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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大可:“文化复兴”的路线图与时间表——癸巳新春之际访朱大可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3-02-26 点击:


  时间:2013-02-25

  来源:中国文化报

  记者:王晋军

  记者:大家都已经注意到,这些年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正在发生重大变迁,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你是如何理解和判断这种变迁的实质和内容呢?

  朱大可: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经历了三次重大转型,第一代资本主义是器物资本主义,它以器物(实体制造、能源和金融)为其基本特征,第二代资本主义始于上世纪60年代,而在90年代因互联网和视窗出现而趋于高潮,那就是资讯资本主义,它以资讯(品牌、金融、数码信息、文化符号等)为生产对象,而把实体制造业外放到第三世界国家。鉴于20到21世纪之交,西方多次发生数码和金融危机,去年开始,美国正在迅速调整国家战略,从第三世界召回并复兴实体制造业,形成资讯资本主义和实体资本主义的双重结构,相信欧盟也会随之跟上。西方正在迈入更加成熟的第三代资本主义时期。

  记者:在世界变迁的格局中,如何评判中国当代的文化状况?中国应当如何改变现有的格局?

  朱大可:相对而言,中国至今还处在实体制造的时代。这种对实体制造的过度依赖,是改革开放30年来严重忽略文化建设的重要原因,因为在实体制造业中,文化的因素变得非常虚弱,对于部分主管官员和企业家而言,它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顶多就是经济的轻盈花边而已。2009年以来,顶层设计者开始倡导文化产业,试图将其升格为支柱产业。但这是远远不够的。资讯应该是整个国家经济结构的双核之一,它不仅是文化产业的基本内容,而且应当成为实体制造业的灵魂,推动上游的自主工业设计和下游的国际品牌营造,更应成为建设健康公民社会的坚硬骨架。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领域获得了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在文化领域却受到各种非议。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中国文化的现状,又该如何推动文化领域的建构和改革?

  朱大可: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文化没有获得跟经济一样的成就,反而因经济的快速运动和教育的严重缺失,而呈现为严重衰退的景象。并表现在主体认知、核心价值、宗教信仰、伦理道德、历史传承、原创能力、基础美感、人际交往、个人教养、民族语言、国际传播、文化产业等十二个主要方面。这种危机状况引发了公众的普遍焦虑。其中,属于公共伦理的诚信危机,受到了公众的最大诟病,但它只是症状,而不是产生整个文化综合症的病根。我们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公民社会的建构,它是公民阶层、公民制度和公民意识形态的三位一体。没有这种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任何有关文化的理想主义设计,都只能是刻画在沙地上的蓝图。

  记者:如何认识从清末以来中国知识分子在新文化探索中的功能,并总结其得失?精英和大众文化如何实现良性的互动,以塑造新的文化可能?

  朱大可:自从轴心时代以来,精英持续成为历史的主要动力。中国的新文化运动也是如此。它的三个旗手——陈独秀、胡适和鲁迅,都是知识精英的代表。但这种认知已经被互联网时代所击破。大数量的自媒体如博客和微博,制造了一种普遍的幻觉,认为碎片式的言辞可以代替哲学思辨和思想探索,而口水可以代替文化原创。但事实上,除了有助于形成舆论监督环境之外,这种广场式运动,对文化建构并无直接助益。中国的问题在于,它已经错过了文艺复兴型的精英导引时代,而鉴于精英的饱受质疑,文化改造的使命,变得无人可以承担。“公知”正在成为一个反面名词,遭到各色人等的嘲笑。作为文化重建的主力,专业和公共知识分子在独立性、精神性、创造性和正义性的普遍衰弱,是我们要面对的最大难题。精英与民众的良性互动,取决于双方的自我重塑、以及是否能够达成核心价值的共识。

  记者:儒家文化是主宰中国意识形态长达2000多年的“官学”,在20世纪饱受摧残之后,现在又面临被高度追捧的“复兴”局面,你如何评判儒学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意义和功能?

