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布热津斯基：如何与中国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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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政治已经取代欧洲政治，成为世界事务的中心。当欧洲的战争明显地对美国构成威胁时，美国除了参与欧洲的政治，防止爆发新的冲突，或者防止出现一个敌对的欧洲霸权之外，别无选择。因此，在20世纪，欧洲的政治加速了美国对世界事务的参与。今天，欧亚大陆几个强国之间的相互作用，成为全球稳定的关键因素。所以，美国的政策必须在构想上涵盖欧亚两个大陆，由特定的欧亚大陆的双边关系相互交织，构成一个连贯的战略整体。　　
我们必须在这样一种广泛的欧亚大陆背景下处理美中关系，正确地评价其重要性。与中国的关系，必须和与欧洲、日本及俄罗斯的关系一起，构成华盛顿的四个最重要的国际关系。美中关系既有可能引起重大后果，又起着催化剂的作用，超越了本身内在的双边重要性。美中关系对其他国家的安全和政策有着巨大影响，可以左右整个欧亚大陆的均势，这不同于其他一些重大的双边关系，比如美国与墨西哥的关系，后者只会使直接涉及的双方受益或者对其构成威胁。　　
更具体地说，东北亚和东南亚的和平，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取决于美中关系的状况。美中关系对日美关系也有重要的意义，对日本如何界定—无论是消极的还是积极的—其在亚洲的政治和军事作用有重大影响。最后，同样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方向会影响俄罗斯最终在多大程度上决定：是与大西洋主义的欧洲加强联系最符合其国家利益，还是与反对美国的中国结成某种联盟更具吸引力。必须立即补充的是，对于中国来说，美中关系与其同日本、俄罗斯和印度的关系一样，有着最重要的意义。事实上，对于中国来说，北京与华盛顿之间的互动，无可争议地是这四个关系中最重要的。它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和安定至关重要。美中关系如果破裂，将会使中国获得的外国资本和技术大幅度减少。无论中国领导人何时受到民族不满情绪（如台湾问题）、或者受到更具野心的全球性抱负（如用“多极化”取代美国的“霸权”）的诱惑，采取更强硬的政策，都必须对这一重要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事实加以考虑。　　
那么，从本质上讲，在美国与中国复杂的平衡当中，北京必须谨慎行事，以防其更远大的抱负与眼前的利益发生冲突，同时，华盛顿也必须小心谨慎，以免在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因战术上的不当而破坏它在欧亚大陆的战略利益。　　　　
一、澄清历史　　　　
美国在明确其更长期的对华政策、应对更直接的政策困境时，必须对中国是什么、不是什么有清醒的认识。不幸的是，美国对这个问题的认识非常混乱。自称了解情况的有关中国的文章，往往观点混乱，有时甚至近乎歇斯底里地走极端。结果，在美国公众的讨论当中，中国被刻画成2020年代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反美强国的邪恶形象，这与偶然把中国描绘成逐渐被美国投资商改造成一个巨大的香港的温和形象非常不一致。目前，无论在公众当中还是在国会里，关于中国都没有形成一种现实主义的共识。　　
近年来，美国政府的态度也缺乏连贯性。不幸的事实是，克林顿政府“迫于公众和国会的压力，在中国问题上犹豫不决和大转弯”，总统本人“并不情愿保护美中关系免受国会的破坏”，“国会一些人只要有机会，就想破坏美中关系”[1]。美国总统在1999年春末没能妥善处理同中国举行的世贸组织谈判，国会一味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哗众取宠的行动，都说明以上批评是有道理的。　　
此外，被认为代表着今天和明天的中国实质的那些令人瞩目的象征性事件，往往左右着公众对中国的认识。因此，在许多美国人看来，天安门事件和西藏问题，代表着中国在民主和民族问题上负面形象的持续性（而无改善迹象）不断，这样一个极为重要的事实。另一些人认为，上海的摩天大楼、中国的自由市场通过因特网不断向世界开放、旅游、外国投资等等，都使中国经济“奇迹”戏剧化，它们象征着一个逐渐摆脱其僵硬的意识形态外壳的、处在过渡时期的国家。那么，究竟哪个中国代表中国的真实面目？在今后的岁月里，美国将与什么样的中国发生冲突或者共处？　
我认真阅读了可以得到的大量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前景的文献，又与中国人打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的交道，我相信，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从一个显见的基本事实出发：即中国国土广袤，不容忽视；中国历史悠久，不容藐视；中国雄心勃勃，不容我们对其想当然。中国这个主要的古老文明国家，作为一个民族国家，保持着独特的历史延续性，有世界百分之二十的人口。同时，在过去两百年中蒙受的（在许多情况下是真实的）耻辱而造成的民族不满情绪，以及日益增长、甚至达到自负程度的自信，驱动着中国。中国已经成为一个主要的地区性角色，尽管目前其实力尚不足以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甚至是美国在远东地区的优势。　
