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lliam C. Kirby）美国哈佛大学历史系盖辛葛尔讲座教授（Edith and Benjamin Geisinger Professor），哈佛大学亚洲中心主任。

柯伟林

认识二十世纪中国

　　陈意新（以下简称陈）：自从1970年代易劳逸（Lloyd Eastman）对中华民国史做出了开创性研究以来，二十世纪中国史领域在美国学术界已变得日益重要。许多年轻一代的中国史学者从事二十世纪中国史的研究。您可不可以简要介绍这个领域在过去20年�ǖ姆⒄梗�

　　柯伟林（以下简称柯）：简单地说，这个领域是中国近代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部分地是因为我们--在中国以及在其它地方--有着比其它任何时代更多的现存资料（尽管二十世纪的中国政府有着许多隐秘性）；同时也因为二十世纪被视为是中国漫长历史上最具有转型性的时代之一。从政治角度来说，二十世纪见证了继大清帝国之后中华民族国家在1912年的诞生；也见证了--从1945年对日抗战胜利和过去20年里日益增长的国际声望--中国逐渐崛起成为大国。二十世纪也是中国工业化的世纪，而工业化根本改变了中国人如何工作以及在哪儿工作，他们制造甚么、消费甚么、穿戴甚么，他们在哪里生活、甚至如何死去。毫无疑问，二十世纪在中国也像在其它许多地方一样，是一个进行各种政治和社会形态实验的世纪，其中最有影响的形态来自于苏联。 　　基于以上这些理由，我们有了许多关于二十世纪中国史不同领域的重要著作。易劳逸在很大程度上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为甚么国民党失去了中国？"而较为新近的著作则审视各种能被视作为穿越了中国近代史上政治分界线的历史类型。例如，裴宜理（Elizabeth Perry）研究了1949年以前和以后的劳工动乱和群众运动，发现1949年"解放"以前的劳工冲突延续到了1950年代，这是重要的研究成果（我建议研究当代中国劳工冲突的学者看一看裴的著作）。贺萧（Gail Hershatter）对于妓女研究的突破性著作也跨越了1949年的分界。而任何一位研究对外关系的学者，都必须从1949年以前共产党的外交政策、从中国对外政策中更为永久性的利益背景来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政策。民国期间高度专业化和训练有素的外交家群体不仅将这些永久性利益说得非常透彻，并且做了许多工作以恢复中国的主权。朱莉（Julia Strauss）关于民国期间政府专业化的著作对此有许多论述。

　　其它领域在回顾历史时也发现，1949年以前的历史类型甚至持续至毛泽东时代结束以后，尽管这些类型曾经被取代。在最新的商业经营史研究领域里显然是如此。虽然1910-20年代的中国资本主义先是被国民党削弱、后又被共产党摧毁或流放，而当代中国则几乎以欢呼的语调来看待这一资本主义活跃地重新崛起。程麟荪关于中国银行业的著作将迫使学者们重新评价商业经营史，今天中国每个从事于银行业改革的人都应该读一读这本书。 　　奇怪的是，停滞的研究反而是在1940年代后期和1950年代初期早已提出的问题：中国怎样真正变成了共产主义？中国真的变成了共产主义？对国民党的重新修正著作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同情地描绘它，而对共产党的重新修正著作现在则通常对其高度批判。共产党的确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正如既有的研究指出，它的胜利不是因为任�"农民革命"，而是在于军事上的优胜。共产党比它的对手有着更优秀的将领、能更有效地动员人力资源投入战斗。但我们对共产党胜利的了解依然很不完全，因为西方还没有任何关于国共战争真正的军事史著作。在我个人看来，共产党的胜利是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社会的军事化大背景之下的一部分，这一军事化进程在文革中以各种方式达到了顶点。不过，这一课题还有许多研究要做。

