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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国勇:“一带一路”的棋局观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5-04-29 点击:
  
  随着近期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一带一路”描绘的图景也越来越清晰。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中国发改委共同参与发布《愿景》,表明“一带一路”涉及外交、国际经济、投资和发展规划,是一项目标宏大的国家战略。另外,相关领导小组的人员配备也反映其政策优先级别之高:一端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一带一路”横跨亚欧大陆,涉及三大洲数十国,展现了大国外交的纵横捭阖。联通中国国内、国外,沟通开放、改革,贯穿投资、贸易,该政策反映了“走出去”战略的升级,也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升级。
  然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存在国内外的落差,也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人士观点的不同。自2013年推出以来,“一带一路”在国内风生水起,但海外的关注主要还是来自政界、学界、智库的专业人士。但是,随着具体规划落地,相关机构设立,特别是今年“两会”和博鳌论坛的巨大传播效应,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身处海外的我也感觉到,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显著增加,微传播渠道中的相关内容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例如我近期也接到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商界朋友的来电询问。那么,“一带一路”出招的目的是什么,影响会怎样,对国际政经大棋局意味着什么呢?
  
  “外势”和“实地”的相互转换
  在传统的围棋战略思想中,“外势”与“实地”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地”的累积决定胜负,而“势”却可以转化为“地”并对最终胜负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弈者须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必要时又需要在两者间进行转换。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的推出如同围棋中盘的必胜手筋,一旦落子,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首先,“一带一路”可以将中国在经济领域多年累积的“外势”向“实地”转化。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带来了长期的超高速增长,同时也导致了工业产能和外汇资产“两个过剩”,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方面的“两个经验”也特别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面对保增长的迫切需要,如何拓展海外需求,将资本和产能方面的“外势”向经济增长的“实地”转化,这是“一带一路”推出的现实考量。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之所长正是很多低收入国家之所短,这就提供了取长补短、互利共赢的可能,这正是“一带一路”经济逻辑的基础。
  其次,“一带一路”可以帮助中国将经济规模上累积的“实地”向国际经济秩序的“外势”转化。实际上,基于其现有经济总量、贸易规模、外汇储备,以及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和发展融资,中国完全可以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完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中有更大的作为,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在这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离不开国际发展融资的配套,而亚投行等多边机构的设立将弥补中国所擅长的双边渠道的不足,特别是有利于应对后者所面临的一些外部挑战。具体出资只占外汇储备的极小部分,但中国能从中获得的各方面收益则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带一路”也蕴含着从经济“实地”到政治“外势”转换的意味。该战略所推动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将有利于加强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安全。而更深入地解读其政治逻辑,需要更好地理解“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2015年的博鳌论坛主题即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旨演讲也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很明显,现有各个区域一体化和其他合作机制都是迈向“命运共同体”的途径;而“一带一路”则是重要的助推器,其核心在于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
  的确,“一带一路”的政、经维度是密不可分的: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对政治的“作用力”,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力”也不可低估。“一带一路”战略在陆上、海上两个方向展现了突围、突进的姿态。然而,面对动荡的国际政经格局,高速崛起、逆势而进的中国难免受到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经济行为也可能受到东道国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项目层面,这主要反映在准入阶段的政治阻力和投资运营阶段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对某些具有敏感性的基础设施领域而言。可以预见,因为“一带一路”涉及范围之广阔,目标之宏大,其面临的各方面挑战也将是空前的。
  
  从“接受规则”到“制定规则”
  棋类游戏的竞争都是在既定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现实世界的竞争却可能涉及规则层面的博弈,特别是在“高手”之间。随着越过中等收入门槛,中国发展的棋局已过中盘。不可否认,过去30年中国的高速崛起是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下实现的,但这一秩序自身问题不少,对中国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开始降低 ——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显然,对世界和中国经济而言,全球化的“列车”需要新的动力源,世界经济治理的“轨道”也亟待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涉及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和发展融资等多个领域,其具体改革可以是存量,也可以是增量,既反映在规则上,又反映在机构上 ——而机构又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通过倡导新机构、引导新议程、影响新规则,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正在发生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
  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最近几年中国开始在双边、区域、诸边层面明显发力,积极介入和推动相关的自由化进程;在去年11月的APEC峰会上,在中国的力推下“北京路线图”得以通过,使得亚太自贸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终极目标”。金融方面,以货币资金池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性金融安全机制仍有巨大的完善空间,而最为重要的进展是在发展融资领域。通过倡导设立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机构,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亚投行筹建过程展现了精彩的全球经济外交博弈;50多个国家(特别是英法德等西方大国)的参与使亚投行显示出成为“第二世行”的潜力。很明显,在存量改革遇阻的情况下,增量改革已经成为难以阻挡的潮流,而亚投行仅仅是一个开始。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对贸易、投资及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面对形形色色的政治风险,中国在保护海外商业利益方面如何构建一个稳定、透明、有效的制度架构?这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又需要制度创新;这意味着现有中国国内立法和国际协定体系的加强,后者则涉及协定数量的增长、内容的完善和规则质量的提高。另外,“一带一路”相关的微观主体很多都是“国家队”成员,其“走出去”加速可能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包括所谓“竞争中性”问题和出口信贷规则等。
  可以预见,在内部推力和外部阻力的相互作用下,“一带一路”将有助于相关领域新规则的形成。最终,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运营过程中可望面临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但官方层面围绕相关规则的具体谈判过程及结果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平等参与和共同协商将是新规则产生的基础。
  
