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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 Versluis:沃格林的反灵知主义与极权主义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3-06-06 点击:

译者: 霍奕彬
发表时间:2010-03-22浏览量:2151评论数:6挑错数:0
    
     翻译:Eversint
    在20世纪的后半叶,对古典时代晚期被称为灵知主义的宗教现象的研究有了重大的进展(1)。在不同寻常的拿戈玛第经集(Nag Hammadi library)——1945年于埃及的陶罐中发现的灵知主义著作集——被发现之前,我们能够沿着汉斯·乔纳斯(2)所开创的路线对灵知主义有一个简单、漫画式的见解。到了20世纪晚期,那种过于简单化的灵知主义特征[这些特征由那些晚期古典时代反对它的人所总结,比如艾雷尼厄斯(Irenaeus)与埃皮法尼乌斯(Epiphanius)],例如二元论的、反宇宙秩序的、悲观的,已经被抛弃了。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埃里克·沃格林和他的追随者们喋喋不休的宣称“灵知主义者”是现代极权主义的起源。这种对灵知主义的错误解读意味着异教研究的某种现代变种。

     沃格林最著名的关于“灵知主义”的论述是一篇1958年的文章,尽管在这之前很多年他就已经针对“灵知的”政治或者群众性政治运动开始了写作。我们有理由认为沃格林将要在科学、政治与灵知主义之间建立某种坚实的联系,这三个事物被罗列在那篇文章的标题中,沃格林要定义什么是灵知主义以及这种思想是怎样的显现在当代的政治与科学之中。通过借鉴反灵知主义的艾雷尼厄斯,在引言中沃格林简要的描绘了灵知主义的纲领——作为灵知本身的知识的实现(realization)(3)他并没有阐明这个知识到底是什么。相反的,他写道,灵知主义者的目的“总是去摧毁旧世界并过渡到一个新世界”(4)在这个误导性的描述的结尾,沃格林警告说通过知识来进行自我救赎有着其自身的魔力,而且这种魔力并非无害。存在之结构不会因为人们发现其存在缺陷并逃避它就会改变,沃格林告诉我们,并且随后宣布“灵知主义者”想要摧毁这个世界的愿望是不会得逞的,仅仅会增加社会的失秩。

     对沃格林关于灵知主义的界定加以拆解会告诉我们为什么它是如此彻底的具有误导性。他暗示灵知仅仅是惯常知识的另一种形式。但是“灵知主义者”想要追求关于上帝的知识,或者换一种说法,超越主体与客体之间的界限。既然“知识”预设了主体知道客体,那么灵知最好被描述为独立的意识与神圣的启示之内在联合的实现。“启示“暗示着存在一个“启示者”,而灵知主义的许多著作都涉及一个神圣的启示者:基督。灵知主义并不能被描述为“自我救赎”。灵知著作重复的强调神圣的联系,以及,人类追求灵知的努力与相应的神圣恩典或天使的助力都是被需要的。沃格林最为有趣的断定乃是宣称“灵知主义者”寻求摧毁旧世界,并且这种试图去干扰存在秩序与社会秩序的”灵知主义的“意图乃是无用功。

    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灵知主义者从事过任何此类活动。随着古典时代晚期基督教的抬头,灵知主义代表着从柏拉图主义(Platonism)或者赫密斯主义(Hermetism)向基督教的转向。在拿戈玛第经集中,灵知主义者经常坚持基督的决定性启示力量并把其与当时的其他宗教传统加以区分。柏拉图主义与赫密斯主义在拿戈玛第著作集中得到了讨论,但是并没有任何对“毁灭世界”甚至蓄意摧毁社会秩序的意思表示。相反,该著作坚持一种反抗社会与世俗权力的直接的心灵体验。这里有很多关于启示的例子以及一些类似于《多玛福音》中被称为“基督的隐微教诲”的伦理戒条。

