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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格林:诺斯替主义:现代性的本质(上)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6-10-03 点击:
著者|Eric Voegelin
译者| SunGarchel
图文编辑|   刘  国   栋 
—————
【作者简介】
华东师范大学
编按

此文共分五节,本篇推送前两节,并附一导读,方便读者。另,本篇文章收录于:Eric Voegelin, The Collected Works of Eric Voegelin Volume 5, The New Science of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Columbia and London.
导读   
在沃格林看来,所谓现代性问题就是人类开始用神圣的话语来装饰他们自己的行为。在世俗化过程中,科学、文明看似取得了空前的进步,人们却遗忘一处巨大的隐患:在“谋杀上帝”之后,现代的各种进步运动者与看似非常遥远的古代“灵知主义”(又译为“诺斯替主义”)之间既有历史延续性又有体验上的相似性。现代灵知主义力图对历史本身进行思辨,把历史视为一个由人所掌控的不断步入完美境地的封闭过程,是一部将基督教末世论世俗化的现代人自导自演的戏剧。沃格林相信,唯有将灵知主义的整个发展脉络呈现出来,我们才有可能看清楚灵知主义是如何参与到现代性当中从而开启了一段隐秘的反扑的。


诺斯替主义对灵界的探知


在罗马帝国中各种类型的真理之间的冲突,以基督教的胜利而告终。这一胜利的重大结果就是现世权力的去神圣化(de-divinization)。并且可以预料到那种具体的现代代表(representation)问题定会与一种人与社会的再神圣化(re-divinization)有关。这两个术语都需要进一步的定义,尤其是因为现代性的概念及与之相伴的历史分期都取决于再神圣化的含义。因此,去神圣化应被理解为多神论文化因经验上的萎缩而灭亡的历史过程,并且人类在社会中的生存通过人的最终目的、通过那超验世界之神的恩典而得以重新秩序化,朝向至福直观(beatific vision)中的永生。然而,再神圣化并不意味着古希腊—罗马意义上的多神崇拜文化的复活。颇为流行的那种将现代政治性群众运动描述为新异教的说法是令人误解的,因为它牺牲了现代运动的历史性特殊本质,而使之仅仅具有表面上的相似性。现代再神圣化更多地源自基督教自身,源自那些曾被普世教会镇压为异端的成分。因此,这一基督教内部的张力需要更为细致地确定。

这一张力是随着作为犹太教弥赛亚运动的基督教历史起源而出现的。早期基督教共同体的生活不是被体验为固定不变的,而是在两方之间动荡摇摆,一方是对基督再临——会带来神的国——的末世期待,一方是将教会理解为基督在历史之中的启示。由于基督再临并未发生,教会实际上就从历史王国中的末世论演变为超历史性、超自然的至善中的末世论。在这一演变过程中,基督教的特殊本质与它的历史起源分离了。这一分离从耶稣自身的生命开始,并且原则上以五旬节的圣灵降临为完成。然而,对一种迫近的来临之王国的期待被一次又一次地激起白热化,迫害不断地发生。对末世论病理最为宏大的表达,是那“圣约翰的启示录”(The Revelation of Saint John),尽管人们对它与教会观念之间的兼容性存在疑虑,但它还是被纳入到了正典圣经之中。这一采纳有着重大后果,因为有了《启示录》,人们便接受了千禧年这一革命性的宣言,在那一千禧年里基督会同他的圣徒在尘世进行统治。这一采纳不仅使得犹太启示文学在基督教内产生了永久性的影响,而且还引起了直接的问题:千禧年主义如何能够与教会的观念与及其存在相调和。如果基督教置身于从世界解救出去的炽热渴望之中,如果基督徒们生活在对未得救的历史之终结的期待之中,如果他们的天命只能由启示录第20章意义上的那种王国来完成,教会就被缩减成了一种短暂的人之共同体,人们翘首盼望大事件,并且希望这一大事件在他们自己的一生这段时间里就会发生。在理论层面,这一问题只能由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里所做的那种伟大阐释才能得以解决。在那里他全面地将那种对千禧年的字面上的信奉拒斥为“荒谬的寓言”,并且大胆地宣称千年的王国将会是基督在他的教会里、在目前的世俗世界里进行统治,并且会持续下去直到最终的审判和彼岸永恒王国的到来。

