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

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

陈强

当二十世纪临近尾声之时，经历长期政治动乱的中国终于恢复了元气，开始重新扮演她自记忆以来一直扮演的角色。“述往事，思来者”。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来伟大的中国革命是这个古老的民族以其生命的痛苦为代价获得新生的悲壮的史诗。这场持续至今的革命实质是中华帝国自前二二一年问世之后发生的第三次也是最大一次改版–––––其三版宋元明清帝国作为一种高雅而孱弱的实验国家(类似柏拉图笔下由哲学家领导的“理想国”)在西方帝国主义扩张的压力下迅速崩解；不屈不挠的中国民族以普遍野蛮化为代价重建适应西方国家关系体系的现代中华帝国–––––这一新版的大样在正在进行的邓小平革命中已经最后成形。在中国历史的这一阶段，领导宋元明清帝国长达千年的优雅的知识贵族因其无能被迫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交出统治中国的印信–––––白话运动就是一个信号–––––并在此后遭到历史的放逐；绚烂的中国文明亦随其载体的失位破坏殆尽(配合中华民族野蛮其体魄的需要)。在残酷的内战中崛起娴于权力斗争的新一代王者–––––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他们缔造了适应群雄逐鹿之“大战国时代”的第四版中华帝国–––––人民中国。

第三中华帝国至其末期文极而敝，与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列强相比如同一位日薄西山、气息奄奄的老人。“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在危急存亡之秋，有人者出，为了恢复古代中国的光荣领导族人顽强地与命运抗争–––––千百万热血的中国人前仆后继，终于旋转了乾坤。“泰山如砺，黄河如带”，在大一统国家新生之日，我们不能忘记为了民族的复兴鞠躬尽瘁的五位伟大的中国人。

孙先生是再世的耶稣基督。当华族困顿不堪之际，这位伟大的医生挺身救治一个在当时世人的眼里无药可医的民族，为此耗尽了毕生的精力。“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正是其平生写照。

在历史的最危急的时刻，蒋先生以其钢铁般的意志领导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终于赢得胜利–––––正是八年抗战扭转了华族百年颓运。临终之际，这位失败的英雄仍然念念不忘拯救苦难深重的中国民族。

起身布衣，奄有天下，毛先生辉煌的一生就是一曲贝多芬的“英雄“。当其战友沉缅于富强之梦的时候，这位旷代天才挥动手中的权杖，唤醒了华族心灵深处沉睡的伟大的理想，八亿人民为之如醉如痴。他给族人造成巨大的痛苦，而其族人仍然尊之为神。

为了“中华之崛起”的理想，周先生投身革命、建军开国，终于在生前以其高度的智慧改变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没有这位融黄老之“柔弱“与墨者之“无我”于一身的奇人，幼稚的大一统国家也许会因一位天才的即兴创作毁于一旦。

