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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容芬:马克斯·韦伯的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来源: 作者: 时间:2009-03-26 点击:


王容芬



1919年1月28日,韦伯应自由学联巴伐利亚分部邀请,在慕尼黑做 “以政治为业”的演讲,提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分。 

动荡的政局

韦伯的演讲是一个时代产物,是战后大辩论中的一派之言,是韦伯和一部分德国人对战争责任的表态。

德意志帝国通过赞助列宁的“十月革命”,买来1918年3月的布列斯特和约[1]。苏联退出战争,德国无后顾之忧,集中兵力攻打西线,到7月发动五次攻势,消耗巨大。此时主力美军抵达欧洲参战,德军已无力再组织进攻。从7月18日起,协约国联军发起反攻,8月8日在亚眠重创德军精锐部队。自黑色8月8以后,德军节节败退,放弃投入极大的比利时重镇伊普雷,从法国北部索姆河地区撤退,到9月20日,兴登堡防线被突破,两个月里,德军损失15万人、2000多门大炮和13000多挺机枪。同盟国局势不稳,保加利亚军队哗变,马其顿防线崩溃。到了10月底,德军只占据卢森堡弹丸之地、半拉比利时和法国北部一小条地。

德军统帅部转向海战,意图将残存海军孤注一掷,与英国海军进行最后决战,挽回败局。基尔港舰队抗拒调动,水兵起义反战。起义迅速波及整个海军及全国各大城市。11月7日,慕尼黑 市民起义,成立了以埃斯纳[2]  为首的巴伐利亚共和国,巴伐利亚王路易三世出逃。11月8日,布伦瑞克大公退位,内阁辞职,工兵委员会接管政权,次日大公全家出逃。11月9日,柏林革命,德皇威廉二世退位,逃往荷兰,巴登亲王内阁社会民主党国务秘书谢德曼宣布共和国成立。自此,各地王公纷纷退位潜逃。

11月11日,德国政府代表埃尔茨贝格尔同协约国联军总司令福煦在法国东北部康边森林的雷道车站签署停战协定,德国投降。规定协定,德国必须在15天内从法国、比利时、卢森堡、阿尔萨斯洛林及莱茵河左岸地区撤出其全部军队,同时从土耳其、罗马尼亚、奥匈帝国及非洲撤出全部军事力量,还必须交出5000门大炮、25000挺机枪、3000门迫击炮、1700架飞机、5000台火车机车、15万节车皮和5000辆卡车。《康边森林停战协定》的签订宣告历时4年零3个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对同盟国的胜利告终。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开幕,战胜国和战败国代表在巴黎西南凡尔赛宫讨论战后处置。德国国内争论十分激烈,帝国顺民与爱国愤青把战争失败归罪于11月革命,强烈要求德国政府代表团在凡尔赛保护德国利益。

一战中的韦伯

1914年韦伯50岁,11年前因健康不佳辞去海德堡大学教职,8月1日德国对俄国宣战,8月2日韦伯报名入伍,被分配到海德堡后备野战医院委员会担任纪律检察官,责任是检察伤员违犯军纪。初期韦伯既无上司,又缺助手,事无巨细,一个人什么都管,扩建医院、接待巡纺大员,给各级司令部和卫生部门写报告,给志愿者分派工作……每天工作13个小时以上,连星期天都在加班。长长的担架队成了大学城日日景观,全是前线下来的重伤员。韦伯感谢命运让他亲历战争,在1914年8月24日的信中说:“不管怎么丑恶,这场战争到底是伟大而精美的,值得经历,更值得参与。可惜不能上前线,如果战争早来25年就好了。我的兄弟们全在前线或驻地,我的妹夫在枞树山牺牲了。”[3]

靠着这种战争激情,韦伯一介书生,半年之内居然就地建起9座新野战医院。[4]鉴于这项功劳,海德堡驻军司令部1915年1月27日晋升韦伯为上尉军官[5]。

1915年9月30日后备医院解散,韦伯奉命退役。结束军旅生涯之前,他写了一份很长的“关于野战医院管理的经验报告”[6]。前面信中说的和他一起从军的妹夫[7]和二弟[8]却再也回不来了。

