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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殷弘:战略保守主义的中国范例——两汉人物的论辩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8-03-05 点击:


时殷弘:战略保守主义的中国范例——两汉人物的论辩
人口多达13亿的当代中国的对外政策有其压倒性的国内功能。事实上,完全可以从悠久的古老中国主流传统、特别是“对外政策文化”主流传统中,找到这一点的颇大部分渊源。在中国的悠久政治经验内,有一种哲理性和现实感兼备的、集中致力于中国自身稳定和繁荣的“战略保守主义”。它完全契合从族裔/文化差异和地缘距离出发的、关于华夏与“蛮夷”之间的哲理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同时非常注重对外目标的适切性(relevancy)、可用能力的限度和尽可能最合算的成本效益。这在新的当代历史条件下多少被有机地承继下来,大有利于中国的非常突出的经济成长和社会稳定成就,也大大促进了中国的关于对外政策的审慎的战略文化。


然而,中国的强劲崛起,国内增长对外部资源的迅速增大的依赖,西方的影响力相对衰减与其内外失序倾向带来的机会,还有更大的民族荣耀的广泛天然吸引力,等等,有可能结合起来导致对外态势的基本变化,使中国改变压倒性的国内优先惯例。我们必须希望,基于改革开放以来多年经验的、审慎和耐心的战略文化,加上一个巨型发展中国家的经久的国内任务艰巨性,特别是巨量国内人口实现健康发展和生活幸福的艰巨性,依然并仍会将中国对外态势保持在较温和的调整和有分寸的伸张这一限度内。


当前,有一个可谓基本的战略问题与能否坚持有益的战略保守主义传统、能否坚持应当经久的和平发展国家方向紧密相关,那就是战略冲劲与战略审慎的平衡,而这种平衡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坚定的战略轻重缓急意识,避免四面出击的倾向。在有广泛的战略铺局和强劲的战略冲劲的同时,尤其需要确定和坚持合理的战略重点,首先追求在这重点上集中的战略决胜。此乃一项重要的战略原则或常理,犹如《后汉书·郑孔荀列传》记载的、东汉瓦解时期天才的战略家荀彧给其统帅曹操的战略谏言所云,“夫事固有弃彼取此,以权一时之势”(范晔:《后汉书》卷七十《郑孔荀列传第六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2283页)。为此,所有其他“战场”的战略期望,还有相应的精神和物质两方面的资源支出,都应当按照战略重点的优先位置被打上恰当的折扣。


本着这样的当今关怀,回顾一下中国古代史中某些战略保守主义的范例是有益的。在此,可以选取两汉贾捐之、刘安、杜钦、鲁恭和蔡邕的论辩,并且用一种评注式的方法(方括号内的文字是评注,其中黑体字是笔者的评论,非黑体字为注文;其他文字系原文摘录。本文所用《汉书》系中华书局1962年版,《后汉书》为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便读者可以最方便地作出自己的判断和领悟。仅为限制篇幅和突出主题,而不是为了遮蔽任何不利于评注者的论断的史录,史籍中相对而言枝节性或旁述性的文句或文段在此被省略掉了。无论如何,这些论辩是悠久的中国大战略思想史上的部分宝贵财富,体现了非常丰富的大战略思想的某些“基因”、要素和风貌。


一、《汉书》卷六十四下《严硃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下》摘录和评注


[贾捐之论弃珠厓]


[贾捐之,天才贾谊的曾孙,谏言反对汉元帝(公元前48—前33年在位)对在被征服的海南岛反复不已的地方造反作大规模武力镇压,此即《贾捐之论弃珠厓》。]


贾捐之字君房,贾谊之曾孙也。元帝初即位,上疏言得失,召待诏金马门。


初,武帝征南越,元封元年[前110年]立儋[dān]耳、珠厓(崖)郡,皆在南方海中洲[今海南岛]居,广袤可千里,合十六县,户二万三千余。[珠崖:一个被征服但极难被驯服的边疆蛮夷地区,“数年一反”;汉帝国的大头痛处:]其民暴恶,自以阻绝,数犯吏禁,吏亦酷之,率数年一反,杀吏,汉辄发兵击定之。自初为郡至昭帝始元元年[前87年],二十余年间,凡六反叛。至其五年,罢儋耳郡并属珠厓。至宣帝神爵三年[前59年],珠厓三县复反。反后七年,甘露元年[前53年],九县反,辄发兵击定之。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珠厓又反,发兵击之。诸县更叛,连年不定。上与有司议大发军,捐之建议,以为不当击。上使侍中驸马都尉乐昌侯王商诘问捐之曰:“珠厓内属为郡久矣,今背畔(叛)逆节,而云不当击,长蛮夷之乱,亏先帝功德,经义何以处之?”捐之对曰:[他谏言反对以大规模武力镇压反复不已的珠崖地方。]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无忌讳之患,敢昧死竭卷卷(拳拳)。