     沃格林从柏拉图到马克思到尼采的关于灵知主义曲折叙述(在讨论到尼采之前他都没提到——更不必说定义了——什么是灵知主义或者灵知),是毫无意义的:“在这个思想良心的残忍之中我们可以看到灵的运动在尼采的灵知体系中其功能与柏拉图的periagoge(灵魂的转向与开放)相对应。不过在这种灵知的运动之中人仍然与超越的存在分开。权力意志冲击着已经成了一座监牢的存在之墙。他迫使灵进入到欺骗并自己戳穿欺骗的迷宫之中(5),[中译参照《没有约束的现代性》,p32)]。于是在没有引用任何灵知主义的权威著作的情况下,沃格林宣称 尼采代表了“灵知相对于超越性的隔离”。更有甚者, 他(译者注:指尼采)代表了通向“骗局”的“权力意志”,这一切相应的就导致了如下声明:“去统治就意味着成为上帝,为了成为上帝,灵知的人就将骗局与自我伤害的折磨加诸自身。(6)[中译未采取《没有约束的现代性》p32页的译文]。总而言之,“灵知”与“灵知主义的”是被颠倒并无用了。“灵知”在此处被描述为“隔绝”,但是在这之前沃格林承认它意味着“自由”、与“拯救”。
      
      在讨论黑格尔时,沃格林也给了他一定“灵知主义者”的帽子,随后写下了如下文句:“灵知想要主宰存在,为了控制存在,灵知主义者构建了他的体系。构建体系乃是灵知主义者的思考方式,不是哲学的。”(7)[《没有约束的现代性》,p42]这种论调背后的套套逻辑(tautology)是这样的:据说灵知主义者有体系;黑格尔有一个体系,所以黑格尔是灵知主义者,不止如此,所有的体系构建这都是灵知主义者。为什么沃格林宣称“灵知寻求对世界的统治呢?”,他难道在早前没有写道灵知主义者想要逃离这个世界而不久之后又宣称灵知主义者要毁灭世界么?难道所有的这些论述都没有无视灵知是内在之灵的启示以及与神圣的同一么?这里的问题是:沃格林的著作有着一个全然不同的动机。(8)
   
        为了理解这个动机,我们需要考虑到那些分散在沃格林著作各处的明显的线索。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宣称整个宗教改革运动以及整个现代性必须”被理解为灵知运动对西方制度的成功入侵”(9)“这种灵知运动的革命性的喷发……在各个方面是如此的广泛以至于这次演讲中我们甚至不能尝试去探讨其最一般的特征“(10)接着,沃格林对理查德·胡克的《教会政体》(Ecclesiastical Polity)进行了速写式的介绍,对16世纪清教主义的概述,并得出了整个清教运动都是灵知主义的结论。考虑到加尔文与加尔文主义总的来看对神秘主义的敌视——更不必说灵知主义——我们能够唯一能得出的结论就是,在沃格林看来,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以及整个宗教改革运动)都是灵知主义的,哪怕这些改革者对灵知主义恨之入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修辞颠倒(rhetorical inversion)恰恰正好是沃格林严格归属为灵知主义的那种特征。(11)

        沃格林并不仅仅把它对灵知主义的谴责拓展到黑格尔与新教主义身上,事实上,他的凌驾设计整个现代世界。“所谓灵知运动指的是诸如进步主义、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心理分析、法西斯主义、以及国家社会主义之类的运动(12)[参见《没有约束的现代性》p67]   但是灵知主义的无处不在仅仅在我们相信如下命题时才有逻辑上的必然性:正如沃格林所相信的,“所有的灵知运动都有着取消存在的基础及其超越性的起源的计划,并以内在化的世俗秩序取代之,这一秩序的完美性由人类行动之王国加以保证。”(13)这一对“灵知主义”的定义走得太远以至于包含了任何试图改革社会的努力。