  朱大可:在20世纪以前,中国人一直生活在儒家文化的空气里。但儒学是一个内容驳杂的体系,其中既有一些值得吸纳的道德教义,甚至有陆王心学这样的哲学高峰,但也有需要加以过滤和批判的思想垃圾。不加甄别地把儒家神圣化,并视为拯救中国文化的唯一出路,这只能重蹈历史的覆辙。

  记者:你认为怎样的文化格局才符合你心目中的健康文化形态?

  朱大可:我赞成重新接续历史文化传统,但我也担忧儒家的一家独大。我们不仅要重视孔子,至少还要重视老子和墨子。尤其是墨家思想,长期受到打压,从未获得必要的传承。中国的“文化菜谱”,应当是各种思想菜系的自在组合,它不仅要容纳中国的各种思想学派,更应当容纳“西方先进文化”,由此形成多元并置、百花齐放的态势。只有这样,公民对文化思想作自由选择的权利,才不至于沦为一纸空文。把某个单一学派变成具有绝对权威的“官学”,只能重演两千年文化专制的闹剧。

  记者:知识界公认的中国文化源头,是先秦时代的诸子百家。你怎么看待这个“文化常识”?

  朱大可:中国文化源头的源头在于商周以前的宗教/神话体系。即使是先秦百家,它也不是自闭环境下的原生果实。由于春秋诸侯大量焚毁上古典籍,先秦诸子无法实现区域文化的自我传承,只能被迫向域外文化求援。老庄学说的原型来自印度吠陀教,墨子学说的原型来自早期希伯来先知;邹衍的阴阳家学说,其中“九州”概念源于印度,“五行”概念源于波斯祆教,道家的“阴阳”概念虽然是自创的,却也深受祆教的光明/黑暗二元论的影响。先秦是一个高度对外开放的时代,它的文化繁荣,得益于这种虚心学习、兼收并蓄的博大胸怀。甚至就连秦始皇车同轨、书同文之类的“英明”举措,都是向波斯帝国求教的结果。

  记者:照此说来,中国文化显然有一个从输入和输出的转变,你如何解读这种“历史转型”?这种文化输入对当代中国的文化建构具有什么样的借鉴意义?

  朱大可:中国经过两汉,完成了汉民族自我认知。汉文化开始真正建构起来,走自己的发展道路,而跟世界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大。中国由先秦的“输入原则”转向了“输出原则”,它的文化原创性这时终于上升为全球第一。宋明两代无疑有两次高潮,大量的中国原创技术及其器物,如造纸术、指南针、马镫、瓷器、丝绸、茶叶,甚至明代士大夫的美学,都被传输到世界各地,改变了整个世界的版图。在我看来,中国和外部世界的关系,处于这种输入—输出的漫长循环之中,而20世纪以来的中国,进入了第二个历史循环期的输入阶段,它似乎在放肆地模仿、克隆和“山寨”外部世界的先进事物,但我希望这种模仿不要仅限于器物制造,而应当涵盖包括精神在内的所有领域。唯有如此虚心吸纳,我们才能像先秦那样,最终获得文化重新起飞的有力支点。

  记者:据悉,你的新著《中国上古神系》即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你为什么最近几年在从事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的同时,又花费很大精力转向上古神话的研究?这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内在的关联?

  朱大可:文化是一个历史有机体,你很难把它从时间上进行切割,进而简单划分为古典学和现代学两个部分。前些年兴盛“国学”,最近又开始谈论“古典学”,其实都是研究者为自己编织的时间笼子。文化的复苏必须以文化传承为前提,但传承又必须建立在正确的认知之上。许多人都会发出这样的疑问:你说老子如何了得,但老子的老子究竟是谁?居然没有一部中国哲学史正面回答过这个问题。连民族文化的来龙去脉都没弄清楚,就搞什么“国粹”和“文化复兴”,岂不是痴人说梦?研究上古神系,就是要弄清民族文化的起源,进而对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做出比较合乎历史原貌的描述。我在这些问题上花费了近20年的时光。《中国上古神系》,可以看作是一块敲门的“板砖”,希望能够就此引出全面梳理中国文化的思想美玉,进而为文化的复苏或飞跃,架设起一个基础性的学术平台。

  记者:你能否为本报读者简要描述一下《中国上古神系》中的基本观点?

