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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建龙:四位“妥协者”与诺奖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5-10-16 点击:




一位女商人,一位工运分子,一位人权活动家,一位律师。为何这四位看上去不搭界的人站在了一起?为何他们手无寸铁,却成了突尼斯变革的中流砥柱?
文图 | 郭建龙(行者、独立作家)

2013年7月25日,突尼斯的共和国日,议员Mohamed Brahmi正带着他的妻子和女儿开车外出,突然间,一辆摩托车疾驰而来,追上了他的汽车,摩托车后座上的人向他连开14枪。当天,这位人民运动党的领袖死在了医院。

这次政治暗杀,与当年早些时发生的另一次暗杀一起,将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彻底推入了危机。2月6日,另一个反对党领袖、民主爱国运动党的Chokri Belaid,被以几乎一模一样的方式刺杀。

在两人被刺杀前,突尼斯已经成了2011年席卷阿拉伯的茉莉花GM的最后样板。在两年前的革命中,正是从突尼斯开始,中东伊斯兰国家的人民突然爆发了一场反对独裁、要求民主的革命运动。利比亚、埃及、叙利亚、也门等国家相继卷入,除了叙利亚之外,其余几国都推翻了原独裁政府,成立了新政权。

然而,两年后,正当人们为阿拉伯革命欢呼时,事情却骤然转向,向着人们始料未及的方向滑去。

在利比亚,推翻了卡扎菲之后的人们并没有建立起稳定的政权,反而滑向了内战的沼泽,特别是在与埃及比邻的利比亚东部地区,由于无政府状态,这里已经成了恐怖分子的大本营,给周围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定。

在叙利亚,血腥的内战正在进行之中,大量的难民铺天盖地向周边国家扩散,独裁总统阿萨德仍然当政,反对派中的温和派已经边缘化,极端派正在酝酿成立恐怖的哈里发国家。

在也门,虽然原独裁总统Saleh被推翻,但随后建立的新政权并不得人心,还陷入了教派冲突之中,属于什叶派的宰德派穆斯林在伊朗的支持下,正在积极开展反政府的内战。

与突尼斯革命最为类似的,是埃及革命。埃及人推翻了独裁者穆巴拉克之后,也建立了一个新的民选共和国,并通过较为透明的投票,选择了总统穆尔西。然而,到了2013年,令人惊诧的是,埃及人已经后悔选择穆尔西了,他们再次上街抗议穆尔西,甚至不惜让原来的独裁势力回归。

就在突尼斯国会议员Mohamed Brahmi被暗杀一个月前,埃及国防部长西西发动政变推翻了穆尔西,建立了独裁统治。至少一半的埃及人欢呼着欢迎军队的政变。从拥抱民主到回归独裁,埃及人让世界吃惊的同时,也让独裁的支持者们开始鼓吹稳定压倒民主,甚至民主不适合阿拉伯国家。

到这时,突尼斯几乎已经成了阿拉伯革命唯一的成果,然而,就是这个革命的首发地和堡垒,也变得越来越不稳定,人们对在台上的温和穆斯林政府的耐心正在失去,担心它的无能和腐败无法给突尼斯带来安全和繁荣。这两起政治暗杀,更让人们对当时的政府彻底失去了信心,纷纷走上街头,像埃及人一样,逼迫政府下台。

那么,这块阿拉伯革命最后的热土,也会和埃及一样,重走回头路,告别革命,拥抱独裁吗?



革命的埃及样本
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看来,民主选举就意味着革命的最终胜利。但他们错了。
为什么埃及会重新拥抱独裁?这要从埃及的政治结构说起。

