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暮色·朝阳:历史的连续与中断——读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
来源:转自豆瓣读书 作者:admin 时间:2017-03-13 点击:
 历史的连续与中断——读傅勒《思考法国大革命》
暮色·朝阳 评论 思考法国大革命 2016-07-27 13:39:49


历史学家对待革命史所应有的批判性视角是什么?法国大革命史学家弗朗索瓦·傅勒(旧译“孚雷”)提出了一个非常震撼的观点:“任何要使革命史概念化的想法都得从批判革命的观念入手,批判那些行动者亲身经历的、后来又由他们的继承人加以承传的原原本本的革命观念:就是说,批判那种把它作为一种激进变革,作为一个新时代起源的观念。”23革命亲历者在革命这种激进社会变化中往往会高估他们行动的创造性和原发性,会认为他们的革命所创造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与旧秩序一刀两断、截然不同。这种以革命者主观视角也就是革命意识形态所诠释的革命史显然就面临着“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危险。 当革命烽烟已经远去,面对已经凝结为历史的过往岁月,历史学家便应该超越那种革命者自我创造和自我实现的历史感,对革命现象(尤其是造成了恐怖结果的革命)本身进行批判,用新的眼光挖掘历史真相,以扩展人们对于革命历史的理解。所以傅勒说:“历史学家的第一职责是去除捆绑着大事件及其行动者和继承者的奠基式目的论幻象。”174这些亲历者或许确实做出了某些奠基社会新秩序的贡献,但如果单单只按他们的视角理解和诠释历史,那就变成了一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幻象。

傅勒认为在理解法国大革命史的问题上,有两位史家最具有这种批判性眼光,对他自己的影响尤其之大,这两个人就是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奥古斯丁·古参。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理解法国大革命不啻是一种“哥白尼式的革命”。由于法国大革命的激变表象对法国、欧洲甚至整个世界都造成了猛烈的观感冲击,人们通常认为大革命是法国历史的一个突然中断,是与旧秩序的彻底决裂,打开了一条新的政治社会发展进路,虽然大革命的路途和余波是起起伏伏、波折不断的。但托克维尔也正是从革命的低潮和旧秩序的复辟中看出了大革命更深层次的本质。他重构了原来由革命者自己诠释并介绍给全社会的革命史观(”奠基式目的论幻象“),指出这些革命者远非一种根本性历史中断的代理人,而是继承和完成了由法兰西君主们所开创的中央集权化官僚国家的事业。傅勒认同托克维尔的诠释,指出:“事实上,法国大革命使我们过去历史的充分绽放。它圆满完成了君主政体的事业。它不仅远未构成一种断代,而且只能在历史连续性之中并且通过历史连续性才能得到理解。它在事件中完成了这种连续性,但在意识中它却显得像是[历史的]一个中断。”23

托克维尔抓住”民主”这一漫长的社会变迁历程来解释大革命何以是对以往事业的继承和完成。所谓民主或民主化,就是指社会状态的平等化,包括法国社会自中世纪以来封建等级制度的瓦解,传统贵族在经济和政治地位上的没落,以及第三等级尤其是资产新贵的崛起并通过购买官爵提升自己的政治地位。而这一切的根本动因,在托克维尔看来,是法国君主推动的行政中央集权化。法国历代国王用由自己任命的地方总督和大法官(常常伴随着卖官鬻爵)不断加强对整个国家的行政管辖,逐渐消解了地方贵族的政治权威,剥夺了地方三级会议的自治权利。这样的结果是,原来那种“聚集在贵族卵翼之下的乡村共同体”,也就是自由和充满博爱情调的传统“公民社会”,被君主专制分割成“由日益相似的个人组成的日益对立的集团”。法国的政治社会不断的扁平化和松散化,也就是“个体化”和“均权化”。 到了18世纪,法国社会就演变成了一个“由于君主制中央集权化并伴随着个人主义崛起而分崩离析的社会”。148

