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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公明:台湾政治转型中的“治党”与“党治”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2-05-20 点击:

摘要:在国民党的党史上,“治党”的重点是对党本身的改造,而“党治”则是在党与国家之间建构起来的一种统治权力模式。但无论是研究“治党”还是“党治”,上世纪80年代台湾国民党的政治转型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内容。

 
  许多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中经历了政治转型的历史,而在这过程中的治党与党治的各自演变往往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在国民党的党史上,“治党”的重点是对党本身的改造,而“党治”则是在党与国家之间建构起来的一种统治权力模式。但无论是研究“治党”还是“党治”,上世纪80年代台湾国民党的政治转型研究,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有很多值得借鉴的内容。
 
  民主宪政原则下看待“治党”与“党治”
 
  早在1948年7月,国民党总裁蒋介石提出改造党务,中央常务委员会着手起草党务改造方案。国民党政权在迁台后,治党工作的重点是继续改造党务。1950年7月,中常委通过党改造案;8月5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以陈诚、张其昀、蒋经国等16人为委员,开展了党务改造工作。其主要内容有:确定国民党的属性为革命民主政党、党员重新登记、在中央党部以下建立各级党部、党内派系以陈诚系和蒋经国系为主导等。取代了大陆时期的CC系和政学系。1952年10月,党务改造工作完成,国民党举行第七次代表大会。很明显,在这很短的时期内完成的党务改造工作只是国民党力图尽快稳定政权的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对党本身的彻底改造。在对社会的党治控制方面,则特别警惕和打压任何新的政党政治出现的可能,如明令禁止成立新的政党,1960年发生的雷震试图与反对派人士合组中国民主党而被镇压的案件,反映出党治严苛的高压局面。
 
  《自由中国》创立之初,雷震呼吁执政的国民党对反对党派要有包容的雅量,要给他们言论和组织的自由。但是,无论他还是胡适,此时都只是把反对党看做是执政党的“诤友”、“畏友”,要协助国民党政府进行民主宪政的政治改革。到1960年雷震发表的《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其对反对党的理解和诉求发生了重大变化,认为反对党的政治诉求就是争取民意,通过选举获取政权,实现政党轮替。因为就在这一年,蒋介石通过强行“修宪”而成为终身“总统”,使雷震对国民党彻底绝望。雷震与《自由中国》决定成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反对党,突破国民党当局的“党禁”。但是他的组党及其与台湾本土政治精英联合的行为,触犯了蒋介石的禁忌。9月4日,蒋介石下令公开逮捕雷震,最后亲自下令判处他十年刑期。
 
  雷震在晚年对台湾社会政治转型的深刻思考就是把民国宪政的历史叙述与对国民党一党专制的反思结合起来,他是在民主宪政的原则前提下看待“治党”与“党治”。在相关论著里面“前言:制宪是社会互动的产物”中,他把自己所不幸经历的言祸、党狱与自己从事的制宪联系起来:“我是最热心于参加宪法制定的人,……由于有了宪法的规定,我才敢和志同道合的人组织反对党———中国民主党,俾政治可以逐渐步入政党政治———议会政治的正轨,而建立真正的民主政治。凡是一党专政,都是不能建立民主政治的。不料我的信念完全落了空,宪法上所赋予的保障,都是表面的文章,实际上没有这回事,所以我终于被捕下狱,接着《自由中国》杂志则关门大吉,而尚未正式宣布成立之中国民主党则胎死腹中。”对于台湾当局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三次国民大会的修宪,他很无奈地转述了国民的怨恨之声:“今天徒拥有宪政之虚名,而却无宪政之实际,人权无保障,特务则横行,人民就惴惴不安了。红帽子满天飞,叛乱叛国之罪任意加,随时随地都会被捕坐牢的。”究其原因,他认为“独裁政治所留下来的流毒,使统治者,包括统治阶层和当权派在内,根本不相信宪法政治和民主政治,故不愿意受到外来的束缚。就是说,这些握有兵权和武力的统治者,及其依附、寄生的阶层,他们满脑子里都是权力欲和利益欲,一切可以为所欲为,而不愿意受到‘法治主义’的种种限制和束缚,盖立宪政治 必 须 以‘法 治 主 义’为 其 前 提也。……他们———这些打下江山的统治者,在下意识里,也可以说是基本观念里,总以为自己是在‘法律之上’,不仅是君临万民之上而已!这些独裁者,总认为法律也者,只不过是用来治理人民,维持社会秩序而制定出来的工具耳,他们———独裁者自己则不必受到法律的管辖,自然用不着受到法律的拘束。”
 
