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就美洲事务致约翰·法尔与约翰·哈里斯先生，布里斯托城的行政司法长官

1777年

埃德蒙·柏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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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们：

……

先生们，我有必要告知你们一项法案，以便你们了解当前法律的真精神；这法案，立于亨利八世一朝，去今已很久了，当时，美洲尚无英国的殖民地，也无去美洲殖民的想法，其用途，是在本王国的境内，审理王国之外发生的叛国案。1769年，国会认为在他们的正式答辞中，应把他们对该法案的解释，告诉给国王陛下，在这答辞里，他们敦请国王把被控在美洲犯叛国罪的人，押解来英国予以审判。由于这项被如此解释、如此应用的“亨利八世法案”，陪审制的所有实质性内容、所以的好处，便从美洲臣民的手里被剥夺了。但这样说是仍嫌太轻的；因为，依该法案去决狱，实际是等于不经听证、不经审判，即处人以死罪。一个人被投进地牢一般的货舱里，被船带来英国，复由船上的地牢，吐进陆上的地牢，身上七枷八锁，一文不名，无亲朋的支持，可传唤或对质的证据，都远在三千里风涛外，老家的情况之有助于发现伪证者，也无一可审断；——处死这样的人，自有文具可依，但审判这样的人，却断无公正可凭。

所以，对我寄给你们的法案，我是绝不心服的；它的设立，显然是为铲除所有的障碍，以确立一新的审判方式，而我自来以为，这方式，是最不公正、最不合宪法的。这计划可谓害莫大焉，我若是权力在手，则阻碍它执行的所有绊脚石，我是雅不欲清除的，相反，我还要以新的绊脚石，加诸它面前。古来英国之正派的司法原则，莫不如雄关万道，卤莽灭裂的人，欲施暴力，行压制，自要顿步迟回、叹为“行路难”的。凡不正义的做法，就是不应该风顺帆轻——上面的好原则，正是因之而起；对于这一点，我是有深信的，所以，我不想改故制，只愿从旧章。（应对目前的局面），那古老的、冷静的普通法，和眼下我们因头脑一热而变乱祖制，是同样的切用。

而如今，我们却又一次中止了臣民的自由权，若称之为“权宜之计”，则合理、正当的理由在哪儿，我实在看不出。殖民地的英国人，不幸被逼而脱离了英国，假如能够维持自己的独立，则只怕没有谁，会对《亨利八世法案》抱有如此的狂热之心，竟至于主张必须以十倍的报复，加诸亲友的头上；也不会以如此的怪诞之心，去看待英国的尊严，竟把绞刑场的胜利，认作失败于美洲的补偿。假如事情相反，假如美洲被镇压而屈服于国王，则殖民地必须有自己的、足具资格与能力的法庭（在国王的权威下），去施公正于所有的罪犯。但假如没有这样的法庭，则有件令我们政府丢脸的事，是我们一定要想到的，那就是：新大陆的所有人将一致认为，即使命运再不济，对抗皇家的权威，也不会落下犯罪的行为；事情若走到这一步，则胜利的结果，你自可称之为“和平”，称之为“顺服”，冠以任何的名目，都尽随你便，但战争没有结束；他们心中的敌意，是沛然如初的，表现的形式则更坏。假若你的和平，不过是烽烟乍歇，他们的平静，只是图谋报复，自尊被创痛，旧恨溃烂为新仇，则不论亨利八世的法案，还是它本朝的丫鬟，都算不上明智而公正的对策。美洲的流血漂橹，他们眼见而心感，这一点，（套用那位当权的爵爷的话说）若还不足打败美洲的理性，那么在地球的另一面，我们违逆他们普遍的正义感，以司法行屠杀的勾当，也绝不足使他们顺从于英国之统治的。

……

从心里说，先生们，在我看来，该法案的原则之不良，同于一项普遍中止“人身保护权”的法案，而其后果的恶劣，又有过之而无不及。假如说我对自由权还有稍许的理解，则“自由”也者，是一种普遍的原则，它之为明明白白的权利，要么属于帝国境内的全体臣民，要么就谁的也不是。对我来说，部分人的自由，是一种最可恶的奴役形式。但不幸的是，国家的内部每有冲突与不和，这样的奴役，就最容易被人们接受；因为有一些派别，太亟亟于牺牲自己的敌人了，故自身之未来的安全，每每忘在了脑后。一项不公正的措施，只要不立刻伤及自己，人们是不难接受它的。在采取极端的做法时，被危及者，往往不是力量占优势的一派，因暴政断不会摧折自己的工具。需要法律之保护的，是那些招人厌恶的人，是被怀疑者；State factions 欲以暴力加诸部分的臣民，是无从加以约束的，除非“凡法案之制定，只要事关于停止法律与公正的，须一体针对全部的臣民，他们的公民权之被悬置，彼此要无所差别”。这样，该做法所引起的恐慌，才会遍及于所有的臣民。自由权之被全部遮蚀，是否有绝对的必要，就成了每个臣民之切身的、迫在眉睫的问题。他们将更细心地关注每一项更张，反抗它，也会更加地激烈。以“不方便”或“坏榜样”为借口、为托词，而主张采取这样的重大举动，人们是不买帐的（这所谓的“不方便”、“坏榜样”等事，究其实，本来就是天天有的，是人间必有的正常事。）而出于方便、为了权宜，一点一点地蚕食自由的权利，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所在。《人身保护法令》，就其精神来说，与其他的大部分法律是绝然相反的，它建立的前提，是假定那些合法的官员，会恶意地对待具体的个人；故为这样的案件，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当官员按自己的意志，把某一类人圈划出来，国会则把他们交到官员的手里，去任他施其恶意，这便不是《人身保护法》被临时悬置的事了，而是它的精神被误解了，它的原则被捣碎了。对任何一个个人来说，其安全的保障不是别的，而是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所以说，这法案对它加害的目标，既做了分别去取，则中止部分臣民之“人身保护权”的做法，我们就有了第一次。一项先例，往往是影响匪轻的，现在是终于确立了。帝国境内的臣民，破题头一遭被分了个三六九等。在这法案之前，每一个人、凡脚踏英国之土地的，每一个异乡客、其矢忠于帝国仅限于一地一时的，甚至每一个黑奴、以前被卖到殖民地后因国会之法案（而解放）的，——他们与呼吸着帝国之空气其他人，都享受着同等的自由。可现在，一道线划将下来，并仅以我们刚才说到权宜为理由，就可以任意地扩展，拉长。我们之间没有平等了；既然一个踏上码头的水手，不能和一个柜台后的商人一样，歇足于同一块坚实的法律之土地，则我们就不再是同胞公民。其他的法律，或可损伤我们共同结成的社会，这一项法案，则将使之解体。依目前的法案，西印度群岛的每一人，那三个奉法惟谨的大陆省份中的每个居民，凡来自于东印度者，凡为健康或教养之故而旅行的绅士，凡航行于海上的每个水手，纵没有干犯其他的法禁，也将被暂时剥夺公民的权利。这些事实7中的任何一项，都被用来推断其罪行，以作为反对他的证据；单凭国王8对他的怀疑，即可以把他排除在法律的保护之外。既可以凭怀疑而拘捕他，则这消极的证据，会不会不以压在他的身上为底止，却要进一步压垮所有的正义呢？在我看来，这真是诚乎难言的事。

