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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公民》与12位检察官的改革渴望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5-06-18 点击:

田晨炜2015年6月17日
上个月,37岁的青年导演徐昂的处女作《十二公民》亮相中国院线。这部斩获了第9届罗马电影节最高奖——马可·奥雷利奥奖的作品,触及了中西方司法制度和当代社会的偏见, 在社会上迅速引发热议 。

《十二公民》改编自希德尼·鲁迈特(Sidney Lumet) 执导、瑞吉诺·罗斯(Reginal Rose)编剧的美国经典老片《十二怒汉》(1957年)。原作讲述了一个在贫民窟中长大的男孩被指控谋杀生父,法庭上人证物证具齐之时,12名陪审团成员要讨论并对男孩是否有罪达成一致意见的故事。影片通过对原有证据逐一质疑,反映了追求真相,以及保护公民合理权利的司法价值。

在踏入电影行业前,徐昂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历史上最年轻的导演,2011年执导的陈道明主演的话剧《喜剧的忧伤》创下了人艺的票房纪录。徐昂导演的《十二公民》作为《十二怒汉》的中国版,被部分观众指出弱化了原作的闪光点——法治精神,而是聚焦于人的沟通和社会问题。十二位背景不同、性格迥异的学生家长组成了某政法大学英美法课程补考中模拟法庭的陪审团成员,针对一个继父是有钱人的富二代与长期索财的生父争吵后弑父的案件进行富二代是否有罪的事实认定。在一切人证物证都似乎指向有罪的情况下,8号陪审员坚持无罪的想法,并通过不断的争吵和交流,先后说服了其他十一位成员,将富二代从舆论的死刑中拯救出来。而随着对线索一条条的梳理,十二个人背后的故事也一一浮出水面。

罗马电影节主席马克·穆勒评价《十二公民》是“我看到的第一部反映中国现实的群像作品”。通过将西方陪审团制度以模拟法庭的方式嫁接到缺乏陪审团角色的中国社会,徐昂向国内外观众演绎了一场即时性的东西方对话。正当有关《十二公民》和中国陪审团制度实验的讨论愈演愈烈之时,中国司法部等于5月20日正式出台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针对人民陪审员现存的“常驻陪审”和“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等问题,在制度上进行细化。此次试点自发布日起在全国十个省(或直辖市及自治区)五十家法院开始实施,试点法院将探索在重大案件上实行3名人民陪审员参加的合议庭机制,陪审员将在开庭前查阅卷宗,并在审理期间与职业法官共同参与对案件事实的认定。 这一办法的推出或将成为中国司法制度改革的突破口,但与英美法系的陪审团制度相比,受到党内束缚的中国司法的改革前景未必明朗。 但无论如何,中国司法制度此次司法改革,都极大程度上丰盈了《十二公民》的现实意义。

《十二公民》由北京聚本传媒出品,是一家成立不足三年的综合性电影公司,制片人王鲁娜此前称制作发行的1100万元成本通过早先售卖国际版权已收回 。上映后仅五天,《十二公民》的豆瓣评分就从7.6飙升至8.0,如今评分已高达8.2,成为了截至目前的年度最高分国产电影。同时,撞档好莱坞大片《复仇者联盟2》导致的低排片率并未让其在市场上丢盔卸甲,紧追《复联2》的高上座率和来自观众的积极反响让各大院线纷纷延长了预定的排片期。根据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协会数据,截止6月7日,《十二公民》共在全国放映4.01万场,观影人次近40万,收获票房1327.16万元。

然而,《十二公民》也面临着很多批判:8号陪审员,至始至终的理性角色,最终被证实是一名检察官,这一情节让很多人认定这是一部讨好公检法的主旋律电影,大失所望;而将主题由哲学问题改为社会问题也令很多人质疑电影失去了原作的精髓。

6月初,导演徐昂在咖啡厅接受了纽约时报中文网的专访。访谈中徐昂谈及了对电影行业的观念、社会偏见引申出的中国司法层面的涵义、送交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审的细节和原因、中国检察官群体对制度改革的渴望以及对主旋律评价的驳斥。以下是访谈实录,内容经过编辑和删节,未经受访者审阅。

 

电影行业的劣质逻辑

问:什么时候决定翻拍《十二怒汉》呢?