       沃格林与阿尔弗雷德·舒茨保持了数年的通信,并于1953年一月写道其对舒茨的基督教观点的关注。在这封被披露的信件中,沃格林阐述了他对“本质的基督教”以及所谓的“历史末世论的灵知”之间的区分”(14)“宗派运动以及新教主义内部的这种趋势坚持说末世论的基督教才是最为本质的基督教,但是我所认为的本质主义的基督教在他们看来乃是腐败堕落的天主教。“如果这还不够清楚的话,沃格林在这封信接近结尾的地方直言不讳地写道:“本质主义的基督教可以被定义为天主教”(15)现在重点已经昭然若揭了:新教的与现代性是灵知的,但除了一些特定的例子之外,天主教不是。
     接下来,一副更大的图景展开了,这幅图景确切的说不是沃格林有意构造的。在这封信以及大量的后来著作中,沃格林混淆了灵知主义与“历史末世论”或千禧年主义。但是灵知主义反对对基督教持有一种历史主义的视角。难道有任何研究过灵知的历史的人会分不清以下两种人的区别么?一种是信仰“横向的”历史信念(pistis)的人,另一种是信仰灵知(“纵向的”实现)的人。这种区分在许多灵知著作中占据了核心地位。真的,在《多玛福音》中基督直接告诉他的门徒说,当真理就在此地,在“纵向的”当下时,他们却在别的地方寻找他(历史的或者“水平的”)。我们可以在《腓力福音》(Gospel of Philip)与《拿戈玛第经集》中找到类似的劝诫。
      究竟是为什么,沃格林对灵知主义的历史主义特征投入了如此巨大的时间和精力呢?而况历史主义恰恰是灵知主义所极力反对的?基督教的历史末世论传统到底发源自何处?对于天主教内部而言,沃格林频繁的引用中世纪时卡拉布里亚(Calabrian)的修道院长,费厄列的约阿西姆(Joachim of Fiore),关于三个相继展开的历史时期的设想:圣父的时代、圣子的时代,以及圣灵的时代。约阿西姆预告了“第三时代”即将在不远的将来开始,并衍生出许多千禧年主义的观点。但是我们同时也可以说。这种千禧年主义的趋势实在是灵知(一个人自身“纵向的”灵魂实现)的缺失所导致的结果,这种可能性乃是处于天主教内部的。对正统的灵知[哪怕这是亚历山太的革利免(St.Clement of Alexandria)的教导]的否弃以及天主教强调历史信念以及教会的中介力量的社会等级结构的抬头才是“历史末世论”的起源。
       早期灵知主义者——实际上是所有灵知主义者——都坚持个人必须追寻直接的内在心灵实现(灵知)。这并不是说这一传统必然的包含着无政府主义或者全然的个人主义——仅仅存在一个小小的公共团体并不背离耶稣和他的门徒。这不仅仅在规模相对较小的早期灵知主义团体中,即便是更为晚近的灵知传统,例如基督教理论家雅各布·伯麦(雅各布·伯麦)(17),这一点都是明显的。这些灵知团体是为了帮助个人实现心灵实现而存在的,它们并不有世俗的或者历史的企图;他们的目标是“纵向的”。当这一来自于灵知主义的推动力不在场之时,“水平的”以及历史终结论的整全性等级制教会得到了发展。这个教会在相当长的时间里积极地敌视、审讯、迫害甚至抹杀那些信仰某种形式的灵知主义的人士。
        如果沃格林错误的将他命名为“天主教的本质主义基督教”的典型特征(历史主义)错误的安插到灵知主义身上,那么另外一种解读的可能性就出现了。如果沃格林对灵知主义的攻击是为了掩盖极权主义的真正起源的修辞把戏,又会如何呢?早期及随后的灵知主义者一直就是基督教内部的抗议者。他们是那些想要保持独立甚至可以为了信仰而牺牲的人。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看,他们就是殉难者。我们可以从一个驱逐甚至谋杀反对派的法团中的哪一部分找到社会的总体化的征兆呢?嗯,比如,宗教裁判所可不可以是现代极权主义的真正前身呢?
