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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
张忠栋的「自由民族主义」思想初探
陈仪深*
转自思想评论
（一）前言
张忠栋教授（1933－1999）在今年六月去世以后，各方的悼念或讨论思想的文章，除了少数[1]论及他的民族主义思想以外，率皆以自由主义为卷标、为指归。观乎张教授一生用力最深的学术著作乃在于现代中国与台湾的自由主义人物研究，以及环绕自由民主关怀的诸多政论文章，称他为自由主义者固然极为恰当。但是，张教授自七○、八○年代对中国出路的焦虑与探索，在九○年代对台湾前途的奉献心力，又岂是自由主义一词所能涵盖？
今日台湾思想界仍有人感叹自由主义式微凋零，并且把原因之一归诸于国族主义炽盛[2]，这样把自由主义和国族主义（或译民族主义）对立起来，如果不是另有用意，就是想当然耳的误解。许倬云教授在一篇纪念张教授的文章[3]中，说他「两度否定自己的原有认同」，亦即拋弃中国民族主义的「大我」之后，对于台湾民族主义这个也是专断的「大我」有一个依附进而拋弃的过程，许倬云不了解张忠栋退出民进党的缘由（后详），所以编织了一个稻草人，而背后的假设仍然是把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对立起来。
个人认为，张忠栋是一个「自由民族主义」（liberalnationalism）思想家，他的自由主义在七○、八○年代是安放在中国民族主义上面，在九○年代则是安放在台湾民族主义上面，这种认同的转变，正是「发抒自由主义者的本色」，「将『人』的自主权，看得比群体认同重要」[4]。更重要的是，在张忠栋看来，自由主义不但不与民族主义对立，而且可以修饰、丰富、证成民族主义。
（二）为了救国、走出象牙塔「管闲事」
张忠栋在1965－1969年赴美留学，取得学位返台任教后，1972－1973年再度赴美，其间正逢联合国席位易手，尼克森访问中国，搞美中关系正常化、发表上海公报，从而使台湾「风雨飘摇」的时刻，张忠栋曾经忍着牙痛写一篇长达万字的〈奋起图强〉寄回国内发表，其后四、五年内陆续写了几十篇文章，遂于1977年挑选三十几篇辑成《大学教授的言责》出版。他在这本书的序言中感慨：国家处境艰难、外交日趋孤立，「大家正该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然而，多数大学教授还是关在学术的象牙塔里，很少人愿意出来慷慨陈词，把救国的道理说个痛快透切，激励士气、鼓舞人心。」他反对这种退避的态度，主张公开发表言论，「只要自问目的是在救国」，就不必顾虑其它[5]。
张忠栋屡次回溯自己改变旁观态度、「开始作文」的动机，就是在那「退出联合国」的恶劣环境下，从学术的正业中抽出时间和精力，做一些「帮闲」的工作，「希望在各种议论中提出一些自认比较平实的看法」[6]。就像胡适描述自己参与创办《独立评论》是「在那个无可如何的局势里认为还可以为国家尽一点点力的一件工作」、「说说一般人不肯说或不敢说的老实话。」[7]平实、老实，似乎是自由主义者崇尚的信条之一。
由于张忠栋在中日战争期间（1944年）进巴蜀中学读初一，看到一些高班的同学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的运动，自己也曾有「拿童军棍上山打游击」的奇想[8]，后来国共内战，他庆幸可以随着家人逃脱共产党的统治来到台湾，可是感叹千千万万同胞糊里胡涂失去了自由。所以他在1970年代的政论，经常关心「反共复国」的前途：在对内方面，他发现经济繁荣使国民所得超过大陆三倍，是「唯一可以聊以自慰的」，但是反共复国的工作决不单纯，就算毛共内部崩溃，如何过去收拾残局、安抚同胞、重建社会，都不是今天的一点表现可以完满解决的，所以他呼吁不要一味以经济为重，应该「再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例如发展核子武器、加强民主建设[9]。在对外方面，他持续关心美国的亚洲政策，写了很多文章批评尼克森、福特、卡特等不同阶段的美国政府一步步与中共「关系正常化」的趋势，他希望美国「走反共的正道」，同时鼓励国人「不要让美国政策的转变左右我们的情绪」[10]。