在下院审议这一法案的过程中，我没有去辩驳它；因为反对也是徒劳，修正则断不可能。一段时间以来，我即清醒地认识到：大臣们提出的法案中，但凡有美洲的字眼出现，则任何反对都没有意义，都是无聊的举动。在任何情况下，事情肯定是如此，除非反对的意见，是来自于国内最有智慧和权威的人；故我之不提出自己反对的理由，你们是可想而知的。凡有提案，只要是反对美洲，人们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它有利于大不列颠。成功也好，失败也罢，都统统被援为理由，以维持现行的政策。几个精明而怀有善意者，认为举国的人，既处在这么种情绪下，则任何斗争，就不可能减轻这些公共顾问的癔病，而只能是火上加油。国会之门里的大多数人、其门外的许多人，既把这样的抵抗，看作是结党乱国，则从良心上说，违逆我本心的东西，我固不能支持，但就做人的精明来说，我明知是不可抵抗者，我也绝不去对抗。保护了我的原则不被动摇，我就为合乎情理的事情，省下了精力。我离开自己的阵地，即使只有一天，那也绝不是我懒惰、我游手好闲，我以往的所做所为，足可以为证。为善的希望，纵有一线之微，也足以招我回到我怀着遗憾离开的阵地。以前议会每有会议，我是必到场的，近来是稍有懈怠了；事已不可为矣，而某些先生们，则自负其才能（这自负是应该的，我出于对他们的爱戴与钦佩，也对他们的才能抱有着某种信心），以为尽心力于此，或是略有补益的；他们的精神，我毫不责备。他们是这么想的：裁缩一项坏原则的适用之范围，他们就可以减弱它的毒力。也许他们是对的。但我的看法，既是与它大相径庭（原因我刚才已讲过了），则我守在席位上，便惹天下人笑了。

为了对我的行为做深一步的解释，我必须要补充的是：象这样的法案，其形貌固然丑劣，我却雅不欲修整它，以免公众对它的反感和恐惧之心，将因此而稍有所杀；我所遗憾的是，凡违背宪法之精神而制定的政策，其本性中孕育的弊害固然有千万端，但其中的罪大恶极者，却总不能立刻呱呱落地；它在娘胎里，往往要潜伏良久，或者说，它绝少是一开始就现其狰狞的，故专制的权利之临诸人民的头顶，往往是悄然而来。等下一个违宪的法案出笼时，所有的新派人物都会脱口说道：“你的预言真可笑，你的恐惧太无谓，以前你大做乌鸦之鸣，现在你瞧见了，这些危害，结果是何其小也。”就这样，所有的专制权力，都狡猾地掩其狰狞，而所谓“它只是偶一行之”或“它影响的范围甚小”等等，将一点一点的，逐步被人们当格言接受下来。——对我们说下面一番话的，休谟先生并非是唯一的一人：它之侵扰人类的幸福感，并不甚于地震、雷霆、或其他的自然之灾变。

我所说的法案，是美洲战争的结果之一，——以我的浅陋之见，这一场战争产生了大量的灾祸，而其中之一者，又使它有别于任何其他的战争。它不仅搅乱了我们的政策，侵扰了我们的帝国，似乎还彻底扭曲了我们的法律和立法的精神。敌意和法律，是绝不能协调的两种观念，故在这一场事务中，我们每走一步，都莫不践踏着某种公正的准则，和治国理民的贤明之要术。《波士顿港口法案》，《麻省宪章法案》，《驻军法案》，这等等一系列带有敌意的国会法案，立下的先例是何其之坏，推翻的原则又何其之好；正是这些法案，导致了、并维持了对美洲的战争！这些法案到任何一项，其原则，最初若施于英国的土地上，只怕是甫一沾地，就化成了烟云。但由于不是加在我们的头上，它们便落根于我们的法律之中了；我们的后代，最终会尝到它们结下的恶果。

法律的堕落，并不是这一有悖伦常的冲突结下的最大之恶果。民风若是完好，则它会矫治法律之弊恶的，它将修整法律，最终使之合于自己的性情。但令我们浩叹的是，心灵之大度、仁慈、和尊严，这以前标志我民族之性格的，在近来的大多数做法中，却不见一点点痕迹。战争每使道德义务的规则，暂时地搁置不用，但不管什么规则，一旦搁置得太久，则有彻底被废除的危险。内战对民风的伤害之深，是无有出其右者的。它败坏人民的政治态度；它堕落人民的道德品行；人民对公平与正义之与生俱来的喜好，甚至也因之而扭曲。它教导我们以敌意的眼光，去看待我们的同胞公民，长此以往，我民族之整体，在我们眼中就越来越不珍贵。那些唤起我们的感情与亲族之爱的姓氏，当我们同心一意时，本是仁爱的纽带，而我们手足之情一旦瓦解，它们就成了新的诱因，适足以激起仇恨与怒火。我们可以自视不群，以为这样的不幸，落不到我们头上。但是，这是人类之本性中通有的弱点，而就我所知的而言，对这弱点，我们是没有什么赦免证的。

不列颠人的事务，既处在目下的关头，人们却以为“利市”来了，自己可以获大捷，对自己的君主，则有以祝贺者；倘不是内战的邪火，使人心都瞎了，则如何会有这样想法？我们家有勃蹊，行为失准，出乖露丑于欧洲的面前，被人所耻笑，景况如此可悲，而一些不知体的人，却在欢欣鼓舞，简直真是疯了；目睹过本王国之盛世景象的人，看到这荒唐事，一定是悲不自胜的。在过去，我们的祖国高踞于上座，是所有邻居的仲裁者，为人所羡慕，但现在，却沦为奴婢之身，一任它们的喜怒（似乎有人是乐于看到这一点的）；——默然接受她所不信任者的友谊之保证，——别人加之以敌意，她不敢憎恨，只能哀诉；亏负自己的盟友，藐视自己的臣民，曲顺自己的冤家。——这个自由的民族，其政府原来是那样的公正、开明，但如今，却雇来了德国的蛮子和贱奴，以他们的刀剑来支撑自己；三百万大不列颠的臣民，正在投向法国的怀抱，以寻求对英国人之特权的保护。

在我看来，这些事，真不象是人类事务之自然的变化，而是令人惊骇的灾异。心灵比我坚定的人，看到它们，或不至于晕眩，不至于惊诧。另有些人，则把这样的事情，取作道喜与祝贺之演说的题材；但要我加入这喜庆，我则敬谢不敏，这样一种胜利的喜悦，我是拒绝分享的，——您二位君子，当坦然不计我的鲁钝，必不因此而怀恶见于我。我老了，一心之喜恶，已牢不可破，不能一见新奇之论，即遽然而随转了。如何使自己的心灵，去适应邸报中的情绪——即那些意在于打动人民者，我是不太知道的。我不能一听见屠杀和俘获就心喜，因为在那长长的名单上，被屠杀者和被俘获者的姓氏，是我自幼就熟悉的，也不能一听见他们倒在外国人的剑下就欢呼，因为那些野蛮的名字，我念都念不出来。拉尔上校在白平原上取得的光荣，对我没有一点魅力；在不列颠领土的心脏中，发现一座尼普豪森营堡，怎样才能高兴起来，坦白地说，我还没有学会。

……

对内战，许多人表现得很热诚，然究其实，却是嘴皮子功夫，很少见这高尚的情怀有落到实处的。对着稠人广众鼓噪的人，每有“为国献身”的豪言，但他们却雇佣了德国人。他们许诺要输献家财，但他们却抵押了国家。他们象是志愿军，事事做得英雄而稳当，身体不遭锋镝之险，财产不蒙捐纳之累；当冷酷的外国军队使他们同宗同族的亲人血流如水时，他们却欢呼着庆功，仿佛自己立下了什么大伟业。最近流行的那一套时髦的的语言，真是令我齿冷；即使往最好处讲，它也是轻浮的。你们一定清楚，我是指那播散于庸众嘴上的大呼小叫，即骂美洲人是“胆小鬼”的，仿佛我们藐视美洲人，是因为国王的军队之取得现在的优势，不曾被他们讨以更高的代价。这样说，先生们，这样说是对天意的大不敬；也不能使我们在变幻无常的世事中，有体面的退身之道；我们或骄慢地取胜，或可耻地失败，其间没有中道可走。它容易使我们的心灵，越来越隔膜于我们与生俱来的情感，它会给不列颠民族，留下永久的裂痕。只有相互间的尊敬，才是联结这一伟大民族之各部分的纽带，不希望看到这感情分裂的人，是不应该摧毁这纽带的。所以，我们的愿望、或者说、我们的义务应该是：不仅要克制自己，别让这侮辱性的言辞出诸自己的嘴，还要尽量地去让每个人都醒悟到；导致这言辞产生的不良情绪，是大不得体的，是卑劣的；在我们中间狼奔豕突地散播这情绪的，是一些心怀恶意的阴谋家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回击他们，假如可能的话，——假如可能的话，我们要唤醒那与生俱来的情感，使那古老的、对英国姓氏的偏爱，再次复活于我们的心中。这情感对我们的价值，比较从整个日尔曼掏钱雇来的热情，是珍贵千万倍不止的，而缺少类似的情感，却欲与美洲人和解，我真看不出门道何在；我们的江山之永固，其最可靠的保证，恰是美洲人的爱。

