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纪念李慎之先生

　本文为谢泳等几位先生几年前的一个谈话稿，感谢谢泳先生在本站首发此文！　重点推荐！
（山西） 谢泳 丁东 智效民 高增德

思与文

　　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经历并不平坦，大体上可以说他们有四次特殊的经历。第一次是，他们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了抢救运动。延安整风中，一二·九知识分子是主要对象之一。经历了延安整风，他们才真正放弃了自己早年的一些自由主义教育，而开始成为一个延安知识分子。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因为一二·九知识分子多数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又出身于中国的名牌大学，早年的的自由主义教育背景，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总要有一些反思，所以他们当中出了很多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因为刘少奇和彭真是当年北方局的负责人，而一二·九运动主要是通过北方局来领导的，自然那些一二·九的领袖也就靠边站了。第四次是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这次思想运动的主体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他们为拨乱反正做了历史性的贡献，如于光远、邓力群、黎澍、吴江、李昌等，但通过这次思想解放，一二·九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分化，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不同思想倾向的选择，于光远、李锐、杜润生和李昌他们开始反思，比他们稍年轻一点的李慎之则开始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王元化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反思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

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山西） 谢泳 丁东 智效民 高增德

丁：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有了较大突破，这一时期，随着有关西方知识分子理论的不断介绍，中国学者的学术视野逐步开阔，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对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重新评价，引发了对中国现代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新认识，在思想史、科学史、学术史和文学史的研究中，都可以看到由这些研究所带动的相关变化。但有一个问题，好象还没有引起知识界的普遍注意，这就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承担了什么样的作用，他们的思想历程，对于我们认识二十世纪中国现代历史有什么特殊的意义？我们现在想通过对一个知识分子群体的分析，来推进我们的思路，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
高：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的提法，最早是何家栋先生提出来的，他在《我们来自何处，又去往哪里》一文中，分析了中国几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何先生最早在他的文章里使用了一二·九知识分子的说法，我以为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何先生说；"一二·九一代在三四十年代民族危亡的关头登上历史舞台，然而在他们中间涌现出比较成熟的思想家却要晚得多。顾准是这一代思想家中的骄子。与顾准年龄相仿的胡乔木对二十世纪后半叶中国思想和政治的走向影响很大，但是他的作用被毛泽东、邓小平的身影所遮盖，非圈内人不得而知。杜润生、于光远、李锐、邓力群、胡绳、王若水、李慎之、王元化、邵燕祥等均可列入'一二·九'一代，虽然他们在年龄上有十向岁的差异。"
智：近年的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研究中，对于一二·九知识分子似乎没有给予特别关注，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知识分子群体，因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们来完成的，这一代知识分子有足够的丰富性，尽管这一群体最后的思想顾向并不相同，甚至完全不同，但作为知识分子研究，他们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谢：观察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命运，可以选择一种较为概括的方法，那就是把二十世纪以后出生的中国知识分子，以三个较为突出的历史事件来把他们分为三个群体，这样在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时候，大体上就有一个较为清晰的思想线索。需要说明的是这种概括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三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思想状况具有很大的复杂性，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归类就可以说明完全的历史真象。
