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 “ 上帝 ” 来独裁？――中国民主发展的思路和对策研讨会纪要

黄根兰

 

面对盘根错节、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深度失衡的社会公平，基本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在民主方面继续缓行还是稳步前进？新权威主义是否还要大行其道？如何评价中国当前的民主状况及新政府一年来推进民主的进展？民本主义是否等同于现代民主？中国扩大民主应该有什么样的思路和对策？ ......2003年12月17日，《中国改革》本着澄清认识、廓清思路、探讨对策的目的，请茅于轼、孙立平、秦晖、王贵秀、蔡定剑、李强、康晓光、汪玉凯、李凡等知名学者，紧扣中国现实，放眼世界，就上述问题进行热烈讨论。与会学者见仁见智，观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给人启迪。多数学者认为，中国民主发展的动力在基层。

 

有没有可能发生动乱？

●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矛盾越来越激烈，各种矛盾的冲突越来越社会化，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中国社会的张力和体制的弹性不小，社会结构是断裂的，但社会不会崩溃，不可能发生大的社会动乱

 

蔡定剑（北京大学法学院）

整体来讲，经济和社会都在发展，但政治迟于经济和社会发展，经济、社会和政治的矛盾越来越加剧，越来越激烈，各种矛盾的冲突越来越社会化。引起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不是没有。

农村相对更加贫困，各种权利基本处于没有保障的状态。社会矛盾从过去政府向农民收钱收粮的矛盾、计划生育的矛盾，已经发展到农民进城的矛盾，征地的矛盾、选举的矛盾。新的权力要求、权力的争夺比原来更激烈，基层政府跟群众基本处于对立状态，政府考虑的基本上是怎么管治怎么控制他们。

城市传统的产业工人受到排斥，在改革中失去利益，社会地位下降。现在城市拆迁的矛盾在某种程度上比原来下岗的问题还要严重，对抗手段更激烈。工人认为下岗了政府给饭吃，接受这个现实；现在一些地方政府拆迁使得老百姓更加贫困化。

行业性的矛盾也在加剧。比如退伍军人的问题，部分退伍军人包括一些很老的抗美援朝的退伍军人给分到企业里了，下岗了，生活没了保障。一些教师主要是过去企业的教师也下岗了，教师法又不管他们，也发生群体上访。更严重的矛盾可能是大学生就业的问题，积聚到两三年这个问题会比较突出。

社会歧视无处不在，可能会成为非常严重的社会矛盾。最近我们知道几起事件，包括浙江的大学生毕业后杀人，涉及到全国 1.2亿病毒携带者的投诉，要求政府解决就业歧视的问题。不要小看社会歧视问题。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整个的法治、人权发展的历程主要是反歧视的过程，从最早的反种族歧视到工人要求平等就业，到二战以后妇女解放，以及黑人的运动，都是一个反歧视的运动。到六七十年代他们走向富裕以后，问题才基本得到解决。

再一个是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的矛盾。因为是体制内的矛盾，现在还没有表现出剧烈的直接的冲突，但这种潜在的冲突我感觉非常深刻。中央政府是非常弱的政府，没有能力保证法律政策的贯彻实施。这种状况主要因为利益分化、体制没有变造成的。浙江的一个地方县要改为区，省里谈判的结果是答应变区后保留县级财政，但后来几年一直没有兑现，结果这个地方 9个月没开人代会，新选举的人大代表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罢会，不选区长，成为一起严重的政治事件。另外是最近洛阳法官的事件，一当地法官在判决书上说省人大制定的一个地方法规与国家法律冲突，无效，结果引起省人大极大的反应，要求罢免这个法官。这一事件反映，当国家法律和地方法规冲突时，国家法律是无效的。而国家法律无效背后是种种不合理的制度安排。

社会矛盾的加剧反映在上访激增，恶性犯罪激增。特别是今年以来，有权的和没权的单位门口都堆满了人，上访的焦点分散化了，好多焦点，下岗、拆迁、征用、司法腐败，司法腐败在有的地方占到上访的百分之六七十。这些问题暴露出来，实质上是社会权力没得到保护而构成对制度的挑战。

现在国家最根本的问题是宪法体制的问题。宪法的结构完全是一个地方化的结构，政权都是一级一级从地方产生上来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都是地方选举的，相当于国外的上议院，没有代表民众的直接的权力，每一级地方人大每一级政府都是对地方人大负责的。中央集权制，上级和下级，中央和地方靠的是控制官员任命的权力，靠官帽子来控制。不是任命官帽，地方根本不会听你的，政府领导、法院都是对本级人大负责的，是从地方利益来考虑问题的。这是不敢放开选举的最根本的原因。现在基层选举在发展，但是对政府官员的选举的控制大大加强了，比前两届都要严格。

 