张忠栋很重视自己所写〈那里是中国的光明大道〉一文，该文原在1977年3月发表于《中国论坛》，收入同年5月出版的《大学教授的言责》，但因发表以后受到广泛的注意和强烈的批评，包括只抓其中一两句话就不断地指责甚至辱骂，所以他再把它收入新的文集《乡土、民族、国家》一书。这篇文章一方面肯定台湾的经济成就，认为将来中国也应走这样的路，一方面说台湾已有一些民主的经验和尝试，在台湾的中国人不应再作任何怀疑，以为民主不合乎中国国情。这些看法应不致引起什么批评，倒是在文章的最后，他举出中国历史上分合的例子然后说：「统一未必即优，分裂未必即劣，还要看实际的发展，以及各种条件的配合，才能作最后的定评。」[11]尽管他还说到自由地区的中国人若能善保国家的元气、力求各方面的正常发展，随时准备与大陆上反共的浪潮结合，便可以为国家创造再统一的盛运，但是他既然说出统一未必即优、分裂未必即劣，实已触及那些统一的教条论者的痛处[12]。
其次，在乡土文学论战过程中，张忠栋也写了一篇〈乡土、民族、自立自强〉的文章，使他被指为「反对民族主义」、「背叛民族、崇洋媚外的汉奸」。这篇文章批评共产党在大陆内部摧残民族生机，对外也没有为中华民族争得多少尊严，他认为台湾和大陆同为中华民族的乡土，必须大家为广大的中国乡土共同耕耘，才能期望开出更美好的中国文化之花；惹起争议的应是最后一段，他说「这几年因为对外关系的挫折，许多朋友情绪按捺不住，已经潜生一些排外的心理，乃至认为资本家、留学生、知识分子以及讨论现代化和行为科学的学者，都与西方有关，都该在批判打倒之列。」张忠栋认为这种排外倾向的发展是「最忌讳的」，因为历史显示义和团那样的运动只会为国家带来更大的羞辱和损失[13]。后来在一场「现代化与民族主义」的座谈会中，张忠栋补充说他写〈乡土、民族、自立自强〉就是试图界定「我们今天所要追求的民族主义，希望和中共的说法不致有所混淆。」他进一步说民族主义和现代化并没有基本的冲突，而且应该彼此相辅相成；谈民族主义应该「不走极端」、「以理性约束情绪」，不要错以民族自大为民族自尊，不要因为追求民族独立反使民族陷于孤立，那就是我们民族思想和民族性格的现代化[14]。
（三）研究自由主义人物、关心党外民主运动
张忠栋原来的学术专业是美国史、中美关系史。1978－79在美国史丹佛大学做研究的时候，遇见同在该校拜访的大陆历史学者李新，得以看到他带出来的一些关于胡适的新编史料，特别是《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往来电稿》，最引起张忠栋注意。返台后又看到大陆陆续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等等资料，使他开始了胡适研究，他首先写成〈从主张和平到主张抗战的胡适〉以及〈胡适使美的再评价〉两篇论文，其实还不脱过去的研究方向。但是因为政局动荡，许多报刊常要他发表政治评论，造成他「对胡适当年的政治意见也产生了强烈的研究兴趣」，于是他阅读更多的资料，陆续又写成〈胡适从《努力》到《新月》的政治言论〉、〈在动乱中坚持民主的胡适〉以及〈为自由中国争言论自由的胡适〉[15]。