[“初始”儒家(和前儒家)关于华夏-蛮夷关系的思想的要则之一,它有蕴涵的战略理由:]臣闻尧舜,圣之盛也……以三圣之德,地方不过数千里,西被流沙,东渐于海,朔[北方]南[南方]暨(及)声教,迄于四海,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欲与声教则治之,不欲与者不强治也”:文化、道德和战略意义上的精言大意!当然,作为笼统的哲理原则,可以有、有时也必须有重大例外,特别在深刻地涉及华夏民族及其国家的严格意义上的安全时。]故君臣歌德[王先谦曰:“帝庸作歌,皋陶载展。此所谓‘君臣歌德’。”按“帝庸作歌”云云,见《尚书·益稷》],含气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是以颂声并作,视听之类咸乐其生,越裳氏重九译而献[越裳氏:即南越。重九译:谓远方使者来,因九译言语乃通],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兵革”有其强弩之末,受制于地缘距离和文化差异。]及其衰也,南征不还[指周昭王南征不复],齐桓救其难[齐桓公伐楚以尊周(王先谦说)],孔子定其文[孔子作《春秋》,夷狄之国虽大,自称王者,皆贬为“子”]。[秦帝国的可怕教训,即被认为的过度的军事帝国主义:]以至乎秦,兴兵远攻,贪外虚内,务欲广地,不虑其害。然地南不过闽越,北不过太原,而天下溃畔(叛),祸卒在于二世之末,《长城之歌》至今未绝。[沈钦韩曰:“《河水注》引扬泉《物理论》曰:‘秦筑长城,死者相属。民歌曰:“生男慎勿举(举:养育),生女哺(喂食)用脯([男人专用的]干肉)。不见长城下,列骸相支柱。”]


[汉帝国的“现代”历史教训,既有积极的,亦有消极的。]


[初汉压倒性地集中于靠最小程度赋税、“偃武行文”和皇家节约促进经济恢复和发展,并且由此奠定了军事力量的经济/财政基础。]赖圣汉初兴,为百姓请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闵(悯)中国未安,偃武行文,则断狱数百,民赋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如淳曰:“常赋岁百二十,岁一事。时……出赋四十,三岁而一事。”]时有献千里马者,诏曰:“鸾旗[鸾旗车,汉帝车之前驱]在前,属车在后,吉行日五十里,师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马,独先安之?”[安之:言何去。]于是还马,与道里费,而下诏曰:“朕不受献也,其令四方毋求来献。”当此之时,逸游之乐绝,奇丽之赂塞,郑卫之倡微矣。夫后宫盛色则贤者隐处,佞人用事则诤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谥为孝文,庙称太宗。[然而,所有上述伟大的财富和力量累积,后来都被武帝的全方位大规模远征和扩张耗费殆尽。]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前117年],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都内之钱贯朽而不可校。[此时汉已经多次征伐匈奴,人力、物力损失巨大,以至于府库空虚,岂有“太仓之粟红腐而不可食”之事?故刘奉世疑曰:“或者误以‘建元’为‘元狩’欤?”]乃探平城之事,录冒顿以来数为边害,籍兵厉马,因富民[取资富民,以供军费]以攘服之。西连诸国至于安息,东过碣石以玄菟、乐浪为郡,北却匈奴万里,更起营塞,制南海以为八郡[当为九郡],则天下断狱万数,民赋数百,造盐铁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犹不能足。[武帝军事帝国主义的严重社会后果和政治后果:]当此之时,寇贼并起,军旅数发,父战死于前,子斗伤于后,女子乘亭鄣,孤儿号于道,老母寡妇饮泣巷哭,遥设虚祭,想魂乎万里之外。淮南王盗写虎符,阴聘名士,关东公孙勇等诈为使者,[陈直云:“公孙勇诈为使者,在武帝征和三年,见本书《功臣表》及《田广明传》,与淮南王安时代不接,恐为捐之之误记。”]是皆廓(扩)地泰(太)大,征伐不休之故也。[帝国过度伸展系自招危机,自招失败。]


[为呼吁放弃极南端“无价值”的蛮夷地区而诉诸帝国腹心地区的社会稳定和繁荣——他的对元帝最有说服力的论点:]


今天下独有关东,关东大者独有齐、楚,民众久困,连年流离,离其城郭,相枕席[枕籍,纵横相枕而卧]于道路。人情莫亲父母,莫乐夫妇,至嫁妻卖子,法不能禁,义不能止,此社稷之忧也。今陛下不忍悁悁[忿怒貌]之忿,欲驱士众挤[排挤]之(至)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饥馑,保全元元也。……骆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习以鼻饮,与禽兽无异,本不足郡县置也。颛颛[同“专专”,蠢蒙无知貌]独居一海之中,雾露气湿,多毒草虫蛇水土之害,人未见虏,战士自死,又非独珠厓有珠犀玳瑁也,弃之不足惜,不击不损威。其民譬犹鱼鳖,何足贪也![广义的成本效益估量支配的战略论辩和战略判断。对蛮夷的种族/文化歧视远非他的核心论据。]


