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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天乐:毛泽东诗词历史观新探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6-11-21 点击:

冯天乐:毛泽东诗词历史观新探
   冯天乐,台湾政治大学历史系博士生

  

   摘要: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不仅通读《二十四史》,留下大量批语,而且读了十七次《资治通监》。他虽然不是史学家,但在其着作中却经常旁徵博引,评史论人。

   在《毛泽东诗词选》中,同样可以读到他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评论;读到他不忘曹操的碣石遗篇;读到他歌颂共工为胜利的英雄;读到他要人们记取项羽失败的教训,穷寇宜追,把革命进行到底等等。

   因此,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诗词中窥察其历史观。然而,学术界对毛氏诗词的历史观,却鲜有客观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目前,在这些有限的研究中,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的,主观色彩都是较浓的。笔者仔细考察和研究大量历史文献,透过时代背景与毛氏人生经历,从同情悲剧人物、坚持造反有理和崇尚法家帝王三方面探讨毛氏诗词的历史观,并分析形成毛氏诗词历史观的原因,欲以野人献曝之诚,冀收抛砖引玉之效。

  

   关键词:毛泽东  诗词  历史观  阶级斗争 政治需要

  

第一节 前 言

  

   毛泽东一生酷爱读史,不仅通读《二十四史》,留下大量批语,而且读了十七次《资治通监》[1]。他虽然不是史学家,但在其着作中却经常旁徵博引,评史论人。

  

   在《毛泽东诗词选》中,同样可以读到他对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评论;读到他不忘曹操的碣石遗篇;读到他歌颂共工为胜利的英雄;读到他要人们记取项羽失败的教训,穷寇宜追,把革命进行到底,等等。[2]

  

   因此,我们可以从毛泽东诗词中窥察其历史观。然而,学术界对毛氏诗词的历史观却鲜有客观的分析和深入的探讨。目前,在这些有限的研究中,不管是赞扬还是批评的,主观色彩都是较浓的。如李晓社和王强《毛泽东诗词的历史观解读》[3]一文,虽然对毛氏的历史观作较全面和系统的分析,但始终未能超脱中共意识形态的束缚,往往仅以毛泽东公开发表的着作(主要是《毛泽东选集》的文章)作为其历史观的佐证,对毛氏的深层思想(如帝王思想、不喜欢知识分子等)并未涉及,且对毛氏诗词历史观的背景没有加以分析,以致对毛氏诗词历史观之分析,难免流於表面。

  

   《孟子˙万章下》云: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4]

  

   意思就是说,吟咏作者的诗歌,研究他的着作,就必须了解他的为人,要了解他的为人,就必须认识他的那一个时代。笔者仔细考察和研究大量历史文献,结合时代背景与毛氏人生经历,从同情悲剧人物、坚持造反有理和崇尚法家帝王三方面探讨毛氏诗词的历史观,并分析形成毛氏诗词历史观的原因,欲以野人献曝之诚,冀收抛砖引玉之效。

  

第二节   千古同惜长沙傅 — 同情悲剧人物

  

   毛泽东诗词以描写今人今事为主,即以革命和建设为创作主题。以历史人物为中心的咏史诗并不多,现在看到的只有四首这样的诗作。它们是《七绝˙刘蕡》、《七绝˙贾谊》、《七律˙咏贾谊》和《七绝˙屈原》。这些作品都是50年代末60年代初所作,而且是毛氏在世时没有公开发表,它们反映了其晚年的心境。他焦虑没有合适的接班人继承其革命路线和事业。

  

   令人深思的是,进入他不乏挑剔的胸怀的,都是些志大才高而又命运多舛的悲剧性人物。[5]

  

   1958年,毛泽东写下了《七绝˙刘蕡》︰

  

   千载长天起大云,中唐俊伟有刘蕡。

  

   孤鸿铩羽悲鸣镝,万马齐喑叫一声。[6]

  

   此诗首句气势不凡,千载之前,长空之中,高悬一朵大云,以自然景象喻人,为第二句作铺垫。“俊”言其才华出众,“伟”言其品格高尚,两方面都说到了,这是诗人对刘蕡的极高评价。事实上,毛泽东对刘蕡的疏狂豪迈十分欣赏。《旧唐书˙刘蕡传》载刘蕡在应科举时的对策开头即说︰

  

   臣诚不佞,有匡国致君之术,无位而不得行﹕有犯颜敢谏之心,无路而不得进。但怀愤郁抑,思有时而一发耳。[7]

  

   毛泽东对这篇文釆不凡的策论甚为激赏,旁批“起特奇”。[8] 次二句评史论人,以“孤鸿”喻刘蕡。这里的“孤鸿”之孤非孤单之孤,乃孤怀独立之孤,有“举世混浊而我独清,众人皆醉而我独醒”之意。刘蕡在应考时痛陈宦官专权之弊,谓:

  

   宫闱将变,社稷将危”,“阍寺持废立之权”,“四凶在朝,虽强必诛。[9]

  

   虽然才华出众,考官仍不敢取录他,即使在别人的幕府当小官,宦官仍不肯放过他,罗织罪名诬陷他,使其客死他乡。刘蕡就像孤鸿一样,羽毛被摧落,再也不能振翅高飞了。一个“悲”字,寄托了作者对刘蕡无限的同情与赞赏。末句极言刘蕡在中唐“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下,仍然发出动人心弦的叫声,

  

   三年後,即1961年秋,毛泽东又写下了《七绝˙屈原》︰

  

   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

  

   艾萧太盛椒兰少,一跃冲向万里涛。[10]

  

   历代歌咏屈原者多矣,或哀其不幸,或愤世道不公,总之离不开忧愁两字。惟毛泽东高唱“屈子当年赋楚骚,手中握有杀人刀”,不但一扫忧愁幽思的千古气氛,而且进一步指出屈原的《离骚》,像一把利刃,投向腐败的统治阶级。从表面现象看,腐败的贵族掌握着将屈原置於死地的刀子,但从本质上看,从历史的高度看,屈原掌握了真理之剑,使统治者颤栗不已。诚如李仁藩所言︰

  

   屈原的人品和诗品,就像一把杀人刀一样,毫不留情地解剖了世世代代的奸佞小人。[11]

  

   这一方面说明了毛泽东的人格选择,崇尚坚持向黑暗势力斗争的仁人志士,憎恶奸佞小人;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毛氏晚年的特殊心态。面对政治对手的种种挑战,他需要有一种剑拔弩张,主动出击的斗争精神。如果我们注意到毛泽东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说︰

  

   骚体是有民主色彩的,属於浪漫主义流派。对腐败的统治者投以批判的匕首。屈原高据上游,宋玉、景差、贾谊、枚乘略逊一筹,然亦甚有可喜之处。[12]

  

   我们便不难理解诗中“手中握有杀人刀”的深刻意蕴了。“艾萧”是臭草,喻指奸佞小人;“椒兰”是香草,喻指正人君子,这是屈原作品中经常使用的形象比喻。全诗既对《离骚》的战斗作用予以充分肯定,又对屈原以死报国的高风亮节高度赞赏。

  

   除了刘蕡和屈原之外,毛泽东对贾谊也十分欣赏。早在1918年春,毛氏便写下了送别罗章龙的《七古˙送纵宇一郎》中将贾谊与屈原等量齐观,说︰“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锺此”[13]。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毛泽东写下了两首咏贾谊的诗。它们是《七绝˙贾谊》和《七律˙咏贾谊》。