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系）：

强调社会矛盾的时候，不要自己吓唬自己，加强社会控制就是了。其实社会张力很大，体制的弹性也不小。过去说农民进城， 10年前说进来1亿农民怎么得了，其实进来也就进来了。现在说穷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上街游行，其实游了也就游了。再说社区维权，北京回龙观小区的大标语贴到现在了，什么事也没有。从这点来说，对体制的弹性不要估计过低。社会结构是断裂的，但社会不会崩溃，不存在大的社会动乱的可能性。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表现在犯罪，弱势群体，1997年我们就提出的所谓街头政治、圆桌政治、夜晚政治三种政治。中国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如果不提供圆桌政治、街头政治，就必然是夜晚政治。所以一些地方解决社会矛盾就是用犯罪，用扎针、爆炸，都已经形成模式了。我主张建立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把权力作为社会重建的基础，也走出现在自由主义和新左派的对立。

 

 

民主也失灵 ，讨论民主不可照搬昨天和国外？

●解决中国问题，下派干部等一些传统的做法非常有效，乡镇公选、直选等部分改革办法也很管用，扩大民主要关注基层的鲜活经验，不可照搬本本

 

温铁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

本届政府表现出清晰的平民政府的形象，采取一系列的亲民举措，应该给这届政府留下足够的政治空间，以逐渐调整，而不是大张旗鼓的来调整。现在矛盾已经到了积重难改的地步，不能像以前思想解放运动那样提出拨乱反正，但又不能不调整。

赞成茅于轼老师提出的知识分子要承担责任，不能太过激进，这个历史阶段的情况很复杂。

这轮圈地运动远比上轮厉害，中央非常重视，但是叫停不住。中央集权这样传统体制开始表现出减弱的趋势，对地方的调控能力下降。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五个统筹，但必须有一定的权力才能统筹得了。我曾经提出我们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现在看来恐怕还会出现 “ 民主失灵 ” 。

我们不想一般地去呼吁中国应该进入民主政治，不是这样，这个事情过去了。中央也并非不想搞，也并非没有条件，而是客观情况太复杂。

村民选举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其实不是选举的问题，不是民主形式的问题，而是多年以来甚至几十年累积的农村矛盾，用村民直选的突破口爆发出来 ，爆发后不可收拾。你叫它代价也好，制度创新也好，一个制度的建立本身不是短期的。上次我们开了一次新乡村建设研讨会，民政部基层政权司司长在会上说，美国的民主用了两三百年，我们才不过几年，必然是一个长过程。但是现在这么严重的三大差别，这么复杂的社会矛盾累积到了这个程度，又有了大民主的尝试，导致了矛盾的总爆发，你说等几百年之后，怎么收拾？上次到会的村官中，有 20多个山东的村官民选选上后被拿掉，安徽的7个村官也是民选选上后以各种方式拿掉了，这些人联合起来反映意见，开始把现有的政策法律中的矛盾冲突的地方找出来，来说党政分工问题、中央和国务院关系问题等等大的体制和制度问题，通过这样的事情开始反映出对整个体制的一种冲突。这些事情恐怕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另外一些相对比较改良的东西，好象也还在发挥作用，比如说前两年关注的福建南平，市委组织部出面，往 600多个矛盾尖锐的村下派村支书去督选，监督村民选举，监督村务公开，等等，有矛盾他来出面协调，所有的开支由市县承担。这类似于当年的派工作组。这种传统的手段早已经被我们否定，但在今天却大为有效。基层另外的一些做法也有效。比如像四川的乡长直选，本身已经是一个相对成功的东西了。我特别关注到的是步云直选后，农民上缴的各种各样的费用比过去大大增加了，但闹事告状的少了，大家认可，选择的政府要办事，就得拿钱，没财政大家敛钱。

各种不同的地方经验我们到底如何认识，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是否必然地按照逻辑上或概念上的一套民主，或者在国外比较民主的程序和做法来做，从现在的情况看，似乎有些矛盾比较难于用这种方式直接解决。

 

 

需要前民主的权力？

● 先建立一个比较现代的、比较文明的专制社会，满足大众对基础性的社会权力的诉求，在这个基础上再谈民主

 

孙立平：

世界上有许多不民主的国家，他们可能是军政权，也可能是文官政权，但有一些最基本的东西。和这些社会比，我们很明显缺这块东西，我把它称为非民主化的社会权力，比如上街游行的权力、在媒体上发表言论的权力、罢工的权力、组织工会的权力等等。这样的权力和民主没什么关系，专制的社会也可能有，在巴基斯坦军政权下游行仍然是合法的。中国现在需要的，与其说是民主，还不如说是前民主的社会性的权力。

中国社会的不公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按照基尼系数衡量，不平等的程度已经达到最不平等国家的行列。问题为什么如此严重？过去更多地讲是分配体制等等制度的问题，我觉得其背后最重要的问题，是不同的社会集团表达和争取自己利益的能力的差别。尽管强势群体或精英阶层的权力也缺少制度的保障，但是他们用非正式的方式来获得利益的能力很强；相反，弱势群体为自己争取利益的能力是很弱的。

