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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大学之道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5-09-06 点击:

  中华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十一日在庐山军官团讲
  中华民国四十八年十二月在台北国防研究院订正
  中华民国五十一年九月在阳明山第三次订正
    总理在民族主义中,曾经提示我们中国固有的政治哲学之精微博大、高明切实,为外国的政治哲学家所不及。总理说:「中国古时有很好的政治哲学,我们以为欧洲的国家近来很进步;但是说到他们的新文化,还不如我们政治哲学的完全,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得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庸所说的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那一段话,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的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开展的理论,无论外国甚么哲学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出,这就是我们政治哲学的知识中独有的宝贝,是应该保存的。」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可说其是由内在的德性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乃是本末兼赅、惟精惟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我们知道政治是管理众人之事,大学一书,把个人的内在修省以及向外发扬的道理,发挥到了极致,可以说政治上基本的原理全在于此,我们现在所研究的军事,不过是政治的一部份,因为实际上军事是包括在政治范围之内的,所以凡是军人尤其是做了军官的,必须研究政治哲学,了解政治原理,更加要深明我们本国发明最早的政治基本原理——即大学之道。过去一般军事学校里,向来都没有将这些道理教授我们,现在一般普通教育,亦没有注重这大学之道,乃是做人——做国民、尤其是做军人最重要的学问,所以我们一般军官,都不知道这个最重要的「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大学问,更不知道拿这个学问的道理来修养省察、身体力行,自然亦不知道遵循这个道理来教育部下、治理军队;如此,带兵作战以及从政理事,当然就不容易成功了。我国军官如此不懂政治哲学,连这最重要的政治原理也莫明其〔第3页〕妙,如何可以成为一个健全的军官来望其建军建国呢?我们中国军队之所以没有进步,此即最大原因之一。因为做军官没有政治学问的基础,对于军国大事,就要宗旨不定,是非不明,人家说好,便跟?说好,人家说坏,便跟?说坏;只会跟人脚跟,随声附和,混混沌沌的过了一世,自己毫无处世做人的把握,亦无革命救国的定见,这种人可以说简直没有自立的人格,那里还能做国家民族的干城?天地父母生了我们下来,便要做一个堂堂正正完善无缺的人,才有人生的意义,才能无忝所生!所以我们做一个人就要知道做人的道理,尽做人的本分,做一个军官,更要知道做军官的道理,尽做军官的职责。可是现在不仅是一般军人,就是一般学者,对于这些做人做事成功立业的大道理、大学问,没有几个人肯来切实重视,更无人能精研洞达,切己体察,而来竭力推行的,以致中国自古以来独有的政治哲学这件宝贝,无人能够认识,因此固有的民族精神和道德智能,也就随之泯灭,国家危亡,如何可免?所以总理曾说:「这种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的道理,本属于道德之范围,今天要把他放在智识范围内来讲,才是适当,我们祖宗对于这些道德上的工夫,从前虽然是做过了的,但是自民族精神失去了之后,这些智识的精神,当然也失去了。所以普通人读书,虽然常用那一段话做口头禅,但是都是习而不察,莫明其妙的。」以上总理所说的这种毛病,是很普遍的,你们各位想必都读过大学中庸,试问读了之后,有几个人能切实了解这里面所讲的道理和意义,这书对于我们人生,究竟有怎么样的关系?究竟有那几件事,能够切己体察,有得于心,而来实践笃行,真正做到?如果我们读过这书,只是费了很多的时间,而不能笃信力行,得不到一点读书的实益,为国家社会来服务尽职,那读书有什么用?所以现在虽〔第4页〕然读书的人很多,而国家民族始终不能收到教育的功效,这是最可痛惜的一件事。我今天特将大学的道理亲口讲授给你们,如果你们从此都能彻底领悟,照这些道理,切己体察,力行勿懈,就可以创造新生命,成功一个完完全全的军官,教好我们部下,治好我们军队,更推而至于影响全国国民,即可以创造整个国家民族的新生命,恢复我国过去汉唐时代在世界上最强盛最光荣的地位!这就是我今天要讲大学的目的,亦即我对于大家最大的希望!

  大学第一篇,依照朱子所说,本篇乃是孔子之言,而由他的门人曾子所记述的,本书的前面,朱子还做了一篇很重要的序,大家应首先一读。不仅读大学要如此,我们随便看什么书,都要先看序文,因为序文的宗旨,都是要将他全书的内容,提要的说明与评论,我们看了序文,就可以得到全书的要领,明了正文的意义与精神之所在,由此再读正文的时候,便格外易于理会,事半功倍,所以看书的要诀,就是先要看序文,把全书的要旨了解之后,再开始读正文。你们看大学序言开宗明义第一句就是「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这一句话,就将大学全书的意义与精神都道破了,我们就此可以知道这部书的性质,更是?重教育的方法,不只是讲政治哲学而已。所以总理说,要把他当作知识范围内来讲才行。而我们做军官的人,就是教人治人的人,无论就知识范围的教育方法,或就道德范围的政治哲学来说,都不可不懂这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这三句话,朱子认为是大学之道的三个纲领,可是阳明谓此三者,乃是构成其大学之道的整个体系,而其内容乃是上下一贯,不能并列为三个纲领的。〔第5页〕余亦认为阳明的解释,亦较朱子所说的合理而易解,但此三者虽是一贯而不可并列的,然其成分与功能,实有先后程序之分,虽不能并列为三个纲领,至少亦可说是构成大学之道的三个要则。这要则,就是天生蒸(众也)民,有物有则之则,乃是人与生俱来的理则。只要大家明了此三个纲领,乃是三个要则,而且是体系一贯,其进行程序,本末始终,亦是彻上彻下有条不紊的,这样就可在文字上免除咬文嚼字、再作无谓的纷争了。至于「明德」的意义,天地父母生了我们下来,就有一种天赋灵明的德性(即阳明所谓天命之性,而自然灵昭不昧者也)。这就是「明德」,但是他有时不免为气质所拘(朱注:人之气质,有刚有柔,有高明,有沉潜,倘任其偏向发达,不加修省,必至影响及于本体)为物欲所蔽(朱注:一切声色货利、功名权位之外欲,亦足以掩蔽本性,使之驰骋迷途而忘返),渐渐失其灵明以至于泯灭,而一切骄奢淫佚、失德败行的生活和恶习,乃从之而生。大学之道,第一就是要修明「明德」,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亦可以说是要存天性而除物欲,要使此「明德」——「天性」保持其本体之纯洁灵明,不为气质所移,不为物欲所蔽,不为利害所诱,日益发扬光大,充实完善,此即谓之明其明德,这是修己工夫的第一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乃是构成大学之道的第一要则和程序,亦就是朱子所谓第一纲领。