  

   七绝˙贾谊

  

   贾生才调世无伦,哭泣情怀吊屈文。

  

   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14]

  

   七律˙咏贾谊

  

   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

  

   胸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树千台。

  

   雄英无计倾圣主,高节终竟受疑猜。

  

   千古同惜长沙傅,空白汨罗步尘埃。[15]

  

   毛氏这两首诗充满了对贾谊的赞赏和惋惜。冠之以“倜傥”、“雄英”,许之以“壮志”、“高节”,这在毛氏的诗词中可谓绝无仅有。在他评论历史人物的诗文、讲话中如此浓墨重彩地肯定一位古人也是十分罕见的。1958年,他给自己的秘书田家英写信,极力称颂贾谊,并推荐他读贾谊的《治安策》,全信如下︰

  

   家英同志:

  

   如有时间,可一阅班固的《贾谊传》。可略去《吊屈》、《鵩鸟》二赋不阅。贾谊文章大半亡失,只存见於《史记》的二赋二文,班书略去《过秦论》,存二赋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於南放归来着此,除论太子一节近於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如伯达、乔木有兴趣,可给一阅。

  

   毛泽东

  

   四月二十七日[16]

  

   1958年後,毛氏阅读《初唐四杰集》中王勃的《秋日楚州郝司户宅饯崔使君序》时,写了大段批语,也提到了贾谊︰

  

   (王勃)以一个二十八岁的人,写了十六卷诗文作品,与王弼的哲学(主观唯心主义),贾谊的史学和政治学,可以媲美。都是少年英俊,贾谊死时三十几,王弼死时二十四。还有李贺死时二十七,夏完淳死时十七。都是英俊天才,惜乎死得太早了。[17]

  

   前引《咏贾谊》前两句“少年倜傥廊庙才,壮志未酬事堪哀”,也是说“英俊天才”和“死得太早”之意。不过毛氏并不全盘肯定贾谊。他站在今天的历史高度,分析历史人物悲剧之源,认为既有统治阶级内部斗争而使志士报国无门的原因,也有志士受历史条件限制,未能摆脱愚忠的观念的羁绊,因此,毛泽东在赞颂贾谊之余,也对贾谊提出批评说︰“梁王堕马寻常事,何用哀伤付一生”,梁王打猎时堕马而死後,贾谊十分自责,认为自己没有尽到太傅的责任,终日以泪洗面,不久便含恨而死。毛泽东批评贾谊,为区区梁王自伤而死是愚忠的行为,殊不值得。

  

   为甚麽毛氏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对刘蕡、屈原、贾谊这些历史人物一叹再叹呢?这些人都是才华出众的青年改革家,但都因“艾萧太盛”,遭到守旧势力反对而有志难伸。毛氏对他们发出“千古同惜”的感慨,绝非偶然。当时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不能认同他的政治理念,他甚为不满,希望可以改革现状。正如史景迁所言:

  

   1965年,正是事情开始要发生的时候。毛泽东对於执行革命政策的缓慢速度感到气馁,并且认真地质疑官僚体系。他已经开始不信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并质疑刘少奇在他死後是否有带领革命的能力。[18]

  

   他认为只有青年人才能支持他的抱负。在中国共产党内,任何一个人要保持自己在党内的最高地位和权力,就必须取得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多数的支持。在“文化大革命”前,毛泽东认为,刘少奇在党内的影响不断增大,愈来愈取得中央委员会内多数的拥护,形成了一个“司令部”。毛泽东感到依靠中央委员会的投票已无法使刘少奇下台,因此,他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和权力,就必须凭借人民对他的个人崇拜,发动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消除隐藏在中央的反对派力量。[19]他对青年一往情深,寄予厚望,因为青年

  

   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20]

  

   只有青年才会跟随毛氏进行激进的革命运动,破坏旧秩序,开创新局面。1966年3月30日,在上海西郊的一次谈话中,他反复提出:

  

   要把十八层地狱统统打破。孙悟空闹天宫,你是站在孙悟空一边,还是站在天兵天将、玉皇大帝一边?

  

   如果中央出修正主义、地方要造反。

  

   要支持小将,保护孙悟空。[21]

  

   这里的孙悟空直通通成了坚持正确路线,坚持继续革命,敢於向党内搞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造反(打鬼?)的基层群众,特别是红卫兵小将的代名词了。[22]

  

   毛泽东晚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选择谁当自己的接班人。既然老一辈的同事们不合自己的心意,毛氏只好培养青年当自己的接班人了,用当时的话说叫培养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因此,毛氏想得到像贾谊这样的“廊庙才”也在情理之中了。

  

   毛泽东从少年时代起,就对有关改革的书籍有十分浓厚的兴趣,他尤其喜读郑观应的《盛世危言》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等有关维新变法的书籍。在五四运动之前,他对康有为和梁启超可谓推崇备至。毛氏之所以如此重视改革问题,是因为他一直探索振兴中华的道路,他希望能使中国从屈辱中崛起。毛氏参加革命後,他越来越感到,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是阻碍中国实行改革旧制度和旧思想的主要根源。因此,他对受封建统治阶级排挤打击的改革者抱有感情,将他们视为儒家愚忠文化的牺牲品,也是十分自然的了。

  

第三节   盗跖庄蹻流誉後─坚持造反有理

  

   毛泽东认为一部人类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被压迫阶级反抗压迫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毛氏年少时便十分爱看《水浒传》、《隋唐演义》等关於造反的小说。他认为这些小说的主角都不是农民,他分析了小说的内容:

  

   我发现它们全都颂扬武士,颂扬人民的统治者,而这些人是不必种地的。因为他们拥有并控制土地,并且显然迫使农民替他们种地的 。[23]

  

   1927年,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大量共产党人被国民党屠杀,毛泽东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要取得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在中共八七会议上指出︰

  

   蒋、唐都是拿枪杆子起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概念。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年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於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後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24]

  

   因此,毛氏阶级斗争的历史观越来越牢不可破。在他看来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就是一句︰“造反有理”。[25]

  

   1959年,毛泽东重返故乡湖南韶山,回首往事,写下了《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26]

  

   “红旗卷起农奴戟”让人回想起1927年的烽火岁月。这首诗生动地描绘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大众和国民党进行的激烈斗争。“红旗”代指中共党旗;“卷起”乃言革命斗争风起云涌,有席卷之势;“农奴戟”指被压迫的农民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及地主阶级进行斗争。为了取得胜利;“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谓无数革命者不惜牺牲宝贵的生命,也要进行翻天覆地的斗争,这就是诗人所歌颂的战天斗地的凌云壮志。

  

   1964年,毛泽东写下了《贺新郎˙读史》对整部人类发展史进行了高度概括,反映了他一贯以来的历史观,词曰︰

  

   人猿相揖别。只几个石头磨过。小儿时节。铜铁炉中翻火焰。为问何时猜得?不过几千寒热。人世难逢开口笑,上疆场彼此弯弓月。流遍了,郊原血。一篇读罢头飞雪,但记得斑斑点点,几行陈迹。五帝三皇神圣事,骗了无涯过客。有多少风流人物?盗跖庄蹻流誉後,更陈王奋起挥黄钺。歌未竟,东方白。[27]