退役后,韦伯谋求一份公职,用他的知识继续为战争服务,当然也是为了生计。他给各方面写了无数求职信,直到年底都没成功。

从1915年12月起,通过法兰克福出版商西蒙[9]的关系,韦伯得以定期在《法兰克福报》上发表政论文章,从这时起,这家报纸成了他的衣食父母。韦伯对宪政、公务人员制度和政治领袖等问题发表意见。他的战时政论是《韦伯全集》里篇幅最丰的一卷,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917年4-6月间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讨论国体的政论系列,后来结集出版的《重建德国的议会与政府——对官员及政党制度的批判》[10]。

政论写作的同时,韦伯积极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努力把他的见解付诸实践。战争失败以后,他积极奔走,到处演说,力图保住行将解体的德意志帝国。1918年11月革命前夕,韦伯到慕尼黑参加进步人民党的群众大会,呼吁保卫帝国,谴责“脱离普鲁士的口号是犯罪蠢举”[11]。

11月16日,德国民主党成立,这是今天自由民主党的前身,瑙曼任主席。韦伯是最早和最活跃的党员,全心投入党的活动。



以政治为业



11月革命让韦伯对政局失望,1919年初他写信给演讲组织者比恩鲍姆[12],说他没资格讲政治家的职业,建议瑙曼[13]来讲这个题目[14]。后来瑙曼因病不能出面,韦伯借口忙于德国民主党竞选,脱不开身,依然推脱。比恩鲍姆告诉他,有几位同学正打算请巴伐利亚共和国总理埃斯纳来讲这个题目。韦伯立即改变主意,答应如期演讲,动因是“绝不能让一个信念伦理家占据学联讲坛“[15]。

值得注意的是,韦伯没有驾轻就熟,重复他刚刚在维也纳大学开过的“统治社会学”课程的内容,而是把演讲重点放在政治家的伦理上,勇敢地踏进了他不曾涉猎的哲学领域。

卡里斯马领袖

韦伯的演讲从他的“统治的三种类型”入手,特别提出卡里斯马统治来,因为卡里斯马领袖最富有为政治献身精神,是以政治为业的政治家。韦伯所说的“业”是一个来自宗教伦理的概念,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三章路德的“业”概念里,有一个将近3页长的注释[16]。 德语里的Beruf, 现在是职业的通称;古德语 原是信誉、声名,动词则有感召之意。马丁·路德翻译《七十子圣经·西拉子智训》第12章第20和21节时使用了这个词的动名态Berufung,使希腊原文中的“职位”和“工作”有了奉神之召的含义。从此Beruf成了职位,授予官职叫Berufung,仍有奉召之意。教授是教育界的官职,要由大学所在州主管教育的州长任命,某人被任命为教授,叫作“奉召作教授”。韦伯演讲使用的也是Beruf,以政治为Beruf,这个“业”就有了“使命”的含义,不是养家糊口的饭碗,而是作为使命的职业,伦理之业,或者叫天职。

在韦伯眼里,以政治为业的人和为了生计而从政的人的本质区别体现在前者的三种素质中: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热情就是献身于一项事业,责任感就是把对事业的责任当作行动指南,判断力是沉静地面对现实的能力,对事对人的分寸。韦伯把“没有分寸”看成是一切政治家的不赦之罪之一。政治“人格”之“强”,在于具备这些素质。“政治意味着兼用热情和判断力坚毅地钻透硬木。”韦伯这句话如今仍常被德国政治家引用。韦伯把依靠服从者对“领袖”纯个人的“卡里斯马”的皈依的统治看成政治事业的最高表现。对先知、军事领袖或民众领袖的皈依意味着,这个具有卡里斯马的个人在人们内心深处是天降大任的领袖,人们不是根据习俗或章程来服从他,而是出自对他的信任,皈依的是他的人格人品。

热情、责任感和判断力难道不是任何政治家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吗?