  朱大可:这本书试图就中国上古八位主神和十二位辅神的来历,做一次尝试性追问,以弄清楚盘古、女娲、伏羲、黄帝、炎帝、帝喾和西王母等神祇的身份秘密。有趣的是,研究的结果出乎我自己的意料,比如,黄帝是以西亚女神为原型的变迁神,西王母的原型是印度大神湿婆,等等。上古时期存在着一个“泛亚文化共同体”,而中国处于这个共同体的边缘,先秦思想就是这个共同体的结晶。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普世特征,它跟世界的分道扬镳,是轴心时代结束后的事变。中国文化精神的本质,恰恰不是人们误以为的“国粹”和“自给自足和自我生长的原生态”,而是它的高度开放、善于吸纳的多元性。如果没有这种跟世界接轨的阔大气象,先秦的文化繁荣是不可思议的。

  记者:在解决中国文化面临的这些问题和推动“文化复兴”方面,你有什么良方吗?

  朱大可:文化问题的最终解决,完全取决于顶层设计。就像中医的整体辩证思维那样,你不能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文化枝叶上的病症,需要从制度根基上加以解决。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最快也需要三、四代人才能初见成效,也就是100年左右的底线时间。动手的方向,首先是政治体制改革,其实是教育体制和意识形态体制的改革,只有正确推动这三方面的改革,就能逐步形成有利于“文化复苏”的良性生态,并经过数代人的不倦努力,最终实现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梦想。

  记者:对于当下网络语言肆虐横行,不断颠覆传统汉字的用法,你是否认为这将会带来巨大的不良影响?社会热点五花八门、实时更新,我们如何做才能在快速飞行变化万般的时代里,始终保持思想新锐的状态?
朱大可:汉字的衰变是过去式,它主要发生在上世纪50年代,而汉语的衰变则是现在进行时。互联网在贡献大量新词和新文本的同时,也导致了汉语在语体、风格、质感等方面的退化。这种退化的直接后果,就是拖垮了当代文学,把它变成当代文化体系中较虚弱的部分。我们大家都已经看到,每天都会有大量新偶像雨后春笋般诞生,而我对此早就习以为常了。大众文化事件基本都是泡沫。你可以学会像孩子那样去欣赏五颜六色的泡沫,甚至加入吹泡泡的游戏行列,但不要把泡泡当成本质。只要看穿它的本性,你就不会落伍,因为你握住了生活的内在逻辑。

  记者:有人说我们是精神信仰缺失的一代,那么你认为我们的精神应该寄放在何处?

  朱大可:你用了一个好玩的词——寄放。这是旅行者的思维。的确,我们都是人生的匆匆过客。但相对而言,灵魂的问题似乎更加严重。长期以来,中国人的欲望被金钱所包围,钱袋虽然已经鼓胀起来了,但心灵却穷得只剩下一个空囊。这是存在的最大难题。值得庆幸的是,21世纪,是心灵重新回归身体的纪元。以前读过一本书,它的名字叫“流放者归来”,这其中被流放的,就是我们的文化灵魂,它曾经被我们驱赶到很遥远的地点,但现在已经到了呼唤它回家的时刻。在以后的每一个精神元宵节里,我们都要点起灯来,预祝跟它的历史性团圆。

  说明:

  1.文中加粗的句段,为发表时被删除的部分。为保证观点的完整性,在本博文中予以复原,同时

  对少数字段做了新的调整;

  2.中国文化报原标题为:为了中国文化“伟大复兴”的梦想

  3.【小词典】“复兴”:一种具有强烈指向性的文化想象和文化焦虑,据说可分为三个层别:

  普通复兴、文化复兴、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分类引自手机短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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