从政治迫害的痛苦中邓先生领悟出高贵的宽容，由此化解了中国革命带来的深重的戾气。因其豁达的胸怀和坚定的意志，中国终于顺利地完成了商鞅变法以来最为成功的改革。

伟大的英雄以其多采的人生见证了华族生生不息的原始生命，正是这原始生命将激励中国人民在即将来临的二十一世纪创建更加辉煌的业绩。

近五百年的历史是基督教民族和基督教文明向全世界扩张的历史，现在已经到了退潮的时候了。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渡尽劫波的中国文明必如不死鸟浴火重生。文明开化四千余年的华族在世界民族大家庭中最为元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人类当前面临的困境早在中国民族之幼年时期即以其独特的形式发生。两千八百年前的幽厉时代，周文明的“上帝”就随着中国民族心智之发育被迫“退隐”，由此引发春秋战国以至秦汉之际五百余年的政治动乱。在历史的阵痛中，与原始的天帝崇拜相适应的封建制度土崩瓦解而近代意义的民族国家终于在战国时代呱呱问世。信仰危机孕育了历史上最早的哲学繁荣–––––诸子纷纷起而创说，不懈地探索可以折服日益成长的“理性”的天道性理；而直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时，这场掀翻天地的伟大的宗教革命才尘埃底定。此前的中国是“刑名之士”和权谋家的舞台；他们以世人为利欲“原子”设计优良的制度和政策，使华族在自然法则之机括中愈陷愈深。而当这个饱经沧桑的民族终于大彻大悟之后，她就开始在历史文化精神的引领下学习超脱主宰为其订立的法则，从而长盛不衰达两千年之久。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必将从华族宝贵的历史经验中获得无尽的教益，而处于“失忆”状态中的中国似乎尚未意识到她对人类的责任。七十年前，当胡适之发起“整理国故”运动的时候，古典中国学术文化可悲地沦为解剖台上的一具木乃依–––––以“发扬国粹”为倡的所谓“国学”说穿了不过是运用西洋学术的解剖刀野蛮分解中国文明的外科手术–––––真可谓焚琴煮鹤、糟蹋斯文。当人类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之时，有着悠久的历史又融汇了印、西两大文化的中国文明负有特殊的使命。近代西洋文明已经病入膏肓而二十世纪欧美最优秀的哲学头脑却不负责任地忙于疗治“哲学的脓肿”–––––如果西洋文明在共产主义运动破产之后无法寻到针砭其弊的新的“反对派”，迷茫的人类可能会莫明其妙地重蹈七千万年前恐龙之覆辙。

作为近代世界之统治意识形态的启蒙思想可能在下个世纪遭到根本性的动摇–––––眼下只是暴风雨之前的宁静。“江河流日夜，代谢成古今”，没有惊心动魄的革命就不会有一部思想的历史。诞生于十八世纪之启蒙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基督教在“理性时代”之世俗形态。作为文明的历史上最为高级的原始宗教，基督教有其十分独特的宗教性相–––––号称“神言”的《圣经》即以全知全能之“上帝”的视角说书，具有使进入其情境之听从混一神我的魔幻效果。十六世纪宗教改革的直接结果就是《圣经》由拉丁文译为各民族语言而人们无需通过教会即可直接与经典交流。为天主教会拘囚千年之蛮族灵魂终于在日益成熟的“理性”的帮助下挣脱了枷锁，进入《圣经》情境以神自居，浑然忘其本身–––––还从来没有一个文化系统将“人”之动物本能奉为神明。西洋三大哲学民族之中，英国人以眼睛和下腹部思想，法国人以胸臆思想，德国人以大脑思想。哲学创作之冲动乃蛮人征服世界之冲动的升华–––––只有无法忍受天主教会繁文缛节的半开化民族才能哺育真正意义上的哲学思想。黑格尔无非是精神宇宙之拿破仑第一，所以他对“马背上的世界精神”推崇备至。英法启蒙思想家很有些精致的意思，勉强称为“哲学思想”––––我们将洛克、卢梭之流尊为“思想家”，同样可以将原始丛林中狼奔豕突之野兽尊为“实践家“–––––如果不是因为人类六根未净，这样庸俗而浅薄的“思想”如何能够颠倒众生长达两百余年之久。拜此辈之赐，“人”作为个体得到“自由”而作为全体则逐渐失去了“自由”。何时启蒙思想家被公认为祸害天下之洪水猛兽，人类就长大了，开始学会自我控制。启蒙思想，民族国家意识、自由民主制度三位一体之近代西方政治文化号称“终结了历史”，究其实可能只是原始宗教、部落意识、部落民主制三位一体之早期蛮族文化在“理性时代”之修订版。这一文化形态仍然葆有人类童年期文化所特有的淳朴而幼稚的特征，因此必然随着理性之发育而发生严重的危机，一如晚期的希腊、罗马文化–––––按照维柯《新科学》的看法，西方文化在西罗马帝国覆亡之后重新开始一次轮回，这一轮回在某种程度上重复了第一次轮回的轨辙。与高度成熟的中国文明相比，近代西洋文明尚处于理性发育的幼稚阶段。以社会譬之航船，古代中国以其最优秀的人才掌握航舵，所以船虽不快却始终没有迷失方向；而近代社会则培训其高才如何添煤加油–––––船行得飞快而任由“上帝之手”为之操舵。近代西洋文明似乎尚未成熟到产生主宰心和自制力之阶段。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意义之网”一定存在着极大的破绽，否则不可能出现所谓“生存危机”的问题。应以老成的中国文明为基准重新认真地考察近代文明的历史发展，为之定位，从而为未来的人类编织一张与真实境况相符的全新的“意义之网”。从事比较文明研究的汤因比博士最终将世界之未来寄望于中国文明，希望曾经沧海的华族在经历革命的痛苦之后仍能以天下一家的胸怀救治人类方殷之危机。