所以,大革命在法国爆发,不是因为法国社会的封建枷锁最沉重,恰恰相反,是因为封建贵族制度和封建法权在法国消解得最严重,是因为法国的社会状态”民主化“程度最高。与此同时,从制度状态降解为残余物状态的法国封建法权也就显得更加丑恶。比如,法国贵族沦为了失去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而又顽固保有众多免税特权的社会寄生虫,因此更加受到遭到赋税劳役盘剥的农民的痛恨;17、18世纪法国出现了数次清理贵族头衔的运动,而资产新贵总是首当其冲,所以总是遭到欺侮打压的资产阶级新贵与传统权贵的矛盾愈加激化,对旧的封建体制愈加不满。因此,只消一点火星,整个旧制度的封建残余就会被引燃和烧毁,而那个长久以来不断构造起来的中央集权的行政官僚国家的骨架就会显形,至于它顶着一个君主制的头颅还是民主共和制的脑袋其实只是第二位的问题 。在托克维尔那里,民主化(即社会均权化、扁平化)与行政中央集权相伴而生,并行不悖:“大革命是一次关于权力的集体想象,它打破连续性,偏向纯粹民主,不过是为了在另一个层面上更好地担当起专制主义的传统,……,既要借它来重组政治合法性,又要通过它来重建中央行政权。 ”117也就是说,革命自以为创造的中央集权民主国家其实早已为旧制度长久地酝酿生成了,大革命其实只是以民主合法性给它更改了名号而已。 这便是托克维尔所诠释的法国大革命背后的历史连续性。

不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作为一部未竟之书,并没有解释法国大革命本身不可否认的独特面孔从何而来。然而在那风起云涌的革命浪潮中,毕竟出现了一些史无前例的政治社会现象,并且成为法国社会长久挥之不去的阴影 。托克维尔把大革命理解为一种激进的风俗和精神状态转变,也就是一场“(民主)文化革命”。但他对这一突兀的历史片段中自在自行的思想激变及其动因,其实最终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所以在晚年的书信中他写道:“在这种法国大革命病中有某种很特别的东西,我感觉到它,但不能准确描述,也无法分析它的原因。这是一种新的和未知的病毒。世界上曾经有过很多暴力革命,但法国革命者所具有的那种无节制的、暴烈的、激进的、绝望和大胆的、几乎疯狂而又强大有效的特点,我觉得在以往各个时代的社会大动荡中是没有先例的。这种新的狂热究竟是从哪来的呢?是什么造就了它呢?是什么使它那么有效呢?又是什么使它经久不衰的呢?我们面对的还是同样的人,虽然境况不同了,而且他们都扎根在整个文明世界。我绞尽脑汁,想对此物构思一个明晰的概念,想找办法来描述它。在其精神中,在其没有得到说明的行为中,好像有什么东西独立于法国大革命一切可解释的原因。我约莫知道这个对象在什么地方,但还是徒劳无功,未能揭开它的面纱。我揣摩它就像揣摩一件异物,它不让我碰它,不让我看清它。”(1858年5月16日致凯尔戈莱)

即使按照托克维尔的解释,法国的历史写在一张完整连续的幕纸上,但1789-1794年间这道醒目的刀痕毕竟也是一个例外。要解释这种连续性背景上的历史断裂本身,傅勒让我们从托克维尔转向了古参。

古参对大革命的长时段历史起源问题不太感兴趣,他把托克维尔着重研究的大革命两端的新旧制度的延续性问题悬搁起来。“相反,他想了解事件的爆发、历史质层的断裂以及短短六七年间就像不可抵挡的大潮一样把革命运动裹挟向前的的那一切,包括它本身的内在动力:也就是在18世纪称得上革命‘原动力’的那一切。”245 而这恰恰又是托克维尔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革命一旦被触发,就形成了自己推动自己的“革命洪流”,而古参要研究的就是处于革命现象最核心的政治和文化动力机制。在古参看来,研究革命动力学的中心问题就是雅各宾主义的起源和发展。