一个国家被彻底蹂躏，生民涂炭，而战火却毫不见止息，这样的事，在我是大以可想见的。英国的政府之统治英国的人，若想单靠着刀剑，则我担心这样的战火，就会烧个不停。外国的武装最终取胜的那一刻，我心里可以预想到。当那一刻到来时（因为也许有这一刻），这衰弱与暴力的整团乱结，将露出其全部的狰狞。假如我们被赶出于美洲，则以军队统治国家的那一派人，是仍可以继续其幻想的。他们会以“一旦成功结果将如何好”之类的话，去喂养他们的想象。欲证明事情是恰相反的，则谁也拿不出事实来。但是，倘若刀剑大建了神功，则他们武器的胜利，也只是他们政策的失败而已。你休想看到来自于美洲的赋入。腐败的方法有增加，公众的负担无减释，是所能发生的最好的事了。我们打仗，——我们打这种仗，难道就为这个？

为了征服我们自家人，政府之基础，已被这里的朝廷帮成心地、混帐地给拆毁了；重建之难，我看来都心悸。这些大人先生们，亟亟于统治全人类，但可曾显示了什么才干，以见自己有治理国家的第一项资格，或对美洲有些许的知识，或对出现于他们事业中的困难有所洞悉？

当初你招请战争来，以弥补你政治机制的不足，但我敢说，先生们，武力的结果哪怕再顺遂，局面也会今非昔比的，你不会处在当初的位置了。由我们可耻之极的让步而诱发的混乱（或者说，对政府的不服从），和我们在以强暴取得天大的胜利后所感受到的乱象，孰小孰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战争之所有间接的罪恶，已统统被你带进这一场交易中来了。

我自以为是了解美洲的；——假如实情不如我之所想，则我对美洲的无知，就是无可救药的；因为为了通晓它，我已用尽了辛苦，——我选区的人们，但凡有一丝信任于我的勤奋、我的诚实，则听我以最庄重的态度对你们说：我们在那里所做的一切，莫不起因于对目标的全盘误解；我们最初之拥有美洲、我们在争吵后与之和解、我们在分裂后而收复它、我们在获胜后而保有它，——做这一切事所采取的方法，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时期，以前曾经是、日后也必须是基于这一点：彻底放弃“无条件服从”的要求。而那些以暴力为心者，肚子里怀的正是这样的要求。我们开启、并继续这一场战争所依据的那些原则，必须得统统地抛弃。我们想回到战争之前的状况，如今是无法可想了（我不想骗你们才这么说的）。这样的希望，趁早搁一边去。但“糟”与“最糟”之间，也还是有区别的。关于这一场战争的问题，国会应提出相应的条件。在国内，也应做出一项（法律的）安排，以保证他们的安全。这样做，对我们的力量是毫无损伤，而我们“克制温和”的好声名，却因此而增加了几分；这种品德，往往也是力量的，虽然大小不必论。

我知道，因被教导的缘故，有许多人认为：在这种情况下抱克制的主张，是不啻于叛国的。——凡主张克制的话，都足以招来“叛贼”“作乱”之类的嘘骂声，都会有人把我们眼下与未来的不幸，归咎于我们同胞兄弟的抵抗，以此回击那克制的主张。但是，假如他们的心里，尚残存一丝和平之念，则当此危难的关头，我请他们认真地想一想：首先，揆诸以往的人间之争斗，这样你责骂来我责骂去的（这样你“贼”来我“匪”去的），自来不是和解的办法；其次，背地里辱骂人家，即使你认为是光荣的事，则也应该想到在目前的局面下，那些身在美洲的英国人，是既不能因你的辱骂而愤恼、而不能因你的教导而改悔的。我们之间的联系，已通通被切断了。但有一点我们肯定是知道的：教他们悔改，我们固不能，但改造我们自己，则是可以的。假如有必要采取和平的步骤，那就必须有起始处；任何一项和解的计划，必须有和解的精神为之前驱，为之做准备。以我的推想，我们调整自己的心灵，会是无所损失的。释除我们的热情，并不是释除我们的武装。对叛乱的痛骂，自来不曾经给我们的军队过一把刺刀、一筒火药；而许多滑膛枪起而对着你，恐怕正是被你骂的。

为煽起这辱骂性的语言，并保持它不熄，人们真是机关算尽；它既已造成的祸患，是出乎我们想象的。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甚至在已遭战争蹂躏的地区，甚至在以美洲为敌的法案一一出笼、不停地羞辱美洲人时，——美洲的领袖们仿佛曾感觉到：欲鼓动它的人民宣布彻底的独立，真是难而又难。然而，煽动独立的人尝试而未果者，我们的邸报却完成了：或出于险恶的居心，东拼西凑，或辱骂与阿谀交下，怪不可言；当这样的货色被拈将起来、说它体现了“大不列颠人民的共同感情”时，整个美洲却起了重大的变化。民众的感情之潮，此前一直是流向祖国的，这时则猛地掉头，奔去相反的方向。那本著名小册子，即使人民的心灵做好独立之准备的，其作者对这些用辞激烈的、满含敌意的宣言26，是毫不隐讳的，相反，他一味地强调这些演说的数量之多，态度之可怕；他还从中导出一个论点；假如事实诚如他设想的那样，这论点，就的确是不可反驳的。因为我从不知道在他以前，有谁在论述政府的理论时，曾如此的偏心于权威，即使统治者视民为寇仇，他也否认人民有改换政府的正当权利；在“待人以慈以爱”之外，我也从没见谁举出过别的理由来，去要求一国之国民奉另一国的国民为长上。说来不幸的是，我们的当权者们，由于信奉另一套玩意，故毫不理会这维系国家与民族的大原则。从这件事开始以来，他们就挑拨离间，使你们的心灵疏远自己同宗同族的亲人，无所不用其极；假如他们能煽动起一方对另一方的强烈仇恨，似乎在他们看来，这和解的路也只走了一半。

我知道人们有这样的说法：你对美洲的友善态度，其所以疏淡，完全是因为他们的抵抗，所以，假如殖民地无条件地投降，则所有的敬重、善意、甚至是宽纵，未来都会施于他们的身上。但主张继续战争以强迫美洲人的投降的一派，未来能不能执掌这没有契约限制、无所忌惮的权力呢？他们能否告诉我，他们所谓的“宽纵”是指什么？这眼下的战争、战争的所有恐怖，如今不也被他们称为“宽大仁慈之举”吗？