我要特别强调一点，我们这里评价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三大群体，较为偏重于当时青年知识分子的整体思想状况，而对于像胡适他们那一代人的情况就不多说了，从出生年龄上来说，主要是1910年到1920年前后的那一代青年知识分子。可以这一代知识分子人生中最具特征的三个历史现象，把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分为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延安知识分子群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群。
关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的形成和衰落，我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作过一些分析，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情况，我在最近一篇论文《延安知识分子在新意识形态建立中的角色--以〈学习〉杂志事件为例》中，也有涉及。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抗战爆发以后，集中在昆明的北方三校的知识分子，主要是教授和学生两部分人。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非常复杂志，但大体可以说主要是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如果我们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历史命运来说明的话，可以后来到了台湾的殷海光为代表；而延安知识分子主要是三十年代走向延安的左倾知识分子，它的传统延续，可以胡乔木为代表；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主要是指那些在九·一八以后，为了挽救民族危亡而献身革命的青年学生，它的传统延续，可以韦君宜为代表。殷海光、胡乔木和韦君宜虽然同出于清华，但他们最终的思想状况却代表了不同的方向。
高：西南联大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一个明显区别是，前者有留学欧美的经历，而后者则没有，前者的选择在学术，而后者的选择则在政治，他们早年的人生经历有许多是重叠的，有些人甚至可以说是既出身于清华，又参加过一二·九，还选择了延安。
丁：也不能说完全是这样。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主要在抗战期间和以后形成，而且那基本上是一个学术为主的群体，到了四十年代，他们中的优秀者像杨振宁、李政道、杨联升、邹谠、何柄棣他们，当然就有了留学的可能。一二·九知识分子却不同。他们是在民族危亡的时候起来救亡的，国家都快要亡了，还谈什么留学，就这一点而论，一二·九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是很感人的，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当中，特别是当年那些思想倾向居中的学生中，还是有一些在运动之后去外国留学了。千家驹在他的回忆录《七十年的经历》中就说过运动之后，蒋梦麟虽然开除了一些学生，但暗中又给那些人送了一些钱，好多人就是拿了那笔钱去留学的。还有参加一二·九的一些学生，最后是去了西南联大，像王瑶。当然一二·九的领导人物，如黄敬、蒋南翔、姚依林、杨述、李昌和韦君宜他们是不可能再有留学的经历了，因为他们走上了通向延安的道路。一二·九的学生领袖虽然没有留学的经历，但他们确实是很优秀的一批人。韦君宜在《思痛录》中就说过，八十年代初，一些当年留学美国成了科学的的人都说："我是一二·九那时候的学生。说老实话，我当时在学校只是一个中等的学生，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崭露头角的，是那些当时参加运动投奔了革命的同学。如果他们不干革命而来这里学习，那成就不知要比我这类人高多少倍。"
谢：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大体是在同一时空中活动。他们的出身和教育背景也大体相同。从时间上排序，一二·九知识分子群体形成在前，延安知识分子形成稍后，而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则是在抗战以后才引人注目的。我要再说一次，这种概括只是为了研究的方便，从那些知识分子最后的理想和思想状况上着眼的一种观察方法，而不是说只有那些历史事件发生以后才出现了这样的知识分子群体，或者还可以这样来观察，这些知识分子本来是一个群体，而在三十年代初期以后，表现出了不同的人生追求，不是说直接参加了一二·九学生运动的才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同样道理，也不是只有到了延安的才是延安知识分子，到了西南联大的才是西南联大知识分子，而是注意他们的思想倾向。吴世昌就认为，九·一八是一二九的前凑，没有九·一八，就没有一二九，吴世昌是九·一八后青年学生中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也可以把他算作是一二·九知识分子。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和人生命运中，最中心的事件是抗战，是救亡。四九年以后，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在当时社会中的地位是不同的，虽然个别知识分子的情况有例外，但从整体上来说，这三个知识分子群体是有明显差异的。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这时已从中心退向边缘；而延安知识分子则由边缘走到了中心；特别是在思想文化、科学、外交、新闻和教育部门（包括高层的秘书人选），可以说主要是延安知识分子和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天下，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和完善，主要是他们来完成的。