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明 的 进 程
- --以蔡元培的《中学修身教科书》为中心

借用Elias《文明的进程》来论述中国近代西方文明进入以来引起所谓的新伦理和新教育的文明化，当然借用西方学者的书名其实是想说明中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其实为一种伴随着移植和“他者”自我化的过程并由此呈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状态，虽然移植只是在有限和吸收的层面上。然而显而易见的是“西化”过程，面对“他者”而认识自我也许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的，所谓“无本位文化”既是对于有益之资源加以运用而不轻重其出身来源，我想其“运思”也正有此意。

关于“中与西”的论述讨论很多，本文无意多说，我是不大赞成本质主义的思维，以为存在一个纯粹的东方和西方，大多讨论没有在一个层面上进行。其实很多问题应该放回历史情景中思考。16--19世纪随着西方贸易和殖民活动，资本主义活动范围遍及整个世界并延伸至东方，中国作为世界资本市场的重要场地被纳入贸易与殖民经济体系，在此背景下谈论中国问题不能不联系全球化过程中加以考量。

本文从一个所谓的现代化的侧面即通过考证分析近代/西方伦理和礼貌的进入与比较，借此阐明文化间的交流发展，并介入分析中国形象并非一个纯粹的自我构想过程，中国的形象体系实际上是一种模糊的话语文体，中国的问题也并非一个自我的理解过程，而是包含着他者想象的介入与建构。本文的重点在于分析近代伦理和礼貌等所谓具体的文明化过程中对于西方的内化，以此回答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意识。

Elias在《文明的进程》里阐释了所谓文明的过程在于对自我的建构及其漫长的历史过程，理性对于从社会到个人的一切控制与规训，他从文明的概念的复杂性开始谈起，说明了文明在社会里渐渐取得认可，而个人的所谓的文明行为渐渐标准化、固定化，正如他指出的，西方的这种个人的文明化建构经历了几百年的漫长时期。

其实，我们无须回避对于西方的模仿与借用，在全球化的今天也许看得更加清晰，如何面对“他者”而又切中真正的中国问题却实不易，回顾历史也许更要注意具体的历史语境。当日晚清特别是鸦片战争以后社会面临西方而谋求变革的同时，国外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进行所谓的文明宣传，其中就有建教会学校，开西学课程，当然是教习西方的伦理和礼貌—即所谓的文明人的行为。

然而，当时在国内的教会学校毕竟比较少，影响也比较有限，因为当时的读书人依然要考功名来走进社会，学校教育依然是旧式的私塾和政府管理下的传统体制，虽然有少部分知识精英已经在观念上有所反思旧的。从以后这些知识精英的个人经历可以看出他们虽然看透了旧的伦理，但是他们却不能从心所想，只能屈服于旧的伦理，可见，仅有观念上的冲决与更新也不能全然改变旧伦理。

1905年废除了科举取士的制度，对于士子来说就要面对这种千年未见之新局面，而当时的京师大学堂在蔡元培改革之前也是旧积习没有改掉，所以旧的伦理和积弊依旧盛行。考虑到蔡元培在教育史上的地位，本文以蔡元培的教育为中心，关于伦理的界定也取宽泛的意义。蔡元培以教育振兴中华、坚持以教育启蒙民众国民，并关注参加教学事务，也因此从教育制度上改革教育以改造社会，把培养的中心放在青少年身上，1909就翻译了德国泡尔生的《伦理学原理》，并于1910年写出《中国伦理学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考虑到蔡元培在教育史上的地位， 1912年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教育总长，5月编《中学修身教科书》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10月，所订《大学令》22条由教育部公布实行。同时在1912年《提议以内务部之礼教同移入教育部案》中提到，“至于礼俗，不今不古，非中非西，尤有不合于共和时代者，使不为之厘定，以与各种教育界之设施相因应，则其为教育前途之阻力，势必后至。”
据张晓唯的《蔡元培评传》记载：“《中学修身教科书》共五册。前三册于1907年12月出版，未署名，后两册于1908年春出版，署名‘蔡振’。1911年秋，对全套五册略行修订，分作上、下两篇，于1912年五月出版。该书的编写始与作者在北京等候出国之时，定稿及修订则是在留德期间。这套教科书，与张元济、高梦旦二人分别编写的初小、高小修身教科书相衔接，在民国初期曾被各校广泛采用，至1921年9月已印行第十六版。”，在致《公言报函并附答林琴南君函》中言“其他父子有亲，兄弟相友，夫妇有别，朋友有信，在中学以下修身教科书中，详哉言之。”1912年7月辞职。但是1916年10月起回北京基本上任北大校长至20年代中。
蔡元培出国留学德国，因此也就与德国文化的接触较多，学习德国语言、编译书籍，留德四年在莱比锡大学三年，听“冯德的心理学或哲学史，福恺尔的哲学，兰普西的文明史，…，讲堂上常听美学、美术史、文学史的课，于环境上又常受音乐、美术的熏习，不只不觉的渐集中心力于美学方面。尤因冯德讲哲学史时，提出康德关于美学的见解，最注意美的超越性与普遍性。就康德原书，详细研读，益见美学关系的重要。”阅读德国思想家康德的书籍，因此德国文化对其影响也是明显的，从他的《中国伦理学史》中可见一斑，“故精神科学史尤重要。”对精神科学的重视虽然合于中国儒家重内心的观念，但是也于德国对于精神的重视，在《中学修身教科书》里，讲“本书悉本我国古圣贤道德之原理，旁及东西伦理学大家之说，斟酌取舍，以求适合于今日之社会。”又，在其书的目录中，社会、国家，家族，良心、理想等各立一章，并且在总论中首先讨论修己，都体现了古代儒家伦理和西方现代伦理的结合，这些内容一方面有现代民族国家的叙事逻辑，也有对道德理想的良心论阐释，分明有着德国浪漫理想主义的精神。再，他在《序例》中说，“是编所以资学堂中伦理科之参考，故至约至简。”从他的这句话里可以看出，他写本书是为了让学堂使用，而在当时中国，从伦理入手改造社会其实也就是文明化的一部分，因为新伦理的建立与国家的富强相关。

