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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性的中国形态与后现代主义问题
 
王晓华

简介
  男,1962年出生,学者,文化批评家,博士,深圳大学师范学院副教授。先后在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攻读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师从著名哲学家刘放桐教授和著名戏剧学家董健教授。从事文化、戏剧、哲学研究,发表论文60篇。
 
  汪晖先生的长文《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知识界最重要的文本之一。(1)他在分析1989年以后中国知识界的基本状况时敏锐地抓住了现代性这个对于当代中国文化而言的本质性问题,提出了以\"反现代性的现代化\"为核心的阐释体系,给中国知识界以巨大的震动。然而,他所提出的\"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本身就是一个悖论式的命题,它虽然深刻地揭示了中国现代化运动中的内在矛盾,但无法提供超越这个矛盾之上的完整阐释。实际上,\"反现代性的现代化\"作为实在的历史运动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它是对具体的社会历史的不恰当言说。与这个欠缺相关联,汪晖先生在以现代性为基本论域的数万字长文中未对现代性的本质进行明确的定义。这意味着汪晖在该文中并没有真正解决他所提出的问题,而是以悖论式的追问逼迫其他中国知识分子对这些问题给出更深刻的解答。本文作为响应汪晖式提问的一种尝试,将以现代性为基本论域提出新的阐释体系。

  一、 现代性的中国形态:从逻辑和历史的观点看

  按照汪晖先生的解释,\"反现代性的现代化理论\"是清朝末年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思考现代化问题时普遍的致思倾向,它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得到了比较明确的阐释和体现。但\"反现代性的现代化\"并不是意指在本质维度上对抗现代性的现代化(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而是指\"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与现代理论中的现代化概念有所区别\"。(2)显然,\"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概念\"从本质上讲是从属于\"现代化理论\"的,所以,汪晖所说的\"现代化理论\"是狭义的,意指西方正统的现代化理论。于是\"反现代性的现代化\"是对一种选择的不确切定义:这种选择的本质是创造出不同于西方形态的现代性。如果承认中国从二十世纪初到现在所走的是一条追求现代性的曲折道路,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现代性的中国形态是存在的。至于这种形态的现代性是否存在欠缺,可以暂且搁置不论,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以对现代性本质的准确把握为前提。

  \"现代性的中国形态\"这种提法意味着现代性的多元性。对于此类观点,有人提出过尖锐的批评:\"根本不存在什么东方的或中国的现代性\",\"否则,一国有一国的现代性,现代性岂不成了一句空话?\"(3)这种批评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不存在抽象的现代性,现代性存在于具体的现代化实践中,而不同国家的现代化实践不可能完全相同,不同的现代化实践所创造出的现代性也就存在差异;只要我们超越了西方中心主义的狭隘语境,就会发现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运动具有多种形态,因此,现代性是多元的。

  为了进一步证明上述观点,我将追问:什么是现代性的本质?或者说,现代与前现代的本质区别是什么?

  现代性最早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本主义取代神本主义的转折,而人本取代神本的本质是人成为主体,以主体的姿态面对整个世界,所以,现代性的核心是人的主体性--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在文艺复兴之前,西方人是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论体系的谦卑成员,其主体性处于受限制状态,文艺复兴运动则使西方人的主体性获得肯定和张扬。所谓的人本主义在本质上就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实现人类主体性的冲动使西方人开始了征服自然之旅,建立起日益庞大和强有力的科学-技术-工业-市场体系,而对个体主体性的弘扬则使财产的个体所有制、民主体制、多元文化日益获得承认和发展。实际上,任何国家要获得充分的发展,都必然要经历以实现人的主体性为目标的现代化运动:1、人要建立完全属人的世界体系,就必须从自然过程中凸现出来,以主体的姿态改造自然,使自然按照人的愿望重新成型;2、人作为一个类是由个体组成的,所以,人类主体性的发展最终依赖于个体主体性的诞生和发展,个体主体性的普遍兴起是人类社会获得充分发展的前提和目的。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性并不是仅仅属于西方的,而是属于全人类的。西方国家不过率先发展了现代性而已。早发的西方现代化运动在工具-制度-语言层面建立起一套完整的体系。这套体系对后来者具有借鉴意义,但并非是其它国家必须按之复制现代化进程的模板,因为实现主体性的具体方式可能有多种。

