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变革：从为民主而奋斗走向自主治理

迈克尔·麦金尼斯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 著

毛寿龙 李梅 译

转自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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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的“导言”中认为，对民主的追求，“是一场不可抗拒的革命，它已经冲破一切障碍进行了许多世纪，而且今天还在它所造成的废墟上前进” (Tocqueville, [1835,1840] 1990, 1: 6-7)。这一看法使他“唯恐上帝惩罚”(同上，6)，在此，他作为一个生命有限的人，根据“自然界的年复一年的正常运行和事件的持续发展趋势”就能够看到上帝意志的某些征兆 (同上，7)。根据这一观点，“企图阻止民主，就是抗拒上帝的意志，各个民族只有顺应上苍给他们安排的社会情况”(同上)。

在最近若干年里，许多国家已经建立或者重建了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同时，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已经发现了民主的重要性，他们发现民主政府之间即使发生过战争，那也很少(Russett, 1993; Brown, Lynn-Jones, and Miller, 1996)。这一研究重新发掘了伊曼努尔·康德永久性地确立“永久和平”的信念(Doyle, 1983, 1986, 1997)。康德认为，“共和制国家”数量的增加应该最终导致形成一个非正式联盟，并普遍认可普世的规则。所有这些因素都共同为永久和平提供了基础(Kant(1795), 1991b)。

康德预期在这一进程中还会有戏剧性的回潮，但是他相信，每一个回潮，最终将有助于成功地确立永久和平。“大自然就再度地利用人们的、乃至于大社会以及国家共同体这类被创造物的不合群性作为手段，以便从他们不可避免的对抗之中求得一种平静与安全的状态；这就是说，大自然是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远不松弛的备战活动、通过每个国家因此之故哪怕是在和平时期也终于必定会在其内部深刻感受到的那种缺匮而在进行着起初并不会是完美的种种尝试，然而在经过了许多次的破坏、倾覆甚至于是其内部彻底的精疲力竭之后，却终将达到即使是没有如此之多的惨痛经验、理性也会告诉给他们的那种东西，那就是脱离野蛮人的没有法律的状态而走向各民族的联盟。这时候，每一个国家，纵令是最小的国家也不必靠自身的力量或自己的法令而只须靠这一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只须靠一种联合的力量以及联合意志的合法决议，就可以指望着自己的安全和权利了。无论这个观念会显得何等地虚幻……然而这却是人们彼此之间相处的需要所必不可免的结局。”(Kant[1784]1991a: 47-48)

国际关系学者很少安于支持康德率直的神学性的断言，但是很关心最近“民主和平区”扩张的根源。与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分析不同，康德并没有搞清楚，即使在和平的世界秩序的所有条件都实现的时候，不稳定的潜在根源依然会发挥作用。本文将认为，托克维尔对民主社会不稳定性的关怀同样可直接应用于和平世界秩序的分析。

尽管人们还可以继续进行很多研究，从其他角度解释民主和平现象，但为扩大这一“民主和平区域”的实践努力辩护的理由却是学者对其经验事实的广泛认同。国家和国际援助机构坚持建立民主制度是继续援助的前提条件。世界各地的政府已经受到日益增长的有关民主之美德的共识之挑战，要尊重其所有公民的人权。

我们回想民主与和平是整个20世纪不可抗拒的革命潮流，这时，我们也看到一些激进的革命横扫俄国、中国，对世界许多地方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这些革命是由一些人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这些人预设革命能够控制帝国性国家权力机器，改造财产权利，造就具有善良人格的社会主义新人，实现人类的解放，实现共同民主，国家将消亡，消灭导致战争的阶级对抗。在本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在发展帝国主义的人和企图抵制这些帝国主义贪婪的人之间进行。随后，民族控制其自己的治理的渴望导致了民族主义的革命，并继续进行着控制国家权力的斗争。每一个大陆上的每个人都介入了某种形式的争取民主的斗争。

追求人类解放的人组成了一个权力集团，认为自己是自由世界的人也组成了一个权力集团，两者相互对抗，构成了两极世界。在极化的派别对抗中，继续争取民主，这把世界人民的精神状况提高到了新的疯狂水平。随后导致的破坏的规模，还超过了两次世界大战。苏联农业的集体化、中国的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激起的恐怖浪潮史无前例。在当代世界的部分地区还发生了种族清洗，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遥相呼应。

我们如何把托克维尔和康德有关民主发展的乐观断言与20世纪发生的前所未有的灾难协调起来呢？他们关于事物的自然进程和事物发展的永恒趋向的猜想，对于植根于这些知识体系中的人文和社会科学、人文和社会专业知识来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困难在于事物发展的永恒趋向在人类社会中是沿着极不寻常的轨道前进的。而且，这一进程的特色取决于有助于人类文明发展的知识、道德和信念的质量。

这一“不可抗拒的革命”的革命特色还进一步夹杂着推翻以前的人类社会治理模式。托克维尔认为：“结果，民主革命虽然在社会的实体内发生了，但在法律、思想、民情和道德方面没有发生为使这场革命变得有益而不可缺少的相应变化。”(Tocqueville[1835, 1840]1990, 1:8)。这使它有余地发挥其“荒野的本能”(同上，7)，民主将在它所创造的废墟中前进。

本文将通过考察与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有关的学者所开发的分析框架(Kiser and E. Ostrom, 1982; E. Ostrom, Gardner and Walker, 1994; McGinnis, 1999a)来考察和提升托克维尔的关怀。这一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把决策的情境置于两个因素的背景之中：物质条件和社群的属性。行动的情境分为三个选择领域：操作选择、集体选择和立宪选择。托克维尔著作的不同方面都能够与这些环境性变量与选择领域（在以前的著作中有时称分析层次）联系起来，我们在下文将阐述这一点。这一做法也揭示了托克维尔没有直接表达出来的有关方面，它们与民主治理对实际环境的潜在的破坏性后果有关。

我们分析的基础是把民主概括为一个多中心秩序环境中的自主治理的过程。在新近的政策讨论和学术分析中，“民主”一词已经等同于先进工业化的北美和西欧地区存在的有限范围的选举、立法、官僚和司法制度。结果，讨论就着眼于促进“转型”的进程，即以一组公认民主的制度取代以前独裁的制度。

我们认为，“转型”一词不足以表达要为可持续的自主治理建设稳定的基础所要求的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较喜欢把民主当作一系列持续的“变革”，包括人民对其自身的基本态度以及周围实际世界的变革。

争取民主，导致了破坏，而不是产生收益，其条件是什么？这对于20世纪末关心政治科学的人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就如托克维尔所强调的，民主社会是易于腐化的，因为本来自力更生的人倾向于越来越依赖政府来解决其集体问题。多个权威服务于交叠的管辖区域有其好处，但强化和集中权力的压力摧毁了它们。作为学者，我们有必要对我们自己的构想和分析保持敏感，因为它们可能会强化或者摧毁富有活力和可持续的民主之重要因素。

在第一节，我们将简要地概括托克维尔有关民主基础及其潜在的脆弱性基础的结论。随后详细探讨民主解体的路数。这些路数与破坏性冲突的可能性相关。

第一节 托克维尔关怀之再思考

《论美国的民主》的核心主题是盎格鲁－美利坚人从事着“一个伟大的实验，试建基础全新的社会，并首次应用当时人们尚不知道或认为行不通的理论去使世界呈现出过去的历史没有出现过的壮观。”(Tocqueville[1835,1840]1990, 1: 25)。在讨论有利于美国民主稳定的因素时，托克维尔首先强调“民情”，其次强调“法律”，第三强调北美大陆的自然条件。即使宗教“对社会的政府没有直接作用”，但他还是认为宗教在政治制度中是第一位的，因为它影响民情(同上，305)。在“法律”中，最有助于美国民主持续的是联邦形式的政府，乡镇制度以及司法制度。北美大陆的自然环境减少了欧洲军事斗争的威胁，提供了富饶的土地和资源，其重要性居第三位。