       这样的分析并非毫无先例。艾伦·德·博努瓦(Alain·de·Benoist)将极权主义的根源定位在一神教,一位总体化的、没有任何神祗能超越其上的神明,并且这位大神指挥犹太人去杀戮他们的敌人,对于侍奉其他神明的人则“……用刀剑把那城里的居民杀掉,把那城和城里的一切,以及牲畜,都用刀剑完全毁灭……用火把城和在城里掠夺的一切战利品焚烧”(18)[中译参《圣经》和合本《申命记》第13章]。我们不需要在指责一神教的路上走得太远,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承认在如下两种观点中确实存在着张力:其中一种观点对基于历史末世论模式有着教条式的执着并导致了对异议者的谋杀,而另一种观念的捍卫者则知道了心灵的实现。这一对立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以及伊斯兰教徒内部从古至今的争论的一部分。这就是沃格林通过混淆灵知主义与历史主义-千禧年主义所掩盖的东西。
         从这个角度来看,沃格林的著作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另一套含义。他关于现代极权主义的抬头的论述暗示着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在之前的理论体系中有其根源,这一体系以酷刑与死亡作为威胁强加于人,也暗示着马克思主义或者法西斯主义关于美好未来的信念,以及为了达成这个信念可以为包括大规模屠杀在内的任何手段加以辩护的根源必须从持历史末世论的基督教中去寻找。异端裁判所折磨并且杀害了像玛格丽特·波雷特这样的女灵知主义者以及其他遇难者,那么到底是谁代表了沃格林所说的“思想良心的残忍”以及“统治的欲望”呢?既然沃格林欣然的接受了大体上可以被天主教所定义的,“本质主义的基督教”,那么他为何责难灵知主义也就昭然若揭了。 沃格林非但没有从历史主义的基督教中寻找极权主义的起源,反倒责怪起那些反对极权主义的灵知主义遇难者。
        正如已被证明的那样,将几乎所有现代社会的坏事无都归结为“灵知主义”有着有趣的谱系。沃格林仅仅是这棵繁茂的大树上的一根树枝而已。简单来讲,这种论调的鼻祖是费迪南德·克里斯丁·鲍尔(Ferdinand Christian Baur)(1792-1860),他将宗教的历史解释为黑格尔主义的灵知现象,于辩证的进化过程中发展,并向着与神性的统一而前进。(19)鲍尔在图宾根的新教学校最终被证明是反超自然主义的某种极端形式。鲍尔通过黑格尔主义的有色眼镜去打量古代的灵知主义,并在黑格尔与灵知主义之间拉起了一条联系的线,这根线之后被沃格林所使用,哪怕鲍尔剩下的著作都被舍弃了。(20)从鲍尔那里寻找资源是十分正常的事情,因为那时沃格林还是个黑格尔主义者。
        这棵大树的下一个重要的树枝就是汉斯·乔纳斯(Hans Jonas),他也透过偏颇的立场从20世纪早期的存在主义那里看到了灵知主义。乔纳斯把灵知主义定义为一种二元论的,拒绝世界秩序的现象。他将灵知主义描述为——不忘强调关于无知的造物主、残酷的掌权者、堕落的智慧以及灵知的追寻者探求光明王国之努力的灵知神秘主义——在拿戈玛第经集的《腓力福音》中随处可见以及在《掌权者的本质》(Hypostasis of the Archons)中表现的更为清晰的某种形式。这种“经典灵知主义”的形式仅仅是诸种不同倾向中的一种。直到20晚期,沃格林的拥护者对沃格林诡异的对灵知及灵知主义的解读的辩护仍然独独依赖乔纳斯关于“经典灵知主义”的过时表述。