  其次,所谓在「亲民」,「亲」这个字,有两种解释,程子释「亲者,新也」,故朱子在大学章句中,以「在亲民」作「在新民」,解所谓「新民」者,即是使民众能日新又新、进步不已的意思。所以本书第二章的释义作为新民释。而王阳明则照大学古本「在亲民」的「亲」字的原文意义,释「亲民」〔第6页〕为亲近民众,乃本其一体之仁心,以感化民众、革新国家与社会的意思。我们晓得:大学所讲人生最大任务,莫过于治国平天下,我们明明德修身之后,便要推而广之,将一般民众一切腐旧的不良的不适于时代环境的思想、风习、生活都能铲除,使其造成一种新的思想、风习与生活,俾能与时代要求相适应,以确保其生存与发展,这就是古人所讲「化民成俗」,亦即近来我们所推行的新生活运动之真正意义,必须如此,然后治平之功才有基础,因此朱子释「亲」为「新」并没有什么错误。同时大家要晓得:王阳明是一个大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政治家与军事家,他依照大学古本原文的「亲民」释为亲近民众。所谓「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亲吾之兄,以及人之兄」,此乃根据「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解说,亦有其深远的意义,且有其古本原文充份的根据。因为新民必自亲民开始,如果不亲近民众、深入民众中间,我们自己虽有好的主义、思想、道德、言行、生活,亦无从传授他们,感化他们,所以他不肯更改古本原义,仍要作为亲民的解释,也是很有道理的。不过正因新民非亲民不可,而亲民则为新民应有的前提,所以我们讲新民便包括了亲民,而单讲亲近,还不能包括革新的意思,因之我在此还是依照程朱的解释易于了解,而且阳明亦说:「即以新民为亲民,而曰明德为本,亲民为末,其说亦未为不可。」可知他对以亲民释新民,亦并无反对之意。但他认为明德与亲民,虽有本末可言,而并不能分为内外相对的两物。以其明德亲民本为互相关联的一事,其内容乃是整体一贯,不可分列为二为三的。所以阳明又曰:「木之干谓之本,木之梢谓之末,惟其一物也,方可谓之本末,若曰两物,则既为两物矣,又何可以言本末乎」「若知明明德以亲其民,而亲民以明其明德,则明德亲民,焉〔第7页〕可释而为两乎?」这实是阳明反对朱子以「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分而为三纲领之说的理由。而此亦即阳明发明此三者为一体而不可分的创意之作。在他的意思,以为此三者是脉络一贯,乃是大学之道的一个总纲而不能分为三纲的。可是他亦并未有如此明白的提出来。大家还要了解,这亦就是朱王二派解释大学不同的最大争论之点所在,应该特加注意。但无论其如何解释,我们认为亲民与新民二者之意,并无重大差异,不必多所争辩,因为我们亲近民众,必须要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渐磨之以仁义,教之引之,鼓之舞之,使能涤除一切污,使其智能、德性、精神、体魄、生活、行动,都能追上时代,日新又新的道理,乃是决无错误的。我们训练军队尤其要如此,如果不能使部下的思想、习惯、生活、行动从根本上革新起来,成为一个现代军人,那我们革命便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现在我们一般革命党员和革命军人,究有几个人能做到「明明德」的?究有几个人更能尽到其亲民与新民的责任呢?各位都是军官,有许多是在民国元年前后就做了军官的,到现在已有二十三年,就是从民国十三年做起,也有十年了,试问民元或民十三时代的你们,与现在的你们,有没有两样呢?你们每个人在道德上、思想上、学术上、智能上、生活上,是否有新的进步呢?你们所统率的部下官兵,他们在精神上、学术技能上,又有什么新的进步呢?我可以代答一句,大多数还是同从前一样,没有革新和进步,各个人还是像过去一样的一个旧军人,换句话说,就是一个自私自利、不学无术的腐败军人,他如做了高级军官,亦就成了如过去北洋军阀一样的一个新军阀而已。由此推而至于一般军队,从民元到现在止,也没有两样,军人的精神、品德、生活、学术、思想,不但没有进步,而且只有退步!大家想一想,你们对部下曾经〔第8页〕有些什么新的思想、精神、技能、学术传授给了他们呢?你们自己不能革新起来,自然也无法使部下革新起来,这是一定的道理,你们或许以为亲民与新民的「民」字,是指「老百姓」,不是指军人,这就是大错了!各位要知道,中国古代民与兵是不分的,凡是一个国民,就都要当兵,所以古人所说「亲民」,亦就是「亲兵」的意思。至于今日所谓「良民是良兵的基础,良兵是良民的模范」亦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们「教民要如教兵,教兵就是教民」,其原则与方针是一贯的,因之军官在军队中亲其士兵,也就是大学「亲民」之义。所谓「亲兵」,就是要与部下亲近,要视部下如子弟,要能爱护部下,就是要与部下共甘苦,同患难,又要能恩威并济,赏罚严明,以教育部下,感化部下,使能日新其德之谓。我们在过去,因为军官自己既不能新,当然亦就不能使其军队日新又新,一般国民,更加无法使他们建立新的品德、新的学术、新的生活和新的精神了,所以我们的革命,至今仍未能成功。这一段话,是讲明亲(新)民的意义和重要。总括一句,亲(新)民是一种治人建国的基本工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构成大学之道的第二要则和程序,亦就是朱子所谓第二纲领。而其第一要则(纲领)「明明德」与此第二要则(纲领)「亲(新)民」的关系,可以说是体用合一而不可分的,故阳明曰:「明明德者,立其天地万物一体之体也,亲民者,达其天地万物一体之用也,故明明德必在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关于此点,我认为阳明的解释是正确的,可使读者更易了解。

  现在再要讲到大学之道的第三个要则(纲领),就是「止于至善」。这止于至善的释义,在本书(大学)第三章所说的就是「于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是说做人要有所止,而且要知其所〔第9页〕止,不能善恶不分、左右两可、无所适从的意思。这一句话,我以为在现在来讲,应该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精益求精」「以求至乎其极」的意思;一种是「择善固执」「止其所止」的意思。这样解释更容易了解,我们一个人明德(修己)亲民(治人)皆应当向理想的至善之境,不断进取;必求达到至善至美之境,而毫无欠缺的地步,亦就是要做到于理已无所不穷,于事已无所不尽,万物皆能各得其所,千古而不易其道,到这时候方得为止。所以阳明对于「至善」的解释曰:「至善者,明德亲民之极则也,天命之性,粹然至善,其灵昭不昧者,此其『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此其说明「至善」就是「真理」。亦即吾心之「良知」,而「良知」即「真理」之所在,乃在吾心之内,而不假外求的。我们为人、处世、作事、立业如能把握住此至善之道,而固执不变,信守不移,就不会驰骋妄想、见异思迁了。譬如我们带兵作战拟订一个计划,到了至善之中、完备无缺的时候,便不要再改变,只是依照吾心的良知,允执厥中,信其所止,贯彻到底,乃下定最大的决心,勇往迈进去彻底执行。推而至于我们做人也要如此,敦品厉行,明德亲民,必须做到尽善尽美,才算心安,尤必择善固执,明决果行,才能立身,才能立功!所以「止于至善」,不只是为学、处事、开物、成务、做人的第三要则(纲领),而实是总括以上「明德」与「亲民」两大要则(纲领)实践笃行的准则,而为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八者的总纲领。所以阳明说:「止至善之于明德亲民也,犹之规矩之于方圆也,尺度之于长短也,权衡之于轻重也。方圆而不止于规矩,爽其则矣;长短而不止于尺度,乖其剂矣;轻重〔第10页〕而不止于权衡,失其准矣;明明德、亲民,而不止于至善,亡其本矣。故止于至善以亲民而明其德,是之谓大人之学。」各位现在来到军官团,就是学习明明德、亲民以求其止于至善,而完成革命治平之功。既知军官团所传授的道理,确是做人做事、尤其是做一个革命军官的光明大道,就要认识此至善之道,笃守此至善之道,照?来奋勉力行,这就是止于至善,即使我们革命作战,到了最后关头,自己即使牺牲而死,也是以身殉道,取义成仁,为革命主义救国救民而死,是为正命,就配附于总理和革命先烈的历史系统之下,而精神永远不死!这就是止于至善,亦就是古人所谓「朝闻道夕死可矣」的道理。所以我们如能深明大学之道,不但可以修己成业,而且可以不愧为他人的教师和上官,无论教兵教民,都使之能为国家民族来奋斗,完成其一番惊天动地的革命事业!

