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的历史背景
---林思云
９·１８事变是日本开始侵华的序幕。回顾一下９·１８事变的历史背景，它为什么会发生，可以使我们以历史为鉴，思考一下中日关系的前景和未来。
在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北伐以前，中日两国的关系虽然不能和二十一条以前的蜜月时期相比，但也还算平稳。日本没有直接干涉中国的军阀混战，而中日间的经济关系迅猛发展。到９·１８事变前，日本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
（一） ９·１８事变前夜的中日关系
１９２１年华盛顿九国会议后，日本开始大规模裁军。１９２１年日本的军费为七亿三千万日元，１９３０年则裁减到五亿日元以下，裁减额达４０％。可是大规模裁军却引起了军人们的强烈不满。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直奉行军事优先的原则，培养了大批职业军人。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除了军事以外他们没有其他特长，裁军等于砸他们的饭碗。此外，裁军以前职业军人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军队是最光荣的职业。但裁军开始后，职业军人一下变成社会上多余的人，最好的学生不再报考军事院校，一些饭店甚至拒绝穿军服者进入。裁军给职业军人们带来的失落感和焦躁感是可想而知的。
不满的军人开始秘密集会，天剑党、樱会、一夕会等军人秘密组织纷纷成立，后来广为中国人所熟悉的东条英机、冈村宁次等人，都是一夕会的成员。不过当时最有名的还是石原莞尔，是他提出“满蒙生命线”的理论。石原也是后来９·１８事变的主谋。
在此同时，中国的政局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于１９２７年开始北伐。与以往的军阀政权不同，国民党的革命目标是要收回租界，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这对于在中国有巨大利益的各国列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１９２７年１月，北伐军强行收回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如果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英国一定会出兵“惩罚”这种“违法的暴行”。但时代已经变了，英国已无力对中国进行“惩罚”，只好默认中国对租界的回收，从武汉撤兵。英国的撤军使日本产生了唇亡齿寒的感觉，感到中国军队强行回收租界之举早晚也要落到日本头上。但日本和英国不同，当时英国在世界上有数不清的租界和殖民地，而日本只有中国一块，因此日本人绝不会轻易允许中国军队强行收回租界的。
对这一点，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也很清楚。１９２７年３月，蒋介石在北伐军攻占南京后，特地招请日本记者，暗示北伐将不包括东北地区。但国民党激进的左派们却明确说明北伐不会将东北排除在外。当时，日本当政的若榇内阁属于温和派，尚能根据华盛顿九国条约的原则，对中国的革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但这却引起了日本国内强硬派的强烈不满，迫使若榇内阁于１９２７年４月倒台。
接替若榇的田中义一总理是强硬派，试图以军事压力迫使国民党停止北伐。为了阻止革命军北伐，１９２７年日本以保护国民安全为由出兵山东对北伐军进行威胁，但并没有能够阻止北伐军进军，后来只好主动撤军。同样英国炮舰也曾炮击南京威胁北伐军，但也没有产生什么效果。在此背景下，田中义一考虑扶植张作霖在东北建立一个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以保证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
可是田中的计划却被关东军的一个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破坏了。河本大佐天真地认为，只要暗杀了张作霖，就会使东北陷于群龙无首的混乱局面，关东军就可以乘乱一举占领东北。１９２８年张作霖的军队被北伐军击败，６月３日张作霖从北京逃回东北时，河本大佐等人炸毁了张作霖的专列，张作霖当场死亡。但东北军的将领却采用了密不发丧的策略，粉碎了河本大佐的计谋。１９２８年１２月，接替张作霖的张学良突然宣布全东北“易帜”，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使田中在东北树立与国民党对立的亲日政权的计划彻底破产。田中首相得知河本大佐谋杀张作霖时，不由地长叹道：“孺子不知父母心啊。”