中国目前的和今后十年左右的军事实力，都不会对美国本身构成严重威胁，除非中国领导人选择民族自杀的道路[2]。中国的核力量具备的主要是威慑能力。中国在不断加强军事力量，但其规模不庞大，速度也并不快，技术上也没有给人以深刻印象。然而，一旦远东爆发涉及中国的根本利益、而仅仅涉及美国的边缘性利益的地区性冲突，中国的确有能力使美国蒙受不能接受的损失。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军事力量已经在本地区举足轻重，并且日益壮大。　　
尽管如此，与前苏联不同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具备在全球范围内从意识形态上向美国挑战的能力，特别是目前其共产主义体制正在日益向着实用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中央集权下的经济统制转变，对其它国家内在的感召力很有限。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没有参与任何重大的国际革命行动，而驱动其引起争议的军火出口的，是商业利益或者双边国家利益。（这样，他们的军售与法国或者以色列的没有多大的区别，而后者实际上也向中国出口武器技术。）　　
此外，近年来中国的国际表现一直比较克制。中国没有行使否决权来阻止经联合国批准为了科威特而对伊拉克采取的军事行动，也没有阻止联合国安理会批准向科索沃派遣国际维和部队，它同意在东帝汶部署联合国维和部队，与印度在果阿、印度尼西亚在占领东帝汶时的作法不同的是，中国先后以和平方式收复了香港，最近又收复了澳门。在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中，中国的行为是负责的，得到国际间的好评。最后，目前中国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所做的努力，无论其谈判的立场有何优点或者不足，都表明中国对于全球多边合作的兴趣浓厚。内部矛盾　　
当仔细分析一下中国的国内情况，当考虑到中国当前对美国的看法时，情况就更加复杂。中国基本是一个尚待完成的事业。它的共产主义革命已经丧失了热情。它的后共产主义改革取得了部分成功，特别是在城市、工业、商业等方面，但这需要在理论上作出重大让步和妥协。其结果是，中国的体制变成了一个混合体，在工业部门和国家官僚机构里残留的许多意识形态的教条，与外国投资推动的充满活力的资本主义企业精神不十分协调地共存着。因此，中国未来体制的走向尚未完全确定，但是，这个体制中，共产主义与商业主义的并存会出现的矛盾已经非常明显。　　
中国的经济变革与政治变革的轨道正在分道扬镳。在某个点上，两者之间的距离将大到无法继续维系下去。这时便不得不放弃某些东西。此外，现有的政治精英——他们本身已经并不年轻——很快将被既不是在大跃进中、也不是在文革中在政治上成熟起来的一代人所取代。正在崛起的政治精英，是在邓小平对中国的经济进行务实的大胆革命当中成熟的，因此，他们更有可能会校正中国变革的轨道，使之更接近经济的轨道。　　
随着政治统治集团使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来弥合自身与发展中的社会经济环境之间的距离，人权问题有可能变得日益尖锐。　　
自由问题肯定也会变得越来越关键，并且让现政权感到棘手。的确，几乎可以肯定地预言，在不远的将来，可能就是在即将到来的十年中，中国将经历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　　
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无论其政治前景如何，在可见的未来里，中国不会成为一个全球性强国。如果全球性强国这个词有什么真实的含义的话，它一定意味着真正在全球军事能力方面占有绝对优势、重大的国际金融和经济影响力、明显的技术领先地位和有吸引力的社会生活方式—所有这些必须结合在一起，才有可能形成世界范围内的政治影响力。即使在不太可能出现的持续快速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在未来许多年里，中国也不会在上述任何一个领域里居领先地位。再有，中国落后和薄弱的社会基础设施，加上其众多人口尚处人均贫困状态，都说明中国的发展将是步履维艰的。　　
这里，我们必须指出，目前有关中国必将成为占主宰地位的世界强国的耸人听闻的宣传，在某种程度上使人回想起更早些时候对日本必将上升为超级大国的那种歇斯底里。驱动那种歇斯底里的，同样是毫不考虑其他复杂的因素或不可预测的突发性事件，而对经济增长率进行的机械的估测。日本人购买洛克非勒中心造成的震动，曾一度成了对日本的未来所持的偏执、刻板的看法的象征。　　
尽管如此，中国充满不定因素的国内局势，可能会强化对待美国的某种固有的、矛盾的，有时甚至是敌对的态度。中国领导人虽然承认，如果中国要继续发展，就必须与美国保持稳定的乃至合作性的关系，但是，中国已经不再是和美国一起反对构成威胁的苏联的战略伙伴。1972年，在上海实现突破之后，尤其是1980年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曾经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这戏剧性地把长达三十年的对抗转变成十年的战略合作[3]。今天，由于苏联的解体，中国既不是美国的敌人，亦非美国的战略伙伴[4]。中国有可能变成对抗者，假如它愿意，或者美国促使它这样做。
突出消极面　　