  但是明德亲民以止于至善,究竟怎样才可做到呢?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这就是讲止于至善的程序和功效,乃是正心修身的法则,亦是格物致知为学治事的工夫最重要的一段,但是朱子在本书中并没有释义,至其第四章「释本末」的话,我认为与此毫无关系,不足为法,还是阳明对于此段的意义,在其「大学问」一篇中,解释得很详明,他说:「人惟不知『至善』之在吾心而求之于其外,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也,而求之于事事物物之中,是以支离决裂、错杂纷纭而莫知有一定之向,今焉既知『至善』之在吾心而不假于外求,则志有定向,而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矣,无支离决裂、错杂纷纭之患,则心不妄动而能静矣,心不妄动而能静,则其日用之间,从容闲暇而能安矣,能安,则凡一念之发,一事之感,其为至善乎,其非至善乎,吾心之良〔第11页〕知自有以详审精察之而能虑矣,能虑则择之无不精,处之无不当,而至善于是乎可得矣。」我以为本段文字的意义,阳明这样解释,本已很清楚了,无待我们后学再来赘述。不过我认为这段文字,不仅其对于为学的程序极为重要,而且对于学者思维的法则,更有密切关系,补益不浅,故不惮其烦琐,仍要将我本来的解释,补充上去。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能由格物致知的工失,求得真知灼见,把握住这一个独一至善之理,确定中心的信仰,这就是「知其所止」,也就是「止于其所当止」,然后在事既有不易之理,在心自有不易之趋,这样心才能定。这就是「知止而后有定」的意思。换言之,「知止」乃是求得真知,止于真知。如何可算为真知,就是知道真理。在阳明所说「我心之良知」就是真知,亦就是真理所在。因为必须认识这是真理之后,其心乃能坚定不撼,这样真知,亦就是良知,惟有求得这个真知,才能说是「穷理知本则知止」的「知止」了;亦惟有这样「知止」,而后才能「集义养气则有定」,以定其心,其心既能坚定不撼,然后妄念不萌,外物不摇,而能澄澈光明,虚灵烛照,这样就能做到静的工失,所以说定而后能静。静了之后,此心便能泰然怡然,无入而不自得。这样就能进入了安的地步,所以说「静而后能安」。安了之后,对于事事物物,便能深思远虑,精究熟察,调处一切,无往而不得其宜,亦无往而不收其功。这就是所谓「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意思所在。这亦就是我时常引用吴草庐所说的「穷理知本(原文为「知言」)则知止,集义养气则有定,定则静矣,静如止水,安则无虑而不自得也」的意义。总之,其最后的目的,是要使事事物物止于至善,而其首要的工失,就是先要此心能「止于至善」,这个道理,我再可以就军事教育中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们军队里面,一〔第12页〕切的动作,第一个口令就是「立正」。立正的意思,就是要他的动作与精神安定下来,使他的心思完全集中于一点。立正以后就要做到目不邪视、耳不侧听、无声无息的地步,就是「静肃」,军队上下真能做到静肃之后,乃能镇定安详,整饬严明,故必须平时先能养成此种静肃的习惯,战时才能不慌不忙,有周密的计划,至善的调度,尤其是在危险困难的时候,才能沉?果毅、生死以之、专心壹志的奋斗到底,获得最后的胜利!凡此都是大学上「知止」的道理。至于本段「知止而后有定」的「知止」,与上句「止于至善」的「止于」两个「止」字,乃是上下联接相关的。这「知止」是「知」之归结,「止于」是「行」之开始,亦就是「知止」为知,「止于」为行,乃是知与行的程序所在,亦就是阳明知行合一关键所在。所以为学做事,必须要有一定的目标,就是「知止」;而在为学做事之初,必先要知道这个目标所在,而后专心壹志,向这个目标前进,而且必须贯彻到底,这就是「止于」,这更是为学的方法次第,学者所不可不知道的。

  以下再讲:

  「物有本未,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这四句话,古人亦有认为是格物致知的正解,不要再有朱子第五章所补充的释义,但朱子以为这是上文的总结,提示我们做人做事的基本要诀,依照朱子原注所云:「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知止为始,能得为终;本始所先,末终所后。」这就是说做人做事必要研究其事物的本末始终,而后就能决定其做事的先后程序,只要你做事的程序不乱,这就得到了做人成功立业的把握,亦就是接近了「明明德、亲〔第13页〕民、止于至善」的大学之道,所以说「则近道矣」。普通一般人做事,往往有始无终,不能成功,就是因为不懂得这个本末先后次序的道理。须知凡是一件事,其中都是本末所在,如果舍本逐末,先后倒置,势必徒劳无功,甚至弄得倒行逆施,那就非失败不可!譬如我们军事教育和训练士兵,如不先从其内在的良知良能和固有的德性与日常生活着手,使他能发扬天性,认识真理(天理),实践四维,遵守八德,而只教以一些学科、术科和行军作战这一类的技术,而其军队中的官长士兵,都不知道明德、亲民为成功立业的基础,如此,他们既不知道其对国家与人民的责任,亦不知道有尊卑上下的秩序,自然更不知道其做军官做士兵的义务;那么,这种军队随时可以作恶为非,害国害民,甚至要供少数野心家和反动派的利用,为他人所卖而不自知,你看可怜不可怜?再就朱子所谓明德为本、新民为末来说,因为明德是修己,新民是治人,你自己不能先修其身,当然不能感化社会,使众人信服,既不能善处人与人之间而得到尊重,就无法改造社会,管理众人。再从「知止」至「能得」的一段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终,我们如果不先知所止,不预定目标,既不知本末,又不知先后,这样做事怎样能够分别是非、判别得失、肆应咸得其宜呢?所以任何一件事,要看清本末,分别先后,更要能贯彻始终,然后才能有成,这样亦就合乎科学的精神和方法了。即如我们训练军队,自然也有很多困难之处,不可遇有困难,就灰心起来,不去努力;同样,我们要救亡复兴,当然所遭遇的困难更多,更不可因为现在国家内忧外患,相逼而来,便灰心懈志,以为永远没有复兴的希望,玩愒因循,不知振作,以为军队有主义没有主义,能明德不能明德,能新民不能新民,都没有什么关系,这种消极的心理,不是做人,更不是做革命军人所应有的精神,譬如我们今日既然认定了三民主义为救国救民之大道,那我们就止于这个主义,本着大无畏的精神,冒一切险阻艰难,以「之死靡他」的决心,来实现革命的主义。如果我们心无定向,不知所止,凡遇有一些危险困难,便畏难却顾或灰心懈志、不能奋斗到底,这就是有始无终,亦就是不知所止,那么你过去一切历史和成绩,都要毁于一旦,任何事业,便永无成功的希望!总理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最大的缺点,所以对我们党员和革命军人,特别训诫,要我们「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只要知此道理,我们自己的身体虽为主义牺牲,而我们的精神还是万古常新!我们革命的事业,虽然一时不能完成,我们所有的部下与学生,以及后进的党员同志,一定要继我们而起,会来努力完成的!由此可见大学之道,是教我们做人做事成功立业的要诀,而我们中国有了这种宝贵的要诀,一般学校和军队,都不去讲究,而且弃之如遗,这样如何能希望其教出真能救国救民的学生和部下呢?外国人一到中国来,往往讥笑我们中国人做事既不知讲求方法,更缺乏科学智能,那晓得这些科学的方法和智能,中国自古就很完备了,在大学里面,所说的道理,群己内外,本末先后,逐层推展,层次何等分明,这些科学的组织体系又是如何的自然而精密。只怪现在一般学者和我们军官不知宝重,不能发挥,以致做人不得正道,做事没有效能,结果不仅个人——就是国家民族,亦要被人家来讥笑轻侮与压迫!所以今后我们要觉悟,无论教育训练与做人做事,必须要以此中国固有的大学之道为基本法则。

