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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丹伟

APEC经验与两岸关系

　　两岸关系的困境，是海峡两岸中国人都十分关注的议题。围绕着这一主题，大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各种政策主张，力图引导两岸建立互信，走出僵局。本文尝试着从亚太地区整合的过程，主要是APEC（ Asian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的历史来总结经验，为两岸关系的整合提供一些借鉴。

　　当然，两岸关系与APEC所涉及的亚太地区国家关系，其性质有较大的差异。但是，亚太地区的整合，是一件非常困难、复杂的工作，其难度不亚于两岸关系的发展。在世界上其他地区相继出现强劲的地区性整合趋势，并形成了类似欧盟、北美自由贸易区和东盟等程度不同的地区性国际组织时，亚太地区的整合步履艰难。APEC作为亚太地区整合过程中出现的最重要的地区性组织，其整合的经验教训，对两岸关系不无补益。

　　一、经济合作是APEC发展的动力

　　亚太地区是七八十年代以来世界经济发展最迅速的地区。有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有台湾、韩国、新加坡和香港等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有亚洲四小虎的马来西亚、菲律宾、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还有中国这样的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一直保持良好的势头。根据国际货币基金（IMF）报告，在1992-1996年亚洲平均经济增长率为6.6%，远远高出全球3.3%的平均增长率。经济的发展，加强了亚太地区的经济联系。区域内的贸易比例大幅度上升。但是，区域内的各种制度性差异，增加了贸易成本，阻碍着各国之间经贸往来进一步提升。为了减少贸易障碍与加速市场自由化，市场力量和投资活动寻求亚太地区的经济整合。各国提出了不少发展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计划。1985年，澳大利亚的艾力克（Andrew Elek）提出“发展合作”计划。该计划结合区域发展与经济援助，以期达成亚太地区的均衡发展，最终希望亚太地区的人民、企业和政府能够在相互尊重与互惠的基础上，建立亚太社区意识与持续发展。[1]1989年，澳大利亚总理霍克首先倡议设立一个经济合作组织，加强亚太各国的经济合作。通过各成员国部长之间的沟通，寻求亚太地区的经贸政策之协调，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与区域经济合作，以维持亚太地区的成长与发展。维持经济发展，增进贸易往来是APEC的最初肇因。这也是对九十年代以来经济因素在国际社会中的层级不断提升趋势的回应。“太平洋所盛行的游戏，名字叫经济。”[2]

　　自1989年成立至今，经济合作一直是APEC的主导议题；而且，APEC避免主动地研讨其他议题，有节制地把自己的焦点集中在经济领域。经济技术合作、贸易自由化及投资自由化是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三大支柱。进一步减少和清除市场交换和连接的障碍，即推动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与便利化，是APEC的主要活动。

　　自由贸易，是当今社会的基本共识，也是APEC关于经济合作的关键议题之一。要加强区域内的自由贸易，促进贸易自由化，降低贸易冲突，如何削减各国之间的贸易壁垒？防范由此引发的贸易争端？要采取前瞻性的政策措施来将争端消弭于无形，区域性的经济合作组织是一有效途径。通过相互的协商与交流，充分交换各自的意见，解除各国的贸易障碍，就贸易自由化议题达成一定的共识。可是，鉴于它代表来自高低层次不一的国家和地区，正如世贸在自由贸易谈判时所面对的阻力一样，在论坛中，与会者是从不同的起点来考虑问题，要取得共识是有很大的困难。但是，经过几年的磋商，APEC在1994年的茂物会议上达成了共识：2010年和2020年分别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现自由贸易的期限。[3]虽然，在各自为政的状况下，成员体是否能实现这个目标，至今仍是个未知数，毕竟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1997年温哥华会议，确认了十五项自愿性提前实现自由化的产业部门，环保设备及服务、医疗设备及服务、化学品、能源、电信相互承认、玩具、珠宝、食品及肥料等九项优先部门和木材及其制品、渔产品、油籽与油籽产品、汽车、橡胶及民用航空器等六项提前自由化的产业部门。[4]在当前形势下，APEC注重以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在自主自愿、灵活务实的基础上，允许各成员以适合自己情况的速度和方式，按照两个时间表，为实现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目标进行努力。

