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
二十一世纪二○○一年六月号‧第六十五期
1949年前后中共的新闻政策及历史效应
张仁善
1949年前夕，中共在军事战场上向国民党发起「三大战役」，势不可挡；在没有硝烟的新闻宣传阵地上，中共的「火力」同样威猛无比。这在鼓舞人民斗志，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夺取、建立和巩固新政权过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中共在改造旧新闻媒体的过程中，对旧有的一些符合新闻规律的办报、办刊及出版方式不加区别地予以改造废止，忽视了新闻遗产的传承性；对经验丰富的新闻工作者不能充分尊重和有效利用，挫伤了不少新闻工作者及知识分子的积极性。由此为新中国新闻宣传模式塑造了基本范型，即报纸国家化、报导宣传化、新闻人治而非法治等办报方针，使新闻报导更多体现了官方的意图。
严格新闻纪律
1949年前夕，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军事形势每况愈下，而国统区的「有限新闻自由」则使国统区的新闻媒体不断公开批评当局的政策，影响着民众心态，在民心导向上无疑帮了共产党的大忙。这连美国驻华大使都看得很清楚。1948年3月，美驻华使馆向美国政府汇报时，特意强调了这一点：
中国人民，无论官员或平民，都日益厌弃这个行政上无能或至多是迟钝的政府，普遍表现出对于政府的严厉批评，同时，对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政府痛恨的情绪越来越高涨。这一方面是因为事实确实如此，另一方面，受共产党成功宣传的影响，共产党的宣传大大加强了一种信念：事实上蒋介石正把中国引向毁灭和紊乱，如果不是美国政府的支持，他是不能这样的做的。这种情况普遍存在。这种意见在政府控制下的报纸上是找不到的，然而它却在为那些供职于报馆中的知识分子所具有，这就使得他们在与本问题无直接关系的其它的问题上攻击我们和我们的政策。
1949年前后，共产党对新闻宣传的态度认真谨慎，制订的新闻政策细致严密，对新闻媒体的控制卓有成效。1948年以后，随着夺取城市步伐的加快，舆论导向的作用日益受到共产党重视。1948年下半年起，共产党中央、中宣部、新华总社总结了共产党在城市报纸宣传工作的经验教训，发出了一系列有关城市办报方针的指示。8月15日，中宣部发布了《关于城市党报方针的指示》，强调报纸主要为工农兵服务，同时也要为干部、工商业者、知识分子服务；消息以报导农村与工厂为主，兼顾市场、学校以及其它地方；报纸副刊必须对读者进行教育。一切内容是否有益，要以新民主主义的政治观点来衡量，也就是说，报纸必须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在新闻稿件的发表刊用上，共产党力图防止「无组织、无纪律」现象。1948年10月2日，刘少奇在对华北记者团谈话中，明确提出了记者办好新闻工作的四项条件：第一，要有正确的态度；第二，必须独立地做相当艰苦的工作；第三，要有马列主义理论修养；第四，要熟悉党的路线和政策。把记者通讯员的政治立场提高到一个绝对的高度，特别强调，记者和通讯员要懂得两条战线的斗争，善于用两条战线斗争方法来办报。共产党要求新闻工作者坚持马列主义的政治立场是正确的，但过于强调以两条战线斗争方法办报，对今后新闻界过于偏重政治性，忽视新闻的可读性、服务性和在宣传观念上非此即彼的倾向，具有相当的导向作用。
新闻内容的统一性是共产党最为重视的宣传纪律之一。1948年6月5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宣传工作中请示与报告制度的决定》，规定重要稿件或社论的发表必须经党委或党委主要领导审批同意后，才能见报；内容与中央指示精神不符的不能发表，要求新华社向全国广播全文的重要言论，在新华社广播以前，地方不得预先发表。1949年1月26日，中央又发出《宣传约法三章，不要另提口号》、《勿擅自向外表示态度》两项指示。这在非常时期，对统一党的新闻纪律、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防止敌人的破坏宣传，起了积极作用。