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民族精神再兴：记民族主义之善与恶

与伯林对谈

采访者：意大利《新见识》杂志主编加代尔斯(N．Gardels)

时间：1991年夏季

地点：意大利波多菲诺(Portofino)

　　问：按《部落偶像》(Idols of the Tribe)的作者哈洛德·艾赛克斯(Harold lsaacs)所说，我们现在目睹各种民族的“猛暴大集合”(convulsive in gathering)。距此不远就有南斯拉夫的异族激战。苏联已经被民族主义复苏的各共和国扯得四分五裂。从柏林围墙倒下的瓦砾堆重建的新世界秩序，已有如巴别塔(《旧约·圣经》中之通天塔)，因各方语言不通而永无建成的一天。民族主义是因何而起的?这大集台的风暴是怎么来的?

答：巴别塔本意在求集中一统，它是单座轰立的大建筑，直通天上，要大家只遵用—个语言。但是上帝可不喜欢这主意。

　　据我所知，有—则极佳的希伯来文的祈祷文，是供人们在见着恶魔的时候诵念的：“感谢主我们的上帝使被造物有多样不同。”我们能看见苏联的巴别塔垮成废墟，只该感到庆幸，即便有些效果变得很险恶——我是指激烈的民族主义冲突而言。不过，这样的冲突也不是打这时候才开始有的。

　　就近代而言，民族主义不是在复活，它根本就不曾死。种族偏见也不曾死。这些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势的运动，许多社会结构都受到了影响。

　　19世纪的重要思想家都没料到这—层。圣西门(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法国哲学家兼社会科学家)预言的是。工业家和银行家将变得举足轻重。傅立叶(Francois Marie Charles Fourier，1772—1837、法国社会学家兼改革家)说过，假如能制造出不会破的玻璃，嵌装玻璃的人就要失业了。他说中了资本主义的矛盾。布尔克哈特(Karl Burchhardt，1773—1825，法籍德裔科学家)预测将出现军事与工业的集合体。马克思的预言，除了工业技术将使文化转型此一非凡的见识，其他大多没有实现。变化转型的诸多后果之中，包括大企业财团和阶级冲突出现。

　　他们都认为，列强的帝国主义政权乃是19世纪的大问题。一旦这几个联合大企业——大英帝国、奥匈帝国、俄罗斯帝国——以及殖民主义都消灭了，踏在他们脚下的民族将可和平共存，并且藉生产创造来实现他们的目标。可惜他们都预测错了。

　　19世纪的自由主义哲学思想家，虽然大都反对帝国主义者残酷剥削“黑神的大众”(dark masses)，却没有一个认为黑种人、印度人、亚洲人可能有自己的政府、议会、军队。这些思想家都是完全以欧洲为中心的。

　　这种心态，依我看来，是在1904年日俄战争的时候改变的。—个亚洲国家竞能打败欧洲强国，此一事实必然使许多印度人、非洲人等心中受了电击—般，激起反帝国主义、自强、民族独立等等意念。2)世纪的左冀运动若非与民族主义情感并行，在亚洲和非洲———如中南半岛、埃及、阿尔及利亚、叙利亚、伊拉克——未必能成功。

　　无侵略性的民族主义是另当别论的。追溯其开端是极具影响力的18世纪德国诗人兼哲学家赫尔德(Jonatha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狂飘运动先驱)。

　　归属感几乎等于是赫尔德发明的。他认为，人既需要吃喝，需要安全感与行动自由，同样也需要归属某个群体。假如没有可归属的团体，人会觉得没有依靠、孤单、渺小、不快活。赫尔德说，乡愁是最高贵的一种痛苦感。所谓有人性。就是到某一地方能够有回到家的感党，会觉得是和自己的同类在一起。

　　按赫尔德所说，每—群体都有自己的Volksgeist(意即“民族精神”)，也就是一套习俗与生活方式，一种看事与行为的态度。这些之所以有价值，纯粹只因为这是属这个群体所有。文化生活整个是在这特定的流传不息的传统中形成，而这传统的来源则仅限于群体成员的集体历史经验。

　　因此，除非亲身经历过北海的暴风雨(如赫尔德在往英国的旅途中经历的)，不可能完全领会北欧的中古英雄传奇，赫尔德所说的毫无侵略性的民族概念，要点全在于文化自决。他否认任何民族优于其他民族之说，并且指作此种宣示的人说的是假话。赫尔德崇信民族文化之多样，认为不同的民族文化可以和平共存。