2011年,人们纷纷走向街头,通过游行逼迫独裁者穆巴拉克下台。他们没有想到的是,独裁者已经变得这么虚弱,此次抗议竟然真的把穆巴拉克赶下了台。

穆巴拉克下台后,以军人为首组织了临时政府。临时政府开始组织制定新的宪法,并为一次全民选举创造条件。

2012年中期,在人民的压力下,临时政府组织大选。在两轮选举中,穆斯林兄弟会推出的候选人穆尔西最终获得了多数票,击败了对手当选新埃及第一任民选总统。

在世界上大部分人看来,民主选举就意味着革命的最终胜利。但事实证明,民主选举只是革命的初步阶段,距离胜利还很遥远。

经过长期的独裁统治,埃及缺乏合格的尊重民主规则的政治家,而社会也并不真的了解宪政的深层含义。正是这个缺陷,在选举后被无限放大。

首先,那些参与革命的年轻人以为推翻了独裁者,民主就会自动产生。他们把主要精力放在了街头运动上,在推翻穆巴拉克时居功至伟,但在随后的选举中,却显得极其幼稚和被动。作为民主力量,他们本来应该结成更大的联盟参与选举,成为成熟的政治势力。然而青年们庆祝胜利的同时,如一盘散沙,虽然组织了诉求各个不同的小团体,却无力参与全国的政治分配,迅速被边缘化了。

随着这些革命青年被边缘化,他们对政治变得更加不信任,虽然是他们参与投票选出了穆尔西,却缺乏建设性的容忍,随时可能改变立场发动另一场革命。

其次,独裁者穆巴拉克政权中,并非每一个人都是坏蛋,他们之中蕴含着许多懂得政治运作的治国人才,但这些人又和前政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可能牵扯到利益集团和政治腐败之中。如何利用他们的长处,同时限制他们的不利倾向,是埃及社会必须面对的问题。离开了他们,这个国家就不可能正常运转,过于靠近他们,又回到了旧轨道。

然而,处于革命激情之中的人们并没有容忍的习惯,他们通过选举,简单地将旧政权的人排除在外了,这就使得埃及社会中的许多精英分子无法参与到政权之中,他们对新政权阳奉阴违,使得社会经济迅速进入了混乱状态。

再次,当社会精英、革命青年都被排除在新政权之外时,另一个旧势力却乘虚而入,这个势力就是宗教保守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n Brotherhood)。

所谓穆斯林兄弟会,是在上世纪前半期成立的一个宗教政治组织,它的目的,是恢复穆斯林的教法统治,回归到政教合一的状态。这与现代政治的民主宪政是背道而驰的。不过兄弟会并不极端,它主张通过参与现代政治,首先是进入议会,成为执政党,然后慢慢地修改宪法,逐渐达成目标,并不想采取暴力手段。

由于兄弟会还是一个慈善团体,在埃及穷人中运营着从医院到教育的大量慈善机构,使得兄弟会在埃及的政治真空中,立刻成为了埃及政治第一大势力,在选举中顺利上台。
上台之后的兄弟会虽然想保持温和的立场,但它的终极目标与民主相悖,这个矛盾被放大。由于缺乏执政经验,穆尔西总统无法治理好埃及的经济,人民的日子越来越难过,他想加强权力,却立刻陷入了想搞独裁的指责。最后,他又想通过回归伊斯兰教法统治来改造政治结构,则让人们担心埃及社会越来越倒退。

结果,上台才一年,穆尔西和穆斯林兄弟会政权就陷入了危机。当初喜气洋洋选举兄弟会上台的人们再次走上街头,要求穆尔西下台。

当军队首领、国防部长西西发动政变时,人们兴高采烈地欢迎独裁回归,因为在他们看来,独裁至少能够带来稳定,人们的生活至少是确定的。


埃及通过暴力推翻了民选总统,回归了军人统治。图为埃及人民踊跃投票,欢迎前国防部长西西上台(右三为本文作者)
从整个过程来看,埃及的各个政治势力表现得都不合格。革命者根本没有做好执政的准备,在重建伊始就被排挤走了。他们可以走上街头推翻政权,却不会走进议会建设政权。旧政权精英曾经有意参加革命后的建设,却由于人们的不信任,加之自己的惯性,发现还是回归原来的模式更省劲儿。穆斯林兄弟会代表的宗教保守势力不懂经济建设,也缺乏执政能力,只想尽快实现宗教理想。

由于缺乏成熟的政治势力,埃及的失败并不意外,唯一的意外在于它失败得太快了,没有给庆祝革命胜利的人们留下接受失败的时间。

更让人倒吸一口凉气的是,当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的时候,人们回头看一看突尼斯,发现埃及的问题,也恰好就是突尼斯的问题。埃及革命政府倒台了,突尼斯的结局又是怎样呢?