但共产党宣传媒体政治味道过浓、过于注重正面报导、教育功能等的宣传风格由此固定下来。一旦出现与中央口径不相吻合的新闻报导，就会受到严厉批评，即使是客观报导，也会被指责为「客观主义倾向」。如1948年10月10日，华北《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区人民团结斗争，战胜灾害〉的长篇报导。当年，华北解放区遭受大水灾，但广大人民团结战斗，生产救荒，仍获得了平均七成的秋收成绩。但这篇报导没有更多地报导干群战胜灾害的行动，却用了大约2/3的篇幅罗列灾害惨象，展现凄凉图景，并把这些归咎于「长期战争」及「土改政策过左」；没有再进一步挖掘导致战争的原因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说明人民战争的正义性；没有更多地从积极方面去鼓舞人民。中央批评这种孤立地、表面地、机械地看待问题的客观主观主义倾向是缺乏党性的表现。华北《人民日报》顶不住压力，不得不在11月8日登报检讨，承认「客观主义」的特征是枯燥无味地罗列许多事实，没有思想，没有分析，没有目的，在思想方法上则是片面的，不能透过现象看到事物的主流和本质。也就是说，在对自然灾害的报导中，没有把新闻的政治性提到应有的位置。
对一些中立态度报纸刊物，共产党也经常通过各种关系，「迂回」施加影响。如储安平的《观察》杂志，曾让蒋介石伤透了脑筋，但它对共产党的批评也中肯尖锐。1948年底，共产党在东北战场上已取得决定胜利，淮海战役即将打响，武力战胜蒋介石、争取全国胜利的时间日程表也已出台。这时，一切要求和平的论调，都与共产党武力推翻国民党政权，解放全中国的宏伟战略不相吻合，不受共产党欢迎。11月5日出版的《观察》杂志5卷11期却头条刊登了张东荪〈呼吁和平〉一文，这显然与共产党战略意图不符节拍；对急于「备战求和」的蒋介石则正中下怀。鉴于《观察》杂志的影响之大，共产党不得不派共产党员施复亮对储安平做工作。这时，正是国民党政府准备向《观察》「动刀」的时候，储安平为了保存自身性命，更为了保存他为之付出大量心血的这份杂志，对于共产党的请求做了一次妥协，在下一期刊登了施复亮的一篇从经济管理方面抨击时局的文章：〈评最近官方挽救经济危机的办法〉，算是对共产党的交代。杂志从此也不再呼吁和平。张东荪也因此文遭到民盟的责难。储安平这样一个「无党」的新闻工作者最终还是留在共产党政权下做事。当然，在新政权下，《观察》杂志在被查禁了11个月之后，于1949年11月被允许复刊。但读者却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主编当年那种天马行空、独来独往，表现「民主、自由、进步、理性」风格的《观察》。
抢占舆论阵地
1949年，共产党在相继夺取城市的同时，亦加强了对舆论阵地的占领。首先，迅速接管和改造旧有新闻媒体。按照「保护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和剥夺反人民的言论出版自由」的基本宣传方针，共产党对国民党政府及其地方政府系统下的各机关、各反动党派及反动军队的各组织所出版发行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连同其一切社设与资财，一律予以接收；对凡属于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政府的民主党派及人民团体所办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予以保护；对中间性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不禁止其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出版；新解放城市所有继续出版与新创刊的报纸、刊物与通讯社，一律向当地政府登记。这是共产党最为果敢、也是最为有效的控制新闻的措施。