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

韦伯把政治家的伦理分为水火不相容的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一切伦理性的行动都可以归于两种根本不同的、不可调和的对峙的原则: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这不是说,信念伦理就是不负责任,责任伦理就是没有信念。当然不能这么说。不过,究竟是按信念伦理准则行事——用宗教语言来说,就是“基督徒做对了,成绩归功于上帝”——还是按责任伦理原则行事:就是说,当事人对其行动的(近期)后果负责,两者有着天壤之别。”

这种区别类似中国80年代初的“两个凡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的讨论,不过韦伯所说的信念伦理基于西方人的基督教信仰,基于“善”,不同于基于个人崇拜、基于阶级斗争理论的“两个凡是”。韦伯批判信念伦理,不是批判它追求“善”的目的,而是“在许多情形下,‘善’的目的与人们对道德上可疑的、至少是危险的手段以及产生恶的副作用的可能性或几率的容忍分不开。世上没有一种伦理能够表明:什么时候在什么范围内伦理上善的目的把伦理上危险的手段和副作用神圣化了。”他断定,用目的神化手段,信念伦理也注定要失败。因为“它只有一种逻辑可能,那就是摈弃任何使用道德上危险手段的行动。”除了逻辑上的难题,韦伯进一步指出信念伦理不能回避的现实世界,在现实世界的关键时刻,一向标榜以爱还暴、以德报怨的信念伦理家,往往“大声疾呼使用暴力,——最后的暴力,它会带来消除一切暴力的局面……这是最后一次,它将带来胜利与和平。”信念伦理家使用暴力,因为他们是宇宙伦理的“理性主义者” “受不了世界上伦理的非理性。”

韦伯对付信念伦理悖论的方法很简单,就是回到政教分离,回到路德,把对战争的责任从个人肩上卸下,转给政府。在他看来,除开信仰,个人在任何事情上服从政府,这当然也包括使用暴力,都不会有罪。在此基础上,韦伯提出了政治伦理的特殊性,这是由人类团体掌握的合法暴力的专门手段决定的。任何人,特别是政治家,不管为了何种目的同意采用这种手段,都必须跟着它的特殊程序亦步亦趋,最后还要听任它的特殊后果的摆布。谁要想用暴力建立起人世的绝对正义,必然需要人,需要由人组成的机构。政治领袖的成功取决于他是否能不断地给予机构内的人报偿,以使机构运转。这样一来,他所依靠的是这个机构的动机,而不是他本人的动机。他在这种条件下所能达到的目标和程度,并不取决于他自己的动机,而是追随者行动的动机,而这些动机从伦理角度看大都低俗小气。按照这个逻辑,政治的异化成为必然。但韦伯认为,只要有一部分追随者真心实意信仰领袖的人格和事业,他就能胜利。

很难设想利益不同的人组成的队伍如何取胜。韦伯这样自圆:“谁要想从事政治,特别是从事职业政治,他就必须意识到那些伦理上的悖谬,意识到他对自己在这种悖谬的压力下发生的变化所要负的责任。他在……与魔鬼的势力为伍,因为这种势力潜伏在任何暴力中。”这是责任伦理。

韦伯批判了一位信念伦理的代表人物,慕尼黑大学哲学和教育学教授弗尔斯特[17]。弗尔斯特是著名的宗教伦理学家,抨击德国的战争政策,主张追究战争责任,以绝后患。韦伯选中了这位和平主义的旗手、德高望重的伦理学家批判:“我的同行弗尔斯特先生信念的纯洁性不容置疑,对他的人格我十分敬重,但他作为一个政治家,我却不敢恭维。在他的书里,他为了绕开这种困难,提出了一个简单的命题: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样一来,全部难题就不存在了。但是,在奥义书问世2500年以后居然能提出这样的命题,实在令人惊讶。不仅世界历史的全部过程,而且日常生活中的任何没有保留的试验都说明:恰恰相反!反面才是真的,这是世上任何宗教发展的基础……就连古代的基督徒也清楚地知道:这个世界是由魔鬼们统治的,参与政治(就是以权力和暴力为手段)的人同恶势力达成了一项协议,所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这种人的行动来说,不是真的,而是恰恰相反。谁要是看不到这一点,他实际上是一个政治上的稚童。”痛快淋漓,一举击败对手。