　　陈：对过去20年的发展，您的著作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您的著作《德国与中华民国》和论文《近代中国的延续与变化：大陆与台湾的经济计划，1943-1958》中，您认为民国在现代化上取得了重要成就、共和国在中国的现代发展上是它的继承者。您的著作因此开启了重新诠释中华民国史的修正风气。但毛泽东曾经说过，新成立的共和国是"一张白纸"，在上面可以绘画最新最美的图画，或者说人民共和国并没有从它的前政权继承任何东西。毛的论点与您的南辕北辙。您认为二十世纪中国史里的民国政权以及它对人民共和国的影响有多重要？

　　柯：没有哪个国家、地方会是"一张白纸"，更不用说像中国这样具有丰富多彩历史和各色各样传统的国家。毛试图重写中国历史，并且也确实重写了，但他的重写对于中国人民和中国在世界的地位而言，却是极端的悲剧。然而即便是他，至少直到大跃进之前，在工业政策上还是部分地遵循着他人制订的蓝图（例如孙中山和国民党）。毛的政权是历史的类型和苏联的模式的混合物，他的党是国民党"党国"的镜像（假如是一个更有效力的镜像的话）。或许，人们甚至可以说，他的诗词还是从历史中衍生的。我觉得我们不要太刻薄。

　　假如我们观察整个二十世纪的各种主要趋势，那么1958-71年毛主义大量过激行为的时代只是一个例外。对于中国通过国际合作以求发展的趋势，毛的过激行为是例外；对于通过结盟与条约来保障中国人民的中国安全战略，毛的过激行为也是例外。在面对一个或者两个超级大国可能会把中国完全摧毁的同时，毛反而把中国置于前所未有的最危险的国际位置。对于近代中国每个政府的一项重大使命--培育和提升中国人民的技术才能，毛的年代反而压制它，也是例外。只有暴君才能想象得出他具有重新"描画"整个国家的能力，而毛泽东决不是圣人。

　　陈：然而，正如您在著作里注意到，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时有着很多麻烦。您也提醒我们，国民党政权采用了它在大陆时同样的发展战略，在台湾成功地实现了现代化。这一对比不可避免要使人发问：为甚么国民党在大陆没有成功但在台湾却取得了成功？

　　柯：我刚完成一篇文章，比较1950年代的中苏关系和中美（在台湾）关系。我相信部分原因在于这十年里国际伙伴关系的性质，但更大的原因则在于：台湾的国民政府不再为许多导致它在大陆垮台的压力所伤害。这个政府（高兴地）消除了它自身的许多腐败因素，并（同样高兴地）接收了许多工程师和技术人才。这些人在1946年被派到台湾，而在1949年却无法离开。毫无疑问，国民党事实上也在很大程度上改革了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列宁主义政党化，维持着严密的政治控制，但没有顽固地阻碍经济的发展。这一发展战略在冷战时代是可以维持的，但在冷战后却不行。

　　陈：对比国民党后来的成功，我忍不住想请您诠释中国共产主义革命。您是否认为这场革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国民党的现代化发展战略？您如何解读这场革命及其后果在二十世纪中国史上的意义？ 　　柯：共产主义革命非常独特。很少中国人受到过大清帝国灭亡和民国奠立的直接影响，但我也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没有一个中国人不受到过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致命的混合体制的影响，即毛泽东所称之为的中国共产主义"。"解放"的伟大允诺，特别对农村来说，随着第一次土地改革而暂时实现，然后在随后而来的集体化和公社化中被摧毁。这一场灾荒的主要牺牲者，正是为数3,500万至4,000万的农民，而这场灾荒无疑是毛泽东的政策和政治（可以说确实是无意）的创造。在我的一篇论文《作为历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我对共和国前30年的各种结果评价极低（这30年间中国政府在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国家安全事务方面的表现，确实很难想象有其它政府可以做得更差）。这些年代糟糕透顶的记录与最近20年的成就恰成鲜明对照；而最近20年的成就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毛主义核心几乎被全盘拋弃。可以说，当今中国的最高领导层是二十世纪以来最有领导能力的，但他们以及中国，依然在毛制订的政治制度限制之下。他们为了自身的合法性，似乎无法进行政治改革。 　　陈：正如您已在这里以及其它地方提到过，中国的对外关系，特别是与西方的关系，在近代史上扮演了一个关键、大体上积极性的角色，而毛主义的孤立对中国的现代进步而言是巨大的挫折。但在半个世纪以前，毛泽东告诉中国人：如果中国的历史进程没有被西方帝国主义打断，它也最终会自动在中国实现资本主义或现代发展。这两种不同看法形成了黄宗智所说的理解西方对近代中国影响的一个"历史悖论"。您怎样看待这一"悖论"？