在没有本质性改变的情况下,奥古斯丁式的教会概念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影响直到中世纪结束。对一种“再临”(Second Coming)的革命性期待——它会使尘世历史结构产生变形——被认为是“荒谬的”而排除掉了。逻各斯已经变成了基督的肉身;救赎的恩典已经赐福于人;不会存在超越基督在其教会显灵的社会之神圣化。犹太千禧年主义同多神论一同被排除掉了,正如犹太一神论已经随异教的形而上学一神论一同被排除掉了。这使得教会成为信奉基督的圣徒和罪人们的普世性精神组织,成为上帝之城在历史之中的代表,成为永恒落入时间之中的闪现。相应地,它使得在一种代表那部分人类本质的具体意义上,社会权力组织成为人在现世的代表,并随着时间形变归入永恒而消失。那唯一的基督教社会被它的精神秩序与现世秩序接合了起来。在它的现世表达中,它在没有千禧年幻想的情况下接受了人类境况,然而它通过教会对精神性天命的代表而提升了自然存在。

必须牢记现世秩序的观念在历史上是通过罗马帝国得以具体化的,这幅图像才算是圆满了。通过将但以理预言中的第四君主国指涉为永恒帝国,作为世界终结之前的最后王国,罗马被建设成一种基督教社会的观念。教会作为精神性天命在历史上的具体代表,罗马帝国则作为人类世事在历史上的具体代表,两者并行不悖。因此,将中世纪帝国理解为罗马的延续不能说仅仅是含糊的历史遗留观念;它是这种历史概念的一部分——在这种历史观念中,从末世论意义上来说罗马的终结就意味着世界的终结。这一概念在观念领域存活了几个世纪,而它的情感与制度基础却流失了。最后一次以奥古斯丁式传统来建构世界历史,是波舒哀在他的《世界通史》中指向17世纪的终结;而现代第一个敢于撰写一部世界历史来直接反对波舒哀的是伏尔泰。


圣奥古斯丁


西方基督教社会由此被精神秩序与现世秩序接合了起来,其中皇帝与教皇分别作为生存意义与超越意义上的至高代表。从这一社会及其已经铸就的象征体系中,伴随着王国末世论的再现,出现了具体地现代的代表问题。这一运动有着漫长的社会与思想“史前史”,但渴望一种社会再神圣化并锻造出属于它自身的确定象征,则仅仅出现在12世纪结束之时。此项分析会从菲尔热的约阿希姆(Joachim of Fiore)开始,他在他本人及其作品中首次清晰而整全地表达了这一观念。

当约阿希姆把三位一体的象征运用到历史进程当中的时候,他就与奥古斯丁式的基督教社会概念分道扬镳了。在他的思辨当中,人类历史有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三位一体的三个位格。世界的第一个阶段是圣父的时代;随着基督的出现开始了圣子的时代。但是圣子的时代并不是最后的时代;随后还有第三个时代,圣灵的时代。这三个阶段是以可识别的精神实现的增进过程为特征的。第一个时代呈现了平信徒的生活;第二个时代带来了教士那活跃的沉思生活;第三个时代会带来修士的完美精神生活。另外,这些时代有着可比较的内在结构以及一个可计算的长度。从结构的对比当中,它显示出每一个时代的开启都伴随着一组三位一体的领袖人物的出现,那就是:时代领袖自己及其跟随他的两位先驱。从对时间长度的计算中,它表明圣子的时代会在1260年达致终点。第一个时代的领袖是亚伯拉罕;第二个时代的领袖是基督;并且约阿希姆预言到1260年之时将会出现巴比伦之王(Dux e Babylone),即第三个时代的领袖。

在他的三位一体式的末世论中,约阿希姆创造出了象征集合体,直到今天,这一象征集合体还支配着现代政治社会的自我阐释。

这些象征中的第一个是作为三个时代之序列的历史概念,这其中第三个时代是可辨识出的最终的“第三王国”。这一象征的诸变种也是可辨别出来的,人文主义与百科全书派将历史周期划分为古代、中世纪与现代历史;涂尔干与孔德的理论中,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与科学阶段构成一个序列;黑格尔的辩证法中存在着自由与自我反思的精神性实现的三个阶段;马克思的辩证法中存在着原始共产主义、阶级社会与最终的共产主义三个阶段;最后,国家社会主义象征中存在着所谓的“第三王国”,尽管这是个仍需进一步关注的特殊情形。