威胁美国民主活力的条件与多数暴政、奴隶制以及对非洲裔人的偏见等因素有关，在将来几代人之后，有助于民主活力的民情很可能复制不成，政府制度也可能难以维持。当当官的人能够运用其权力以人民的名义支配相关决策结构、并寻求其作为统治精英的优势时，类似于多数的暴政的危险就会发生。托克维尔用民主独裁制来表示公民在几代人后不能保持其结构性的权利意识，忽视政治的艺术与科学，转而求助于管理最广泛事务的“政府”来解决其所有的问题。

多数暴政和民主独裁制相结合，民主的长期活力就面临着危险。机遇和强力，而不是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很可能成为“不可抗拒”的驱动力，在另一些时空中开辟自己的道路。自负地通过强制实施普遍的法律来确立普遍的原则，否定不同时间、不同地点所具有的自然和文化的现实。

或许现在应该考虑为民主而奋斗的教训了。这些奋斗的教训能够有助于为新时代的人类文明发展新的政治学吗？经过认真的深思熟虑，这些努力能够为发展从地方社群到全球规模的社群日常生活合作关系的艺术和科学提供基础吗？

托克维尔部分地回答了这些问题，他指出：“在即将到来的民主时代，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将是艺术的产品；中央集权将是自然的政府”(同上，296)。如果人民本能地行动，而不用科学来指导，适当地运用自利，那么人民就会为党派政治所激发的思想混乱所冲昏头脑。不可能实现的诺言将被作出。人民免去了思考的忧虑和生活的烦恼，这必将导致迷茫、犬儒主义和敌意，因为人民感到自己陷入了天罗地网，屈从于他人的控制之下。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在托克维尔旅美之后我们已经有将近170年的实践了。为民主而奋斗，我们做了什么呢？随着人类社会日益发展的全球化，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如何才得以重新确立呢？人类发展的渐进模式与依靠自主治理的人民合作的艺术和科学之实践所实现的不可抗拒的生活变革结合在一起了吗？

第二节 民主脆弱性分析的框架

要实现富有活力、长期持续的民主，就需要社会的变革，要搞清楚这一点，我们有必要明确关注一个框架，它提供了一般的观念，概括与替代性的选择理论和特定经验情境的特定模型最相关的因素。这一框架隐含于《论美国的民主》所运用的分析方法中，也是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发展可应用于实践性实地实验和实验室实践的经验研究方法之努力的关键特征(Kiser and E. Ostrom, 1982; E. Ostrom, 1986; E. Ostrom, Gardner and Walker, 1994; McGinnis, 1999a, 1999b, 1999c)。我们把这一框架看作是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

在逐渐确立这一分析框架的进程中，我们特别强调个人和群体在操作选择、集体选择和立宪选择进程中所面临的总体行动的情境。在操作领域，采取具体行动的是最直接受到影响的个人，包括公共官员。这些行动的结果明显地直接影响世界。界定和约束单个公民和官员在操作领域活动的规则为发生于集体行动领域的过程所确立，而修改这些规则之规则则是在立宪选择领域所确定的。在某些情况下，立宪选择导致一部成文宪法，但是较普遍的情况是社群发展非正式的共同理解，据此社群组织自己作出集体决策。这些共同理解是作出集体选择和操作活动之决策环境的重要因素。这些非正式的理解是各社会所固有的，它们依靠自己的非正式实施者，而不依靠政府和国家权力机关。 后者可以具有一种国际地位，并在没有公开的内战时维持无声的“和平”。民主形式并不必然创造民主社会。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为广泛的制度分析提供了一组共同的语言，因而有助于比较更为具体的理论和特定现象的模型。然而，这一语言可能隐含着一些混乱。研究所早期的著作用“分析层次”来指操作、集体和立宪选择过程。这些术语很长时间来也为国际关系文献所运用，用来区别在个人、小群体、组织、政府、社会和系统层次分析的解释性变量(见Waltz, 1959, 1979; Russett and Starr, 1996)。对国际关系理论来说，层次直接与集中的范围有关：国际体系由主权国家构成，而主权国家则被认定是由大量的组织构成的，每一个组织都由个人构成。个体分析层次的人格或者永久性的因素与一般的组织行为的特征有区别。民主与独裁政府相对的因素，以及其他在系统层次运作的因素，倾向于维持相互对抗的巨大势力之间的权力均衡。就如论述两个层次或者分级博弈的文献(Putnam, 1988; Tsebelis, 1990, 也见McGinnis, 1999a)所指出的，即使任何完美的解释有必要包括各个分析层次的因素，但是把这些因素分为几个各不相同层次的基础却是确定无疑的。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所关心的分析层次不可能与可观察到的集中层次如此直接相关。选择领域的分界线在于强调政治过程之间的根本差异，而所有这些过程都能够在各个集中层次发生，或者在不同时间同一群人中间发生。比如，立宪选择所涉及的参与者范围显然要比日常操作性选择要广泛。但是即使某一社群的所有成员都平等地介入到所有三个互动层次上，他们决定自己如何作为未来决策的努力，在分析上有别于他们简单地讨论把共同持有的原则或规则应用于目前的情境。改革时期能够区别于以普遍认可的规则为基础的日常互动时期，这是有用的。关键之处不在于有关人员的数量，而在于出现于不同场景或者时期的活动的性质。因此，“选择领域”比分析层次远要适当。

就如前文所探讨的，一个领域的结果确定了下一个“较低”层次（或者领域）所进行的博弈的性质。那就是说，立宪决定确定了组织进行互动的过程。同样，集体选择具体说明了操作权利和特定行为者的责任。最后，个人（或者集体行为者）从可能的范围内选择具体的行动，而这些互动的结果影响世界的某些事件。立宪和集体选择结果因此而影响个人在操作层次上必须做什么、必须不做什么或者可以做什么。

重要的分析上的类似之处在所有三个选择领域都存在。在每一个领域里，个人和集体选择局限于某一范围的大的策略选择方案。行为者面临一个行动的情境，在此该情境具有在较大范围的互动里(类似于“较高”分析层次)确定的策略选择方案和角色预期。在每一个领域，行为者的选择一起产生互动模式和结果，而这塑造了其他领域互动的性质（尤其是与“较低”领域相关的互动)。各个领域以复杂的但可理解的方式相互影响。

简言之，制度是重要的，因为它们通过界定个人和集体行为者完成的角色来把选择领域联系起来。如果一个人以这种方式看待政治制度，显然在任何一个特定的应用中都涉及所有三个选择领域（或者中心）。“多中心”一词（最初发明于V. Ostrom, Tiebout and Warren, 1961）很好地表达了交叠在一起的且相互关联的选择领域框架。

不同的领域意味着适用于在不同领域采纳的决策的各不相同的分析模式，因此需要小心。在立宪领域发生的谨慎思考比较强烈地指向布坎南和图洛克(Buchanan and Tullok, 1962)所说的概念上的一致同意。分析模式比较可能关系到从分析和理论发现中得到的基本的构想。努力达成某些规则的普遍协议，用其确立集体行动的规则和人们在实际生活中作出反应的操作规则，这时在分析上要解决的概念在性质上是基础性的。如果宪法规则要具有约束官员权力的意义，那么个人在操作场合就要记住他们所作所为的宪法意义，而不是只是忙于自己的即时的、短期的利益。