突尼斯的激流险滩
与埃及革命的发展惊人一致。
与埃及一样,在突尼斯执政的,竟然也是穆斯林兄弟会!

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出现几十年后,除了在本国发展之外,还成功地将宗教理想输出到了整个中东地区,几乎每个国家都有它的分支机构。这些机构与埃及本部保持着或多或少、若即若离的关系,又有很强的独立性。

在突尼斯,穆斯林兄弟会的这个分支被称作复兴党(Renaissance Party,或者 Ennahda Movement,简称Ennahda)。在独裁者Zine El Abidine Ben Ali执政时期,这个组织也被定成了非法。随着阿拉伯之春的爆发,独裁者们被推翻,各地的兄弟会纷纷从地下变成了地上,穆斯林兄弟会的突尼斯分支,也摇身一变组织了政党复兴党,并一跃成了突尼斯的最大政治势力。

革命后,突尼斯决定成立一个制宪大会,负责制定宪法和选举临时总统。这个制宪大会有217个席位,由人民选举决定。Ennahda一举获得了其中41%的议席(89席),远远把其他政党抛在了后面,比如第二名的共和党(Congress for the Republic)只获得了13.4%的席位。

随后,Ennahda和共和党、 劳工自由民主论坛(Democratic Forum for Labour and Liberties)三大党派组成联合政府,由共和党首Moncef Marzouki出任临时总统,而实权则落入了Ennahda手中,由该党推出总理并组阁。到这时,同样是推翻独裁,同样是宗教保守派的穆斯林兄弟会获得了新政权,突尼斯革命与埃及革命的发展惊人一致。

与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一样,Ennahda也是温和的宗教保守派,并不主张暴力,试图通过合法途径慢慢地回归宗教社会。然而当它上台之后,宗教主张中与民主政治不协调的因素也逐渐凸显出来。

突尼斯当时最重要的任务是制定新宪法,这个宪法如果规定了政教分离原则,就是世俗的,如果加入了太多的宗教成分,必然引起宗教回归。所有的人都知道宪法的重要性,都不想在宪法问题上让步。于是,制宪大会立刻陷入了激烈的争吵和四分五裂的状态。

在这样的状态下,执政的确困难重重。埃及的穆尔西无法解决这些困难,让埃及的经济举步维艰,越来越失去了民心。在突尼斯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最初,人们预期一年内就能制定宪法,并根据宪法进行真正的民主选举,但一年过去的时候,政治僵局仍然存在。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每个人心中的民主都是不一样的。世俗左派希望建立西方式福利政府,世俗保守派更强调经济自由,温和的宗教保守派认为宗教化并不妨碍民主,而极端的宗教派别则试图否定民主原则。世俗派、温和派的信心都在政治死锁中被消耗殆尽。

这其中,矛盾最为激烈的是世俗左派与极端宗教派,世俗左派希望毫不妥协地把民主原则贯彻下去,并打碎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依靠穷人和劳动者建立政权,而极端宗教派则把世俗左派当做最大的敌人。

两位被暗杀的政治家都属于世俗左派,而制造谋杀的人,则是极端宗教派。执政的Ennahda政权属于温和宗教派,然而,由于这个政党的群众根基在于虔诚的伊斯兰信徒,他们不敢对极端宗教派采取措施。

经济政策的无能、社会稳定的逐渐丧失,终于也让突尼斯人民忍无可忍。在埃及人走上街头、协助军方推翻穆尔西统治一个月之后,突尼斯人也走上街头,要求保守的Ennahda政府下台。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国家的民主革命也将以悲剧告终。

然而,人们却忽略了突尼斯社会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成熟的社会组织。到了他们出手的时机了。
不搭界的四重奏
他们领导的四个组织,代表了突尼斯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
一位女商人,一位工运分子,一位人权活动家,一位律师。这四位看上去不搭界的人站在了一起,他们手无寸铁,却在不经意间成了突尼斯变革的中流砥柱。