对于宗教领袖,韦伯不便使用“信念伦理”这个贬义概念,只说他们的追求不在此世:“在出世的博爱和慈悲方面炉火纯青的大家,不论他们来自拿撒勒、阿西西还是印度的王宫,都不曾利用政治手段:暴力,来布道。他们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但他们过去和现在都在这个世界工作。”

伦理之争的延续    

巴伐利亚共和国总理埃斯纳尖锐抨击帝制和战争政策,主张尽快实现欧洲和平。韦伯说埃斯纳是“对自己行为的后果毫无判断能力的信念伦理家”[18]。埃斯纳的主张和犹太出身使他同时遭到保皇党和纳粹前身图勒会的仇视。1919年1月底,埃斯纳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失利。2月21日新选出的州议会召开成立会议,准备接受埃斯纳辞职。在去议会的路上,埃斯纳被极右分子阿尔科伯爵[19]开枪杀死。

埃斯纳死后,共产党趁机推翻巴伐利亚共和国,3月17日成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列宁闻讯,立即致电祝贺。这个政权存活到5月3日,巴伐利亚白军军团灭了苏维埃,慕尼黑成为右翼政治的老窝,孵化出希特勒和它的国社党。希特勒在《我的奋斗》里交待,对出卖战争的11月革命的愤怒促使他决定从政[20]。

2月3日,韦伯接受前帝国宰相巴登亲王[21]的请求,在海德堡家里成立“海德堡法律政策工作组”,简称“海德堡协会”,出席第一次会议的有政界、经济界和学术界的22位社会贤达,其中有卢约·布伦塔诺[22]、阿尔弗莱德·韦伯[23]、门得尔逊-巴托尔第[24]、托玛[25]等教授以及几位退役和现役军官。工作组的赞助人博世公司东家罗伯特·博世[26]也参加了会议。与会者是清一色的爱国者,坚决反对战胜国把战争责任单方面推给德国。会后发表的声明认为交战列强应共同承担战争责任,抗议战胜国以法官姿态审判德国[27]。

1919年3月18日,韦伯被吸收进巴黎和会德国代表团。他竭力保护德国利益,今天萨尔地区是德国的一个州,同当年韦伯的力争分不开。1919年4月1日,苏维埃内阁会议通过决议,任命韦伯为慕尼黑大学教授[28]。苏维埃政权5月3日灭亡,总共存活了47天,却把韦伯中断了16年的教龄连续起来。6月14日韦伯去世,留给遗孀一份丰厚的寡妇年金。

韦伯在演讲中抨击的另一位所谓“信念伦理”人士、“政治稚童”弗尔斯特,受到右翼学生和教师的围攻,1920年愤然辞职,离开喧嚣的慕尼黑。他在国外出版的《德国人的绝症》一书里紧急呼吁德国人警惕纳粹上台。1933年,弗尔斯特是纳粹开除国籍名单上的第一个,他的著作被焚,狂热的学生骂他是“信念流氓加政治叛徒”。1946 年弗尔斯特在《新苏黎世报》上发表了一篇举世瞩目的文章,警告世人,如果德国人不能清算并抵偿思想中可怕的罪恶,重新尊崇一切人类崇高的价值,有可能出现整个世界的普鲁士化[29]。孰是孰非,历史公断。

结语

韦伯把一战失败后德国人对战争责任的争论归结为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之争,把追究德国战争责任的人划到政治幼稚、对德国前途不负责任的信念伦理者一派,通过从伦理角度抬高对手,来贬低对手的政治素质。这种论战技巧对一代爱国愤青产生了惊人的历史效果,影响到14年以后德国的历史走向。





[1]参见维格莱弗,克劳斯等:《陛下的革命家》,载于《明镜周刊》2007年第50期(被收买的革命— 90年前威廉二世皇帝如何赞助列宁的十月革命),第34 – 44页(Wiegrefe, Klaus u.a.: Revolutionär seiner Majestät, in:Der Spiegel Nr. 50 2007: Die gekaufte Revolution vom 10.12.07— Vor 90 Jahren: Wie Kaiser Wilhelm II. Lenins Oktoberrevolution finanzierte)。