答:2005年的时候看中了《十二怒汉》的剧本。当时是想先把他做成戏剧的,但因为北京人艺是一个市委宣传部直属的一个剧院,它在审查机制上是非常严格的。因为我们在国内没有这个法律制度,而且话题也相对比较敏感,所以一直没有过剧院内部的审查。没过审的主要原因还是题材敏感,但剧本本身不管是从文学质量来说还是从呈现的可能性来说都比当时其他一些作品要好。

等到2010—2011年,我开始想尝试电影的时候,就又把《十二怒汉》拿出来了。

问:之前剧院的自我审查毙掉了戏剧版的《十二公民》反而成就了电影版。

答:对,因为我有点拧,就是有点想把一个我已经做过的事儿,想要做的事儿做完做成。再加上和我们合作的这家制片公司 [北京聚本传媒] 是一家很年轻的制片公司,所以他并不是特别害怕犯错误。错误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实际上是一个前辈设定的标准,就是先前进入某一个阶段的人,对还没有进入这个阶段的人说的一些问题。这些问题一定是他的先验,但是每个人进入的角度、时机、姿态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有些问题是不具备先验性的。你提出了所谓的“错误”,也可能会摧毁性地导致别人的一些优点被损失掉了。

问:作为一个话剧工作者,您为什么会想到要拍电影?

答:第一个是因为对电影本身的形式很感兴趣,想要去尝试一下。另外一点,我很想知道、很好奇为什么大家最后把做电影这件事儿做成“那样”了,看看自己是不是也会一步一步走到“那样”的逻辑——就是出售劣质电影的逻辑中。这里的劣质未必是说商业化,我不认为商业化是个坏事儿,他开放了一种可能性。但是如果你挣钱的同时,出售的是有损于别人的东西,那就是劣质的。这个是我想要去衡量的东西。

我觉得戏剧、电影甚至电视这些其实不存在鸿沟,只是有些时刻有人可以打着某些名义做有利于自己而不利于他人的事。其实所有的文化产品在盈利方面都是双赢,也就是说我挣到钱了的同时要提供给别人一些东西,但是这个提供的文化产品有一个先天性的特征,叫做“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或者是叫做没有标准没有对错,艺术是没有对错的。但我觉得,其实有些时候,如果大家存在常识与通识的话,是存在一些对错的,如果没有常识和通识,大家会认为是没有对错的。

问:所以说您认为现在有很多导演在一步一步走向贩卖这种对人有害无益的电影的逻辑中。

答:对,一部分吧,有一部分人。

 

在感性的人情社会谈法治

问:《十二公民》在国内最受好评的就是它的本土化,您是如何将原本针对西方制度和社会的作品移植到中国土壤上的?

答:现在的本土化方式,包括加入人情等因素是在电影刚开始构思的时候就想好的。在现在这种大学补考模拟法庭之前有另一个话剧阶段的版本:当时正赶上辛亥革命95周年,我听说剧院那边有一笔市委宣传部批下的资金,用于纪念辛亥革命。而且我又了解到当时没有特别合适的戏来纪念这个事件。反正我想排出来,我就想先弄一个辛亥革命的版本。那一个版本的本土化方式是讲十二个人讨论要不要革命。因为革命有特别大的成本,这个成本要每一个人都能接受。每一个人都貌似非常想要革命,但有很多人都不知道革命是什么。其中有一个人很严肃地质疑了到底要不要革命的事情。另外十一个人逐渐地被这一个人说服。被说服后,剧情再翻转一次,大家更坚定地认为革命有可能是对的。

问:这个话剧后来排成了吗?

答:没有,因为错后了几天,资金被收回去了,所以也不了了之。

问:原作《十二怒汉》被认定为是讲述司法精神的经典之作,而《十二公民》经过本土化后其实更多地讲述了中国国内的多种社会矛盾,很多人认为原有的剧情和精神反而被削弱了。为什么会想到把重点从一个哲学层面主动降到社会层面?

答:首先,讲法治这种事儿呢,其实应该要在一个更趋向于经常接触法治的社会里面。我们不是,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现在谈法治还太早。在国外的节目、电视或真人秀里,经常会出现官司的问题,谁起诉了谁,而且这种纠纷双方的关系有可能非常近。比如父子之间起了纠纷后也会交由法院。我觉得这种方式特正常,父子关系有一层是永远说不出来的、那种“老子永远是对的”的感觉。儿子告老子,看起来很糟糕,但其实简化了问题,把说不清的关系交由第三方来判断争论中的哪一方正确,谁对听谁的。这是法治社会。但是中国会怎么去理解这个问题呢,就变成了人情社会的一个问题。