出租车司机一个月 9000元的收入，交到公司是四、五千，最终自己得到的是1800，车钱是用司机的抵押金由来出，最后离开时抵押金大体上被罚得差不多了。如果出租司机可以组织自己的工会，有工会和出租公司之间关于工资等等的谈判机制，这些现象是不会存在的。加入WTO的过程中农民利益的表达、拖欠农民工工资的问题、拆迁问题等等，都表明一个群体为他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所应当具有的最基本、最起码的权力，在我们这里几乎是空白。

所以，我们在谈论现代意义上的民主权力之前需要填补很大的一块空白，我们先建立一个比较现代的、比较文明的前民主社会，在这个基础上再谈民主。

 

康晓光（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中心）：

中国的社会权力高度不平衡，谈社会权力和结社权力的时候，关键要看是谁的结社权力和社会权力，并不是所有人的。不要笼统地谈社会权力包括结社的权力。成立工会是中央一刀切的命令，但工会系统和老板谈，不和工人谈。工会搞企业文化，所谓爱厂爱家，扩大利润。工人的决策权和老板的决策权差别很大。不仅是工会，还比如各种商业性的俱乐部，那种呼风唤雨的能力，官商结合的能力，我觉得精英阶层已经充分利用了。

王贵秀（中共中央党校）：维权要有自己的组织，问题是并没有完全开放社会结社权，有的让组织，有的不让组织；让组织的在现行体制下成立以后也变形了。大的体制框架不变必然产生这个问题。

实际上，社会组织化是民主发展到一个相当成熟的阶段的产物，专制条件下的组织是朋党，跟现代社会调节矛盾的组织不能同日而语。在瑞士瑞典等一些国家，劳方和资方都有自己的组织，有矛盾双方谈判，谈判不成政府出面调停。这是民主相当成熟的产物。在我们的条件下，孤立地考虑成立社会组织恐怕很难解决突出的社会问题。

 

温铁军：

孙立平说弱势群体不可能形成社会组织，康晓光说强势群体极容易形成这种组织。我补充一个观点，假定现在是一个劳动力绝对过剩的国家，市场作用之下就是劳动力无限供给，有没有形成劳动力结社的条件？很多问题往前推有很多前提，几乎是无解的。

 

孙立平：

即使具备这些前民主的权力，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也不可能完全得到解决，甚至在民主社会这个问题也不可能得到彻底解决。但是，第一点，即使在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情况下，有前民主的权力，状况会比现在改善，我不认为没有改善的余地；第二点，相对于更多用投票的方式表现出来的民主权力来说，这种权力是更具基础性的权力。

如何看待富人的权力？我认为存在制度上的低水平权力均衡和事实上的权力不均衡。从正式的制度上说，国家对穷人的权力不保护，对富人的权力也不保护。但在非正式的层面上，富人用非正式的方式为自己争取权利和利益的能力比穷人要大得多，所以事实上穷人和富人的权力是不均衡的。制度上的低水平均衡和事实上的不均衡，带来极大的社会不公，群众怨声载道，政府杀富安贫，富人惶惶不可终日。如何由正式制度上的权力低水平均衡走向高水平均衡，是个大问题。

 

孙立平：

如果说现在最要害的问题是社会公平，我的结论是，就低水平的社会公平来说，前民主的权力是重要的；但对于比较高水平的社会公正来说，民主是非常必要的。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民主更多地是通过所谓企业家参政来实现、精英民主的方式来体现，目前社会中的某些民主措施会进一步扩大社会权力不均衡，加剧现在的社会不公。所以精英民主的必要条件是强化前民主的社会权力。

 

 

请 “ 上帝 ” 来独裁？

●民主一定要追求，哪怕坏的民主也比独裁强多了。但现在比较现实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希望执政党比较像上帝

 

茅于轼（天则经济研究所）：

我们追求民主有很多经验教训，其中一条是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领导的 25年改革开放还是不错的，中国追求现代化到现在160年了，就这25年是成功的，那100多年糟蹋掉了。上世纪80年代刚改革的时候，我们什么事都想干，但没有经济力量。现在有很强的经济力量了。吃饱饭是最要紧的，现在没人吃不饱饭，最穷的地方也能吃饱饭，因此不存在大规模的动乱。现在不满情绪多，表现为犯罪，不是大的动乱。大的危险不是老百姓造反，也不是谁组织的政党向共产党挑战，现在大的危险在共产党内部。如果按照这样的判断，再有几十年，人均收入再提高，教育再普及，民主化有可能完成。

民主化最基本的矛盾有两个：第一个，民主不能动武，不能搞独裁，只能讨论，而讨论的前提是要平等。你有武力我没有，谈不上平等。这是民主政治最根本的矛盾。第二个矛盾，一个民主社会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强势群体用不着保护，他自己可以保护自己。问题是谁来保护弱势群体？强势群体干嘛要保护弱势群体？这是我们面临的又一个基本的困难。