而中国尚未为其应当扮演的角色做好心理上的准备。统治第三中华帝国长达千年的知识贵族自从失位之后就象帕斯卡所说的“被废黜的君王”，在良辰美景的回忆和时乖命蹇的现实之间无法获得心理的平衡。“士”在古代中国代表了历史文化精神之自我意识，自觉地为其“上帝”布道，以人文化成天下–––––没有这支贵族则华族必然失去全部的记忆及其高雅的气质。职是之故，他们被赋予“四民之首”的崇高地位。从宗教思想史的角度来看，这是某种终极形态之贵族化宗教，所以迥异于所有传统的宗教形态。只有当“失忆”的知识贵族重新开始履行其神圣的义务，华族才能再次发生自我意识，从而恢复古代中国的伟大。经历百年革命之后，斯文沦丧–––––规划人民之文化教养此其时也。中国民族乃一血气既衰之老大民族，苟失理想，必然深溺贪吝之习而不能自拔。教化之功能即在使其心中之历史文化精神由无意识达于意识，从而焕发青春。中小学教育乃实施教化之一大关节。或可因势利导，以青少年喜闻乐见的金庸武侠小说以及明清“四大奇书”取代现有的国文教材，泛读为主，培养年轻一代的古典文化修养以及理想主义精神。晚清学者曾就小说与群治发表过精辟的意见，可惜从未落实，也许我们可以用文学作品的英雄形象取代雷锋以激发人民的文化道德理想。只有当中国民族进入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之时的精神状态，才有可能为二十一世纪的世界开辟全新的道路。国家领导人就更应当努力培养自身的文化修养。当前我国国势蒸蒸日上，一如《大易》乾卦。“群龙无首吉”–––––领导人若能牢记“不敢为天下先“，时时存着恬退谦让的心意，中国一定很有福气。有志化解近五百年西方帝国主义扩张带来的深重的戾气，就应当努力做到“为国以礼”，以示范的作用在东亚确立全新的以“礼“为核心的国家关系体系。“礼”表示一种“人”际关系–––––当人清醒地意识人之为“人”之时，自然而然与他人发生“礼”的关系。明“礼”之人富于高贵的同情，总因自身之利益同情他人之利益，因其文化自尊同情他人之文化背景–––––只有高贵的同情才能使人类超脱“丛林法则”，从而避免走向自我毁灭。经历长期动乱，中国政治家深染权争之习，往往习惯于将对手视为政治角逐游戏中的目标对象，以为“匪”、“贼”“走狗”、“黑手”、“反动派”、“法西斯”、“帝国主义者”等等。其实敌人也是“人”，明智的领导人永远不会以羞辱其同类的方式羞辱自身–––––读一读《左传》真让二十世纪的中国人无地自容。明“礼”仅为一个有涵养的政治家的起码要求。历史上伟大的统治者直以天下之人无论华夷皆为自己的子女，正是“民胞物与”的博大胸怀成就了古代中国的辉煌。华族人口居世界五分之一，人类的问题亦即中国的问题–––––永远都不能忘记“家国”之上还有“天下”。只有一个胸怀世界的民族才有资格为面临困境的人类导航。《老子》、《左传》、《论语》三书皆涵极为深刻的政治学原理，应当以为国家领导人的必读之书。

