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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中国社会的血酬与潜规则
来源:天益网 作者: 时间:2008-12-06 点击:


吴思  

    语调平稳淡定、逻辑清晰明确,吴思演讲时,像经济学者一样划出曲线、分析案例,但他喜欢说自己用的是生态学方法。他的历史著作《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台版《潜规则:中国历史上的进退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台版《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上的生存游戏》)是中国近几年的畅销书,目前他担任中国敢于突破言论和历史研究禁区的《炎黄春秋》杂志的执行主编。最近,吴思在香港大学公开演讲,这个非学院派的学者大胆而另辟蹊径的学说,折服了许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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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吴思在中国知识界声名鹊起的,是一个叫做“潜规则”的名词,它指明了中国社会习俗中的幽暗角落,切中中国历史上制度改进屡屡失败的根源。因为它对中国现实强有力的解释力,这个原本用来研究、分析历史现象的词汇,迅速走红,变成中国媒体的常用词汇、寻常百姓的口头禅。“潜规则”其实就是灰色规则、内部章程,指没有正式规定但在某些人群中被普遍遵守的规则。潜规则通常有不法、不道德、或者其他不能明说的内容,比如给官员送红包,再如近几年中国奶业普遍出现的添加三聚氰胺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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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吴思还进一步提出潜规则的元规则——“血酬定律”。所谓血酬定律,简单来说就是:暴力者、最强者说了算,虽然暴力集团(强盗、土匪、军阀等)不创造价值,但却控制生产集团获得以暴力换来的血酬、进而以国家政策合法掠夺的法酬。吴思用这个定律以全新的眼光解释中国历史:比如春秋战国的封建制度为何无法延续下去;也富有说服力地解释了中国当下许多怪现状的症结,比如中国接连不断的煤矿事故、毒奶粉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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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潜规则到血酬定律,吴思头脑里对应或者说反抗的,其实是从小被灌输的、一度坚信不疑的马克思唯物主义历史观,尤其是“生产决定上层基础,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的教条。一九九六年开始,吴思开始较有系统地读史、论史,他在二十四史和近现代世界史中看到与此迥然相异的故事,好奇心促使他单刀直入,单枪匹马也要探个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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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吴思还是给自己的学说划出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在资本主义时代,血酬定律失效。因为那时,生产集团控制了暴力集团,只有暴力被规训,权利才获得释放。中国当前的社会状况,用“官僚资本主义”政治不正确(因为它是中共号称要打倒的国民党统治下的“三座大山”之一),也有人用权贵资本主义,但吴思认为,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资本—官家主义。中国历史一路下来,明朝时候是朱元璋建构的小农官家主义,后来发展成地主(乡绅)官家主义,清末以农业为主的格局开始松动,逐步出现工商官家主义。现在的资本—官家主义跟以前一样,核心还是官家说了算,因而其实没有跳脱血酬定律的历史阶段。而只有当官家退场,生产集团控制暴力机器,才可能出现真正的资本民主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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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吴思创造了许多新名词,但他说这是很无奈的做法,因为实在没有适当的既有词汇可以准确定义一些复杂但真实的情况,尤其是中国特有的情况。近年致力于重新把《圣经》翻译成中文的著名学者冯象,他对现代汉语的这种创造性抱持乐观态度。现代汉语从古文中解放出来的时间不超过一百年,中文的创造力需要学者、文学家去不断开拓疆界。从这个角度看,吴思的论述让人看到了颇为成功的词汇创新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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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摇摇晃晃的香港地铁里,吴思突然问记者:“你们觉得找到归宿了吗?”“什么叫归宿?”记者不解其问。他很认真地答道:“归宿,就是那种可以认真生活下去的安定感,我觉得香港是有的。但我还没有找到。”无论面对历史还是现实,吴思的思考轨迹,还没有跨过那条历史的鸿沟。以下是对吴思的专访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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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潜规则和血酬定律的角度,你怎么看中国这三十年的改革?
    