古参拒绝那种从参与者或领导人个人心理意图出发来解释雅各宾主义的做法,“革命的最后谜底绝不可能是雅各宾的心理学;而是民主现象的社会学”。271他认为创造历史的人不知道他们所创造的历史,那些昙花一现如走马灯式被清洗替代的革命派系和个人并不是通过自己的主动控制而创造了一波波的革命浪潮。相反,“布里索、丹东、罗伯斯庇尔这些人,与其说是雅各宾的领袖,不如说是雅各宾的产物。”254 他们的命运起伏都遵从一种“客观机制”,他们只是这个机制中的一个齿轮或者说这个机器的“提线偶”罢了。古参要做的就是揭开这个机器的面纱,解释其内在的运行机制。
 
在古参那里,雅各宾主义不是作为临时的应对性策略产生的,而是一种在革命前就已经存在并通过革命最终得以完成的“社会形态”,古参把它称作“思想社会”(société de pensée,或叫“思想学社”)。法语词“社会”(société)在此的含义具有伸缩性,它既指某种结社性质的会社组织、“社党”,也可以指某种类型的“小宇宙”或者说一种社会组织模式和社会形态。(248 注2)古参生前留下的唯一一部完成的著作就叫《思想学社与布列塔尼的大革命》,另有一本去世后出版的文集《思想学社与现代民主》。“思想社会”于18世纪下半叶开始风靡于法国,“文学圈子、文社、共济会会所、学院、爱国俱乐部或文化俱乐部,这些都是’思想社会’的不同形式。”248这些组织同时也是一种“社会化形态”,其原则是,“成员想在里面扮演角色,就必须去掉自身的一切具体特征,去掉自己的真实社会存在”,也就是按照抽象的平等权利构成的相互关系。这样一些组织在法国旧制度下暗流涌动,随时准备破茧而出取而代之。“1750年代开始,法国出现了两种政治社会类型的冲突:一个是传统社会,分裂成利益集团,建立在不平等(既作为社会现实也作为集体代表制)的基础上;另一个是观念上平等的新社会,古参称之为‘社会公论’,它建立在思想学社的想象的共识基础上,成为新价值的实验室。”(257)所以,这些思想社会就是法国大革命中革命民主政治也就是雅各宾主义的起源和前身。

思想社会的运作机制是一种基于个体抽象的平等权利的纯粹民主政治。 它首先通过平等的辩论来制造“共识”,这种共识的代名词就是“人民”,其反面就是“敌人” 。然后这种“共识”成为一种意识形态而迅速被思想社会的“机关”组织“社会化”。“共识一旦获得,便构成‘社会化’的真理,此种真理立刻依其民主特点而变得合法了。从此它的使命就是作为按群体划分亦即按利益划分的社会的统一原则,扩大到整个社会体,进而覆盖权力的各个领域,即整个国家。”(256)这种“共识”的权力运作方式是一种“纯粹的、无职权或权力授予的、始终受公民直接控制的民主”,是一种“天天靠集体赞同来神秘地推动的制度”。(254)雅各宾协会便是这种权力运作的“机关”,保证了它的“象征性代表制”。“雅各宾主义的关键秘密就在于‘机关’藏在‘人民’的影子里”,然后通过把持和垄断他们所“预制”的“民主共识” 变成了一个万能的权力机关,实质上就是“不具名的寡头政治”。254所以,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动力上的根源就是一些以平等和“人民”的名义行使新主权的匿名集团操纵社会并夺取政权。

思想学社的纯粹民主政治的运作特色在于它的权力场域是在舆论话语中,权力“掌握在以人民的名义说话的人手里”。74也就是说,共识本身及其通过话语传播而社会化就是统治权力的实质。“大革命不单是一种行动,也是一种话语,而这个机关正是依这种话语,即共识的场所,来挑选人的;与其说雅各宾的领袖们通过意识形态说话,毋宁说意识形态通过雅各宾领袖说话。”255这种纯粹民主的共识话语方式近乎一种宗教,而正像真实的个人在宗教中被异化一样,真实的个人也在这种纯粹民主中被异化。人民本身是无法言说“共识”的,所以人民的旁边就另有一个“人民”在替它说话和指派代表,“这个人民人数不多,但精诚团结,散在四方,这个人民就是哲学圈子里的那群人”,也就是思想学社和雅各宾协会。比如共济会就以典范的方式体现了新权力的秘术,也就是能够把“社会”问题转化为政治,把舆论变成行动,这就是雅各宾主义的起源。雅各宾的革命政府“实现了一个独一无二的集体意志的社会假想,它不再是仅仅法律上指定的承继者,而是事实上取代每个人的个别意志了。”271在纯粹民主和不可转让的人民主权的观念中:人民等同于俱乐部的舆论,俱乐部等同于它们的领头人的舆论,领头人等同于共和国。