  现在要讲到大学里面修己治人一切工夫的程序,亦即成己成物以达止于至善的步骤。大学中说:「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再转过来说:「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八个节目,就是从修己以至于治人所应有的先后程序。在讲「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的意义之前,我要先说明当时孔子所处的时代,正是春秋夷夏纷纭的时代,故当时所谓天下者,并不是指今日世界,而实际就是对现在整个的中国而言,当时所谓国者,最大的不过是今日的一省,而其小国,则甚至有小到今日一县范围的(但是后来到了战国末期,诸侯互相征战,其大国的国境,始有兼及今日几省之大者),大家对此不要误解,故当时所谓平天下,实在就是统一中国之意,如要求其天下平定,便要使天下(全国)的人民都能明明德,都能实践礼义廉耻。但是,天下的范围太大,天下的人太多,如何能在一时里,使人人都能明明德,都能做好人?这样不是治平工夫就无从着手了!所以必须由小而大、由近及远,那就是要先从一国(一省或一县)起,先使一国治理得很好,一国的人大都皆能了解四维八德,实践礼义廉耻,再推而至于天下,这就是「平天下在治其国者」的意思,亦就是国治而后天下平的道理。因此亦可知道治国平天下的基本法则,乃是要在明明德,若在今日言,这「明德」就是主义(三民主义)。而其明明德的第一个「明」字,就是实现。所以要「明明德于天下者」,就是要实现三民主义于天下(全国),而不是全凭武力,更不是使用暴行所能为力的,由此可知,我们三民主义,就是以「明德」为本,我们今日要实现三民主义,就是先要从「明明德」做起,而实现主义的方法,则在于新〔第16页〕民。所谓「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的意义,是因为一个国的范围(一个省或一个县)很大,要想治理得很好,便要先从组织国家的单位即社会和家庭做起,先使一家的人,能够明明德,再推而广之,才可使社会上家家户户都能齐一平均,则社会进步,国家亦未有不达于治理的。所以传文第九章说:「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这是对于男子在家庭的本分而言;而他对于女子之在家庭,亦指明其应有的本分说:「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朱注「之子」就是言「是子」。妇人谓嫁曰归,此「之子」即指女子嫁者而言)因之这「齐家」的道理,乃是先要使家庭中男女长幼,齐正和睦,而不犯分越礼,然后使国人皆能效法的意思。这就是「治国必先齐其家者」,亦就是「齐家而后国治」的道理。所以我对于齐家,这个「家」字,可用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指狭义的家庭之家,另一种解释是指「家家户户」之家,就是「社会」的意义。必使社会上家家户户都能齐一平均,而无贫富悬殊、苦乐不等的缺憾,然后才能由小康而致大同,亦就是总理重视大同篇——如要世界大同,必先要我国自己推行三民主义做起的道理。至于就狭义的方面以各个人家庭来说,那么所谓齐家的「齐」字,应当作为「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齐」字来解说,这「齐之以礼」的「礼」字,当然是四维中礼义廉耻之礼,就是要在家中人人能明礼重纪,各安其分,各守其序,而并无违忤越犯、颠倒纷乱或参差不齐的现象,这样就是在伦常要父子有亲、长幼有序,在事物要有条理,有秩序,方可谓之诚正修齐、亲亲和爱的家庭,我以为这就是齐家的意义,因为只要其家庭能亲亲敦睦,明礼安分,有纲有纪,有条不紊,那么这个家庭,就可为社会的模范。所以大学传文第九章说:「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第17页〕国兴让。」他又引诗经说:「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这样家庭如能相习成风,自能够做到社会上齐一平均的地步,那么其国亦就不难治理了。这是我个人的见解,若照古批注释,就是说「一家的人,也有贤不肖,品德不齐,我们要使家里面品德良好的人,歉然而不自足,要求精进;家里面品德差一点的人,幡然而不自弃,觉悟他的短处,改过迁善」。但我以为你如要达到一家人都能明礼兴让,各得其所,那就必要你本人先修其身,所以无论你要平均社会或齐正家庭,都要从修养自己的品德行为与生活做起,必须成德立业,以身作则,拿自己的品德来感化全家之人,都能发挥天性,止于至善,这就是「身修而后家齐」的原意,亦就是「治国必先齐其家者」的道理所在。再讲到「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因为「身者,心之器」一个人的思想行为,皆以心为主,故必存养省察,慎独存诚,使此心常湛然清明,公正无偏,不为物欲所蔽,不为感情所胜,不然,如其一有忿怒恐惧或好恶便辟之心存?,则此心就不得其正了,如此最后便难免流为贪戾迷妄,甚至放僻邪侈,一切的错误罪恶,都要由此而生了,所以正心是修身的根本工夫,亦就是「心正而后身修」的道理。故阳明对于「身」与「心」的解释最为正确,他说:「何谓身,心之形体运用之谓也,何谓心,身之灵明主宰之谓也,何谓修身,为善而去恶之谓也。吾身自能为善而去恶乎?其必灵明主宰者,欲为善而去恶,然后体形运用者,始能为善而去恶也。故欲修身者,必在于先正其心也。」但是欲正其心,又必先诚其意,本书第六章释义「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独也」。这里所谓「毋自欺也」,就是不宽恕自己,不欺蒙自己,不夸张自己,屏绝徼幸心,排除虚伪心〔第18页〕,不作昧良之举,不存苟且之念,一秉正觉,直认真理,勇猛精进,战胜一切的意思。所以诚意的工夫,又是要以慎独为始,所谓慎独者,就是要在人所不知、惟己独知的场合,「去人欲,存天理」,以虚心实意,惟精惟一,处理一切事物,而无愧于天地宇宙之间,这是讲诚意的工夫,亦就是意诚而后心正的道理。再进一层讲:「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这更是当然的道理,因为诚意是善恶的关头。为好为恶,为圣贤为禽兽,固全由自己的心意而定,但辨别善恶,全靠自己有真知,有识力。如果识力不足,势必见理不真,察事不明,善恶是非,淆然莫辨,因此意无从诚,心无从正,则身更不能修,所以致知是迷觉的关头,诚意的前提,这就是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的道理。故阳明曰:「心之本体则性也,性无不善则心之本体(良知)本无不正也,何从而用其正之之功乎?盖心之本体,本无不正,自其意念发动而后有不正。故欲正其心者,必就其意念之发而正之,凡其发一念而善也,好之真如好好色,发一念而恶也,恶之真如恶恶臭,则意无不诚,而心可正矣。然意之所发有善有恶,不有以明其善恶之分,亦将真妄错杂,虽欲诚之不可得而诚矣。故欲诚其意者,必在于致知也,致者,至也。易言「知至至之,知至者,致也,至之者,致也。」「致知云者……致吾心之『良知』焉耳。」「今欲善恶以诚其意,惟在致其良知之所知焉尔,何则,意念之所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好之,而复背而去之,则是以善为恶,而自昧其知善之良知矣。意念之所发,吾心之良知既知其为不善矣。使其不能诚有以恶之,而复蹈而为之,则是以恶为善,而自昧其知恶之良知矣,若是则虽曰知之,犹不知也,意其可得而诚乎,今于良知所知之善恶者,无不诚好而诚恶之,则不自欺其良知,而意可诚也已」〔第19页〕于此可知「良知」,必须经过诚意正心致知与格物各阶段工夫而实践之后,亦就是要经过一番存养省察、实践力行工夫,而后其良知乃能致也。故良知虽曰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但决非任性直觉而行,而即能致者也,故良知虽由天理与天性之所自出,无所不在,无所不至,无所不知,亦即阳明所谓:「理无内外,性无内外」程朱所谓:「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然必须于实事实物在实践之中,方能发见其功能耳,此即所谓致知在格物也。