中国经济还会增长，但是改革很困难，结果很可能像吴敬琏先生说的，搞成坏的市场经济，就像拉美、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这些国家也搞民主，但搞得很糟糕，民主的坏毛病通通暴露出来。

弱势群体要能够保护自己，他们首先必须有这个觉悟才行，现在这个条件还不具备。中国真正的民主化的到来得 30年以后，甚至两三百年。看看台湾的经验就知道。台湾的民主过程来自于国民党独裁之下慢慢放权，老百姓收入提高，社会教育非常成功。台湾19到21岁的青年83%进大学，是全世界最高的，国家用在教育上的经费也是全世界排第一。教育的结果是得到了民主，当然台湾民主还有很多矛盾。

我们现在希望的是有一个上帝独裁制，请无所不知、没有私心的上帝来独裁，这是全世界最好的制度。问题是没有上帝，找一个比较像上帝的人，那个制度也还算是可以的。现在比较现实的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希望共产党比较像一点上帝。所谓三个代表，是否就是我是上帝，你们放心，我代表了你们的利益？我们不要希望现在就变成民主政治，差得远，还得两三代人。但是民主不可以没有，一定要追求，哪怕坏的民主也比独裁强多了。毛泽东为老百姓着想，出发点是很好的，主持正义，打倒一切强势的人，但最后导致了什么结局呢？共产党现在是想做一个像上帝的独裁，我们拥护，但我们得监督它，你得朝民主的方向发展，不能偏离民主。

 

 

新权威主义的政体也能解决公平问题？

● 权威主义的政体也能解决公平问题，关键是国家权力要分权制衡，而国家与社会的分化则是国家分权制衡的前提

 

康晓光：

为什么关于民主的讨论让人觉得隔靴搔痒，因为真正的思考太少了，往往是人云亦云，往往是舶来品，非常苍白非常无力甚至不着边际。中国的问题在哪，什么是好社会，什么是向往的、热爱的东西，说不清楚，泊来一些西方的东西。

说中国上层领导有顾虑，所以不搞，其基本的前提是说，上层领导包括整个体制喜欢民主，之所以不敢搞，是怕带来结果。这个前提有问题。凭什么判断他喜欢民主，一个执政者能搞专制为什么要搞民主。

中国的政治可预见非常强。执政党名叫共产党，是一个权威正义政党，它对既得利益负责，最根本的目的就是维护权力。只要有市场，只要有权威主义的政府，就必然分化出经济上的强势阶层。只要政府很聪明，能够适应内外环境的变化，及时调整，就像这几年一样，和精英阶层形成默契，达到协议，这个社会就会很稳定。即使一个新党、新政府上来，还是这样，寡头政治，精英联盟，强者勾结掠夺弱者，社会结构非常稳定，没什么不可预见的。

在中国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下，中国最主要的问题还是社会公正，而集权、权威主义、民主是手段。

我不认为民主可以维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我们可能看到北欧的一些国家社会民主和社会福利搞得很好，但我们也看到了南美、东南亚、非洲的一些国家，他们有民主的形式，但不公平的程度远比我们差。东欧一些国家在十几年的改革中，一些社会指标也直线下降。通过民主解决公正问题的论断作为理论还是经验、结论都不成立，仅仅是一种可能。

我也不认为权威主义的政体不能解决公平的问题，我更强调国家权力内部的分权制衡。而国家与社会的分化是国家内部的权力制衡的前提，主次关系不要颠倒。没有国家与社会的分立，没有社会对国家的制衡，也不会有有效的国家内部的权力制衡。

新一届政府的新政有什么特点？我们没有选举的合法性，只能靠政绩合法性维持政权。过去有一个 GDP挂帅就够了，现在还要有社会公正，要有更多的人特别是社会底层的人分享经济增长的好处。在这个背景下，新政最根本的特点是强调社会公正，不完全倒向一个集团，而在资本和劳动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凌驾于各个阶层之上，来保持自己的地位。我们所能希望的政府最好是混合政府，把王权、贵族、大众的利益混合在一起，不成为某一个阶级的俘虏，为了平衡利益而去关注另一个阶级的利益。最早的福利国家就是如此。

中国社会不平等的问题、贫困的问题非常严峻，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我做调查，感受比较强烈。我就强调一点，谈民主的时候，不要搞一些概念简单的议论，要有问题意识，针对现实。

 

 

要统一的强国家，也要民主？

● 要有一个统一、有效、体现权力公共性、维持司法公正的强大的现代国家，民主的成分则是其重要内涵，扩大民主是建立现代国家的最重要手段

 