征服者公开地说，他将以横蛮、残酷之道，对待被征服的人，这种事，我是从没听说过的。绝没有这样的征服者！即使在众人面前最自负的人，也不大敢于把野心中可怕的秘密，透露给自己的心灵。但时辰一到，它自然露其狰狞的；一个人，既声称要把另一个人，置于外国军队横暴的股掌之上，则他对于该人，就断无善意可言。一手拿着杀人剑，一手拿着劝降书，却声称自己有善意，这样的做法，最能激起别人的敌视。有人会告诉我，对于作乱的贼子，这一切就算是宽大了。好吧。但该派的领袖对于顺服者，是不是更宽大？豪勋爵与豪将军，根据国会的一项法案，是有权对顺服的人和地区恢复和平与自由贸易的。他恢复了吗？那邸报一遍一遍地告诉我们，纽约城、还有斯忒特与长岛地区，已心甘情愿地投降了，又说许多人对现政府的事业，是满怀着热忱的。则他们投降之初，贸易可立即恢复了？现在又恢复了？那两位专员，本来是最仁慈、最大度的人，但他们的仁慈，不也受制于那些既违背他们的本心、也违背议会信仰之精神的内阁指令吗？身为市长的特莱因先生，是大肆吹嘘过本城之忠诚的，不也被迫请求内阁，以允许他保护国王之忠实的臣民，并以恩典的名义，将人的普通权利、而非那些有争议的权利与自由之特权，授予该城的人民吗？专员们何必不当场恢复之？这所谓“专员”者，不正专为此而设吗？但现在，我们很清楚这是意欲何为了。美洲的贸易，将作为佞幸与裙带的分肥物，也就是说，用以犒赏煽起这战争的人。他们将被通知在什么时间里，最适宜发出自己的商品。对美洲的贸易将由国家的垄断物，一变而为个人的垄断物；一伙商人，因假作的爱国热忱而受赏，另一伙商人，则成了受骗的傻瓜；一方是狡猾、施诡计，另一方是轻信、头脑简单，于是在二者的夹击下，理性的声音被窒息了，而战争的一切灾难，及所有的渎职、坏举措，都被掩盖了，都一仍其旧贯。

我年岁大了，是多所见而少所怪，倘非如此，则某些先生的狂怒不息，我一定是惊诧莫名的；兴兵放火于美洲之不足，他们还肆其蠢蛮，对自己的邻居也大张怒焰，而邻居的罪，只在于仁慈、在于人道，只是希望他们心中的感情，能情理一点，不要动辄为了激情，牺牲自己的真利益。对美洲的事务，虽有人与他们见解不同，但并不能妨害他们的事业，他们却以盛怒待之，我不由感到他们从本心里，是绝不以自己有理为满足的。因为他们到底想要什么呢？一场战争？他们眼下获准去做的事，不正象是战争么？他们闻之而起舞的战争，眼下若还不够激烈、范围不够大、则燃旺战火，并使之蔓延，他们是能随心所欲、唾手可得的。他们是要英国的军队？则他们已到手了；他们若想亲赴疆场，为自己的事业而战，则下一班船来，他们就可以开赴美洲，没有人阻拦他们。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一项事业，因缺少充足的拨款而左支右绌呢？则这样的埋怨，就实在没有道理。他们对费用的食欲哪怕是再旺盛，下院的供应，也会撑破他们肚皮的。我还可以进一步向他们保证说：坐在下院席位的，都是与他们心同一理的人，控制议会绝不在话下，故表决战争的费用时，他们是很慷慨的。假如这还不足恃，或者说，这供应仍不足，则请他们打开自家的钱袋、从战争吃剩的钱里去拿好了，至于大方还是小气，是漫手而撒还是用心计较，随他们的便。

我请他们学会克制自己的激情，不要对同胞公民的节制大张挞伐。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来应和这对叛乱的叫骂，即使举世之人对自由的愤恨之心——愤恨于自由的全部原则、愤恨于对自由的享有——都与最爱受奴役的人一样炽烈，在我看来，这与冲突的结果（不关这结果如何），也是毫不相干的。这场战争的领袖们（为使他们的朋友满足），已无法再多雇一个德国人，或者说，已无法煽惑得德国人更不仁慈、更不尊重他们同胞兄弟的特权。即便我们都采纳他们的感情，则他们的盟友、即野蛮的印第安人，也无可再多一分残暴：不再有无助的妇女，可供他们谋杀，他们处死英国之血肉时的残忍刻毒，也无可复加了。为了买这样的盟友，公众的钱已花了出去；——他们已经按合同履行了条件。

他们不停地吹嘘说，在美洲问题上，我们是“万众一心”的；或者说，他们不停要求我们“万众一心”。“万众一心”自然是应该，是可喜可贺的，但前提是我们要搞清楚，我们从事的事业是不是有道理。疯病之为病，并不因染上人多而见小。谬妄与弱智的危害，也不因天下尽是愚妄子而减轻。即便我们能使殖民地的人相信：他们在大不列颠没有一个朋友，则我张目决眦，也还是看不清我们从中能得什么好处。相反，帝国联结的要素，是人类的情感与观念；我们倘不去摧毁它们，而是让它们相信即便是在英国，也还有一个成组织的亲美党，可以经常求得它的支持，那么依我看来，这反倒是我们的幸福。每有情绪，他们就转向自己的母邦，在这里、而不去别处、寻找发泄口，以释放他们的骚乱与暴怒，——那倒真是我们的幸福了！美洲人是把大量要求（即使其中有过分的）、经由这里某党派的协助、不断地向我们提出呢，还是在被逼无奈之下，去法国人的怀抱里需求保护，以免受外国雇佣军的强暴，和野蛮人的蹂躏呢？我相信没有一个人（除了不顾国家的存亡、只顾小帮派之利益的人），是不希望前者而希望于后者的。

一个政治实体以从属的方式，与另一个政治实体联合，则联合的最大危险，是居上位的一方极端的傲慢、自以为是，凡有争吵，判决时总是偏袒自己。居下位的一方有这样的恐惧，是合情合理的；但假如他们认识到：居上位的政体中，自有党派或人，将因自己的政治倾向或政治见解，而稍稍抵制这盲目的、暴虐的偏袒，则居下位者的恐惧，会大为减轻的。在居统治地位的政体中，一个获得势力或权力的人，将过分地偏袒居于下位者，这种危险是绝没有的。人的本性中，弱点自有千万，但从没有这一种。权力，不管握在何人之手，是很少犯“自克过严”之罪的。这样一种亲善的、保护居下位者的联合，对权威的维持是大有好处的：施人以恩惠，自能取得影响；出于对未来的远见，接受恩惠的人，将不时有报恩之举的。即使有讨厌的争吵，经这些能克病疗伤的原则（称之为好原则还是坏原则，是无所谓的）之调停，也会得到适当的排解；每纵有激烈的争端，也不会演成内战的。

但一旦殖民地人看到，在大不列颠，人民也变得铁板一块，和政府融成了一体，只要与内阁有冲突，就必然与整个国家去争吵，则他们与本王国的臣民之间，就不再有同胞公民之平等的、友善的关系。或许在有的人看来，这关系是不足挂齿的，可一旦它破裂，那就是瓦解了一根牢固的纽带。他们将去寻求其他的联合。喜欢横蛮的主人、厌恶有益的盟友，人间虽大，这样的人却不多。

这一场不和，自始至终就是“万众一心”的结果；而“万众”中的许多人之“一心”，又是近来受了诱骗，或遭了恐吓；或完全出于绝望而缄口，方有这“一心”的假象。他们被告诉说，反对武力的措施，就是鼓励叛乱。狂妄而无知的人，是常常使用这见斥于人类历史的语言的。揆诸以往的历史，可知普遍的叛乱、或全体人民的反抗，自来没有因鼓励而起的。它们往往是被激怒而起的。鼓励而起叛乱，或者说，在这个国家，若有人宣布他对殖民地怀有友情，则会鼓励他们打破与该国的一切联系，——这一套闻所未闻的理论假如也成立，那么结论将如何？在这公共的议事机构里，我虽然受委托而承担一份职责，但面对那些我认为是害人的计划，却绝不可以阻止，以免被害者受到鼓励而起抗拒之心，——这样的话，有谁说出口吗？这些个计划，本身就有酿成叛乱的因素，反对它的主要理由，又何须求之于外？有这样的理由，难道不该提出来？莫非现在有这样的规矩：国内的任何人，都不得开口说有利于美洲的话，不得维护他们的权利，或申诉他们的苦难，——或者说：一旦战争爆发，任何人都不得表达和平的愿望？这是我们古来的法律呢，还是未来统一（connection）的条件？把自己庄严的议事堂，贬低为奴颜婢膝的接待室，不启悟他们的理性，反迎合他们的傲慢与激情，不让他们听对暴力之后果的警告，生怕别人受鼓励而起抗拒之心——这样的做法，忠的是哪一家政府，爱的是哪一国？这是不是真正的忠诚、真正的爱国，我们不须远求，看看自己的历史就知道了。这样的默许，葬送了多少伟大的君主，伟大的民族；在今天，假如有爱听谄媚、拒进真话而陷于危境者，则他们该做的事，就是改正那些陷自己于苦难的错误，而不该责骂预告危险给他们的人。