　　APEC的另一重要活动，就是对亚太地区经济领域的紧急议题进行商讨，研拟对策，以稳定亚太地区的经济秩序。1997年的金融危机是一典型案例。在全球化和新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金融动荡是一个最易发生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的范围遍及APEC所属的许多国家，在APEC内各成员体对亚洲金融危机提出检讨，改善亚太地区的金融秩序，设立防范预警机制，是十分必要的。APEC也成为寻求对策的最佳论坛。面对金融危机，各国纷纷提出自己的主张和建议。

　　中国方面表示：“ 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确保国际金融市场安全有序运行。对国际金融具有影响的大国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遏制国际游资的过度投机，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防范和救助能力。应遵循平等互利原则，在国际社会广泛参与的基础上，通过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对话与协商，探讨建立符合各方利益的国际金融新秩序。”[5]尽管APEC的运作特征限制了APEC在金融危机中有更大的作为，但是各国通过对金融危机的反思，形成了各国对此议题的共识，建构了防范金融危机的具体政策建议。中国方面对此进行了具体的构画：“在１９９７年的ＡＰＥＣ马尼拉金融合作框架的基础上，扩充和增添新的内容，特别是要建立具体的合作机制。比如，建立预警和预防机制，成立ＡＰＥＣ金融预警小组（由主要经济体的财长和金融专家组成）；加强宏观经济协调，建立ＡＰＥＣ紧急资金援助机制；制定ＡＰＥＣ金融行为规则，对地区大额资本流动进行监督；建立ＡＰＥＣ金融培训机构，提高发展中经济体的金融经营和管理能力。改革和完善国际金融体制，确保国际金融市场安全有序运行。对国际金融具有影响的大国有责任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对国际金融资本流动的监管，遏制国际游资的过度投机，提高对金融风险的预测、防范和救助能力。”[6]同样，其他的成员体也有类似的检讨和建议。[7]1998年11月的吉隆坡领袖会议提出了金融稳定的基本原则：(一)、以成长为导向的总体政策；(二)、通过国际协助，解决就业，建立社会安全网；(三)、协助金融与企业的整合；(四)、加速私人资本的流动；(五)、强化国际金融体系。[8]

　　二、提供了交流的平台，提升了交流的层级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为各国讨论与解决相关的经济议题提供了交流的平台。APEC成立十几年来，对亚太地区的经济合作事宜进行了全方位的研讨，成立了贸易推广、贸易与投资资料审查、工业科技、人力资源发展、区域能源合作、电信、渔业、海洋资源保护、运输和旅游等领域的工作小组，推动亚太地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和共同发展。[9]APEC包括的21个成员体，其分布的地域横跨太平洋两岸，在1996年其国内生产总值达16万亿，超过世界生产总值的一半，占全球贸易的45%，其规模不算不大。[10]在合作中，各国的官员通过对相关议题的讨论，交换思想和看法，相互之间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APEC作为交流的平台，在沟通亚太地区的各国的相互联系中，层级在提升，范围在扩大。

　　随着合作的深入，1993年11月，在美国的倡议下，建立了各国领袖的年会机制，来自亚太地区的各国领袖通过APEC的领袖会议，就亚太地区的重要议题进行商谈。自此，一年一度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袖会议更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APEC也上升为国际社会中最重要的区域性国际经济组织。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产值最大的地区性国际经济组织的峰会，其决议、共识及相关的政策宣言，都将对世界经贸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这样，在APEC内部形成了领袖会议、部长会议（包括外交部长、经济部长）、资深官员会议和工作小组会议的基本架构。

　　特别是领袖会议，作为亚太地区各国领导人的联系机制，其聚会成为一个亮点，吸引了全世界的注意力。其每年发表的导向性政策宣言，揭示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方向。从1993年的西雅图会议发表的、以“开放的多边贸易制度”（open multilateral trading system）来创造一个稳定、繁荣的亚太区域的政策宣言起，一年一度的领袖会议对亚太地区经济发展前景的描述和对当时的经济形势的商讨，成为亚太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风向标。

　　1994年的茂物宣言，宣布2010年/2020年各成员体完成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目标。[11]

　　1995年的大阪行动纲领，提出达成贸易与投资自由化的九大原则、十五项特定领域以及经济与技术合作的十三个领域。[12]

　　1996年的马尼拉行动计划，提出了个别行动计划、共同行动计划及经济与技术合作的联合行动；并开始强调妇女参与的重要性。[13]