  “算”与预测
  善弈者必善“算”:“好点”的选择必然基于对盘面的分析,但也离不开对未来出招、应招的算计。的确,科学的决策离不开对未来的预测,经济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也是如此。“一带一路”战略的直接经济影响涉及贸易、投资、金融等多个领域,将在项目、地方、国家、区域等多个层面展开。对相关经济影响的分析和预测具有重要的政策参考价值,非常值得重视。
  然而,纵观各国、各界对“一带一路”的分析和解读,可以发现对目的和动机的主观猜测多,对效果和影响的客观预测少。实际上,该战略的推出仅有两年,相关政策文件也刚刚发布,因此具体分析和预测必然面临数据支持的障碍;同时,“一带一路”影响相关经济变量的机制复杂,使得相关研究又面临理论和实证方法上的困难。但是,我认为,基于现有“早期收获”的项目数据还是可以做一些有价值的实证研究的;除此之外,模拟分析也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首先应针对贸易(包括商品和服务贸易)、投资、融资等主要国际经济变量进行研究。以国际直接投资为例,“一带一路”带来的资源增量和制度变量变化将影响中国对外投资的总量和结构,具体可能带来“创造效应”(增量投资)、“转移效应”(投资向沿线国家的转移)和“集聚效应”(投资向重要节点的集聚)。对投资总量方面影响的评估既要考略企业作为投资主体的动机和行为,又要考略“一带一路”在政策方面带来的推动作用,以及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机构的撬动作用。前者反映在国家战略引导企业行为的积极影响,后者则反映在公共资金带动私人资本的杠杆作用。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达到1160亿美元,已连续三年居世界第三位。展望未来5年-10年,中国海外投资增长的“基线场景”如何,“一带一路”可能带来的“变更场景”是怎样的,相关政策选项有哪些,影响是什么……这些问题都值得深入研究。
  从更广泛的经济影响看,中国过剩的产能和资本将获得新的“出口”,经济转型和升级也将得到很大促进。金融方面,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将得到有力推动,国家资产负债表将进行良性重构,资源的配置也将趋向合理。中国之外,巨大的发展机遇正在出现:以中国为“枢纽”互联互通的程度将迅速提升;以中国为“头雁”产业转移和经济发展的“新雁阵”有望形成。总体上看,“一带一路”推出和“走出去”战略升级正在为受金融危机影响而弱化的全球化进程注入新的动力,并可望掀起新一轮的全球化浪潮。
  
  制胜之“道”
  “一带一路”通向何方,相关博弈如何制胜?建设绿色、和谐、繁荣、共赢的“一带一路”,既需要审慎的战略思考,又需要细致的具体规划。这不仅是中国的责任,也是沿线国家的责任;不仅是政府的事情,更是企业和公民社会的事情。对作为主导者的中国而言,应强调国家战略目标和企业经营目标的一致性,将国家层面的经济合理性建立在企业层面的商务可行性的基础上;对企业来说,应将海外投资运营建立在经济、环境、社会三重合理性之上。短期内,应避免“一带一路”出现外冷内热的倾向,防止地方政府借题发挥,盲目、过度投资。在当下的中国,以投资促增长是必要的选择,但必须注意将投资导向有助于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领域,否则又会重复老路,以长期代价换得短期繁荣。
  “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和亚投行等机构的设立,难免使人将其与二战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和布雷顿森林机构的成立相类比。的确,世界秩序正在发生变化,而中美两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其方向和进程。“一带一路”、“北京路线图”、亚投行 等等一系列的出招无疑使全球经济外交的大棋局更加精彩。
  中国的大手笔、新举措有其现实考量,但其背后的思维方式更值得重视。以合作共赢的“发展思维”取代零和博弈的“冷战思维”,也许这正是“一带一路”所体现的一个重要精神。围棋对弈重布局而轻杀伐,双方在“地”与“势”的权衡取舍中共存,而输赢常在几目之间。或许这正是围棋这种东方游戏有别于西方思维的一个独特之处。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 梁国勇 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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