          一位沃格林的滥用的维护者,史蒂芬·麦克奈特,试图通过把这一滥用拓展到以文艺复兴时期的复古神学(prisca theologia)开始的整个西方秘传主义来为其辩护。他认为最近的学术研究“降低了古代灵知主义作为现代认识论以及政治失秩之主要来源的地位,此外,沃格林已经承认单纯的强调灵知主义是有问题的,他鼓励对于其他神秘主义传统例如魔法、炼金术、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探索.”(22)并不止于攻击灵知主义,麦克奈特试图将“异教学”的领域拓展到魔法、炼金术、费其诺(Ficino)——任何可以捆绑在一起成为传说中的“现代认识论及政治失秩的源头”的东西。在讨论一篇沃格林1971年发表的文章时,麦克奈特引用了沃格林对他早期研究灵知主义的作品的反省。在这篇文章中,沃格林开始意识到他关于灵知主义的论述是不堪一击的。他在那篇文章中强调,“一本书一旦诞生就面临着被教条化的危险,也许关于这个议题(灵知主义)而言,教条化的理解会更加危险……因为关于灵知主义是现代政治思想的特征的问题迅速被绝对化了,每天我都能听到类似这样的提问:苏俄政府是不是一个灵知主义政府?当然了事情绝没那么简单——灵知是现代复合体中的一个元素,但是除此之外还存在着其他元素……比如说,启示论传统以及新柏拉图主义的体验与象征。”(23)换句话说,截止到1971年,沃格林已经了解现代学术的成果并不支持他对灵知主义的诡异观点,所以他试图将其追寻现代性的邪恶根源的猎巫活动拓展到诸如文艺复兴时的新柏拉图主义者、魔法师、炼金术师之类的人身上。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沃格林对于“灵知主义”的滥用已经僵化为政治教条,并且就算是他自己也没法停止这个过程了。不仅如此,他仍然持有奥秘主义乃是现代性病症的罪魁祸首的基本理论。
        下面大家应该关注下这些作者对“秩序”的强调以及对“失秩”的恐惧:这确实是我们惯常会在共产主义,以及,稍微不那么恶劣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中看到的极权主义似的思考方式。在极权主义国家,没有异议者的任何位置:异议者乃是“失秩”的根源所在,并且必须被扔进监狱,被拷打,或者被杀掉。这就是宗教裁判所的思路,他们也想要把社会与宗教秩序强加于人并不惜付出包括人们的生命在内的任何代价。(24)沃格林的追随者们会毫不迟疑的接受这种对秩序的崇拜并且极端的拒绝异议者。塞巴(Sebba) 揭示了麦克奈特的论述到底包含着怎样的暗示:灵知主义的“灵”乃是不可知论的,对真理无知的。但是这种无知并不意味着无辜:他信奉非真理,尽管他知道真理。可是为什么他想要邪恶?说到底:为什么存在着邪恶?……古代灵知主义的历史已经被变成了不和谐的历史”(25)这种论述根本毫无意义,除非作者把自己想象成现代的艾雷尼厄斯:一位异教徒猎手。这就是针对灵知主义被强加的秩序,现在他已经被公然被称为“邪恶”了。不仅仅是邪恶,而且是大写的邪恶,邪恶的化身,反抗历史教会的One Troth或者极权主义国家(译者注:此半句意味不明)。在他们对秘传主义最后一个象征的憎恨之下沃格林主义者显示了他们与那些极权主义者的相似之处。而他们曾经宣称暴露了这些极权主义的起源。
          但是并非所有的反灵知主义者都是那么赤裸裸的妖魔化灵知主义。在这里有必要提到另一个发展:西里尔·奥雷根的工作。他的观点更多是“超知性主义”的副产品:超神学意味着文学理论与哲学的“语义学转向“。在灵知启示中,奥雷根几乎没花时间把雅克布·伯麦妖魔化成一个瓦伦丁主义的灵知主义者,而是将精力都花在了建立他自己抽象的语言-修辞学建构上了,使用的是诸如“瓦伦丁叙事语法”以及“瓦伦丁主义的语法之畸形”之类的名词(26)他宣称“伯麦那些空幻的演讲构成了一种对圣经叙事的再转喻(metalepsis),因为他那六幕的神圣叙事成为了对每一单独的圣经叙事的丑化,正如前宗教改革的及宗教改革的神学传统所阐释的那样“(27)