胡适是现代中国「大师级」的自由主义人物，早年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者，他在《新月》杂志时期批评国民党不遗余力，在1930年代的国难时期则一方面以理性态度支持统一、反对分裂，支持南京政府做抗日准备，另一方面继续要求结束训政、实施宪政。胡适因民族主义的因缘与蒋介石订交[16]，在很长的时间坚持以在野的身份「为国家做诤臣、为政府做诤友」，又基于民主自由的信仰坚持反共，除了做过驻美大使，还做过北大校长、国大代表、（台湾）中研院院长，这些丰富的经验及大时代的故事必定让张忠栋心有戚戚焉。但是胡适在台湾的阶段已渐年迈，如果「容忍」与「抗议」是自由主义者的车之两轮[17]，那么胡适在台湾的抗议精神显然消退，几成为半面的自由主义者。张忠栋透过《自由中国》半月刊的研究，深入地看到擅长逻辑思辨、理性分析并且追求自由、维护知识分子独立精神的殷海光，如何在「吴国桢事件」、「反攻大陆问题」、「容忍与自由」等问题上与胡适产生歧异[18]。此外，担任《自由中国》发行人的雷震，举凡找朋友拉稿，奔走于编辑委员之间协调意见，亲自跑印刷厂做校对工作，也经常写文章争民主、争自由、争法治、争人权，后来甚至决定参与组党，他的「坐而言更起而行」最得到张忠栋推崇，张忠栋曾做这样的比较：「胡适有衰老的现象，殷海光有消沉的时候，作为自由主义者，雷震毋宁最为坚强，最是无畏横逆，他的工作最重，后来吃的苦头也最多。」[19]所谓的苦头包括出版自由受干扰，个人长期被跟踪监视，以及1960年9月被捕，冤狱时间长达十年。有人认为雷震原系国民党内高级党工，走向组党是因为求官不遂，张忠栋则指这是「小人之心」，因为雷震创办《自由中国》以后，曾拒绝其它职务的诱惑，已经视富贵如浮云，决定组党「实有更大的抱负和客观的原因，绝非一般凡夫俗子所能了解。」[20]
1977年11月的五项地方公职选举，无党籍人士一举赢得五个县市长、二十一席省议员、六席台北市议员，使国民党遭到空前的挫折；1978年由于中华民国与美国断交，使中央民代增额选举宣告停止，1979年发生美丽岛事件[21]，1980年宣布恢复选举，张忠栋即撰文肯定其「正面积极的意义」[22]，对于该次选举的结果，无党籍人士的席位虽不足于威胁国民党的统治地位，但是35%的得票率「已是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张忠栋还说真正的民主宪政应是两党以上的竞争，民、青两党既然「已被选民忽略」，而无党籍人士的政治力量迄未获得正式的认可，实在是「很大的缺陷」，所以他建议「应该制定一套规范政党的法律，让所有的政党和政治力量都可以进行公开合法的政治活动。」[23]其实不必等待政党法的订立，当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宣告成立，该年12月的增额中央民代选举一举赢得12席立法委员和11席国大代表，第二年7月1日政府即正式宣布解除戒严，所谓的党禁报禁也就跟着消失。
张忠栋对胡适、殷海光、雷震等人的生平思想的研究，应该是构筑其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思想资源」，例如在纪念胡适逝世25周年的时候，他想到胡适曾强调「反对党的自由是近代民主的生死关头」，但终其一生并未领导组党，甚至为避免过份刺激国民党，胡适主张只称在野党而不用反对党之名。可是25年之后民进党成立了，它富有强烈的草根性和群众性，他们不但要扮演监督制衡的角色，而且当仁不让想透过选举取得执政机会，所以张忠栋说：「时代是向前走的」，「今天时移势易，大家谈民主自由，必然走到胡适前面，有更新的想法，有更多的要求。」[24]
然而民进党尚未组成之前，台湾政坛颇多肃杀之气，例如1978年与美国断交并中止选举以后，政坛上竟有制裁「分歧份子」之说，张忠栋对此表示忧心：谁是分歧份子？这些标准由何而定？又由什么人来做裁判？只凭一时的利害和意气来划界对立，只会造成永无休止的分歧[25]。对于一些党外杂志老是挖国民党过去的疮疤，或揭发若干官员隐私，张忠栋虽不大以为然，但反对政府当局以「丑化政府」的理由想要逮捕党外编辑人员，他说「今天真正丑化政府的，绝不是什么政治批评或偏激言论，而是政府内部一些权力机关和有权的人物」，例如江南案绝对丑化了政府，应该负责的绝对是国防军事机关和首长；十信国信案绝对丑化了政府，应该负责的绝对是财政金融的机关和首长[26]。