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的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所有这些选择领域的分析家都应该充分考虑到相关的自然条件，也要考虑社群的属性。实际上，操作、集体或者立宪选择过程的分析也将解释参与者在实际互动过程中所运用的规则，这些规则与正式的法律或者成文的规则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如果正式规则是立宪选择领域的产品，却为治者和治于人者所忽视，那么所使用的宪法规则就被变更了。要坚持这些互动模式，这些使用的规则必须与自然世界的状况和个人生活于其中的社群的属性相一致。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 Ostrom, 1990)把与物品的自然属性相一致看作是社群管理公共池塘资源的努力具有长期活力的一条标准（或者设计原则)。操作规则必须与有关人员的一般规范和期望相符合。

本文的基本点与一般所说的自主治理是一致的。只有有关人员能够避免或者改正民主所固有的自我破坏效应（就如托克维尔所说的)，并且如果这些程序并不与自然状况或者普遍认可的规范和原则相冲突时，民主自主治理才能够是稳定的。每一个选择领域必须具有强化社群自主治理能力的过程。而且，每一个领域的实践规则必须与社群的自然状况和文化背景相一致。下面，我们将厘清托克维尔之关怀与制度分析与发展框架之主要要素之间的明确关系。

第三节 作为过程的自主治理

鉴于探讨的目的，让我们假设一个社群已经确立了一组规范、规则和制度，这使得他们至少能够解决某些集体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不管基层社群、相关行动情境的制度和自然属性发生了什么结果性的或者外生的变化，这些制度能否得以持续。

自主治理社群处理集体问题的过程可以简要概括如下。首先，一个人或者群体请有关社群关注某一个潜在的问题。讨论各种解决方案，包括把问题限制在该群体之内，与外部的行为者（包括私人拥有的公司）签订契约或者建立其他关系，把问题交给相关的政治当局（各级政府)。这就是说，在多中心秩序里，公益物品的提供在分析意义上与其实际生产是分离的。生产某种需要的物品和服务，有广泛的选择，而这是社群自身的责任，或者代表社群利益的代理人的责任，为有关消费单位生产安排（即提供）这些物品和服务的生产或者供应。这一提供过程包括安排资金问题。应该充分考虑这些社群成员，可能的解决方案将在最大程度上损害他们的利益，并且应该发现某种方法来避免把负担强加给他们。任何协议必须包括监督和制裁。一旦协议确立，社群就应该确立某一程序，来评估这些变化的产出，并解决随条件变化将来可能产生的任何冲突。每一个协议都是由运作关系构成的，在这一意义上它在性质上是有条件的。

要使这一程序顺利运作，其条件是什么？人们必须分享自力更生的态度。面临集体问题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就应该是自己解决，而不是预设某一“政府”能够为他们解决。而且，人们必须同情和尊重其他人的利益。他们必须在可能的范围内选择各种各样的制度背景。公共官员必须尊重其他官员的责任。所有人必须关心其行动的实际后果。简言之，社群的成员必须维持一种自力更生的态度，公共官员必须满足于在一个具有多个权威和交叠管辖单位的多中心体制中运作。

第四节 民主过程可持续性的四大威胁

有若干途径摧毁这些关键的因素。本文将着眼于四大危险，两个危险涉及公民的行为，另外两个涉及公共官员和企业家的行为。首先，公民自力更生的态度可能变为愿意等待政府来提供和生产公益物品。其次，不管种族、宗教信仰或者政治认同如何，主要把自己看作是一个群体成员的人，可能会逐渐不尊重不属于该群体的人的意见。第三，公共官员面临着一种自然的倾向，扩大其自己的权力或者其所控制的各种各样资源的范围。第四，选任官员的候选人倾向于运用抽象的口号来吸引选民，并人为地扩大其自己与其他领导人的意见差异。通过这样做，政治代理人之间的选举和其他形式的竞争就变成了符号战争，这类战争与社群所面临的实际问题的实际解决几乎毫无关系。

这些危险可以概括如下。公民可能失去他们的自力更生的态度、不再宽容或者同情其他人，公共官员面临着激励，来实施中央集权和过分的党派性。公民和统治者为什么进入这些陷井，其基本原因是相当简单，并且往往是迫不得已的。作为代理人，统治者自然而然地面临着机会主义的激励。通过集中权力或者通过把公众的注意转移到符号性的东西，统治者提高了其提取资源或者制定政策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的能力。民主社会成员丧失其自力更生的态度、失去对他人的同情的不幸倾向为他们之外的许多竞争性的压力所驱使。自主治理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因此，要采取某些捷径来帮助解决日常的问题，以便解决人们的时间进行其他追求，这的确是情理之中的。结果，依靠政府和运用意识形态的口号，就是人们能够把自己所面临的复杂的社会情境简单化的捷径。

所有这些倾向都导致其自身的独特的问题，但是当多种危险同时表现出来时，对自主治理持久活力的最为严重的危险就出现了。托克维尔对民主长期活力每一个方面的关心，都与公民和公共官员行为变化的组合是一致的。

简言之，当公民依赖的态度为集权化行政的存在所强化的时候，结果就是托克维尔所界定的民主独裁制。当公民失去了对其他群体的观点的同情感的时候，中央集权化的统治者就有强烈的激励来迎合多数的愿望，因而产生了多数暴政的条件。当选任官职的候选人把自己的努力集中于向其观点缺少宽容态度的群体宣传其自己符号化的世界观的时候，就开始走向可能导致种族冲突和内战的过分党派性的道路了。如果一般来说是驯顺的公众为相互冲突的意识形态所分化，那么政治就退化为为特定群体提供好处的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一情境可以表述为“提供租金的国家”，在此，政府官员的活动就是为狭隘的群体提供特殊利益。提供租金往往以普遍原则和意识形态竞争为幌子。这些因素组合的一个例子就是洛威(Lowi, 1979)的研究，他把美国政治体制看作是一种“利益集团的自由主义”，自由党人和保守党人或者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之间存在的深深敌意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在其背后无疑是获得特殊利益的实际进程。

如果把民主界定为公众自力更生的态度与多中心秩序的组合，那么民主社会就面临着若干的脆弱性(见V. Ostrom, 1997)。一旦这一运动在任何方向开始，随后就是比较破坏性的结果。民主独裁制会轻易地退化为比较纯粹的独裁制，在其中，统治者变得毫无羞耻地掠夺其臣民（所有这一切都是以人民的名义进行的；见V. Ostrom, 1993）。为“租金提供国家”提供支持的利益集团不一定是国内的。比如，发展中世界许多国家的政府密切依靠许多国家政府或者多边援助机构持续地提供外援(见Bates, 1981, 1983)。这样的政府很少为他们自己的人民提供服务，这就违背了其赞助人所主持的项目所内含的目标。

民主和平论的分析家认为，既然民主的人民会认为其他民主政府所制定的政策是合法的，领导人就会非常难以动员足够的公众支持，来发动针对另一个民主政府的战争(见Russett, 1993; Brown, Lynn-Jones and Miller, 1996)。但是，只有在若干条件满足的情况下才可以得出这一结论。首先，两个国家的人民必须有可靠的信息，了解其他国家治理过程的性质。这就是说，非政府的新闻来源必须在教育公众方面起重要的作用，并对政府官员的误导政策曝光。其次，公众对民主治理的赞同必须克服任何伦理的、种族的、宗教的或者意识形态的差异，而这可能会隔阂这两个国家的人民。第三，这两个国家的公众必须具有有效的政治制度，确保官员制定的政策能够为大众所强烈支持。某些分析家还增加了第四个条件，即公共官员本身必须把双方同意的决策和妥协的规范内在化，把它作为在自由民主体制中取得权力的最有效的手段。然而，只要存在着制度约束，就没有理由要求领导人本身就必须缺乏比较自私的动机。用麦迪逊的话来说，民主和平并不一定要求所有领导人都是天使。