目前，中国的对美政策，既包括在特定利益领域里的合作，又在总体上从消极的角度界定美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对美国作用的认识促使中国在外交方面采取了旨在削弱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的行动。从修辞上看，中国对俄罗斯的政策似乎是友好的，经常提及“战略伙伴关系”。中法关系（或许并不令人吃惊地）也是如此。双方（比如希拉克总统与江泽民主席1999年10月的巴黎高峰会谈）都声称极为赞成全球“多极化”的概念，这是对遭人厌恶的美国“霸权”并不十分隐晦的抨击。　　
的确，“霸权”一词，已经成为中国在界定美国目前在世界扮演的角色时惯用的说法。中国的公开声明以及研究国际事务的专业刊物，总是谴责美国是一个好管闲事、居高临下、傲慢和主张干涉的强国，它越来越依赖使用武力，甚至有可能干涉中国的内政。　　
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引发了中国更大规模的批判，指称美国置传统的国家主权而不顾，奉行干预主义的理念，这对中国具有非常可怕的含义。正如一位中国专家指出的：如果中国出现严重的内乱，而又无法立即控制住局面，同时，国际社会一致加入了反华潮流，在这种情况下，霸权主义者（可能与其盟国相勾结）可能对中国进行军事入侵[5]。　　
上述观点既不是极端的、也不是孤立的断言。在发出这些警告的同时，令中国越来越感到不安的是，美国正在加速建立并且加强在远东地区的反华联盟，其中包括被说成是正在进行危险的重新武装的日本、韩国和台湾，这个联盟“类似于远东的一个小北约。”[6]美国、日本和韩国围绕着可能联合对付战区导弹攻击的讨论加深了中国的怀疑。美国和台湾的媒体不时揣测台湾可能加入这样的集体防御系统，也进一步激怒着中国人，他们认为这再次证明，美国越来越倾向于使台湾目前与中国的分离永久化。　
一个最能说明目前中国倾向于强调美中关系中的消极面的例子，也许是试图用更深刻的理性和文化合法性的理由，来解释似乎在加剧的对立情绪。香港《大公报》，于1999年9月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美冲突的文化根源”的重要社论，提出了一个论点，即“中国与美国文明之间的冲突，是神圣的生活方式与世俗的生活方式之间更深层次的冲突。”令人惊异的是，中国这个自称信奉共产主义的国家竟然是前者的代表：“中国的文明始终强调天人合一。”文章指出，这一形象与“从美国文明中生长出来的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行为模式”形成鲜明的对照，致使美国人“蔑视东方文明，认为东方文明落后无知。”由此得出一个僵硬的政策结论：“永久消除中美关系中在人权、民主和自由等领域里的冲突，是绝对不可能的。”[7]　　
诚然，上述观点有一定的作用，因为它还有助于目前中国为使美国在意识形态上处于守势所做的努力。这些观点并没有为北京界定美中关系的总体性质。中国寻求缩小美国在全球的优势范围（以及由此产生的对中国的影响），因此，它需要为控制与美国的对抗提供某种理论合法性。然而，显然中国出于自身利益也希望为自己保留与美国合作的至关重要的种种好处。在这两者之间保持平衡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因为中国领导人尚未找到能够取代以前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有效替代物。这一重要现实严重限制着中国的反美倾向。　　
因此，美国和中国保持着军事联系，加强了经济关系，并且维持着比较融洽的政治关系，即使同时在与莫斯科、巴黎和所有愿意参与的国家的联合宣言中倡导“多极化”，谴责“霸权”，结果形成了一个夹杂着共产主义术语和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的混合体。这个大杂烩反映了中国领导人在国内外面临的矛盾，因为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对外政策都有悬而未决的含混之处。　　
毫无疑问，中国的领导人通常是明智而讲究实际的，他们意识到了这种内在的意义含混。他们肯定意识到，尽管有豪言壮语，巴黎不会加入某种主观臆想的北京——莫斯科——巴黎反美同盟。他们必须明白，大概除了一些技术上不算太先进的军事装备之外，俄罗斯能够给予中国的东西并不多。最终，他们必须懂得——他们的所作所为表明他们的确懂得——在这个历史关头，与美国的关系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公然对抗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根据上述观点可以作出进一步的评论。在更广泛的国际体制的格局当中，今日的中国既非20世纪30年代的日本，也不是20世纪50至70年代在意识形态和战略上咄咄逼人的苏联。无论什么样的比喻，从定义上讲，都会造成不同程度的误解，但是，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之间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当时，德国的政策不断变化，而德国本身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强国。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德国人认为自己得不到承认和尊重（使德国感到不快的尤其是傲慢的大英帝国，使中国不快的是目中无人的美国）而感到怨恨，他们对周边越来越与之对立的联盟形成的包围感到恐惧，德国人口中绝大多数是年轻人，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高涨，德国希望尽早对世界的等级地位进行重大调整，所有这一切，驱使着德国人的抱负。　　