  

   词写得深沉阔大, 气势恢弘。“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词”,柳亚子昔日赠送毛泽东的两句诗,恰可形容这首词的作风。以雄奇瑰丽之词,一笔写尽几千年的历史,而且还要将此历史推而翻之。这首词表达的历史观点有二,一是“上疆场彼此弯弓月”,阶级斗争推动着历史的发展,即毛氏以前所说的

  

   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28]

  

   在历史的烟尘里,毛氏只看到不同的阶级和政治集团为了各自不同的利益,“彼此弯弓月”,互相厮杀。“流遍了,郊原血”,看到的只有压迫和反抗,仇恨与厮杀,看不到和平与和谐。二是“盗跖庄蹻流誉後,更陈王奋起挥黄钺”,即创造历史的不是帝王将相、英雄豪杰,而是为统治者所不容的盗跖、庄蹻、陈胜、吴广这些揭竿造反的奴隶和农民。三皇五帝的丰功伟绩,“骗了无涯过客”,殊不足信。毛泽东晚年曾对卢荻说︰

  

   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麽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证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一部《二十四史》写符瑞、迷信的文字,就占了不少。各朝各代的史书都有。像《史记˙高祖本纪》和《汉书˙高帝纪》里,都写了刘邦斩白蛇起义的故事,又写了刘邦藏身的地方,上面常有云气。这一切都是骗人的鬼话。而每一部史书,都是由封建的新王朝臣子奉命修撰的,凡关系到本朝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自然不能写,也不敢写。如宋太祖赵匡胤,本是後周的臣子,奉命北征,走到陈桥驿,竟发动了兵变,篡夺了周的政权。《旧五代史》(宋臣薛居正等撰)却说他“黄袍加身”,是受将士们“擐甲将刃”、“拥迫南行”被迫的结果,并把这次政变解释成是“知其数而顺乎人”的正义行为。同时,封建社会有一条“为尊者讳”的伦理道德标准,於是皇帝或父亲的恶行,或是隐而不书,或是把责任推给臣下或他人。譬如宋高宗和秦桧主和投降,实际上主和的责任不全在秦桧,起作用的是幕後的宋高宗赵构。这在《宋史˙奸臣传》的《秦桧传》里,是多少有反映的。……

  

   洋洋四千万言的《二十四史》,写的差不多是帝王将相,人民群众的生产情形、生活情形,大多是只字不提,有的写了些,也是笼统地一笔带过,目的是谈如何加强统治的问题;有的更被歪曲地写了进去,如农民反压迫。反剥削的斗争,一律骂成十恶不赦的“匪”、“贼”、“逆”……这是最不符合历史的。[29]

  

   青年时代,毛泽东就读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湖南第一师范等校。他除了读经书外,开始接触康有为和梁启超的维新思想,并涉猎外国的自然科学、外国史地等西方新学书籍。一个崭新的世界初次在他眼前呈现,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学说,毛泽东尤其喜读梁启超的文章,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是青年毛泽东经常阅读的报刊,梁氏的思想对其影响颇深。梁启超认为,近代国家观念以国民为主体,传统国家观念则以帝王为主体。因此,历代史家都以为天下者便是君主一人的天下,舍朝廷外无国家,从来作史的人,都是为朝廷上的君主所作,却没有一书为国民所作。一部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写的都是某朝以何而得之,以何而治之,以何而失之而已。他说:

  

   前者史家,不过记述人间一二有权力者兴亡隆替之事,虽名为史,实不过一人一家之谱谍;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间全体之运动进步,即国民全部之经历,及其相互之关系。[30]

  

   也就是说,现代史家应当写探察国民全部经历及其相互关系的“民史”。他批判中国传统史学的“正统论”,只言“君统”,不言“民统”,与西方史学正好相反。

  

   泰西之良史,皆以敍述一国国民系统之所由来,及其发达、进步、盛衰、兴亡之原因结果为主,诚以民有统而君无统也。[31]

  

   中国史学以国统属於君,实是视全国人民为无物,从而使国人永远丧失国民资格而为奴隶。

  

   他分析了中国历代的所谓正史,其中绝大部分篇幅是本纪和列传,质而言之,则合无数之墓志铭而成者耳。他着重指出:史家在撰述历史时,只能以人物为历史之材料,而不能以历史为人物之画像;只能以人物为时代之代表,而不能以时代为人物之附属。他认为历史之所以成其为历史,贵其能叙一群人相交涉、相竞争、相团结之道,能述一群人所以休养生息,同体进化之状,使後之读者,爱其群、善其群之心,油然生焉。根据这个论点,他谴责旧史家撰述历史从来不着眼於社会群体,仅以描述少数特殊人物之能事为主,从来不着眼於社会群体,忽略民众对历史发展的巨大推动作用。这些观点,与毛泽东对《二十四史》的看法,确实有不少相近之处。

  

   1964年毛泽东如此集中地用诗词来表达他的历史观。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这时他正集中精力读史。《贺新郎˙读史》写作於1964年春,这一年毛泽东读史兴味最浓。在写作这首词时,他一直在阅读《史记》和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同年,他还不只一次地谈到,自己正在读二十四史,被书迷住了。可见,这首词是毛泽东对中国史书品读、思考的结果。[32]二是他对当时的文艺现象深感不满。1963年12月9日中宣部编印的第116号《文艺情况汇报》上,登载了《柯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毛泽东看後,於1963年12月12日写了这样一段批语:

  

   此件可一看。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於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爲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33]

  

   这就是第一个批示。毛泽东还将此件批给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说明他对北京的文艺工作也是不满意的。毛泽东的第一个批示下达之後,全国文联和各协会即展开了整风学习。5月8日,中宣部文艺处起草了《关於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这是报告的草稿,还未经中宣部部务会议讨论定稿,即被江青要去,抢先把它交给毛泽东。毛泽东阅後,於6月27日在报告草稿上作了如下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34]

  

   这就是毛泽东关於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它比第一个批示更加严重地脱离了实际,对中共建国以来文艺界的工作作了基本否定的估计。这两个批示後来成为江青主持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理论根据,也是文化大革命中最着名的两段“最高指示”。[35]在毛氏看来,要有正确的历史观,才能不让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舞台。三是当时中苏双方的论战越演越烈,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战争与和平。1963年7月25日,美国、英国、苏联三国首脑在莫斯科签订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赫鲁晓夫一直认为,只要世界上几个核大国在一起开个会,订个条约,世界大战就可避免。早在1960年2月,他就宣布苏联的全面彻底裁军立场,代表了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立场。对於这种老子当家的做法,中共当然不会同意,宣布:“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正式参加”,一切国际协议都不对中国有约束力。赫鲁晓夫对此甚为不满,撕毁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协议。[36]毛氏将背叛马列主义历史观,背叛革命的思潮称为修正主义。他坚信,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乃是新一轮革命运动的起点。

  

   其实,毛泽东不断强调阶级斗争是有其深刻的思想背景和历史根源的。它的思想背景是马列的阶级斗争、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从历史根源上看,在革命成功之前,毛泽东强调阶级斗争是为了争取盟友,动员工农革命,扩大中共的阶级基础。革命成功後,毛泽东继续强调阶级斗争,除了因为它是行之有效的革命新传统外,也与毛氏的“纯化观”有关。他希望透过阶级斗争使党内和社会保持长期紧张,有助建立一种高度一体化的国家结构,而这种结构是新社会实现无产阶级全面专政理想的必由之路。当然,毛氏不断强调阶级斗争,和他要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是有十分密切关系的。诚如王若水指出:

  

   毛泽东是人民的“救星”,人民需要“救星”是因为他们受到阶级敌人的压迫。敌人越多越凶恶,越不能没有毛泽东。毛泽东既要消灭敌人,又不能没有敌人,一旦外敌打倒了,毛泽东就要在内部搜寻新的敌人,搞内斗了。[37]

  

   毛泽东需要斗争哲学,一方面是要利用它证明自己的存在价值,只要敌人尚未完全消灭,人民就离不开他;一方面他又要利用它来消除各种反对派和异己分子,并利用它转移人民因施政失误而产生的不满情绪。最後,他也利用“斗争哲学”,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打倒,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

  

第四节   劝君少骂秦始皇-尊崇法家帝王

  

   毛泽东读史有一个特殊倾向,就是推崇法家帝王,他对曹操和秦始皇更是情有独锺。他在1958年的郑州会议上说︰

  

   商品生产从古就有,商朝的“商”字,就是表示当时已经有了商品生产的意思。把纣王、秦始皇、曹操看作坏人是完全错误的。纣王是个很有本事能文能武的人。纣王伐徐州之夷,打了胜仗,只是损失太大,俘虏太多,消化不了,以致亡了国。说什麽“血流漂杵”,纣王残暴极了,这是《书经》中夸张的说法。所以孟子说:“尽信《书》,则不如无《书》。[38]

  

   毛泽东在青年时期便十分欣赏曹操,罗章龙回忆说︰

  

   我们由毛泽东率领,从长沙坐火车前往北京。当火车到河南郾城县时,因沙河涨水,铁路淹了十几公里,我们便在漯河车站宿了一夜。第二天,毛泽东、陈绍休和我坐临时车子到了许昌,在那里停留了一二天。许昌是三国的魏都,但旧城已经荒凉。毛泽东对此很感兴趣,建议去看看。我们就向当地一些农民了解了魏都的情况,知道旧址在郊外,乃步行前往凭吊魏都旧墟。前几年,河南有同志来谈,还提及当地农民记得这件事。[39]

  

   1918年8月,毛泽东偕同新民学会罗章龙、陈绍林等从长沙到北京,途中行至漯河车站,因河水漫溢,火车停开,只得步行来到许昌。他们步行约20公里,前往凭吊魏汉故都遗址(今许昌县张潘乡古城村附近)。毛泽东遂和罗章龙联《过魏都》诗一首︰

  

   横槊赋诗意飞扬(罗),

  

   《自明本志》好文章(毛)。

  

   萧条异代西田墓(毛),

  

   铜雀荒沦落夕阳(罗)。[40]

  

   《短歌行》是曹操和宾客对唱的乐府,毛泽东1949年所作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天翻地覆慨而慷”[41],其後三字即由此出典。《让县自明本志令》是曹操於建安十六年(211年)的自敍,内称自己并无取代汉室之意,为明此意,遂决定让出所封的三县,毛泽东很欣赏它,所以当读卢弼《三国志集解》时,见卢弼指责曹操有“奸雄欺人之语”,“志骄志盛”,“言大而夸”,“文词绝调也,惜出於操,令人不喜读耳”,颇不以为然,在对卢注作了圈点,且在天头上写了一段与卢相悖的批语:

  

   此篇注文,贴了魏武不少大字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李太白云:“魏帝营八极,蚁观一祢衡。”此为近之。[42]

  

   毛泽东对曹操基本上是肯定的。1952年11月1日,毛泽东视察河南安阳,在参观殷墟时,周边就是曹操主要政治中心之一的邺都故址。他面对北方的漳河说道,漳河,就是曹操练水兵的地方。接着说:

  

   曹操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这里属於古邺。邺城始建於春秋齐桓公时。战国时属魏国。西门豹为邺令。西汉时邺城是魏郡治所,东汉末年是冀州牧袁绍驻地。曹操破袁绍後,於204年进邺建都,此後史称邺都为魏都。东汉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後为魏王,掌握中央一切军政大权。邺都成为朝臣聚集,发布政令的中央政权所在地,直到220年曹丕代汉。虽建都洛阳,但仍称邺都为“北都”,七庙不废,直到265年司马炎灭魏建晋,故魏前後在邺建都52年。曹操在邺时,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着名的三台,即金凤台、铜雀台、冰井台,就是那时修建的。晋朝文学家左思曾写《魏都赋》,对邺都进行了很好的描写。曹操在这一带实行屯田制,使百姓丰衣足食,积蓄力量,逐渐统一北方,为後来晋统一全国打下了基础。[43]

  

   1954年夏,毛泽东到北戴河边工作边休养,写下了《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44]

  

   词的上阕,状写自然景色,歌吟雨中大海的不凡气势;词的下阕,评论历史人物,赞颂曹操的不凡业绩。“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处於幽燕辽海塞外之地的乌桓,原是袁绍的附属势力,曹操於官渡之战後的西元207年(建安十二年),曾跃马挥鞭,带领大军北征乌桓,於秋天班师凯旋,这事已经过去一千多年了。用“挥鞭”一词表述曹操的千里征战,极具感染力,形象逼真,神采毕现。

  

   “东临碣石有遗篇”。曹操平定乌桓,回师途经碣石山登临观海。“遗篇”者,就是曹操的不朽诗作《观沧海》:

  

   东临碣石,以观沧海。

  

   水何澹澹,山岛竦峙。

  

   树木丛生,百草丰茂。

  

   秋风萧瑟,洪波涌起。

  

   日月之行,若出其中;

  

   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幸甚至哉,歌以咏志。[45]

  

   曹操《观沧海》诗脍炙人口,毛泽东词中“东临碣石”、“秋风萧瑟”句即由该诗引入和化出。

  

   《浪淘沙˙北戴河》是毛泽东给予曹操定评的名篇,可说是曹操的诗传,抵得上一大篇评论曹操的学术论文。寥寥数语,曹操政治家、军事家和伟大诗人的形象已跃跃欲上。当然,                   毛泽东肯定古人,还是着眼今人,尽管秋风仍然和曹操时代一样“萧瑟”,毕竟“换了人间”,这与他自己的词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46]的思想内涵和话语境界是脉脉相通的。

  

   但毛泽东是夏天到北戴河,夏天吟的词,明明是“热风吹雨洒江天”[47],为何要用“萧瑟秋风今又是”之句呢? 他写秋天,一向用绚丽的词语,如“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48],“万木霜天红烂漫”[49],“不似春光胜似春光”[50]之类。如今是夏天,偏要写成“秋天”,还要“萧瑟”二字,其中大有深意。“秋风”就是政治冷风,秋风带来的是寒气,这股政治冷风亦萧瑟,何况是东北吹来的,虽是夏天,已是寒气袭人。当然我们不能断章取义而忘了下面的四个字:“换了人间”。因为毛泽东换了人间,所以萧瑟秋风何足道哉!

