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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玉顺:论“大陆新儒家”——有感于李明辉教授的批评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5-11-13 点击:


   作者按:本文写于2015年3月,是某杂志约稿,但由于某种原因,迄今未刊出。今见李明辉教授又有新作《关于“新儒家”的争论:回应〈澎湃新闻〉访问之回应》(《思想》杂志第29期)。故将本文刊发于此,以供参考。
  
   台湾的李明辉教授于2014年12月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坦率地表明了他的态度“我不认同‘大陆新儒家’”[①],引起了大陆一些儒者对其“不认同”的不认同。有朋友希望我就此谈谈看法。说实话,我从未读过李教授的东西。找来这篇访谈,读过之后,我不得不说:对李教授的“不认同”态度及其理由,我是大致认同的,尽管有所保留。关于他为什么不认同“大陆新儒家”,李教授陈述了三点看法,我也就这三点谈一些看法吧。
  
   一、什么是“大陆新儒家”
   我首先想说的是:“大陆新儒家”是一个有待界定的概念。李明辉教授说:
   首先,我对“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不认同。现在所谓的“大陆新儒家”是主要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的自我标榜。但并非到现在大陆才有新儒家,而是本来就有的。除了那些后来赴港台的新儒家之外,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不都是大陆新儒家吗?他们的位置放在哪里呢?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是大致认同的:确实,“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在概念上存在歧义。今天中国大陆的新儒家,难道仅仅是“以蒋庆为中心、包括陈明在内的一小撮人”吗?例如李教授在访谈中提到的张祥龙教授,是不是大陆新儒家?
   这里有必要弄清“大陆新儒家”这个说法的来龙去脉。这样的称谓最早是由方克立教授在2005年9月1日致第七届当代新儒学国际学术会议的一封信中提出来的:
   我认为以甲申(2004)年7月贵阳阳明精舍儒学会讲(或谓“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峰会”)为标志,它已进入了以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等人为代表的大陆新生代新儒家唱主角的阶段,或者说进入了整个现代新儒学运动的第四个阶段。因此我建议在继续推进对前三代新儒家思想研究之同时,还要开始重视对第四代新儒家(即大陆新生代新儒家)所倡导的“大陆新儒学”的研究,这一研究对儒学和新儒学的未来发展可能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②]
   这里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这封信仅代表方教授个人的看法,而且写于10年前,尽管方教授一向观察敏锐,但毕竟当时刚进入21世纪不久,有别于20世纪“现代新儒家”的21世纪“大陆新儒家”还处在“亮相”的最初阶段,人们的认识还很模糊。所以,方教授信中的提法并不确定,如“第四代新儒家”、“大陆新生代儒家”、“大陆新儒学”等,都不是“大陆新儒家”的提法。
   第二,该信所提及的人物之所以仅限于蒋庆、康晓光、盛洪、陈明四人,那是因为方教授特别看重那次“阳明精舍儒学会讲”,认为具有“标志”意义,而当时参加那次会讲的知名儒者就这四位,并不是说当时大陆新儒家就只有这四人。
   第三,该信认为大陆新儒家是现代新儒家的“第四代”,这个判断是不能成立的。上述四人、以及大陆新儒家的其他人物都明确表示过,他们与现代新儒家之间没有传承关系,而这是符合他们的思想观点的实际情况的。李教授不认同他们,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李教授本人正是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的传人。事实上,大陆新儒家与现代新儒家(包括港台新儒家)之间不仅没有传承关系,倒毋宁说是一种“断裂”、“转型”的关系。所以,有学者已指出:要严格区分20世纪的“现代新儒学”和21世纪的“当代新儒学”。[③]