　　柯：它是一个悖论，因为帝国主义（并不仅仅是西方）既抑制也促成中国的经济发展。今天很少有严肃学者仍然按照毛所理解的那样，相信中国的工业资本主�"萌芽"比西方更早。我们知道，中国有深厚和活跃的商业传统，特别是清代大致上有一个用前工业标准来衡量是发展良好的私有经济。从清到现在，中国所有政府有着一个双重使命：在寻取外国的专门知识的同时限制外国的控制。总体来看，它们可以说是成功的，而比较不平衡的则是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成功的水平。清朝和民初一直把经济发展理解为基本上是发生在私人手里的现象，有着国家的支持和管理；然而国民党和共产党则决定国家本身首先应该指导、然后再拥有生产手段。这两个政权都在某些领域里取得了成功（重工业和军事工业），但从长期的经济发展来看，它们的做法却有着非常负面的作用。最终扼杀中国资本主�"萌芽"的不是帝国主义，而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权。

　　陈：您在《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近代中国商业立法的文章里，讨论了从民国初期以来国家政权对商业行为规范化所做的努力。但即使在今天，中国也依然在为规范化而奋斗不已。从您对二十世纪中国史的研究中，您觉得规范化和建立制度对中国的发展有甚么样的重要性？中国的制度现代化有些甚么主要障碍？

　　柯：在过去和现在，障碍来自于制度和政治本身。例如，在私营公司不相信政府会公平地向它们征税，也不相信能够依靠法庭来保护它们免于政府的苛索时，国民党的《公司法》无法使私营公司信服地到政府注册。今天也同样，只是整个情况变得更为复杂。今天的政府把自己财政�"健康"危险地寄托在国有体系上（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这从任何国际标准来看都确实是非常"不健康"的。

　　先是国民党，后是共产党，两者都不愿容忍半自主的商业阶级，这是为甚么直到今天依然缺乏一个能让中国的公司自主地进行管理的非政治化结构。在台湾，国民党需要依赖台湾人中的商业精英，学会了与他们共存，而在同时，银行和司法制度逐渐地改革了。共产党今天在某种程度上正在模仿这一做法，但它对企业的控制（即使企业中并没有国家的财产投入）依然很大。因此，在今天的中国很难找�"纯粹私有"企业的领域。晚清的商会给予了企业一定的权力和自主，而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还远远没有达到晚清的程度。

　　陈：就晚清而言，您这里似乎指出了传统文化的作用。但自从五四运动以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高喊着要拋弃传统，以使中国能够成功地实现现代化而不为传统所累。传统性和现代性的对抗问题已经困扰了中国知识界几十年。但到了1980年代，中国似乎已经决定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独特的现代化道路。您怎样理解传统文化在中国社会现代转型中的角色？如果不是基于传统文化，中国在甚么基础上能够建立�"中国特色"？

　　柯：二十世纪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特色"是："特色"本身事实上几乎完全是在外来政治模式的基础上产生。从议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再到共产主义，所有这些制度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但它们都不是真正起源于本土。