所谓致知在格物的「格」字有两种解释,据朱子解释:「格者,至也」,要对于客观事物能随时随地体察明白,就是要彻底认识其事物真理至于极处之意思,在现在的话来说,这就是科学精神。但据阳明新的解释:「格者,正也」,就是对于一切客观事物皆要本内心之良知所知者,而判断其好恶善恶,而决定其是非以正之。所谓致知云者,即致吾心之良知,而非充广其知识之谓也。这朱子与阳明两种说法,在外表观之,似有内心外物,亦即唯心唯物之分,其实都不外乎穷理尽性的工夫,没有什么重大差异,(待下篇讲解格物致知之意义时再作详说)但后者(阳明)所说的涵义,更易了解,除对其客观事物穷其所以然之「理」与「性」的工夫以外,还有其主观的(良知)选择判断而得到最正确的认识的意思,因为他对于事事物物穷极其真理之所在,正义之所归,以内心之良知而充实其工夫,以增进其真理的知识,而不是只从外表的物质所得的意识,算作其真理的知识,这就是格物致知的工夫所在。因之我们做人教人为学治事,既要穷理尽性,亦要格物致知。其实穷理尽性,就是为格物致知,而格物致知,亦就是要穷理尽性。这样近之可以修身齐家,远之可以治国平天下。我们作军人的,乃是以军为家,不但要修身齐家,还要治军如齐家,而且大家担负了治国平天〔第20页〕下的重大责任,更不可不知道这个道理。总之,格物致知,无论何事何物,总先要从穷理尽性做起,就是先要认识客观环境,和剖析其内容真相,凡对于一切事物,都要研究彻底,合乎真理,换句话说就是要求得真理,这就是阳明所说的致良知。这格物致知,若然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科学」,所以中国从前叫「格致」为「科学」,即用科学的方法和精神,来求得一切事物的至理,就是「真理」「真知」,这就是「知止」,亦就是「止于至善」。但止于至善总要由我们与生俱来的天性与天理即良知,来充实我们的智能,确定我们的信心,譬如我们研究总理三民主义的道理。便先要研究各种相关的学问,对这些学问有了基础,才能更进一步的认识「三民主义」,既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而是的确可以救国家救世界之惟一完善的「革命主义」。更可以知道,凡是各种偏颇的解释,都是断章取义故为曲解,逞臆武断不值一顾。我们既将总理整个的三民主义认识清楚了,便要坚定信仰而止于至善之道。如此,就能不惜牺牲自己一切,来实现此至善之道。惟有这样,才算能诚意正心,不愧为一个总理真实的革命信徒与中国的革命军人!这亦就是致知在格物的道理。否则我们如不能彻底从格物致知穷理尽性做起,只有一知半解,心无把握,那对于为学、处事、修身、立业皆不能止于至善,对于一切事物之来,都不能判别是非,对于革命大道,更无确实心得,信守不移,如此既没有中心信仰,就无从诚意正心,于是口是心非,言行不一,自私自利,蒙上欺下,种种的毛病就要发生,这样下去,试问你的部下和一般民众,怎样会来信服你、听从你的命令呢?又有什么革命事业可以做得成功呢?〔第21页〕

  我们做一个人、尤其是做一个军人,万不可以不明白这个做人做事、立德修身的大学之道,所以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讲到这里我回想以前幼年时候,先生教我读大学中庸,不知道背诵过多少遍,我到十八岁的时候,在箭金学堂,顾葆性先生从新要我再读这一本大学,当我读到这两句话,看到「天子」两个字,乃认为大学一书,不过是讲论帝王,和如何统治天下那一套腐朽的空论,觉得很讨厌,便从此丢弃,不愿再读了,一直搁了十年,到了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为我们讲明大学一书的价值,我重新又来看,才知道大学里所讲的天子,不一定是指帝王而言,而大学的道理,更不是忠君保王的滥调。大家都知道,无论专制国家、民主国家都必须有一个元首或领袖,古代在帝制国家称为帝王或天子,现在民主国家便称为总统或元首,其名义与体制虽然不同,而其代表国家的首领则一,所以大学所称的天子,我们可从广义解作国家元首,任何政治制度的国家都有统率群伦的元首或领袖,来负其保国护民的责任,我们不能因为帝制推翻了,便否定古代涉及君主帝王字样的一切文字,就以为都不足取,况且大学里面所说修、齐、治、平这一个体系,并不一定指政府人民的统属关系,乃是由个人以推至家庭、社会、国家与世界,平面的由内及外由近及远的逐层发展的关系。总之,本书所谓天子,决不是专指帝王而言,我们还是把他解作国家元首或首领为妥。因之所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就是说,凡是人类无分上下、老少、男女,不论其地位高低、职务大小,个个都要以修身为本,知此乃即所谓「知本」矣。这样就可知道学问无分上下,更无贵贱之别,而大学教人,无论元首与人民,皆要从修身学起,这亦就可知道,我们中国教育,自来是极平等的一个很好的〔第22页〕证明,「正心以上,皆所以修身也,齐家以下,则举此(修身)而错之耳。」修身实为内外关连、本末贯通的枢纽,所以阳明说:「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也。」各位无论是从第一步独善其身讲,或从第二步兼善天下讲,都必须痛下修身的工夫。从今以后,自本团长起,各位将领都要本此意旨,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省察克治,努力修身,然后才可以统率部下,指挥军队,达成治平之业,完成我们国民革命的使命。

  最后,「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这是朱子大学章句总结经文全章的几句话,上面两句中所谓厚薄,实指人伦亲疏远近而言,亦含事物之本末、始终、轻重、先后诸义。事物之本,自然为重、为先、为厚;事物之末,自然为轻、为后、为薄;此种关系与次序,必须以格物致知的工夫,来分别清楚,处理得当,然后作事才能有所成就,否则忽近图远,舍本逐末,先后混乱,轻重倒置,那就是厚其所薄,薄其所厚,这样决没有成功的道理。比方说修身为本,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末,如果你不能先修其身,而就要想齐家治国,那就像无本之木,决不能得到治平之效,甚至治丝益棼,未有不败之理,如此亦即可谓不知本了。所以本书释文第九章说:「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因为本身既不能自修,则孝友之道,自有所不能尽,如此而再要其对于关系较疏薄的社会国家天下,反能亲厚而使之治平,那绝对没有这一回事。此种道理,也是极普通的常识,而却是天命之性,亦即至善之发见,是乃明德之本体,而即所谓良知者也。阳明所谓至善之发见,是而是焉,非而非焉,轻重厚薄,随感随应,变动不居,而亦莫不自有天然之中。是乃民彝物则之极,而不容稍有拟议增损于其间也。稍有拟议增损于其间,则是私意小智,而非至善之谓矣。自非慎独之至,惟精惟一者,其孰能与于此乎。」如能知至此,乃可以谓「知之至也」。又如我们做一个军官,如果自己不能秉持天命之性,明德修身,养成高尚的品德,建立完全的人格,当然不能教育部下,感化民众,亦就不能担当革命事业,为国家民族来奋斗牺牲了。再如对我们作战配备兵力而言,重要地点,应当厚的地方,反配备得很薄;不重要的地点,应当可以薄的地方,却配备得极厚,如此厚其所当薄、薄其所当厚,那种不能节约兵力,而且反要浪费兵力的配备,此种违反格物致知的科学道理,亦即可谓「不知之至」,那就非失败不可了。这种道理,不但军事方面,可推而广之,无论政治方面、社会方面,以及对个人方面,一切的事物,都无不如此。要在大家能举一反三,闻一知十,随地随事类推万物,则大学虽寥寥数语,便可一生受用不尽了。