  

   原来自1949年初,在东北掌握党、政、财、文大权的是高岗,他把东北搞成独立王国,不听毛泽东指挥。中共对高岗的指责转弯抹角,一语道破的话,就是“里通苏联”,不是要把东北卖给苏联,而是要送给苏联。高岗既然要将东北变为苏联的一个加盟共和国,毛泽东自然不能袖手旁观。毛泽东当初碍於斯大林的情面,暂时容忍高岗,斯大林一死,立即清算高岗。高岗畏罪自杀。

  

   毛泽东先用调虎离山计,将高岗从东北调到中央,高岗是明升暗降,失去对东北的控制权。高岗不知是计,春风得意马蹄疾,更拉拢中央组织部部长饶漱石共组联盟,排挤刘少奇,欲取刘少奇而代之,然後逐步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在这场权力斗争中,高岗利用毛泽东与刘少奇之间对建国初期发展路线的分歧,并标榜自己是军人集团的代表,鼓动各个军事将领,针对革命时期曾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的革命元老如刘少奇、周因来等,从而掌握党政大权。毛泽东对其意图了如指掌,将其整肃定罪。

  

   1955年3月,毛泽东在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指出:

  

   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叫做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门,还是政出多门?从上面这许多事看来,他们是有一个反党联盟的,不是两个互不相关的独立国和单干户。[51]

  

   清算高岗不久,毛泽东到北戴河去“冷眼向洋看世界”,遥想古时“魏武挥鞭”,并未成功;自己碰到萧瑟秋风,无须挥鞭,轻而易举就把高岗解决了,原因是“换了人间”,与革命战争的艰难岁月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除了推崇曹操外,也十分欣赏秦始皇。1971年林彪事件後,在北京平安里附近毛家湾林彪的家里,查出一些推崇孔孟之道的言论、条幅,如“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之类。同时,在他的儿子林立果搞的《“571”工程纪要》里,竟也三次说到毛泽东是秦始皇,称毛泽东是“行孔孟之道,…… 执秦始皇之法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封建暴君”。

  

   在1974年1月25日召开的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上,谢静宜曾谈到这个过程:

  

   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的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噢,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到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主席看一看。所以,我和迟群同志就召集了几个同志议了一下,整理了一个初稿,这个稿子只有两三页,当时只有两三页,送给了主席,也送给了江青同志……(江青)还提议我们要到毛家湾去找资料。所以这样一来,东西就多了……後来编了一本(即《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同志看得非常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52]

  

   1973年8月5日,毛泽东叫江青去,同她谈了中国历史上的儒法斗争。

  

   历代政治家有成就的,在封建社会前期有建树的,都是法家。这些人主张法治,犯了法就杀头,主张厚今薄古的;儒家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都是厚古薄今的。[53]

  

   毛泽东还说:“郭老对秦始皇、孔子的态度和林彪一样。”

  

   1973年5月,江青去毛泽东处,看到桌上放着大字本的郭沫若旧着《十批判书》。这是专为毛泽东排印的所谓“大字本”,毛泽东给了江青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批判用。”随後, 又念了一首近乎顺口溜的五言诗:

  

   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

  

   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54]

  

   8月5日他还让江青记下他写的一首诗《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云: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55]

  

   在批孔运动中,这一首诗盛传一时。此诗文辞浅白,寓意深刻。在毛泽东看来,焚书坑儒并不是秦始皇的过错。他在作关於1957年夏季的形势时解释说:

  

   秦始皇坑儒 (只坑了)四百六十人吃了亏,张良、陈平没有整倒。汉高祖用了,是“镇反不彻底”。[56]

  

   中国几千年来都是实行秦始皇建立的政治制度,虽然历代统治者都标榜儒学,尊崇孔子,但实际上用来统治臣民的却是法家的一套。

  

   1964年6月13日接见胡志明的谈话中,毛泽东把这个观点表述得更明确。他说:

  

   孔孟是唯心主义,荀子是唯物主义,是儒家的左派。孔子代表奴隶主、贵族。荀子代表地主阶级。

  

   他又说:

  

   在中国历史上,真正做了点事的是秦始皇,孔子只说空话。几千年来,形式上是孔夫子,实际上是按秦始皇办事。秦始皇用李斯,李斯是法家,是荀子的学生。[57]

  

   因此,毛氏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尊崇孔子,指责秦始皇颇不以为然。郭沫若推崇孔子,认为孔子的基本立场“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大体上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利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是“仁”。孔子的仁道是“顺应奴隶解放的潮流的”,“是相当高度的人道主义的”,“这也是人的发现”。“孔子是袒护乱党,而墨子是反对乱党的人!”孔子是“一位注重实际的主张的人文主义的人”。[58]郭沫若承认,他“有点袒护孔子”。他在崇孔的同时抑墨。他认为墨子是在公家腐败、私家前进的时代,“同情公室而反对私门”,是“复古”,而不是“在革新”。当时有人着文“歌颂嬴政,有意阿世”。针对这点,郭沫若在书中从世界观、政治主张和生活等诸多方面对秦始皇进行了批判。郭沫若说:秦始皇是“一位极端的秘密主义者、极权主义者”,“最足以代表秦始皇尚法精神的是焚书坑儒这两件大事”。书中对“焚书坑儒”两件事大为抨击。郭沫若在批秦始皇时,赞扬吕不韦。他认为在由奴隶制向封建制推移的大变革时代,“吕不韦是封建思想的代表,秦始皇则依然站在奴隶主的立场。秦始皇把六国兼并了之後,是把六国的奴隶主和已经解放了人民,又整个化为了奴隶。”“秦始皇时代,看来是奴隶制的大逆转。”[59]

  

   毛泽东所以称赞柳宗元的《封建论》,因为柳宗元认为:第一,秦始皇实行封建制度,是大势所趋,并非圣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的;第二,秦王朝建立不数载而天下大坏,其错误在人,并非因为实行郡县制;第三,他认为秦的灭亡不在焚书坑儒,而在劳役太多,暴刑太重,赋税太重,於是就有“负锄梃谪戍之徒,圜视而合从,大呼而成群”,即像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造反了,所以毛泽东在诗中说:“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劝郭沫若不要复古,从柳宗元倒退到周文王时代。

  

   柳宗元的《封建论》还有一个立论:“失者不在州而在於兵。时则有叛将而无叛州”[60],意思很清楚,国家分裂不在於地方行政官员,而在拥有重兵的藩镇。毛泽东写此诗的原因反映了他的焦虑。他最大的焦虑恐怕是“诸侯造反”。远在春秋战国之时,周天子纯粹是一种摆设,各诸侯多有问鼎之意。近在民国以後,军阀割据,中央政府也鞭长莫及,无可奈何。中共建国以後,各种政治运动总是会有人反对,毛泽东恐怕有些身心不安。文革初期发生谭震林、陈毅等老将反对中央文革的“二月逆流”,更令毛氏担心军队不拥护文化大革命。韩非尝云︰“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61]。为了防止将领拥兵割据,1973年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毛泽东指出:

  

   政治局要议政。军委要议军、不仅要议军,还要议政。[62]

  

   毛泽东表示赞成叶剑英的意见。提出,议一个军事问题,全国各个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他提议八个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陈锡联(原渖阳军区)当北京军区司令,李德生(原北京军区)到渖阳军区去;杨得志(原济南军区)跟曾思玉(原武汉军区)对调;许世友(原南京军区)跟丁盛(原广州军区)对调;韩先楚(原福州军区)跟皮定均(原兰州军区)对调。新疆、成都、昆明军区不动。同时提议邓小平参加军委、当委员;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後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毛泽东说,这也是同叶剑英商量过的意见。毛泽东的这两项重大决策事先还分别徵求了周恩来、王洪文的意见,得到赞同。毛泽东要叶剑英把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找来,参加议军。