[2] Kurt Eisner,1867-1919,犹太人,左翼独立社会党党员,新闻记者,1919年2月被暗杀。

[3] 参见玛利亚娜·韦伯:《马克斯·韦伯传》,1984年德文版第530页。

[4] 同上。

[5] 参见《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5卷第23页注释1。

[6] 见《马克斯·韦伯全集》第15卷第32-48页。

[7] 韦伯最小的妹妹Lili的丈夫Hermann Schäfer , 一战开始不久死在波兰战场。1915年8月,韦伯曾陪妹妹去波兰扫墓。

[8] 韦伯的二弟卡尔1915年阵亡。

[9] Heinrich Simon,  1889-1941, 家族企业法兰克福印书馆和《法兰克福报》主持人。1911年在和平主义论战中,西蒙曾请韦伯为《法兰克福报》助兴。

[10] 《韦伯全集》德文版第15卷第432-596页。

[11]  参见玛利亚娜·韦伯《韦伯传》(Marianne Weber: Max Weber, ein Lebensbild),1984年德文版第638页。

[12] Immanuel Birnbaum, 1894-1982, 巴伐利亚自由学联成员,1918年11月革命以后参与建立慕尼黑大众学生会,后来又参与成立德国学生会。二战中流亡北欧,参加抵抗运动。战后任南德意志报外交政策部主任。

[13]  Friedrich Naumann, 1860-1919,德国政治家,德国民主党创始人,马克斯·韦伯的挚友。

[14] 参见《韦伯全集》德文版第17卷第128页。

[15]  参见科尼希/温克尔曼 (主编):《马克斯·韦伯纪念文集》 (König, René und Winckelmann, Johannes (Herausgeber): Max Weber zum Gedächtnis. Materialien und Dokumente zur Bewertung von Werk und Persönlichkeit) 1963年德文版第21页。

[16] 马克斯·韦伯: 《宗教社会学论文集》(Max Weber: Gesammelte Aufsätze zur Religionssoziologie) 1972年德文版, 第63-65页。

[17] 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 1869-1966, 德国哲学家,和平主义者。

[18]参见《韦伯全集》(Max Weber Gesamtausgabe)德文版第17卷第128页。

[19] Anton Graf von Arco auf Valley, 1897-1945。阿尔科一战中是德军少尉,行刺时是慕尼黑大学学生。阿尔科与图勒会以及试图推翻11月革命政府、复辟王室的一派人关系密切。

[20] 参见《阿道夫·希特勒》,http://de.wikipedia.org/wiki/Adolf_Hitler

[21] Prinz Maximilian von Baden,1867-1929,德意志帝国最后一位宰相。

[22] Lujo Brentano,1844-1931,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改革家。布伦塔诺1919年4月从慕尼黑大学退休,韦伯接了他的教职。

[23] Alfred Weber, 1868-1958, 韦伯之弟,国民经济学家,届时任海德堡大学国民经济学教授,二战后第一任海德堡大学校长。

[24] Albrecht Mendelssohn Bartholdy, 1874-1936,民事诉讼、外国法与比较法专家,届时任汉堡大学法学教授。

[25] Richard Thoma, 1874-1957, 德国国家法学者,届时任海德堡大学公法教授。

[26] Robert Bosch,  1861-1942,博世公司创始人。

[27] 参见《普鲁士年鉴》第175卷(1919年1月-3月)第319-320页。

[28] 巴伐利亚电视台:马克斯·韦伯——慕尼黑伟大的思想家,http://www.br-online.de/br-alpha/alpha-campus/muenchner-gelehrte-DID1206700054415/muenchner-gelehrte-max-weber-gelehrter-D671202497900857481.xml?_requestid=614827



[29] UTOPIE kreativ,1999年4月号总第 102 期,第5-18页Günther Wirth: Friedrich Wilhelm Foerster。

(原载《社会学理论》2009 年第一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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