臣窃以往者羌军言之[指宣帝神爵元年(前61年)羌反之事,是时遣赵充国等击西羌﹐获万余人],暴师曾未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万,大司农钱尽,乃以少府禁钱续之。夫一隅为不善,费尚如此,况于劳师远攻,亡士毋功乎![帝国大军远程征伐是一桩花费极大的事业!]求之往古则不合,施之当今又不便。臣愚以为非冠带之国,《禹贡》所及,《春秋》所治,皆可且无以为。[对周边及其外的未化或不化蛮夷的征服和统治并无益处,而且自招失败。这一论点符合儒家的帝国哲学和信条。]愿遂弃珠厓,专用恤关东为忧。


[他的论辩赢了,有深厚传统和儒家意识形态支持的战略保守主义赢了。]


对奏,上以问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陈万年以为当击;丞相于定国以为:“前日兴兵击之连年,护军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还者二人,卒士及转输死者万人以上,费用三万万余,尚未能尽降。今关东困乏,民难摇动,捐之议是。”上乃从之。[他的论辩赢了。武力镇压的巨大成本——它伤害在腹心地区的统治——和成功希望的大不确定是决定因素。]遂下诏曰:“珠厓虏杀吏民,背畔(叛)为逆,今廷议者或言可击,或言可守,或欲弃之,其指(旨)各殊。朕日夜惟思议者之言,羞威不行,则欲诛之;孤疑辟(避)难,则守屯田;通于时变,则忧万民。夫万民之饥饿,与远蛮之不讨,危孰大焉?[战略轻重缓急次序终于变得合理分明。]且宗庙之祭,凶年不备,况乎辟(避)不嫌[不足羞]之辱哉!今关东大困,仓库空虚,无以相赡,又以动兵,非特劳民,凶年随之。其罢珠厓郡。[君主作出了一个战略选择:选择在紧要利益意义上的实质,尽管丧失了某些声誉和虚荣。]民有慕义欲内属,便处之;不欲,勿强。”珠厓由是罢。


二、《汉书》卷六十四上《严朱吾丘主父徐严终王贾传第三十四上》摘录和评注


[刘安谏阻东南向远征]


[《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越书》——一项很有价值的政治文献,战略保守主义的系统论辩,从战略(而非道德)视野指责“军事帝国主义”。]建元三年[前138年],闽越举兵围东瓯[闽越与东瓯:《史记·东越列传》载:(两个半蛮夷王国被大一统帝国取消,然后通过参加革命和“正确”一方的战争而得到恢复:)闽越◇集解韦昭曰:“东越之别名。”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姓驺氏。○索隐徐广云一作“骆”,是上云“欧骆”,不姓驺。秦已并天下,皆废为君长,以其地为闽中郡。○索隐案:为闽州。□正义今闽州又改为福也。及诸侯畔(叛)秦,无诸、摇率越归鄱阳令吴芮,所谓鄱君者也,从诸侯灭秦。当是之时,项籍主命,弗王,◇集解汉书音义曰:“主号令诸侯,不王无诸、摇等。”以故不附楚。汉击项籍,无诸、摇率越人佐汉。汉五年(前202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都东冶。孝惠三年(前192年),举高帝时越功,曰闽君摇功多,其民便附,乃立摇为东海王,◇集解应劭曰:“在吴郡东南滨海云。”都东瓯,◇集解徐广曰:“今之永宁也。”世俗号为东瓯王],东瓯告急于汉。时武帝年未二十,以问太尉田蚡。蚡以为越人相攻击,其常事,又数反复,不足烦中国往救也,自秦时弃不属。于是(严)助[时为丞相][他,作为与初即位的武帝过往密切的近臣,可能更知道这位年轻君主的非常蓬勃的性格,连同憧憬一个扩张着的真正帝国的抱负。]诘蚡曰:“特患力不能救,德不能覆,诚能,何故弃之?且秦举咸阳而弃之,何但越也!今小国以穷困来告急,天子不振,尚安所诉,又何以子万国乎?”[他诉诸“帝国责任”,同时没有忘记基于帝国能力的可行性问题。]上曰:“太尉不足与计。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乃遣助以节发兵会稽。会稽守欲距(拒)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未至,闽越引兵罢。[他克服了宫廷里和地方上的“战略保守派”,也暂时吓跑了闽越半蛮夷。][《淮南王刘安谏伐闽越书》的直接缘起与其全文:]


后三岁[前135年],闽越复兴兵击南越。南越守天子约,不敢擅发兵,而上书以闻。上多其义,大为发兴,遣两将军将兵诛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谏曰[战略保守主义的一项系统论辩,面对一位嵌有“激进”扩张主义的精力蓬勃的皇帝;从战略视野谴责“军事帝国主义”]:


陛下临天下,布德施惠,缓刑罚,薄赋敛,哀鳏寡,恤孤独,养耆老,振匮乏,盛德上隆,和泽下洽,近者亲附,远者怀德,天下摄然,人安其生,自以没身不见兵革。今闻有司举兵将以诛越,臣安窃为陛下重之。[他或许预感到一种很可能的急剧的变更,那就是过去自高祖往后约七十年的政治/战略文化和基本国策或许会幡然改变。]越,方外之地,劗[zuan,同“剪”或“割”]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与受正朔,非强弗能服,威弗能制也,以为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一种战略保守主义:估算成本效益,这成本效益与自我宣称的优越密切相关,由对“不居之地、不牧之民”的忽视涵盖。]故古者封内甸服,封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远近势异也[服,服事天子之意。“五服”说最早见《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这段话的大意是:王四周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作甸服:其中最靠近王城的一百里地区缴纳带藁秸的谷物,其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去掉藁芒的禾穗,再往外一百里的区域缴纳带壳的谷子,最远的一百里缴纳无壳的米。甸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叫侯服:其中最靠近甸服的一百里是封王朝卿大夫的地方,其次的百里是封男爵的领域。其余三百里是封大国诸侯的领域。侯服以外各五百里的区域是绥服:其中靠近侯服的三百里,斟酌人民的情形来施行文教。其余二百里则振兴武力以显示保卫力量。绥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要服:其中靠近绥服的三百里是夷人们住的地方,其余二百里是流放罪人的地方。要服以外各五百里是荒服:其中靠近要服的三百里是蛮荒地带,其余二百里也是流放罪人的地方。总之,从畿服重地到藩属下国逐层管理,兼举文教武卫,声教讫于蛮荒。“五服”,http://baike。baidu。com/view/94895。htm]。自汉初定已来七十二年,吴、越人相攻击者不可胜数,然天子未尝举兵而入其地也。[传统是保守主义的最重要盟友,而且往往是其论说的头号基础。]


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处溪谷之间,篁竹之中,习于水斗,便于用舟,地深昧而多水险,中国之人不知其势阻而入其地,虽百不当其一。得其地,不可郡县也;攻之,不可暴取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阻险林丛弗能尽著。视之若易,行之甚难。[当心:“诛越”将是一桩成本效益极为负面的事业!]天下赖宗庙之灵,方内大宁,戴白之老不见兵革,民得夫妇相守,父子相保,陛下之德也。[当心:不要丧送随多个世纪中国的暴烈战争而来的宝贵的70年帝国和平!]越人名为籓臣,贡酎之奉,不输大内,一卒之用不给上事。自相攻击而陛下发兵救之,是反以中国而劳蛮夷也。且越人愚戆轻薄,负约反复,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积也。一不奉诏,举兵诛之,臣恐后兵革无时得息也。


间者,数年岁比不登,民待卖爵赘子以接衣食,赖陛下德泽振救之,得毋转死沟壑。四年不登,五年复蝗,民生未复。今发兵行数千里,资衣粮,入越地,舆轿而逾领(岭),拖舟而入水,行数百千里,夹以深林丛竹,水道上下击石,林中多蝮蛇猛兽,夏月暑时,呕泄霍乱之病相随属也,曾未施兵接刃,死伤者必众矣。[当心:那将是一场无谓的军事梦魇!就此看晚近的历史证据:]前时南海王[《汉书·高帝纪》载,刘邦于高祖十二年(前195年)二月(即他去世前两个月)诏曰:“南武侯织,亦粤之世也。立以为南海王。”这“南海国”的版图在当时的南越国和闽越国之间,即今潮州、梅州、汀州、赣州之间。其中心在南武侯故封地,即今之武平县。刘邦论功分封异姓王国时,在秦时的闽中郡范围内封了原闽越王无诸为闽越王(前202年),之后又封了今浙江一带的东瓯王摇,“复以摇为越王,以奉越后”(皆见《史记·东越列传》)。这是对闽越国的一种分土分权和制约。高祖十二年,刘邦将南越王地的一部分和闽越国的一部分分封南武侯织。用此策略制约和分散南越王与闽越王的势力。闽越、东瓯和南海三王国均属越人贵族统治的地方诸侯王国,同文同种,故司马迁在《史记》内统称其为东越。]反,陛下先臣[淮南王刘长]使将军间忌将兵击之,以其军降,处之上淦。后复反,会天暑多雨,楼船卒水居击棹,未战而疾死者过半。亲老涕泣,孤子啼号,破家散业,迎尸千里之外,裹骸骨而归。悲哀之气数年不息,长老至今以为记。曾未入其地而祸已至此矣。


[为论辩,刘安甚至拿出了新近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成分的天人感应神秘主义,以支持全无神秘意味的战略保守主义。]而臣闻军旅之后,必有凶年,言民之各以其愁苦之气,薄阴阳之和,感天地之精,而灾气为之生也。陛下德配天地,明象日月,恩至禽兽,泽及草木,一人有饥寒不终其天年而死者,为之凄怆于心。今方内无狗吠之警,而使陛下甲卒死亡,暴露中原,沾渍山谷,边境之民为之早闭晏开,鼌[晁,朝]不及夕[朝不保夕之意],臣安窃为陛下重之。