  如果把主体性理解为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的严格同意并把这种统一界定为现代化的核心,那么,我可以说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直至今日也未真正开始现代化运动,因为个体主体性在这些国家尚未获得制度化的肯定,但从人类主体性的广泛确立来看,这些国家早已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东方国家现代化运动的最显著特点是弘扬人类主体性/群体主体性而忽略个体主体性。中国实际上从二十世纪初就开始了其东方式的现代化进程,其标志是强调通过人对自然的征服而强化国力,并因此建立以工业化和城市化为主要内容的现代生产体系。1949年以后,中国为了强化与西方竞争的力量,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一度明确地把现代化规定为整个国家的阶段性目标。传统的农业社会变成了告别的对象,工业化和城市化则被视为进步的标志,构成传统文化核心的顺应自然的思想被征服自然的民族意志所取代。毛泽东个人的浪漫情怀使\"战天斗地\"式的主体精神扩展为全民族的情结和意志。几乎所有跟得上时代的中国人都成了浪漫的人类中心主义者。在1960年第15期的《中国青年》(当时为半月刊),我们可以看到一首名为《征服大自然》的诗:

  一脚踢倒山,
  一拳通破天,(4)
  张口吞宇宙,
  革新地球翻。

  以大山做鞍,
  以大河做鞭,
  挺起胸膛,
  征服自然。

  这首诗的作者是\"白龟山水库临颖瓦店十营民工\"。从这首诗可以看到征服自然的思想在当时是多么深入人心。事实上,1949-1976年间的中国人对现代化的理解聚焦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或者说,现代化被理解为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展开的一场征服自然的大竞赛;他们认为,存在两种现代化--社会主义现代化和资本主义现代化,前者将由于制度上的优越性迅速赶上后者并为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毛泽东写到:\"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使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5)

  现代性的中国形态在1949-1976年间具有如下特征:1、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旨在实现让所有属于人民范畴的人都过上幸福生活的社会主义理想,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现代性设定为对立面;2、以计划经济为具体形态,与西方以市场经济为动力的现代性在经济体制上有根本差异;3、与计划经济相应,领导现代化运动的上层建筑采用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民主虽然作为一个口号和目标被提出,但未制度化;4、在意识形态领域尊崇单一的思想体系,与现代西方以自由主义和多元主义为精神内核的现代性恰好形成鲜明的对比。这实际上是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所采取的共同的现代化策略。现代化的中国形态是受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形态规定的。(6)这种形态上的现代化虽然在短时期内爆发出了巨大的能量,但有明显的欠缺:只强调群体主体性而忽略个体主体性。在1976年以前的有关中国现代化的文献中,我们几乎找不到个人的位置。代替个体的是暧昧的人民/群众/阶级概念,而对绝大多数个体的唯一规定就是做庞大的国家机器的零件。笛卡儿所说的\"我思\"变成了领袖人物的特权:只存在一个绝对的个体-主体,所有的他人都是被领导的群众。个体自由、民主体制、多元文化这些构成西方现代性重要内容的要素在此阶段的中国现代化运动中几乎是完全缺席的。群体是由个体组成的,对个体主体性的压抑乃至剥夺必然最终损害群体主体性:这正是此阶段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不断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所以,这段历史时期内中国所实现的现代性是一种残缺的现代性。虽然在此阶段现代性的中国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说获得了自己的个性,但这个性是以绝大多数人丧失个性为代价的,其最终结局是必然停滞。