托克维尔的分析表明，所有这些措施都是脆弱的，都在为走向平等、集权、多数暴政和民主独裁制的趋向所摧毁。一个寻求权力的领导人可以发起一场宣传，有意错误地表达其他国家的政策。或者一个有野心的领导人会迎合公众的偏见，为暴力对抗铺设台阶。沃特(Weart, 1998)认为，民主和平定理只有对不把某一国内群体看作是其死敌的政府来说是有效的。相反，如果把某一种族的或政治的群体界定为“国家的敌人”，那么任何与该群体有任何关系或者同情该群体的外国政府就会变成敌人。民主独裁制尤其容易感染“圣战热情”，用战争强迫其他国家尊重其公民的人权(Doyle, 1997)。

这就是托克维尔对民主的分析与和平世界秩序前景之间的联结点。如果民主自主治理的条件在本质上是易于腐败的，那么任何民主和平区都可能是有危险的。我们认为，国际关系学者忽略了民主和平论的关键措施：对于确立永久的世界和平秩序来说，社群自主治理的能力比任何特定的制度形式（如竞争性的选举）更为重要。只有自主治理的态度和制度能够得以持续，稳定和平的条件才具备。本文还将更详细地考察托克维尔对民主长期活力（以及和平世界秩序）的探讨。

第五节 社会自治的伟大实验

托克维尔认为，“没有道德，或者道德没有信念，就没有自由”(Tocqueville, [1835, 1840]1990, 1: 12)。本体论、认识论、道德、科学和信仰，在人类知识和艺术中都有其自己的位置。要理解可以使民主革命是有益的，就需要把一项义务强加给“这些人，他们对民主加以引导；如有可能，重新唤起民主的宗教信仰；洁化民主的风尚；规制民主的行动；逐步以治世的科学取代民情的经验，以对民主的真正利益的认识取代其盲目的本能；使民主的政策适合时间和地点，并根据环境和人事修正政策。”正是在这些环境下“全新的世界需要一门全新的政治科学”(同上，7)。人类 “不理解[有益地]使用这一科学”， 就不可能以自利为基础行动(同上，11)。

核心观念源于新英格兰清教定居者的契约神学，他们自己“制定和颁布正义的法律、法令和命令，并视需要而任命我们应当服从的行政官员，从而最好地满足殖民地的共同利益”(同上，35)。把有约束力的契约应用于公民事务，也应用于宗教集会，是人民主权原则的基础。把契约神学的原则应用于公民事务治理的立宪选择，“走出乡镇，占领了各州”，并“成为法律之法律”(同上56)。不是主权体统治社会，而是“社会为自己治理自己”(同上，57)。

可以把民主自主治理社会的公民看作是法律的源泉，而不只是命令和控制的臣民，即他们服从居高临下的主权者的命令。现实是作为法律源泉的公民也是法律的臣民。争议的重点在于，公民是其需要服从的法律的渊源吗？除非公民自己就意识到其作为法律渊源的地位，否则他们会觉得自己是主权者命令和控制系统的臣民，这是一个国家，而不是整体的公民(the citizenry)。

托克维尔的权威关系系统分析模式在次序上始于乡镇，然后是县和州，最后才是联邦宪法。他认为，村和乡镇，或者类似的东西，到处存在，在那里，各种各样的相互依赖需要共同理解，需要各种各样的集体行动，以超越家庭。“乡镇自由……是在半野蛮的社会中悄悄地自己发展起来的”(同上，60)。在半野蛮的社会中，“习惯和民情也为暴政规定了界限，为暴力的行使定出了某种约束”(同上，8)。

托克维尔具体地阐述了新英格兰乡镇的宪法。公民在年度乡镇大会上选举产生选举人团和无数的乡镇职位。19个官员承担行政责任，他们必须履行州法律所规定的职能。每一个人不仅是其自己的统治者，为其所作出的选择负责，而且还负责在影响共同福利的合作活动中照料其他人的利益。选任为官员的人有义务根据法律的要求提供服务，承担责任。

托克维尔把整个法律体系看作是由州立法机关具体确定的，州立法机关服从于由乡镇人民及其官员控制的非集权的行政体系。法律责任体系由司法机关来维持，由司法机关来规范地方官员权力的能力和界限。任何人都有权通过法院获得救济，司法权力就发展起来，以对抗在选举中形成的据主导地位的派别。司法机关界定每一个地方行政长官根据法律进行决策的作用，在此法律则是一个为个人和公民以及在权威关系体系中具有地位的各种各样的社团所拥有的宪法权力所确定的一般的分级关系体系。

托克维尔断定，“乡镇会议之于自由，犹如小学授课之于科学”(同上，61)。陪审团是人们学习判决的地方，因为他们要自己作出判决。律师是精通法律的人，既是司法程序中的审判者，也是法院面前当事人的顾问，有助于在民法、刑法和衡平法程序方面的启蒙。正是在自愿结社的环境中个人和公民学会合作的艺术与科学，这构成了公民生活。“在民主国度里，合作的科学是科学之母；所有的进步都取决于合作的进步”(Tocqueville, [1835, 1840]1990, 2: 110)。然后，托克维尔给出了有关结社艺术的原则：“要是人类打算文明下去或走向文明，那就要使合作的艺术随着身份平等的扩大而相应地发展和完善。”(同上)

就如先前所提到的，托克维尔用民主独裁制来表明公民不能长期维持对其自主治理能力的认识。托克维尔在描述民主独裁制的新特点时，这样说：

“我认为，到那时候，将出现无数的相同而平等的人，整天为追逐他们心中所想的小小的庸俗享乐而奔波。他们每个人都离群索居，对他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在他们看来，他们的子女和亲友就是整个人类。至于其他同类，即使站在他们的身旁，他们也不屑一顾。他们虽与这些人接触，但并不以为有这些人存在。每个人都独自生存，并且只是为了自己而生存。如果说他们还有一个家庭，那末他们至少已经不再有祖国了。

在这样的一群人之上，耸立着一个只负责保证他们的享乐和照顾他们的一生的权力极大的监护性当局。这个当局的权威是绝对的、无微不至的，极其认真的，很有预见的，而且是十分和善的。如果说它是一种父权，以教导人如何长大成人为目的，那它最像父权不过了。但它并非如此，而只是以把人永远看成孩子为目的。它喜欢公民们享乐，而且认为只要设法享乐就可以了。它愿意为公民造福，但它要充当公民幸福的唯一代理人和仲裁人。它可以使公民安全，预见把保证公民的需要，为公民的娱乐提供方便，指挥公民的主要活动，领导公民的工商业，规定公民的遗产继承，分配公民的遗产。这岂不是完全不让公民开动脑筋和操劳生计吗？”(同上，318)

持续较长时间的民主避免自以为是的革命的恐怖和破坏，这种革命一心想要清算被指称为压迫者的人，或者消灭潜在的压迫原因，包括激进革命等级所导致的压迫。然而，持续较长时间的民主面临着这一风险，即公共讨论转变成言语的战争，在此意识形态性质的口号为分裂的不合作的利益集团提供了希望。把断章取义的汇总统计数据用于诊断和分析，忽略了日常生活的多面性。社会本身被撕碎了，规则－治者－治于人者关系的变革没有社会纽带就自行解决了。