虽然埃及和突尼斯的革命进程看上去如此相似,但幸运的是,突尼斯比埃及多了一个重要条件,正是这个条件让突尼斯走上了与埃及不同的道路。

这个条件就是:相对成熟的社会组织。

埃及的社会是个两极分化的社会,分化的两极中,一方是前政权的既得势力组成的上层结构,另一方是带有宗教化倾向的底层百姓。长期在台上的穆巴拉克不允许任何成熟的反对势力存在,使得人们把执政者及其阶层赶下台后,找不到任何有执政能力的人来接替下台的人。群众只能在推翻还是接受一个政权,这个两难选择中做出抉择。

在突尼斯,当政治家们陷入僵局,无力解决政治死锁时,一种平行的权力却在发展之中。首先出现的是一个叫做突尼斯总工会(Tunisian General Labour Union,法语简称UGTT)的组织和他的领导人Houcine Abassi。

在人们印象中,工会往往是一个破坏性的组织,它们搞罢工、弄游行,在社会混乱时期尤其危险。然而,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工会都是世俗派和民主派,当突尼斯进入危急时刻,要么陷入宗教恐慌,要么回归独裁政治时,工会领导人Abassi意识到,要保住革命的成果,必须由工会和其他超越党派的世俗性组织联手,来推动变革,避免像埃及那样走回头路。

为什么是总工会?因为突尼斯总工会成立于1946年,会员有50多万,占全国人口的五分之一,深入到全国各个行业之中,拥有着卓越的动员能力。也只有总工会出面,才足以与Ennahda这样同样拥有强大群众基础的组织相对抗。

然而,Abassi还意识到,仅仅靠工会组织是不够的。工会虽然强大有力,却缺乏足够的财富支撑。Abassi此刻想到的是另一个组织,也是工会的长期对手:突尼斯工商界联盟(Tunisian Union of Industry, Trade and Handicrafts,法语简称UTICA)。

UTICA的成立只比总工会晚了一年,拥有着17个行业联盟,24个区域联盟和216个地方联盟,代表了突尼斯全国15万的工商阶层。

如果说,总工会是“咱们工人有力量”,那么工商联盟就是“金钱就是力量”。如果两者能够结合起来,就有了逼迫政治家们妥协的力量。

但是,总工会与工商联盟长期以来一直是对头。总工会代表了雇员,是政治上的左派,而工商联盟代表了雇主,是政治上的右派。突尼斯的企业家大都信奉伊斯兰教,这既是一种保护色,也与工会的世俗派倾向相对立。同时工商联盟还与前独裁者政权藕断丝连,其前任领导人与独裁者本人就是亲戚,在革命中被迫辞职。

到了2013年,工商联盟由一位女企业家Widad Bouchamaoui领导。幸运的是,Bouchamaoui和Abassi一样看到了政局的危险,她意识到,如果现在不出手拯救革命成果,让突尼斯陷入了彻底的失序,首当其冲遭受损失的突尼斯的工商业和中产阶级。

以叙利亚为例,当叙利亚陷入内战后,社会已经没有发展经济的空间,大批的工商业人士要么逃离该国,要么被各种军事集团胁迫而倾家荡产。突尼斯决不能走向这条路。

两个曾经对立的组织决定联手,这是全国对话联盟能够形成的关键性一步。

在获得了工商联盟的支持后,Abassi将目光转向了两个更加专业的伙伴:突尼斯人权联盟(Tunisian Human Rights League,主席是Abdessattar Ben Moussa),以及突尼斯律师联盟( Tunisian Order of Lawyers,主席Chawki Tabib)。

于是,一位女商人,一位工运分子,一位人权活动家,一位律师,这四位看上去不搭界的人走在了一起,他们联手改变了突尼斯的政治进程。他们领导的四个组织代表了突尼斯的各个阶层、各个行业,以法律为武装,并拥有着丰富的斗争经验。他们超越了政党的功利性,只想保持住突尼斯的稳定和革命成果。
力挽狂澜
如果不是2015年的诺奖,或许人们将逐渐遗忘这个短暂存在的组织……
2012年9月,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Tunisian National Dialogue Quartet)成立的时候,突尼斯的政坛正处于危险之中,人们纷纷上街游行要求执政党下台,然而执政党Ennahda却坚持不下台。与Ennahda对立的大部分是世俗性党派,他们或左或右,但首先防范是Ennahda回归宗教政治。不过,反对派们很难与Ennahda达成和平协议,看上去似乎只有学埃及暴力推翻政府一条路可走。