第二个象征是领袖的象征。它立刻地影响了方济各派灵修运动,他们在圣方济各那里看到了约阿希姆预言的实现;这一影响在但丁对新的精神性时代的思辨那里得到了增强。进而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晚期、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时期的那些圣灵式形象,所谓的“精神人”与“新人”。它也可以被认为是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中的组成部分。在世俗化时期,它表现为孔多塞、孔德与马克思的超人,最后通过新的王国中的圣灵式领袖而占据了当代场景。

第三个象征是新时代的先知这一象征,有时候它混入了第二个象征当中。为了赋予一个最后的第三王国以效力和信念,历史之进程作为一个可辨识的、有意义的整体必须被假定为是能够被人类知识所获得的,不管是通过直接的启示还是思辨的灵知(诺斯)。因此,诺斯替的先知,或在后来的世俗化阶段中的诺斯替知识分子变成了现代文明的附属品。约阿希姆自己是这一类别的第一个实例。

第四个象征是自主人的兄弟会这一象征。约阿希姆的第三个时代,通过灵的新一次降临,将在没有恩典那一神圣中介的情况下将人变成新的王国中的成员。在第三个时代教会不再存在,因为在人身上会达到完美生活所必需的超凡魅力式的领袖天赋,而无需通过圣事的管理。当约阿希姆自己将新时代具体地构想为一个修士会秩序的时候,在原则上便形成了完美灵性共同体的观念,这些人能够在没有制度性权力的情况生活在一起。这一观念有足够的能力产生无限的变种。可以追溯到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派以及圣徒的清教教会中,这一观念在这些时期有着不同的纯粹程度;在世俗化了的形式中,它已然变成为当代民主信条中的可怕成分;它也是马克思的神秘主义——自由与国家消亡的王国的神秘主义——中的动力之核。

国家社会主义的第三王国是一种特殊的情形。确切的说,希特勒的千禧年预言真正的来源是约阿希姆的思辨,通过新教改革的重洗派一翼和费希特、黑格尔与谢林的约翰基督教传至德国。然而,如果与德国唯心主义者、孔德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辨相比较,三位一体架构在终结于1806年的神圣罗马帝国、终结于1918年的德意志帝国、纳粹主义运动中的第三帝国中的具体运用都显得平淡和偏狭了。这种国家主义者的产生不过是一种偶然,这是因为第三帝国的象征不是来源于顶尖哲学家的思辨性努力,而是源于模糊的文学传达。纳粹主义的宣传者是从莫勒·凡登布鲁克的书中挑选出了这一名词。莫勒自己没有纳粹倾向,但发现这个词在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的德国版本的翻译工作中能够作为一个便利的符号加以利用起来。第三罗马的俄国观念同样是以这样一种混合为特征的:精神王国的末世论与一个作为第三帝国之纳粹观念的政治社会来实现这种精神王国的末世论。这种政治再神圣化的另一分支现在必须被考虑进来。

只有在西方,奥古斯丁式的教会概念才历史性地起到了关键作用,它通过精神权力与现世权力清晰地呈现出社会的双重代表。事实是,现世统治者在地理位置上与罗马相距甚远,这确实促进了这一演变的发生。在东方,出现了拜占庭形式的国家高于教会,由此直接接续了异教罗马中皇帝的位置。君士坦丁堡是第二罗马,这可以在查士丁尼关于罗马习惯法的宣言中看出来:“然而,罗马必须也被理解为是我们的皇家城市,而不仅仅是那古老的罗马。”在君士坦丁堡变成土耳其人的之后,在俄国牧师圈子当中,莫斯科作为东正教帝国的继任者之观念获得了基础。就让我引用这一著名的段落,这取自于普斯科夫的菲洛费写给莫斯科大公伊凡的信:

由于亚波里拿留的无神异端,第一罗马的教会衰落了。而位于君士坦丁堡的第二罗马的大门也被以实玛利人粉碎了。如今在你的帝国中,第三罗马圣使徒教会在基督教信仰的光照之下遍及全世界。你可知,虔敬的沙皇,所有的东正教帝国已经全都归聚为你的。你是宇宙唯一的统治者,所有基督徒那唯一的沙皇……根据预言书,所有的基督教帝国均有终结的时候,并且会汇聚成一个帝国,我们的皇帝您的帝国,俄罗斯帝国。两个罗马已经衰落了,但是这第三罗马将会持久,并且不会再有第四个罗马。
这一观念的制度化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1547年,伊凡四世作为东正教沙皇加冕,成立了第一鲁理凯德王朝;1589年,君士坦丁堡的大牧首被迫创立了莫斯科的首个独立宗主教,现在对莫斯科的官方认知就是所谓的“第三罗马”。

这一观念的兴起与制度化的日期是重要的。伊凡大公的统治与西方民族国家(英格兰,法国和西班牙)的巩固同步,伊凡四世和西奥多一世的统治与西方宗教改革同步。确切地说,当西方帝国的联结最终瓦解的时候,也就是当西方社会重新把自身纳入诸民族与多元化的教会当中去的时候,俄国作为罗马子嗣的事业开始了。自打开始,俄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明性地域——就通过大公俄罗斯人(the Great Russians)的概念支配了种族,并通过“罗马延续者”的符号形成为一个政治社会。

俄罗斯社会是属于自身的独特种类,这渐渐被西方所认识。1488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仍然试图通过给伊凡大公加冕来将俄国整合到西方政治系统里面去。莫斯科大公拒绝了这一头衔,其坚实的理由是其权力来源于他的祖先,有着神的庇佑,因而就无需来自西方皇帝的确认。一个世纪以后的1576年,在西方国家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马克西米利安二世采取了进一步的举措:他授予伊凡四世以希腊东方皇帝的公衔以换取其帮助。同样地俄国统治者并不是对一个帝国冠冕感兴趣,因为在那个时候,通过铲除封建贵族并代之以“沙皇禁苑”这一新的为其服务的贵族,伊凡已经在着手建造俄罗斯帝国。通过这一残忍的操作,“恐怖伊凡”深深地烙在了俄国之上,成为了令人难忘的社会节点,这决定了直到今天的俄国内部政治历史。俄国进一步地与所有西方国家——作为基督教真理的帝国代表——区别开来了。并且,通过俄国的社会再接合(rearticulation)过程,从中沙皇以生存性代表的角色出现,她就彻底地从西方民族国家意义上的代表制度形成过程中隔绝了出来。最后在1802年的时候,拿破仑认识到了俄国的问题,他说世界上只存在两种国家:俄罗斯与西方国家。

俄国形成了一种在超验与生存方面都自成一格的代表类型。自彼得大帝开始的西方化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类型,因为就社会接合(articulation)[①]来说,它没有产生实践上的影响。确实可以这样说,在显要的贵族当中、伴随着拿破仑战争、在恰达耶夫、加加林和配切林的时代,存在着个人的西方化。但是,沙皇的个人侍从并没有转变成贵族身份,没有转变成接合性的男爵身份。也许,作为俄国政治西方化之必要条件的合作性阶级行动就从未出现过。并且毫无疑问的是,如果此方向上的演变可能性曾存在过的话,那也随着1825年的十二月党人起义而消失了。紧接着,随着霍米亚科夫开启的亲斯拉夫、反西方的历史哲学,“第三罗马”的启示被增强了,这在中层贵族知识分子当中激起了广泛的效应,产生了那种为了全人类的俄国弥赛亚末世论使命。就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这一弥撒亚主义的叠加具体表现在他对独裁的东正教俄国好奇地充满了暧昧的愿景,认为它会以某种方式征服世界,并在此征服中促成充满真实信仰的全基督徒自由社会的产生。正是这一暧昧的愿景,在它的世俗化了的形式中激起了一种俄国无产阶级专政,在它对世界的征服中促成了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王国的产生。在自由沙皇之下进行的这一俄国社会初步的西式接合,随着1917革命的发生已经变成了过去的一段插曲。总体而言,人们已经再次变成了老俄国人意义上的那种沙皇的仆人,将共产党的干部作为其服务的贵族。在农业经济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恐怖伊凡”的沙皇禁苑,又在工业经济基础上随着一种报复重新建立起来了。


注释
[1]接合(articulation)指一个“社会”的不同地域、不同阶层、不同文化群体分化、融合成一个有机关联的整体的过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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