李强（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

从宏观角度看，中国政治发展面临两个貌似互相矛盾、但实际上互相联系的任务。第一，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维护市场经济的发展、维护国家的安全，必须在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有效、能够体现权力公共性、维持司法公正的强大的现代国家。第二，以共和理念即混合政府理念为目标，逐步推进各级政府（包括中央政府）的政治改革，扩大民主成分，在政治体制中实现广泛的民主参与、稳定的精英管理与坚强的政治领导之间的混合。

第一点实质上是要构建严格现代国家。西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一个重要前提是有一个现代国家。这个国家能够制定统一的法律，有统一的权威，有公共财政支持，国家的目标是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提供公共利益。这样一个国家才能够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提供政治与法律秩序。

我国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有效的现代国家秩序。在广大农村尤其是落后地区，基本公共产品的缺失相当严重，基本的社会秩序与经济秩序受到侵袭。许多人一提农村政治问题，总想到基层选举问题。其实，选举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在农村建立统一、有效的政治与司法秩序。三农问题是三个不同的问题，农民问题的实质是农民要受到同等的公民待遇，农业问题或相关的乡镇企业问题是经济上让农民致富的问题。但是，致富并不是农民面临的唯一问题，而且富裕是无止境的。农村问题的实质是农村国家政权建设的问题。现在农村很多地方，农民有苦无处诉，有冤难以伸，许多农村政权机构有名无实，基本瘫痪。必须防止中国农村再度回到政府只下达到县的传统局面。必须花大气力解决农村基本政权的职能问题。

维护政权的公共性，必须关注一些特殊利益团体对政府行为的影响，防止政府蜕变为特殊利益团体的代言人。由于政府权力过分宽泛，加上公共财政不足，这种状况极易发生。一些地方房地产开发中的黑洞说到底是公共权力蜕变的问题。政府官员腐败是任何社会都难以完全禁绝的，但从制度的角度防止政府机构受特殊利益团体的影响、为特殊利益团体牟利，是非常重要的。

在今天，扩大民主至少有几方面的好处：可以容纳社会多元化格局，防止少数利益团体对政府的过度影响；可以增强政府的合法性，保持政治的稳定。民主制度的引入，从最低限度来讲，是使政权维持合法性的一个基本途径。现代国家好比现代的婚姻，是比较脆弱的。现代婚姻的基础就是所谓爱情，维系一个国家稳定的其他因素也逐渐淡薄，国家的基础越来越建立在人民接受的程度之上。许多貌似强大的国家，一旦失去人民的接受，可能哗啦一声就完蛋了。前苏联的解体就是如此。在现代社会，如果不容纳民主的成分，这个政治制度很难拥有很大的合法性，从长久来讲不会稳定。

从最高意义来讲，民主制度可以培养现代公民，增强民族凝聚力，造就一个强大的国家共同体。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有没有竞争力，最根本的是看这个国家的人民有没有公民意识，是否觉得他是这个国家的成员。而如果不让人民参与重大的事情，你要他们感觉到自己是主人，非常困难。中国自晚清以来的革命家政治家就一直羡慕西方政治的一些优点，希望在中国实现上下沟通，君民沟通，希望整个国家形成一个共同体，有强大的凝聚力。但多年来在这方面一直做得不够。最近以来，由于舆论有较大的开放度，我国政治生活中出现了多年来人们一直渴望出现而未能如愿的现象，那就是整个国家的凝聚力和社会共同体的认同感大大加强了。如果不失时机地加强制度化民主建设，就会大大强化民族的凝聚力，有了凝聚力，无论任何内部或外部困难都有能力克服。

大众的参与可以有多种形式，其中一种形式就是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容易出现的民粹主义，这是我国非常担心的一点。现在中国报纸上报道的一些政治创新，有相当多的有民粹主义倾向。民粹主义事无巨细，都强调要由人民做主，它轻视政治统治中精英的作用、专家的作用、素质的作用。民粹主义的表现，一个就是经常弄公民投票，一个就是对民主的程序过分迷信，对民主的制度化却不太相信。其实，西方成熟的民主制是一种共和主义式的民主制，不是直接民主。其特征是混合政府，第一，制度中包含民主的内涵；第二，通过稳定的文官制、代议制等形式，体现贤能政治的特征；第三，赋予政治领导必要的权力与权威，保证坚强的领导。这种共和主义政治既有现代民主的优点，又可以防止人们所担忧的纯粹民主的弊端。

如果我们在理念上明确地追求一种混合政体的民主，在实践中以现有的制度为框架，在现有的形式中逐步赋入新内容，先立后破，在立中破，稳中求进，就可能摸索出中国民主化的新路。