同时，蔡元培也在《中国伦理学史·序例》区别了修身书与道德及伦理，认为“修身书，示人以实行道德之规范者也。民族之道德，本于其特具之性质、固有之教条，而成为习惯。……伦理学则不然，以研究学理为的。”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蔡元培的给中学生的教科书里包含了学理和具体实行的“科条”。

在西方整体民族国家的大叙事逻辑下，可见其论述伦理的逻辑安排，有关于国家民族的伦理道德诉求，又有资产阶级教育的关注点，对于体育的重视和对国民道德的发挥颇为新鲜，对于修己的创新，他论述“修己之道不一，而以康强其身为第一义。身不康强，虽有美意，无自而达也。” 1924年蔡元培在英国伦敦的中国学会宣读的论文中指出：“它们（中英）都有令人称道的合理地安排体育与智育的共同思想，都有使学习系统化的共同意向。在礼仪教育方面，我们发现两国的教育，对所谓‘礼貌’，都同样采取鼓励的态度。…无论是中国的教育，还是英国的教育，目的都在于塑造人的个性及品质。”接着就是第二节对于体育的论述，这和以后的德、智、体、美、劳是关联的，“凡道德以修己为本，而修己之道，又以体育为本。”在这里，资产阶级的国民教育对于身体教育的重视被结合到传统中，强调忠孝伦理一康健身体为本的思想，进而说明体育教育对于国民兵役和国家的责任所在。“故人只一身，对于家族若社会若国家，皆有善自摄卫之责。”“康强身体之道，大略如是。夫吾人之所以斤斤计较于是者，岂欲私吾身哉？诚以吾身者，因对于家族若社会若国家，而有当尽之义务存者也。”在1925年的文章《中国现代大学观念及教育趋向》中提及北京大学制定的体育教育计划中就有各种运动技能比赛和志愿参加的某些军训项目（特别是童子军运动正在兴起）。 “与外界举行比赛和其他的室外比赛，吸引了所有的北大师生，其水准可与西方相比。足球、网球、赛马、游泳、划船等活动同样令人喜爱。”

这里对于德育与智育的接合，其思想的可来源直接是西方的观念，“西哲有言：康强之精神，必寓于康强之身体。”而且，身体健康与卫生之关系的接合更加具体地联系了饮食卫生习惯，“请述其概：一曰节其饮食；二曰洁其体肤及衣服；三曰时其运动；四曰时其寝息；五曰快其精神。”如果说这里的论述与传统有关的话，那么具体的关于饮食习惯的害处和运动的好处就运用了所谓的科学的身体生理学，探讨了饮食不协调引起各种病症，显然运用了西欧的病理学知识。如“运动亦卫生之要义也。所以助肠胃之消化，促血液之循环，而爽朗其精神者也。”

国家学说在其伦理体系中与社会相对，但是在现代化过程里，当时虽然有一些思考反思国家民族的问题，但是蔡元培在这里没有具体讨论，基本上是持赞成态度。也就是说在当时都在为了国家民族而思考奋斗，没有考虑到民族和人类学问题，随着“排满”思潮的进行，有些学者如梁启超就认识到不能把满族排除出去，坚持“大民族主义”，而蔡元培在前期思想中有激进的“排满”情绪。

因此，蔡元培的伦理思想是与国家民族等现代性概念相一致，并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记，而个人教育包括伦理教育就在于“务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指出：“国可富也，然或不免知欺愚，强欺弱，而演贫富悬殊资本家与劳动家血战之惨剧，则奈何？曰教之以公民道德。何谓公民道德？曰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在论及生命时，书中写道：“决斗者，野蛮之遗风也。国家既有法律以断邪正，判曲直，而我等乃以一己之私愤，决之于格斗，是直彼此相杀而已，汽法律之所许乎？”这里可见一般之文明与野蛮之中国流传。值得注意的是，书中论述财产权，认为“财产权之可重，次于生命，…”而什么决定了财产权如此重要呢？书中列出了两种理由：“曰先占；曰劳力。”且不论此种论点有何论论据，其实是19世纪西方思想资源得运用。试看：“有物于此，本无所属，则我可以取而有之。何则？无物之主，我占之，而初非有妨于他人之权利也，是谓先占。”

把财产权与生命权几乎放在同样的地位，不能不说是伦理和思想上的大变化。其实，这就是所谓“全球化”时代吧，恰如蔡元培所言，“今之时代，其全世界大交通之时代乎？昔者吾人以为我国为天下，而西方人亦以欧洲为世界。今也轸域渐化，吾人既以认有所谓西方之文明，而彼西方人者，虽以吾国势之弱，习俗之特殊，相与鄙夷之，而不能不承认为世界之一分子。”

当时除了有此种教科书给中学生使用外，还有所谓“进德会”，“其中基本戒约有不嫖、不娶妾两条。” 1912年既民国元年，由吴稚辉、李石曾、汪精卫等人在上海发起。会员分为三等，第一等为，不赌，不嫖，不娶妾者为甲等会员；加以不作官吏、不吸烟、不饮酒三戒，为乙等会员；又加以不作议员、不吃肉，为丙等会员。后来蔡元培北上，从新发起并修改章程，所拟三十六条，有不狎妓、不置妾、不赌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