整体而言，张忠栋对于党外政团的成长抱持着鼓励的态度。他曾注意到1983年所谓党外温和派的康宁祥、张德铭、黄煌雄落选，而被认为是激进派的江鹏坚和张俊雄当选，张忠栋一方面说江、张两人「留给一般人的印象是重视公义公理，绝对不像是否定一切现有价值，非搞革命不可的人。」另方面则婉惜「比较容易沟通协调」的康、张、黄的落选，但话锋一转，说到过去一两年来立法院许多重大的争议当中，执政党能够折衷的是多少？他们三人无论如何沟通协调，最后是否都是败下阵来，对党外难以交代？所以要求党外温和中庸力量的形成，除了党外本身的因素以外，执政党也有启导培养的责任[27]。至于党外政团使用「民主、自决、救台湾」的政见，尤其「自决」一词，一度被官方认为是「台独」的同义词，甚至暗示党外和中共挂钩，张忠栋甚不以为然，他说：自决是一种过程，台独顶多只是自决的可能结果之一，如果执政者切实施行中华民国宪法、实行三民主义，赢得大多数人民的支持，则自决的结果可能是维持现状，可能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断断没有把「自决」和「台独」划上等号的理由[28]。
当然，党外运动的领导人物几乎全是本省人，也是党外被认为「地方色彩太浓」的原因，张忠栋并不否认这个事实存在，但他认为那些一方面痛斥党外地方色彩，一方面又阻止大陆人和党外人士来往的人，才应该对这个（省籍隔阂）现象担负最主要的责任。于是张忠栋对七十高龄的费希平立委表示推崇，认为他仆仆风尘、南来北往，和党外的本省籍领导人物打成一片，也得到党外选民的尊重和欢迎，「无形之中，不知化解了多少省籍隔阂。」[29]这是1983年12月发表的看法，张忠栋似乎从费希平的身影，看到他自己未来要走的道路？
（四）进出民进党、接受台独理念
基于对政党政治的期待，张忠栋肯定蒋经国在世的最后阶段并没有取缔民进党的成立，蒋氏主张沟通协调，并且表示将尽速解除戒严、开放党禁，「和过去压制雷震、『中国民主党』和『美丽岛』的做法截然不同」。然而无论改革的步骤和内容，国民党的立场和民进党的要求乃至民间的愿望，仍然有很大的差距。例如国民党只要充实国会、民进党则要求全面改选；国民党地方自治法制化的办法仍让行政院作主，民进党则要求制定省宪，开放省长和北高两市市长民选；国民党开放了报禁，民进党要求进一步开放电台和电视……总之，「蒋经国去世之后，李登辉接任，国民党所面对的难题，就是它的改革还是太少、太慢，还赶不上外面的要求。」[30]还具有国民党党籍的张忠栋作了以上的比较，不知是否有一点尴尬？
李登辉在国民党内的接班有一些波折，关于推举李登辉、李元簇担任总统、副总统候选人，党内有所谓起立派、票选派的对立，1990年2月底、3月初，票选派指责李登辉心胸狭窄、用人不广，并提出内阁制、不妨有两组或两组以上候选人的主张，张忠栋则一一予以驳斥，他说关于秘密投票、内阁制、权力不可集中于总统，在两蒋时代早有人主张，但提出主张的人不免受到迫害，今天票选派的人物当时也有在台面上的，却不见他们有什么明确主张；当年增订临时条款、扩张总统权力、设置国家安全会议、大幅删减行政院权力，宪政体制破坏无遗，权力结构中从来无人公开反对，今天票选派突然想通了，要民主、要宪政、要内阁制，宁不叫人啧啧称奇？至于一组两组人马云云，在实行政党政治的国家之中，两组或两组以上的候选人，一定分属不同的政党，如果同一政党要推出不同组的候选人，便须和原来的政党分开，另创新党，今天票选派主张国民党推出多于一组的候选人，若不是不了解政党政治的意义，便是未能正视国民党分裂的危机。总之在民主政治之下，李登辉不是不可以反、不是不可以批评，但是批评者本身要先站得住脚，张忠栋认为票选派提出的理由不够坚强，意见变来变去（意指没在临中全会坚持到底，后来才想翻案），这是不顾是非的权力恶斗[31]。