一二·九知识分子虽然最后有许多人走向了延安，但他们并没有完全变成延安知识分子，因为他们早年的教育背景和延安知识分子还有较大不同，延安知识分子的主要来源是当时的延安马列学院（后改为中央研究院）、陕北公学和鲁艺，直到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是欧美自由主义，而延安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主要是马列主义。这就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群的复杂性，他们本来是一群有理想的青年学生，在抗日救亡的民族生存关头，他们选择了较为激进的革命方式，他们的理想和勇气，在他们的人生当中永远令人感动，但现在的问题是，他们最终选择的历史道路和他们的理想追求出现了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四十年代延安的抢救运动中已很突出，到了五十年代初期，一二·九知识分子与延安知识分子在知识背景和生活态度上也有很大不同，像蒋南翔，他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但在他身上，还有早年清华的影响，一二·九知识分子和延安知识分子的不同，主要不是政治立场，而是人生态度和知识眼光，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九十年代以后，一二·九知识分子群当中出现了较强的反思历史的思潮，像韦君宜、李锐、李昌、李慎之、王瑶、赵俪生等，我们在他们的回忆录中看到更多的是对自己人生经历的否定性评价，对于当年一二·九运动中�"右倾投降主义者"，赵俪生、韦君宜等人，都有重新认识，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就说过，对于像徐高阮这样的学生，"大家伙不要用过分'恶劣'的印象和言词，去追忆他们。"比起蒋南翔、杨述五十年代回忆一二·九运动时对徐高阮、王永兴他们的认识和评价，已完全不同，晚年一二·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大体有一种返回自由主义原点的倾向，这从他们对胡适的重新认识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去年五月间在上海，李慎之先生曾对我说过，他们年轻的时候，是根本看不起胡适的。这一点，从九·一八之后，吴世昌写给胡适的信中完全可以得到应证。
丁：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真正的学生运动有三次，第一次是五四，第二次就是一二·九。而每次学生运动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都是长远的。五四开启了中国新文化运动，一二·九可以说是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的一个新时代，大量青年知识分子走向延安，为她注入了新血液，特别是提高了她的文化水准和道义力量，因为青年的理想总是很诱人的。毛泽东也说过，一二·九为中国共产党准备了干部。不过一二·九知识分子和五四知识分子并不相同，五四知识分子的思想来源比他们要复杂得多，五四的领袖是大学教授，而一二九的领袖主要是青年学生。五四知识分子重视的是思想革命，而一二·九知识分子则倾向于暴力革命，这与他们过多受俄国马列主义的影响有关系。参预一二·九运动较深的大学教授如张申府、杨秀峰都是有革命经历的。这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五四的启蒙，最后被救亡压倒了。
智：五四以降，特别是九·一八以后，中国社会是激进的思想抬头，胡适他们那时已对青年没有什么太大的吸引力。九·一八以后，因为他是低调，受到了很多青年的批评，以吴世昌给他的那封信为代表。还有一件事可以看出青年的思想倾向，千家驹大学毕业的时候，胡适帮了很大的忙，但他后来在《独立评论》上写文章，都不敢署自己的真名，可见那时的青年学生的思想倾向。我要特别说一句，五四是没有组织的，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了一二·九学生运动。说到一二·九知识分子分子的留学问题，可能与清华1925年改制有关，过去的清华是留美预备学校，她的学生肯定是要出去的，而改制以后，就没有这个便利了，当时有一种倾向是认为清华改制以后，就不必留学了。
高：一二·九知识分子的重要性过去我们注意不够，其实我们后来许多对知识分子的认识，都可以从一二·九中找到源头，比如知识分子只有与工农相结合才能有出路的思想，"到农村去"的口号，就来源于一二·九南下扩大宣传团。
丁：九·一八以后，国共态度不同。那时高调抗日的声音很吸引青年学生，在这一点上，国民党是失败了，他没有吸引住爱国的青年学生。当时的青年学生中，也有一些不同的声音，但那些不同的声音最后被一种声音压倒了。像徐高阮、王永兴当时的那些观点，现在看来，还是很有远见的。王永兴那篇《北方青年的回响》，今天读来，也是一篇好文章。当时《大公报》的王芸生写了六寄《北方青年》，都没有改变了青年学生的思想倾向。特别有意思的是，他在《三寄北方青年》的文章中，全文引了顾准当时以吴降枫署名的一封信，
那年顾准二十二岁，王芸生三十六岁。顾准的信主要是在对西安事变的理解上和王芸生有不同的看法。王芸生在文章中说�"吴先生这封信是由上海寄来的。这封信的主要意思，是在说明中国共产党和苏俄都未参加西安事变，都未曾施用开后门拆烂污的手段，而且共产党也是爱民族爱国家的。我希望吴先生在信中所写的就是共产党的态度。"顾准的写信时间是1937年1月7日，他当时已是共产党员。他给王芸生的信，可以说是有组织背景的。
高：就当年顾准和王芸生对西安事变的认识而言，近年随着俄国挡案的解密，我们对于西安事变的了解也多了起来，从陈立夫的回忆录和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的一些研究中，可以说，青年顾准在对历史的见识上，还是比不上王芸生。作为思想家的顾准，是他受难以后才完成的。还有一个现象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中的右派学生，多数走上了学术道路，特别是徐高阮和王永兴，后来都成了陈寅恪的学生。王永兴1957年成了右派，在山西受难二十多年，晚年才回北大重操旧业，在学术上作出了许多贡献。王永兴对他当年一二·九的经历极少谈起，可见伤害之重。
高：不过，徐高阮到了台湾以后，和殷海光也发生了矛盾，而且冲突很激烈。