         在著作的下一页伯麦的“思考模式被作为不可挽回的过去而抛弃”。在奥雷根看来,伯麦代表着对某种形式的知识——也许是所有形式的知识——之不可能的希望,这种希望将会逃离控制一切的理性的统治。(30)根据奥雷根的看法,伯麦的想法在今天以及以后都不可能变得有意义——它仅仅代表着一种“错乱的圣经叙事”,是某种“寄生性”的思想,正如他看待瓦伦丁主义的那样。灵知主义是“封闭的(pneumapathological).”(31)这篇冗长的论文有着与沃格林的作品非常相似的潜在动机:这像是某种赫尔伯特·马尔库塞在《单向度的人》中所提出的单维度极权主义的东西。在这些著作中再清楚不过的就是一种共同协作的努力,旨在驳斥、超越并且消灭一切被他们判定为灵知主义的东西。这是某种霸权性的准极权主义,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像是德尔图良、皮法尼乌斯、埃雷尼尔斯等早期教父的反灵知言论中。
         这一切都即有些好笑又有点儿小悲伤,难道这些反灵知主义不是既有实行又有后果么。在佛教中,我们可以找到不同的理解:在一系列相关但是不同观点内部对于宽容有着共识。这与我们可以在灵知主义中找到的多元论的论点非常相似。这在那些拿戈玛第经集的作品中是非常明显的。但是西方基督教发展出了一种摧毁异议者的机构,为了消灭意见的多元,为了毁灭那些相信灵知的道路可以通向心灵的实现的人们。这种机构有着早期基督徒试图建立信仰历史住信念的正统教会的努力的根源,一个借由排外主义与攻击而塑造起来的正统教会,一个由那些憎恨灵知传统所强调的内在心灵实现的人们所塑造的正统教会。
      出自古代的反灵知主义正统——这些正统的支持者是如此害怕直接的心灵实现——而出现了在中世纪的全副武装的反灵知主义,那时焚烧异端与猎巫行动在残暴的宗教裁判所的指导下发生。这种强力的反灵知主义,伴随着其理性化的教条,被现代的极权主义所复制。但是,尽管如此,中世纪的人们只要不要让自己的灵知主义倾向被宗教裁判所所关注,那么多少还是能享有一点儿自由的,可今日的极权主义的不仅仅能到达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且其魔爪不仅仅捏住了外在的自由,也捏住了人思考的方式。这就是奥雷根宣称今天不可能在跟随伯麦的思想的宣言所暗示的东西——换言之,灵知的生活是接近人类的。这里的结论与沃格林所作的结论是不同的。那些想把千禧年或者所展望的乌托邦在地上实现的挣扎,那些把胆敢反对强迫的秩序的人杀掉的意愿,到底他们的历史根源是什么?毋庸置疑,这些也仅是人性的倾向而已,就其导致了几百万的死亡来看,是最差劲的人性的倾向。但是一根历史的血缘线能够从基督教千禧年-启示论道世俗化的黑格尔进化论之间被追索出来,并继续延伸至马克思对于未来乌托邦的想象的努力。这已经离列宁和斯大林不远了,离希特勒以及对”寄生虫“的消灭也就不远了,最后,我们到达了终点:一个总体化的、异议者不被宽容的、向着想象中就在眼前的千年王国前进的社会。反灵知主义的谱系是复杂的,但是就是在这里我们能够找到极权主义的起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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