   对李教授的观点,我之所以只是“大致”认同,是因为李教授的视野也是有问题的。他心目中的“大陆新儒家”,是与“港台新儒家”相对的概念,即是指的他所提到的“熊十力、梁漱溟和冯友兰”那一代人之中的一部分人,亦即在国民党撤退到台湾时留在大陆的儒家。但实际上,这些人并不属于人们称谓的“大陆新儒家”。“大陆新儒家”这个概念主要是特指的21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兴起的儒家,不仅在空间上与“港台新儒家”相对而言,而且在时间上与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相对而言。
   所以,首要的问题是准确界定“大陆新儒家”概念。究竟什么是“大陆新儒家”?其实,“大陆新儒家”和“大陆新儒学”也不是同一个概念。如果所说的是大陆新“儒家”,那么,中国大陆凡是持儒家价值立场的人都应计入,那就太多了;至于大陆新“儒学”,则只是大陆新儒家当中的一部分人的学术,即其思想理论方面的建树。我这里所讨论的“大陆新儒家”,其实是“大陆新儒学”的概念:
   从外延看,“大陆新儒家”主要是指的时间上21世纪以来、空间上中国大陆的儒家。如果凡是21世纪以来在中国大陆活跃的儒家就是大陆新儒家,那就远远不止“一小撮人”,而是一个较大的群体。例如,有学者在《当代儒学理论创构》一书中所列的十家(分为四种形态:杜维明、林安梧;李泽厚;成中英、刘述先、安乐哲、黄玉顺;张立文、牟钟鉴、郭沂)[④],其中至少四家都属于大陆新儒家。又如,有学者在《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一书中所列的六家(蒋庆、陈明、张祥龙、黄玉顺、盛洪、干春松),全都是大陆新儒家。[⑤] 此外还有不少知名的儒者,都应当归入大陆新儒家。这些人并不都是李教授所批评的对象;李教授的批评对象主要是蒋庆,但蒋庆远不足以代表大陆新儒家,而仅仅是其中一派的代表而已。
   从内涵看,“大陆新儒家”概念的着眼点,乃在其“新”,即对儒学“原理”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创造性的新诠释,而且这种诠释是具有一定系统性的思想理论建构,而不仅仅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创见的观点,更不是那种常见的对象化的儒学史(如儒家哲学史、儒家思想史)研究。换言之,这样的大陆新儒家,就是儒学在当代的代言人,犹如现代新儒家就是儒学在20世纪的代言人。这样的人物尽管不是太多,但也绝非“一小撮人”。
  
   二、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
   近年来,政治儒学成为儒学的热点。李教授也特别关注这个方面。所谓“政治儒学”也有广义、狭义之分:狭义的是指以《政治儒学》为代表作的蒋庆那一套思想观点;[⑥] 广义的则是泛指儒家的政治哲学。我曾讲过:大陆新儒家主要在做两件事:“创教”与“干政”。[⑦] 其中所谓“干政”,就是说的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李教授所批评的,其实只是蒋庆的“政治儒学”。他驳斥了蒋庆关于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的观点:
   其次,我也不赞同他们对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的区分。他们认为港台的新儒家偏重心性儒学,而大陆新儒家的侧重点在政治儒学,这多半是因为蒋庆在讲政治儒学的缘故。我之前也公开讲过,港台的新儒学界怎么会没有政治儒学呢?他们不能只看到牟宗三的心性儒学,除了牟宗三之外,还有张君劢,他本身就是个政治学家。张君劢的政治儒学比蒋庆他们的高明多了。同时徐复观也游走在学术与政治之间,也参与过政治。而就牟宗三来说,他也有“外王三书”,就是《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和《道德的理想主义》,它们都涉及政治哲学。港台新儒家怎么会只局限于心性儒学呢?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也大致认同。确实,现代新儒家、港台新儒家并非没有自己的政治儒学;大陆新儒家也非完全没有自己的心性儒学。
   至于现代新儒家的政治哲学是不是成功的,那是另一回事,例如不少学者批评他们“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我本人也批评过现代新儒家;[⑧] 但无论如何,现代新儒家致力于“新外王”——民主与科学,接纳现代政治文明,这个取向是应当给予充分肯定的。即以李教授所提到的张君劢而论,众所周知,他一方面倡导现代新儒家的“新宋学”[⑨],另一方面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不仅译介了大量宪法文献,还亲自拟定了几部极有影响的宪法草案,由他起草设计的“四六宪法”被公认为中国迄今最好一部宪法,他也被公认为“中国宪法之父”。