　　1997年温哥华会议，确定建立合作机制以因应区域性金融危机，开始执行加强经济合作及发展框架，确认了十五项自愿性自由化部门，开始倡导电子商务自由化。[14]

　　 1998年的吉隆坡会议呼吁各成员体采取以成长为导向的总体经济政策，创造就业并加强社会安全网，通过了“人力资源与发展行动计划”、“走向21世纪的APEC科技产业合作议程”。[15]

　　1999年的奥克兰会议呼吁强化与开放市场，稳定各国金融秩序,增进APEC贸易便捷化，以促进区域经济的复苏与重建；同时，提出了Y2K问题和发展电子商务。[16]

　　2000年的斯里巴加湾会议强调在能力建设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经济技术合作，以缩小成员间的差距，实现共同发展；并提出要加强在贸易投资领域的工作等问题。[17]

　　作为亚太地区唯一由最高领导人直接参与的定期会晤机制，APEC对处理国际、区域、双边关系问题的作用也不容低估。APEC是连接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桥梁。它的作用开始超出经济领域，渐渐地对政治事务产生了影响。一年一度的领导人会议，成为各成员体共商地区性重大事务的场所。

　　从长远看来，无论其发展方向如何，APEC作为交流平台的作用将越来越明显。

　　三、议题的升级与深化

　　 APEC是一个区域性的国际经济组织，经济议题是其关注的中心。但是，经济议题的外溢效应，使得APEC逐渐地把其他的议题，如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外交的、安全的议题，以不同的方式纳入其议事日程，从而自然而然地扩展了议事的范围，增强了其协调的功能。议题的逐步升级与深化，是APEC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同时也是APEC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和功能的基础。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应，及由此引发的社会安全议题的构建，就是一典型案例。

　　1997年随着亚洲金融危机而引发的印尼暴乱、韩国工潮等事件，暴露了亚洲社会抵御经济危机能力的低下。经济波动直接影响了社会秩序的稳定。APEC作为亚太地区的重要区域性组织，开始密切关注这一议题。1998年5月23日，第五届APEC财政部长会议在声明中提出，要扩大和强化社会安全网，减轻金融危机对亚太社会的冲击。10月15日的APEC妇女部长会议把焦点放在金融危机对妇女的影响，强调金融危机造成的大面积失业加重了妇女的负担。会议提出要强化妇女的社会参与，形成了“整合妇女参与APEC框架”（Framework for the Integration of Women in APEC），期待此框架将成为亚太区域成长的重要动力。同年11月14日的年度部长会议，除了研讨应对金融危机的措施，还对金融危机所衍生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探讨，强调建立社会安全网的重要性。11月18日的第六届经济领袖会议，在宣言中明确表示，APEC应该建立并强化社会安全网。同年12月11日的资深官员会议(Senior Officials Meetings，SOM)的预备会中，美国提交了“APEC持续成长社会框架临时任务小组”(APEC Ad Hoc Task Force on the Social Framework for Growth)的提案，针对健康、教育、粮食与就业等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样，APEC从如何防范亚洲金融危机的消极影响着手，对危机所涉及的社会安全、妇女、教育、粮食、就业等社会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讨，指出了各国存在的问题，揭示了社会进步的方向。

　　从总体上看，在APEC组织内及正式的议事日程中，APEC还是恪守经济性的地区组织的立场，从不把其他一些敏感议题纳入正式的议程中。但是，在其正式的组织活动之外，各国均借助这一交流平台，开展政治的、外交的乃至安全的活动。尤其在领袖会议的机制形成后，亚太地区的重要议题，均成为领袖们交换意见的主题。在领袖会议期间的会外会之双边会谈，其议题已经包括了美国的对台军售、朝鲜的核武器纠纷、东帝汶问题和南海石油天然气的开发利用等涉及亚太地区安全的非经济问题。虽然目前对APEC的经济功能、安全功能并不乐观[18]，但是，从长远的眼光来看，APEC“走向建构亚太地区经济和安全体系，已逐渐成为未来APEC发展的一种可能趋势。”[19]

　　APEC为亚太地区各国的外交活动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舞台。议题的升级和深化，也进一步强化了APEC的地位，扩展了功能，增强了人们对APEC的期许，从而提升了APEC的定位。