  在分析现代性的中国形态时,汪晖先生过于强调了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影响,相应地忽略了传统社会主义学说在这个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因而无法解释下面的事实:中国的现代化实践在1978年以后所发生的转折并不以对传统文化和民族主义的批判为动力,而是源于对社会主义概念进行新的、灵活的、富有建设性的阐释。邓小平无疑是造成转折的关键人物:他以重实效的社会主义观代替了毛泽东带有乌托邦意味的浪漫的社会主义观,通过在所有制、生产方式、流通和分配体制等方面重新阐释社会主义而使中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始于1978年的改革运动之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是因为它弘扬了人的主体性:1、效率原则和新的分配体制使人在生产过程中的群体主体性获得了比较大的解放,生产力呈加速发展趋势;2、先前受压抑的个体主体性获得了有限但意义深远的承认,人的个体自由和私人空间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其中,个体主体性的的发展代表了中国现代化实践的根本革命:它是1949-1976年间的中国社会最为欠缺的,也是现代化进程的终极动力和目的。对个体主体性在观念上的承认最早体现在对真理标准的大讨论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意味着个体对先前的理论/学说具有证实和证伪的权力,而这至少在观念上承认了个体的主体地位。随后所进行的所有制改革和市场机制的创立则在实践层面上肯定着个体主体性:1、所有制的多元化使个体所有制合法化,而所有权是对主体性最深层的肯定;2、市场机制使个体不再单纯是国家整体计划的执行者,而是能根据自己的需求、欲望、理想提出要求和指定计划的主体。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曾经展开的有关主体性的讨论从根本上说是对个体主体性的呼唤和肯定。(7)个体主体性的建立意味着现代性的中国形态开始从残缺走向完整。

  显而易见,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还远为完成:1、构成现代性核心的人类主体性和个体主体性都有待发展,尤其是个体主体性尚处于萌芽状态(中国人尚未普遍地成为个体);2、保障个体主体性和社会公正的民主体制也尚未健全;3、市场化、理性化、法制化等现代化要素还需深入发展。所以,中国的现代性人是一种不完整的现代性。中国目前面临的难题虽然有源于现代性的危机(如生态危机),但更多的是现代性未完成所产生的困境(如严重的腐败现象和大中型国有企业问题)。因此,现代性在中国还远不是一个需要超越的过时的存在,而是尚待实现的目标。

  二、 现代性的本质与后现代主义问题:我们应如何做出抉择?

  虽然中国的现代化实践还远未完成,但现代性在西方发达国家已开始成为超越的对象,而发达国家的话语优先权又使部分中国人生活在后现代语境中。一些激进的中国学者和作家以后现代主义者的身份宣告\"现代死了\",认为中国人应该以后现代的方式生活。问题随之出现了:中国是否应该/能够超越现代而直接进入后现代?后现代主义在中国是不是不合时宜的?在现代性和后现代之间,我们是否应该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要回答上面的问题,必须首先追问:后现代性的本质是什么?由于真正后现代的后现代性是对现代性的否定和超越,而否定和超越又被其对象所规定,所以,回答后现代性的本质就必须先追问现代性的本质。我们已经证明:现代性的本质是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其根本逻辑是主体-客体的二分法--主体是活动的源泉、中心、目的,客体则是主体认识和改造的对象,是实现主体计划的质料和工具,所以,现代性的最本质特征是设定了人作为主体对客体的绝对征服关系。现代性在建立之初确实通过迅速人化自然界加快了人类社会的发展,空前繁荣的当代世界正是现代化运动的结果,但是构成现代性核心的征服-被征服、目的-手段、中心-边缘的二分法也造成了严重的生态危机和人文危机,因此在现代性中也蕴涵着毁灭性的力量。以此来推论,真正与现代性构成超越关系的后现代主义应该是后主体主义,其目标则是建立以守护存在/世界为特征的生存方式。它将超越由主体-客体二分法派生出来的人-自然、目的-手段、中心-边缘、征服-被征服等二分法,用人与万物和平共在的彻底的多元主义取代它们。由于后现代性尚在生成过程中,后现代世界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作为其理论表述的后现代主义也有待发展。有的自称为后现代主义的学说实际上并未触及现代性的本质,同时,某些触及了后现代性本质的学说则未将自己命名为后现代主义。在传入中国的诸种相关学说中,后期海德格尔哲学虽然从未自我命名为后现代主义,却最深刻地言说了后现代性:1、海德格尔深刻地认识到了现代性的本质是主体-客体的二分法,意识到了现代性的危机,指出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把整个世界都视为对象、客体、质料、手段,以至于\"大地及其大气成了人的原料,人变成了人的材料\"(8),使万事万物皆处于无保护状态,\"本身已经是一种爆炸性力量,足以使任何事物摧毁为虚无\"(9);2、他指出超越现代性危机的根本途径是超越以人为中心的主体主义,使人由世界的征服者转变为存在的守护者,并因而\"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海德格尔无疑是是迄今为止最深刻的、大写的、真正的后现代主义者,然而,由于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运动还没有成熟到足以认识他的重要性的地步,他作为后现代主义者的地位和立场就被遮蔽了。目前,在众多的后现代主义流派中,美国后现代主义中心的学者们公开继承了海德格尔的后期思想,要求超越征服自然的学说,恢复人与世界的同一性--一种共同在家的同一性。(10)可惜的是,习惯于从人与人关系角度把握后现代主义的中国学者只有极少人注意到了这种后现代主义。这说明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还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