政治制度的建设作为问题已经困扰中国知识界长达百年之久。一如其前辈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为倡无病呻吟，没落的知识贵族在二十世纪以欧美苏俄为师，“夫子步亦步，夫子趋亦趋”–––––学步邯郸而失其故步。若欲确立良好的政治制度，首先必须达成五点认识。1、文明开化四千余年的华族和西洋民族之间存在着年龄的“代沟”。西方人有类荀子所见的秦人，在其文化心理深层仍然葆有早期蛮族文化的童稚心态和部落意识。心灵单纯的个人易于作为社会机制之“部件”发挥其功能–––––这是确立适应自然法则之优良的社会制度的前提和基础。华族作为老大民族永远也无法强其所不能。2、随着西洋民族心智之发育，自由民主制度可能步希腊罗马民主制度之后尘趋于崩解。古老的中国文明有义务创造出与日益成熟之理性相适应的新型的政治制度以纾解人类未来之困境。3、适应一国国情之良好的政治制度乃其历史文化精神之形态化，因此必然与其文化风俗习惯相吻–––––这是孟德斯鸠和黑格尔二人意见之综合。试想个人皆有其脾气，又何况一个屹立于世四千余年的文明系统？4、政治制度有其历史文化土壤，只可因革损益而不能随意创作–––––在承认现存制度有其合理性之后才有资格议论其不合理性。眼中一有梁木，立时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5、大一统专制贯串一部中国历史，这是一个面临高度紧张的内外环境的民族为生存需要而作出的唯一可能的选择，其合理性已为中国革命的经历再次论证。传统政治形态的弊端只能通过内部制衡的方式加以克服。适应中国国情并有可能在未来取代自由民主制度的新型的政治制度应当包涵政治家的权力、人民的权力和哲学家的权力三个环节。

政治家的权力。中国共产党人以高昂的代价获得政权并组建了近代历史上唯一有效管理全国的中央政府，已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古代中国王室的地位–––––此乃其权力合法性之基础。而宪法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最高权力机构，如不“正名”，日久必为大一统国家之祸患。政治改革的方向在于将革命时期草创的权力运作机制定型为一朝一代之典章制度，此乃我国长治久安之百年大计。面对当今世界高度复杂的政局，人民中国的政治局常委会商制度较欧美国家总统独裁制和总理负责制更为合理–––––可以在此基础上制定某种形式的多君共和制：集党、政、军领袖于一身的国家元首作为“大君”拥有三票之权，而分掌党务、内政、外务、国防、人大、政协之“小君”各有一票之权。每届任期五年，至多两届。首届任期将满之际由党代表大会表决，过半同意即可续任一届，否则去职。去职之君自动成为元老院之元老–––––在任之君就重大事项决策之前须与经验丰富的元老充分协商。大、小君就职三年、熟悉情况之后即可提名替位的储君人选，交由党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表决的储君作为工作助手随在位之君见习。作为永久执政党，中共基层组织建设悠关国祚；应以群众年度汰选的形式纯洁党的基层组织–––––遭淘汰者在若干年内失去从政的资格。如此则可培养基层干部的公仆意识。按照传统统治中国之王者亦君亦师–––––中共应与政府保持适当距离，作为中国文明之教会全力负责人民的教化。

人民的权力。“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人民乃是心智尚未发育成熟的“小人”，只有汉堡包和可口可乐的品味，与之协商政治简直是“对牛弹琴”。人民的权力应当局限于监督政治保障民权的范围而不可越雷池一步。人大、政协作为国会上、下两院代表民意监督执政党，司法、检察机关直接对之负责。在两院设立人民论坛以供反对党及人民代表发表政见，一则使执政者有机会倾听民意，二则作为民众宣泄情绪之管道，起到某种政治避雷针的作用。

哲学家的权力。近几百年科学技术之进步使人类从自然界释放出巨大的能量–––––只有当“仁”而非“欲”君临天下之时，无明的科技才懂得为人类之前途而忧患，“人”也才能避免因其自身之“异化”而走向自我毁灭。要有为迷失路途的人类导航的全新的哲学以为学科之王，还要有代表着人类自作主宰之生命意志的“哲王”以为政治领导人之领导人。柏拉图“理想国”之构想只在古代中国真正得以实践–––––第三中华帝国时代的文官制度乃是文明的历史上最为进步的政治制度，而以人类目前的心智水准尚不足以领悟其深刻的内涵。这一构想很可能在危机渐深的二十一世纪重新复活。在中国文明全面复兴之后，我国当有一哲人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构–––––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的哲学家以人类全体之福祉为依归制订政策而由政治家无条件执行–––––“鱼相忘于江湖，人相忘于道术”。如果这一制度逐步在各主要大国得以推广，即可由此产生未来之世界政府，从而实现人类“大一统”的梦想。