但叛乱者们是从我们国家寻求过帮助的。——没错，从争端一开始，他们就这样做了。他们恳切地求助于政府，但你们高高在上，拒绝了他们，你们还因国家的富足而轻蔑他们，中止了他们的贸易。当他们发现，不论求祷还是威胁，都没有任何分量，你们还是铁下了心，要迫使他们无条件地降服，所以他们铤而走险了。对我们绝望，于是依靠自己。自己又不够强大，于是求助于法国。这里的鼓励减少几分，他们与祖国的距离便增多几分。现在鼓励没了，疏远也彻底了。

我们受诱骗而陷于这悲惨的境地，却有人以这境地为理由，坚持要我们继续目前的做法，其目的，是为了让举国的人，都产生这宫廷所喜爱的愚妄之心，并杜绝我们古老而幸福的和睦关系有重新恢复的可能。他们说，不管我们以前抱什么样的感情，如今既与美洲有战争，则所有的纽带，都已统统作废。我们眼前只剩一条路可走：加强政府的力量，以彻底降伏美洲。照这样的理论，则可以说：我们越受害于政府，就越该信任它。让他们把我们拖入战争吧，这样一来，他们的权力就安全了，他们所有的坏举措，也就被通通忘记了。

而战争的工具，往往会加强政府的力量，和平的手段，则绝不足为政府的武库——这难道是真的？我承认，以前的大臣们，也曾迫于民众的呼声与外国的军队大动干戈，以图维护国家的荣誉。但是，国民的头脑那时是很清明的，所以大臣们被迫以谈判的形式，去维护国家的利益。我们都知道，正是国民的理智，才迫使查理二世的朝臣们放弃了荷兰战争：这战争之发动得失策，是仅次于目前这一场的。善良的英国人民，把荷兰视为本王国的某种属国；他们生怕过度的敌意行为，会逼迫荷兰去寻求法国的保护，或归附于法国。朝廷的那一派官话，他们是很少理会的；胡说什么“荷兰是我们的贸易对手”，把Amboyna屠杀搬上舞台，以图激起公众的报复心，又口若悬河地攻击荷兰的忘恩负义，因为这个国家尚在孩提时，英国对它有莫大的恩惠，——这一派煽动的言辞，都不曾激起他们的怒火。他们清楚自己的利益，不为这些诡计而动摇。对他们说“目前在交战，他们必须一鼓作气地打完”，或“冲突的原因，已消失于后果中了”，这是绝对不够的。当时的英国人民也如目前一样，曾被号召去增强政府的力量。但他们觉得，使政府强有力，远不如使它诚实、智慧的好。

在去年夏天的巡查中，我见了我的选民们，记得当时，各种各样的人都表达了强烈的和平愿望，他们对豪勋爵派出的委员会，也寄有很大的希望，即希望它带来和平的结果。可堪一提的，委员会的权限范围，据认为是很大的，每一个人，都积极地传布这一看法，其热忱，与他们对朝廷之措施的热忱是旗鼓相当的。当我告诉他们，对这场冲突的任何一个问题，豪勋爵都无权处理、或做出令美洲人满意的许诺，他们几乎不信我的话，——以和解的方式结束战争的愿望，竟是这样强烈，这么普遍。以我的见闻而言，这就是本王国当时的普遍情绪。不得不说的是，国王的军队，当时曾被迫撤离了波士顿。此前的交战中，完全是殖民地人占优势。既然当时无望于取胜，人们对谈判的威力，尚寄如此的厚望，则陛下的军队在连连得手、一路风光之后，谈判的力量，何以又变得如此之小？是不是成功诱使我们改变了想法，觉得当此大胜之际，谈判是没面子，没主动？不管我们国民的性格，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都很少抱这样的心愿：对敌人，绝不应提出和解的条件，除非是我们彻底害怕了。说来不幸的是，关于陛下的创造和平的委员会，与他的军队之撤出北美十三殖民地的最后一座城市，我们是在同一时刻、同一张邸报上读到的。尤为不幸的是，委员会去美洲处理当地的乱局，已是几个月后了，这时我们已通过了法案，把美洲置于政府的保护之外，并允许水兵们将他们的商品作为战利瓜分，并永无偿还的可能。到了这时刻，美洲纵是告软讨饶，也已挽救不了他们。整个美洲大陆上，或它周围三千英里的范围内，无人可因效忠而取得法律的保护，也无人可因投降而获得法律的赦免。这样的做法，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其必然的后果，就是独立、不免一战的独立（我们若做局外观，这样的后果，则可称是“自然的”，“被激而起的”）事情是怎么到这一步的，总有一天，国民们会有心一问的。

在本次会议中36，有人曾试图把处理和平事宜的全部权力，授予在美洲作战的指挥官们，但对胜利的致命的信心、对美洲无条件投降的妄想，彻底窒息了这样的提议。国王的军队之居于有利的形势，这样的时刻，并非没有过，大西洋两岸有心于让步的人，但凡有一丁点权力，则即使我们犯过这么多错误，恢复和平，也还是完全有可能的。但不幸的是，灾难往往是反省的资粮，人们的狂傲，常常不容理性有立锥之地，直到把它贬黜到无用为止。

这一场冲突之显而易见的根源，是议会的举措失当，是议会通过的法案惹起了战争，故我常希望和平的基础，应该在议会里奠定。但我惊诧地发现：那些热心于我们机构的尊严、竟不惜点燃内战之火的人，却公开地声称这些微妙的问题，应完全留给国王去处理。我对议会之权威的感情，或有人觉得很薄，但我绝不容许我们的宪法权利变成大臣们协商的问题。

我被指控是亲美派。身为统治他们的权威机构之一分子，我对他们怀有亲密的感情，假如这也是罪，则我接受这“亲美派”的指控。但请听我说，假如有谁对议会的至高权威、对帝国国王的权利，抱有比任何人为大的热忱，那就是我（我的公交与私交都可以为之做证）。这些权利的基础之范围，肯定有许多人比我懂。我并不自命为古史学家，律师，或自以为有资格去执掌形而上学的教席。我从不曾轻肆狂蛮，把你们坚实的利益，置于玄理的基础上面。我之屡屡拒绝做这样的事，是由于我无能，做不了这些虚玄的研究；我想这就是部分的原因所在。在我不懂的事上，我是每每胆怯的，这一点，我从不羞于承认。这有裨于实际的无能，我也并不很想去消除它；因为有些人，对此类的玄奥问题比我更不精通，所处的地位之高，也不是我该想望的，但在治国理民时，则仅仅依靠谨慎的力量，即往往把大国的事务，处理得颇为得体，颇有光荣。

我最初接受公众的委托时，我发现你们的国会对殖民地拥有无限的立法权。我每打开法典，莫不看到这权力的实际运行，有时强，有时弱，但是面面俱到。拥有这些权利，当时在我看来是一种继承来的资格。人类的一切事务，都莫不如此的。不论是父亲的头衔，还是已确立的政府，人们都是只管继承，从不问其资格的有无。常识又确实告诉我：一个立法权威，其基础中倘没有明确的界标对它加以实际的限制，它后来又不曾立法案以限制自己，则理论的区分，就实在无法分清它的权力，我们也就无法说清楚它的约束力能适用于哪里、不能适用于哪里42。无论是初有殖民地时，还是殖民地如雨后春笋、纷纷地形成时，都不曾有人以契约、或其他的形式，做过这种权利区分的记载；我自然也就无从受他的泽惠。假如当时有哪位先生单单以抽象的推理，即找到了一种办法，能使我们放弃一种权力，而绝不导致其他权利的丧失，那我只能说：他看得比我远。在我眼瞎时，我从不轻肆狂蛮，责骂那些目光如炬的人。我赞赏他们的眼光与学问，也希望他们的行为，一直符合他们的理论。