　　五、形成了特有的运作机制、程序和范式

　　APEC在十几年的运作中，以其特有的内容形成了APEC方式（APEC way）。这在国际社会中，有别于其他的国际经济组织，自成一体。虽然对APEC的特征的理解和概括、对APEC的运作和前景，人们有不同的解读，[20]毕竟开放的APEC在当今的国际社会中以其独特的方式赋予国际组织崭新的涵义和特点：

　　第一，以宽容的心态、开放的精神，尊重各成员体的自主权，承认区域内各成员体的差异性。亚太地区的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制度和历史等方面有着迥异的背景。各国对经济合作也有不同的要求和期待。这样，APEC在设计时确立的非约束性原则，成为APEC的基石。各成员体政府对APEC的决议和规定，并无法律义务，可以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执行。“协商性的单方面行动”（concerted unilateral action）是一种自愿性的但带有相互协调的单方行动，是一种基于自由化的行为规范。也就是说APEC的决议和规定没有法律效力，对成员体不具有约束力。因此，许多的APEC宣言都表示各成员国可以根据本身的特点和条件，决定自己的实施计划。

　　第二，会员资格的开放性和平等性。在会员资格上，APEC采取了区域开放主义（open regionalism）。会员资格不具有排他性区域开放的原则，新会员的加入，只要长期与亚太地区具有密切的经贸关系的经济体均应包涵在内，有别于其他国际组织的封闭性。

　　在各国的相互关系上，遵循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协商一致、自主自愿的原则。在大国与小国之间，通过设立合作协商的办法来达成共识，排斥谈判机制的进入，以共识为APEC的运作基本原则。同时，为维护小国的利益，特别是东盟国家的利益，1990年的年会同意以后每隔一年大会在东盟国家举行。

　　第三，组织发展的渐进性和多层次性。在各方面差距非常明显的状况下，亚太地区的整合是十分困难的。大国与小国之间在安全上的对立、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在经济上的矛盾、不同意识形态国家在社会机制上的距离、还有历史的文化的错位……APEC面临这些问题，以非正式的论坛性质来定位，不是追求一步到位的正式的贸易组织或经济组织。由此，以松散的、自由的、自愿的组织性质来维系不同的成员体之间的联系，把在各方面有较大距离的各成员体团结到一起，搭建出一个可资交流的平台。

　　APEC的组织机构简单化。1992年曼谷APEC部长会议通过次年在新加坡设立秘书处，来负责行政事务。1993年秘书处正式运转。APEC秘书处的规模和功能相当有限，其成员大多由各成员体派遣，秘书长由各成员体轮流担任。这样功能有限的组织机构与APEC的定位是密切相关的。同时，希望以各成员体之间的直接交流来减轻效率低下的官僚作业与行政资源的浪费。

　　第四，重视民间成面的交流。非政府组织（NGO）在国际社会中的活跃，是当今世界的一大趋势。APEC在重视正式的官方联系外，还为民间企业的交流建立可资利用的渠道。1995年11月，大阪会议确定，各成员体派遣大、中、小企业的代表各一名，就企业发展中的问题向APEC领袖会议提供专业意见。以民间的、企业的角度，来观察亚太地区的整合中的问题，修补了仅有官方角度的缺陷，使得APEC对议题的讨论更加立体、全面。

　　第五，APEC组织的建制化。在组织渐渐发展成型，经济性的议题的外溢效应逐渐显现时，APEC开始寻求组织自身的建制化。尽管对APEC的建制化，各成员体有不同的看法。但是，面临着次区域经济组织的挑战，APEC何去何从？保持APEC方式是以降低APEC自身的行动能力为代价，要加强APEC的区域整合能力肯定要以放弃非正式组织的特点为前提，在这两难选择中，或许组织建制化的可能性要大一点。“从本质上说，ＡＰＥＣ是一个论坛，是一个协商机制，它不具备采取共同实际行动的功能，而是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各自采取行动。但是，随着我们共同面临的需求和问题增多，进一步推动它的功能性发展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21]

　　APEC十多年的发展历程表明，要保持其活力，APEC必须坚持以承认多样性、强调灵活性，协商一致、自主自愿、循序渐进为主要内容的"APEC方式"，使不同发展水平的各成员的权益和要求得到较好的平衡；在继续开展贸易投资自由化的同时，切实推动经济技术合作，促进APEC平衡发展，增强APEC凝聚力，巩固亚太经济复苏势头。只有这样，APEC才能在新的世纪健康发展，不断焕发活力。