文极而敝的第三中华帝国因无法适应严酷的“大战国时代”而崩解，其残余在孤悬海外的台湾存活下来–––––未经五四新文化运动洗礼的中华民国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包装的明清中国。由清一色美国名牌大学博士、硕士组成的政府内阁不禁使人联想科举时代进士出身的文官，无怪乎国民政府至今仍然无法适应国际政治环境。稍有政治判断力，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就不会制定出作茧自缚的《国统纲领》–––––那全是“诏安共匪”的条款，都何年何月了。政治家应当记着在办公室的墙上张贴一份中国地图，时时揣摩。还指望共产党“以大事小”–––––这样的道德指标恐怕只有《镜花缘》的“君子国”勉强及格。制定大陆政策一定要设身处地，以自己做得到的要求对方。和共产党较量权谋只能自取其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人要做到知人自知又有多难！对弱者来说，最好的权谋就是诚信–––––凡人皆有善恶两面，聪明的弱者总是千方百计以其坦诚激发强者之善性，而非挑逗对方加入权力角逐的游戏。台北居，大不易，起码要懂得权力政治的ABCD才能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立足。现在两岸高层政治会谈已是如箭在弦。从双方交往的历史看，国民党每因面子而丢了里子，而共产党则往往为了里子不惜牺牲面子–––––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应当认真从中吸取教训。中共一向高度理智，因其没有心力统治台湾，所以必定会给予国府生存空间。台湾应当比大陆更加积极地追求中国统一–––––“统”、“独”并非两极对立，事实上，唯有一个统一的框架才能保障中华民国的独立地位。在目前的条件下不损害任何一方的最佳方案就是以三个中国的形式统一中国。这第三中国乃是作为两个中国之公共外交主体的虚位国家。人民中国与中华民国的领袖可以此虚位国家之正副元首、首脑、议会领袖的身份从事外交活动。两国之邦交国皆与之邦交–––––一百五十余国设使馆于北京、三十国设使馆于台北。联合国代表权问题可以双代表制的形式解决。双方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对方内政。若能形成两岸协商的外交机制，即可在很大程度上缓解国际社会对中国崛起之疑虑。政治家谁人不想名垂青史，本届中共领袖行将离任之际将是国府以最好的价码和北京谈成交易的时机。中华民国的执政党应向在野党和民众晓以利害，说服其接受保障国家独立地位的统一框架。一旦达成这一框架即可废除普遍义务兵役制并大幅削减军费以利民生，从而巩固自身的政治地位。

现在整个国际社会都注视着正在迅速崛起的中国。我国将在二十一世纪的世界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在西方国家集团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之中瓜分一份尽可能大的蛋糕还是另起炉灶、以中国文明之“王道”理想化解近五百年西方帝国主义野蛮扩张带来的深重的戾气？中国的动向悠关未来世界之福祉。共产主义运动的破产标志着近代西洋文明以自我调节能力克服其痼疾之尝试的失败–––––有着四千余年悠久历史的中国文明之复兴将为濒临生存危机的人类带来把握自身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我们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八百年前，当孱弱的中国国家在女真铁骑威胁之下面临严峻的危机之时，新儒学圣人朱夫子和永康学派领袖陈同甫展开了思想史上有名的“三代汉唐”之诤–––––诤辩的潜台词乃是中国是否应当坚持自己的文化理想。我们先人选择了“三代”而非“汉唐”，终于以植根于人性之善的文化理想击溃了草原民族不可一世的金戈铁马。契丹人、女真人、蒙古人、满洲人一旦超脱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即与华族融为一体––––––“中国”就象征着泯灭了种族界限的自由美好之境。在人性的光辉照耀下，东亚终于挣脱生存竞争的法则，实现了没有权力制衡的和平。当三宝太监扬帆下海之际，美丽的东海和南海是海鸟和海鱼的领地–––––何等的宽敞！而自从近代国际关系体系搭载炮舰而来之后，东方即深罹自然法则所化生的贪婪、嫉妒、怨毒、恐惧种种无明之中而不能自拔。国与国、族与族之间为了每一寸土地、每一分利益而角智竞力–––––广袤的东亚因而日益狭窄。我们早已驱逐了搭载炮舰而来的帝国主义势力而获得政治上的独立，却始终无法驱逐自己生命中的帝国主义势力而获得精神上的独立。日本人曾将“帝国主义”和“白种人”化上等号，在六十年前发动了所谓“圣战”–––––终因无法战胜自身的动物本能而使“大东亚共荣圈”的美好理想化为泡影。现在历史的际遇已将培养新型的国家关系体系的重任托付与我国。重新开始主导东亚政局的中国应努力以示范的作用引导本地区人民超脱残酷的自然法则，进而在诚挚互助的基础上缔结人性化的东亚国家关系体系。若能使这一模式逐步取代植根于生存竞争法则的近代国家关系体系，即可将未来的世界历史纳入东亚历史的系统之中，从而开始人类文明的全新的纪元。