与此同时,反对派42名制宪大会议员辞职,使得制宪大会陷入了停摆状态,政治彻底陷入僵局。

9月17日,对话联盟第一次亮相,就展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以Abassi为主角的联盟领导层意识到,以往革命之所以失败,在于人们往往有要推翻的目标,却没有新的建设目标。以此次危机为例,人们有明确的目标要推翻Ennahda政府,但推翻之后如何建立新的政府,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对话联盟不想以一种含混的方式出现,所以在亮相伊始,就以中间人的身份抛出了一份明确的路线图。他们把自己定位成中间人,而要撮合的双方则是执政的Ennahda政府以及反对派。在路线图中,他们明确提出,撮合的目标有四点:

第一,由于执政不及格,现任政府必须下台,但如何让它体面地下台?不能简单用反对派替换掉现任政府(Ennahda绝不会接受这样的条件),而是要在公正选举的情况下,让现任政府把权力交给一个重新选举(或推举)的中立政权。

第二,既然要组成新政权,那么必须协商出明确的选举(推举)步骤和日期,并着手组织。

第三,突尼斯的新宪法还久拖未决,双方要求差别很大,对于新宪法制定也必须有明确的日期要求。

第四,各方必须做出保证,支持突尼斯民主化转变中发生的各种步骤和措施。
由于有明确的目标,并且这些目标和建议都是公正的,对话联盟一炮打响,很快获得了压倒性的支持。在参加制宪大会的各个党派中,绝大部分都同意支持这个路线图。由于局势恶化的很快,现任政府知道与其等待被推翻,不如体面下台,9月28日,Ennahda政府迈出关键性一步,同意留下三个星期讨价还价的时间,如果三个星期内能够敲定路线图上的各个细节,那么政府将在三个星期后辞职。

绝大部分党派支持路线图,同意谈判,以及政府同意谈判取得成果后辞职,是对话联盟获得的第一个胜利。

然而事情并没有如此顺利。三个星期过去了,政府没有辞职。

问题出现在,政府与反对党之间没有达成令双方都满意的协议。对Ennahda来说,他们知道一旦离开了权力,许多政治要求就会被搁置。他们希望趁自己在台上时,把宪法确定。在宪法中可以塞入一定的对宗教进行保护的条款,避免突尼斯走向完全的世俗化。而对于反对派来说,在自己上台后再制定宪法更加有利,也更能巩固世俗化成果。

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作为中间人的Abassi决定利用场外因素施压。10月23日,已经等不及的民众开始了密集的游行,呼吁Ennahda政府下台。第二天,总工会号召举行全国性的总罢工,来逼迫政府做出选择。

在对话联盟的软硬兼施之下,Ennahda政府被迫再次回到了谈判桌,10月25日,谈判继续,人们焦急地关注着谈判进程。

谈判的僵局仍然在宗教上,双方已经同意了信仰自由,作为回报,世俗派也做出让步,承诺给宗教以一定的特权,避免宗教完全被排除在政治之外。如果仅仅从政治学角度看,这种承诺是一种退步,然而,真正的政治往往就意味着一定妥协,为了和平地向民主转变,这样的代价有时不得不付出。

到了12月份,谈判已经跨过了无数暗礁,等不及的人们发动的新罢工,极端派别的恶意破坏,新的问题,也是最后一个重大议程出现:Ennahda政府辞职后,新的总理人选是谁?

这个人必须是双方都接受的,却又能保证政治进程顺利演进。对话联盟把目光投向了一位叫做Mehdi Jomaa的人。

为什么是Jomaa?因为他是一个参加了Ennahda政权的独立派。Jomaa出身于工程师,一直独立于政治之外。直到2013年初,由于Ennahda政府需要一个懂工业的人管理工业,Jomaa才离开了自己的本职工作,以独立人士的身份加入了Ennahda政府担任工业部长。对于世俗派来说,他是一个独立人士,对于Ennahda来说,他曾经参与过Ennahda政府,这样的双重身份保证了他受到双方的承认。

即便Jomaa当选,也并非没有争议。在参与对话的21个政党中,只有9个政党投了针对Jomaa的赞成票,剩下的12票中,有7票弃权,2票选了其他人,还有3个政党没有参加投票。