田中向昭和天皇报告说：“这次谋杀张作霖事件，不幸有帝国军人的参与，现正在调查中，一定要对肇事者依法严加惩处。”天皇说：“请严格维持国军的军纪。”但田中准备对河本大佐进行处分时，军内却出现了强烈的反对意见，声称“家丑不能外扬”，公开处分河本会损害皇军在世界上的形象。在军内的强大压力下，田中首相无法实现他对天皇作出的严惩肇事者的保证，只好向天皇汇报说：“经调查此事与帝国军人无关。”天皇大怒道：“首相的话怎么和上次完全不一样呢？你不用再解释了，我也不想再听了。”田中被天皇斥责，吓得出了一身冷汗。第二天田中再次求见天皇，天皇不见，田中绝望地宣布辞职。田中是日本历史上唯一一位因天皇的不满而辞职的首相。
田中辞职后，陆军总部仅对河本大佐作了停职的内部处分，理由是河本大佐的动机是“无私的爱国行为”，所以从轻处分。这种以“爱国”为理由，对军人不法行为的纵容，导致了后来下级狂热军人的暴走，以及“下克上”行为的泛滥。这也播下了狂热日本军国主义者突入自爆式太平洋战争的萌芽。
接替田中的滨口首相属于温和派，对中国的民族解放运动没有采取过分强硬的态度，但中日间的紧张关系却在逐步升级。１９２９年初，东北的国民外交协会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了收回大连、旅顺主权，收回南满铁路等四项要求，将反日独立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高潮。同时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华的高潮，如果不是当时中日政府高层的克制，中日战争早在１９２９年就爆发了。
１９３０年中国向日本政府抗议日本在公文中使用“支那”这个有歧视性的词语称呼中国，日本随后同意今后在公文和新闻报纸中不再使用“支那”，改用中华民国的正式名称。但这个象征性的让步并无助于平息中国人的反日情绪。１９３１年５月，中国和朝鲜的农民在长春附近的万宝山发生冲突，造成多人死伤。在日本的煽动下，朝鲜人的反华情绪爆发，数千愤怒的朝鲜人冲入平壤的华人街，对中国侨民进烧、杀、抢，造成数百中国侨民死伤的大惨事。
１９３１年，石原莞尔调任关东军参谋，开始策划９·１８事变。１９３１年９月１８日，关东军以伪造的铁道爆破事件为由，突然向沈阳的张学良军发动猛攻。张学良军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方针，主动撤离沈阳。
９·１８事变发生后，由于关东军只有一万多人的兵力，无力攻占东北全境，向政府请求派遣日本的驻朝鲜军团增援。但当时的若榇首相和陆军大臣协商后，决定采取不扩大事态的方针，并向驻朝鲜军司令林铣一郎下令按兵待命。如果林铣一郎听从政府和军部的命令，９·１８事变就会夭折。但林铣一郎也是狂热的军国主义者，独断地派出三万多人的军队增援关东军，使关东军占领全东北成为可能。
关东军挑起９·１８事变后，蒋介石政府实行了不抵抗政策，试图通过外交方式解决问题。中国政府９月２１日向“国际联盟”提出起诉。当时的日本政府并不赞成关东军搞独立的“满洲国”的计划，因为这样露骨地违反日本和八大国签订的关于中国问题的九国条约，会使日本在国际上陷于孤立。日本当时是“国际联盟”的常任理事国，日本代表９月２５日在“国际联盟”宣布了日本政府的方针：１）日本对中国没有领土野心；２）日本的军事行动是为了保护当地的日本居民；３）日本军队将立刻开始撤退。
当时的日本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都支持立刻撤军，但关东军的军官们却根本不理会上面的指示，使出了“下克上”的手法，反而在１０月１８日又向在锦州的张学良军队发动猛攻。当时在沈阳的日本总领事曾找关东军的高层交涉，试图解释政府希望和平解决的方针，但关东军的军官竟然拔出军刀来威胁说：“你是不是想要干涉我们的事？”
由于无法解决东三省危机，１９３１年１２月１１日，若榇内阁倒台，犬养毅新内阁成立。犬养毅曾对流亡日本的孙中山等人进行过多方关照，和国民政府的很多上层人物都有较好的私人关系。犬养毅打算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当时的东三省危机，１２月２０日，犬养毅秘密派出特使前往南京与中国政府高层会谈。但首相的秘密和谈工作被曝光，激怒了军队内的激进派。１９３２年３月１日，在关东军的策划下，“满洲国”宣告成立。但当时犬养首相当政的日本政府却没有对“满洲国”予以承认，这更激怒了激进派军人。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５日，一伙狂热军人居然明火执仗地闯入首相官邸将犬养首相杀害。