  

   政治局会议拥护毛泽东关於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等意见,并讨论了贯彻实施的办法。[63]

  

   第二个焦虑可能就是“秀才造反”。 江山易得,人心难统。有文化的人会独立思考,他们历来都有人发表和统治者不同的政见。东周时期诸子百家众说纷纭,虽然秦始皇焚了一批书坑了一批人,可其影响千载尤存。加上近代西方自由思想在知识份子中间颇有影响。毛泽东对他们始终有所戒备,所以“焚坑事业要商量”。1958年5月8日下午5点,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正在举行为大跃进推波助澜的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人们屏息聆听着毛泽东的讲话——破除迷信。说着说着,毛泽东岔开了话题:范文澜同志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我看了很高兴,这篇文章引了许多事实证明厚今薄古是我国的传统,引了司马迁、司马光,可惜没有引秦始皇。秦始皇主张“嗜古非今者杀全家 ”,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一旁的林彪,在这种场合本来是很少即兴说话的,前段时期,他主要是在养病。但不知是出於什麽考虑,他竟忍不住插话:“秦始皇焚书坑儒 ”。毛泽东瞟了林彪一眼说:

  

   秦始皇算什麽?他只坑了460个儒。我与人辩论过,说我们是“秦始皇”,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的不够。往往要我们加以补充。[64]

  

   因此,有权的要打倒,有文化的也要打倒,在文革运动当中,受到最大打击的正好就是这两种人。

  

   自从有甲骨文字记载以来,一部中国史,就是一部封建王朝的嬗替史。这种帝王制度有几个特点。

  

   第一,皇帝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和权力,他被称为“天子”,是代表上天来治理万民的,因此他往往被捧为英雄崇拜的对象,所以中国人普遍都有崇拜帝王的心理。毛泽东是个帝王思想浓厚的农民小知识份子,出身湖南偏僻贫瘠的山村,深受旧文化和旧传统的薰陶。他後来接受了不少新思想,但帝王思想则是影响他终生最大的心理痼疾。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就曾经对斯诺说他小时候“心醉於中国古代的着名君主—尧舜、秦始皇、汉武帝的史实,读了许多关於他们的书籍。”[65]毛泽东不仅是说说,他以後一直沿着这条帝王之路奋斗。从遵义会议开始,当中共在长征困难时期,为借助毛泽东的游击战经验,把他推举为党的领导人之一,他利用这一机会,喧宾夺主,最後做了最高领导人。直到1976年死去,帝王思想贯穿其一生。

  

   第二,帝王无种,秦始皇统一中国,原本希望江山代代相传,传至万世,不料竟然二世而亡。因此,人人都有当皇帝的可能,人人都有当皇帝的愿望。

  

   第三,封建王朝既为一家一姓所独占,要想建立新王朝,这个天下就只能靠武力来夺取,用毛泽东的话说就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民国草创,欧风东渐,但专制政治的阴魂不散,对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总统和皇帝并无分别。

  

   1936年,毛泽东写下了他的得意之作《沁园春·雪》,词中流露着踌躇满志之意。毛氏此词以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宋太祖和成吉思汗与自己相比,认为这些帝王的功业都已成过去,自己是可取而代之的“风流人物”。毛氏与这五位雄才大略之帝王相比,足见他亦自居於此类霸主之一。“俱往已”三字,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一笔带过,转向诗人所处的当今时代,点出全词“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主题。“今朝”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需要新的风流人物。“今朝”的风流人物不负历史的使命,超越了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具有更卓越的才能,并且必将创造空前伟大的业绩。可以说,此词是毛氏抒发其称帝愿望的代表作。正如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四日的《和平日报》刊登董令狐的《封建余孽的抬头》和扬依琴的《毛词《沁园春》笺注》两篇文章所言︰“纵然是“革命家”,也难免浮光泛影地透出些谋王图霸的初衷”。““山河如此多骄,引无数英雄尽折腰。”这两句话的含义,就是说:中国的地盘太好了,使八路军的英雄好汉眼红得非进行“收复区”的割据工作不可”。[66]毛泽东一直有当皇帝的宿愿。一九四三年三月,政治局召开会议,推举毛泽东为政治局主席。并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组成书记处,由毛泽东担任书记处主席,还决定书记处讨论问题,“主席有最後决定之权”。李洪林指出:“把“最後决定权”授予毛泽东,这个决定对中共和日後中国的政局,都产生了难以估计的作用,因为那时的书记处不是政治局的下属办事机构,而是党中央的最高领导核心,把“最後决定权”授予一个人,也就确立了个人专断的体制,从此以後的三十三年,这种体制没有任何改变,个人专断愈演愈烈,这正是当代中国灾难的根源。”[67]

  

   毛泽东推崇法家帝王,是因为法家对其掌握和巩固政权有利。儒家提倡“民为贵”,君为轻,不主张君主独裁,如伍子胥反对楚平王并不被认为是大逆不道,即是典型一例,体现了以民为本的思想,也可以说是具有民主精神。而法家如韩非则毫不掩饰地揭櫫君主专制,他认为君主专断独行的权利是绝对的,不容触犯的。他主张“冠虽穿弊,必戴於头;履虽五采,必践之於地。”[68]。他把君主比作帽子,帽子虽敝坏,也必须戴在头上;他把臣民比作鞋子,鞋子再美好,也必须踏在脚下。这和孔孟的君臣之道有很大的区别。秦始皇看重韩非,用法家的苛刻小恩法术理论“御宇内而治天下”,不仅伤害了黎民百姓,王朝自身也崩溃了。汉朝统治者吸取了秦朝速亡的教训,故汉初诸帝奉行黄老之学,实行无为而治,与民休息。至汉武帝乃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儒家思想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以法家的刑名法术统治臣民,这种“外儒内法”的统治方法对巩固君主权力十分有利,故一直为历代帝王所效法。毛泽东对此的认识是十分深刻的,1957年6月13日,毛泽东同吴冷西等人说:

  

   汉高祖刘邦比西楚霸王项羽强,他得天下一因决策对头,二因用人得当。……高祖之後,史家誉为文景之治,其实,文、景二帝乃守旧之君,无能之辈,所谓“萧规曹随”,没有什麽可称道的。倒是汉武帝雄才大略,开拓刘邦的业绩,晚年自知奢侈、黩武、方士之弊,下了罪己诏,不失爲鼎盛之世。前汉自元帝始即每况愈下。元帝好儒学,摒斥名、法,抛弃他父亲的一套统治方法,但优柔寡断,是非不分,贤佞并进,君权旁落,他父亲骂他“乱我者太子也”。[69]

  