[这位战略保守主义者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用武力征服一个在陌生环境中的陌生人民大有风险,代价高昂,且毫无裨益,毫无意义。]


不习南方地形者,多以越为人众兵强,能难[作难]边城。淮南全国之时,多为边吏,臣窃闻之,与中国异。限以高山,人迹所绝,车道不通,天地所以隔外内也。其入中国必下领(岭)水[指建昌之四望岭、杉岭水出盱江者(郭嵩焘说)],领(岭)水之山峭峻,漂石破舟,不可以大船载食粮下也。越人欲为变,必先田馀干界中,积食粮,乃入伐材治船。边城守候诚谨,越人有入伐材者,辄收捕,焚其积聚,虽百越,奈边城何!且越人绵力薄材,不能陆战,又无车骑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保地险,而中国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臣闻越甲卒不下数十万,所以入之,五倍乃足,挽车奉饷者,不在其中。南方暑湿,近夏瘅热,暴露水居,蝮蛇蠚[hē,原意为毒虫蜇人]生,疾疠多作,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虽举越国而虏之,不足以偿所亡。


[极成问题的不是征服(仅仅名义上的征服)本身,而是用大军征服。小布什在发动对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大军征服以前应当读一读这个文献。]臣闻道路言,闽越王弟甲[犹弟某,不知其名]弑而杀之,甲以诛死,其民未有所属。……若陛下无所用之,则继其绝世,存其亡国,建其王侯,以为畜越,此必委质为籓臣,世共(供)贡职。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印之绥],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今以兵入其地,此必震恐,以有司为欲屠灭之也,必雉兔逃入山林险阻。背而去之,则复相群聚;留而守之,历岁经年,则士卒罢(疲)倦,食粮乏绝,男子不得耕稼树种,妇人不得纺绩织纴,丁壮从军,老弱转饷。居者无食,行者无粮。民苦兵事,亡逃者必众,随而诛之,不可胜尽,盗贼必起。


[“兵者凶事”“用兵不可不重也”——永恒的至理名言。]臣闻长老言,秦之时尝使尉屠睢[suī]击越,又使监禄[监郡御史,名禄]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引久[持久],士卒劳倦,越出击之。秦兵大破,乃发適[谪,zhé]戍[罚以戍边的罪人]以备之。当此之时,外内骚动,百姓靡敝,行者不还,往者莫反(返),皆不聊生,亡逃相从,群为盗贼,于是山东之难始兴。此老子所谓“师之所处,荆棘生之”者也。兵者凶事,一方有急,四面皆从。臣恐变故之生,奸邪之作,由此始也。《周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鬼方,小蛮夷;高宗,殷之盛天子也。以盛天子伐小蛮夷,三年而后克,言用兵之不可不重也。


[战略保守主义完全契合关于“天下”和华夏与远方蛮夷关系的儒家意识形态,后者给了他的论辩一种基本的政治/道德哲学色彩,同时在战略(成本效益之道)上极为合算(不“烦汗马之劳”)。]


臣闻天子之兵有征而无战,言莫敢校也[校:较量。伐罪而吊其民(慰问受苦的人民),故言“莫敢校”(王先谦说)]。……陛下以四海为境,九州为家,八薮为囿,江汉为池,生民之属皆为臣妾。人徒之众足以奉千官之共(供),租税之收足以给乘舆之御。玩心神明,秉执圣道……南面而听断,号令天下,四海之内莫不向应。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民安生乐业,则泽被万世,传之子孙,施之无穷。天下之安犹泰山而四维[维:联系]之也,夷狄之地何足以为一日之闲,而烦汗马之劳乎![国内优先应当是压倒性的!]《诗》云“王犹允塞,徐方既来”[见《诗经·大雅·常武》。犹:谋也。允:信也。塞:实也,谓成为现实。徐方:东夷之一],言王道甚大,而远方怀之也。……臣安窃恐将吏之以十万之师为一使之任也!


[偶然降临的幸运几乎全免了“汗马之劳”甚而军事灾难。结果除倒霉鬼闽越王外,皆大喜欢。]


是时,汉兵遂出,末逾领(岭),适会闽越王弟馀善杀王以降。汉兵罢。上嘉淮南之意,美将卒之功,乃令严助谕意风指(讽旨)于南越。南越王顿首曰:“天子乃幸兴兵诛闽越,死无以报!”即遣太子随助入侍。


三、《汉书》卷九十六上《西域传第六十六上》摘录和评注


[杜钦劝绝而不通罽宾,并论圣王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


[罽宾国:远西的一个独立的大国,或许甚至是有其自己的附庸的微型帝国。]


罽[jì]宾国,王治循鲜城[在今克什米尔地区斯利那加东],去长安万二千二百里。不属都护。户口胜兵多,大国也。……


[汉帝国与罽宾国之间复杂易变的关系:从武帝到元帝。]