　　而在二十一世纪初，我们看到儒教不仅没有死亡，相反还获得了新生，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为共产党的领袖们所用。我们还看到各种宗教也在中国戏剧化地成长。我们现在还无法知道所有这些将对中国未来的政治和文化发展有甚么影响，但没有哪个国家可以说它有着自己独有�"特色"。我也不希望中国盲目地模仿任何其它国家的政治制度（特别不要模仿我的国家）。然而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发展在国民党和共产党两者的统治下是如何地受到了最早从苏联学来的党国政治结构的抑制。推测未来不是历史学家的责任，但一种制度在它自己的祖国都已经被拋弃之后，中国仍然保持着它而不做任何根本性的改变，这似乎就有点稀奇古怪。

　　陈：圣路易斯市华盛顿大学的自由史研究中心委托您主编多卷本《自由史》的最后一卷的中国卷。可是，"自由"对中国文化和历史来说是个外来的概念。在您所界定的国民党和共产�"党国"统治下，中国几乎没有发展自由的空间。这使我感到疑惑，您将怎样理解、或从那些领域来讨论自由在近代中国的发展或压抑？

　　柯：这一卷将审视过去和现在中国的自由和自主的一些"领域"，它并不只是关于政治自由，甚至主要也不是关于政治自由。

　　整个项目是基于这样的一种认识：如果"自由"的历史需要就一个非西方的社会进行深入研究，那么关于自由的强有力的论点应该来自于对中国的研究。可以就中国自身的历史条件来展开研究，也可以把近代中国与近代西方对比来进行研究，或更好地是两种方法同时采用。在二十世纪以前，中国有着世界历史上最悠久、最延续的政治和律令传统，这些传统在很大程度上界定了整个东亚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性质（当�"亚洲价值观"的笨拙模仿毕竟有着它的历史根基）。两千年的律令和实践建立了刑法和（事实上的）民法传统，在其之下出现了个人和社群的自主空间。这些传统与地中海和北欧社会的传统不同，即便在今天也仍然不一样。然而我们能够探讨这样一些一般性的领域：精英治国而无须涉及政治平等；公民治理而无须有公民社会；商业资本主义而欠缺独立的城市政体；社团性自由（例如行会）而不必是个人自由权；诉讼性的法律文化而只有很小的法律专业；异议者和抗议者反暴君的各类聚会但却在天命专制政体的面前；等等。中国帝制时代的政治、律令和哲学结构在1911年后已基本被拋弃，二十世纪则成了一个竞争的世纪，试看到底甚么将取代传统的结构。在这一竞争中，西方的自由、"解放"和民主的概念主宰了中国的政治舞台。在世纪结束时，人民共和国面临着要求政治改革的国内外压力，而在1912年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政体的中华民国却在离开大陆海岸的台湾诞生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对"大中华"--大陆、台湾和香港--的13亿中国人而言，"近代自由"正处在一个界定的过程中。

　　这一项目的目标是收拢并指出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律令、商业和伦理等制度研究的最新重要著作，并将这些制度置于一个比较的、国际的角度之下。在过去几十年里，西方学者显然是从柯文（Paul Cohen）称为"从内部研究"或"中国为中心"的方法里研究中国历史。比较而言，我更强调从"国际化"来界定近代中国的进程，并在最近评述了一大批重写中国政治、商业和教育制度的著作，试图把其余的世界搬回中国。

　　这一卷将包括四个部分：一、帝制晚期中国的公民领域；二、民国立法的尝试和它的局限；三、二十世纪中期自由在中国的衰落；四、自由化、多元化和政治自由的出现。

　　陈：不久前，您还被征召到美国国会做�"近代中国历史的教训"的报告。您是否可以也简单地在此报告一下有那些"教训"？

　　柯：我很高兴把我在1998年4月向国会做的报告做些摘要附在此：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文明，但它是一个年轻的国家。直到1912年当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体中华民国宣称承接了满人的统治后，"中国"才成为一个政治实体而存在。而当时民国面临着的问题成了贯穿二十世纪中国史的主要问题。甚么是"中国的"统治领域？中国将怎样与外部世界互动？甚么样的政府制度将取代古老的帝制？这些是我要讨论的问题。