   毛泽东推崇法家帝王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他对知识分子始终怀有某种敌意。秦始皇、曹操对那些反对或非议他们的文人都会杀掉,如秦始皇焚书坑儒、曹操杀孔融、杨修就是典型例子。 毛泽东本人只有高等师范的文化程度,也就是中学程度,早年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充当一名小职员。在这所全国性首屈一指的高等学府里,应该说真是“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事实上毛泽东是很用功的,虽然学历不高,但他的国学根柢和文史修养都是出类拔萃的。然而那些往来於图书馆的一流学者、教授、专家,或出入李大钊办公室的座上客,大概谁也不曾留意他的才华,当然更不会对这位未来的“伟大领袖毛主席”预先表现出更多的尊敬,而且很可能无意间触痛了他的自尊心。不单教授们对他缺少礼遇,恐怕那些自恃才气的大学生们也未必把这个小职员放在眼里。毛泽东对此始终耿耿於怀,他对斯诺回忆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极有兴趣。我打算去和他们攀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说南方话。[70]

  

   毛泽东早年参加勤工俭学,曾经帮助一些人去欧洲留学,但是自己却留了下来。在留过洋的人面前,毛氏只算是“土包子”,特别是从苏联回来的王明为首的“国际派”更是长期排挤他,嘲笑他是“狭隘经验主义”更是刺痛了他的自尊心。毛氏到延安後,努力钻研马列主义,可谓发愤读书,但毛氏从此对知识分子却种下了仇恨的种子,他对知识分子的不满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愈来愈根深蒂固。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都是信奉儒家思想的,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奋斗的理想。毛泽东说孔夫子是讲空话的,实际上是指知识分子只讲空话,不做实事,所以他崇尚法家帝王对知识分子实行压抑的政策。如1964年2月13日他在春节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

  

   历来的状元都没有很出色的。凡是当了进士、翰林,都是不成的,曹雪芹是拔贡出身。明朝搞得好的,只有明太祖、明成祖父子两个,一个不识字,一个识字不多,是比较好的皇帝。以後到了嘉靖,知识份子当政,反而不成事,国家就管不好,书读多了,就做不好皇帝。刘秀是一个大学生,刘邦是个大草包。书是要读,读多了,害死人。[71]

  

第五节   结语


   毛泽东的历史观不仅以理论形态见诸於其理论着作,而且蕴含在其大量诗词作品中。我们透过毛泽东诗词,可以更加全面地考察他的历史观。不过,我们研究其诗词的历史观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毛泽东的历史观和他的理论、政策一样,往往都以利害为出发点,我们知道人们对某一问题的认识,往往受其身份制约和影响。有论者指出,由於毛泽东

  

   不是以史学工作者或史学家的身份对历史进行研究和全面论述,而是以革命领袖的身份来概括同现实革命斗争密切相关的部分。他的研究和论述是为中国革命服务的,因而在实际研究中,毛泽东的历史观明显地表现为革命史观。可以说,他对历史的研究和全部论述都是围绕革命史观而展开的。[72]

  

   当然,以“革命史观”来概括毛氏诗词的历史观并不全面,因为毛氏诗词的历史观十分复杂,毛泽东思想的根源并非单纯来自马克思主义,它实际上植根於中国传统文化。通观《毛选》五卷,引用马恩、列宁和斯大林的着作不多,而中国古籍则信手拈来,触目即是。从四书五经、诸子百家、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到诗词曲赋、历史小说、各家笔记等,能找到几百条成语典故。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是毛泽东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文革”时李锐在秦城八年,长期手头只有《毛选》四卷,曾就此作过一个粗略统计,这些成语典故来源於古籍的:三十条以上者有《左传》,二十至三十条者有《论语》、《孟子》、《史记》、《汉书》、《朱子语类》等,其他十条左右者有《大学》、《中庸》、《战国策》、《後汉书》、《三国志》、《孙子兵法》、《诗经》、《晋书》、《尚书》、《老子》、《易经》、《国语》等。 [73]因此,毛氏的历史观具有“古为今用”的特徵。我们研究其诗词的历史观,必须结合当时的时代背景,挖掘毛氏的深层思想,用“以史证诗”的方法加以分析。第二,毛泽东诗词的历史观从表面上看似乎并没有系统,有时甚至互相矛盾,如一方面反对歌颂帝王将相,一方面又对秦始皇、曹操、屈原、贾谊、刘蕡大加赞赏。其实,毛氏诗词的历史观并非孤立地存在的,而是有其内在联系的。毛泽东的性格十分复杂,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74]。所谓虎气,就是霸气,就是王者之气,所谓猴气,就是斗争之气。毛泽东既是革命者,又是统治者,他通过发动文化大革命清洗政敌,实现自己的理想。当掌握权力後,又要重建新秩序,需要法家帝王的统治策略来维护自己的权力。所以,他同情改革者,歌颂阶级斗争,又肯定法家帝王。除此之外,他的历史观也和他反对儒家文化有关。儒家主张君主要施行仁政,大臣要忠君爱国,建立和谐稳定的统治秩序,而且认为君主对读书人要礼贤下士,以“士”为统治阶级的基础。毛泽东生於清末民初之时,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在西学的冲击下,开始发生动摇。投身革命後,他认为儒家思想虽然有其价值,但其中包含着许多封建主义的东西,桎梏中国的进步。此外,他对知识分子的不满又使他对儒家文化产生了反感。当他成功夺取政权後,本来可以效法历代统治者,以儒家为官方的意识形态,以巩固其统治。然而,他并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已经找到新的意识形态代替儒家思想,这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氏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创立了毛泽东思想。因此,他抛弃和批判儒家思想也就不难理解了。随着毛氏晚年对知识分子越来越反感,他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也越来越激烈,到了文化大革命,知识分子被打成“臭老九”,毛氏全面批判儒家思想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引用书目

   (一)专着

   1.丁抒:《阳谋“反右”前後》。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

   2.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 。香港:明报出版社金,2002年。

   3.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

   4.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

   5.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6.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

   7.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8.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9.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

   10.毛泽东:《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11.巴彦泰:《毛泽东与康生─斗争哲学大师与整人专家》。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

   12.史景迁着、林宗宪译:《“胡闹领主”毛泽东》。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

   13.吴冷西:《缅怀毛泽东》上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

   14.汪澍白:《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基因》。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

   15.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

   16.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渖阳: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

   17.李晓航﹕《毛泽东诗词辨析》。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

   18.胡永生、吴云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注?译?评】》上卷。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年。

   19.唐斫编着:《毛泽东与读书学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

   20.姜义华编:《毛泽东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

   21.马连儒、柏裕江编﹕《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

   23.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24.梁启超:《饮冰室全集》卷三历史类。台南:大孚书局有限公司,2002年。

   2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2卷。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年。

   26.张贻玖:《毛泽东读史》。香港﹕新星图书公司,1993年。

   27.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

   28.盛巽昌:《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性这样评-点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

   29.费枝美、季世昌着:《毛泽东诗词新解》。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

   30.杨伯峻:《孟子译注》。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

   31.杨庆旺:《毛泽东指点江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

   32.赵以武主编:《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

   33.臧克家编:《毛泽东诗词鉴赏》。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

   34.晓冲:《毛泽东及其政敌》。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

   35.韩非:《韩非子》。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36.罗平汉:《大字报的兴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

   37.罗章龙:《峥嵘岁月》(二)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

   38.严家其、高皋编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册 。香港﹕潮流出版社,1989年。

   39.(後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40.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编:《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二)论文

   1.李晓社、王强:《毛泽东诗词的历史观解读》,《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7卷第4期),页70。