这一年的三月，由于上述的权力恶斗和国民大会一再审查通过扩权方案，充分突显了体制的不合理，使不满的人民找到了共同抗议的焦点，终于在台北市的中正纪念堂聚集，有雪球愈滚愈大之势，此时张忠栋撰文列举国内外的例子，说明当人民因政治不满走上街头，最后也许推动了改革、也许完全推翻了政府，结果好坏都有，但以1979年的美丽岛事件为例，执政者的暂时压制「最后还得付出更大的代价。」[32]其实张忠栋在1990年的2、3月间，至少在心理上深深卷入时代的风暴，撰写许多文章，例如〈看国民党临中全会〉（自立晚报2月12日），〈谁能自外于改革浪潮？〉（民众日报2月16日），〈老旧的体制，风暴的季节〉（自立早报2月26日），〈越唱越荒腔走板！〉（自由时报3月2日，中央日报3月3日），〈当人民走上街头的时候〉（中国时报3月18日），〈当前的政局－对总统选举的看法〉（民众日报3月22日），〈学生运动精神长存〉（中国时报3月24日）。
有历史学者认为，张忠栋从「统」走向「独」的思想光谱的中间地带，是在1988、1989年之间[33]，笔者也接受此说。因为1988年李登辉之继任总统，张忠栋认为是依照宪法之理所当然，若有人主张刻意安排大陆人做总统，一方面不见得有助于统一、一方面也违背民主，「如果为台独牺牲民主是不智之举，为统一牺牲民主同样是不智之举。」[34]这里有以民主为前提，企图消弭统独对立的用心。在前一（1987）年，发生蔡有全、许曹德案时，张忠栋就说：「台独是政治问题，…越是想用力量消除它，它反而越是扩大，越是复杂。」[35]他的意思是政府应该在国会全面改选之类的政治改革着手才是解决之道。其次，1989年在一场海内外华人学者参与的座谈会上，张忠栋独树一格地说：「我们恐怕应该要跳出中国统一的圈子。」「不要以为我们所做的一定会影响大陆，甚至认为长期以后因此就可以解决中国统一的问题，这样的愿望恐怕是过份美好。」「希望对方要绝对尊重我方的发展，这是根据台湾居民自己的选择，不是根据大陆或海外中国人的选择，来做最好的发展。相同的，我们也尊重大陆十亿人民自己的选择。」[36]这时候的张忠栋已经放弃多年以来主张健全发展台湾的政治经济以号召大陆同胞、以影响大陆走向的说法，他现在一方面尊重中国大陆人民的自由选择权，一方面要求对方「绝对尊重我方的发展」，这是张忠栋告别统一的意识型态、主张自决论的明证。
1989年春天，主张台独的郑南榕为争取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而自焚身殉，是年冬天他的遗孀叶菊兰参加台北市立法委员选举，以她为代表的台独诉求气势旺盛，同选区的国民党候选人郁慕明（后来成为筹组新党的要角）则高挂「一语道破毒计、一棒打扁台独」的文宣标语以为反制，于是张忠栋就在自立晚报发表「道不破，也打不扁」的文章，他认为台独主张的出现应由「丢失大陆的人」负责，「执掌政权而不能统一国家的人也要负责，如果…不能以待罪的心情与人民沟通协商，反而把不同的主张…视同叛乱，只有引起更大的反感，达不到吓阻镇压的作用。」[37]张忠栋虽然只从历史成因、设身处地的（形式）角度为台独主张讲话，但是在「叶菊兰vs.郁慕明」的对照竞争之中，他适时挺身为叶菊兰辩护，立场甚为鲜明。
张忠栋在1990年12月应邀加入第一个认同台独的学界团体－台湾教授协会，翌年4月，台教会与学生团体合组「制宪联盟」，在台大校门口展开绝（禁）食，抗议「老贼修宪」，在活动的最后一夜，张忠栋与其它27位教授共同宣布退出国民党[38]。1991年8月，张忠栋应邀加入民进党，并且积极参与独派团体与民进党合作的人民制宪会议，及要求废除刑法第一百条的一百行动联盟，是年年底并当选为第二届国民大会民进党籍全国不分区代表。1992年8月，又成为「『外省人』台湾独立协进会」的会员。
二届国代的结构，国民党掌握的席次超过四分之三，所以民进党籍国代的实力不足以影响修宪大局，只能透过杯葛（因而常引起肢体冲突）和发言以突显立场，文弱书生的张忠栋既不属于任何派系，也没有现实政治的企图心，自不必、也不易勉求表现。不过当民进党国大党团内部发生政策或人事争议的时候，张忠栋常因立场超然、德高望重，而能发挥一言九鼎的平息作用[39]。二届国代的任期在1996年5月结束，张忠栋因肝疾等因素没有续任。但民进党在三届国代的席次已超过四分之一，国民党的任何修宪方案皆需民进党合作方能通过，加上时任民进党党主席的许信良或因企求联合政府，操作政党合作路线，甚至「夜奔敌营」，1997年夏天遂与国民党合作通过一些很有争议的修宪条文[40]，修宪完毕之际，不满两党修宪结果的「民间监督宪改联盟」召开记者会并邀张忠栋发表评论，张忠栋就在这个时刻宣布退出民进党。