　　1、中国的疆域

　　1912年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所继承的，并不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历史中国"，而是一个庞大的清帝国--它的多民族和多文化的扩张包括了满洲、蒙古、新疆、西藏以及其它一些地区。1912年之后，这些疆域得到了国际承认，因为当时列强均持一种可以说是正确的看法：分裂的中国将是导致国际动乱的根源。然而，完成维护疆域任务的却是经常居于弱势的历届中华民国政府，它们所赖以维系其疆域的，是高度受压制却又富于创造力并且永远坚忍不拔的外交。有关这一论题的详细讨论，请参阅我在《二十一世纪》双月刊1997年12月号（总第44期）上发表的《中国的国际化：民国时代的对外关系》一文。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承接了一个在国际上成功维持了中国的地位、在内政中恢复了完整主权的政权。 　　2、中国的国际化

　　中国疆域的界定发生在一个匆忙、无可避免的本土国际化的世纪。人们通常认为中国只是过去20年里才"开放"，但这并不是事实。相反，孤立主义年月（1960-72）只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国际合作中一个明显例外的时代。

　　如果中国自己要消除帝国主义时代所强加的耻辱，国际合作是必需的。例如，在二十世纪初外国人在中国享有通过武力和条约而获得的特权，但是通过艰难和无休止的谈判，在1940年代中期中国收回了它�"内部疆域"：外国人拥有的租界、都市和治外法权。

　　没有国际化，二十世纪中国的工业化是不可想象的--它是基于向国际经济影响实行前所未有的开放。1910年代和1920年代见证了中国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和独特的中国资产者的出现。尽管共产主义革命把资本主义流放到了中国的周边，但在1978年之后，它从香港、台湾和东南亚以投资形式而重返，成了1980和1990年代经济景气的动力。1930年代以来国家资本主义的成长同样有赖于外国的合作与投资。现在，在中国的国有工业生锈和腐烂之际，外来资本正再次寻求通过"公司化"而拯救它。

　　中国的高等教育也同样大体上由国际世界所塑造。中国有一个世纪历史的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坐落在原教会学校燕京大学的校园里。美国、欧洲和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每一个都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训练产生了影响。同时还有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浪潮：1900年代在日本；1910年代和1920年代在美国；1930年代在德国；1950年代在苏联和东欧，并且于1980年代再次、然而是大规模地流向美国。只有这最后一次我们可以说是中国的"智力外流"，而从台湾的经验来看，它只是短暂的现象--台湾从1950年代开始也有过成千上万的学生留学美国。

　　与世界大国的政治合作对二十世纪中期中国的生存非常关键。在1930和40年代，中国曾与世界上三个最强大的国家--德国、苏联和美国--保持一致以抵御第四强日本。从1942-60年，中国通过寻求与两个"超级大国"的正式结盟来确保国家安全，先是与美国，然后在共产主义革命之后，部分地为抵御美国而与苏联结盟。

　　尽管从一个美国人的角度来看，中国在1950年代处于"孤立"，但中国从来没有像在冷战中最热火的年代里那样深深地融入一个国际体系。中苏同盟是中国历史上说得最明白无误的军事同盟，然而它同时也是文化和教育的同盟，亦是经济的同盟。

　　在整个二十世纪里最醒目的是：自我意识地用国际范畴对中国文化全部重新审视，特别是政治文化。每一届政府都从具有国际标准的这种或那种"主义"体系里寻求合法性，从宪政主义直到共产主义。