　　各个文化的价值是相等的，每个文化都该受到重视。在赫尔德眼中。历史的恶根都是那些大征服者，如亚历山大大帝、凯撒、查里曼，因为他们所到之处的当地文化都被消灭了。赫尔德未能活着看见拿破仑胜战的深远影响。不过，拿破仑的战绩既然动摇了神圣罗马帝国的根本，赫尔德倒也可以原谅拿氏的征服行为了。赫尔德认为，唯有具独特性的事物才有真价值。所以，启蒙时代法国有人主张所有文化皆具共通模式，他也反对此说。对他而言，世上几乎没有超越时间的真理，因为最重要的即是时间、地点、社会生活(即后世所谓的文明社会)。

　　问：然而，赫尔德说的“民族精神”却变成了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如今的塞尔维亚民族精神，又在和克罗埃西亚民族精神以及波士尼亚穆斯林生活方式作战。亚美尼亚入和阿塞拜疆人，老早就有民族精神之战。而格鲁吉亚人和俄罗斯人之间也有这种激情起伏，甚至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间也对。

　　文化自决的抱负怎会转变成为民族文义的侵略行为?

　　答：我曾在别处写过。受伤的“民族精神”就像被弯下的树枝，因为是用强力硬压下的，一旦放开就会猛然反弹。民族主义是因为压抑紧绷造成伤口所致，至少西方的民族主义是这样发生的。看看东欧和前苏联，现在就像——个裂开的大伤口。受过多年压制侮辱之后，会产生激烈反弹，民族自尊迸发的时候，时常是专横中带着侵略性的。

　　虽然我的说法会令德国历史学者觉得不入耳，我相信，17世纪德国人民族主义的兴起，法王路易十四应该负主要责任。欧洲其他国家——一—意大利、英国、西班牙、荷、比、卢——在艺术、思想、政军方面经历文艺复兴洗礼的当儿，德国在丟勒(Albrect Durer，1471—1528，德国画家)、格吕内瓦德(Mathias Grunewald，1470一1528，画家)、罗易士林(Johann Reuchlin，1455—1522，人文主义学者)的时代过去后，变成了一个落后地区(仅建筑艺术—方面例外)。德国人不免被法国人瞧不起，在法国人眼中是乡气的、单纯的、有点可笑的、只会喝啤酒的土包子，虽然能识字，却没有天份。

　　起初，德国人自然会多方模仿法国人。到了后来，反作用终究要出现。虔敬派的人士问：“我们为什么不做自己?为什么要模仿外国人?法国人有气派的宫廷、时髦的沙龙、世故的神父、军人、诗人、画家、空洞的光彩，那是他家的事，全是浮渣糟粕。真正重要的事只有一件，就是人自己的灵魂对上帝的关系，是人与真正有价值的事物的关系。而真正有价值的是属灵的，是内在生命，是基督教的真理。”(译者注：虔敬派〔pietism〕为17世纪德国路德教会兴起的教派，崇尚个人内在宗教经验，不重视外在形式。)

　　到了16世纪70年代，虔敬派民族主义的反挫运动巳然展开、康德、赫尔德、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宗教学者)诸位东普鲁士大师，便是在这氛围下成长的。虔敬派的立场是：“巴黎有的，我们并不需要，那都是没价值的。真正要紧的只有内在的自由，灵魂的纯净。”这乃是冠冕堂皇的酸葡萄。

　　民族主义的自信自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到了1720年，托马修斯(Thoomasius)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学者胆敢在大学讲课时舍拉丁文不用，用起本国语一一德语——来，这是很重要的起步。此后，德国人自觉受辱———从拿破仑诸战役一直到订立凡尔赛条约—一而导致的类似行动，也就无需再详述了。庞大的俄罗斯帝国势力当道时，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及

　　其他谙国的历史文化都被逼入不见天日之处。如今，各国都努力要找回自己的过去。亚美尼亚与格鲁吉亚的文学在斯大林时代遭到残害，却保存了下来。如伊萨其安(1sakiarl)、亚失维里 (Yasllvili)都是杰出的诗人，；帕斯捷尔纳克(Boris PasternElk， 1890—1。96()，苏联诗人，1958中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品《日瓦戈医生》)曾经译过瓦兹·沙维拉(Vaz Pshavela)和塔比佐 (丁abidze)的作品，十分精彩可读。1939年间、当时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Ribbentrop)面见斯大林的时候，呈上一部12世纪格鲁吉亚史诗《披虎皮的武土》的德文译本(注：斯大林原籍格鲁吉亚)。但是，西方国家有谁知道后来格鲁吉亚有什么文学杰作呢?