显然，张忠栋之退出民进党，乃与该党内部的统独路线争议无关，而是对民进党参与修宪未能坚持理想所做的抗议。如果要问他对党内几年来的路线争议看法如何，资料虽然不多，但他显然对高举转型旗帜从而企求「联合」以提早执政的施明德、许信良路线不以为然，他说那是「革命」；相反的若能秉持理想，耐心说服选民，以待将来成为大多数人民支持的对象，如此达成的执政才是「民主」[41]。
（五）讨论与结语
研究一个人的政治思想，除了根据文字记录以外，还应注意其生活中的实际行为，方为完整。张忠栋从1970年代开始撰写的政论，不但持续捍卫民主、呼喊自由，日常生活亦富有「容忍异见」的风度。根据邱垂亮的回忆，张忠栋当过《人与社会》杂志的总编辑，对于邱垂亮所写不少呼吁大胆政治改革的文章，他篇篇注销、一字不改，后来邱垂亮才知道其它编委甚有意见，尤其1975年他在《台湾政论》的〈两种心向〉一文惹祸以后，有《人与社会》的同仁主张和他划清界线、不应再登他的文章，只有张忠栋是唯一从头到尾支持他的[42]。其次，既然政党政治是民主政治的必要条件，张忠栋对于成长中的党外势力乃采取呵护乃至袒护的态度，而民进党成立以后，他担心省籍隔阂会破坏民主的成果，虽然别的「外省籍」自由派学者亦有此种担心[43]，却只有他付诸行动加入民进党。
一个人「认同」的转变是一件大事。张忠栋早期的政论似有意延续《自由中国》半月刊的思想典范，把台湾的自由化、民主化和经济繁荣，与中国前途连结起来，目标在反共复国，使整个中国成为「自由中国」，这样的立场固然与「为统一而统一」的统一至上论者不同，亦与国民党政府为维持动员勘乱体制而把目标、手段打成两橛不同，可以说，就是一种自由民族主义的立场。但是，时日一久，毛泽东的时代过去了，邓小平领导的改革开放似亦走出不同的发展之路，中国的政经体制固然问题仍多，不过除非中国人民自己愿意，否则台湾凭什么把自己认为「好」的模式强加于对方？反攻大陆固然是幻想，「光复」大陆何尝不是幻想？所以张忠栋在1988、89年讨论「自决」的时候，不但要求对方尊重我方的选择，也主张我方尊重大陆人民的选择，这就是以民主的价值，自我解消民族主义的优位性；一旦民族主义失去排他的优位性，借着民主自由的桥梁，由中国民族主义欲过渡到台湾民族主义，就不显得唐突了。
1989年张忠栋反驳郁慕明、为叶菊兰辩护的时候，他只是以设身处地的态度、追本溯源的方法，认为台独主张的出现应由丢失大陆的人负责，并没有进入台独主张的内容、价值去做实质的讨论，就像李永炽教授问他怎么走上台独之路，他说「统独是一项选择，台湾选统的太多了，我选独，就是要告诉大家，独也是一个很好的选项。」[44]如果只停留在此，就只是自由主义、尚无民族主义，甚或是不完整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毕竟不是无政府主义，它必须安放在一个政治体系的范围，借着处理群己关系而显发作用。事实显示张忠栋往前一步，不但参加鼓吹台湾独立的台湾教授协会，而且在1991年的人民制宪会议中担任总纲组会议主席，一同参加会议的李永炽教授归结说：「台湾共和国成为台湾宪草的指针，张忠栋居功厥伟。」[45]其实张忠栋所推崇的雷震，在刑满出狱以后，面对1972年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席位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即向蒋介石建议「从速宣布成立『中华台湾民主国』」[46]，这件往事也许对张忠栋的抉择不无影响吧。