当时，我确实是热心于维护这权威之整体的完好与完整，使它一直如我初见它时一样，——我所以要维持它的完整，不仅为我们自己的利益，更主要为了被统治的人民：正是他们，才使权威有存在的正当理由。因为我当时想：以后会有好多事情发生的，这最宽泛的立法观念中所包含的各种权力，自有派上用场的时间与场合，这时候使用它们，或大有利于殖民地间的和平与团结，大有利于殖民地与大不列颠之间的完美的和谐。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这也许是罪大恶极，但我确实是诚实的），同时我还坚定地认为：根据殖民地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如此爱惜的这一权威，绝不能保存于它的任何一支权力之中，只有最克制、最谨慎地使用它，才可以保全它，尤其在那些人类最容易动怒的敏感问题上。那些不做如是想的人，在他们如今所从事的事业中，已遇上了他们完全不曾预料到的困难。请听我说：不仅这一支让人反感的课税权将受到抵抗，立法权之任何特定的部分，倘不顾及被统治者的公意，都是不能行使的。公意是立法之无限权威的载体与器官。没有公意，则所谓“立法的无限权威”，就只是纸面的文章，让人心里舒坦而已，绝不能治民理事的。议会对本王国有全面的立法权，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但仍有许多权力，从理论上说来，虽也无可质疑地包括在这一抽象的权威里，其本身也绝不有害于公正，却终因格格不入于人民的意见与感情，而无法得以行使，好象它们自来不归议会所有。同一个权威，既设立、并撤消了“高等专员法庭”与“星法院”，又如何不能恢复它们？我实在是找不出抽象的理由；这些法庭既有前车之鉴，则行使它们的权力时，或稍许公正些，倒是也未可知的。议会之有权做这样的尝试，那是没的说，但这纯粹是疯狂，则也没的说。假如天下有什么事情，是不应该受人类的立法权管辖的，那就是信仰；但我得承认，议会以法案的形式改变我国的国教，已有三、四次之多；也就说，法令甚至能管到这种事情的头上来。看起来，它是管天管地无所不及了，但我们可以放心地说：若想改变我国的国教，当初詹姆斯王撇开国会单枪匹马一个人不行，现在便是国王和议会合起手来，也照样是休想。说句大实话，立法权的真正目的，只是顺应——而不是强迫——公意罢了：即对公众的意见予以指导、赋予它法律的外衣、和特有的许可。

在我们宪政的各分支中，所有权力的行使，也都莫不如此；甚至这些分支本身的存在也如此。国王特权中最无可质疑的一种，是对法案的否决权；这权力，也是无所不包的。有些法律（仅以我知的而言），假如被国王的权杖打倒，则公众将蒙受重大的损失？这种话，我是绝不敢说的。但这里的问题，绝不在它行使得妥当与否。在极广的范围内，它是克制而不用的。它的潜而不用，即保全了它的存在，而一旦国家有事需要动用它时，它的存在，则又可以挽救我们的宪政体制。

那些以其缜密而有逻辑性的推理把我们带入这目前处境的辩客们，自然会认为：在任何的宪政体制中，竟有只为很少（即使不是从不）使用而存在的权力或分支，这岂不是荒谬；我举一个实实在在的例子，希望你们谅解。我们都知道，在以前，教士会议的召集、坐议事务，是和国会一样有定制的。而现在它的召开，不过徒具虚文而已。他们坐集下来，只为礼貌性地以教会的言辞，对国王做一番恭维，这祷告做完以后，即告退回家去，你再也听不到他们的消息了。但它却是宪政体制的一部分，一旦有时机，或一旦有人愿意忍受其后果而唤起它的精神，它也许应召唤而行动、而恢复生气的。在法律形式上保持它的存在，是一种明智的做法，而仅仅在法律形式上维持其存在，则更称得上明智之举。它手中的每一项权力之行使，都完全受谨慎的支配，这是千真完确的！谨慎是承天之命、来这个卑微的世界做神灵的；但在近来的争端中，谨慎与对时务的顺应之心，却被视如无物，被当作最下贱、最荒谬的东西对待；我在有生之年看到这些，可算是不幸了。有一种奇谈，我听人们一本正经地说了不止一百遍：为了伸张权力，我们必须先拣硬柿子捏，也就是说，先在那些最易遭到抵抗、最不易带来好处的问题上，去行使我们的权力。

先生们，正因这些想法，我很早就感觉出：上天既把这辽阔的疆土置于我们手里，我们就不能徒尚空言，抽象地谈论什么“帝国的统一、立法权力的标志或特征”等等，以此而徒乱我们的心智；也不能沉溺于争论，以愤怒和傲慢点燃我们的激情；构成这一伟大帝国的，是形形色色的人民，他们性格有异，处境不同，以最大的冷静使我们的统治方式顺应他们，恰是我们的义务所在。设计一套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以命令印度斯坦土人的方式，去命令佛吉尼亚人；或以相同的计划，去管理印度的法院和萨勒姆的大陪审团；——这样的妄想，我是从没有过的。事实使我相信到：政府是一种讲求实用的事情，设立政府是为人类的幸福，不是为了崇饰观听、造成大一统的盛景，去满足想入非非的政客的蓝图。我们正业是统治，不是口角；我们若丢了帝国，补偿却是吵赢了架，那就可悲了。

要说这天底下，有什么事是一目了然的，那就是：“除了一个自由政府，一切都不投美洲人民的性情。”这足可以指示一个诚实的政治家如何将手中的权力，去适应美洲的事务了。若有人问我，什么是一个自由的政府呢？我的回答是：人民认为是自由政府的，那就是自由政府；——在这个问题上，他们——而不是我—才是天生的、合法的、称职的法官。假如在实际事务中，他们听许我做他们的权威，而不惜与绝对自由的正确观念相抵触，则我应感谢他们如此信任我；却绝不因此断言说：他们的头脑出了问题，又由此而蔓引道：从今之后，他们再不得享有自由，要一切听凭我的喜怒。

假如我们看到有谁做这样的推论，那我们就可以说：他疯了，而且疯得不小。但可悲又可笑的是，有人正是拿着这一类推论取媚于公众，以转移我们的心思，使我们不顾我们美洲政策的常识。他们把自由政府的原则劈开、细细地解剖，似乎它是抽象的问题，与先验的自由权和必然性有关，而不是一个现实中的事件，关涉到道德的谨慎与天然的感情。自由是一个积极的观念、还是一个消极的观念；有法律的统治，是否就谈不上自由，而不管法律为何，制定法律的又是何人；人是否有天赋的权利；人享有的一切财产，是不是政府的惠赐，他保有自己的生命，是不是政府厚爱与娇宠的结果；——他们所聚讼不休的，就是这样的问题。败坏哲学之不足，另一帮人，又堕落了宗教；他们争论说：基督徒被救出了虎口，又被带进了火坑，人类救世主的血流出来，只为让他们做一小撮狂蛮的罪人的奴隶。这些骇人听闻的偏执之言，又激荡起另一种偏激的言论，种种游谈无根的话，象决堤的水，如前者毁灭了所有自由一样，它们冲垮了所有的权威；凡不按他们的幻想建立的政府，他们一概称为暴政，称为篡夺。就这样，他们不满足于搅乱我们的属国，使那里流血遍地、陈尸千里，又煽起这一场争论败坏我们的心智：在打碎我们实际享有的自由权的同时，他们又妄图拆毁人类社会的一切基础，撕裂所有的平等与公正、宗教与秩序。