  以上所讲这一章,乃是大学正经的本文,即孔氏之遗书,以后九章,据朱子说乃是曾子就这一章内容意义加以阐发,再由其门人传记下来,可说都是这一章正经本文的脚注,但是其中第四章「释本末」的释义,我认为是没有意思的衍文。第五章「所谓知本,所谓知之至也」的释义,朱子则取程子之意加以补正,更是文不对题。其它章句释文,不甚合理之处,亦颇不少,是否此为曾子之意而真由其门人当时所传记,乃是一个疑问,此阳明所以主张仍要复大学古本原文为大学之正本,而对朱子之分章及其所传皆应删除之故也。而且此经文全章的末段,即最后数句「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这段文意,不像是经文全章的结语,但大学古本,则在紧接此段之后即有「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一段,而朱子以此列为第五章,再加上其自己所补为格物致知的释义,这显然是牵强附会,强词夺理的解释,不可以为法的,乃不如依照古本,以「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二句,作为经文全章的结语,更可补正此缺点了。最后再要说明「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的法则,这个法则在释义第十章,就说得很清楚。当然有几点亦如朱子序文一样,其中已有不合时代的东西,自不能采取,但是其大部分理论,还都是今后治国的基本法则,特别是里面所说的有关理财行政的理论,与亲亲仁民、以仁义为本的道理,无论其到任何时代,还是用得?的。尤其是我们中国的政治道理,对此不仅要切实研究,而且还要采取实用的。你们自己回去细细研究,就可以明白。总之,大学之道,乃是我们中国最基本的政治哲学,是孔子继承尧舜禹汤文武的道统的真谛,亦就是我们总理思想学术的本源,故阳明说:「此格致诚正之说,所以阐尧舜之正传而为孔氏之心印也。」大家更要知道,总理研究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各种学问,对于古今中外的学术,当然是博大精深,我们亦无法窥测,不过他对于中国经书,其平时所最称道而笃信的,第一是大学篇,第二是大同篇,这至少是我个人对总理所能了解而又深信不疑的。并且深信总理是根据这个系统发扬光大,发明了今日博大精深救国救世的三民主义。我们做了革命党员和革命军人,如要决心完成国民革命的任务,就先要有革命政治知识,我们更要特别注意,总理所说对于大学道理「要把他放在知识范围内来讲,而不只是把他属于道德范围之事」这句话,就是教我们凡要有政治知识的党员和军人,都不能不研〔第25页〕究这大学的道理,而加以彻底了解才行。今日我们要信仰三民主义,要研究三民主义,更须要了解三民主义的根本思想之渊源,是在大学之道——「治国平天下的政治哲学」。我在此还要说明的,就是大学的解释,向来是派系纷纭、莫衷一是的,其间朱王两派,尤其是各持一义,相争不息,而我研究两者学说的结果,乃是汇合两派学说,而执两用中,其实朱王为学主旨,都是以「理」与「性」为中心的,其最后归趋,并无不同之处,故特将此两派学说,融会贯通,以免学者时兴无所适从之叹!但是我今日亦只是以朱子章句本为主,而将其缺点,以王说补正之而已。因为阳明所说亦有其主观和偏见的缺点,而并不是完全合理无缺的,而且其对于朱子的指责,乃比诸杨朱之「灭理乱常」,亦未免过于偏激了。故我对两者,不敢偏于一义,只是裁长补短,使其相得益彰,此乃为余讲解大学之道的惟一的宗旨。各位来到军官团受训,最重要的就是要教你们做人,尤其是做军人的道理和实现三民主义的方法。我们大家都是天地父母所生,受了国家的教育,国民的供养,带了军队不是为个人的利益,也不是为任何一个人的工具,乃是为整个国家和民族来奋斗,以救亡复兴为职志。大家责任既然如此的重大,怎样可以不知道这个修己治人、成功立业的大学之道?今日本团长告诉你们的,就是关于大学之道的一个门径,各位心领神会,就可一生一世受用不尽,以此立己,便为完人;以此居家,便为孝子;以此处世,便为益友;以此治军。便为良将;以此革命,便为信徒。古人说:「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我们既闻大道,就要知所自勉了!今日我把这番大学问、大道理传授你们各位,希望各位悉心研究、身体力行,更要将自己所听取的道理,传授给今天未在场的一般同事和部下,互相勉励,笃行实践,则革命决无不能成功,民族未有不能复兴之理!一
  个人的生命有限,而民族的生命无穷,我个人那一天死是不可知的,只要今天所传授你们各位的道理,大家都能够明体用之实,笃践履之功,从此能发奋努力,完成革命,实现 总理的三民主义,发扬我们国家民族的生命,那么,我无论什么时候死了,也是很心安的!同时,也必须如此,你们大家才不愧为父母所生的孝子、部下的贤明上官和总理忠实的革命信徒,方得完成本团学员对国民革命所负的使命。前次讲解大学之道时,还有几点未尽之意,就是格致与科学的意义,知止与定静的工夫,以〔第28页〕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法则,今天再要就此继续补充讲述下去:大家都知道中国历史上自古以来真能有功于国家与造福于民众的人物,没有不是深明和实践大学之道的。
  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等圣贤固不必说,就是一般英雄豪俊贤相良将之立大业者,也无不由此致力而来的。反之,身败名裂甚至丧权辱国残民以逞者,往往亦都是由于不明大学之道所致,所以大学一书,是我国自古传下来的做人做事最根本的道理,我们如果不能深明其道和实践其道,无论有怎样的聪明才智,也将归于失败。不仅事业不能成功,而且人格亦将不保。
  古人「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这两句话,是我们革命党员和革命军人最重要的格言。圣贤与禽兽之分,就是一个是人——堂堂正正的完人,一个是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亦就是「非人」。非此即彼,人兽之分,其间并无多少距离。
  须知圣人也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一个正人,一个人要成为圣人,并没有什么稀奇,就是他能知道做人的道理而身体力行之,亦就是他能知道大学的道理,只要其思想言行,皆能合乎明德修身和存诚慎独的要旨而已。即使其不能完全合乎这个道理,若其能自反自修和困知勉行,那至少亦可成为英豪,最后且可成为圣贤。
  所以说「人皆可以为尧舜」就是此意。如果人人能够如此,人人都可以为圣人;反之,如果不明这做人的大道,那这个人,或将沦为非人的禽兽,因为禽兽之所以为禽兽,就是不明白做人的道理,自亦不能实行做人的道理。所谓做人的道理是什么?就是这大学之道。 
  上次已经讲过,大学之道,就是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道理。所谓「明明德〔第29页〕」的意思,就个人来说就是:一个人一定要有注重德性的修养,使良知不昧,无所愧怍。「亲民」的意思,就是说既能明明德之后,还要能亲近民众,并且要唤醒和感化民众,使民众都能自立自强,日新又新,以求人我皆能止于至善,所谓「止于至善」,是说明明德、新民,皆当尽其天性,止于至善,这所谓至善,就是真理,照阳明说,就是「良知」,止于至善,即止于良知,亦即本于真理,而再无可以变迁的时候。
  下面所讲「知止而后有定」的「止」字,还是跟?上面「止于至善」的止字而来,其意义是一贯的。
  所谓「知止而后有定」至「虑而后能得」的一段意义,已在上篇说明,此处不再赘述,惟此处再要重复的将我们军人的行动生活来补充说明,使大家更能注意,更易了解。
  如前所说的军队中第一个口令,就是叫「立正」,这「立正」就是要使受令的人,停止一切的杂念和动作,将全身内外安定下来,身定之后,乃能气定,气定之后,乃能神凝,神凝之后,才能静肃,静肃之后,长官才能教他,受教的人,也才能专心壹志来心领神会、身体力行,以达于至善的境地,这就是我们军人对于大学所谓「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的道理,可知一切动作之先,必求其定,再求其静,然后能安,如果不先求其止定静安,则「省身就不密见理更不明」,一切的事情,就做不好,一切的思想行动,就要杂乱无章终归失败,尤其是我们军队在作战的时候,定心的工夫,特别重要,因为作战,是要出入于千军万马、枪林弹雨之中,尤其是在冲锋陷阵、危急存亡之际,军人如果不能心定神静,势必惊惶失措,草木皆兵,非至溃败不可。
  尤其是负指挥责任的将领,在战地上〔第30页〕悲惨悽怆、千钧一发的场合,其所处的地位,止定静安的工夫格外重要,如果你自己的心不能定,首先慌张起来,那里还可能安定军心,振作士气,使部下沉着应战,杀敌致果?