第六节 党派性、冲突与集体选择

近来世界大部分地区都把民主与普选、政党、立法代表的选举、以多数安排统治联盟的结构联系在一起。要实现民主社会的长期活力，这些原则经不起严格的考验。在许多情况下，议会制共和国的立法大会成为主权者，这意味着议会行使最高权力，不受宪法程序的约束，在宪法程序中，人民通过普遍的公民表决在确定治理的界限与条件方面有着一定的地位。真正的议会制政府体制比民主共和国更具有贵族共和国的特色。

威斯特敏斯特类型的议会制政府把统治的权力赋予议会中的多数联盟。这些多数联盟的领袖们组成行政委员会，即内阁，其成员就是枢密大臣，控制政府各执行部门的各个部长。枢密大臣领导议会，也领导政府的执行机关，他们的讨论受保密誓言的约束，官员保密法令也强化了其秘密性，这就创造了显著的障碍，阻碍公众审查，也妨碍了他们对公众的责任。枢密令具有可实施的法令的地位。议会制政府成了中央集权的行政机器的门面。

类似的东西也存在于非议会制的民主中。制定法被认为是法律的核心，规则制定权力扩大到行政机构，这又导致了操作层次上政府行政的主导权。在美国，联邦政府命令成为比较重要的法律形式，行政机构签发规章，解释国会的法令，并把其改变成约束公民的规则。在民主社会里，法学存在着这一风险，即为行使最高权力的人发布命令和实施控制的原则进行辩护，而不是认识到法律渊源于人民所拥有的自主治理能力。

代表整个社会“人民”制定制定法和行政规章的人认为，民主的主要特征是构成该社会的人们之间的平等和法律同等地运用于该社会的所有成员，这是正义的基本原则。法律同等地适用对人类的调适潜力设置了根本性的障碍，无论什么地方，生活的生态条件都是非常多种多样的。解决这一不和谐的一个途径是允许执行机关的官员放弃法治，无论何时，放弃法治都有助于公共事务的圆满处理。腐败就会盛行，法律就会变成“捞钱器”，就如霍布斯所早就认识到的那样(Hobbes, [1651]1962)。当官员遵守这种千篇一律的规则和规章时，人民就把他们看作是非理性的，就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所说的，“人们总是听到人民在悲叹，……蔑视自己的国家的法律……”(Tocqueville, [1856]1955: 67)。权力的集中化很可能导致“规则的僵化，执行上的灵活性，更不用说放纵了”(同上)。

古老的帝国受到其臣民大多不识字的限制，允许地方自治，也允许各种各样群体中具有各种各样的惯例和习俗。在现代世界里，全国性的立法和行政规章很容易普遍地实施，通过行政司法和官僚制行政体制无视乡镇自治。

近来民主不可抗拒地发展着，但人们对其未来却依然有相当的怀疑。通过激进革命斗争解放人类，并未导致共同的自治，国家也并未消亡。普选产生的权力的中央集权化、根据多数统治规则能够组织统治联盟的党派选举，夹杂着党派意识形态的蛊惑术、枢密院、官僚制的行政机关和宽松地执行千篇一律的规则，却没有在合作的艺术和科学方面启蒙公民，而这对于重新学习如何根据得到适当理解的托克维尔的自利原则采取行动、如何维持自主治理的安排来说是必要的。

罗伯特·米歇尔斯预测了现代民主社会的寡头倾向。寡头铁律逐渐占据主导地位。在这些情况下，米歇尔斯预料有一个共和国的周期，它与古代帝国的王朝周期相似：“民主的历史进程就像连续的浪潮。在同一个潮流中有中断，重新复兴。其持续的景观既鼓舞人心，又令人沮丧。当民主获得了一定阶段的发展时，民主就会发生渐变，获得一些贵族精神，在许多情况下还会采取贵族的制度，与其开始时致力奋斗的相反。然后，就出现了新的批判者，贬斥叛徒；经过一个时期的光荣的战斗和一个时期的不光荣的统治，民主就因与过去的统治阶级混合而终结了；于是，这一次就轮到由新的反对者以民主的名义来攻击他们了。这一残酷的游戏很可能将持续下去，无休无止。”(Michels, [1911]1966: 371)

人们工作、思考、谈论、饮食、玩乐和所有这些方面的相互交往的生活是多方面的，人们生活在以各自的方式逐渐变迁的熟悉的环境中，各个方面分化为不同组别的利益群体，其层次从地方到中央都有。人们在地方选择大会代表，把事情委托给永久雇佣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与极其遥远的中央权力中心的代言人圈子有关。中央集权的结构源于分散的专业化的关系。这些变革有“铁三角”、“铁的牢笼”、“寡头铁律”等各种称呼。家庭、邻里和社群环境中多样化的生活逐渐转变成相互有别的方面，性别、代、血统之间互补性被切断，直到每个人都在人类难以理解的规则矩阵中失去了自己。每个人都追求不拘小节，以作为逃避强加给人们的繁文缛节。这使人想起卢梭的悖论：“人生而（要）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Rousseau, [1762]1978: 46)。

选举民主制造的枷锁之一就是过分激烈的党派倾向：“每一个党派分子都为斗争的热情所激发，在反对敌对者的观点和暴行时使自己的观点超过其自然的极限， 都忘记了自己追求的目标，发表了不太符合自己的真实感情和笃厚天性的言论。于是，出现了我们本来不愿意见到的异常大乱”(Tocqueville, [1835, 1840]1990, 1: 11)。

党派分子追求“不顾正义的利益、脱离信仰的知识和不讲道德的幸福。他们自称是现代文明的卫士”(同上，13)。这种党派性产生了奇特的混乱：

“信教者在与自由搏斗，自由的友人在攻击宗教；高贵宽宏的人颂扬奴性，卑躬屈节的人大谈独立；诚实开明的公民反对一切进步，而不爱国和无节操的人却以文明和开化的使徒自任！

难道以前的所有世纪就是像我们这个世纪吗？难道人们一直看到的就是我们今天这样的世界吗？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上，一切关系都是不正常的，有德者无才，有才者无名，把爱好秩序与忠于暴君混为一谈，把笃爱自由与蔑视法律视为一事，良心投射在人们行为上的光只是暗淡的，一切事情，不管是荣辱还是真伪，好像都无所谓可与不可了。

我不认为造物主造人是为了让人永远在我们今天这样的知识贫困中挣扎。”(同上，13)

这一奇特的混乱，这一知识的贫困，把观念变成了与实际情况没有关系的意识形态。人类的启蒙和人类的理性处于危险之中。

在民主社会的结构中，党派的位置在那里？民主社会的人们如何处理把观念用作动员选举和建立联盟以支配政治过程之口号党派分子所造成的知识的贫困呢？或许所有地方的所有的人自己就能够忍受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依然在发展的不可抗拒的革命。废墟之中可能就是人类的自我毁灭。实现人类社会有益的、调适潜力的条件有什么特色呢？人类能够相互学习他人的经验吗？

有一些问题值得仔细思考。或许我们致力于民主革命，这些革命是当代世界所有人的历史经验的一个组成部分。通过这些努力，我们可以学习不同的人们的经验，并得出一些初步的结论，即某些特色标志着人类民主文明的成功实现。托克维尔在研究美国的民主时，他相当明确地指出他不准备评价他认为是不可抗拒的民主革命“对人类来说是有益的或者有害的。”(同上，14)。在一个半世纪之后，我们或许要对这一民主革命的进程进行一些尝试性的评价。