如果19世纪90年代采取了更明智的政策，是否能够避免四分之一世纪之后爆发的1914年欧洲战争，这永远是个未知数。同样，谁也不能肯定未来25年中国将向何处去。然而，在现阶段必须避免哪种前景，已经是不言自明的。对于美国来说，需要以清醒的战略头脑处理好台湾这个敏感的问题，特别是处理好使中国融入更广泛、更稳定的欧亚大陆均势这个更长远的任务。　　　　
二、争取战略均衡　　　　
台湾问题　　
对于美国来说，台湾是个棘手的问题，而中国是个挑战。台湾使美中关系复杂化。但是，美中关系的状况，决定着东亚乃至更广泛的欧亚大陆是稳定，还是动荡。诚然，如何处理台湾问题，将影响——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决定——美中关系的发展。但是，台湾问题除了有这些影响外，它本身的地位如何，并不是国际间关注的重大问题。　　
不过，在处理台湾与大陆之间敏感多变的关系时，重要的是既要考虑历史，又要注重战略。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直接遗留下来的问题。它又是一笔未作结论的遗产，因为台湾独立于大陆之外而存在的现状提醒着人们：内战双方都没能彻底消灭对方。虽然其中取胜的一方控制了大陆，因而控制了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而失败的一方仍然不仅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继续存在，而且还成为一种可能的政治选择，尽管后者占据着仅有中国百分之二人口的一个小岛。　　
台湾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内战的胜利一方之外保持自己的独立，主要得益于美国。甚至在1949年中国的内战在大陆结束之后，美国仍继续以间接的方式卷入这场内战。美国保护和支持着台湾。台湾海峡军事冲突不断，直至70年代内战实际上暂时终止。内战的终止，是由于在尼克松总统的推动下，美中两国举行了直接会谈，后来在卡特总统任期内，美中关系实现了正常化[8]。最后作出的安排的确颇具创造性，它使胜方默认，作为内战的过渡性结果，中国实际上处于分割状态，但又不用把它当成一个永久的法律现实来接受。　　
由于双方接受了以下这个复杂的公式，所以才能够作出这种明智的安排：（1）美国承认，大陆与台湾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2）美国声明，希望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如果不能和平解决，则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利益）；（3）中国重申，统一是中国的内政，将按照中国认为适当的方式来解决，尽管中国也愿意和平解决。　　
克服了这个障碍之后，可以说，统治着中国98％人口的政府，就是应该得到正式承认的政府。也可以说，台湾不能作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得到承认，尽管美国可以继续与台湾保持实际的和功能性的关系。1980年国会正式通过“与台湾关系法”，该立法在没有明确台湾为主权国家的前提下，使美国与台湾的关系合法化。实际上，这笔大交易的结果，是既维持了与中国的正式关系，又实际上尊重了目前台湾特殊地位的现实。　　
上述安排被证明使台湾受益，同时又使美国能够与中国发展广泛的关系。由此促动的台湾的繁荣无须在此一一列举。由于中美之间的紧张局势得到缓和，美国继续对台军售，并公开宣称台湾海峡的和平涉及美国的利益，台湾因此而繁荣昌盛，成为一个经济上的奇迹和民主成功的范例。台湾的成功，又为以下主张提供了极好的、令人鼓舞的证据，即民主与中华文化是相融的，它的范例对大陆中国未来的演进，有着重要的和长远的意义。
台湾不仅经济繁荣，政治昌盛，而且成为一些国际组织中受尊敬的积极参与者。比如，它是亚洲开发银行、亚太经济论坛和中美洲经济一体化银行的正式成员，并且正在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它与140多个没有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保持着正常的经济、技术和文化联系。　　
台湾海峡无战事，是证明台湾从美中关系正常化中受益的另一个例子。与关系正常化之前不时发生冲突形成对照的是，在分割着大陆和台湾的海峡两岸之间，进行了大量的资本和人员方面的交流[9]。这些社会经济联系，反过来又使海峡两岸的当权者有可能进行非正式的、认真的对话。　
李登辉的单方面行动　　
1999年下半年，台湾当局突然单方面对台湾与大陆之间的关系重新定义，打破了这种非正式的安排。在被媒体大加炒作的一次采访中，李登辉突然放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把台湾与大陆的关系重新界定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这个新公式的含义是不言自喻的：一个中国突然被重新界定成两个独立的国家。此外，李登辉又在随后发表的一次声明中坚持说，台湾的居民“在新台湾人的意识的基础上，已经形成了新的民族性。”[10]