  很显然,国民党的治党失败与冥顽不化地坚持以党治政,在两者之间有着共同的核心问题:对民主宪政的假拥护、真抵制的态度。
 
  选举与扩大政治参与迫使国民党走向开放
 
  1949年7月,台湾省政府开始推行地方自治,自村里、乡镇到县市逐步推广。概括地说,在上世纪40年代包括县、市、省的各种地方选举都是间接选举,在50年代以后就进入了直接选举,选民的力量得到比较充分的体现。不可否认的是,在选举与政治参与不断扩大的同时,派系纷争、黑金政治等弊病也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值得注意的是,正如朱云汉的研究所表明的,国民党与其他一党独裁的执政党有所区别的特征,除了与西方的关系、承认私人财产和市场经济、部分法治以外,还有就是在地方层次上较早实行有限选举竞争,这种竞争逻辑慢慢迫使国民党开放其封闭结构。从这个意义上说,在任何层面上朝向民主竞争选举的努力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台湾地区从1946年开始实行村里长由村里民大会主持全体村民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到1996年实现由台湾地区全民投票选举产生领导人,这也是国民党一党霸权的党治结构逐步变化的历史过程。
 
  现在谈到台湾地区的民主化,比较明确的完成标志应该就是1996年的公民直接选举;而1991年的全面改选则是初步民主化的标志。
 
  由于选举与政治参与模式的存在和党治结构的变化,“党外运动”因此可以形成。在地方选举过程中,不少参选的无党籍人士对国民党的党治政策提出批评。1969年的中央民代增补选举时,无党籍“立委”候选人郭国基、黄信介等激烈批判执政党;至1977年的地方选举,一批反对派候选人提出民主、自决的口号。这批党外人士在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被传媒泛称之为“党外”,他们自己也乐于以此自称。于是就有了1978年的党外人士助选团、1981年的党外推荐团、1983年的党外人士竞选后援会和党外编辑作家联谊会、1984年的党外公职人员公共政策研究会等等,党外运动全面形成。
 
  冲破“组党禁忌”的临门一脚
 
  在1987年解严以前,最重要的政党事件是1986年9月28日民主进步党在(D PP)在台北圆山饭店突然宣布成立。台湾作家廖信忠对民众看到电视播出这条新闻时的描述很有意思:“当时我跟着家人在小吃店里吃面,电视报道了这则新闻。虽然是快速带过,但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叔叔目瞪口呆忘记吃面的神情一直印在我脑海里。老板碎碎念,直喊着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也忘记了继续下面。”是啊,这怎么可能!
 
  其实,国民党取消党禁的决心在民进党成立前就已经定下来。1986年3月国民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推行政治革新,4月份蒋经国成立了一个十二人委员会,研究废除戒严法和党禁,国民党迈向合法的政党政治的路向已经比较清晰。但同时也警告党外人士不要操之过急,9月份司法部长施启扬重申组党仍然是非法行为。但是,为什么党外人士会在这时候沉不住气、急着成立政党呢?从比较直接的原因来看,这与选举的事情有密切关系。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到80年代,台湾的“国民大会”、“立法院”选举逐步实行有限的选举开放,党外运动的发展与此紧密相联。到了1986年,12月将进行“立法院”补选,这时的党外运动人士希望在即将到来的选举中享有一个真正政党所拥有的优势,如协调独立候选人的竞选活动以防止票源分散、募捐活动基金、提高选民对候选人的身份认识等。同时,在海外活动的许信良已组织了政党,台湾本土的党外人士不希望运动的主导权被海外的政党掌握。
 
  但是,还有一些更为内在于1986年党外运动的发展与国民党应对策略的原因。国民党在1986年初提出“政治革新”的时候,首先迈出了与党外人士沟通会谈的步伐,不少人认为这是台湾政治转型、迈向政党政治的发展契机。但是,国民党内部的强硬派和党外人士中的激进派对此事则各有不满。党外激进派要坚持以街头抗争推动民主进程的道路,而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则认为绝不能手软、主张取缔。颇有戏剧性的是,又传来国民党对解除党禁持保留态度的消息,党外激进派更坚定了街头抗争的信念,直接导致了名为“5·19绿色行动”的示威游行。正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在这些过程中不断地积累了临界气氛,冲破党禁的发展似乎已经迫近临门一脚的地步,偏离台北市中心的圆山饭店似乎注定要被卷入政党斗争的旋涡之中,成为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沉默的证人。
 
  对于民进党的突然成立,台湾很多媒体以“抢摊”一词来形容,意指民进党抢在国民党宣布解除“党禁”之前成立,这是出乎人们意料的。那么,他们对于国民党关于组党非法的警告为什么敢于置之不理?首先,虽然在该年7月,党外人士已经成立了筹备建党的小组,但9月28日的政党成立并不是一个有预谋的计划。这次会议的原定议题是为选举制订参选名单,组党的提议是临时提出;其次,与会者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的党外精英人士聚会,机会难得。同时分析,以与会者作为“立法会”合法参选人的身份,国民党因有顾忌而不敢任意拘捕。另外,我认为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在“5·19绿色行动”示威游行中,党外人士在行动上表现克制是很自然的,是为了避免对方找到镇压的口实,而国民党的克制则表现出“政治革新”精神下的理性约束,这应该使出席圆山会议的组党人士感到一种希望。
 