张忠栋在1970年代曾说：「没有乡土的民族，是无根的民族，是流亡的民族；没有民族的乡土，是无人耕耘的乡土，是没有文化的乡土。」[47]虽然那时他认为台湾和大陆同是中华民族的乡土，而带着主观想象的色彩，但已指出乡土与民族一致的重要性。九○年代张忠栋接受了台湾民族主义，终于从事实面体现了这个一致性，它的意义诚如张茂桂所说：「绝对益发肯定了栋老的自由主义成分，同时间接扩大了整个自由主义在台湾的生存与讨论空间。」[48]台湾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若不能这样冲决网罗，长久处在民族与乡土异化的情境，当然只能慨叹「自由主义凋零」、「缺乏思想资源」了。
[1] 例如薛化元，〈张忠栋教授的最后『志业』〉；李永炽，〈理想是永远的坚持－怀念孤独的历史学者张忠栋教授〉，皆见《当代》143期（1999年7月1日），页70－73，58－65。
[2] 例如钱永祥，〈自由主义vs.国族主义：两种价值观的反思〉，中国时报（1999年11月20日），第15页。
[3] 许倬云，〈对自由主义的省思〉，中国时报（1999年7月19日），第4页。
[4] 同上注。
[5] 张忠栋，〈大学教授的言责〉（代序），《大学教授的言责》（台北：牧童出版社，1977年）页5。
[6] 张忠栋，〈自序〉，《乡土、民族、国家》（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79年），页3。
[7] 详见陈仪深，《独立评论的民主思想》（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9年），页6－9。
[8] 张忠栋，〈有何不可？谁曰不宜？〉，收入《乡土、民族、国家》，页209－211。
[9] 张忠栋，〈当前的中国与中国人〉，十位大学教授集体笔谈，《中国论坛》第1卷第1期（1975年10月10日）页8－10。
[10] 这类的文章有十几篇收入《大学教授的言责》。
[11] 张忠栋，〈那里是中国的光明大道〉，收入《乡土、民族、国家》，页1－9。
[12] 详见侯立朝，〈联经集团三报一刊的七大「政纲」〉，《中华杂志》第173期（1977年12月），页15－19。李庆荣，〈张忠栋的文章值得国人严重注意〉，《中华杂志》第175期（1978年2月），页37－40。
[13] 张忠栋〈乡土、民族、自立自强〉，原载于《中国论坛》第5卷第2期（1977年10月25日），收入《乡土、民族、国家》，页10－16。
[14] 〈现代化与民族主义〉专题座谈记录，《中国论坛》第7卷第1期（1978年10月10日），页47－72。
[15] 这五篇论文辑成《胡适五论》（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87年），计333页。
[16] 详见陈仪深，〈胡适与蒋介石〉，周策纵等合着，《胡适与近代中国》（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页97－112。
[17] 周策纵，〈胡适之先生的抗议与容忍〉，《传记文学》第55卷第3期（1989年9月号），页40－48；第4期（1989年10月号），页104－111。
[18] 张忠栋，〈胡适与殷海光〉，收入《自由主义人物》（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8），页20－78。
[19] 张忠栋，〈自由主义者的艰苦寂寞〉（自序），同上注，页13。
[20] 同上注，页15。
[21] 此时张忠栋的态度是对于叛乱罪证确凿者自然不必宽贷，对于情节较轻者则应另作处置，尤其不应有「进一步清除一切不同意见」的情形。见〈哀矜勿喜、民主是从──对「美丽岛事件」的一些感想〉，收入《政治批评与知识分子》（台北：自立晚报社，1985年），页11－13。
[22] 张忠栋，〈中央民意代表增额选举的恢复〉，同上注，页14－17。