先生们，公民的自由，并不如许多人劝你们相信的那样，是一件潜隐于玄奥的科学之深处的东西。它是一桩赐与的幸福，是恩惠，不是抽象的玄理；适于它的所有正确的理论，质地都是很粗陋的，那些享有它、并捍卫它的普通人，穿起来最是合体。几何学和形而上学中的定理，在它们有效的范围里，要么是真，要么是假，其间不容有中道；社会和公民的自由，则与它们完全没有相象处，它与日常生活里的其他事情一样，往往驳杂不纯，受限制很多，对它的享有，有程度的大小；它的形态，也因每一个社会的性格与环境之不同而千差万别，不一而足。自由的极端（这是它理论中的完美形式，也是实际中真正的缺点）是无以获之的，也不应该有以获之；在事关我们的义务、或生活之满足的每个问题上，极端都足以摧毁品德与幸福。自由（liberty）也是如此，为了人可以拥有它，它必须受限制。限制的程度之大小，是无法精确地予以界定的。但每一个为民谋事的人，倘若是明智的，就理应通过小心的试验、理性与冷静的努力，去探明施以多小——而非多大——的限制，社会即可以维持；他应该把这样的事，当作毕生追求的目标。因为自由是一种可增进的善，而非可减小的恶。它不仅是个人的第一等的福祉，也是国家的生命之源泉与动力；一个国家有自由，即有生机与活力。但是，自由是不是有利可图的，我们姑且不论（因为我知道，诋毁自由的原则，是如今的时髦事），而和平之为福祉，则是无人持有异议的；然而在人类事务的进展中，对自由必须略作放任与宽容，往往才能有和平：举一项宗教制度来说吧，设立安息日是为了人，创造人可不是为了安息日；与安息日相比，政府并无更高的根源与权威，起码就其运行来说是如此，所以它理当顺应时代的紧迫需要，顺应它治下的人民的气质与性格，不能动辄施强施暴，力图使人民的性格，曲顺于他们那待民以奴才的理论。人民就其大部分而言，在生活幸福时，是不太关心什么理论的；人民好动用理论，正是国有秕政的明显症候。

而一旦秕政持续的太久、臣民被彻底激怒、国家也骚乱不可言状，则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东西去满足人民的感情，不能徒托空言，拿法律或政府的不根之论，去抚慰人民的情绪。我们当时正在这样的处境里；欲防止他们拿起武器，就必须有以满足他们的感情者；要他们放下武器，也必须有这样的东西；若防止他们将来一而再、再而三的揭竿而起，也必须如此。这用以满足他们的东西，应该是什么样的性质，议会当时真该慎重地想一想。做这样的考虑，无疑是需要他们的全部智慧的。

我现在是（一直都是）深知和解之难的：一边是一个强大的国家，身处首脑之尊，对维持一个庞大的、分散的、千差万别的帝国，用益匪浅，另一边，则是那些执意要享受自由与安全的省份，若得不到它们，则再不甘做我们的省份。这边的国家，一向居于统治地位，倔强而自大，惯于颐指气使，巨大的财富养足了它的骄气，长期的繁荣与胜利，又蓄起它的自信；那一边的自由属国，则气势十足，一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把那导致了对他们的镇压的傲慢性格，引为自己与生俱来的权利；——想使这样的两方达到和解，我之深感其难，并不自今日始。调解这两种性情，固然是很难的，但若想有和平，我们还必须调解它们；谁要是看不出这其中的困难，那他的本事一定比我大，要不就是智小谋强，不识事体的轻重。有一件事我心里是很清楚的：若要恢复、并保持和平，则这一场冲突，就绝不能靠法官决狱的方式去解决，而只能通过调和双方分歧。不加掩饰地偏袒一方的全部要求、以此去结束这一场争吵，——这样的人，以我浅陋的看法，是误解了调解者的职责。

这一场战争，到现在已进行了两年整，而争吵的时间又不止此数。在这场冲突的不同的时期内，为了促成和解，我们采取过各种各样的办法。这问题的微妙，可以说是极天下之最；为了使您二位对我们处理这一问题的政策有更清晰的了解，我想简短地陈述一下事情的经过。从一开始，殖民地便受大不列颠的立法机构的支配，至于它根据的原则，他们则从没有探问过；我们允许他们享有大量的地方特权，至于这些特权又如何与英国的立法权威相一致，我们也不加过问。各种式样的管理机构，缓慢而无定制地在美洲形成。但它们逐渐适应了变动不居的环境。最初单一的王国，后来扩展为帝国；某种帝国的管理权（不管什么种类的），这时已变得大有必要。而国会呢，本来只是人民的代表，只是其直接选民之权利的保护人，这时候，则演化成一个强有力的主权者了。它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控制王权，相反，却把某种权力、即维护一个新目标所需要的力量，授予给了王权；然而为了安全计，这样的权力是绝不该单独委托给王权的。而在另一方面，各殖民地则迫于同样的必要、以相同的步伐，或根据国王的指示、或根据国王的宪章，在殖民地内部设立了公民大会，其形式、功能、与权力，和一个议会是那样的相似，它们不产生类似于议会的权威感，那才叫怪事呢。

当初设立这些公民大会，用意或仅在于管理岛内的市自治体；它们那时也不觉得自己有更高的用途，我们今天有些人，也还动辄把它们比作这样的机构。但事物一发展，就没有不走样的。我们却还想把一个成年人放在摇篮里当婴儿摇。随着各殖民地的繁庶，它们的人口日多，疆域日广，在地球上已蔚为大国；而这些公民大会既是这些伟大的国家之代表，在各殖民地正式的制度里，它们又广受尊重；所以把国家的尊严部分地授予公民大会，对各殖民地来说，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它们不再局限于地方法规的制定，而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法案，范围涉及到方方面面。它们征收金钱，并不为地方上的用途，而是为正常地输税给国王；它们做这些事，都一准议会的规矩和原则，这样一天天下来，它们就越来越象一个议会。那些自以为智慧甚于上帝、力量大于自然的人，对这种种的变异，也许要大发牢骚；他们大可以根据各自的性情和偏见，抱怨这不好，那不对。但事情已经如此，不可能再有其他了；英国若想保留美洲的殖民地，就得承认这些现实，否则就保留不住。在这期间，双方对这一重叠的立法机构，都不曾感觉到不便；是人不能觉察的习惯和古老的风俗，导致了这一机构的形成，而这些，则正是人间一切政府的重要支柱。这两个立法机构，虽时常发现它们在履行着同样的功能，却没有发生过严重的、制度性的冲突。这一切的起因，或完全是我们的疏忽，但也许是事情自然运行的结果；凡事只要不管它，它往往会自成一局的。但不管原因是什么，有一件事是可以肯定的：靠议会的权威向殖民地正规地课税、以维持军事和民政机构，是以前从未有人想过的；而等我们想起了这一套制度，美洲则已高傲到不能屈服于人、力量已大到不能被强迫、民智已开到不会看不到这制度的后果了。

假如违逆人民的心愿，一味去推行课税的计划，讨论就不可避免，这不待明眼人而知；讨论一开，构成这一重叠制度的所有的因素，都将散落于人前，人们将看到它们的每一支权力，是如何背离了它最初的原则，人们将发现每一个立法机构中，都有一些因素，或抵触于它自身最初的原则，或不容于它和另一个立法机构的关系，调和起来，即使不是绝对不可能，也是很困难的。

所以说，这要命的口角乍一露头，最明智的做法，应该是赶紧铲除这一争端的近因，并尽量采用那成功的老办法，以扑灭这讨论；因为这样的讨论，是很难根据明确的原则加以解决的，导致这讨论的权利之要求，双方出于骄傲，是谁都不会放弃的。仅是撤消那项可恶的赋税、同时申明本王国的立法权威，在当时，就足以为双方带来和平。人是一种习惯的动物，第一道裂痕并不可怕，只要持续的时间短，殖民地将回到老状态，无异于从前。对这一次安抚，费城会议使用了一个说法，在我看来，那真是意味深长。它说道：印花税法撤消之后，“殖民地恢复故态，恢复了对祖国不加猜疑的信赖感”。这“不加猜疑的信赖感”，是人类的重心，在它的周围，一切都将安伏下来。所有的困难，都因这“不加猜疑的信赖感”而消除，所有古老而纷乱的政治制度中出现的矛盾，都将因之而化解。那些有诀窍去保持它的统治者们，可真是有福人啊！

