）
在一定意义上说，福柯对资本主义微观权力的分析，揭露了在现代西方表面上的有限权力背后存在着无限的，多中心的权力网络。所谓的自由背后存在着是微观权力。自由民主以微观监控权力相伴随。从这种意义上看，一定的国家如果没有一定的微观权力在其中发挥职能作用，具体对周围环境实施控制，国家权力要想实现它的统治是不可能的。从相反方面看，正是有了这种微观的权力或分散的权力遍布到社会的各个点上，发挥着控制作用，才使资产阶级国家权力在行使上显的更民主些。这种民主又是通过微观的权力体系而实现的。
福柯对19世纪立法变革的分析反映了他的这一观点。福柯指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的特征是立法权的建立，这种立法权往往通过集体的统治劝来实现。但是，紧密相联的监控网络却在另一条战线上进行着暗中的维持工作，它通过遍布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权力网络，形成了一种人们之间相互监控的局面，这就有力地保障了社会的凝聚。现代社会正是建立在这样两种相互异质但又彼此相连的要素基础上的。他们之间相互配合，刚柔相济：社会的民主缓和了由于权力网络带来的压制性；而权力网络的建立又有效地防止了由于民主自由可能带来的社会离心状况的发生。
然而也正是由于把微观权力放在了重要的地位上，福柯却走向到了另一个极端。政权的意义变的次要了。政权不再象启蒙时代思想家或当代思想家那样构成为国家的核心，国家不是作为政权组织，倒是“多种权力关系的规则体系，该体系有可能使国家行使其职能。”（
2 ）
福柯对国家认识，将政权换上了“多种权力关系”，政权的中心位置变成了分散的权力关系。国家经过他的这一改装，由原来高高在上的权威组织现在深入人间，和人的关系结合到了一起。大有将各种人们之间的权力关系泛化。这种泛化的权力构成了国家。既然到处存在的权力关系构成了国家本质特征，所以福柯在二元结构的分析中弱化了国家权力的地位。将问题的视线转向到了国家非本质的直接上。实际上在国家中，“在全部纷繁和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问题的中心始终是社会阶级的社会和政治的统治，即旧的阶级要保持统治，新兴的阶级要争得统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页。）也就是说，在政治斗争中，政权从来是一个关键的问题。不可否认，在一定的社会中，总是存在多种多样的权力，这些权力在各自的范围中发挥着重要的控制作用，但从根本上都不能超越于政权的范围，受到一定政权的控制和调控。因此，一定的微观权力虽然具有重要的作用，但真正支持微观权力实现对个体控制的恰恰是来自于国家的政权的支持。也就是正是通过国家的立法，国家的司法组织才使这些微观的权力获得了控制个体的特权。试想，如果没有国家对私人所有权的维护，私人所有者也不会获得对劳动者的支配权和管理权。
二，规范化是否可以和法律对立？
福柯分析社会政治的二元结构，自然也涉及到对法律和日常规范的关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西方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近代文明带来的结果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随着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它所带来社会和政治后果更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中，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
.韦伯西方国家资本主义发展背后文化动力的分析尤具代表性。
韦伯指出，“独特的现代西方资本主义显然受到技术能力的影响。今天，这种资本主义的合理性，基本上取决于最重要的技术因素的可计算性。”（8 ）韦伯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是所谓“理性化的劳动和生产组织”-----雷蒙。阿隆将这一思想概括为“对利润的追求和合理的纪律这两者的结合”。（9 ）在韦伯看来，现代社会的发展正出现一种新型的统治手段。因为随着理性化的发展“每个工作的行动都可以准确地测量，每个人都变成机器上的一个齿轮了。”（10）。
韦伯把理性化视为是现代资本主义成功的重要基础。这种理论无论对现代政治思想家还是对后现代政治思想家都具有重要的影响。例如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哈贝马斯思想站在批判的立场上，大量地深入地研究了韦伯关于工具理性的思想，并通过对工具理性的分析进一步提出了交往理性的学说，试图以此来抵抗工具理性对生活世界的侵袭。而福柯对现代资本主义监禁体系的分析同样也反映出他的思想和韦伯思想之间的继承关系。不过不同的是福柯的兴趣并不是韦伯所概括的的普遍的理性化过程，而在于存在于这种特殊理性表现出来的规范化技术。
福柯认为，在近代思想家宣传契约思想的过程中，从控制瘟疫 、监狱控制以及工厂纪律中逐渐发展起的纪律和规范化管理成为了社会管理的一种重要技术。首先，它将个体分门别类地控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也就是根据身份