  就这样,冲破国民党“党禁”的临门一脚突然踢出,132位与会者签署宣言,民进党宣布成立。
 
  领导者顺应时代发展潮流
 
  对于民进党的成立,国民党能以比较沉着、理性的态度面对,蒋经国说“我们必须考虑政治的稳定与人民的安全,以平心静气的态度来面对。”因此国民党一方面宣布民进党违法,另一方面与民进党进行沟通,要求其遵守宪法、反对“台独”。而民进党也很快作出回应,表示严守宪法分际。
 
  应该说,在整个解除党禁的历史进程中,蒋经国关于执政党应该顺应历史潮流而变的思想和行动选择起了关键性的作用。10月5日,当情治单位把民进党抓捕名单送到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面前时,他说,“时代在变,事情在变,潮流也在变。要适应这些变局,执政党必须采取新的方法来迎接这场民主革命,也才能与历史潮流接轨。”在中常会上,蒋经国指示研制“政治革新”方案,他向刚选拔进中常委的国民党秘书长李焕表达三点意见:第一,国民党需要彻底改造才能在完全公开的政治制度里竞争。他说:“如果我们不重振国民党活力,人民会抛弃党———甚至党员都会流失。”第二,推动“全面政治民主”,取消“戒严”、允许民众自由组党、“国会”全面改选、解除“报禁”。第三,两岸统一。在这三点意见中,很有意思的是谈的是治党,要改造国民党,第二点则是解决“党治”,要结束一党独裁。
 
  从这一历史过程来看,后来有民进党人士所描绘的那幅纯粹的党外运动抗争导致解严、推动台湾政治转型的历史图景显然是很片面的。台湾地区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不断发展的选举与政治参与导致国民党的党治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而作为推动和实施解严进程的台湾领导人蒋经国的思想与决策选择更是有关键性的影响。
 
  实际上,蒋经国对于党外运动的组党发展情况非常了解。根据台湾媒体近年来的披露,当年民进党在组党前那段时间的密商、联络过程早已为情治单位所全盘掌握,对圆山饭店会议的秘密监控早以布置和进行了沙盘演练。整个会议过程,蒋经国很可能就在这家饭店某一房间里全程监看,甚至有一种说法认为这次组党过程是蒋经国一手主导的。应该说,这次会议能够在圆山饭店召开,没有得到当局的默许是不太可能的。而主导组党之说,则未免过于有想象力。毫无疑问,国民党对组党运动的发展是完全了解和有所准备的,镇压或沟通都是主动的选择,并不存在所谓事前无知、事发后难以应对的问题。全程监控而在当时不干预、事后不抓人,这就当然与蒋经国解除党禁的决心直接相关了。
 
  这股潮流继续奔涌向前:1988年1月1日解除报禁;“立法院”于1989年1月20日修订人民团体法,由原来的许可制改为报备制;“立法院”于1989年1月26日修订选举罢免法,各政党可以成立助选团,在野党代表可加入中央选举委员会。继民进党之后,相继新成立的政党有中国自由党、民主自由党、中国民众党、工党、中国民主正义党、劳动党等。当初蒋经国坚定地推进“解严”的时候,国民党内部的强硬派表示质疑说:“这样可能会使我们的党将来失去政权!”蒋经国回答:“世上没有永远的执政党。”这话真是落地有声,是对国民党走过漫长的军政、训政、宪政三个历史阶段的最好回应。
 
  在处理1979年12月“美丽岛事件”的时候,国民党强硬派要求对施明德等一两个人处以死刑,蒋经国征求台湾清华大学教授沈君山的意见,沈说“最好不要判死刑,我们终究要在这片土地上长期地生活下去的,血流下去了,就收不回来了”。蒋经国听从意见,没有把任何人送上刑场。蒋经国说,“权柄,很容易去用它。难的是,什么时候不去用它。三十八年的‘戒严令’是国民党的恶名与黑包袱,一定要想法解除与开放,否则永不安宁。”1981年,蒋经国对英文秘书马英九说“解禁应该越来越宽,不能换汤不换药。我知道自己是独裁者,但我会以专制手段来结束专制制度”。

蒋经国从独裁者而成为独裁的终结者,当然有着远比他个人因素更为重要的时代因素,如台湾经济发展以后社会反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江南命案带来的国际压力、经济开放带来的民主诉求、两岸关系的变化、台湾在国际社会中的处境等等,所有这些都在一声声地撞击着国民党独裁的丧钟。他顺应时代潮流,成为敲钟的人。风雨过后,蒋经国终于得到了他内心的宁静。
 
  台湾地区的转型的经验“展示了一条可能的渐进路线”(朱云汉语)。今天,我们应该更强调的是,“可能的渐进路线”必须建立在真实的、价值明确的转型认同基础之上,否则的话还是会被虚假的渐进堵塞了真正的渐进之途。
 
  李公明 学者、广州美术学院教授

来源: 南方都市报 | 来源日期:201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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