　　强力压制迟早会有反弹，压制不住的反弹。人们受够了强势国家、高傲阶级的欺凌，迟早会发出民族之义之问：“我们为什么要听从他们?“他们凭什么——?”“我们该怎么力、?”“我们为什么不——?”

　　问：这些被压弯而反弹回来的树枝，可能已经把意识形恋的世界秩序就此彻底推翻了。苏维埃体制爆炸，可能是启蒙运动的团结、共通、理性主义等理想的最终毁灭。那—套现在全部成为过去了。

　　答：我认为的确如此。而俄罗斯也正是阐明“启蒙时代理念受到误解”的恰当所在。俄罗斯的那些推行西化的人，之所以景仰18世纪法国思想家，大多是因为这些法国人敢反抗教会、敢抵抗反动趋势，敢与命运相抗。伏尔泰和卢俊受到崇拜，是因为他们利用理性与自由权来对抗反动。

　　但是，即便是急进如人文主义作家赫尔岑(A1exander Herzen、1812—70)——他是我心目中的英雄一一也从不赞同孔多塞(Marquis de Condorcet，1743—94，法国哲学家)声称能知晓超越时间之真理。赫尔岑认为，假定进步持续不断的观念乃是一种幻想，他也反对新兴的偶像崇拜：即反对用活的生灵献上新祭坛，反对抽象慨念(如统一阶级、永远正确的党、历史的进步)，反对为了未必能达致和谐圆满的未来而牺牲现在。

　　在赫尔岑眼中，为抽象的团结与一统而奉献的行为都是大有问题的。对他而言，英国就是英国、法国就是法国，俄国就是俄国。各国间存在的差异，不可能也无需消除。生命的意义就在生命本身。赫尔岑认为，赫尔德和18世纪意大利哲学家维科 (Giambattista Vico)也都认为，文化是不能以共同尺度评量的。他们虽然没有明说，但是，按他们的观点往下推，追求绝对和谐或完美状态乃是一种谬误，而且往往是毁灭性的谬误。

　　最崇信世界一统的人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者，即列宁、托洛茨基这些得意的胜利者，他们自认是(马克思修正更新后的)启蒙时代思想家的信徒。

　　如果要为共产主义的总括记录辩护——这是你我都没有意愿去做的，一定得用这个理由为依据：斯大林也许真的屠杀了四千万人，却把民族主义压下来，不让族裔的巴别塔无法无天各自为政。不错，斯大林是把民族主义一—一以及其他一切主义—— 都埋葬了，但是他没有把它杀死，坟上的石头才滑开，它又爬了出来。

　　问：赫尔德批评法国启蒙运动是横向的(horizonta)，因为他主张每个文化都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性。维科也反对启蒙运动从纵向观点——或历史．观点——所见的共通性。您在书中说过，维科认为历史上的每个文化都是与其他文化没有共同尺度的。

　　答：按启蒙运动的观念，不论哪个国家在哪个时代，人的价值观是完全相同的。赫尔德和维科都反对此说，对他们二人而言，对我而言，文化的多元性是不能化约的。

　　问：假使当初占上风的是维科和赫尔德，而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或黑格尔与马克思，假使各地方的本土灵魂不曾被普世一统的灵魂覆盖，可以想橡20世纪会是多么不同的模样。我们可能经历的是——个文化多元的世纪而不是极权统治的世纪。

　　答：这种事怎可能发生?文化特征普遍共通的主张是18世纪顶尖大国——法国——的信条，其他国家无不竞相仿效。

　　自然科学兴起，连带其放诸世界皆准的定律、强调自然界是一个有机体或机械体，以及其他学术领域也模仿科学方法，这些也许影响思维更深。19世纪的科技爆发与经济发展，靠这些观念助威，就把维科和赫尔德这种不在乎量而在乎质的思想潮流孤立出去了。

　　那个时代的风气，在塔尔蒙(Jacob Talmon)一部作品中描述得很清楚。这则故事叙述19世纪初期的两名捷克同校同学谈话时说：“世界上会说捷克语的大概只剩下我们了，捷克语要消失了。以后恐怕整个中欧都要改用德语，可能连巴尔干半岛也免不了。我们是本土文化的最后一批残存物。”

　　不过，这种残存者如今在许多地方都是掌权的人物。

　　间：什么样的政治体制可能适合这文化自决的新时代、同时又能维护自由，也许还能遏止流血?