谢：对一二·九知识分子的评价，吴宓的一个看法对我们有启发。1936年8月8日《吴宓日记》有这样的记载："夕7──8独坐气象台观晚景，遇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何炳棣。谈甚洽。宓为何君述对于中国近世历史政治之大体见解；（一）每期，每事，右（改革，或维新Reformation）派败而左（革命Revolution）派胜，然右派之学识较深宏而主张较正确。（二）日本之一贯政策，为破坏中国之统一政府与中央集权。中国人则为虎作伥，自坏其纲纪规律与忠诚之信念。昧于以上所言二事，而号呼救国，殊类南辕北辙。------ 何君以为然。其见解颇超俗，有望之青年也。宓力述寅恪学识之崇博，何君拟即从寅恪请业云。"这个何炳棣从西南联大毕业后到了美国，成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学术生涯中就有陈寅恪和吴宓的影响。中国现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多数取得是吴宓这种态度，比如胡适、陈寅恪等人。从《吴宓日记》中可以看出，抗战前夕，陈寅恪也是主和的，他的这个认识与胡适可谓不谋而合。吴宓在日记中说�"晚饭后，7──8与陈寅恪散步。寅恪谓中国之人，下愚而上诈。此次事变，结果必为屈服。华北与中央皆无志抵抗。且抵抗必亡国，屈服乃上策。保全华南，悉心备战；将来或可逐渐恢复，至少中国尚可偏安苟存。一战则全局覆没，而中国永亡矣云云。寅恪之意，盖以胜败系于科学与器械军力，而民气士气所补实微。况中国之人心士气亦虚骄怯懦而极不可恃耶。宓按寅恪乃就事实，凭理智，以观察论断。但恐结果，徒有退让屈辱，而仍无淬厉湔祓耳。"
智：赵俪生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在当年清华学生中，早有左中右三种倾向，那些左的学生，大体上就是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和参加者，一二·九运动的主要人物，后来差不多都成了接管高等院校的第一批领导者。而徐高阮、王永兴他们，大体上是过着学者的生活。赵俪生和王瑶是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的，但他们又不同于蒋南翔、黄华那样的参加者。他们在骨子里还都有着自由主义的天性，在学生时代，他们对于革命的热情，现在看来，都带有浪漫主义的色彩。赵俪生在回忆录中就说过，一二·九后期，蒋南翔曾想让他参加中共，而赵俪生却说�"我走不成布尔什维克的道路，我受不了严格的组织性和纪律性。我愿意做一个全心全意的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者，同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王瑶在回忆他早年的清华学生活时，也说过几乎是相同意思的话。1948年，有人拉他加入新民主主义文化学会时，他说过："我听说有组织的约束性，就拒绝了。"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底色，赵俪生和王瑶后来才从革命道路上脱离出来，而成为了学者，特别是他们到了晚年，思想姿态大体都回到了他们早年的自由主义基点上。
从晚年看青年，感觉是这样的，那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虽然成了革命者，我不怀疑他们当年的理想和献身精神，但他们的理想后来并没有实现。他们后来的生活道路也不平坦，像蒋南翔、杨述，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些一二·九学生运动的领袖，毕竟不同于那些从延安来的革命者，他们最终还是不能和那样的革命者在思想上达成平衡，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赵俪生和王瑶都是有相当学术天份的人，但因为后来的经历，他们没有成为第一流的学者，作为学者，他们是五十年代较早认同新意识形态确良，并为新意识形态的建立起了很大作用的，王瑶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赵俪生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和土地制度的研究，都是新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
丁：一二·九知识分子的经历并不平坦，大体上可以说他们有四次特殊的经历。第一次是，他们到了延安以后，经过了抢救运动。延安整风中，一二·九知识分子是主要对象之一。经历了延安整风，他们才真正放弃了自己早年的一些自由主义教育，而开始成为一个延安知识分子。第二次是，1957年的反右。因为一二·九知识分子多数是文化水平较高的人，又出身于中国的名牌大学，早年的的自由主义教育背景，在新的社会现实面前，总要有一些反思，所以他们当中出了很多右派。第三次是文革。因为刘少奇和彭真是当年北方局的负责人，而一二·九运动主要是通过北方局来领导的，自然那些一二·九的领袖也就靠边站了。第四次是七十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这次思想运动的主体是一二·九知识分子，他们为拨乱反正做了历史性的贡献，如于光远、邓力群、黎澍、吴江、李昌等，但通过这次思想解放，一二·九知识分子也开始了分化，在他们当中也出现了不同思想倾向的选择，于光远、李锐、杜润生和李昌他们开始反思，比他们稍年轻一点的李慎之则开始了他对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研究，王元化也是这一时期开始反思许多重要学术问题的。
高：历史总是有些吊诡的地方。当年是一二·九知识分子的历史选择，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活力，在随后新意识形态的建立当中，他们也贡献了他们的才智。五十年代的许多政治运动，他们都起了重要作用，如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五二年的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及批胡适、批胡风，批俞平伯和他的红楼梦研究，直到批胡适，重头文章，很多出自一二·九知识分子笔下，但到了九十年代以后，从最处反思历史的，还是一二·九知识分子，所以这个知识分子群体特别值得研究。