  目前中国影响最大的后现代主义学说主要有三种:1、后殖民主义;2、以平面化为中心概念的大众文化理论;3、解构主义。这三种学说均未真正触及现代性的本质,自然也不能对后现代性进行完整的言说:1、后殖民主义意在解构西方中心主义,消解旧的中心-边缘的二分法,虽然指出了一个基本事实--迄今为止的现代化都是以西方为中心的,但由于未能指出现代性的本质,因此,它对西方中心主义的消解并未导向独特的后现代设计,有时反倒指向以反抗者为中心的新地域中心主义(这正是现代性的基本逻辑的体现),所以,与其说它是后现代主义,毋宁说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现代式的反抗。2、大众文化理论认为现代世界正处于以大量复制为基本特征的后现代阶段,社会生活趋于平面化,以深度模式为特征的现代已经死去,主体死了,甚至\"人\"也奄奄一息。这种说法虽然在\"主体之死\"上似乎触及到了现代性的本质,但由于它所说的\"主体之死\"是个消极的结果而非积极的设计,所以,它并未对现代性进行真正有效的否定。实际上,以大量复制为特征的所谓\"后现代\"恰恰是发展到了极致的现代--现代社会在进入大机器生产以后就进入了大量复制阶段。同样,平面化也不是后现代的特征,而是高度现代的现代性--技术理性和商业理性--恶性膨胀的结果。(11)所以,它是晚期资本主义的自我意识,是现代性的一部分,它称自己是后现代主义是错报家门。3、解构主义认为现代性的一个根本特征是整体性,而整体性是个体、差异、多样性的敌人,所以,后现代主义应该向整体性开战,捍卫个体性生存的权力,并因此反对包括宏伟叙事等一切可能导向和强化整体性的东西。它预见到了后现代将是个体化的时代,这是其意义所在。但是它并非意欲复活生动的具有完整个体性的个体,而是致力于社会生活的碎片化,因此,它在捍卫个体性的同时也使个体成为破碎的、隔绝的、悖论式的荒谬存在。如果后现代的人类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存在,那么,后现代性将意味着噩梦,而非拯救。所以,这种后现代主义除了表达了对现代性的反抗欲望外,没有更多的实际意义。

  上述后现代主义虽然对现代性有所批判和消解,但都没有成功地越出现代性的边界。它们的共同局限在于:见人不见物,即,仅仅纠缠于人类的内部关系,而未从人与自然的关系这一更广阔的视域中看问题。人与人的关系直接受制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人怎样对待人与人怎样对待自然界是一致的,所以,如果不把自然界从人类中心主义的暴力中解放出来,人就不可能从他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真正的后殖民主义和个体主义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世界范围内的后现代主义应该完成根本的转折,把视野从单纯人的领域扩展到人-自然关系的领域,设计出真正后现代的生活方式。在这方面,后期海德格尔哲学具有典范意义。后现代主义者应该重新估价海德格尔对后现代主义运动的价值和意义,向海德格尔学习。也许这是后现代主义走向成熟的一个前提。

  既然后现代主义具有如此多样化的形态,那么,中国是否应该选择后现代主义?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后现代主义?