　　3、统治中国

　　具有讽刺意味和无可避免的是：近代中国在寻求作为自己命运的主人的时候，总是从外国的政府那里寻求模式。没有一届政府认为复辟大清政体可以解决中国二十世纪的危机。因此，二十世纪实际上是中国不停实验各种外来政治制度的年代：1912-13年的议会共和，1913-16年的军事独裁，1916年的君主立宪，蒋介石的"儒家法西斯主义"，毛泽东和其继承者的各种共产主义。但从1920年代起，政治实验一直发生在一个经久的制度结构中：列宁主义的党国。它在中国有两个化身--国民党和共产党。党国是一党之国。国民党政权奠基者孙中山制订了党国教育中国人民如何民主的使命："训政"将为六年。但对于国民党政权统治下的大陆和台湾中国人来说："训政"训了60年。而在国民党人于1949年被赶出大陆后，取而代之的是共产党人的另一个党国，一个生存到了今天并更具集权统治的党国。

　　党国的目标并非仅是领导政府，它还要改造中国人民，以铸成新民族国家的公民。1930年代中期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的目标是为没有纪律的人民强加纪律，使他们对民族国家有责任感。毛泽东则在1960年代里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把这种改造化的努力指引到一个非常不同的方向。

　　党国也是一个寻求发展的政体，它的目的在于自上而下地实行中国的全民动员化和工业化。孙中山1921年的名著《中国的国际性发展》（中文版名《实业计划》）是为重新统一后的中国的综合经济发展做出计划的第一次尝试，它一直是一份最大胆的--在三五、四五、五五、直到十五计划后的今天--和最值得记忆的国家发展计划。孙提出的利用国际资本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主张，为国民党和共产党领袖们所广泛认同，而孙的具体计划也留下了它们的历史痕迹。他�"改造长江上游"的两页纸提议酿成了75年的努力和争辩，直到1990年代中期三峡大坝最终开始动工。

　　党国还是军事化的政体。在二十世纪上半期，国共两党人都靠武力夺取了权力，而且中国比世界上其它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更多的人身着武装。西方的军事制度（苏联的、德国的和美国的民族形式的）无疑是西方向中国单一最成功的文化输出。国民党在大陆军事失败后，以军事戒严法作为统治台湾的正式基础直到1987年。然而在共产党的统治之下，军事化才走到了顶点。国民党的军事力量宣誓捍卫国家，而人民解放军则誓忠于中国共产党--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中他们也的确做到这点了。在今天的人民共和国，一部分的国有经济（没有人确切知道是多少）是由军方拥有并由其直接操作。或许�"人民解放军公司"可能已变成了党国中之国。

　　党国有一个"领袖"。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所具有的正式头衔根本不能表达他们对追随者在精神上和范围上的主宰。直到最近开始，国共两党的党国都被一系列的领袖层内小集团所领导，但这些小集团最好应该被理解为是共谋性的兄弟会而不是政治派别。简言之，二十世纪中国大体上一直是被一个"领袖"领导下的一小伙人（一打到两打人）所统治。或许是因为君主政治文化的延续，或许是因为苏联和法西斯的影响，党国需要一个单一的首脑，�"元首"（希特勒头衔Führrer的中文译名）。党国是否能够在政治竞争中（像在台湾）或集体领导下（像在人民共和国）生存下去还有待观察。

　　4、教训

　　对个人领导权的重视显示了党国的最大弱点：它没有能力与公民的精英一起合作以建立一个经久的、自我复制的政府制度。公民可以为党国服务，但不可以有分离于党国的单独统治权。人民共和国像它的前代国民党党国（以及满洲征服者）一样，起源为一个军事征服的政权。但也正如古老的政治智能所言：可以马上得天下，不可以马上治天下。在二十世纪结束时的共产党党国，与统治了中国267年的满清和中国历史上任何成功的朝代不同，还没有展示出它能够把权力转移到具有经久合法性的公民的政治和合法机构中去，或与这些机构共享。