自武帝始通罽宾,自以绝远,汉兵不能至,其王乌头劳数剽杀汉使。[帝国历来有其限度,其中地理上的距离一向是主要限度之一。]乌头劳死,子代立,遣使奉献。汉使关都尉文忠送其使。[礼物被双方讲成是贡物:在华夏帝国方面出于阿Q精神和宣传策略,在罽宾方面则如后所述出于旨在商业好处的实用主义。]王复欲害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授印绶。[华夏使节(出于他自己的擅权?)与其当地协同者搞的一场军变和弑君,而后树立一名附庸。然而,效果非常短暂。]后军候赵德使罽宾,与阴末赴相失,阴末赴锁[铁锁,其上省一“以”字]琅当(锒铛)德,杀副已(以)下七十余人,遣使者上书谢[谢罪]。孝元帝以绝域不录,放其使者于县度(悬渡),绝而不通。[讲求实际!与他那暴烈地扩张的曾祖父大不相同。]


[杜钦劝绝而不通罽宾,并论圣王制五服“务盛内不求外”:]


成帝时,复遣使献,谢罪,汉欲遣使者报送其使,杜钦[一位非常明智和大有风度的儒士,给成帝之下最有权势的人物提供过许多建议和谏言]说大将军王凤曰[他现在规劝不接触(non-engagement),因为那远西蛮夷对华夏帝国无意义或不相干]:“前罽宾王阴末赴本汉所立,后卒畔(叛)逆。夫德莫大于有国子民,罪莫大于执杀使者,所以不报恩,不惧诛者,自知绝远,兵不至也。有求则卑辞,无欲则娇(骄)嫚[yuān][即傲慢],终不可怀服。凡中国所以为通厚蛮夷,惬快[满足]其求者,为壤比而为寇也。[此乃对蛮夷的华夏帝国外交的部分而非全部目的。]今县度(悬渡)之厄,非罽宾所能越也。其乡(向)慕,不足以安西域;虽不附,不能危城郭。前亲逆节,恶暴西域,故绝而不通;今悔过来,而无亲属贵人,奉献者皆行贾贱人,欲通货市买,以献为名[礼物被讲成是贡物:罽宾方面旨在商业好处的实用主义],故烦使者送至县度(悬渡),恐失实见欺。……圣王分九州,制五服[所谓侯服、甸服、绥服、要服、荒服],务盛内,不求外。[“务盛内,不求外”:一般情况下传统(前儒家和儒家形态的)华夏帝国的最大“战略秘诀”!]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蛮夷之贾,劳吏士之众,涉危难之路,罢(疲)弊所恃以事无用,非久长计也。使者业已受节,可至皮山[西域国名,治所在今新疆和田地区皮山县]而还。”于是凤白从钦言。


四、《后汉书》卷二十五《卓鲁魏刘列传第十五》摘录和评注


[鲁恭谏窦宪伐北匈奴]


[鲁恭,一位非常有学问的儒士和非常能干的地方行政长官,被提拔到中央,而且步步晋升,只经历了一次曲折。他的朝廷为官经历的最大特征在于正直直言,特别是上疏抨击头号外戚、显赫权臣窦宪对已被大大削弱了的北匈奴的远征——未经挑衅的和侵略性的远征。]


……后拜侍御史。和帝初立[当时这位东汉皇帝是个孩儿,窦太后与其兄长窦宪的傀儡],议遣车骑将军窦宪与征西将军耿秉击匈奴,恭上疏谏曰:


陛下……忧在军役,诚欲以安定北垂,为人除患……臣伏独思之,未见其便。社稷之计,万人之命,在于一举。[凋敝的全国经济是他要求维持和平、反对武力冒险的首项论据:]数年以来,秋稼不熟,人食不足,仓库空虚,国无畜积。……今乃以盛春之月,兴发军役,扰动天下,以事戎夷,诚非所以垂恩中国,改元正时,由内及外也。


[国民的福祉是他的第二项论据:]万民者,天之所生。天爱其所生,犹父母爱其子。一物有不得其所者,则天气为之舛错,况于人乎?故爱人者必有天报。昔太王重人命而去邠(豳),故获上天之祐。[古老的华夏保守传统是他的第三项论据,那部分地基于蛮夷在种族和道德上低劣这种偏狭的儒家观念:]夫戎狄者,四方之异气也。蹲夷[踞坐,坐时两脚底和臀部着地,两膝上耸,被认为是野蛮无礼的举动]踞肆[傲慢,放肆无礼],与鸟兽无别。若杂居中国,则错乱天气,污辱善人,是以圣王之制,羁縻不绝而已。