其次，在取缔收编旧新闻阵地的过程中，创办了一批地方党报，对私营报刊则实施严格的管理监督。解放军进入南京之初，南京的报纸种类很多，军管会发出通告：「过去本市的报纸通讯社一律重新登记，任何新建立之报纸通讯社，未经登记及批准者，概不予以承认和存在」。经过审查整顿，取缔了一批反动报纸，并于4月30日出版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派有办报经验的石西民主持工作。新闻稿件须由军管会主任刘伯承指定副主任宋任穷审定后，才可以发排。在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的当天，上海军管会即接管了报史已近半个世纪的上海《申报》，在该报的原址，利用其设备，于5月28日创办了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的机关报《解放日报》。1949年10月15日广州解放，叶剑英到达广州，将一切非法投机分子包围缴械，又逮捕了十多个新闻记者，进行再教育。国民党《中央日报》被接收，改为《南方日报》，10月24日出版。
中间、私营的报纸有所保存，但加强了对它们的控制。在首批登记过程中，经审查合格、继续刊办的就为数有限。留下的部分，除《文汇报》等大报名称沿用至今外，不少报刊从名称到人员都先后整编改易，如《观察》在1949年11月复刊后，办了13期就被改头换面，1950年5月16日出版了最后一期，即被重新冠名为《新观察》，储安平主编一职也被共产党员、史学家黎澍取代；天津解放后，被勒令停刊的天津《大公报》，于1949年2月被改名为《进步日报》；上海《大公报》在1949年6月17日发表《新生宣言》后，中立、公正等办报宗旨难以见诸报端。
1949年，中共党报的风格模式已开始影响和规定其它非党报刊的操作方式。这些报刊时常要受到来自官方政治意图的规范。按照共产党的要求，新闻媒体要与党和政府绝对保持一致，一切所谓民主、自由、中立、理性的精神都属于「资产阶级」的新闻范畴，不能体现在共产党的新闻宣传中。1949年7月31日，华东新闻学院举行开学典礼，范长江代表官方宣传机关在会上提出了新闻工作者的四个信条：消息绝对真实；思想要正确；建立群众观念；建立自我批评。其中所谓「思想正确」，就是指革命新闻工作便是思想斗争，报纸要指导群众，反映现实；「群众观念」是与个人主义相对立的，要求新闻工作者大力联络帮助工农兵通讯员；「自我批评」就是要多向普通人学习。金仲华也代表机关对知识分子在新闻宣传中的作用作了定性：「知识分子讲、看、写，全都比普通一般人强，但是脆弱，要经过一次次的考验过来，才能成为人民的文化战士」。显然，政府需要的新闻工作者，首先是革命性的文化战士。1949年，不少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报人，对共产党政府的一些不遵循新闻规律的做法看不惯、不习惯、有意见，但这种态度只能是为个人所持有，不能为当局接受。
从旧社会过来的新闻记者，大多在以前的民营报纸或政府报纸中任职，接受的是旧新闻观念的熏陶和旧新闻方法的训练，对人民政府的报纸风格不太适应。为了让他们彻底完成思想转变，政府不断通过办学习班、学习文件等方法，帮助他们改变观念，适应新方法。通过政治学习和思想改造，以及对解放区实际的亲身体会，许多新闻工作者的思想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表示要「丢弃旧习惯，丢掉旧成见，一切从新学，一切从头干」。 q此建立起无产阶级的新闻观。
共产党的新闻格局和新闻模式几乎在1949年前后就定型了。只可以发表一切与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保持一致的消息，与上级精神不一致或相违背但人民群众又想知道的消息则很难出现于媒体。
新闻报导过于强调政治性，决定了党报比私营报纸具有更大的优越性，民营报纸报导新闻的自由度日益缩小。如解放前，政治立场中间偏左的民营报纸《文汇报》，1947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查封，1949年6月21日，即上海解放后的第25天获得新生，全报上下欢呼复刊，发自肺腑地赞美新时代，拥护新政权。然而，新生后的《文汇报》却面临着其它民营报（1949年6月20日，上海文管会副主任范长江在新闻出版界座谈会上提出以后新闻出版机构只有公营和私营，没有官方和民间概念之后，民营报纸习惯上被称为私营报纸）所碰到的类似困难，即信息不灵，采访困难，发言更难。它们与党的机关报的采访、发稿条件不可同日而语。新闻工作中，左的东西开始抬头。一些党政机关、国营企业和其它基层单位不信任私营报纸记者，有的不让采访，有的敷衍了事，党报记者也不大瞧得起私营报纸记者。