犬养首相被杀后，以后的文职内阁政府变成了对军人战战兢兢的畏缩政权，使日本失去控制而走向自爆的军国主义道路。１９３２年９月１５日，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满洲国”，１９３３年３月２７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从此日本走上军国主义的侵略扩张道路。
（二） ９·１８事变的思考
１９２７年国民党北伐以后，激起了中国人民反殖民、求解放的爱国运动。而日本却声称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是用几十万日本人的鲜血作代价从俄国人那里夺来的，因此不能放弃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面对中国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一切租界的爱国主义运动，日本的行为势必导致中日两国的冲突。在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高涨、日本国内反华情绪升级的情况下，９·１８事变的发生是毫不意外的。
一些人认为，９·１８事变是日本人策划的灭亡中国计划的第一步，这其实是对历史的误解。日本的政府高层并没有策划过一个灭亡中国的计划，当时发动９·１８事变的狂热军人也只是想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日本的傀儡国和殖民地，并没有进一步染指中国大陆的计划。
９·１８事变的主谋石原莞尔，在１９３７年芦沟桥事变爆发后，坚决反对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石原认为日本并没有和中国进行全面战争的实力，与中国的全面战争只会将日本拖入无法自拔的战争泥潭。历史证明石原的确是一个有眼力的战略家，但狂热军人们却不再听从他的意见。日本发动全面战争后，石原愤而辞去陆军参谋长的职务回家种地。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战后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石原没有主要战争责任而不予起诉。在９·１８事变前后，尽管中日两国国民的态度都很强硬，但中日两国高层领导还是努力避免直接的军事冲突，试图用外交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９·１８事变的和平解决并非完全没有可能，但不幸的是后来日本的军国主义者控制了政权，走上军事侵略中国的道路。
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９·１８事变的发生，主要是由于狂热的军人和激进的“爱国主义”情绪所至。尽管当时日本有相当的言论自由，但日本的社会舆论基本上站在狂热军人一方。林铣一郎违令派朝鲜军进入中国，竟然博得新闻界的一片称赞，称他是真正的爱国者，使中央政府无法追究林铣一郎的违令行为。当时的社会舆论甚至同情杀害犬养首相的凶手，认为狂热军人的兵变是出于“高尚的爱国主义献身精神”，“爱国无罪”，发起了一个全国签名运动为凶手们开脱减刑。甚至一些少女写信要嫁给那些杀人凶手。
日本的社会舆论偏向狂热军人的另一个原因是政治家们的腐败。当时日本政界的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使人民对那些腐败的政治家产生了厌恶的情绪，甚至有人打出：“宁要廉洁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的口号。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廉洁军人”的当政却给日本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中国的爱国主义要求收回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而日本的爱国主义又要求保卫日本在东北的租界和特殊利益。在某种意义上，９·１８事变是中国的爱国主义和日本的爱国主义对决的产物。９·１８事变和后来的日本侵华战争，都与当时日本国内弥漫着的“全民疯狂”式“爱国主义”狂潮有直接联系。日本侵华的背景，和英国、俄国等由政府高层冷静策划的对华殖民侵略，有很大的不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到的。
〔寄自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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