   2.陈东林:《国际风云中的诗人毛泽东》,《党史博览》(2009年第3期),页9。

   3.张涛 、史海威:《从《贺新郎˙读史》看毛泽东的史学思想》,《理论学刊》(2006年11月第11期),页101。

   原载《中正历史学刊》; 15 2012.12[民101.12]; 页213-250

   [1]唐斫编着﹕《毛泽东与读书学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年),页75。

   [2]张贻玖﹕《毛泽东读史》(香港﹕新星图书公司,1993年),页2。

   [3]李晓社、王强:《毛泽东诗词的历史观解读》,《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7卷第4期)

   [4]杨伯峻:《孟子译注》(香港﹕中华书局(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页251。

   [5]陈晋﹕《文人毛泽东》(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659。

   [6]毛泽东:《七绝˙刘蕡》(1958年),费枝美、季世昌着﹕《毛泽东诗词新解》(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396。

   [7](後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新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页1293。

   [8]毛泽东:《读《旧唐书》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228。

   [9](後晋)刘昫等撰《旧唐书新唐书》,页1294。

   [10]毛泽东:《七绝˙屈原》(1961年),费枝美、季世昌着﹕《毛泽东诗词新解》,页397。

   [11]李仁藩:《千秋一阕英雄悲歌─读七绝《屈原》》,臧克家编﹕《毛泽东诗词鉴赏》(郑州:河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页248。

   [12]毛泽东:《七绝˙屈原》(1961年),费枝美  、季世昌编﹕《毛泽东诗词新解》,页317。

   [13]毛泽东:《关於枚乘《七发》》(1959年8月16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456。

   [14]毛泽东:《七绝˙贾谊》(约1964年),费枝美  、季世昌编﹕《毛泽东诗词新解》,页421。

   [15]毛泽东:《七律˙咏贾谊》(约1964年),费枝美、季世昌着﹕《毛泽东诗词新解》,页423。

   [16]毛泽东:《致田家英》(1958年4月27日),《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页497。

   [17]毛泽东:《读《初唐四杰集》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页10-11。

   [18]史景迁着、林宗宪译﹕《“胡闹领主”毛泽东》(台北﹕左岸文化,2006年),页190。

   [19]严家其、高皋编着﹕《“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上册 (香港﹕潮流出版社,1989年),页12。

   [20]毛泽东:《读《初唐四杰集》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页12。

   [21]陈晋: 《毛泽东之魂》(修订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页151。

   [22]同上。

   [23]马连儒、柏裕江编﹕《毛泽东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8-19。

   [24]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毛泽东文集》第1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页47。

   [25]这是1939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延安庆祝斯大林诞辰60周年讲话中的一段,国际问题评论文章的末尾特地对此作了注明。毛泽东的这段话没有收进《毛泽东选集》和《毛主席语录》。见罗平汉﹕《大字报的兴衰》(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35。

   [26]毛泽东:《七律到韶山》(1959年6月27日),费枝美、季世昌着﹕《毛泽东诗词新解》,页237。

   [27]毛泽东:《贺新郎˙读史》(1964年春),费枝美、季世昌着﹕《毛泽东诗词新解》,页409。

   [28]毛泽东:《丢掉幻想,准备斗争》(1949年8月14日),《毛泽东选集》第4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年),页1485。

   [29]赵以武主编﹕《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0年),页9-10。

   [30]吴松等点校:《饮冰室文集点校》第3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页1620。

   [31]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全集》卷三历史类(台南:大孚书局有限公司,2002年),页106。

   [32]张涛、史海威:《从《贺新郎˙读史》看毛泽东的史学思想》,《理论学刊》(2006年11月第11期),页101。

   [33]巴彦泰﹕《毛泽东与康生─斗争哲学大师与整人专家》(香港﹕明镜出版社,2000年),页42。

   [34]同上,页42-43。

   [35]同上。

   [36]陈东林﹕《国际风云中的诗人毛泽东》,《党史博览》(2009年第3期),页9。

   [37]王若水:《新发现的毛泽东—仆人眼中的伟人》(下)(香港:明报出版社,2002年),页448。

   [38]毛泽东:《关於社会主义商品生产问题》(1958年11月9日),《毛泽东文集》第7卷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页439。

   [39]罗章龙:《回忆新民学会》,《峥嵘岁月》(二)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页8-9。

   [40]盛巽昌:《毛泽东这样学习历史,这样评点历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页14。

   [41]曹操:《短歌行》,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编﹕《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册)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198。

   [42]毛泽东:《读《三国志集解》批语》,《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页138。

   [43]杨庆旺:《毛泽东指点江山》(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页1232-1234。

   [44]毛泽东:《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费枝美、季世昌﹕《毛泽东诗词新解》,页196。

   [45]曹操:《观沧海》,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教研室选编﹕《中国文学史参考资料简编》(上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页200。

   [46]毛泽东:《沁园春˙雪》(1936年2月),费枝美、季世昌着﹕《毛泽东诗词新解》,页409。

   [47]毛泽东:《七律˙登庐山》(1959年7月1日),同上,页245。

   [48]毛泽东:《沁园春˙长沙》(1925年),同上,页3。

   [49]毛泽东:《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同上,页61。

   [50]毛泽东:《采桑子˙重阳》(1929年10月),同上,页42。

   [51]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5年3月31日),《毛泽东选集》第5卷 (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年),页147。

   [52]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页294。

   [53]赵以武主编:《毛泽东评说中国历史》,页92。

   [54]冯锡刚:<“批林批孔”运动中的郭沫若>,《党史博览》2003年第2期,页36。

   [55]毛泽东:《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1973年8月5日),《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页361。

   [56]丁抒:《阳谋“反右”前後》(香港:九十年代杂志社,1995年修订本),页385。

   [57]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页281。

   [58]郭沫若: 《十批判书》(1945年),《郭沫若全集》(历史编)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82年),页78、87、89、91。

   [59]同上,页443、444、459、460。

   [60]柳宗元:<封建论>,胡永生、吴云主编:《唐宋八大家散文精品【注?译?评】》上卷 (长春:长春出版社,2006年),页185。

   [61]韩非:<扬权>,《韩非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页49。

   [62]程中原:<毛泽东与“八大军区司令对调”>,晓冲:《毛泽东及其政敌》(香港:夏菲尔出版有限公司,2004年),页38。

   [63]同上。

   [64]陈晋:《毛泽东之魂》(修订本),页282-284。

   [65](美)斯诺录、汪衡译 《毛泽东自传》,(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1年),页16。

   [66]李晓航﹕《《沁园春·雪》引发了一场怎样 的文坛大战》,载郭思敏主编﹕《毛泽东诗词辨析》(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页121。

   [67]李洪林﹕《中国思想运动史(1949——1989年)》,(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9年版),页7。

   [68]韩非: <扬权>,《韩非子》,页275。

   [69]吴冷西:<新闻的阶级性及其他—毛泽东几次谈话的回忆>,《缅怀毛泽东》上册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页206。

   [70]斯诺:《西行漫记》(北京:三联书店,1979年),页127。

   [71]汪澍白:《毛泽东思想的中国基因》(香港:商务印书馆,1993年),页10。

   [72]李晓社、王强:<毛泽东诗词的历史观解读>,《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12月第7卷第4期),页70。

   [73]李锐:《毛泽东早年读书生活》(渖阳:万卷出版公司2005年),页234。

   [74]毛泽东:《致江青》(1966年7月8日),载姜义华编:《毛泽东卷》(香港:商务印书馆1999年),页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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