一些苏联式的新闻套套也开始被搬移过来，私营报纸所用的国际新闻和评论，对全国、全市的重大政治新闻，均须以新华社的稿件为准；不得解释共产党及政府的法令政策。私营报纸不能在党报之前抢发消息，重大新闻的发表格式都得按上级部门的指示办理。一旦有违党报的既定风格，就得检讨认错。如长沙解放之日，《文汇报》已在无线电中收到确讯，第二天刊出消息，但因新华社尚未正式公告而被指责为抢新闻，是「资产阶级的办报作风」。1949年11月9日，《文汇报》刊登了从香港收到确凿的湖北恩施解放的专电，因「违反了规定」，被当作「伪消息」，总编辑娄立斋在各报负责人会议上对此作了检讨。再如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发布之日，要闻编辑郑心永按所列问题，作分题以突出眉目，也被指责为离经叛道：如此重要文件，只可作经典郑重排版，安可自由处理！老区方式，苏联套套，只能老实学习，不问宣传效果，这是新闻报纸当时必经的「改革」。一些老报人「从不惯于人云亦云，思想未通先歌颂，每以此为苦」。由于重大新闻只能用新华社通稿，独家新闻越来越少，版面没有特色，广告内容单调，言论越来越空泛，读者的兴趣日益降低。读者们反映：「报纸没有看头。每天从头看到尾，要发现几条真正的所谓『新闻』是不容易的。」
由于中共在对旧新闻媒体改造的过程中，完全依靠行政而非法律的力量，新闻报导更多体现了官方的意图，由此铸造了新中国新闻宣传的刻板模式，为新中国新闻宣传塑造了基本范型，也使建国初期国家遭受了一些原本可以避免的损失。如刚解放时，不少在国统区或香港等地干了若干年、积累了丰富经验的新闻工作者都遇到不少难题，经常对共产党管理新闻的做法困惑乃至不满。如接管上海之初，曾在香港主持《华商报》的夏衍，对新闻工作的意见就不减反增。他说，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版迟，新闻单调，社论短评很少，还有一件使他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新闻只有新华社一家，外国通讯社的电稿一律不用；作为喉舌的党报，可以几天甚至一个星期没有一篇社论？……过于强调新闻的政治性，使共产党自己也吃了不少亏，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必要的损失。如当时上海的报纸不让刊登天气预报消息，理由是美蒋飞机经常来轰炸，发表气象消息会给敌人提供情报。其实，这是缺乏知识的表现，当时长江口就有美国军舰，上海一带的气象他们肯定知道得很清楚，台湾的天文台也可以测度出上海一带的气象。不久，上海遭到强台风袭击，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损失很大。对报导宣传化、新闻人治而非法治等办报方针由此确定下来，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今后新闻报导的客观、及时、公正和新闻法规的制订。
建国以来相当长的时间内，这种宣传模式一直规定着中共宣传方针。新闻控制方式基本踩着前苏联集权化的脚印，如报纸国家化、报导宣传化、新闻人治化、媒体机关化，还有报纸公费订阅、党和政府派发、「官报官办，官办官看」、报纸是党的「喉舌」等。全国的报刊杂志屈指可数，宣传口径唯「两报一刊」马首是瞻。新闻宣传鼓动的功能过强，具有最及时、最广泛，有「第四种权力」美誉的舆论监督功能过弱。新闻总是提倡正面导向，「弘扬主旋律」、「高唱正气歌」、「打好主动仗」，消息只有「正反馈」，很少「负反馈」。新闻管理主要依据党性标准，十分看重新闻的「阶级性」、「组织性」，看轻真正的新闻规律。
而今，中国大陆的新闻自由度有所加大，舆论监督功能正在加强，新闻规律也日益受到有识之士的重视，但离真正的按新闻规律管理新闻的标准距离尚远，中共最近提出的「政治家办报」理念很大程度上还是建国前后，行政力量干预新闻宣传遗风的再现。在中国实现言论自由，建立法治国家，要走的路还很长，要办的事还很多。
张仁善 1964年生，博士，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法制史、法律社会史等教学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