[23] 张忠栋，〈增额选举与民主宪政〉，同上注，页18－20。
[24] 张忠栋，〈纪念胡适逝世25周年〉，《中国论坛》第23卷第10期（1987年2月25日），页1。
[25] 张忠栋，〈恢宏开放、积极进取－对执政党四中全会的期望〉，《政治批评与知识分子》页3－10。
[26] 张忠栋，〈何谓『丑化政府』？谁在『丑化政府』？〉同上注，页100－102。
[27] 张忠栋，〈选举之后看党外〉，同上注，页46－50。
[28] 同上注。
[29] 同上注。但费希平受到无情的政治栽诬，有人假造信件写给他，表示他在替中共执行「飞鸽计划」。
[30] 张忠栋，〈国民党台湾执政四十年〉，《中国论坛》第27卷第7期（1989年1月10日），页62－68。
[31] 张忠栋，〈越唱越荒腔走板！〉《自由时报》（1990年3月2日），第2版。
[32] 张忠栋，〈当人民走上街头的时候〉，《中国时报》（1990年3月18日），第4版。
[33] 李筱峰，〈国家认同的转向－以战后台湾反对人士的十个个案为例〉，《「认同与国家：近代中西历史的比较」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4年），页351。
[34] 张忠栋，〈台湾政局的再思考〉，《中国论坛》第299期（1988年，3月10日），页4。
[35] 张忠栋，〈台独争论与国会改选〉，《一年一年又一年》（台北：自立晚报社，1988年），页104-105。
[36] 张忠栋，〈中国的21世纪－知识分子的期待〉座谈会发言，《中国论坛》第322期（1989年2月25日），页21。
[37] 张忠栋，〈道不破，也打不扁〉，原发表于自立晚报（1989年11月21日），收入杨国枢等着，《民主的重创与重创》（台北：允晨文化公司，1991年），页285。
[38] 这项仪式性的行动是由台教会的青壮学者陈仪深、廖宜恩、庄淇铭等人发起串联，包括陈师孟、林玉体、贺德芬都在这个时候「下海」。当晚游行之前举行退党仪式，目的是让绝食的学生安心停止绝食。事实上参与退党的大多数教授早已与国民党「失联」。
[39] 根据当时同为民进党籍国大代表的许阳明、林玉体如是说。
[40] 详见陈仪深，〈偶然或必然？1997年台湾修宪过程中的政党合作路线的检讨〉，国民大会编印，《中华民国行宪五十年学术研讨会论文暨研讨实录》，1998年4月，页97－108。
[41] 张忠栋，〈民进党要革命？还是要民主？〉，中国时报（1997年12月28日）第11页。该文还提到民进党虽有台独党纲，但「大概也不是该党领导人物心目中的当务之急」，所以立场有些模糊，不久的未来若中共不断施压，台湾人民被逼到无路可走，势须做一最后决定，到时候民进党必须拿出更坚定的立场，给台湾人民指出一个明确的方向。
[42] 邱垂亮，〈真的新台湾人－悼念张忠栋教授〉，自由时报（1999年6月19日），第15页。
[43] 例如杨国枢就呼吁外省籍人士多去加入民进党，本省籍人士多去加入国民党，见「谈民进党与政党政治发展」座谈会发言，《中国论坛》第274期（1987年2月25日），页23。
[44] 李永炽，前揭文，页63。
[45] 同上注。并详见《人民制宪会议实录》（台北：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1991年）页48－74。
[46] 雷震，〈救亡图存献议〉，共分十章，于1972年1月10日由雷震亲送总统府与行政院。傅正主编，《最后十年－雷震日记（1971-72年）》，雷震全集第45册（台北：桂冠图书公司，1990年），页139－145。
[47] 张忠栋，〈乡土、民族、自立自强〉，同注13。
[48] 张茂桂，〈一位自由主义者与他的台湾情：追念张忠栋教授〉，《和平鸽》─台北二二八纪念馆通讯（1999年8月8日），第1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