所以在中国说这个故事必须要以人情开始,而且人情的比例不能小,也就是说在一个感性和理性的问题上,中国社会更多地会选择感性,而不是理性的方式去解决。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呼唤理性,是因为我们并不是这样一个国家。

另一方面我们是改编自《十二怒汉》,在1957年那个版本里,法律精神实际上已经体现地非常明确了。由于《十二公民》的部分受众是看过《十二怒汉》的,他们肯定对法律精神是有一定了解,并产生了相应的理解的。所以我不准备向这一批观众再介绍一遍法律精神的问题。

问:所以说在人情社会的中国,您把焦点放在了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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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对,我不是在拍法律片,不是想谈司法。我只是想谈,在中国如果想要进行司法方面的制度上的转变、改革或者革新,有没有可能性,实操的可能性有多大。换句话说,我们只是提出一个可能性,将十二个人放在一个实验室里讨论一个问题,或者十二只猴子坐下分配一根香蕉。我们是在做一个这样的实验。

 

问诊偏见:愤怒的反向延长线是恐惧

问:司法方面制度转变的实践是说陪审团制度的实践吗?

答:你提到的陪审团制度可能更狭隘了一些,我觉得这种实验更多是在中国理性地看待一个问题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如果不能理性地看待问题,原因到底是什么。

问:您觉得什么是理性看待问题的障碍?

答:我实际上觉得美国的《十二怒汉》从最开始戏剧和电视剧的版本到最终1957年的电影,损失了很多更优秀的东西,它变成了法的精神的一种探讨。但实际上,这个标题叫“Twelve Angry Men” 。十二是一个常态,是一级谋杀调动大陪审团时的标准人数。那个时候还没有女性陪审员,所以是men。真正独特于常理之外的地方在于angry,为什么会愤怒。十二个陪审员来讨论一个与自己无关的问题为什么会愤怒。

我心里面觉得最重要的部分是愤怒。愤怒并不是愤怒本身,实际上是受到惊吓,出于恐惧。好多粗壮的人有的时候突然表现出愤怒要跟别人打架的样子,这种样子其实是我们对他们的一种误解。我们并没有看到这个人内心世界的恐惧是什么,这个人为什么把自己练得这么粗壮,一般只有胆小或体弱的人会把自己练得特别粗壮。所以这些其实都是沿着愤怒的反向延长线来看的,愤怒很大程度上来自恐惧。一个人的生活给他带来了怎样的恐惧,让他在面对这样与他毫无关系的事情上表达愤怒。 我们要去找到这些人恐惧的原因,才能找到他们今天在桌上愤怒的原因。

如果大家都没有恐惧,大家就可以进行理性地判断了。为什么不能?什么是障碍?什么导致人们非得以愤怒作为自己的表达方式,这个我觉得是我更关心的一个问题。

再者就是这个案例已经把法的精神梳理地非常清楚了,只要用到《十二怒汉》的框架就一定能讨论到法的精神的问题,而剩下的部分是人的状态的部分,就是我们为什么不能理性平和地谈话的原因。

 

试炼中国人对于检察官的偏见

问:既然这是一场对中国人理性思考的实验,对司法制度改革可能性的试炼,唯一一个从开始到最后持正确意见并说服了其他人的8号被设置为检察官有什么特殊含义?这个身份的设置会不会很有争议性?

答:我觉得说,美国也是从一批先贤圣哲开始建立的有效的司法体系,欧洲的法治精神、最初的《汉谟拉比法典》,实际上都是通过真正懂法的人开始建立。我觉得在中国,也不会例外,它不是一个民众的行为,是一个……精英带动的行为。

8号检察官身份的设置,一方面是想试炼人们对于检察官的偏见,我们为什么会对检察官的身份感到争议,如果他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有什么不同?这本身也是一种偏见。

另一方面,从我对这件事情的理解上来讲,我认为在中国现代的社会当中,百分之九十、九十五甚至更高比例的人是法盲,剩下的可能是检察官、律师这些人。律师本身带着一种明显的脱罪,他的义务就是脱罪。但检察官呢,在中国他的义务是量刑。我们影片中涉及了在一个中国检察官开始脱罪的情节。

问:这种脱罪代表着什么呢?