　　六、对两岸关系的鉴戒作用

　　总结APEC的发展经验，对两岸关系的发展颇有鉴戒作用。民间的经济交流是推动APEC的最重要动力。经济交流是一个可资利用的平台。在经济交流中，层级的提升，议题的扩大，功能的增强，相互信任关系的建立，使得APEC从起初的论坛性质的地区组织脱胎换骨，成为亚太地区各国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亚太地区各国在APEC的稳定交流机制，从而形成了特有的外溢效应。它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政治、安全、社会和文化的议题都或明或暗地逐渐进入APEC的议程。这样，不知不觉中APEC俨然成了亚太地区最重要的国际组织。

　　两岸关系的互动，我们不妨借鉴APEC的历史经验，在APEC框架下寻求双方的契合点。

　　首先,利用APEC的交流平台，进一步扩大双方的合作。APEC的自愿、弹性与非约束性及论坛性质的定位，能为两岸之间的沟通提供良好的渠道。APEC是双方都加入其中，并且是台湾参加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围绕着APEC在经济合作方面的活动，两岸之间有比较广阔的合作空间。通过合作，可以促进贸易自由化，降低经贸冲突的概率，加强相互的依存，减少彼此的敌意，从而逐渐培养出两岸的共同利益。大陆对经济技术合作是非常重视的，这是大陆参加APEC的重点；而台湾在此领域有较多的技术、管理和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经验，双方的互补性强，合作前景比较光明。从两岸关系的良性互动的角度观之，两岸在经济技术进步、中小企业发展等领域有着进一步合作的可能。如果从这些议题出发，在两岸之间建构专家学者的、中小企业的、区域性和民间团体的联系管道，推动合作的进展。此外，两岸之间的对应官员的互动,有助于双方的相互了解,建立更加丰富的沟通渠道。2001年大量台湾官员到大陆参加APEC的各个层级的会议，与大陆有直接的、正面的接触，这有助于两岸的互动，拓宽和加深两岸的合作。通过在较小争议的经济、社会等中性领域的合作，来营建两岸之间的互信氛围，并在此基础下提升合作的层级，扩大合作的领域，深化合作的议题，充分利用两岸在经济合作中的外溢效应，为两岸之间搭建进一步对话的平台，是为提升两岸实质性的合作的根本之道。

　　其次，要总结APEC的经验，为两岸关系走出困境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创意。APEC21个成员体能走到一起，其中不乏成功的经验，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该从中汲取营养。两岸关系发展的动力应该是经济因素，而不应该是其他的内容。两岸之间的经济交流已经有二十来的历史，这对两岸关系演进的作用，是有目共睹的。双方应该在大格局下，避免其他因素对经济交流的干扰，继续拓展合作领域，加深合作程度。两岸关系的发展，应该是一个顺序渐进的过程，是慢慢发展的过程，不可指望一下子来个突变。两岸合作的议题从中性的、较少争议的、能够增进两岸民众福祉的经济性议题开始,对交流出现的其他议题，抱着开放的心态、宽容的精神，求同存异，逐渐培育双方的共信，在此基础上逐渐开拓出新的议题。两岸关系的发展，并非仅仅是两岸官方的合作和努力，应该进一步加强两岸社会的联系和交流。几十年的交流历史告诉我们，两岸民间交流与合作，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最强劲动力。因此，在官方之外，应该鼓励两岸民间合作的开展。两岸之间的社会团体、经济组织、文化单位和学术机构，有着广阔的交流空间。以民间社团为核心的两岸社会的紧密关系的构建，既是两岸关系发展的推动力，也是两岸关系得以巩固的关键。