[他的下面一句符合最本质的儒家和道家信念,对中国的治国方略而言真正饶有意义:]今边境无事,宜当修仁行义,尚于无为,令家给人足,安业乐产。夫人道乂[yì,治理,安定]于下,则阴阳和于上,祥风时雨,覆被远方,夷狄重译[辗转翻译]而至矣。……夫以德胜人者昌,以力胜人者亡。[当时来自北匈奴的实际威胁的具体情势,连同如果发动远征就将有的高昂的战场代价,构成他的第四项论据,那与第一项一样讲求实际和雄辩有力:]今匈奴为鲜卑所杀,远臧(藏)于史侯河[在漠北]西,去塞数千里,而欲乘其虚耗,利其微弱,是非义之所出也。前太仆祭肜[róng]远出塞外,卒不见一胡而兵已困矣。[《后汉书·铫期王霸祭遵列传》载:(永平)十六年(公元73年),(明帝)使肜以太仆将万余骑与南单于左贤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在今蒙古国境内满达勒戈壁附近一带)。信初有嫌于肜,行出高阙塞(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盟杭锦后旗西北有一缺口,状如门阙,古有此名)九百余里,得小山,乃妄言以为涿邪山。肜到不见虏而还,坐逗留畏懦下狱免。肜性沉毅内重,自恨见诈无功,出狱数日,欧(呕)血死。]白山[即天山]之难,不绝如,都护陷没,士卒死者如积,迄今被其辜毒。[言窦固与祭肜同年伐北匈奴,窦固进至天山之艰危。]孤寡哀思之心未弭,仁者念之,以为累息,奈何复欲袭其迹,不顾患难乎?[回到第一项论据,但按照更具体、更直接的后勤方式:]今始征发,而大司农调度不足,使者在道,分部督趣,上下相迫,民间之急亦已甚矣。三辅、并、凉少雨,麦根枯焦,牛死日甚,此其不合天心之效也。[他的总结言辞变得更尖锐,甚至对太后摄政政权表示愤怒:]群僚百姓,咸曰不可,陛下独奈何以一人之计,弃万人之命,不恤其言乎?……臣恐中国不为中国,岂徒匈奴而已哉!惟陛下留圣恩,休罢士卒,以顺天心。


书奏,不从。


五、《后汉书》卷九十《乌桓鲜卑列传第八十》摘录和评注


[战略保守主义·东汉末期大儒蔡邕的论辩]


[东汉帝国越垂死,鲜卑对它的入侵和掳掠就越严重。]


灵帝立,幽、并、凉三州缘边诸郡无岁不被鲜卑寇抄,杀略(掠)不可胜数。熹平三年[174年]冬,鲜卑入北地,太守夏育率休著屠各追击破之。迁育为护乌桓校尉。五年[176年],鲜卑寇幽州。六年[177年]夏,鲜卑寇三边[谓东、西与北边,即幽州、并州、凉州]。[如何对付愈益严重、愈益广泛的鲜卑入侵和攻袭?帝国宫廷两个阵营之间的战略辩论,其中一方与一名权宦联系密切,很可能由其政治利益驱动。]秋,夏育上言:“鲜卑寇边,自春以来,三十余发,请征幽州诸郡兵出塞击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擒)灭。”[一项显然浮华和冒险的提议。]朝廷未许。先是护羌校尉田晏坐事论刑被原[宽恕],欲立功自效,乃请中常侍王甫求得为将,甫因此议遣兵与育并力讨贼。帝乃拜晏为破鲜卑中郎将。[然而,一名将领的私欲,或许还有一名权宦的私利,使这提议对君主来说成了可接受的!]大臣多有不同,乃召百官议朝堂。[大儒蔡邕的论辩,表达了战略保守主义,那传统上与一个羸弱的帝国相符。]议郎蔡邕议曰:


《书》戒猾[乱也]夏,《易》伐鬼方[《易·既济·九三爻辞》曰:“高宗伐鬼方,三年而克之。”],周有猃狁、蛮荆之师[《诗·小雅》曰:“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汉有阗颜、瀚海之事[武帝使卫青击匈奴,至阗颜山,斩首万余级,使霍去病击匈奴,封狼居胥山,登临瀚海]。征讨殊类,所由尚矣。然而时有同异,势有可否,故谋有得失,事有成败,不可齐也。[战略激进主义和战略保守主义都应当是情势性的选择,根据具体情势采用。]


[战争霸王(汉武帝)之后的战略保守主义一向回溯到他的教训:]武帝情存远略,志辟四方,南诛百越,北讨强胡,西伐大宛,东并朝鲜。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饶,数十年间,官民俱匮。乃兴盐铁酒榷之利,设告缗重税之令,民不堪命,起为盗贼,关东纷扰,道路不通。绣衣直指之使,奋钺而并出。既而觉悟,乃息兵罢役,封丞相为富民侯[封丞相车千秋为富民侯,以明休息,思富养民]。故主父偃曰:“夫务战胜,穷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武帝时,齐相主父偃谏伐匈奴之辞。]夫以世宗神武,将相良猛,财赋充实,所拓广远,犹有悔焉。况今人财并乏,事劣昔时乎![对国内社会凋敝的考虑必须是决定性要素!]