讨论民主，必须对稳定有新的理解。我们以前所理解的稳定往往是在统一性、一致性基础上的稳定，是整个社会和某个理念保持高度一致基础上的稳定。这与当时的客观环境以及人们的认识水平有一定关联。这种稳定本身是脆弱的。回过头来看，在二十几年的改革发展过程中，在某些时期维持稳定显得非常艰难。有时，社会的某些阶层与领导者提出的社会与国家发展模式和目标的之间存在巨大的分歧，稳定就会受到影响。现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社会多元化程度的大大加强，继续追求统一性基础上的稳定比较困难，只能是一种嘈杂的稳定、七嘴八舌中实现的稳定。这一年多来，由于舆论的相对开放，不同观念和利益有表达的机会，并在表达过程中与其他观念或利益进行交流甚至交锋，形成了许多新的共识。今后，实现稳定还有赖于以制度化的方式容纳多元利益。一个稳定多元的政治模式，既要保证不同理念不同要求的表达，又要有一个社会共同体的目标认同。

 

 

基层民主的上线在哪里？

●潜江事件等选举冲突表明，如果没有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基层民主到了一定程度便会止步不前，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基层民主发展的上线了

 

李凡（世界与中国研究所）：

这两年基层民主发展较快，其积极的发酵作用开始显现：一个是基层选举开始进城。 1998年城市社区开始搞选举，去年广西50%左右的城市社区搞了直接选举，今年宁波出现第一个区一级单位全部直接选举。基层选举的意义主要是 “ 上课 ” ，告诉大家什么是投票、什么是民主、什么是辩论。是一个公民教育过程。二个是基层选举开始往上发展到乡镇一级， 1998年开始有乡镇直选。今年在一些地方出现了县长、区长、市长的公选。四川出现150个正县级直接投票选市委常委。基层民主最大的变化，是今年发生在城市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北京和深圳都出现独立候选人参选并被选上。另一个发酵作用是党内基层民主的变化，出现了基层党代会常任制的改革、成都出现镇党委书记直选。

基层民主的发展产生出许多倒逼的观念：既然村级自治组织能选为什么镇不能选，既然党外能选为什么党内不能选，既然基层能选为什么中央不能选，等等。

但也应该看到，基层民主发展的局限性非常大，很多地方开始止步不前。一个是村委会选举，出现了所谓的乡村关系，乡村选举步不前。中央去年发了 14号文件，但据我们调查根本没人听。14号文件规定基本上先选村委会主任再选村支部书记，这样一来就把乡镇一级干预选举、干预村民自治的权力给挡住了。乡村选举和村民自治的质量也很差。另一个是乡镇直选的问题。明年是换届年，本来希望明年换届多出现一些试点，据我所知海南、陕西要搞，但总体判断可能要无限期延长，感觉上面的压力很大，上面没有明确的表态。今年出现的市一级的基层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改革，阻碍和局限也很大。最近潜江有32个人大代表参加竞选，结果政府操纵选举，全部被选下来。这是不正常不能容忍的。

看来，中国民主如果没有高层自上而下的改革，而完全靠自下而上的基层民主推动，阻力会很大，基层民主本身到了一定程度也走不下去了，现在已经可以看出很多基层民主发展的底线在哪儿了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可以借鉴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搞双轨制，在政治体制暂不大动的情况下，先用新的体制和办法建立一些特别的地方。现在就可以在基层做几个双轨制的试点，例如乡镇直选、县长县委书记直选等，三五年觉得好就逐渐拉开。

一开始就建立双轨制也难。比如在乡镇选举被控制的情况下，一开始就直选很难，先搞公选，搞这样一些过渡形态，小步往前走，最后达到乡镇全部直选。

对于扩大基层民主改革的试点，中央可以实行 “ 三不主义 ” ：第一不鼓励，一鼓励就可能乱套；第二不阻拦，省、市、县、乡镇的干部想干就让他干；第三不处罚。重庆坪坝镇进行乡长、镇党委书记直选，结果被县里抓起来 “ 双规 ” ，这是不妥的。

 

 

政治体制上端改革如何进行？

●需要解决好共产党、人大、政协、国务院四种关系，其根本是要加强人大和政协的权力

 

汪玉凯（国家行政学院公共领导教研部）：

解决中国目前存在的问题应该有整体性的思路，着力解决整体性的全局性的问题，如果没有整体性的解决，用微观、具体的办法的效果是有限的。

从我国 20多年的整体发展来看，存在 “ 两个失衡 ” ：一个是政治发展、社会发展和经济发展不平衡。总体来讲，经济发展比较快，社会发展其次，中国社会充满了空前的活力；最差的是政治发展，表现在政治权力的合法性问题、政治权力结构的整合和分化问题、公民的普遍参与问题远没有得到解决。

第二个失衡是体制改革失衡，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又可分为上端和下端，下端是政府改革、机构改革、人员精简、职能转变、提高效率，上端包括三个层次――宪政体制、政党政治、民主法制。上端和下端相比，下端改革相对充分，从 1982年到现在进行了5次大的政府改革，而政治体制的上端改革整体滞后。