、职业 、年龄 、性别 、能力等等进行详尽的编组，用条块分隔的方式来充分利用空间。使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进一步说，有多少需要分散的实体或因素，也就将规训空间分割成多少段。但是这种划分又不是僵化的、停滞的，而是流动的，联系的。纪律和规范中表现出的这种分割将日常生活的一切都纳入到了权力所控制的范围内，使统治者能够借助于纪律和规范的力量，洞察到一切细小事情，使其不能逃脱他的注意力。其次，程序管理。确定了严格的时间进程。它将人的行为纳入到小时、分
、秒中来。与此相应的就是规定动作的频率和动作的范围，肉体的姿态，以此来强化肉体在每一个时间中的充分运用。总之它要在各个方面将人的肉体纳入到标准化中去。标准化的建立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权力能在具体的时间中对人的行为进行具体的和有规律的控制。使人在时间、程度、数量等更个方面的运动转变成一种权力运动。再次，监督考核机制。纪律要想获得巨大的效应，就必须建立一套严格的检查机制。这种机制导致了规范化的目光，和一种能够定性的、分类的和惩罚的监视。它确定个人的能见度，以此来区分和判断个人。它通过对可见状态、文件领域、个案分析等一系列的监控方式，将个人纳入到了权力的全面控制下。伴随这种监视系统建立，严格的惩罚方式也相应地建立起来。它对于一切超越于纪律要求的，哪怕是十分微小的错误也要进行一系列的惩罚和纠正。而这种惩罚措施的建立也正在于保证学生、工人或士兵在规定时间和标准内变成熟练的合格的工具。保障每个个体不能超越于权力的控制范围。
福柯指出，近代以来的规训权力具有很强的相对性。如果说，主权主要是通过禁止和惩罚而实现其统治的话，那么存在于纪律和规范化在实施中的所运用的权力则变化多端的。它可以是心理的、而不是恐怖的、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隐蔽的、可以是严厉的、但也可以是温和的。这种旨在通过不同的方面，不同的点对肉体进行操练的权力，通过对人体细节的一次又一次敲打，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强制。从而生产出适合于资本主义有用的个体来。
福柯强调资本主义理性化进程中纪律和规范化的方面，将其上升为一种仅次于法律的“子法”，它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它强化了权力的统治。福柯指出，按照契约论的观点，个人作为社会的构成单位源于契约和抽象的法律形式。近代商业社会就是这些独立主体间联合的产物。因而形式上给人以一种假象，似乎近代的个人是自由的，它将传统社会中整体决定个人的局面颠倒过来而变为个人决定整体。在这里，个人成为了目的。但是伴随契约社会来临的同时。另一个隐蔽的战线在发展的，纪律和规范化的统治确在资本主义的工厂中逐渐建立起来，个人完全成为了客体和被征服的对象。因为，在纪律的统治之下，人们之间契约性的平等关系完全变成了一种私人间的不平等的、强制性的关系，也即是在事实上造就了一群人永远要受另一群人支配的统治与服从关系；同样，在纪律统治的面前，法律至上的原则郧落了。在这里，有限的权力消失的无影无踪，代之而起的是权力的强化和扩大，它破坏了法律的界限。福柯说：“保障原则上平等的权利体系的一般法律形式，是由这些细小的
、日常的物理机制来维持的，是由我们称之为纪律的那些实质上不平等和不对称的微观权力系统维持的。而且，虽然在形式上代议制直接或间接地使全体人民组成基本的主权权威的意愿得以实现，但是提供征服各种力量的肉体的保障的是在基础起作用的纪律。真实具体的纪律构成了形式上和法律上自由的基础。”（11
）纪律在强化着权力，福柯在此已经看到纪律与规范化的统治在培育着极劝主义。
其次，它以一种巧妙的方式向个体渗透着驯服的因素。1，它实现了权力统治的连续化。因为纪律和规范是一种体系，环环相扣，紧密相接，因此统治者只要掌握了这样一个体系就可以进行不间断的统治。2，它在一种温和的统治中实现了统治的目的。从政治心理的角度说，当着权力作为实现人们欲望阻碍而出现时，这种权力往往遭到人们的反对。反之当着权力不被人们认为是阻碍时，也就容易为人们接受。现代统治的一个发明就是统治者越来越注重将自己隐藏到真实的统治背后，越来越注重将自己从与民公开的对立中摆脱出来，而将纪律或规范放到了第一位。由于纪律和规范化经过反复的灌输而内化成一种自我管理机制。所以人们更容易接受它。现代资本主义统治的功效正是通过纪律的和各种规范的统治，分散地、零敲碎打地将权力的统治效应，使人在不知不觉中成为驯服的工具。
三，自由和权力对立