郭飞熊：李慎之的大智慧

郭飞熊

一盏智慧的明灯熄灭了。他消失在极权主义的铜墙铁壁即将崩塌、自由思想将登上历史主演舞台的前夜，尤其令人痛惜。

199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陆的自由知识分子群体用纤纤细笔和小小键盘，悄无声息地促成了一桩伟大历史事件的发生：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登陆。自乌托邦信仰破灭以来，穿越十几年的迷茫，在1989年血与火的洗礼中诞生的一代自由民主的信仰者，终于找到了人类迄今较为成熟的、有800余年流血和试错经验作见证的理论体系——自由主义，作为主要的思想资源和精神依托。

为正在发生的历史做总结是困难的。自由主义这一开放的、温和的思想信仰对于中国社会转型的意义，将在未来磅礴的历史中得到证明。我们业已看到，它正在中国本土生根、发芽，向不同的职业和阶层扩散，向铜墙铁壁渗透……历史就在不经意间成就了，历史人物有时候就那么平凡地站在我们的眼前。在转型的路途中，历史，不是通过某几位泰山北斗孤傲挺立的形式，而是通过一个温和松散的思想学术流派演绎，把点燃火炬的一代先行者呈现在世人面前。在先行者的身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下一步的星火燎原，乃是媒体开放之后的必然景观。而在这中间，在1996——2003，在刘军宁、徐友渔、秦晖、朱学勤、袁伟时、何清涟等一系列闪光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中，李慎之先生被公认为是“领军人物”，其来有自，岂虚誉哉！李慎之先生的英灵，将永远戴着这顶光荣的桂冠，逍遥徜徉在万古碧空。

1999年秋，正值中国头号强人江的鼎盛时期，在其举行新的封禅——大阅兵之际，李慎之先生写下了令时人反复吟诵的伟大文章——《风雨仓皇五十年》，严严正正、浩浩荡荡，而且满怀悲悯地把矛头直指头号强人江，要求其顺应民主潮流，启动政治改革。中国大陆一直潜藏在水面以下的建设性的民间力量的威严，通过先生的笔力，得到了有张有弛、强劲含蓄的表达。

相信这篇文章曾经压迫得江难以呼吸。但他对一介平民的挑战，难得地表现出相当的忍耐和克制，裸露出历史和人性的复杂多变。翻过年头，江提出了“与时俱进”的理论“三个代表”，向着全球普适文明进行了极为小心翼翼、犹如周岁婴儿般的谨慎试探。这中间，到底有多少是来自李慎之先生文章的震慑，恐怕只有当事人才知。

李慎之先生曾经在其它的学术文章中引述哈维尔的话：“时机一旦成熟，一个赤手空拳的平民百姓就能解除一个整师的武装。”历史可能永远无法确定，李慎之先生的这篇文章，解除了几个师的武装？

虽然因《风雨仓皇五十年》一文赢得举世盛名，李慎之先生却没有陷入常见的出风头主义的陷阱。在江推出“三个代表”之后，李慎之先生曾传话说，既然江已向着正确的方向开始尝试，就不用再重拳批评，应察其言而观其行。据说，先生近年来一直在谋求推动党内部分革命元老组成要求政改的松散的压力联盟，看来这位共产党的真诚的叛逆，一直没有放弃对这个党的感情，没有放弃挽救这个党、使之和平长入未来的民主自由社会的努力，这是真正的爱心和责任感的表现，也是精巧的操作智慧的体现。由于年龄的关系，慎之先生的思想表达得激进而且有些粗略，但他的政治行为在表现出无所畏惧的胆略的同时，又是非常之温和而保守的。对此我是非常的激赏。

1999年11月，在袁伟时教授的引荐下，我曾经到李先生家中拜访，本意是就出版一本关于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论争的选集寻求理论援助，可惜因李先生出门开会不遇。晚上李先生回电达半个小时，声调惊人地激越，大意是，现在国内各派结成反专制的统一阵营最为重要，不赞成过于强化两派之间的学术分歧。对于李先生的意见，我是不赞成的，但对于其中表现出的宏大襟怀，我是非常的感佩。

我以为，这些操作思路，体现出真正的大智慧。希望朋友们在缅怀李慎之先生的事迹、歌颂其为自由民主而抗争的精神时，切莫望了从老先生勇猛而保守、有张且有弛的操作智慧中汲取有效的启迪。

安息吧，慎之先生。星火燎原的时刻，将有正式的史书传载您的英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