如果为民主而奋斗，要创造这样的文明，它最看重实现自主治理的能力，我们就有必要探讨最适合于实践自主治理能力的政治科学。

第七节 对自然条件的影响

回到前文所概括的制度分析与发展的框架的范畴，公民自主治理和宽容态度的侵蚀，摧毁了使自主治理得以可能的社群的属性。在三个选择领域里，在实际规则方面都会发生制度变革。政治权力的集权化，是一个与立宪选择领域最为密切相关的集中强化的过程。当政治探讨为带有意识形态符号的党派宣传所支配时，集体选择的进程就退化为争取支配权的斗争了。正是在操作层次上所有这三个趋向对社会和自然世界的真实状况具有最为直接的后果。

托克维尔断定，美国民主初步成功影响力最小的原因是盎格鲁－美利坚人所享受的有利自然条件。自然条件中，第一个条件是北美与世界冲突地区相对隔离。其次是得天独厚地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尽管托克维尔的确预料美国将会影响世界，他并未探讨民主对于自然环境有着不利的影响。在今天的世界里，要忽略自然条件与实践的规则和自主治理的文化背景之间的互动不再那么容易了。本节，我们将把托克维尔的分析扩展到这些互动上。

具有欧洲传统的盎格鲁－美利坚人所拥有的农业、商业和制造业相当不同于生活于北美纬度较高地区的本地人所从事的农业、商业和制造业。从事殖民活动的殖民者急剧地把该地区变成了定居生活的地区，这与依然以打猎和采集生产方式为生的人们所依赖的比较游动的生活方式截然不同。该地区变化的激烈程度是欧洲地区过去1000年里所无法比拟的。

问题在于民主倾向于机械地表达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实际上还推进了立法的千篇一律性。如果这一倾向占据上峰，民主社会的活力就是可疑的。托克维尔曾探讨过人类社群在家庭和社群组织环境中相互依赖的倾向，我们需要探索以这些倾向为基础的习惯法潜力。这需要进行认真的分析。对于民主文明的活力来说，人们赖以为生的时空的多样性是重要的。人类讨论的语言需要跨越表示人类所生活的自然和社会现实的单纯词汇的界限。千篇一律的立法需要兼容作为本地法律的“细则”。地方法令和细则的意义非常依赖于地方知识，地方知识是具有科学、哲学和认识论通则特色的一般表达的必要补充。

如果制定法令、一般立法和行政规章的基本活力和可靠性取决于挑战和争议，那么我们就可以质疑法学表达与生活方式的关系。制定法令和行政规章的质量创造了其成为法律的借口，但是这并没有经过为其成为有效的法律规则进行辩护的抗辩程序。我们面临着法学意义的危机，该种法学适合于与已经持续到跨世纪时刻的人类文明长期活力相一致的民主社会。

要解决这一非常困难的难题，我们有必要重新考察相对于制定法和行政公告的习惯法的作用。习惯法代表实现可运作的使用规则的努力，人们根据多中心提供的可竞争性来实现习惯性的反应，习惯法表现了这种反应。集体行动的过程是重要的，但是支配性的决策由决胜联盟来作出却不适于塑造人民参与日常生活事务的方式。正是每一个人和所有人在与其他人的交往中、在某个地点活动、在过日子中所做的事情才是重要的。我们给谁投票、谁当选、慎思议会干什么，与人民参与社会、经济、生态、文化和政治生活事务时所做的一切相比，重要性很小。我们与其他人交往时，我们达成了什么协议，这些协议如何构想，如何赋予其意义，是人类社会政治秩序模式的关键。人们从事日常的技艺和企业家的活动，所以遵守道德、经济、金融、法律和政治方面的标准是民主社会的所有内容。我们可以猜想，是习惯法，而不是制定法，是民主社会的法律基础。源于摩西和犹太人的法学概念、罗马共和国的法理学、英格兰和其他许多地方人民的普通法以及其他宗教和哲学传统为当代世界实现民主革命提供了可行的基础。20世纪已经证明了帝国和民族国家的失败。

任何人民的文化传统在定义上的重要方面都反映在习惯法所涵盖的行为里。我们认为，习惯法可以是民主社会的法律基础，这意味着民主化进程概念的根本性的变革。大多数学者和政策分析家大都认为民主化要求强行实施一组西方先进工业化民主国家发展起来的选举和立法制度。实际上，这些制度植根于政治体中，就像实践已经表明的那样，在西欧或者北美运作正常。但是这些制度并不是植入西方世界的。相反，这些制度源于该地区的文化动力，这些制度在这些地区的成功在相当程度上必须归因于这些制度与西方文明传统实践的兼容性。成功和持久并不来自仅仅来自制度，而且还来自制度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强化。

把这些同样的制度直接植入其他政治体，这样的努力必然会失败。需要做的是努力以每一个具体文明的文化中存在的自主治理的倾向来设计制度。我们主张，人类所开发的每一个文化都包含着一些能够用于强化社群自主治理的原则，也包含一些能够用于削弱或者摧毁这些能力的原则。经过一段时间，这些相反倾向的相对重要性会剧烈地发生变化。制度分析家的重要任务就是渐进地设计与主导信念和文化传统相吻合的可持续的自主治理制度。

除非民主社会尊重习惯法所包含的文化的和自然的原则，否则就有理由认为党派竞争的动力可能会导致生活物质条件的退化。埃莉诺·奥斯特罗姆(E. Ostrom, 1990)和其他许多研究者都展示了自主治理的群体有效管理其自己的资源的能力，如果这些群体有机会根据其自己的习惯法来治理其自己的事务。通过强制实施统一的法律在合并的政府中进行的巨大实验不仅导致了大规模破坏性的外战或者内战，而且还导致了自然资源的耗竭和对自然环境的严重损害。

冲突与资源以若干种方式相关。比如，资源退化可能是冲突的潜在根源，因为人们争相保持对变化的资源基础的控制(Homer-Dixon, 1994)。冲突会严重地加剧资源问题，除非人们把冲突当作一个过程来提高理智。因为资源像食品那样是战争所必需的，许多冲突的战斗部队都把切断食品来源当作是其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Macrae and Zwi, 1992)。战斗人员也常常没收相当部分为因战争而流离失所的人们提供的紧急食品援助，他们用这些食品援助来资助其军事运作。这些策略都极大地增加了当前冲突中出现的死亡数量。简言之，资源与暴力冲突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可能是非常切近的(见McGinnis, 1998)。

所以，所有行动情境的要素是密切相关的。操作的决定对社群赖以为生的自然条件有直接的影响。立宪领域的选择也为社群的属性所塑造，而这些选择则反过来决定什么样的文化属性将代代相传。集体选择过程与操作和立宪选择密切相关。重要的是作出集体选择的方式要有利于自主治理的能力，因为人们面临着生活的迫切需要。

　

第八节 学会如何自治之挑战

光荣的战斗和不光荣的用权，这一残酷的博弈与多数暴政和民主独裁相关，让人民摆脱生活的忧虑和思考的麻烦，这种追求有可能永远持续下去。或许我们需要回到人民，准备搞清楚人类的状况，并去理解自主治理意味着什么。大约170年之前，托克维尔到美国访问，200年以前，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提出了这一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联邦党人文集》，1982：3；[1788]n.d.: 3)，现在我们依然面临着这一问题。米歇尔斯的残酷博弈在机遇和强力中进行。那么，根据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前进又意味着什么呢？

