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视野中的乡村建设理论

clittlefly

乡村建设理论是梁漱溟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梁漱溟又是现代新儒家的领军人物，在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发表、发起之日就遭到来自自由主义者和革命激进主义者的批判，面对种种批判，梁漱溟不为之所动，坚持自己的理论及其实践。1935年4月，新知书店出版了千家驹、李紫翔主编的《中国乡村建设批判》论文集，对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各地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从理论到实践均有所批判。梁漱溟于1941年2月出版了《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作为对这种批判的答复。
在《答乡村建设批判》一书中，梁漱溟主要回答了批判者提出的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乡村建设是打破现状还是维护现状？批判者认为，乡村建设的改良主义性质其实质是要维护农村的现状。在今天看来这种批评有些不着边际，乡村建设运动是一种改良主义运动，任何社会改良运动要想取得成效，几年时间实在是太短了，乡村建设运动只是改变现状太慢而已，用梁漱溟的话说就是“号称乡村运动而实际上乡村不动”。
第二，乡村建设运动要通过什么样的道路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改造？千家驹指出，中国的社会改造应该是由这样一种组织来领导，这样的组织应该是能代表最广大农民的利益，必须是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这种组织必须是能够适应世界潮流的，而且必须以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主要任务，很显然，这种组织是革命性的组织，基本上是要以革命的手段来实现对中国社会的改造。而梁漱溟所领导的则是一种社会改良运动，这种改良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推动社会、组织乡村；知识分子下乡领导乡村改造；改造方法是组织农民进行经济上的合作、政治上的自治；乡村建设运动主要是要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推动国家的统一。革命和改良是改造社会的两种不同的思路，应该都有其合理性。梁漱溟试图“以进步达到平等，以建设完成革命”，这固然是行不通的，革命的问题只能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但建设的问题同样只能用建设的手段来完成。中国共产党在执政半个多世纪以后，终于在其第16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承认自己已由“革命党”转变为“执政党”，提出了“执政为民”的口号，正式放弃了用革命手段来领导建设的陈旧思维。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不能解决革命前的中国问题，也不能解决只有用革命手段才能解决的问题，但可以为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的改造和建设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在已有的研究中，仍多以“失败”来看待梁漱溟领导的山东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上，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只有短短的7年时间，对这样一种全方位的社会改造实验来说，时间是太短了，而且，山东乃至全国的乡村建设运动是被日本侵华战争所打断的。
第三，如何解决中国的政治问题？乡村建设运动的批判者指出，乡村建设运动无法解决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解决的政治问题，而事实证明这一批判是切中要害的。对于如何才算是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梁漱溟认为有两个标准：一，能够统一稳定，国权之树立，便为初步的解决；二，彻底完成一民主主义之新政治制度于中国，乃为完全的解决。 事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梁漱溟写作此书后的第八年就用革命的手段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按梁漱溟的两条标准，算是彻底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这是非常出乎梁漱溟意外的。1950年初，梁漱溟应中共之邀到北京共商国是，并到全国各地参观了正在进行的土地改革运动。1951年10月15日梁漱溟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的文章，改变了自己的一些看法，包括对自己的理论的看法，也包括对中国共产党的看法。
第四，乡村建设运动对待帝国主义、军阀到底是什么态度？批评者认为乡村建设运动不反对帝国主义，不反对封建军阀，不领导农民反对封建土地制度，因此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农民的支持，这是乡村建设运动实际不动的主要原因。梁漱溟对批评的回答是，不是不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而是反对的方法不是用暴力革命的方法，而是要用乡村建设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能够复兴农业，从农业引发工业，实现中国的工业化，解决了中国的政治问题、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也就是完成了中国的文化重建问题，那就自然解决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问题。在对待日本侵华的问题上，梁漱溟也是这个态度：搞好乡村建设才能更好地抗击日本的侵略。当然，在抗战爆发后梁漱溟还是很快投身到抗战之中去。