　　相反，台湾的国民党人学会了与那些指导了台湾经济奇迹的头脑清楚、权威主义的技术官僚共存。但即便是这些精英也从来没有行使过独立于党国的政治权力、从未向党国进行根本性的挑战。1987年国民党于台湾的"训政"结束后，党国的一些习性打死不退：甚至到了1990年代后期，在民主改革已经十年以后，国民党的中央执委会每星期三开会，为政府内阁每星期四的例行会议制订议事日程。 　　促进台湾民主化的压力主要来自于社会的其它部分，最主要的是占台湾居民大多数的本省籍人--他们已对国民党外省籍人的长期统治忍无可忍。台湾的经历是否也会有力地发生在其它地区？从短期来看，中国确实有足够的力量维系少数民族地区。当从更长期、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必须记住：没有任何一个中华帝国像大清和它的现代继承者们一样如此庞大和久远。假如它最终变得小了一些、像中国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样，或者简单地"放松"些，像清代的伟大天才用"松��"的方式来统治这些地区，那么它怎样做，是否能够和平地做到，都具有极其的重要性。

　　归根结柢，中国未来的关键在于它二十世纪的重大的、尚未解决的问题：甚么样的政治制度能够长远地在古老的帝国里生根？二十世纪的所有中国政府在维护领土和主权方面远远比它们在建立稳定的政治制度方面做得成功。然而，在二十世纪里，中国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重大的政治动荡。如果近代史可以有点指导作用，那么当政治变化来到中国时，中国还会继续从国际舞台上的各种政治和思想的潮流中吸取启示。 　　至于目前，帝国制度直接继任者的党国已显示出它在许多事情上可以做得很出色。它能够组织；它能够工业化；它能够军事化；它还能够恐吓化。但它与1912年消失的制度不同，还没有能够"公民化"。我在两层意义上使用"公民化"。第一，公民化意味着使用中国人民的伟大才能，建立起一个能够长久的文官制度，将公民的统治确实地制度化。第二，它意味着为建立一个凌驾于政治控制、物质发展和武装能力之上的文明而坚守人的永久价值。尽管过去的中华帝国有着许多问题，但公民化一直是它的伟大力量所在。这是为甚么它的影响能够辐射到整个东亚。或许，一旦党国体制在某一天完结，这也将应该是未成型的政治结构所需追寻的目标。

　　陈：您的"教训"很可能对美国政治领袖们理解中国和制订中国政策做出贡献。历史毕竟对理解美中关系的发展是重要的。基于这�"教训"，您怎样看待美中关系的未来？

　　柯：每个人都可以从历史中学到教训，每个人从历史中只能学到有限的教训。在两国关系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和美国相互只具有边际的重要性，甚至较大程度的相互文化交流对两国政府关系也几乎没有影响。当我们两个政府合作比较紧密时（像在1940年代反对日本的结盟，或像在1970年代反对苏联的一致），它是基于共同的敌人，而不是基于经久的共同利益。现在，美国和中国有着许多共同的利益：贸易、国际秩序的稳定和相互文化交流，但我们也有着经久的政治差异。两国政府今天的共同使命比前几代政府更为复杂，因为关系变得更不容易界定并且更难处理。困难的任务是保持并且确实加强有着互动与合作的领域，而同时认识到由于政治制度差异导致了各种根本的紧张性--只要差异经久存在，关系便有许多限制。

　　陈：但一些美国学者认为当代美中关系许多问题的根源是中国的崛起，无论他们把这崛起视为来自于"中国威胁"或美国对中国贸易的逆差。也有一些西方战略家认为目前的中国在国际政治和安全中并不真正重要，正如近几年《外交事务》季刊中关于"中国威胁"辩论所展示的那样。然而，即便是他们的理论也潜在地意味着中国在某一天变得足以强大后，会变得真正很重要。您怎样解读中国在国际环境中崛起的意义？ 　　柯：从美国利益角度来进行任何理智的分析，全球贸易事务中与世界各国合作并作为国际社会负责任成员的中国--这是对今天中国的准确描绘--不仅不是威胁，或许还是许多领域里的合作伙伴。中国是一个大国，并且是联合国安理会的永久成员国之一，她有权利也有责任发出它对于国际事务的意见。从中国利益角度来看，她现在没有在任何边界地段受到真正的国家安全威胁，经济正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她也有一切理由扶持国际合作。