1766年，有位先生与他那些杰出的同事一道，制定了一项安抚美洲的计划，从而恢复了信赖感；全帝国的人，应永远怀着感戴之心，去回忆他们的智慧与性情。这计划建立的基础，是此人的性格，两国的国情与习惯，而不是虚幻的推理；在我们觉得理当遵从这计划的当年，它一直很切用于它的目的。他们令我们的属国大为满意，却丝毫没有伤及本议会的尊严（不论是从好的意义上理解，还是从坏的意义上理解）。我敢说，若没有这伟人的和解精神与才能，去调和这些互不相能的权利要求与怒火，我们那时会一头撞进内战的灾难里；可惜到后来，我们舍离了他的方针，最终被卷入了内战。与眼前的冲突爆发时相比，那时的国内外环境，是更不利于我们，我们被抛入战争，应该在当时，而不是现在。

我有幸在议会中，第一次投票支持了这安抚美洲的法案。当时议会的一些成员几乎都一致认为：必要的让步得做，而议会的权威，也要尽量保持，议会的荣誉，得尽量尊重；我正是忝列于这些议员之伍的。有些类似于品德的成见，在我很珍贵的，要我一下子从心头扯下来，我当时还真办不到。那时我有我的偏好，现在也不能免。议会放弃的东西，我愿作为恩典、厚爱、和以示感情的东西，送给美洲的人民，而不希望作为偷来之物还给人家。高傲受到抚慰，即宽和了下来，仁慈来自于古老的、举世公认的强国，于是彻底影响了我们属国的心。我们宣布对美洲的立法权威是无限的，并不曾惹出一句牢骚。假如自此以来，这不加限定的权力变得可恶了、使殖民地充满了恐惧之心，那是因为“不加猜疑的信赖感”丧失了，父母的感情疏远了、变成了敌意；而他们的特权，本来是安睡在父母之无限权威的胸怀里的。

也许有人问我：你对安抚的方法，当时既怀这样的见解，后来怎么又变了一个人，居然动议撤消近来通过的一切强制性法案，这还不够，竟又动议我们通过明确的法律，砍掉议会的全部立法权，砍掉整个的课税权呢？我的回答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不同的局面需要不同的做法。冲突既已到绝境（为避免走到这一步，我比谁用的力都多），当初使人满意的让步，现在则不足使人满意了；默认的信用一旦破犯，便需要有明确的保证。它之所以必须，和人间之所以有正式的协议和契约是一个道理：那就是厌恶、猜忌、和不信任的习惯。我舍去它，是作为身体的一肢，目的是为了保住全身；假如有必要，我还愿意多舍，舍什么都行，只要能避免一场无益的、无希望的、反伦常的内战。有人说了：这么退让下去，岂不是容忍他们不战而独立？我因事理和各种情报相信：这样的退让，将收到正相反的效果。但即便有这样的效果，那么听我说一句心里话：我是宁取无战争的独立，也不要有战争的独立；我太相信人类的喜好与偏见了，对别的一切则否，所以，即便美洲自成一国，本王国因它的感情而得的好处，我料想也有十分之多，而假设它彻底屈服于国王和议会，则由此而来的恐惧、厌恶、与仇恨，将使我们得不到一分的利益。强扭的瓜是不甜；以相互的仇恨作统一的纽带，是违逆自然的，两者的统一，只会导致双方的毁灭。

投票赞成对美洲让步的，有一百一十位可敬的议员。动议表决时未出席会议的许多人，也与投赞成票的议员怀有相同的感情。我知道，这样的法案，会给我们当时带来和平的。即便是现在，我们若能采用它，和平也不是没有一点希望。不会有任何利益、任何财源，将因之而丧失；我们还可能因它的结果而有所得。在欺骗了轻信者、使他们空抱希望的所有幻想中，指望议会从美洲获得岁入，是最妄诞不经的。你打垮他们、使他们屈服，并不能丝毫减轻你的负担（这就是眼下战争的借口），相反，为了摧毁他们的自由和你们的自由，你得保持常备军，而你是连雇军的钱都得不到的。这预言是绝不会有错。

……

先生们，人的坚定意志所受的痛苦考验，真是无有甚于今天者。明事理的人放弃自己的利益，并不是很难；而名誉与品德的分离，则是撕心裂肺的。自由正处在不受英国人喜爱的危险中。为争夺虚幻的权力，我们开始染上了宰割他人的坏习气、开始丧失对平等的爱好。我们祖先的原则，在我们眼里变得可疑了；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孩子们所以反抗我们，正是被它们煽动的。自由过多而导致的缺点，在我们看来，远比做奴才的恶果可怕。所以，我们宁可原谅对权力的最大滥用，也不原谅对权力的最小抵抗。对常备军之后果的所有担心，都被看作是无谓的恐慌。不知人间有羞耻，竟在内战中招请外国的军队和野蛮人。以雇佣军的刀剑统治半个帝国，将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必然结果，我们漫不关心。我们只相信蛊惑，以为谁想欺压自己的同胞，谁就是爱国；谁恨内战，谁就是煽动造反；谁有宽大、克制、温柔、与和解的品格，谁善待本王国之属民的特权，谁就是背叛了国家。

在产生这样一些念头与情绪的局面中，我们停留得过久而不改变国民的性格，是绝不可能的。那些率直而善感的人，一向深壕而坚垒，能阻挡一切入犯者，惟独对那些将使他们丧失脸面的来兵，却无寸铁以资抵御；当他们发现这些原则、即他们过去视为获取荣誉之利器的，如今却变得声名狼藉，他们定将消沉而厌恶地息影于世事。那些性格较他们为强的人，那些胆大而有术的野心家，即通过人民去奉承权力者，即在荣誉的黄钟毁弃之处、大做瓦釜之鸣、见风使舵的小人们，则将风行天下，滔滔皆是。而那些上智之人，即本应纠正群氓之偏见的，却将固其冥顽、加重他们的错误。许久以来，影响我们的原则、使之逐渐变化的事，固然有很多；而美洲战争不过寥寥几年，但为害于我们的原则者，却甚于其他事情在一个世纪里可造成的恶果。所以，不仅因它本身之故，更因它导致的结果，我才认为美洲战争的继续、或体面而大度的和解之外的任何结束方法，都将是我们蒙受的最大灾难。正是由于此，我才不避辞繁，给你们写了这长信。我还要因此恳求你们、一遍遍地恳求你们：千万不要因别人的诱劝、辱骂、或恐吓，便放弃这些原则；你们中的许多人，正是在它们的引导下，才一直厌恶这战争、它的原因、极其后果的。我们不要灭弃祖宗的原则，而沦于始作俑者的行列。

你们最谦顺、最忠实的仆人
埃德蒙·柏克
1777年4月3日，比孔斯菲尔德

　

（三七按：爱德蒙·柏克就美洲事务写过三篇著名的文字，《论美洲的课税》、《论与美洲的和解》、和《致布里斯托长官书》。英国的政治家、文人莫雷勋爵说：研究公共问题的人，将它们奉作宝典去读，是毫不为过的。它们讨论问题的方法，是充满教益的和无与伦比的。在\"英美冲突\"中，柏克一直是\"自由事业\"的辩护土。从1774年开始，他多次在下院发表演讲，反对对美洲的课税，反对武力解决美洲问题，主张让步，以求得与美洲的和解。国民对他的态度报以嘘声，他的选区，布里斯托市的人，也不例外。1776年战争大爆发后，为美洲公开辩护已不可能，柏克在下院对涉及美洲的事一律缄口，这种消极的态度又受到了与他有同样立场的人的责备。在这一背景下，他写下了《就美洲事务致布里斯托长官书》。

这是我的朋友MZ的译稿。我节选了一大部分，由译者同意，来贴在网络上，俾诸位先睹。这是一个未定稿，未及细校，请勿引用。除了删选之外，我还做了少许的改动。在删改过程中出现的一切问题，自然是由我来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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