或许正是在家庭、邻里、村庄和社群中所经历的人类的普遍性环境中，人类可以希望以组和小组的分类为基础来解决基本的语言悖论。把组和小组以及生活的各个方面联系在一起的就是日常生活的经验，在此人类生活于生态小生境中，根据技艺－人工制品的关系来形成其自己的习惯。知识、文化、社会、经济和政体共同组成社会现实的各个方面。人类在共同生活、共同工作的经验中充实关系，在这里才能最好地理解这些社会现实。

由于语言的运用越来越远离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诸如私人和公共逐渐被看成是相互区别而不是相互补充的范畴。在范畴话语王国里，诸如“私人”和“公共”之类的概念易于变成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样更为一般性的范畴区分。这些区分不仅产生了选举竞争和立法会议中的党派性，而且还产生了社会内部相互战争的革命斗争，整个观念体系都应该抛开这种区分。

无数小自耕农拥有私有财产，必然会产生一些必要性，来建设共同的道路，以便邻居相互接触，并有机会与在较大范围世界里的人交易。同样，在干旱地区的自耕农，或者在干旱生长季节的自耕农，也需要共同建设、保养和使用渠道，以获得流动的水。公共设施对于私人财产是必要的补充。核心家庭的私人门户与小区、村庄和社群的公共设施密切相关。单个农民自治，同时地方公民共同管理，运用语言和沟通来解决其需要采取各种各样集体行动的共同问题。在某些语言中，家园(Household)不仅指一个家庭的居住地，而且还指其他集体性的领域。因此，托克维尔可以恰当地说：“习惯和民情也为暴政规定了界限，为暴力的行使定出了某种约束”(Tocqueville, [1835, 1840]1990, 1: 8)。在这些情况下，相互沟通、共同解决共同问题的人们，确立了共同知识、共同的理解、共享的规则和互利，而这一切又植根于普通人的生活之中。民主之根在于人的状况之中，也在于使邻里通过协作性的共同努力解决共同问题的沟通方式之中。

语言区别的似是而非，对于言语来说是必要的，但是这些区别的意义和位置却植根于具有共同知识、共同理解的心照不宣的理智之中。语言越变成党派讨论的工具，心照不宣的理智就越支离破碎。白热化的派性可以改造语言，人们就因此而失去对现实的感觉，社会现实也会失去赋予生活以意义的共同知识、共同理智和互利的纽带，某些人就通过算计来谋求压倒他人。

在评论维克托·克雷姆佩里尔(Victor Klemperer)的著作时，戈登·克雷格总结了德语中国家社会主义一词的转变：“……通过细心把共同的言语军事化、机械化，通过使用最高级和形容词进行强化，通过把肯定性价值赋予过去具有否定性价值（如狂热、盲从）的词汇，通过表达感情偏好而不是诉诸理性，用委婉的说法掩盖现实，通过反复使对手模式化，纳粹精心改造了语言，以改变德国人民思考政治和生活的方式”(Craig, 1998: 4)。党派性不仅使社会四分五裂，各种社会力量不是进行公开的战争，就是进行隐蔽的战争，而且还会超越语言区，就像社会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者相互诋毁那样，以解放的名义发动更大规模的战争。

区分市场与国家，也有同样的风险，忽视个人行动与集体行动之间可能的互补性。行动的是个人，但个人的行动总是在某一共享理智的环境中的。个人权利的行使对自由是重要的，但也总是在某一共享理智的环境中行使的。某个人的权利意味着其他人有义务，而该个人也有义务相对于其他人的权利作出行动。我们共享着某一体系的机会和约束，在其中我们在多方面的关系中过日子，这些关系确定了我们的能力和限度。像市场和国家那样的抽象概念导致我们犯错，因为我们是在各种各样的合作关系中过日子的。

任何评价民主社会活力的努力都必然使我们面对一些必须加以解决或者必须加以有效处理的带有根本性的社会悖论。这意味着没有进行诊断性的评估，没有解决社会所面临的问题的分析能力，民主社会就不可能通过历史而累积起来。就如托克维尔所说：“民主不可能通过过去的经验获利，除非它已经拥有了某一水平的知识和文明。”如果民主社会的人民“不能识别其自己的苦难的原因，……他们就会为他们所未知的疾病而付出代价”(Tocqueville, [1835, 1840], 1: 231)。这就是为什么随着人民的社会条件变得越来越平等，民主社会要依靠合作的艺术和科学的进步的原因，也是民主社会的活力依靠其公民学习如何治理自己和建设富有活力的制度安排来维持自主治理能力的知识和技巧的原因：“个人独立和地方自由将是一些艺术的产品；而集权则是政府的本性”(同上，2：296)。

对于这一主张，托克维尔在附录里，还提供了另外一段评论：“不仅民主的人民因为其自己的口味而使其政府中央集权化，而且所有掌权的人都有热情一直推动这一进程。可以轻而易举地预料，民主社会几乎所有能干、雄心勃勃的人都孜孜不倦地扩大着政府的权力，因为他们都希望在这个时候或者那个时候自己行使这些权力。试图向他们证明极端中央集权对国家有害是白费功夫，因为他们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促进集权。在民主体制的公务人员中，几乎没有极其漠不关心或者极其平庸的人要反对政府的中央集权；前者人数少，后者太没有力量”(同上，2: 367-368)。

偏好以口味为基础，投票表达这种偏好，就是让民主的命运取决于历史的偶然事件。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实践靠的是合作的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合作艺术和科学中的知识深入到人类社会的构造之中，这是必要的，因为在民主社会中，无论公民想要做什么，都需要运用特定的知识和技巧。

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独裁制就是人民依靠“政府”来处理其所有的问题，这既是知识、技术和道德责任的危机，也是民主社会失败的征兆。把知识、技术和道德责任置于人类社会秩序结构之中，这说明了人类社会是多方面的，它有文化、经济、政治，而且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

学者，包括自称是社会科学家的人，与公民一样，在把语言与自然和社会的偶然性联系在一起时，也碰到了同样的难题。科学通则逻辑上的一致性在其断言的真理价值方面需要经验可靠性的检验，并需要经过大家的修正。哈罗德·拉斯维尔、亚伯拉罕·科普兰认为，政体是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中的，他们断定，社会所具有的权力与权威关系层面可以概括社会作为“政治体”的特征。他们还认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所有社会科学都具有一样的主题，它们只是观察点（参考框架）不同，从而导致其所研究的问题不同。所以，尽管在此时认为政治科学的特色是关心政体，但它并不限于这一问题（‘政府学’、‘国家学’等），它还涉及整个社会过程，尽管它总是关心权力”(Lasswell and Kaplan, 1950: 215)。从这一角度来看，民主的失败就是民主社会合作的艺术与科学的失败。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总是知识以及人类社会运用知识之方式的危机。

民主变革的问题，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变革，必然对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学术研究提出挑战。我们面临着这一任务，即努力解释人民在不可抗拒的革命中的成功与失败。推进民主事业的所有尝试，都可以看作是有价值的深思熟虑与自由选择的实验。

作为学者，我们有额外的责任，它涉及到我们所宣称的、实践的，以及所教授的。如果政治科学只是一个视角、一个参考框架、共同社会现实的一个方面，这需要从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视角出发进行分析，我们就面临着一项任务，即解释我们的工作与类似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于着手处理人类关系中出现的实践问题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并不把市场和国家看作是相应于完全独立的实体的名字，但是我们有必要认识到任何交易都涉及到规则以及有规则的关系。那么，是什么构想，包括大家共享的和有分歧的，是人们相互联系的方式的基础呢？