曾为儒、佛二教所化的蒙古、韩国、日本、缅甸、老挝、高棉以及东盟各国与我国有着相同或近似的文化背景，乃当代之“诸夏”。面对全球政、经组合区域化之趋势，我国应以加强与“诸夏”国家之间基于文化亲缘感的多边关系作为二十一世纪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或可因势利导，利用东亚国家对中国崛起之疑惧尝试建立一支以预防潜在的南海危机及保障日、韩“海上生命线”为目的之东亚国家联合舰队。一则可以延长各国之国防纵深并消除相互之间的戒心，从而有效遏制东亚军备竞赛；二则通过某种政治、军事联盟的形式加强“诸夏”国家集团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作为东亚的主导国家，中国首先要做到“为国以礼”，自觉地将邻人的安全需要视为自身的安全需要–––––我们做不到“仁者安仁”也要做到“智者利仁”。作为传统的陆权国家，我国应当严格控制海军的发展并尽可能使其活动范围限制于西太平洋岛链之内–––––如此则可避免发生中日军备竞赛以及中美利益冲突。宇宙无涯而生也有涯–––––辽阔的太平洋只会启迪人类无穷的野心，从而使之盲目执迷。迦太基人的霸权、荷兰人的霸权、葡萄牙人的霸权、西班牙人的霸权、英国人的霸权而今安在？我们还有什么看不穿的？毛先生深通黄老之学，晚年有过很多反对霸权主义的言论，可以编成册子假其威信以教导各级军官。军人懂得政治、政治家懂得哲学，天下太平矣！南海争端和“大东亚战争”后遗症乃是妨害“诸夏”国家团结的两大障碍。南海问题其实祸福相倚–––––我们的心灵若能超脱近代西洋文明狭隘的民族国家观念，即可将潜在的危机化为一次国际关系领域的深刻的革命。事实上南海既是中国人的南海也是越南人、马来人和菲律宾人的南海，一如渤海既是辽宁人的渤海也是天津人、河北人和山东人的渤海。有朝一日沿海各民族重新学会相待以礼，越南人、马来人、菲律宾人也和我们一样都是“中国人”–––––何必强分畛域、将美丽的南海据为私有？我们的先人若与我们一般俗不可耐，哪里会有偌大一个十二亿人口的中国民族？先人正是将宽容而非仇恨作为宝贵的遗产留给后代子孙，所以我们的血脉中仍然流淌着匈奴人、突厥人、蒙古人、满洲人的血液。伟大的民族往往伴随着高贵的宽容。五十年前，当全面内战即将爆发之际，主持国民政府的蒋先生毅然动用十分紧张的交通运输工具将数以百万计的日本战俘遣送回国–––––我们既然已经原谅了放下武器的当事人，就没有必要再对他们的子孙心存芥蒂。没有中日团结就不会有未来的“诸夏”国家共同体，一如没有法德团结就不会有今日的欧洲共同体。中国人对东邻的了解尚不及东邻对中国的了解。日本现在正处于“由欧返亚”的门槛，但在与之有着历史宿怨的邻人之间没有丝毫安全感–––––防止日本军国主义复活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实际行动消除东邻的安全顾虑，从而使东亚两大民族脱离生存竞争法则之机括。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本钱来讲“中日亲善”。若能使“诸夏”国家相互信任，即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迫使山姆大叔缩回伸过太平洋的爪子–––––中国文明的“王道”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套着天鹅绒手套的“霸道”。

东方是日出之处。走向二十一世纪的中国在期待着一位比周公和始皇帝更加伟大的政治领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