除了来自革命派的批评以外，乡村建设运动在当时还遭到自由主义者的批判。这些批判多指出，在历史已进入工业化时代之后，乡村建设运动还指望复兴农业，引发工业，进而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对现代化潮流的一种反叛，应该发展城市和工业，以便来救济农业和农村，而不是相反。这种批判比革命派的批判更不着边际，因此，没有得到梁漱溟的回应。从日本、韩国、我国台湾三农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农村现代化的过程离梁漱溟的主张比较接近，而离自由主义者的的批判主张较远。
在回复外界批判的同时，梁漱溟自己还对乡村建设运动进行了深刻反省。这种反省体现在1936年10月25日梁漱溟在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的讲话中，这篇讲话的题目是“我们的两大难处”，其一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其二是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依附政权的问题是乡村建设运动本身面临的一个深刻的悖论：如果得不到政权的支持，乡村建设运动无法开展，河南村治学院存在不到一年便结束就是最好的证明。如果依附政权，依靠政权来进行社会改造，这哪里还是社会改造呢？况且在梁漱溟看来，当时的国家政权对社会、对人民来说都是一个剥削者和压迫者，是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改造目标之一。如果依附了这样一个需要被改造的国家政权，那是根本不可能对其实行改造的，其结果就是站在政府的立场上来改造社会，这当然也就背离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初衷，不再成为乡村建设运动了。这是梁漱溟的两难，也是整个乡村建设运动的两难。对于乡村不动的问题，除了与站在政府一边来改造农民有关外，还与乡村建设运动的社会改良性质有关。社会改良运动不能像革命运动那样实现对社会的有效动员，因为其一，没有革命者那样严密的组织，其二没有用来动员农民的资源。乡村建设运动承诺的东西都是经过漫长的奋斗才能实现的，而不是像革命的目标那样明确、具体，并且易于达成。这就注定了社会改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短时间里一时难以看到效果。梁漱溟认为在进行深刻的反省以后，只要坚持立场，从小处着手，从大处着眼，一步一个脚印的努力，乡村建设运动的目标一定是可以实现的。
在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还被批判过，只是这种批判不是学术意义上的批判，因此弃之不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梁漱溟思想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对其在山东邹平所领导的乡村建设实践的评价长期受意识形态的影响，不够公正与客观，已有的研究没有能“放宽历史的视野”，缺少对其理论和实践在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对比研究。在已有的研究成果中，美国学者艾凯最先把对梁漱溟的研究放到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大背景中，艾凯认为，如果我们把梁漱溟作为对来自外界冲击反应的世界性反应的一种，或许能看出梁漱溟的真正意义。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非内生型（Endogenous Development，又译为内发性发展）的现代化， 对中国这样一个拥有五千年悠久文明的民族来说，现代化的进程必定是一个充满痛苦的涅磐过程，在这个长期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不能奢望有一个思想家、一种理论或理论流派能够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描绘出准确的蓝图。一种思想或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贡献了多少有价值的思考。从“传统”到“现代”是一条漫长的道路，现代化不是一天的工作，也不是一年或十年的工作。中国的现代化过程就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及其实践就是这一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尝试之一，其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它为中国社会的改造提供了一整套的较为可行的方案，并进行了极为可贵的实验。但在革命的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社会的主宰以后，曾一度认为革命是改造中国社会唯一可行的手段，甚至也是现代化建设的可行手段，试图用革命的方法来推动建设，在一段时间内把凡是不革命的就看成是反革命的，对人与事物的评价完全取决于他与革命的关系。除此之外，我们还仍然习惯以成败论英雄，但正如美国学者艾恺所言的那样：“并非任何事都宜于根据我们眼见的成败去认识和估量。多次去邹平后，我觉得本来是他对了，他提出的确实是建设中国的长期方案。”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一个极具时代特征和个人特色的理论，也是“行动着的新儒家理论”，这一理论同其他任何关于中国现代化的理论一样，既有自己的特色，也有自身无法逾越的历史局限。