我们面临着这一问题，学者像每一个其他人一样，其认知能力也是有限的。没有任何人能够知道唯一的真理和所有的真理。人们只能通过以观察补充观点的方式来进行验证，然后反思有关观察和观点的意义。我们能够理解必要的互补性，我们也面临着这一任务，即为了进行某个实验而创设独立情境。瓦尔特·尤肯(Walter Eucken)是一位德国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他批评新古典经济理论试图构建一个可以普遍适用的模型。然而，在他所生活的时代里，德国和俄罗斯正在进行建设国家管理经济的实验。完全竞争性经济体制的经济模型不处理国家管理经济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实践的意义，并对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制运作进行比较分析呢？他的回答是所有社会在所有时期里都面临着从事物品和服务的生产、交易和使用的任务，这对于人的生存来说是必要的。因此，一个共同的框架可以开发出来，以思考和比较不同结构的经济体制的绩效。拉斯维尔和科普兰所面临的任务是涉及“政治研究的框架”。所有地方的人都面临着这一任务，作出决定，规范相互之间的关系。规则和有规则的关系是所有人类社会的特征。每一个社会都充满着作为社会现实存在的相互补充的秩序模式。无论人类选择做什么，知识的设计、应用和使用，都只是对于其他人来说做人意味着什么的另一个侧面。

托克维尔曾经认为，“一个新的世界需要新的政治科学”(Tocqueville, [1835, 1840]1990, 1: 7)，他大概是在说根据自主治理社会的可能性建设新世界需要适当地发展合作的艺术与科学。我们所要探讨的问题是，在社会现实具有多个方面性质的情况下这一新的政治科学的性质。

有没有可能开发一个可以用于所有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分析的共同框架呢？同时，在民主社会的人们澄清其苦难和冲突的根源时，这一框架还能够用作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的基础吗？它能够用来解决这些冲突，并更好地理解导致人类社会冲突的困惑和悖论吗？有可能实现并进行常识性方法的实践，这样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不同分析模式能够成为人类共同遗产的一个部分，不同的人们在其不同的语言社群中发现其所生活的生态环境中的适应潜力呢？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么民主变革就可以随着使其变得有益所需要的法律、观念、习俗和道德的变革而得以实现。这就是20世纪末21世纪初我们所面临的挑战。

参考文献

Bates, Robert H. 1981. Markets and States in Tropical Africa: The Political Basis of Agricultural Polici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ates, Robert H. 1983. Essays 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Af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Brown, Michael E., Sean M. Lynn-Jones, and Steven E. Miller, eds. 1996. Debat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Cambridge: MIT Press.

Buchanan, James M., and Gordon Tullock. 1962. The Calculus of Consent: Logical Foundations of Constitutional Democracy.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Craig, Gordon A. 1998. "Destiny in Any Cas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XLV(19)(December 3):4.

Doyle, Michael W. 1983. "Kant, Liberal Legacies, and Foreign Affairs." Philosophy and Public Affairs 12: 205-35, 323-353.

Doyle, Michael W. 1986. "Liberalism and World Politic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0: 1151-69.

Doyle, Michael W. 1987. Ways of War and Peace: Realism, Liberalism, and Socialism. New York: Norton.

Hamilton, Alexander, John Jay, and James Madison.[1788]n.d. The Federalist. Ed. Edward M. Earle. New York: Modern Library.

Hobbes, Thomas [1651]1962. Leviathan or the Matter, Forme, and Power of a Commonwealth Ecclesiasticall and Civil. Ed. Michael Oakeshott. New York: Collier Books.

Homer-Dixon, Thomas F. 1994. "Environmental Scarcities and Violent Conflict: Evidence from Cas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19(1): 5-50.

Kant, Immanuel. [1784]1991a. "Idea for a Universal Histroy With a Cosmopolitan Purpose."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41-53. 2d ed.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ant, Immanuel. [1795]1991b. "Perpetual Peace." In Kant: Political Writings, ed. Hans Reiss, 93-115. 2d ed. Trans. H. B. Nisbe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ser, Larry L., and Elinor Ostrom. 1982. "The Three Worlds of Action: A Metatheoretical Synthesis of Institutional Approaches." In Strategies of Political Inquiry, ed. Elinor Ostrom, 179-222. Beverly Hills: Sage. Reprinted in McGinnis, 1999a.

Lasswell, Harold D., and Abraham Kaplan. 1950. Power and Society: A Framework for Political Inquir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Lowi, Theodore J. 1979. The End of Liberalism. 2d ed. New York: Norton.

Macrae, Joanna, and Anthony B. Zwi. 1992. "Food as an Instrument of War in Contemporary African Famines: A Review of the Evidence." Disasters 16: 299-321.

McGinnis, Michael D. 1998. "Policy Substitutability in Complex Humanitarian Emergencies: A Model of Individual Choice and International Reponse." Working Paper W98-33.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McGinnis, Michael D. 1999a. Polycentric Games and Institutions: Readings from the 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cGinnis, Michael D. 1999b. Polycentric Governance and Development: Readings from the 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cGinnis, Michael D. 1999c. Policentricity and Local Public Economies: Readings from the Workshop in Political Theory and Policy Analysi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Michels, Robert. [1911]1966. Political Parties: 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 Ed. S. M. Lipset. New York: Free Press.

Ostrom, Elinor. 1986. "An Agenda for the Study of Institutions." Public Choice 48: 3-25.

Ostrom, Elinor. 1990.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strom, Elinor, Roy Gardner, and James Walker, with Arun Agrawal, William Blomquist, Edella Schlager, and Shui-Yan Tang. 1994. Rules, Games, and Common-Pool Resource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Ostrom, Vincent. [1971]1987. The Political Theory of a Compound Republic: Designing the American Experiment. 2d rev. Ed.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Ostrom, Vincent. [1973]1989. The Intellectual Crisis in American Public Administration. 2d ed.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

Ostrom, Vincent. 1991. The Meaning of American Federalism: Constituting a Self-Governing Society.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Ostrom, Vincent. 1993. "Cryptoimperialism, Predatory States, and Self-Governance." In Rethinking 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 Issues, Alternatives, and Choices, ed. Vincent Ostrom, David Feeny, and Hartmut Picht, 43-68. San Francisco: ICS Press. Reprinted in McGinnis 1999b.

Ostrom, Vincent. 1997. The Meaning of Democracy and the Vulnerability of Democracies: A Response to Tocqueville's Challenge.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Ostrom, Vincent, Charles M. Tiebout, and Robert Warren. 1961. "The Organization of Government in Metropolitan Areas: A Theoretical Inquir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5(Dec.): 831-42. Reprinted in McGinnis 1999c.

Putnam, Robert D. 1988. "Diplomacy and Domestic Politics: The Logic of Two-Level Gam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42: 427-60.

Rousseau, Jean-Jacques. [1762]1978. On the Social Contract. Trans. R. D. And J. R. Masters. Ed. Roger D. Masters. New York: St. Martin's.

Russett, Bruce. 1993. Grasping the Democratic Peac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Russett, Bruce, and Harvey Starr. 1996. World Politics: The Menu for Choice. 5th ed. San Francisco: w. H. Freeman.

Tocqueville, Alexis de. [1835, 1840]1990. Democracy in America. 2 vols. Ed. Phillips Bradle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Tocqueville. [1856]1955.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Trans. Stuart Gilbert. 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chor Books.

Tsebelis, George. 1990. Nested Gam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59. Man, the State, and War.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Reading, MA: Addison-Wesley.

Weart, Spencer R. 1998. Never at War: Why Democracies Will Not Fight One Another.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