   这里我不得不说:至少就政治儒学而论,比起20世纪的现代新儒家来,当今的大陆新儒家整体上是退步了。大陆新儒家致力于政治儒学的有一大批人,其思想观点的差距甚大;然而勿庸讳言,其中存在着一些极其危险的政治倾向,特别是个别人不仅倡导威权主义,甚至主张专制主义、极权主义,反对自由、平等、民主等现代文明价值,不禁让人想起鲁迅的说法——“帮忙与帮闲”[⑩],实则是帮凶。其中有些人是“真睡着了”,有些人则是“装睡着了”。我特别想指出这样一股危险的思潮:以狭隘民族主义的“中西对抗”来掩盖“古今之变”的人类文明走向,借“反西方”之名、行“反现代”之实,用“文化”来拒绝“文明”。这些都是当前“儒学复兴”中最值得警惕的倾向。
   当然,这并非大陆新儒家的政治儒学的全部;实际上,大陆新儒家当中,也有人的政治哲学理念与李教授的理念相通。例如我本人的“中国正义论”[11],其实也是一种政治儒学。我本人就大致认同李教授在这个层面上的基本理念,例如他说:“在我看来,儒家和自由主义之间并没有根本的矛盾,而且新儒家对于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也是肯定的”;“民主本身就是现代社会的产物,民主制度的建立本身就需要从传统社会过渡到现代社会,在很多地方都需要一个文化转化的过程”。
   所以,这里我特别想指出一点:大陆新儒家并非铁板一块,并不是一个学派,不是统一的思想派别。他们唯一的“底线共识”恐怕只是认同“儒家”而已,而且他们对“儒家”或“儒学”的理解实在大相径庭,于是就有了原教旨主义儒家、自由主义儒家、马克思主义儒家,以及其他林林总总的儒家,都属于所谓“大陆新儒家”。
  
   三、大陆新儒家的思维模式问题
   确实,大陆新儒家的一部分人有一种关于儒学的认知模式,就是将儒学归结为“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并将两者截然对立起来,主张“政治儒学”,拒绝“心性儒学”。蒋庆尤其典型。对此,李教授批评道:
   第三,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在儒家的传统里本来就无法划分开来。我也公开批评过蒋庆。他认为:在先秦以后,儒家分成了两支。一支是心性儒学,比如宋明儒学,另一支是以汉儒为主的政治儒学,以公羊学为主。他认为:在孔子那里,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两方面都存在,而后来儒家本身就分裂了。这说得通吗?儒家本来就把“内圣”和“外王”连在一起讲的,不能撇开“内圣”而只讲“外王”,只可能从“内圣”推演出“外王”。所以蒋庆的方法论都是有问题的,如果他撇开心性儒学只讲政治儒学,那根本就不是儒家的传统。所以我基本上反对他们的这种讲法。
   李教授的这个观点,我也基本认同。确实,政治儒学作为一种形下学,不可能没有形上学的依据;反之亦然,心性儒学作为一种形上的观念系统,也不可能没有形下的现实政治考量。儒学史的事实是:没有任何儒家学派是不关心政治的。“为政”正是儒学的秉赋,即儒学是“务为治者”[12],此乃儒学常识。
   但同时,我认为李教授的观点还是不够透彻的:
   首先,不仅心性儒学和政治儒学不可能分离,而且整个儒学并不是“心性儒学/政治儒学”这样简单的划分就可以概括的。李教授本人是现代新儒家中的熊十力-牟宗三这一系的传人,该系的儒学所继承的主要是古代儒家心学一系,概括为“心性儒学”未尝不可;但历史上所谓“心性儒学”其实不仅陆王心学一系,也包括程朱理学一系,两派都是从“思孟学派”发展而来的。牟宗三认为朱子是“歧出”,那是他个人的学术观点。不仅如此,思孟学派的心性儒学尽管曾经长期占据儒学主流地位,但远不是儒学传统的全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儒学常识。
   其次,进一步讲,尽管陆王心学、程朱理学,即通常所谓“宋明理学”,都是从思孟儒学发展而来的,但思孟儒学与宋明理学之间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从“外王”、政治儒学层面看,思孟儒学所处理的是王权社会、宗法社会、贵族社会的伦理政治建构问题,而宋明理学所处理的则是皇权社会、家族社会、君主专制社会、官僚社会的伦理政治问题(而且是该历史时代的后期的问题),那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代,犹如今天的民权社会是又一个不同的历史时代,面对着截然不同的伦理政治问题;从“内圣”、所谓“心性儒学”层面看,思孟儒学其实并非宋明理学那样的先验形而上学,例如孟子的思想就决不是宋明理学那种简单的“性本情末”、“性体情用”模式,即非“性-情”、“形上-形下”的形而上学思维模式,而是让“四德”心性本体发源于“四端”的生活情感,即是“情-性”模式。[13] 然而现代新儒家的“心性-政治”观念其实却是宋明理学那种“形上-形下”形而上学思维模式的结果,所以才导致“内圣开不出新外王”,因为其形上根据是前现代的,而其形下问题却是现代性的;而大陆新儒家的一些人因此而干脆抛开形而上学,这不仅是因噎废食,而且其思维模式其实显然仍旧在这种“形上-形下”的框架之中。