  所以古人说:「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后而目不瞬,然后可以制利害,可以待敌。」又说「将以气为主,以志帅气……气不盛者遇事而气先慑,而目先逃,而心先摇……临大难而中无主,其识力既钝,其胆力必减,固可忧之大者!」曾文正的箴言说:「前有毒蛇,后有猛虎,神定不慑,谁敢余侮!岂伊避人,日对三军,我虑则一,彼纷不纷。」孟子曰:「持其志毋暴其气。」又曰:「配义与道,无是馁焉,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此皆言止、定、静、安、虑、得的工夫,亦就是「穷理知本(知言)则知止,集义养气则有定」的道理。
  此二语乃是吴草庐依据孟子养气章「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以及前面所举的「集义所生」之意,来解释大学「知止」与「定静安虑得」的意义的。所以他在这二语之下又说:「定则静矣,静如止水,安则无虑而不自得也。」我以为他的解释,大体没有错,不过他将孟子「知言」来阐说大学「知止」的意义,似乎太狭义些,所以我乃将其「知言」改为「知本」,即对每一事物只要穷究到了其根本(明德)所在之处,就是「知止」。
  所以我将他改为「穷理知本则知止」就是这个意思。因为自格致以至治平八目,皆各有其基本至理——即「真理」所在,亦就应各有其「知止」所在,而不仅是对「知言」为「知止」而已。而且此正与大学中「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的原文,足以相互参证,更易了解,所以我认为这「穷理知本则知止」〔第31页〕一语,亦不仅仅是研究哲学的法则,而且亦可作为研究科学的准则了。  
  总之,定静安虑的工夫,是我们革命军人尤其是做指挥官最要紧的一个修养工夫,但决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乃一定要在平时修养有素,一到临阵的时候,才可以安闲肃穆、定静坚忍,其命令足以禁制三军,其识见足以体察情伪、审度机势、承担任何艰危、战胜一切敌人!所以现在军官学校与军队中有一种课余运动,要使一般学生士兵在规定的场所和时间以内,齐声呐喊,仿如战时杀声震天的模样,意思就是要使一般师生养成不为周围扰攘纷嚣的声气所动摇的习性,平时来锻链他定静安虑的工夫,如此练习成熟之后,一到战场上听到敌人呐喊或喧哗的声势,便知敌人相距的远近以及敌人的人数多寡,战意的强弱,就能沉着应战,且能临机应变,出奇致胜。曾文正说:「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富,次求变化」,因此带兵作战最要紧的前提,就是定静的工夫。所以他又说:「神欲其定,心欲其定,气欲其定,体欲其定」,这实在是带兵作战的一种基本修养工夫。
  由此可见大学一书不仅是一部政治哲学,而且是一部为我们做将领的人所必读的军事哲学了。 
  其次,在大学的八个项目——格、致、诚、正、修、齐、治、平之中,「格致」是做人做事最要紧的工夫,亦即修己治人的根本所在,有子所谓「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格致」的意义就是要穷究事物,至其根本道理所在之处,我们军人要致力治平,便非先了解「格致」的意义不可。因此,现在我要就这「格致」的意义,加以补充说明:〔第32页〕「致知在格物」,这就是说学者如要认识真理,求得真知,充实智能,便先要格物。对于格物致知的意义,我在上篇已有说明,这里我还要将阳明与朱子两人对这格物的意义解释上有所不同的一点,再加以补充。最重要的,就是阳明的「究竟话头」说:「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又说:「格者,正也……物者、事也。」意思就是对于一切事物,皆要以客观的态度来积极研究,以至穷理尽性,即以内心的良知为判断是非的基础,乃能得到其正确的认识,而后就来彻底实行。是其格物致知的宗旨,要在「致良知」,就是要使人为善去恶。所以说:「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他又再说明心、意、知、物的本质、以阐明格、致、诚、正的道理。而他对「格物」特别重视,认为格物是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实践的要领,所以阳明曰:「格物者大学之实下手虚,彻首彻尾,自始学至圣人,只此工夫而已,非但入门之际有此一段(工夫)也。夫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皆所以修身,而格物者,其所用力实可见之地。故格物者,格其心之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之心也,诚意者诚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也;此岂有内外彼此之分哉?」由此更可知正心、诚意、致知三者的修身工夫,皆以格物为其中心。若不知格物,则正心、诚意、致知工夫无从着手,而修身更无从谈起了。因此亦就可知他对格物的意义,并不只是指物质之物,亦是对于一切事物之事而言。所以他说「物者事也」,但其所谓「事」者,并不遗弃物质或抹煞物理之意,所以他又说「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故其格物范围,比专指自然科学的物〔第33页〕理之物更为广大了。
  总之,阳明所谓致知在格物的要旨,乃以致良知为其一切解释之根据,因为人为万物之灵,无论科学进步与物质发明,以及一切政治、社会、军事的建设,皆要由人来研究来发明与使用,譬如今日的核子都是由人心之灵所发明而制成的,如果没有这人身的灵明主宰之心来发明,和人心之形体运用之身来使用,那么这个核子仍然是一种无用之物而已,这就可知道物理与心理的关系,亦就是人与物的关系,心理是为物理之主,而物理不过听命于人之心理而已。惟人心之本原出于天,亦即天性天理之所在,「而其所谓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所以他说:「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然欲致其良知,亦岂影响慌惚而悬空无实之谓乎,是必实有其事矣。故致知必在于格物,(物者事也,凡意之所发,必有其事,意所在之事谓之物)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夫是之为格。」又曰「良知所知之善,虽诚欲好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为之,则是物有未格,而好之之意犹为未诚也。良知所知之恶虽诚欲恶之矣,苟不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有以去之,则是物有未格,而恶之之意犹为未诚也。今焉于其良知所知之善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为之无有乎不尽;于其良知所知之恶者,即其意之所在之物而实去之无有乎不尽;然后物无不格,而吾良知之所知者,无有亏缺障蔽而得以极其至矣。」以上阳明所说致知格物与诚意正心的意思,很明显的无论事与物的作为与发明,必须根据于吾心之良〔第34页〕知,即如现在所发明的物质——核子,如能为人类与社会福利所利用,乃为致良知,否则制成为核子武器,作为战争之用,乃为杀害人命贻祸世界,即为不致良知了,因此我以为阳明致良知以格其事物,并未遗弃其物质,而专重于精神,不过事物之运用皆须决之于其心之良知而已。但是阳明言心,并不遗物,他的哲学,是心物一体的,而其知行合一之说,亦本此格物致知而来的。所以阳明复罗整庵信中,表明其对格物的意见,决不是「专事于反观内省之为,而遗弃其讲习讨论之功也」,亦决不是「沉溺于枯槁虚寂之偏,而不尽于物理人事之变也。」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他决不承认其为唯心论者,而他乃是发明其内外一贯、知行一致而为心物一体论者。所以阳明又说:「理无内外,性无内外,故学无内外。讲习讨论,未尝非内也,反观内省,未尝遗外也。夫谓学必资于外求,是以己心为有外也,是义外也,用智者也,谓反观内省为求之于内,是以己心为有内也,是有我也,自私者也,此皆不知性之无内外也,故曰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根据以上阳明所说「理」与「性」的意义,更感觉我过去对于阳明格物之说,终以为其是偏重于精神方面,而忽略了物质与科学的重要性,而以朱子的解说,接近科学,为比较正确。但在病中(五十一年夏季)再将朱子与阳明二者的格致之说,重加复习之后,乃知此二子对格致之说,自外表上骤然观之,似乎朱子以物为外,以理为外,乃注重物理,而以阳明「致良知」来解释格致,乃有专重于精神与心理,而忽视物质,不免违反了科学之念,自从此次重读之后,乃知程朱所谓「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所谓「〔第35页〕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亏,故其知有不尽也」,就觉得程朱所谓「天下之物,莫不有理」,及其所谓「即物穷理」之「理」,其对物理的解释,莫不以理为本,皆不外于理,此其决非以理为外者也。凡所谓「理」者,无论人的心理与物的物理,皆由天赋之理,不过其理因其事物之不同,而各有其定分而已。故天下万物(人亦在内)皆出自于天。故其万物之理,亦皆一本于天,此即天命之性的天理。而为万物众理之所自出也。阳明解释「理」与性与心、意、知、物之要义曰:「理一而已矣,以其理之凝聚而言,则谓之性。以其凝聚之主宰而言,则谓之心。以其主宰之发动而言,则谓之意。以其发动之明觉而言、则谓之知。以其明觉之感应而言、则谓之物(事)。故就物而言谓之格,就知而言谓之致,就意而言谓之诚,就心而言谓之正,正者正此也,诚者诚此也,致者致此也,格者格此也,皆所谓穷理以尽性也。」阳明这一段文字的解释,其意义之精确,我以为乃发程朱之所未发,超越前人多了。故其对身、心、意、知、物与修、正,诚、致、格的解释,其内容皆有一贯的条理与工夫所在,所以他说「身、心、意、知、物者,是其工夫所用之条理,虽亦各有其所,而其实只是一物。格、致、诚、正、修者,是其条理所用之工夫,虽亦皆有其名,而其实只是一事。」其所指之一物一事者,无他,只是「一本于理」之「理」,即一本于「天命之性」,此亦即指「良知」是也。而且程朱亦在中庸绪言里说:「其书始言一理,中散为万事(事亦物也),末复合为一理」,可知朱王皆承认万物之理,皆出于天命之性的理,这是朱王二派都认为理无内外之别,亦无心物之分的明证。朱子〔第36页〕所谓「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此所谓「天下之物」的「物」,与「已知之理」的「理」,以及「天下之物莫不有理」的「理」,皆指出自「天命之性」的「物」与「理」而言,不过皆要由我们人心之灵的「知」」(即良知)来用力穷究之,以止于至善,方能将此理豁然贯通而已。所以阳明曰「理一而已」,于此更可知道朱王学说的内容,实质上归根结底,仍是一致的。所以无论朱王为学,都不外是穷理尽性,格物致知,不过其教人为学的方法,朱则要教人先研究事物而后归之约,王则要使人先发见其本心,而后使之研究事物,其实这只是在其逻辑方法上运用有所不同罢了。换言之,依照今日一般说法,就是:朱则用归纳法,王则用演绎法,朱则要由博而约,由外而内;王则要由约而博,由内而外,其实两者皆应互相为用,就可殊途同归。因之阳明在当时虽对程朱大学的解释,其意见是完全对立的,但在五六百年以后的今天,我以为此二子的哲学基础,皆是一本于「理」,一本于「天命之性」,其文字解释,虽各有不同,而其在基本精神上,并无多大出入,因为中国道统哲学,皆以天理天性为本,而且这天理天性不仅指人,而亦包括于天地万物在内。