　　对当今中国政府真正的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于外部，而是内部；对东亚稳定的真正威胁不是来自于东亚之外，而是来自中国之内。我担心如果中国不进行（我衷心希望中国会这样做）渐进的、稳定的政治改革进程，中国和世界都将要面临如何处理一个在政治动乱阵痛中的国家。正像二十世纪的历史已经指明：陷入内乱的中国会对东亚和世界产生戏剧般的、无法预测的后果。从长远的眼光来看，只有中国能成功地建立起稳定的和自我复制的政治制度，并具有经久的合法性，才能继续在它天然的地位上成长为世界上伟大的和最有影响的大国之一。 　　陈：很有意义的是，您在太平洋的此岸审视中国时，把清、民国和人民共和国都作为一个�"整个"中国看待，出色地理解的它的延续和变化；而在彼岸的中国历史学家更多地是把它视为三个、至少是政治上缺乏延续的不同时代。在您的经验里，甚么是您作为一个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的优势和劣势？

　　柯：我们外国人当然是真正的"外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外。但我们可以引入不同（并非更好、只是不同）的视野来察看中国的问题。部分是由于它是一个"比较"的视野，部分也由于西方有着与中国的历史学伟大传统不同的叙述历史的方法传统。同样，美国人在学习美国历史时也应该阅读中国、欧洲和其它地方所写出的美国史著作，但很不幸，实际上只有极少的这种著作被人阅读。 　　陈：哈佛大学的中国史学家包括您在内有时被称为"哈佛学派"。从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的"挑战与响应"、到孔飞力（Philip Kuhn）的"国家与社会"、再到您的"延续与变化"，哈佛历史学家们在不同的时期都提出了理论的框架，影响了许多中国专家的研究计划。是甚么样的学术作风使得"哈佛学派"具有了特点？

　　柯：我不认为历史研究有甚么能形成"学派"的坚固基础，部分是因为研究的领域变动得非常快。但如果哈佛的中国历史学家有甚么特点的话，那么从费正清到现在，所强调的一直是以经验的、档案为基础的研究，即便以牺牲重大理论为代价。也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刚又出版了一套指导关于文件研究系列的书：《中华民国的国家与经济：学者手册》（两卷，2001年出版），而我很高兴地主编了这套书。

　　陈：不过，美国兴起的后现代主义学术在研究近代中国史时呈现了与哈佛经典方法不同的方法。尽管中国还没有能够完全现代化，但后现代主义理论已影响了一些年轻的中国学者。您怎样理解后现代主义学术？

　　柯：我不认为后现代主义是一个紧凑地结构起来的"学派"。但是，历史研究的几种令人鼓舞的方向能让我们对许多被认为是理所当然、而又没有被足够地检验过的假设提出问题。举例来说，在二十世纪里，甚么是近代中华"民族"的性质（特别是它的自然性质）？甚么是中华民族性的革命性建构或（重新）创新？在我的印象里，只有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的著作最好地将想象力询问和坚实历史资料结合起来，能够允许不止从一条线索、并且从多条线索对历史进行诠释。

　　陈：谢谢您接受这次访谈。

　　柯：很荣幸，也很有趣。

　　* 本文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威尔明顿校区历史系副教授陈意新博士于今年5月间对哈佛大学历史系柯伟林教授的笔录式访谈稿。感谢陈意新博士整理成中文稿给本刊发表，而全文的英文稿将在今年内的《中国历史学家》刊出。

　　原载于《二十一世纪》双月刊，2001年10月号（香港：中文大学 中国文化研究所），页114-124。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11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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