    潜规则和血酬定律大量借用了生态学和进化论的比喻。用生态学和进化论的框架来看,三十年前,中国社会的物种非常稀少:没有农民,只有人民公社社员,不是相对于地主或国家意义上的自耕农;没有工人,只有官办企业的职工,他们是国家雇佣来做工的雇员,不是相对于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最大的物种是公社社员、国家职工、干部、知识分子(也是国家雇佣),国家体现为一个全面、完整的官僚控制的整体,一切都是官家的。这种状体持续了几十年,社员种植的粮食养活不了自己,职工生产的产品严重浪费、效率极低,在世界市场上没有竞争力,国内工业品严重短缺。一闹文革,官员的日子也不好过了,谁都觉得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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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改革开始,最先突破的就是社员,社员变成自耕农,新的物种出现了,他们中间又分化出个体户、乡镇企业工人、乡镇企业商人、资本家。此外,农民中还分化出最纯正的无产阶级——农民工,剩下的小农在坚守,但是他们的产出、质量依然远远超过之前的公社社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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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职工和官员成长路径和农村不同,体制先没动,体制外出现一批回城知青、劳改释放犯、待业青年,旧有的体制、官家的工商业吸纳不了他们,成为个体户。海外的也让回来了,他们办起了私营商业。体制外成长起了一棵大树。这些个体户、海外资金汇聚起来,形成强大的民营企业群体,分化出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个体户、中产阶级、白领。整个产出占据了半壁江山,使得原有的官家企业相对萎缩,剩下几个大企业靠垄断吃法酬(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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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无所不包的大一统体制在政治上、经济上全面松动。意识形态上开始松动,从原来的阶级斗争到三个代表到和谐社会,是在放给民间更多的权利。政治上资本家开始入党,党内也从一个人说了算变成有简单的制衡,大致顺畅的接班人制度、到点退休。原来官家巨大的、充满整个天下的庞大物种在权力方面缩小了,出现了丰富、复杂、更有创造力的多样生态。这有两大好处,一是稳定,物种越多越稳定;二是变异多、创新多,容易出现更有效率的东西。这种充沛的创造力造就中国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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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怎么看待近年不断增多的群体性事件?
    
    其实是在调整利益边界。以前的争执主要发生在税费的边界上,后来取消农业税,基层政府更缺钱了,于是重点转向土地伸手。农民的土地产权边界一向模糊,最近几年农民的抗争一直围绕着土地权益。这种收益没说不是农民的,但也一直没说是农民的。这种模糊地带最容易出事。就在竞争、争夺之中,才能把每个利益边界划分清楚,最后形成法规,清楚了才不争。这个过程本身就是物种越来越丰富、各个物种形成自己权利边界的过程。若能通过正常的投票、游行来表达,那就比较和平,但这些都被禁止了,就只能去打扁担、烧房子,就只能去上访,上访不行就杀人、爆炸,什么合算、什么有效,就用什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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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些事件似乎并没有造成一种明显的社会断裂。你怎么看中国社会的这种弹性?
    
    中国农民的承受力之强、政府维持稳定的生命力之强,让人吃惊。我在取消农业税之前到农村做详细调研,了解到农民实际的负担高达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远远超过规定的百分之五。按照中国历朝历代的经验,负担到这个程度就不行了,就会抛荒会出现流民,随时准备玩命,天下大乱。明朝的经验就是如此。但是现在流民进工厂了,不仅没有成为不安定的力量,还把在城里挣到的钱寄回家乡,所以乡政府从四五十人膨胀到二百人,搜刮掉了老底还有东西可捞。这是因为出现了一个新的、沿海的经济增长,新的经济增长来自哪里?第一来自海外的资金和市场,第二是模仿新的技术,第三来自模仿新的制度——公司、市场、新型外贸制度。这些历朝历代都是没有的,海外的新东西为中国的转型提供了巨大的空间,这是开放带来的好处,模仿、汲取国外的新东西带来的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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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一刀切取消农业税,剪断搭车收费,对付不断膨胀的官员,把农村领域的官民关系理顺了,农民日子一下子好过了,开始复苏,种地变得合算了,产出高了,一些农民工开始回流了,还可以在城里要求涨工资了,你不涨回去种地了,出现了民工荒,有了跟资本家讨价还价的能力。这也让人大吃一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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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六十周年,在历史河流里,你怎么看待这六十年,中国未来走向哪里是否看得出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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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论中国的未来,不能不看现在的台湾、韩国、日本。短期说不清楚,十年八年偶然性太大,什么事都可能有,哪个方向都有。但长期来说,用一两代人的时间来计算,大概就是那个方向,越靠越拢,越靠越近。我们过去一代人两代人,也是很清楚的,走了一个弯路,立刻退回,退到失败的起点,重新起步。以后也是一样,走错了,还得回来重走,走对了一路走下去。走的方向,就是台湾、韩国、日本的宪政民主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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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思小档案
    
    一九五七年生于北京。一九七八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分配到《农民日报》,先后任机动记者组记者、群工部副主任、总编室副主任。一九九三年,出任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办的《桥》杂志社副社长兼中文版主编。一九九六年底至今,在《炎黄春秋》杂志,任执行主编,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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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有:《陈永贵沉浮中南海——改造中国的试验》、《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二零零一)、《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二零零三)、《隐蔽的秩序》(二零零四)等作品,在中国引起广泛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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