2014年1月9日,权力的变革终于完成了和平交接,Ennahda的Ali Larayedh政府集体辞职,Jomaa的过渡政府接任。

Jomaa政府上任后,突尼斯的民主化进程继续向前。1月24日,涵盖着妥协精神的新宪法以200票赞同、12票反对、4票弃权获得通过。

宪法的诞生,为新的民主选举奠定了基础,2014年12月,根据新宪法精神,突尼斯举行了新的选举,再次完成了权力的和平交接。到这时,对话联盟的路线图得以完满实现,而这时,也是对话联盟退入历史的时刻。如果不是2015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了这个短暂存在的组织,或许人们已经逐渐将它遗忘……

未来充满了不确定,也充满了希望
如果你是独裁者,记住!保留一些成熟的反对派。
人们往往喜欢一个有结局的故事,但遗憾的是,历史并没有终点。

突尼斯的故事并没有结束,中东的故事也没有结局。

突尼斯对话联盟并非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第一个“阿拉伯之春”获奖者。事实上,在2011年,阿拉伯之春发生的当年,时年32岁的也门女活动家Tawakkol Abdel-Salam Karman就获得了和平奖。

然而,四年后,Karman的家乡并没有如期实现民主化,而是陷入了内战和外国干预之中。推翻了总统Saleh后,新总统Hadi无法获得全国性的支持,最后被国内的什叶派推翻。为了防止什叶派的扩张,也门的邻国沙特领头入侵了这个国家,开始了无休止的轰炸行动。

新的国内冲突也把Karman置于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她想维持革命成果,另一方面反对新总统Hadi对革命的破坏,同时更反对什叶派的暴力夺权,甚至有消息说她暗地里希望沙特干预也门。

在埃及,新的独裁者西西已经稳定了政局,随着社会稳定的出现,埃及的经济开始复苏,害怕了混乱的人们宁肯忍受新的独裁也不再想要革命。

在叙利亚,血腥的内战仍在继续。利比亚在经历了内战之后,有了企稳的迹象,但何时能够到来仍然是个未知数。


叙利亚陷入了血腥的内战无法自拔。图为叙利亚难民赛义德(右)

即便在突尼斯,人们也只能说,它刚刚渡过了一次危机,至于未来会不会有其他危机,并不好说。

实际上,进入2015年后,从政治危机中摆脱的突尼斯刚松了一口气,就发现这个国家已经进入了一场巨大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除了因为政治之外,还和国际大环境有关,随着中国经济的放缓和世界经济不景气,人们对矿业需求下降,价格暴跌,作为矿业大国的突尼斯成了最大的受害者之一。

除了矿业,旅游业也在突尼斯位居前三,不甘心退出政治进程的伊斯兰极端派在2015年制造了两次针对外国游客的屠杀事件,将突尼斯变成了旅游荒漠。

人们预计,突尼斯的经济复苏仍然需要许久才能到来,如果经济长期陷于停滞,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预期,那么很可能会把对社会的不满变成对现政府的不满。可以说,突尼斯的未来仍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但不管怎样,突尼斯全国对话联盟,这个只在短短几个月内发挥了重大作用的联盟,却向我们展示了突尼斯社会的成熟度,让我们又看到巨大的希望,希望它仍然能够成为中东阿拉伯之春的正面样本,告诉人们除了革命,更重要的是建设。

全国对话联盟的丰富经验告诉我们:

1.推翻独裁或许必须使用暴力,但建设民主,却必须采取对话、协商,并学会妥协。

2.真正决定政治进程的,不是外来的干预,而是这个社会内部每一个人的努力。

3.建设民主,是每一个人共同努力的结果,不管你是商人、工人、社会活动家还是律师,只有你关心政治,愿意付出,才能让民主转型走得更加平稳。

4.如果你是独裁者,记住保留一些成熟的反对派,因为在革命暴力到来的时候,能够拯救你性命的,不是那些当初崇拜你的乌合之众,而恰好是这些成熟的反对派。



郭建龙 行者
曾经的IT工程师、财经记者。科技专栏作家。2007年独自骑车穿越藏北无人区,国内有记载的最早藏北骑行者之一。近年行游世界,有经济、历史、文化等多领域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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