　　答：文化自决而没有政治架构，这正是当前的问题，而且不只是东欧的问题。西班牙有巴斯克人(Basques)和加察罗尼亚人(CatalZtns)的问题；英国有北爱尔兰；加拿大有魁北克；比利时有东西法兰德斯省(Flanders)；以色列有巴勒斯坦问题、等等。以前人作梦也想不到会有布列塔尼(Brittany)的民族主义运动或是苏格兰民族党这种事。

　　赫尔德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显然并没有想到这一层。他只是痛恨奥匈帝国用政治力量硬把合不来的成份并成—体。

　　东欧人却似乎是真的彼此仇恨：罗马尼亚人恨匈牙利人，而匈牙利人多年来对捷克人憎恶之甚。布列塔尼人憎恨法国人的程度无与伦比，那种仇恨简直是恨之入骨，在西欧只有爱尔兰人的仇英可以相提并论。

　　唯独在美国，许多族群保留了各自原有的文化，大家也都相安无事。美国的意大利人、波兰人、犹太人、韩国人都有他们自己的超级市场、书报，我听说他们还有各自的电视节目。

　　问：或许是因为移民一旦离开故国，也把“民族精神”的激情成份留在故国了。不过美国学界已经刮起多元文化风、课程不着重普遍性，而是着重非普遍性。

　　答：我晓得。例如黑人文化研究、墨西哥裔与拉丁美洲裔文化研究等等。我想这也是美国多族裔并存社会中弱势的少数族群久经厌抑后的反弹吧。赫尔德并不主张多族裔共融，他没有敦促德国人去学荷兰文，也没有鼓励德国学生去研究额萄牙文化。

　　赫尔德不讲种族也不讲血统。他只谈乡土、语言、共同记忆、习俗。他讲的中心要点，如—位蒙特尼哥罗的朋友曾刘我说的，即是：寂寞不是因为没有别人共处，而是因为周围的人都听不懂你讲的话；必须是属于同——社群的人，彼此能毫不费力地———几乎是出于本能地——沟通，才可能真正听得懂。 (译者注：蒙特尼哥罗(Montenegro)，又名黑山，位于南斯拉夫南部，原为独立王国、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南斯拉夫境内名义上独立的一个共和邦。)

　　赫尔德对当时维也纳发生的文化摩擦投以很不友善的眼光。挤满多种不同国籍者的窄小的维也纳，虽然造就了许多天才，这些天才却往往有严重的神经质倾向。随便举几个例子就足以证实了，如音乐家马勒、哲学家维持根斯坦、音乐家荀白克、小说家茨威格，以及心理分析学之诞生，都是在这个犹太人口占大半却特别缺乏保护的社会里。

　　这么多彼此不怎么相容的文化——包括斯拉夫人、意大利人、日耳曼人、犹太人——严重冲突下，释出了大量的创造力。这时期的文化抒发，与早先的维也纳，莫扎特、海顿、舒伯持的维也纳所表现的，是很不—样的。

　　间：特鲁多(Pierre Trudeall，加食大前总理)讨论魁北克分离主义者的时候，时常借用阿克顿男爵(Lord Acton，英国历史学家)的话。他认为，只要政治疆界和族裔疆界重叠了，沙文主义、恐外心理、种族偏见难免会妨害到自由。

　　唯有联邦共和国里依宪法规定的权利———不分族裔背景人人具有平等的国民权——可以保护少数族群与个人。特鲁多曾引用阿克顿的话说：“国籍族籍之论，在历史上是往后退的—步。”

　　答：阿克顿男爵是思想崇高的人物，我也同意他的看法。可是我们得承认，特鲁多尽管努力、魁北克人还是要独立I、如果总括来看，应该注意的是，中古时代虽然是王室和教会垄断大权，某些方面仍旧比骚动不安的19世纪文朗些。比起我们这糟糕的20世纪——暴力和沙文主义横行，终至发失灭族屠杀和斯大林的灭除异己屠杀，中古世纪也是较为文明的。

　　中古时代当然也有族裔间的球擦，也发生过迫害犹太人和异端的事，却没有后来的这种民族主义。那时候的战争是王朝夺权之争，那时候有统—的教会和通用的拉丁文。我们不必追怀过去，但也不必就此不再相信世界可能成为一件多彩的外衣、其中每个文化相互容忍，各自展现其鲜明的特色。

　　问：这件外衣要用什么共同的底线来织呢?在每个文化行星独立存在的宇宙中，大家各走各的轨道，防止这些行星互撞的太阳又在哪儿呢?

　　答：定—个“中心”的观念会再度导致文化帝国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