[而且,鲜卑的优势实力必须是另一个!]自匈奴遁逃,鲜卑强盛,据其故地,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加以关塞不严,禁网多漏,精金良铁,皆为贼有;汉人逋逃,为之谋主,兵利马疾,过于匈奴。昔段颎良将,习兵善战,有事西羌,犹十余年。今育、晏才策,未必过颎,鲜卑种众,不弱于曩时。而虚计二载,自许有成[指夏育前言“一冬二春,必能禽(擒)灭”],若祸结兵连,岂得中休?当复征发众人,转运无已,是为耗竭诸夏,并力蛮夷。[战略保守主义的另一项论据,这里仅在政权利益而非“民族”利益的意义上才是对头的:]夫边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国之困,胸背之瘭[biāo]疽。方今郡县盗贼尚不能禁,况此丑虏而可伏乎!


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书之诟,方之于今,何者为甚?[可怜的帝国,你在你可怜的总体形势中必须忍辱负重!]


[对一位儒家学者来说,为战略保守主义之利,很容易援引一项传统的、我们在前面已经反复见到的儒家信条,即华夏与蛮夷之间有本质差异,与之竞斗相对无关重要:]天设山河,秦筑长城,汉起塞垣,所以别内外,异殊俗也。苟无蹙国[丧失国土]内侮之患则可矣,岂与虫蚁狡寇计争往来哉!虽或破之,岂可殄尽,而方令本朝为之旰[gàn]食[晩食,指事务繁忙不能按时吃饭]乎!


夫专胜者未必克,挟疑者未必败……[西汉时代战略保守主义的两著名谏文被援引来强化他的论辩,它们都有上述传统儒家情调:]昔淮南王安谏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言其莫敢校[报也]也。如使越人蒙死以逆执事,厮舆之卒,有一不备而归者,虽得越王之首,而犹为大汉羞之。”而欲以齐民易丑虏,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犹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崖郡反,孝元皇帝纳贾捐之言,而下诏曰:“珠崖背畔(叛),今议者或曰可讨,或曰弃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则欲诛之;通于时变,复忧万民。夫万民之饥与远蛮之不讨,何者为大?宗庙之祭,凶年犹有不备,况避不嫌之辱哉!今关东大困,无以相赡,又当动兵,非但劳民而已。其罢珠崖郡。”此元帝所以发德音也。夫恤民救急,虽成郡列县,尚犹弃之,况障塞之外,未尝为民居者乎!


[一个垂死的、腐败的和不负责任的君主政权拒绝保守主义,以利“激进主义”,结果是一个有三万骑兵的联盟大军惨败于鲜卑之手。]


……帝不从。遂遣夏育出高柳,田晏出云中,匈奴中郎将臧旻率南单于出雁门,各将万骑,三道出塞二千余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帅众逆战,育等大败,丧其节传辎重,各将数十骑奔还,死者十七八。三将槛车征下狱,赎为庶人。冬,鲜卑寇辽西。光和元年[178年]冬,又寇酒泉[鲜卑武力甚至攻袭那么远的地方,超远离他们在东北的起始地区],缘边莫不被毒。


余 言


需要指出,在中国历史上,战略保守主义有时升华到它的最伟大形态,成为伟大复兴的根本大战略。复兴是传统中国历史上常有的政治/社会甚或民族主题。之所以常有,是出于两大基本缘由:(1)衰落甚或衰毁——王朝、国家、社会甚或民族的衰落或衰毁——构成传统中国周期性的最大事态类型之一;(2)传统中国有着贯穿千年而恒久不息的伟大“复原力”(resilience)。无疑,最大尺度上的衰落和复兴,是华夏或中华民族的衰落和复兴。


就此而言,传统中国历史上(甚而整个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复兴乃是两千多年前的初汉,因为前此经历了约六百年大乱,即从西周崩溃到楚汉战争为止连续不断的普遍分裂、频繁征战、暴烈血拼、外族侵掠、帝国暴政和激烈内战,以致社会凋敝到难以置信的程度:“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版,第1417页)


从高祖、吕后,经文、景两帝,到击破匈奴帝国为止的武帝,初汉诸君主是传统中国所曾有的头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者。这个复兴从一开始就有的根本认识和根本理念,是高祖从善如流地所接受的儒生陆贾的告诫,即“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到文帝时期的贾谊笔下,它被凝练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论文《过秦论》内短短五个字的最关键论断:“攻守之势异也。”(“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据此,根本方向被定为、且坚定地保持为“离战国之苦”“休息乎无为”,以便“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司马迁:《史记》卷九《吕太后本纪第九》,第412页)。与此相应,对内坚持惠农惠民,加上在文帝那里达到极致的宫廷节俭,对外则坚持忍辱负重,仅以坚决不容匈奴帝国向南长驱侵掠为限。这坚韧的努力到头来造就了惊人的伟大结果:“汉兴七十余年之间,国家无事……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司马迁:《史记》卷三十《平准书第八》,第1420页)以此为资源基础,武帝才得以发动数次巨大规模的远征,击破构成巨大威胁的匈奴帝国。就此而言,坚韧的审慎保守构成了最终决战决胜的根本先决条件。


(注释略)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18年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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