　　再次，次区域合作是APEC所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两岸关系的一大机遇。在APEC的21个成员体中，大陆、台湾、香港和日本等是少数几个没有参加次区域贸易组织的成员体。APEC松散的组织特征和次区域组织的兴起，形成了鲜明的反差。面对日益加剧的周边竞争，加快两岸的合作是非常必要的。对此，两岸四地的学者都有共同的认知。“大中华经济共同市场”、“华人经济共同体”的构想在90年代初就开始出现。近几年，大陆学者也提出了建立东亚共同体的设想。[22]台湾的萧万长也有建立“两岸共同市场”的倡议。日本方面在1999年提议设亚洲自由贸易区。[23]大陆方面在2000年11月的东亚国家高峰会上，已经开始与亚细安共同探讨建立自由贸易联系或成立“中国亚细安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中国支持亚细安预定2002年成立自由贸易区，并愿意探讨彼此建立自由贸易联系或中国与亚细安成立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同时，亚细安十国和中国、日本及韩国的政府领导人同意成立一个研究小组，以探讨通过新的机制，加强东北亚和东南亚关系的可行性。这些新机制就是召开东亚峰会、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以及东亚自由投资区等。[24]对南海问题、湄公河开发合作计划、中国与亚细安合作基金的合作、信息技术的合作，中国均持积极支持的态度。对“曼（谷）昆（明）公路”及从新加坡到昆明的“泛亚铁路”，中国也表强烈兴趣。通过次区域的合作，培养相互之间的共信，建立次区域的认同，是形成21世纪睦邻互信伙伴关系的关键。次区域合作不再是理论上的构想，包括大陆在内的许多东亚国家和地区已经把次区域合作提上了议事日程。在这样的潮流下，本来有着更多合作机会和可能的两岸之间，却是越走越远，是令人遗憾的。

　　因此，两岸的中国人应该充分体认到时代发展的趋势，把握住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机遇，加强两岸关系的发展。尽管次区域合作有各种各样的困难，作为一个思考的方向，是非常有价值的。

注释：

[1] Andrew Elek，“An Asian-Pacific Model of Development Cooperation，”Paper presented at the APEC Study Center Regional Conference，10 May 1996，Manila，Philippine.

[2] Wolfowitz, Paul, “Testimony to the 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 Washington D.C.,April 1990.

[3] http://www.apecsec.org.sg/virtualib/history/epg/epg94.html.

[4] http://www.apecsec.org.sg/virtualib/history/vancouver/van-prod-line.html.

[5] 江泽民在第六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非正式领导人会议上的讲话，1998年11月18日。参见http://www.fmprc.gov.cn/chn/c1824.html

[6] 张蕴岭（中国社会科学院ＡＰＥＣ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ＡＰＥＣ面对新挑战”，《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

[7] 可参见http：//www.tier.org.tw/APECC/hotnews/discussion-papers/，另外有“检视ＡＰＥＣ在东亚金融风暴中之角色”等论文，http：//www.tier.org.tw/APECC/hotnews/discussion-papers/tan-5.html.

[8] http://www.apecsec.org.sg/virtualib/econlead/malaysia.html.

[9]参见APEC Organizational Chart, http：//www.apecsec.org.sg/.

[10] http://www.apec2000.gov.bn/welcome.htm.

[11] APEC1994领袖宣言（1999年11月，茂物）。

[12] APEC1995领袖宣言（1999年11月，大阪）。

[13] APEC1996领袖宣言（1999年11月，苏比克湾）。

[14] APEC1997领袖宣言（1997年11月，温哥华）。

[15] APEC1998领袖宣言（1999年11月，吉隆坡）。

[16] APEC1999领袖宣言（1999年9月，奥克兰）。

[17] APEC2000领袖宣言（1999年11月，斯里巴加湾）。

[18] 张亚中：《两岸统合论》，生智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台北）2000年版，第206-212页。

[19] 吴荣义：“从台湾的立场看APEC未来的发展与限制”，载《明报》（加拿大）1997年11月。也可参见http：//www.tier.org.tw/APECC/hotnews/discussion-papers/ctasc010.html

[20] 吴荣义、林钦明：“从APEC谈建构亚太区域经济安全体系”（1999年10月“建构亚太经济安全体系”研讨会），参见http://www.tier.org.tw/apecc/hotnems/discussion-papers/wa9901.html。杨永明：“APEC架构与运作的发展与两难”，载《理论与政策》第十一卷第一期，1996年12月，第44-57页。林家如、卢业中：“两岸加入APEC之目标分析”（2000年10月26日“APEC与两岸关系之回顾与前瞻”研討會论文）。

[21] 张蕴岭：“ ＡＰＥＣ面对新挑战”，《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6日。

[22] 张蕴岭：“东亚共同体”，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http://www.cass.net.cn/y_rwsk/y_rwsk_114.htm.

[23]《联合早报》（新加坡），1999年3月22日。

[24] 《联合早报》（新加坡），2000年11月22、24、25、26日。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10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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