李登辉的行动，事先并没有同美国磋商，但是，美国支持台湾的人，在经费充足的台湾游说集团的鼓动下，更卖力气地通过国会向美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政府采取支持台湾“主权”的立场[11]。形形色色的台湾支持者们还发起一场运动，指称中国正逐渐加强对台湾的军事威胁，尤其是敦促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支持去年早些时候国会提出的所谓*加强台湾安全法”。提出该项法案，目的完全是为了在事实上恢复1955年与台湾签订的双边防务条约（该条约在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后失效），条约所含的特定的强制性规定，旨在恢复台湾作为美国的反华军事同盟的地位。　　
必须指出，这些危言耸听的高压手段无视这样的事实，即中华人民共和国目前缺少、并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具备成功地发动跨越120海里渡海两栖入侵的空运和海运能力。人们只需回顾一下1944年跨越更狭窄的英吉利海峡的诺曼底登陆遇到的巨大困难，尽管当时盟军的空军和海军占有绝对优势，而德军相对处于劣势。相比之下，抵抗共产党登陆部队的台湾地面部队装备更精良，机动性更强。台湾还具备与中国争夺台湾海峡的制空和制海权的能力。　　
另外还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国防部长在1999年2月发表的一份评估报告中得出结论，只有“到2005年，人民解放军才会拥有能对台湾关键军事设施和经济基础设施实施造成严重损害的空中和导弹打击的能力”[12]。即使到那时，具备这种能力也不意味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能够实施有效的进攻。还必须把台湾通过对大陆主要港口实施打击或布雷、切断大陆与整个世界的贸易联系、进行有效反击的能力考虑在内。　　
总之，无论李登辉公开发表“国与国关系”的原则目的何在，并不存在要台湾采取单方面行动的紧迫安全需要。于是出现这样一个问题：他这样做到底是为什么？台湾领导层必须懂得，这将使美中关系复杂化，造成台湾海峡新的危机，因此人们不得不假定，李登辉这样做（至少部分如此），是因为他作了这样的分析：美中发生军事冲突，即使是由台湾挑起的，也必然在政治上对台湾有利。　　
对于美国来说，对两岸关系新界定的默认，以及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意味着实际上给台湾开一张空白支票，它可以随意重新界定自己的地位，因为美国将承担在任何情况下保卫台湾的义务。这就等于说，无论台湾采取什么挑衅行为，其中包括正式脱离中国，美国都保证给予其无条件的保护，因此，就等于否定了此前美中所做的一切努力。还必须注意，在由此引起的台湾海峡的任何对抗中，美国将发现自己在国际上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这一点非常重要。　　
对于中国来说，美国国会提出的立法标志着美国重新卷入中国内战，而北京如果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论表示默认，将意味着正式接受中国永远分割的状态。这些不是北京喜欢的选择。还有一层含义，即在中国人眼里，与美国的讨价还价被华盛顿所利用，先是巩固台湾的地位，然后把分裂主义的台湾变成美国的永久庇护国。任何一位中国现任领导人都决不会接受这种结局，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正常关系将因此而受到威胁。　　
因此，克林顿当局拒绝接受台湾的新论点，向北京保证美中之间业已达成的谅解仍然有效，这是非常正确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华盛顿除了在保证无条件地保护台湾的安全和承担义务阻止中国采取强制性手段实现统一这两种作法所包含的危险之间谨慎地保持平衡之外，将别无选择。也许，华盛顿和北京再次对台湾问题共同明确表态会有帮助，条件是北京作出明确承诺（当然是作为北京的单边决定），决不使用武力来实现国家的统一，美国同时（也采取“独立”方式）承诺，如果台湾正式宣布脱离中国，将终止对台湾的全部军售。然而即便如此，由于台湾的未来这个悬而未决、始终敏感的问题，美中关系仍将容易受到破坏。这就是双方都不可能愿意做这样的相互保证的原因。　　　　
民主：必要的条件　　
最终，台湾问题将主要取决于中国本身发生的情况。一个被认为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上远落后于台湾的中国，不会对台湾有吸引力，也不可能威胁台湾，因为防止台湾海峡发生战事仍然是美国切实利益之所在。因此，美国将会并且也应该继续在谨慎的、有节制的前提下，为台湾提供必要的自卫武器。　　
反之，如果中国成功地发展并逐渐实现民主，最终可能会同台湾达成某种实际的安排。中国可能会通过把（目前运用于香港的）“一国两制”的模式扩大成“一国几制”的模式来做到这一点。　　
广为人知的“一国两制”模式，是邓小平1984年在北京同我会见的时候提出来的，并且做了很多宣传。很明确，它显然是为解决台湾问题设计的。1997年，我在访问台湾时使用了“一国多制”这个词，我考虑的是，除了中国之外，还有香港，澳门，可能最终还包括台湾。1999年10月18日，江主席在接受伦敦《泰晤士报》的一次采访中，谈到中国到下个世纪中叶的主要目标时，讲了这番激动人心的话，在香港和澳门成功回归之后，中国最终会通过坚持“和平统一和一国两制”的政策，解决台湾问题，完成国家的统一大业。　　