“ 两个失衡 ” 引发 “ 三种冲突 ” ：一种是经济增长和利益分配失衡的冲突；第二种是党政机关和公务人员出现的腐败与老百姓公平意识增强的冲突；第三种是整个社会发育水平提高，社会自我管理能力、愿望的增强和政府控制社会节奏的冲突。

既然中国的失衡整体上是政治体制改革特别是上端改革滞后，因而整体解决中国的很多问题就不能回避政治体制改革。

现在推进改革的条件已经具备。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树立了一种 “ 亲民、亲和、亲廉 ” 的形象，他们有改革的欲望和冲动。温总理 9月在一个高层培训班上说，他本来打算当总理后就对行政体制进行大的改革，没想到一上台就遇上了SARS。他说行政体制不改革，就像 “ 一马挡道，万马难行 ” 。他还讲了一个三峡的例子。一个中国工程院院士接受中央电视台记者的采访，记者问他，谁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院士说所有反对工程上马的科学家贡献最大，正因为有他们的反对，才迫使我们在方案的论证、设计、组织施工上小心翼翼。由此，温总理说，一个听不进反对意见的政府，必然是一个要垮台的政府。

再者，民众有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参与政治过程的诉求。同时，经过这么多年发展，我们已经有相当的经济承受能力，抗风险能力，已经具备了解决一些重要问题的条件。

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我认为要坚持三个前提：不能照搬西方的三权分立；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历史性选择；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在这个大前提下，中国可以而且必须对国家治理的权力结构进行大胆探索，现行的国家治理权力结构存在重大的制度缺陷。

我认为需要对现行的国家权力结构进行较大幅度的调整和重新配置，这里的关键是要解决好共产党、人大、政协、国务院四种关系。必须明确一个大提前――中国最高权力归谁。如果说主权在民的话，就要解决执政党的权力、国家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人民的权力谁服从谁的问题。党的权力、政府的权力、人民的权力大小的次序要排出来。

如何解决国家最高权力配置？最关键的，是要加强人大和政协的权力。

政协是中国政党政治的一种形式，政协要作为一个强有力的参政机关和对执政党的权力制约机构――来进行改革，以便真正加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建议政协的换届会议和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同时召开，各个党派和共产党坐在一起共同探讨、协商国家的大政方针。政协也可参加每年的人代会。政协有通过民主党派对中共内部高级领导人提出弹劾动议的权力。政协和人大和共产党一样，都有权提出政府官员的候选人，在政府的换届过程中，严格实行差额选举，普遍实行竞争性的任命。政协内部领导成员的产生应充分发扬民主，实行差额选举；领导成员应有严格的任期制，并不宜有过多的超龄人员出任。

加强人大的权力，主要是加强人大对行政和司法系统的监督制约功能，反映人民的意愿。人大目前的权威不强，究其原因，一是人大对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领导成员缺少真正意义上的选择权，二是对向其负责的行政和司法系统，没有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有必要进一步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选择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领导成员的权力；将审计机关归人大直接领导；制定弹劾政府组成人员的实施细则，加强人大对政府部长级以上官员的弹劾力度；加强人大对司法机关的监督，并保证司法权的相对独立；设立宪法法院，追究政党和政府官员的违宪行为；人大和政协都应有强有力的舆论阵地，加强对行政、司法和政党的舆论监督；等等。

通过加强人大和政协的权力，不受制约的权力受到制约以后，整个权力格局定会发生重大的变化。

需要强调的是，国家治理权力结构的改善应该从扩大共产党内部的民主开始。共产党是执政党，处在最高地位，是国家决策中枢，如果党内民主发展不充分，所谓政治民主、社会民主都不可能；反过来也是这样。我认为，共产党的执政方式改革应该从扩大党内民主开始。

 

 

改革的动力在哪里？

●总体来说政府是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权有钱很安全，何必要改革？

●新一届中央的民本理念和执政行为虽然还不是制度化的民主政治，但至少是一种对人民有所交待的政治。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对中国实现民主化持乐观态度。

●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中间开始，从省市一级开始，可以在相对发达地方搞几个政治改革实验区，不要全国到处 “ 开花 ”

 

茅于轼：

我们不要吓唬共产党，要帮助共产党，对共产党有信心。现在新一届政府有改的意愿，最高领导人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一点什么。改革面临的一个主要的障碍，是既得利益集团非常强大，总体来讲整个政府都是一个既得利益集团，他们有权有钱很安全，何必要改革？

改革的动力，从中国改革 160年的经验来看，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可替代的动力、压力是国际力量。所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如果没有世界力量的推动，中国今天可能还是满清那套皇权集中制。

 

孙立平：

对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不能太悲观，有的基层政府是想做点事情。 9月份南京出现自焚，南京市委书记有两个认识：一个，现在所谓群众闹事没有太强的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的现象，更多的是理性的表达。有这个认识非常重要。第二个，有比上访更激烈一点比爆炸更温和一点的解决矛盾的方式，比如有一个制度化的方式。）