乡村建设理论的时代特征体现在，它在是中国现代化事业屡屡受挫后、激进主义思想要全面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之际，提出的一种在肯定民族文化合理因素的前提下，引进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的价值取向是维护并发扬中国传统文化，甚至在将来用改造后的中国文化来拯救世界。梁漱溟在这里所提出的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那就是对现代化的后来者们来说，既然全盘西化是不可能的，那么如何在民族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寻找一种结合的契机呢。因此，可以认为，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是一种“内发性发展理论”，从第二次世纪大战以后世界各国的发展进程来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那些成绩优秀的后来者们大都采用的是这种“内发性发展模式”，例如，亚洲的日本、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省等。
乡村建设理论的个人特色，表现在梁漱溟这位“最后的儒家”身上。梁漱溟出身元朝宗室，祖上世代为官，梁家是真正“官宦之家”、“书香门第”，梁漱溟从小就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更为重要的，梁漱溟的父亲梁济是一位身体力行的儒家道德的实践者，一生既克守儒家的修齐治平的道德理想，又是一位力主维新并亲身实践者，正是在其父亲身上，梁漱溟看到儒家文化的生命力，看到中国传统文化在本质上并不拒斥西方文化。在梁济一代人中，他并不是唯一，梁济的好友彭仲翼，也对梁漱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晚清的知识分子中，这种深受儒家文化熏陶又力主维新变革的人，如郭松焘等，都是中国自动化事业的积极推动者。梁漱溟的这种成长环境和所受的早期教育，对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的形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也正是这种影响才使得梁漱溟深信中国文化仍然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传统与现代性的取舍弃上徘徊不定、犹豫不决。
如同其他任何一种理论一样，乡村建设理论也有自己无法克服自身理论的局限、摆脱不了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
从理论上讲，乡村建设的最终目标是要复兴中国文化，并用改造后的中国文化来拯救整个世界。要复兴中国文化，就要从还保留有中国传统文化的乡村去着手，复兴农业，引发工业，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然而，“如果中国文化的本质就是中国物质低下的直接原因，它的复兴又如何能够解决中国的物质低下问题呢？理性曾经使中国与富强无缘，它现在又如何能突然使他们获得富强？，而且，那些被梁漱溟视为中国文化对立物的西方文化的因素又恰恰被他认为是西方物质成功的原因，并且对于乡村建设也是必要的。” 中国传统文化可分为以知识分子为载体的精英文化和以普通大众为载体的通俗文化，鉴于梁漱溟自身的成长和教育环境，有理由相信梁漱溟所要保存和发扬的主要是以知识分子为载体的精英文化，梁漱溟却要到乡村寻找，“都市人个不相关，易引起狭小自私的观念；乡村则比较能引起地方公共观念，中国固有的社会是一种伦理的社会、情谊的社会；这种风气、这种意味，在乡村里还有一点，不象都市中已被摧残无余。” 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的这种主观判断随处可见。 梁漱溟没有受过系统的学术训练，也没有在工业化后的大城市里生活过，他对城市的想象有时就同他对乡村的想象一样，充满了主观臆断的成分，这也是乡村建设理论内在逻辑缺陷。梁漱溟的批判者毛泽东也犯同样的错误，一方面说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另一方面又把城市里受过教育的年轻人送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梁漱溟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所设计的“人治的多数”，仍然是“为民做主”的传统思路，它可以成为、也必然中国社会迈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阶段，但其目标取向必定是真正的民主政治。在乡村建设理论中，梁漱溟把手段当成了目的。费孝通在《乡土中国在》也谈到了农村的习惯法和现代国家正规法律的冲突。在一定时期内，国家的法律在农村的施行肯定会遇到阻力，但在两者的搏弈过程中，国家的法律最终要在它的适用范围内起作用。如果主张用农村的习惯法来取代国家的正式法律，那就违背了现代国家所要求的法治原则。
乡村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矛盾主要表现在，理论要迁就实践。乡村建设理论要求启发农民的“理性”，引导农民走合作之路，但在实践上能引导农民走合作之路的不是梁漱溟所期望的“理性”，而恰恰是农民的自私自利——参加合作社能够提高自己的经济收入，或许还能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乡村建设理论把实现社会改造的力量定位于知识分子与农民的结合，视政府为一种异己力量，是社会改造的目标之一。但在实践上，我们看到的只是政府机构设置的变化，而不是改变他的职能或是对它本身进行改造。这种理论对实践的迁就我们在山东的乡村建设实践中随处可见。现代化的实践表明，现代化后发型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政府对现代化事业的主导地位无法取代，从经验来来看从未有过一个国家，政府只是一个旁观者，而由民间组织来推动就实现了现代化。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中的这些历史局限是它自身无法克服的，就如同任何一种理论都不能克服自身的历史局限一样。但这些局限并不妨碍乡村建设理论成为一种对中国的现代化事业有启发意义的理论，也并不妨碍我们在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时从中寻求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