在现阶段，话不可能说得更明确，但是，台湾的发言人把中国实现民主化作为任何接近（乃至最终实现）统一的安排的实际先决条件，总的说是有道理的。因此，美国面临的真正战略挑战——比台湾问题更为重要——是中国在国内政治的演变特别是其统治精英的世界观方面的演变。　　
这种演变可能受到来自外部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即使中国的民主变革不能采取强制性方式。总的来说，统治精英进行的理性的经济改革（可能并非有意）所释放出来的社会和经济的压力将使中国发生积极的变化。所有这些变化的效果，特别是由于现代大众通讯手段，从根本上是与持续的政治沉闷和不开放不相融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权的事业只能而且必须受到外界有意的支持，即使其代价是同中国统治者发生一些摩擦。　　
但是，中国并不是美国的附属国，也没有像前苏联那样在全球构成意识形态上的挑战，就前苏联而言，通过在人权问题上大做文章而使其处于守势是有利的。实际上，采取与中国在意识形态方面持续对抗的政策，更有可能刺激日益感到不安全的政治精英更加公开地倒退，从而推迟希望得到的变化。鉴于中国内部不断发生着的变革，其中包括加强对外开放的明显趋势，以深思熟虑的含蓄方式在中国促进人权会更加有效。　　
比如，那些广泛帮助中国推广法制的项目肯定会对民主化产生重大影响。的确，正如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的反面教训所显示的，在口头上强调选举民主制的结果可能是自欺欺人。相比之下，从制度上推广法制可以为实现真正的民主建立持久的基础，同时使有效的市场经济的前景更令人乐观。统治精英认为后者符合他们的利益，因此，宣传法制在政治上比较容易，从长远看更有效。　　
同样，帮助越来越多经选举产生的地方官员履行职责，应该成为人权的项目的重点。地方政府越强大，越民主，中央的控制就越弱。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高层的政治精英有可能接受诱人的合作，因为他们意识到，有效的地方政府是现代化所必须的。人权问题因此可以跟中国雄心勃勃的国内计划结合起来。美国国会明智的作法是，在向帮助中国人发展真正的公民社会的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的帮助时，最好记住以上训诫。　　
西藏问题难度更大，到一定时候，中国政府可能得出结论：创造性地运用“一国多制”的模式，可能会更有建设性地解决明显违反对待少数民族的国际规范这个问题。直接与达赖喇嘛谈判将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重要的一步。　　　　
日本因素　　
美国如果坚持这样的政策，即逐渐加强中国在东北亚和平中的利害关系，以及中国在稳定的欧亚力量均衡中发挥建设性作用的利害关系，就更有可能有效地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只有在这个更大的背景下，突出的台湾问题才可能最终得到解决，一个“一国多制”、民主和繁荣的中国才可能成为现实。此外，正如美国过去如果不慎之又慎地处理同欧洲的关系，就无法成功地执行对苏联的政策一样，美国的对华政策几乎可以肯定也是一种三角政策，在制订时必须兼顾日本的因素。　　
中国对任何涉及日本的事以及日本国际作用的变化都特别敏感。中国既把日本看作是夙敌，又把它看作是美国势力的延伸。因此，美日联盟的性质和规模，在北京看来是头等重要的问题。日本同样关注着中国及其对美关系，这并不令人感到吃惊。自民党总裁鸠山由纪夫的评论尤其引人注意，他说，“我们必须更努力地加强中国对日本的信任，因为我们对美中关系的前途如何没有把握。”鸠山补充说：“不能完全排除华盛顿和北京相互角逐霸权的可能性。因此，认为始终站在美国一边就保险的想法，可能有些危险。”日本是否仍然主要与美国结盟，或者走自我武装的道路、在亚洲以我行我素为主，不夸张地说，将主要取决于美国对华关系处理的好坏[13]。　　
这种三角关系的现实有两个方面的影响。对于中国，主要的意义在于，北京的明智之举是在反对美国“霸权”的运动中采取克制态度。这种运动有可能对中国来说适得其反。中国关于与俄罗斯（可能还会与印度）结成反美联盟的言辞如果过于激烈，就有可能形成要求美国建立以美国为首、不仅包括日本和韩国而且甚至包括台湾的反华联盟的更强烈的压力。美国有些人还可能鼓吹在战略上向印度靠拢，因为印度对中国存有戒心，并且赞同美国的民主价值。中国人还必须明白，日本潜在的、固有的反华情绪一旦有了机会，会迅速主导日本的政坛。　　
事实上，日本的反华情绪，尤其是外交政策机构里的反华情绪正在明显上升。野村综合研究所所长森本信男认为，即便日中联合声明谈到了“友好合作的伙伴关系”，日本和中国在未来50至100年里仍将无法摆脱在政治和战略上相互竞争的关系[14]。　　
中美公开对抗，最有可能刺激日本与中国之间展开激烈的军备竞赛，这既不利于远东的稳定，也会削弱美国在远东的地位。虽然美国和日本都不能排除中国的确成为威胁的可能性——因此，它们的结盟也是一种安全保障形式——但促使这种威胁成为现实，无益于美国和日本的利益。因此，重新武装日本应该是美国最后的而不是第一位的战略选择。　　
因此，对于美国来说，关键在于必须谨慎权衡美日防务合作必然要进行的调整以及加强日本在国际间所起的安全作用，与对中国关注的问题必须敏感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相信，日本致力于大力加强军事力量，其锋芒是针对中国的。中国的新闻媒体有意大事渲染日本发表的任何可以视为反华的言论。因此，当新当选的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他对美国的攻击也颇为有名——称台湾为日本的“周边国家”时，就连中国最权威的报纸也表现得极为愤怒[15]。因此，美国应该特别谨慎地确保军事实力加强了的日本完全融入东北亚更广泛的安全合作体系，而不是主要作为美国的反华盟友。　　