这里有一些神话是需要破除的，比如说问题很多，怎么样就必然会乱。有些神话没有经过仔细的论证。是谁感觉到威胁？是一种体制感觉到威胁，还是官员感觉到威胁，体制的思维和官员个体的思维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造成笼统的话语，这很容易引起体制思维的反映。现届政府好在会把敏感的问题技术化，只要降到这个层面，就不至于引起体制思维的反映而会引起官员的理性的反映，这两点要分开。

 

李凡：

现在基层干部改革的动力很强，我参加的几个基层选举全是基层干部干的，他们在第一线先干了再说，给处分也认。再一个是像姚立法这样的所谓的弱势群体。姚立法通过普法把 30几个人组织起来参选，包括村书记、老师、镇和市人大代表等。

 

汪玉凯：

可以在相对发达地方搞几个政治改革实验区，不要全国到处 “ 开花 ” 。

 

王贵秀：

不排除最高层有开明的领导，但政治体制改革没有强大的各种压力的互动，是不会有多少进展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成为中央决策，都是长期各种力量的互动、压力造成的。 2002年107个国家在波兰开了一个关于民主的国际大会，签署了迈向民主的国际宣言，106个国家签了字。将来有可能发展为类似于世界贸易组织的机构，这可能会对我们形成一个外在的压力。

现领导顾虑很多，他们也是这个体制的产物，地方各行其是，有令不行，因此寄希望于中央推动恐怕不切实际。政治体制改革可以从中间开始，从省市一级开始，这样基层有个参照，对中央构成压力。

 

李强：

对于改革的动力，人们一般喜欢从利益的角度分析问题，我想应该从多种角度来谈。我对中国政治改革动力比较乐观，觉得有三方面的主要动力。第一，领导层，特别是中央领导层。中国政治有一个非常优秀的传统，就是所谓 “ 修齐治平 ” 。相当多的领导人都具有造福人民、造福国家的宏愿。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最近二十五年的改革。十六大以来，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政治治理过程中表现出关注民生、体察民情、尊重民意的特征，体现了我国传统政治的民本理念。这种民本理念已经导致我国政治的一些重大进步。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于有尊重民意的理念，加之若干突发事件的刺激，导致舆论较大程度的开放；舆论开放带来民意表达，政府又能够对一些公共舆论强烈呼吁的问题作出反应。这些虽然还不是制度化的民主政治，但至少是一种对人民有所交待的政治。对人民交待的政治是现代责任政府的内涵之一。按这种趋势发展下去，我对中国实现民主化持乐观态度。第二，由于教育的发展，大众传媒的发展，利益的多元化，人民政治参与的愿望会愈来愈强烈；第三个动力是知识界、舆论。目前的舆论总的说是健康的，较好地体现了公共性，能够反映人民的各种利益与诉求。现在需要关注的是应该努力防止大众传媒丧失公共性，防止主要传媒成为特殊利益的工具。在这方面，我觉得，知识分子有重大的责任，知识分子应以追求真理、追求公共利益作为目标，最大程度地保持公共性。若如此，便会成为改革的动力。

 

李伟东（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社）：

这是个改革开放的年代，但改革动力存在问题。上世纪 80年代初政治阶层里面有一批人，因为经历了过去的动乱，他们决心要改革。到了90年代中期，经过贵族共和制式的改革，实现了利益平衡和阶层的稳定，过程便成了问题。中国改革的压力可能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国际，一个是基层的普通百姓。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是矛盾的两个方面，如果被统治者过不下去，可能就会形成改革的动力。基层的改革动力仍然很强大，但可能没有释放出来。

 

石小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

中国的社会结构还在分划着， 16大之后中央的最高层也在发生一些变化。我感觉改革的动力是现实的。越往下，经济利益诉求越强；越往上，政治利益或政治表达的利益诉求越强，改革是在不同的区域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层次展开，政治的诉求，民主表达的诉求，社会权力的诉求各不一样。中央不得不做并有一定的能力来创新的焦点可能有多个。就宏观经济而言，对外焦点，汇率是纲，中国的进出口已占GDP的50%，中国内部的金融改革、财政问题、社会保障体系都纠缠在里头，在外面跟美国等各大国的经济关系和投资者利益也集中在这里。对内焦点，土地是纲，土地是几十万亿的财产，中央和地方的矛盾，农民和城里人的矛盾，政府和企业、商业的矛盾，集中反映在土地上。对上，决策为眼。对内对外的决策，总体比较稳定，方向感不错，最大的问题是执行困难，中央对各级政府失控。行业方面，比如说发达地区的行业组建，知识分子代表大众利益和媒体结合在一块，与公共问题相关的决策参与等问题都浮出来了。现在需要政治学界、经济学界和法学界的密切结合，跟媒体的结合，跟有压力的地方政府的结合，跟中央作出新决策又需要落实的需求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