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 法 评 论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et revelabitur quasi aqua iudicium et iustitia quasi torrens fortis

 李小科

Statesman:罗尔斯心目中的理想"政治家"--罗尔斯对"政治家"和"政客"的区分及其溯源

 

  罗尔斯被公认为二十世纪西方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他继两本大部头著作《正义论》(1971)、《政治自由主义》(1993)之后,在1999年又出版了他的第三本力作《万民法》(The Law of Peoples)。1从内容上看,《万民法》主要是对《正义论》中所提到的"国际法"(The law of nations)的重新思考,是对罗尔斯在1993年发表的同名文章所做的发挥和扩充。从罗尔斯的思想构成上看,《万民法》是关于自由宪政民主国家与其他国家间的政治哲学,探讨一个由自由人民和合宜人民构想的和平稳定的世界社会如何可能。因此它可以被视为《政治自由主义》的姊妹篇。在《万民法》中,罗尔斯提出一种不同于传统主权国家的"弱势国家"概念;用于处理这种类型的国家与国家之间外交关系的8项原则;2把战争限制在正义范围内的6条规范。其中在第14部分"战争行为"中讨论第三个问题的时候,他有区别地使用了statesman 和politician这两个术语。

  在通常情况下,人们分别将两个词直接理解和翻译成"政治家"和"政客"。但实际上,罗尔斯文中所使用的 statesman,更多地指一种理想,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他对现实的"政治家"所寄托的一种希望,因此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政治家"含义并不相吻合。有鉴于此,本文拟从内容述介和历史溯源两个角度展开分析,澄清人们在阅读罗尔斯后期作品时可能出现的误解。

  一、 Statesman 和Politician的区分

  在我们的汉语中,"政治家"和"政客"是这两个感情色彩十分鲜明的不同概念;前者用以对"正面"人物的歌颂,后者则是政治无赖或政治流氓的同义语。在英语中,对政治领导人的称谓通常有三种:statesman, politician, political man (woman)。一般说来,statesman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政治家";politician兼有"政治家"和"政客"两种意思,但现在更多地是在第二种意义使用这个词;political man (woman)相当于我们所说的"政治风云人物"或"政界要人"。不过,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普遍都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现实当中从事政治的人都是骗子。有美国学者曾这样描述美国的政治,认为领导美国的一群恶棍、骗子,而领导这群恶棍骗子的更是一位更可恶的坏蛋加十足的流氓。甚至美国早期的政治家潘恩也曾说过:"对上帝来说,一个普通的诚实人要比从古到今所有加冕的恶棍更有价值"。3在这种意义上,所谓的"政治家"只不过是更高明、更善于隐蔽自己的"政治骗子",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政治家的伟大与否了。

  在罗尔斯的笔下,许多在历史上曾叱咤风云、通常被人们尊称为"政治家"的人物,实则难逃"政客"的恶名;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只有唯数不多的几个人才配享"政治家"这一美誉。罗尔斯直接提到的两位这样的人物就是华盛顿与林肯。但罗尔斯还是借用英语中对"politician"与 "statesman" 所作的传统区分来表述自己的政治家伦理思想的。

  在罗尔斯看来,人们不能凭一个人担任的官职来判定他是否是政治家,也没有哪一个官职能确切地说就是政治家的职位,不能因为一个人当过总统、首相、或总理就说他是政治家;也不能因为一个人没当过总统或总理就不能成为政治家,"政治家既可以是总理或总统,也可以是总统和总理以外的其他高级官员"。4一个人成为政治家的前提条件是只要他(她)能"以其当政时出色的领导,以及在此期间所显示出的过人才华,在危机的关头曾力挽狂澜、扭转乾坤,领导他(她)的人民渡过险滩、走出危难"。5

  罗尔斯在此前讨论"战争权"问题的时候,提出了规划战争六条原则。它们分别是:

  ① "有序人民发动正义战争的目标指向各人民(民族)间的正义、持久的和平,尤其是与现存敌人达成的这种持久、正义的和平;

  ② 有序人民发起的战争不是针对其它有序人民,而仅仅是针对无序的国家。无序国家的扩张主义威胁着有序政权的安全与自由的制度,并因此而引发战争;

  ③ 在战争中,有序人民必须对国家首脑和官员、士兵、平民三者进行严格地区分";6

  ④ "有序人民必须尽可能地尊重交战另一方民众和士兵的人权";