因此，美日在远东地区加强安全合作，不应该效仿北约最初明显针对苏联的侵略意图的模式。当前，中国没有能力发动真正严重的地区性侵略。因而，美日韩持续的防务计划和军事演习必须避免带有反华的倾向。此外，应该尽可能地让中国参与新出现的地区安全多边对话。促成美日韩三方面进行认真的军事对话用了好几年时间，美国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努力。进行某种形式的美日中韩四方防务磋商也已经提出来，并且可能逐渐变成比较正式的磋商。需要记住关键的一点是，东北亚的地区安全不是一场一方收益而另一方必然受损的游戏；如何对待中国很可能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
以上评论用于政治上敏感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非常贴切。如果处理得当，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可以起到地区稳定的作用；处理失当，可能引起美中之间的严重对抗，在日本引发一场关于日美和日中关系的辩论，造成分裂和动荡。因此，有两点需要谨慎对待。第一，地区性美日韩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不应该包括台湾，无论是正式的，还是以直接部署的方式。可以使用设置在美国海上平台上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把台湾实际上包括进去，这样就可以避免中国批评美国通过后门恢复与台湾正式的防务安排。第二，应该象当年对苏联那样，与中国就最终的导弹系统进行磋商，没有什么理由非对中国区别对待。　　
从更大的范围看，尽力推动与中国进行不仅包括东北亚而且包括欧亚大陆的安全问题的全面战略对话，也是十分重要的。只要可能，就应该举行包括日本人的三方对话。对话的题目应该包括俄国的未来（在这个问题上很少与中国人进行过深入的探讨，然而，鉴于中国的人口多得多，经济发展迅速，邻国俄国的远东地区是个空旷的地区，这种讨论对中国至关重要[16]），中亚各国的地位（中国和日本对它们的能源资源都非常感兴趣），东南亚的稳定，以及已经具备核武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不稳定的关系。开展这种对话并使之制度化，特别是使之成为真正的三方对话，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和很多时间，但是促进这种对话应该被视为美国必须优先考虑的战略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成功地进行三方对话，并且在战区导弹防御系统问题上采取合作*不是单方面的）态度，有可能促使中国更愿意以和平的方式解决朝鲜分裂的问题。朝鲜的分裂是冷战遗留的最后一个尚未解决的重大领土和政治问题，这个问题现在变得越来越难以处理。然而，建设性的解决朝鲜问题不仅需要中国的首肯，还需要中国实际参与。当中国开始把自己看成远东更大的安全计划的一部分（在这个计划里，美国和日本不被看作中国潜在的敌手）时，中国参与的可能性更大。　　
三方战略对话又可以为包括美国、欧洲、俄罗斯、中国和日本在内的更广泛的欧亚安全论坛铺平道路。欧亚大陆的西部已经通过北约和欧盟高度组织起来，这些一体化的结构，通过包括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在内、拥有54个成员国的欧安组织（OSCE），与欧亚大陆反复无常的“中间地带”交迭在一起。在东边，除了日韩的非正式磋商之外，制度化的安全合作只包括美日和美韩之间的正式条约。中国没有正式参与，没有与类似欧安组织那样的松散合作。五方进行认真的战略对话，至少可以重新定义OSCE中的字母，从European（欧洲）变成Eurasian（欧亚），把十几个亚洲国家纳入扩大了的、重新定义的OSCE中去。　　　　
吸收中国加入　　
吸收中国加入更大范围的欧亚大陆力量均衡的任务，也必须在其他方面展开。除了与中国和日本建立更加持久的三角关系以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及美中正常贸易关系的制度化，也都是将中国逐步融入世界经济的重要步骤。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适用于中国加入八国集团的问题（我为此事已呼吁了三年）。八国首脑会议已经变成一种混合体，既不是民主国家的论坛，也不是最发达经济体的秘密会议。这种双重作用的模式因为出于政治需要而做出的让俄罗斯参加的决定而受到削弱，因为俄罗斯几乎谈不上是经济发达国家，也不好说是民主国家。因此，出于类似的政治需要，也应该把更有经济活力的中国包括进去，使九国集团成为真正世界强国的论坛。这将满足中国对地位的要求，同时增加它在正在形成的全球体系中的利害关系。　　
从某些方面看，中国在国际上的表现并不比印度差，也许甚至要好一些。多年来，新德里一直支持苏联形形色色的侵略，与邻国交战比中国更频繁，无视核不扩散条约，动用武力来解决殖民时代遗留下来的果阿等一些问题，无视克什米尔的人权，在世贸组织的谈判中吵闹得不亚于中国。然而在美国，没有一位主要的总统候选人把印度贴上美国主要“竞争对手”的标签，而中国却在1999年下半年被称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显然，印度的民主制度给它在海外的抱负加上了比较温和的色彩，但是把中国与印度(同中国一样，印度是很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也是政治上雄心勃勃的大国)相比较，应有助于人们正确看待对中国的过分恐惧心理。　　