答:我们在开始接触检察官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问题,现在的检察官百分之九十甚至是百分之百的人,是认为现行的法律制度是有问题的,然而没办法。我们的司法人员是意识得到这里面的问题的,而且也在做出非常积极的尝试与努力,想要去改变现在的司法制度。当任何一个人想要追求最朴素的公平与正义的时候,在中国都是举步维艰的。不管这个人是谁,尤其是一个天天在追求公平与正义的人,他遇到的困境实际上比任何一个站在他旁边说话的人要多。因为他是真正在做的人。我觉得,我们应该把中国建立其有效的司法体系的希望寄托在这批人以及即将成为这批人的人身上,就是正在学法律的,将来要从事法律工作的人。

问:所以,你把正确理智的8号设计成检察官,并让他最终劝服了所有人,是要表现中国司法启蒙是要在精英主义的指导下实现的吗?

答:可能是吧。我们在美国原版电影看到的那个状况,是个人的力量超越法律的状况,他讲的是对真相的追求。而我们想讲的是法律的力量超越个人,超越偏见。这得看这是在怎样的一个社会里。

问:所以这样的设计并不是为了过审,不是对体制的妥协?有没有想过观众看到这里可能会失望的觉得这是一部讨好公检法的主旋律电影?

答:并不是为了过审。对于观众的反应,就看有多少人有这种对检察官的偏见吧,我不担心有偏见的人出现,因为我也不是正见的人。当大家看到8号的身份而感到失望,发出愤怒的时候,我们会想看看他的反向是什么线索,他的恐惧到底在哪,比如说对政府的恐惧。我觉得那个状态没有对错,任何一个人走到最后一段路都是对的。观众的反应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他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有了情绪和思考,思考这就是好的。

问:那您怎么看待《十二公民》是部主旋律电影的评价?

答:问题就在这儿,其实如果主旋律是这样的电影,我不觉得会有太大问题。如果让我们看,当我们在谈主旋律时我们在谈什么。如果我们是在通过一个宣扬现有的大陆法行为和框架方式来谈司法系统,我认为那是一个主旋律电影;而《十二公民》是在通过一个宣扬欧美英美法系结构来表扬公检法的时候,其实是一种讽刺。同样的公检法,在欧美法系下表现出的司法成果,对现有体系的态度还不明白吗?这个片子审核的时候是送交真正的司法系统来审核的,他们和我们谈的时候,认为我们是在帮他们申请执行英美法系道路上迈出了一步。如果观众们更明智的话,他们就能意识到这不是主旋律;如果他们不够机智的话,也许就认为这个东西是个主旋律了。

问:司法系统的人是欢迎这种在西方框架下的试验的?

答:对,这个电影是送到最高人民检察院过审的。送审的时候,正好12个人,然后大家起立鼓掌。因为你们可能不太了解检察官这批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十二怒汉》非常忠实的观众,对哲学问题、法的精神的探讨都是很深刻的,对于人性对于自我的批判也都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有特别多的人包括他们的亲人都不理解解他们的做法,正在做的事,而他们又碰巧拥有非常大的权力。这个权力是什么?是真正可以起诉公安系统、法院系统的权力。当你有巨大权力,而又可以黑箱操作的时候,其实人就可以不用那么负责任。可是有一批人非常认真地严肃地在思考这个问题,然后甚至和这个规则在对抗,希望现在的规则可以公开透明,让出一部分自己的权利,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一件事。这批人正试着把自己的权力推出去,因为他认为这样才是更朴素公平和正义的。因为实际上你想想看,我们说的就是如何让民意开始介入司法判决当中去,对吧,陪审团就是,陪审团就是实际上就是提前站在判决之前,让民意、让更懂得法律的人从不同的角度来论述这件事。

问:那您知道我们在《十二公民》放映期间,5月20日出台了《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工作实施办法》吗?也就是说我们正式开始试点进行与西方陪审团制度十分相似的一种陪审员制度,这种试点和电影里的实践是一种很有意思的重合。

答:我知道这个制度,这是一种积极的尝试。

我们开拍的时候,深圳罗湖区刚刚开始有两家法院进行这种试点,但这之前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剧本,开拍后才知道原来有这样的试点行动开始了。我们本来并没有料到中国那么快开始。但是其实在我们做的时候,才明白我们去过审的时候,为什么前面稳稳过审,只是进行了很多次的调整。然后其实我们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才意识到,他们允许这个通过,是他们知道我们的司法制度正在演进,而不是一味拒绝这个东西的。如果没有当时司法制度改革也许这个电影还是通过不了,我们碰巧有了这个机遇通过现行的审查。

可是,虽然我们现有的制度是有问题的,但是任何一个制度,虽然分先进和落后,却都是有赖于司法者、有赖于执法者、有赖于每一个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一个复合体,基础是每个个体,一个制度救不了一个国家或一批人,救不了。

田晨炜是纽约时报中文网实习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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