  ⑤ "有序人民以其在战争中的实际行动和庄严的文告,向世人昭示他们所渴望已久的和平和他们谋求建立的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关系。籍以公开、坦诚地展示他们所追求的目标的本质,证明他们的人格魅力";

  ⑥ "在对行为与政策的合适度进行判定时,手段-目的式的实用思维(practical means-end reasoning)所起的作用必须有其限度"。7

  罗尔斯认为,这些原则的贯彻和实施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有序人民政府中的领导和高级官员,只有他们才有条件带领他们的整个人民来按照正义战争原则的要求行动,也只有他们才可能承担起恪守战争正义性的义务。罗尔斯认为,如果政治领导人在外交事务中遵守这些原则,尤其是第四和第五这两条原则,那么就可为自己赢得成为一名"政治家"所需的各种条件。

  罗尔斯专门用于区分"政治家"和"政客"的文字与这种区分的重要性相比,前者显得少了一些。但他有一句话讲得十分透彻和精辟,"政客的眼睛只盯着下届选举,而政治家的心中却装的是下一代(the politician looks to the next election, the statesman to the next generation)"。8由此看来,"政治家"不同于"政客"的其中一点就在于,政治家具有长远的历史眼光。以对战争的态度为例,政治家能考虑到,"进行战争的方式和结束战争的方式都将永远留刻在各社会的历史记忆当中,并在一定程度上也勾画了未来战争的轮廓与模式"。9但是,这并不是说能改变历史或改变了历史的人就成为政治家。拿破仑和希特勒都曾改写了世界历史和人类生活的政治人物(political man),但在罗尔斯看来,"他们绝对算不上什么政治家",10主要的原因在于"理想的政治家包含有道德的因素在其里面"。11

  在罗尔斯看来,政治家在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中起着核心作用。这种核心作用一方面体现在对战争行为方式的决策与思考中;另一方面表现在政治家承担着这样的一种重任:"努力改变不同人民之间潜在性缺乏的亲合力;当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产生于以往民主机构的不正义、或源于由共同的历史或对抗所造成的相互仇视之中,并竭力去消除造成这种状况的各种原因"。12罗尔斯接着指出,政治家不必做到"毫不利已", 即使他们在在位、掌权期间也可以有个人的利益,但是政治家在对社会利益进行评判的时候却必须做到"专门利人",尤其是在战争进行到关键的时刻,他们不能听命于复仇或报复的心理的摆布。罗尔斯认为,二战结束前夕的杜鲁门总统就犯了这种愚蠢的错误。杜鲁门鲁莽地下令用燃烧弹火焚东京、向长畸和广岛投放原子弹;也"曾把日本人描述为禽兽,并认为应以对待禽兽(beast)的方式对待之"。13在人们的心目中,杜鲁门曾是一位了不起的总统,他本来有机会成为政治家、成为伟人,但他结束太平洋战争的方式,使他的一世英名化为一缕青烟。而与杜鲁门先生的政治"悲剧"相比,华盛顿和林肯则堪称政治家。

  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在罗尔斯的国际政治伦理思想中所说的"政治家",既非人们通常在褒义上使用的"政治家",更非贬义的"政客",而是想通过对Statesman 和Politician的区分,提出"一种理想(an ideal),一种类似于诚实的、有美德的个人的理想";14 Statesman也可说是他的"现实的乌托邦"思想在政治家这一概念上的具体体现。

  罗尔斯通过区分"政治家"和"政客",表达了自已理想中的政治家的风范,这也等于给现实中的政治人物和"政客"设定了作为成功政治家的道德标准和伦理准则。

  二、 相关链接

  罗尔斯超越普通的政治学含义,从政治哲学和政治伦理的角度来谈论"政治家"的含义,从而为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家施以伦理的与规范。他所表述的这种思想,我们可以在西方政治哲学史上的其他思想家,如韦伯、康德、卢梭等人那里找到类似论述。

  马克斯。韦伯被西方学者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学家",同时又是一位"像马基雅维里或托克维尔一样的政治理论家"。15就其整体思想而言,他一方面同意官僚制是最为有效的管理形式;另一方面,他又把它视为对某些人类最为重要的价值的威胁,认为官僚阶层造就出一些可怜的领导人。针对这种情况,他在其《作为职业的政治》中区分了"官僚"和"政治家",指出官僚制中起作用的是"官僚"而不是真正的"政治家";16为了对付在伴随社会行政管理的理性化过程中必然出现的、由官僚制引发的弊病,就必须造就在类型上与官僚完全不同的政治家人格,以"政治家"来取代"官僚"。他由此提出了他所认为的理想"政治家"。