  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必须认识到下面的事实:其一,中国的现代化运动还远未完成,现代性作为整体在中国尚是一个目标,所以,不宜在中国全面否定现代性,尤其不宜否定个体主体性与保障个体主体性的市场经济、民主体制、多元文化等现代性要素;其二,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1949年以后走上了重视群体主体性而忽略个体主体性的道路,这既使个人长期处于压抑状态,又使自然界在走向极端的群体主体性的暴力下遭到严重的毁坏,所以,中国正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从个体主体性尚未普遍建立的角度看,中国还不存在超越现代性的前提,但就人对自然的征服所造成的生态危机而言,现代性在中国已是必须超越的东西。这种矛盾状态注定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要在保护个体主体性的同时致力于反思走向极端的人类主体性。亦即,中国的后现代主义应更多地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筹划后现代之路。这意味着我们的最好选择是海德格尔式的后现代主义。后期海德格尔的重要意义在于:不是单纯地宣告主体之死,而是力图为人的主动性找到新的方向--从征服自然走向守护家园。这是大写的后现代主义。对于它而言,消解主体性就是消解人对他人、人对社会、人对自然的征服、剥削、侵略之路。与其说它消解了人的主动性,毋宁说它使人的主动性获得了升华。考虑到中国的生态危机已经十分严重,接受这种大写的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意义十分重大。

  由于个体主体性的建构在中国还刚刚开始,所以,启蒙主义在中国还远不应该成为嘲讽的对象。我们甚至要不断回到文艺复兴时期的启蒙主义理想,以使个体主体性和个体文化在中国获得充分的发展。特殊的生存处境要求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成为战略家。

  后现代主义对中国来说既太早,又太晚。对于尚未普遍建立个体主体性的中国来说,以消解个体主体性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来得太早了,而以超越人类主体性为目标的后现代主义则来得太晚了,因为畸形发展的人类主体性(战天斗地的生存逻辑)在中国已经造成了深重的生态灾难。这注定了中国的后现代主义者将有微妙的生存处境。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在中国将处于\"共在\"状态。与现代性的中国形态相应的是后现代性的中国形态。这不是中国人的选择,而是中国人的天命。



注释:
1、 汪晖《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天涯》1997年第5期。
2、 见上文。
3、 杨春时《\"现代性批判\"的错位与虚妄》,《文艺评论》1999年第1期。
4、 \"通\"这里应为\"捅\"。显然民工作者由于文化水平不高而写了错别字,但这也说明以征服自然为核心的现代性观念在当时的中国是多么深入人心。
5、 《毛泽东著作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第849页。
6、 在总结中国形态的现代化时,我们不能忽略下面的事实:二十世纪上半叶社会主义阵营的诞生使得原本单一的现代化形态分化为两个分支--资本主义形态的现代化和社会主义形态的现代化。汪晖对这点似乎重视不够。
7、 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是这次讨论的代表性文本。请参阅《刘再复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出版,第72-125页。
8、 海德格尔《诗·语言·思》,文化艺术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01页。
9、 海德格尔《通向语言之路》,英文版,Harper&Row出版公司1991年出版,第84页。
10、 大卫·格里芬编《后现代精神》,中国编译出版社1998年出版。
11、 海德格尔指出:在技术理性的统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人的人性和物的物性都分化为一个在市场上可以计算出来的市场价值\"。(《诗·语言·思》,第104页。)显然,正是技术理性的大量复制观念和商业理性的最大利润原则合二而一,造成了现代生活的平面化。


《世纪中国》(http://www.cc.org.cn/) 上网日期 2001年0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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