与“人民”相对应,这种民主统治还需要一个“敌人”,因为“要从思想社会这个由抽象个人组成的假想社会迈向现实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通过割除赘瘤和诛锄异己来重组‘社会’,…它要指定妖孽并使之人格化。”267民主革命的第一个矛头,也就是它创造的第一波“敌人”就是顽守特权的贵族。但是,这种民主利刃是双面的,在割除了一茬杂草之后,它便会寻找新的目标,也就是转向“人民”自己,在原来的内部阵线中不断分割出新的异己作为新的“敌人”。在不断地社会“重组”和清洗中,纯粹民主逐渐进入了最高潮,也就是雅各宾专政时期“通过对人身和财产订立恐怖主义规章而实行的人民学社式的官式统治”。其背后的逻辑是,思想学社首先界说共识也就是人民意志,然后操纵舆论也就是权力,最终演进到一切都以“人民”的名义“社会化”。“人民,1789年是国王的奴隶,1791年做法律下的自由人,1793年变成主人翁,自己统治自己。取消公共自由,因为公共自由不过是人民用来对付统治者的保障。取消投票权,因为由人民来统治;取消辩护权,因为人民就是法官;取消新闻自由,因为写文章的是人民;取消舆论自由,因为有权说话的是人民:多么有条理的学说啊,恐怖政策的一张张公告和一条条法律不过是它的一通裹脚布似的长长注释而已。”(275)

最终,纯粹民主的“巅峰”也就是它的谢幕和“赎罪钱”,因为这种纯粹民主的政治社会组织是没有现实性也就是没有真实的行政统治能力的。思想社会是人造的和假想的社会模式,在旧制度的压制下可以以影子状态存在,在旧政权权力真空和重组的空隙中,它可以通过一时的舆论话语掩护其蔓延和扩散。但当它真正成为政权本身,也就是遇到了权力和国家的现实时,它与现实社会的不接洽以及政治统治的无能也就是暴露出来了。“这不是在文学共和国里统治,也不是在社会里统治,而是对社会实行统治。纯粹民主在此遭遇了行使民主的不可能性,因为它生来就无法识别社会和国家:马克思看得很清楚,热月九日是社会的报复。”(257)历史的讽刺性和悲剧性就在于, “正当大革命以为可以实现让·雅克的民主思想之际,反而展示了卢梭悲剧式的真理,即法与事实之间的无限距离,不可能找到能同理论相结合的民主实践。”(48)真实的社会需要真实的国家,所以神秘地制造和崇拜“社会精神”(266注,l’esprit de société),也就是混淆“社会”和政治国家的思想学社也就只能在革命的洪流中一时得势。而当一切归于平静时,那个在旧制度中早已成熟的中央集权行政官僚制国家才是唯一的现实性。

因此,法国大革命是“事实上连续,精神上中断”。(206)在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上的连续性,以及由思想学社和雅各宾主义推动的纯粹民主原则和“社会”理想崇拜所造成的革命精神的一时风潮,都是法国大革命的鲜明特质。在傅勒看来,托克维尔能解释1789,但无法解释1793。也就是说,他能解释这场基于长久的社会“民主化”和行政中央集权化的民主大革命何以必然会是在法国爆发,但他无法解释爆发后革命洪流自身运作的逻辑。古参则相反,他没有追究1789年的根源,但却诠释了1793年的来龙去脉,也就是雅各宾主义显形的整个过程和原因。“托克维尔探求的是[历史]连续性的秘密,古参则考察[历史]中断问题。”(278)最终,将托克维尔和古参所绘制的革命历史图景拼在一起,便能得到一幅相对完整的法国大革命肖像,而这幅肖像的全貌就是:现代民主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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