  韦伯认为,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热情"、"责任感"、"判断力"这三个条件。"热情"就是指对一切现实事物的关切,对一个真实目标的献身;"责任感"指源自热情的使命感;"判断力"是一种不带情绪的、冷静地面对现实和洞察现实的能力。17由于韦伯心目中的这种"政治家"兼备热情、责任感、洞察力,因此他们"在世俗"而"不为世俗",争夺权力而不是为了贪恋权力,他们将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统一于一身,从而形成一种"超凡魅力型的品质",进而掌握超凡魅力型的权威。前面我们看到,罗尔斯只有两位人物配称"政治家"(Statesman)美誉,那就是华盛顿和林肯;无独有偶,韦伯祟尚的"政治家"也只有两位,他们分别是格莱斯顿和劳埃德?乔治,并明确把他们称为楷模。18

  从这些相似之处,我们不难看出,韦伯在这里所说的"官僚"指的就是人们在平常意义上所理解的"政治家"和罗尔斯所说的"政客"(politician);他所祟尚的"政治家"类似于罗尔斯所畅想的Statesman。

  其次,罗尔斯对statesman和politician的区分以及由此所表述的理想政治家理念,也与康德在《永久和平论》所提到的道德政治家颇为相似。康德在《永久和平论》的附录I中,从永久和平的观点讨论了道德与政治的分歧的时候区分了"道德的政治家"(moral politician)和"政治的道德家"(political moralist)。在康德的思想体系中,政治哲学也就是道德哲学的延伸,政治离不开道德,政治与道德不能两相分离。康德认为,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必须有自由及以自由为基础的道德法则的存在,而不能仅仅可大自然的机械作用;否则政治就会演变为一种治人术,权利也就自然地被抽为空壳。因此必须把道德与政治结合起来,把道德提升为政治的限定条件。道德的政治家在这里遵循的原则是,"当一旦发现国家体制或国与国的关系有人们所无法预防的缺陷时,那就有义务,尤其是对国家领袖说来,要考虑怎样才能尽可能迅速地加以改善,并使之符合于理性观念所呈现于我们眼前作为典范的那种自然权利,哪怕这会付出牺牲自我利益的代价"。19相反,道德化的政治家(即政治道德家)却经常借口人性没有能力按照理性为人们所规定的观念去达到善,以此去掩盖违反权利的国家原则。政治的道德家缺乏责任感,常为了自己的私人利益不惜付出一个民族,有时可能甚至是整个世界的代价,这种人无异于职业化的法学家。从康德的"道德政治家"和"政治的道德家"区分中,我们已隐约地看到了今天罗尔斯的"政治家"与"政客"。

  法国十八世纪启蒙思想家卢梭的思想对康德产生过深刻的影响,并为今天的罗尔斯所继承和沿续。卢梭虽然没有像康德和罗尔斯那样专门对理想的政治家和现实中的政治家作区分,但这种区分本身隐含在他的整个思想大厦之中。

  卢梭在其《社会契约论》的第一句是:"我的目的在于思考,在政治社会中是否能有合法可靠的管理原则,来把人当其所是,把法当其所应(能)是"。20卢梭对现实政治社会中的不公深为不满,从而把探寻通往"所是之人"的途径和"所应是之法律"作为已任,这就有了其思想中对"实然世界"与"应然世界"的区分。为此,卢梭提出一个永远代表正当和正义、永远保持正确的"公意"(General Will)概念,以区别被多数人或全体人投票通过,但却并不一定正当、且往往出错的"众意"(The Will of All)。卢梭认为,按照"公意"达成的法律就是"所应是之法律",即"真法"(true law);而所有现存的法律,即他在《爱弥尔》第四卷中所提到的法律,21则是"众意"的产物。有两种社会、两种法律,同样也就有两种政治领导人。他批评当时的政治领导人只强调政治的经济因素(the economic aspects of politics),"只想着商贸和金钱",而不象"古时的政治领导人那样总是在考虑着伦理和美德"。22卢梭拟古述怀,表达了自己所期盼的政治家。