近代以来，西方政治思想家往往将权力和自由分离开来。自由涉及到个人的自主，它以个人为中心，以个人权利为界限。依靠法律的力量将个人与个人 、个人和国家以及个人和其它团体之间分离开来。这种理论随着西方国家地位的上升和社会独立地位的下降在本实际以来就受到了现代思想家的怀疑。尤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和后现代思想家就已经深刻地注意到社会和国家界限的消失。国家不仅将自己的手伸向到了自然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领域，而且更重要的是伸向到了人们的无意识领域。启蒙时代思想家的自由和国家权力的分离的理论受到了来自不同派别的怀疑和批判。福柯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上，在对微观权力的分析中同样对近代思想家的这种理论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福柯指出：“根本不存在相互排斥的权力与自由之间的面对面的对抗（自由消失于权力的以实行的地方），所存在的只是一种更为复杂的相互作用。”（12
）
福克分析了个人和权力之间的对立与联系。从个人的角度说，个人行使自由的过程既可能是实施影响的过程，也可能是否定外部对他予以影响的过程。而权力的特点一方面表现为对个体的训练和征服，另一方面又表现为为个体的自由提供一种安全的保障。如果自由过大，势必导致社会的崩溃；如果权力统治的太厉害，势必引起个体的反抗，造成统治丧失。因此权力要实现有效的统治首先要要将自己和暴力区别开来。也就是说，权力不同于暴力，后者把自己直接地强加在身体或事物上。它否定对立面，对一切反抗行为予以镇压。而权力活动则存在于彼此都具有影响力同时又拥有反抗这种影响力的人们之间。从这点上说，福柯所说的权力是以自由的存在为前提的。其次，要需求一种新的统治形式，这种统治形式就是将权力的统治建立在自我维持
、自我控制的基础上。这就是通过规则和心灵大占有，而不是通过过多的人为干涉来实现。
从外在角度考察，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过程中曾经将自由视为是一个独立的领域。而实际上在资本主义产生过程中，这种外在的自由就处在工厂纪律和各种严格的规范化技术的监控下。这种监控实际上就是延伸的权力，它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各个方面。因此近代思想家只是解决了一种法律的自由，而就实际来看，这种自由本身受到了各种微观权力的制约和剥夺。
从内在的角度说，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曾经将人的精神上的自治 、个人生活的独立作为了重要的内容。然而实际上这种自主的精神生活和个人生活也难于脱离开“权力的眼睛”。以思想自由而言，这是近代自由思想的一项重要的内容。从斯宾诺沙到密尔就将其视为是人的解放的一个重要内容。而将一切控制人的思想自由的政治行为看为是对可恶的。而对于福柯来说，统治者决不会让思想独立于政治统治之外，成功的统治者要获得永久的统治，不久要控制人的身体，而且要占有人的灵魂。为此福柯引用了法律改革家塞尔万的名言：“当你在你的公民的头脑中建立起这种观念链条时，你就能够自豪地指导他们，成为他们的主人。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自己的思想链条更有力地束缚他们。”(13)
在福柯看来，人的思想并不是作为一个独立于权力之外不受权力染指的独立空间。在这点上，他的思想和西方马克思主义家的观点殊途同归。既他们都看到了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根本不存在真正的思想自由。但论证的角度各有不同。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通过意识形态的分析来揭露统治权力对人的思想控制的。而福柯主要继承了现代以来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侧重于从话语筛选机制来分析人的思想自由是如何处在权力的控制之下的。这可以从话语的分析中表现出来。在福柯看来，话语是一种人类语言思维活动中具有潜在束缚力或评判权威的程序规定。它作为知识载体与思想传导，决定人以何种方式说话思考才算是有意义或为真理。因此话语的实质说明在它所处的环境中，包括了以排除规则出现的外在限制，这些规则决定了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谁有权针对某个题目发言，什么是合情合理的行动，什么是愚蠢之举。什么才算是真的，什么才算是“假”的。这些规则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限制了话语存在的条件。因此在所有社会中都会出现一种区别。一边是恰当的
、合理的 、负责的 、真实的话语。而另一边是不恰当的 、不合理的 、不负责的话语。而一旦话语属于到后者一方，它也就处在了被压制和被取缔之列。对此，人们不仅不加反对，而且还当成天经地义的规则接受下来。这样话语自身就含有着压制思想
、言论自由的方面。反言之，没有纯乎又纯、不计功利的话语，存在的只是权力笼罩下的话语。所以现代人自认为是自的，实际上“我们没有谈论一切的自由”。(14) 同时对于统治者来说，统治者如果不能争夺到话语，其统治地位就要面临危机。话语事关权力的生存与发展。