  所以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又曰:「诚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智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观此就可以知中国道统哲学之伟大,不仅人已不分,而且是心物一体,内外一贯〔第37页〕的,今日之物理与科学,研究发展的由来,皆不能超越他这一个学说,所以阳明又说:「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我以为这大学一书,不仅是中国正统哲学,而且是现代科学思想的先驱,无异是开中国科学的先河!如将这大学与中庸合订成本,乃是一部哲学与科学的相互参证,不仅是心物并重内外一贯,而且是知行一致的最完备的教本,所以我乃称之为「科学的学庸」。 
  就以上所述的诸说,很明白的阐述大学与中庸二书,都在证明心物合一的道理。我以为这「科学的学庸」之精神,乃是中国文化的中心。无论其说什么新文化或旧文化,如其离开了这学庸的精神——就是心物合一的哲学,决不能成为中国有益于复兴民族的文化,更不是中国的传统哲学了。再讲「格致」两个字,想必大家在从前都听过的。
  前清末年,一般当国的人士和学者很感觉到国家要图强,非追求西洋物质文明不可,所以设立了所谓格致书院,研究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并且还翻译了许多自然科学书籍就叫格致学。自然科学,无论研究声光电化、动潜植矿,都是以自然界的事物为研究的对象。例如:空气与水的成份如何?煤与铁又是怎样构成矿?其他各种物质的分解与化合又是如何?这种种事物的研究,当然是格物的工失,亦就是今日所谓科学。不过声光电化,只是「物」的一部份,不能概括「物」的全体,大学所谓格物之「物」者,乃是指一切具体的物与抽象的物而言,凡是一事一物,都有他的道理,我们随便遇到任何事物,便要运〔第38页〕用我们天赋特殊的灵明与知觉,来体察研究,无论表里精粗,都要知道他的整个内容和相互关系,更要精益求精认识其根本所在,以达到极点。如此,才可以求得真理,因之,我们的知识才可以完备,我们的见解,才可以透澈。于是亦就能「知止」而毫无疑窦了。这就是「穷理知本则知止」的道理。譬如我们对敌人作战,要定一个作战计划,我们须先要用力研究敌我两方情形、如天时地利、人数的众寡、战力的强弱、交通给养的难易等等,以求其彻底的了解,才可以定出一个妥善的计划,使能操必胜之权。这种计划确定之后,心里才可以泰然安适,相信这个计划决不会有所错误,乃就可很定心的坚决去实行,可见格致的工失,在军事上格外重要!我们身为高级将领的人,格外要用心研究。我对大学中庸认识的经过,在上篇已经有了叙述,此处不再多讲。不过我是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总理对我讲大学之道,才知道这部书是一部最有价值的政治哲学,将它彻底研究之后,我更体会到这部大学,乃是一部最有价值的军事哲学。后来再不断研究,就觉得其中每一句话,都有其深切的道理,于是我的革命人生观,由此更为坚强了。大家要知道,那正是民国三年第一次革命惨痛失败之后,亦是于党环境最黯澹的时候。后来我将研究的心得,做了一付对联,请总理看,当时,总理就替我写了这付对联送给我,这就是「穷理于事物始生之处,研几于心意初动之时」,那已是民国十二年我将要赴俄考察的时候。这联语的意思,是凡百事物,都有他发生和存在的道理,我们做一件事情,或是用一种物品,尤其是使用武器,更要研究他发生和成立的诸原因。如此对于事物的本末,先有清楚的分析和认识,才能穷其性,然〔第39页〕后才能尽其用,这样我们的知识,始臻于完备。这是讲格物致知的根本道理。
  下面就是说诚意、正心、修身的基本工夫,这在上篇已有较详的解释,此处不再重复赘述。现在只说诚意、正心与格物、致知有关的,亦即前面所说「研几」的「几」字的意义,这个「研几」的「几」字与动机的「机」字,其意义是相同的,所差的,只是其精微的程度不同而已。我们自己心意,当其动机初起的时候,为善为恶,为是为非,只有自己知道,别人不能知道。曾文正云:「自修之道,莫难于养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他又说:「研几工夫最要紧,颜子之有不善未尝不知。是研几也。周子曰:几善恶,中庸曰:潜虽伏矣,亦孔之昭。刘念台曰:卜动念以知几,皆谓此也,失此不察,则心放而难收矣。」所以在心意初动的时候。我们便要安静安详的来研究省察一番,看这件事对不对,他究竟是为个人自私自利的呢?还是为国家民族大公无私的呢?究竟是卑鄙龌龊不可以告人的呢?还是光明磊落无不可对人言的呢?如果动机是为革命救国,便是正大光明的,如果动机是为自私贪得,便是卑鄙龌龊的,就应该要立即铲除这个恶念。推而至于一切的动机,都要能于初动之时,加以省察,来实行去恶存善。只要常有此研几与慎独的工夫,便不患德之不立了。正如曾文正所说:「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惡惡如惡惡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惧,皆能切实行之,即孟子之所谓自反而缩,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第40页〕心则馁之时!」大家更要晓得,凡是善恶成败的关键,都在于心意初动之时所决定的。故研几的工夫,要特别戒慎,小之则关系于个人品德之高下,事业的得失。大之则关系于整个社会国家的存亡和军事政治的成败。我们每一个革命军人,不可不慎独诚意。过去有许多军人,尤其是高级将领,是非不明,善恶不分,不顾整个国家民族的利害,只知自私自利,割据称雄,破坏统一,甘为国家民族千古的罪人,穷究其本,往往由于其一念之误,这就是没有研几的工夫,亦不知道格致、诚正、修齐的道理,所以其结果只有身败名裂,贻笑于天下后世,而其这样所作所为,亦就将与禽兽相差无几了。
  总之,致知格物就是研几穷理,这些都是修身的工夫,乃为做人做事立德立业的根本要道。
  我们做了军人,既负有救国救民的责任,对此格外要彻底认识明白。所以我刚才讲的这一付联语,应作为我们党员和革命军人的座右铭! 
  最后,我再要将治国平天下的道理,补充阐述一下:大学传文第十章,就是解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法则,军事的基本是在政治,所以我们军人更不可不知道这个政治法则,当然推行政治的基本修养还是要从格致、诚正、修齐工夫做起的,这第十章对治国平天下的释义其内容约可分为三点:
  第一是阐释财政经济有关于国利民福的理财法则,他说:「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又说:「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疾音捷也),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第41页〕而下不好义者,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此谓国不以利,以义为利也。」这是孔子在论语所说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的道理是一致的,亦是我国以仁为本的财政经济之基本法则,大家不可以不知的。
  第二是阐明用人行政有关的「善善恶恶」的法则,他说:「人之有技,媢嫉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不通,实不能容……惟仁人放流之,迸(逐也)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命者慢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此实行政用人法则,无论治国治军,皆不可以不知。 
  第三是阐释「立己立人」「与民同其好恶」有关于爱民立国的政治基本法则,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谓民之父母。」又说:「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背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朱注云:絜,度也,所以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于影响,所谓家齐而后国治也)。」又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朱注云:此复解上文絜矩二字之义,如不欲上之无礼于我,则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无礼使之,不欲下之不忠于我,则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不忠事之。至于前后左右,无不皆然,则身之所处,上下四方「四周之人」彼此如一,而无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兴起焉者,又岂有一夫之不获哉,此平天下之要道也。)又说:「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第42页〕矣。」「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朱注云:君子以位言,道谓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术,发己自尽谓忠,循物无违谓信,骄者矜高,泰者侈肆,章内三言得失,而语益加切,盖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几决矣。) 
  总之,本章之意义,以道为首,以德为本,以仁为宝,以义为利,而以财为末,其意乃务在与民同其好恶,而不攘其利,则亲贤乐利,修己爱民,各得其分,而天下平矣,这就是我们中国政治的法则,亦就是治国平天下的大学之道。真是得此则兴,失此则亡。希望各位将领,能切己体察,悉心领会,以此自勉,以此来教导部下。
  我相信:果能如此,我们的革命一定可以成功,而且一定可以湔雪我们已往失败的一切耻辱,完成我们国民革命军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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