尽管如此，重申中国不太可能再次成为70年代末到80年代那样的美国的战略伙伴是重要的。在不发生严重的国内外危机的情况下，现实地估计最好的情况是，中国将逐渐成为国际“游戏”中越来越合作的一员。在这种游戏中，主要的参与者遵守共同的规则，但由各方自己记分。作为地区的主角，中国时而会与美国发生冲突，但是中国也很可能会发现，遵守共同的标准更有利于其长远利益。这样，中国也许既不会成为美国正式的盟国，但也不会公然宣称为美国的敌人，而是演进中的国际体系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不断碰到并且不大情愿地接受这个体系越来越多的规则。　　
这样一个在国际上越来越合作的中国将对欧亚大陆产生重要的地缘战略影响。由于俄罗斯显然担心中国更强大的经济和更众多的人口，这样一个中国，比对美国采取敌对态度的中国，更有可能促使俄罗斯倒向大西洋主义的欧洲。同时，这样一个中国将强化日本维持稳定的日美联盟中的利害关系，而不会使日本因为感到恐惧而加速重新武装，或者与美国的关系紧张不和。　　
因而，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战略任务应该是使中国领导人的思维方式发生真正历史性的根本转变：使他们不再把中国看作自我孤立的中央王国、天朝、委屈的受害者，或者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比较实际地把自己看作与欧亚大陆的稳定有利害关系的伙伴和全球体系中的重要角色。　　　　
（本文原载美国《国家利益》杂志2000年春季号，承该杂志慨允，由本刊转发，中文本系中共中央党校文史部韩红翻译）　　
注释：　　
[1]李侃如，“新的对华战略”，《外交事务》，1995年11/12月刊。　
[2]见卡里尔沙德在《美国与中国：战略与军事的意义》以及其他文章中的结论，加利福尼亚州，圣塔莫尼卡，兰德公司，1999年，第59页。　　
[3]由卡特政府倡议、里根政府继承的美中连手对付苏联（特别是针对阿富汗问题）的建设性合作关系的史实，仍有待公诸于世。　　
[4]中国当然业已成为美国的重要经济伙伴，事实上是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1997年，中国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出口额达626亿美元，进口达129亿美元。同年，美国在华外资直接投资额略高于50亿美元。　　
[5]“分析可能性，研究大战略：时殷弘博士谈防范霸权主义对华干预应有的对策”，《大公报》，1999年7月2日，对外广播信息公司翻译（FBIS）。时殷弘更具体地警告说，“霸权主义者可能会在以下问题上对中国进行干预：台湾问题，西藏、新疆问题，南海诸岛问题，中国的国内政治制度，或者中国的战略武器等。”　　
[6]丁胜，“新克林顿主义”，《现代国际关系》，1999年8月20日，FBIS翻译。路中伟在对美俄关系的分析中，对所谓的美国从战略上控制欧亚大陆的计划，进行了权威性的评论，“国际安全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北京周报》，1999年8月23日。　　
[7]“中美冲突：文化根源”，《大公报》，1999年9月21日。　　
[8]吉米·卡特的“中国的真实故事”，从总统的角度，非常坦率地记叙了美中关系正常化的过程，《外交事务》，1999年11/12月号。　　
[9]据估计，有20万台商目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作，台湾对大陆的投资现在超过了200亿美元，计划还要投资250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现在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台湾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10]李登辉，“理解台湾”，《外交事务》，1999年11/12月号。　　
[11]台湾“主权”的概念，是一群保守的外交政策专家们，在一份公开声明中提出来的，他们其中一些人在目前的总统选举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传统基金会新闻发布会，1999年8月24日。）　　
[12]威廉·科恩，“台湾海峡的安全形势”，根据《1999年度拨款议案》提交给国会的报告（华盛顿市，国防部，1999年）。　　
[13]“寻求真正的独立”（原文为日文）等文章，很有启发地介绍了日本主要官员对中美关系的评述，《读卖新闻》，2000年1月11日。　　
[14]“中国人”（1999年2月），247页，FBIS翻译。　　
[15]见“石原的表演值得高度警惕”，《人民日报》1999年11月17日，FBIS翻译。　　
[16]俄国和中国对欧亚大陆最东端目前的人口现状问题都很敏感。仅东北地区就有1亿2百万人口，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68人。邻近的四个俄罗斯地区的人口是610万，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仅为5.3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