在近代政治思想中，个人的私生活是在国家控制之外的，它属于主体个人支配。但是对于福柯而言，不存在脱离于权力控制之外的私人生活。在这方面以性和形态而言，它本身属于整个资本注意秩序的一个部分。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因素。近代资本主义在发展中不仅对人的肉体进行驯服，使起适合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而且对性和性态也个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他们试图将性和形态纳入到权力控制的范围内。当然这种控制并不是要压抑性，而是通过对性态的部署为资产阶级的精力旺盛、健康长寿、传宗接代而服务。因此不存在脱离于权力控制之外的性和性态。
四，评价
福柯站在解构主义的立场上，通过对微观统治结构的分析和解剖，从人们习以为常的社会和政治现象来分析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福柯的分析向人们表明，现代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中存在的二元倾向：即一方面，资本主义建立了民主政治。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统治权形式之外，又建立了一个非统治权的监控网络。这种权力网络本质上是专断的，是支撑资本主义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础。现代资本主义就是靠这样一种表面民主，实质专断的战略将社会纳入到了自己控制之下的。
福柯对近代民主政治的分析也向人们阐述了一个基本的道理。微观机制的建立对宏观民主政治的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现代政治管理机制是宏观机制与微观机制的结合。即微观机制的建立落实了宏观机制给予的指示和基本精神，同时微观机制培育起来的思想文化又在支撑着宏观机制。而宏观机制的建立又决定着微观机制。
福柯对近代民主政治的分析无疑是深刻的 。然而不能不看到，福柯对近代民主政治的分析又带有自身的局限性。一是，福柯是以一种非中心的观点来认识政治和社会的。然而由于他将社会的一切都归结为是权力关系，这在实际上就否定了他所坚持的非中心立场。二是，福柯偏重于文化和政治的分析，而较少地和经济基础联系起来。三是，他在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的分析中，搁置了谁控制和使用权力以及为什么要控制和使用权力这样一些较为重要的
、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而是将视角放在了权力的运作方式，权力的微观领域上，甚至将其夸大为是宏观政治的基础。实际上谁来掌权 、为什么用权对权力的运作方式和权力的微观领域居于决定的意义；宏观领域的政治对微观领域的政治更具有重要的作用。福柯的这种分析将人们注意点引向到了微观领域，这当然有助于人们深入从社会具体的方面认识现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虚伪性的方面，但也容易使人们忽视资本主义政治背后那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
福柯在他对近代民主政治思想的分析中，更多地注重了权力的压迫性方面。对近代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所取的成就持一种否定的态度。甚至说在他的著作中并不存在什么价值。即使在他的后期思想中，他的思想观点发生了一些变化，承认对启蒙思想采取完全的否定的态度是不可取的，但他对现代政治的认识仍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
引文出处：
1，2，4，林贤智：《福柯集》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第439，439，239页。
3，福柯：《性史》，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81页。
5，福柯：《疯狂与文明》三联书店1999年，第83页。
6，7，严峰译：《权力的眼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232－233，233页。
8，马克思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四川人民出版1986年，第23页。
9，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1页。
10，科瑟：《社会学思想名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253-254页。
11，13，14，福柯：《规训与惩罚》三联出版社1999年，第248，113，17页。
12，福柯，转引自：路易斯 . 麦可尼：《福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42页。
作者简介：博士，副教授,天津师范大学政法系， 邮编：300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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