  美国哲学家怀特海曾指出,"欧洲哲学传统的一个最大特征就是,它是由对柏拉图哲学所做的注脚组合而成的"。23具体到政治哲学以及我们这里所讨论的问题当然也不例外。

  能体现柏拉图政治哲学思想的充分体现在《理想国》这一译名之中。他主张建立了一种不同政治现实的理想国家,在这个理想的政治国度里,治理社会的最佳人选应是他理想中的哲学王。现实政治与理想政治、现实政治家与理想政治家的区分,均早就发端于这一伟大的哲学家那里。罗尔斯在讨论政治家伦理时,虽然没有直接提倡"哲学王"的思想,但他简接地表述了类似的思想。他说,"哲学工作者的任务就是明确人类永恒生存的条件,揭示有序社会的真正利益之所在;政治家的任务就是在实际的运作当中甄别和辩识这些条件和利益"。24这也就是说,他的理想政治应是哲学家的智慧与政治家的敏锐之间的结合,也即哲学理想与现实政治之间的合一。

  从罗尔斯对Statesman和Politician所做的区分及其与西方政治哲学史上其他思想家所做的类似论述的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以下几点:

  首先,所有这些思想家在阐述各自的"政治家"观念的时候,都寄托了一种到道德的追求,赋予了政治家们以道德的素养和对公共、长远利益的考虑。思想家们的这些理想追求,一方面呼唤着现实政治中的政要人物去将这种理想转化为现实,另一方面通过唤醒平常意义上的政治家们的道德良知,在工具理性化的社会中展现人文理性应有的道德关怀。

  其次,就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而言,罗尔斯对Statesman和Politician的区分并没有多少新意,它可以在许多思想那里找到踪迹,而且在这方面他根本不可能赶上康德。"真正的政治不先向首先宣誓效忠,就寸步难行",25康德《永久和平论》中的这句话,对道德与政治之间的关系这个问题说得再也清楚不过了。康德告诉人们,没有道德作为基础的"政治哲学"是无根的、飘摇不定的胡言乱语。罗尔斯今天对Statesman 和Politician的论述区分,再一次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和关注政治、法律后面那深层的道德基础。

  第三,罗尔斯的创新和真正贡献在于,当他讨论"政治家"和政治家理想的时候,是超越国界和地域的限制、顺应全球化的大潮,从国际政治的眼光和视野来考察和评判政治家的。他将对"政治家"理想的研究与讨论从国内政治引向国际政治。而在此以的思想家那里,包括我们在本方中提到的另外几位伟大思想家那里,他们都是从传统的国内政治的意义上讨论政治家和政治理想的。

  罗尔斯的观点固然有着他自身的道理,但我们不难看出,他对理想政治家的论述和要求主要是从"战争"的角度出发去做评判。这样做不免在理论视野上有点狭窄。

注释:

1 笔者对该书名称的此种翻译译本身持有异义。详见《复旦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第65-68页。人大复印资料《政治学》2002年第5期转载。

2 对此书的内容介绍,可参阅笔者发表在《华侨大学学报》(社科版)2002年第1期上的一篇评介性文章。

3 转引自梅里亚姆:《美国政治思想史》,朱曾汶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8页。

4 Rawls: The Law of Peopl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9, p97

5 Rawls: LP, p97

6 Rawls: LP, p94.

7 Rawls: LP, p96.

8 Rawls: LP, p97.

9 Rawls: LP, p96.

10 Rawls: LP, p98.

11 Rawls: LP, p98.

12 Rawls: LP, p112.

13 见McCullough的《杜鲁门》一书第458页,1945年8 月杜鲁门与佐治亚州参议员罗素(Russell)之间的磋商;转引自Collected Paper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570.

14 Rawls: LP, p97.

15 迈克尔?H?莱斯诺夫:《二十世纪的政治哲学家》,冯克利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第4、34页。

16参阅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8页。

17参阅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50页。

18 Michael H. Lessnoff: Political Philosophers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Blackwell, 1999, p. 28.

19 Kant: Perpetual Peace and Other Essays on Politics, History, and Morals, pp128-29;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132页。

20Rousseau: The Social Contract, trans. by Charles Frankel, New York: Hafner Publishing Co., p49. (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21 他在《爱弥尔》第四卷的一个脚注中说:"所有国家法律的普遍精神皆偏爱强者歧视弱者,皆是富有的人凌驾于一无所有者之上:这种弊端无一例外。"

22 转引自Samuel Enoch Stumpf: Socrates to Sartre: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MCGraw-Hill, 1988, p. 293.

23转引自Samuel Enoch Stumpf: Socrates to Sartre: A History of Philosophy, MCGraw-Hill, 1988, p. 79.

24 Rawls: LP, p97.

25 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139页。

 

      上网日期 2002年1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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