   最后,综上所述,我对大陆新儒家的未来发展有几点基本的判断:第一,在形下的层级上,当代儒家的政治哲学必须接受现代政治文明的基本价值,否则儒学迟早必定为时代所唾弃,不论当前如何“虚假繁荣”;第二,为此,在形上的层级上,当代儒学必须重建形上学,而非墨守传统形上学,否则必定“内圣开不出新外王”,无法导出现代政治文明,反而孕育出某种现代政治怪胎;第三,上述两点意味着,当代儒学必须突破“形上-形下”、“心性-政治”或者“伦理-政治”之类的先验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回归生活本源,面向当代生活、即现代性的生活方式,否则不仅无法容纳现代政治文明价值,而且无法完成为之奠基的形而上学重建的历史任务,势必沦为时代的弃儿,甚至将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
   [①] 转自“共识网”:www.21ccom.net/articles/thought/zhongxi/20150126119523_all.html。下同。
   [②] 转自“凯迪社区”: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id=809781&boardid=24。
   [③] 徐庆文:《应当严格区分“当代新儒学”与“现代新儒学”》,《社会科学研究》2013年第2期。
   [④] 郭沂编:《开新:当代儒学理论创构》,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另见郭沂:《当代儒学十家撮要》,载《当代儒学》第一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71页。
   [⑤] 崔罡主编:《新世纪大陆新儒家研究》,安徽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⑥] 蒋庆:《政治儒学——当代儒学的转向、特质与发展》,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⑦] 黄玉顺:《当今儒家的“创教”与“干政”及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问题——在联合国总部“纽约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上的点评发言》,载《当代儒学》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⑧] 参见黄玉顺主编:《现代新儒学的现代性哲学》,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⑨] 参见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⑩] 鲁迅:《帮忙文学与帮闲文学》,见《鲁迅全集》第七卷《集外集拾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11] 参见黄玉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儒家制度伦理学的当代阐释》,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该文集收录了本人自2007年以来的相关文章和文字共24篇。该书侧重的不是具体的现实制度设计,而是儒家制度伦理学与政治哲学的“原理”。
   [12] 司马谈:《论六家要旨》,见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华书局1982年版。
   [13] 参见黄玉顺:《注生我经:论文本的理解与解释的生活渊源——孟子“论世知人”思想阐释》,《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3期;《孟子正义论新解》,《人文杂志》2009年第5期;《养气:良知与正义感的培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4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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