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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树凯:听纪登奎闲谈人物
来源:转自爱思想网站 作者:admin 时间:2016-10-01 点击:
赵树凯:听纪登奎闲谈人物


  

   那两年,纪登奎与我的交谈,主要在出差路上、茶余饭后,或者去他家送取文件时。绝大多数情况是,他在说,我在听。闲谈中,我偶尔会提点问题,他也偶尔停顿一下,问我什么看法。对于我提出的问题,他常常忽略不理,该怎样讲还怎样讲。但是,对于我提出的看法,不论多么幼稚可笑,他都神态很专注地听。现在想来,我们这种交谈既不是平等对话,也不是访问或采访,更不是严肃的问题讨论,而是一位老者对于一位晚辈的“闲话”。这种闲话状态,如果加入一种历史沧桑感,就使我联想到唐人元稹的诗—“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

   显然,把晚年纪登奎比作“白头宫女”是不恰当的,他不是皇上恩宠的宫女,而是权倾一时的中央领导人。我的这样比附并无任何不敬之意。但是显然,晚年纪登奎,生活是寂寞的,心情是寥落的。他所说的很多高层往事,其实是一种闲话。老年人的闲话,其实不在乎谁在听,或者说,朦朦胧胧的孩童也可以称为说闲话的对象。他说的很多事情,我当时确实也朦朦胧胧,但是,有些内容我知道也许重要,所以我在谈话后有所记录。在四分之一世纪后的今天,这些闲话如果琢磨起来,也许可以理解出某种深意。在这里,我选择几段略作铺陈。

  

   (一)闲谈周恩来

   纪登奎在闲谈中经常说到周恩来,就话题频率而言,也许仅次于毛泽东。

   关于周恩来,纪登奎讲述的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是:林彪事件以后,周恩来掩面而泣,以至于抽泣得肩头都在抖动。当时,纪登奎和周恩来在一起,但是,周恩来似乎已经情难自已。纪登奎说,他当时非常吃惊,试图劝慰周恩来,并说,林彪问题已经暴露,应该感到高兴之类的话语。但是,周恩来并没有理会纪登奎的安慰,也没有对纪登奎解释什么。纪登奎讲这个情景时,我曾急切地问:“周总理为什么哭?”纪登奎并不回答,只是继续他的话题。据我所知,纪登奎曾对几个九号院同事说到这件事,但从来没有正面解释过周恩来为什么哭。

   从一般理解来说,周恩来掩面而泣的原因可能多种。可以理解为是为我们党多灾多难而哭,也可以理解为林彪的悲惨命运而哭,还可以理解为,周恩来因为林彪的死想到了自己的伤心事,等等。在以后的闲谈中,纪登奎说到周恩来和林彪,依然不直接解释有关哭泣的事情,但是,我从他的话语之间可以听出,在纪登奎看来,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并非一般文件表述得那样,或者说并不能简单地说周恩来如何同林彪集团斗争,相反,周恩来与林彪的关系相当好,尤其是在“文革”开始以后,周恩来与林彪有很多相互支持配合。纪登奎多次提到:“林彪事件以后,周总理的处境更难了。”周恩来自己有时候也若明若暗地发出类似慨叹。我有时候胡乱猜想,莫非周恩来是想到林彪之后自己的处境会更难,所以才悲从中来,掩面而泣?

   纪登奎还讲过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的一件事。林彪事件后,纪登奎主持林彪专案组日常工作。有一天,周恩来、叶剑英和纪登奎一起向毛泽东汇报林彪专案。纪登奎说:“主要是我向主席汇报,因为我是具体抓这个专案的,总理和叶帅主要是一起听,后边也讲讲。这次汇报,我主要汇报有关人员的审查情况,特别讲到林彪集团意图谋杀主席等情况”。令纪登奎诧异的是,毛泽东听了纪登奎的汇报后,并没有就案情本身问什么,而是说:“纪登奎啊纪登奎,你头上少了几根白头发。不像我、恩来、叶帅,老奸巨猾。”纪登奎听了毛泽东的话,很是不解。汇报结束出来后,纪登奎问周恩来:“我刚才的汇报是否属实?”周恩来说:“是!”纪登奎又问:“主席信不信?” 周恩来说“信!”纪登奎再问:“那主席为什么说我少几根白头发?”周恩来不再直接回答纪登奎的疑问,而是说了一句:“你刚来中央,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 这句话含义并不清楚,但是确实意味深长。纪登奎听到这里,就不再问什么。我当时问纪登奎:“您后来是否弄清楚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意思?”纪登奎看我一眼,并不回答我。

   周恩来说纪登奎“还不适应高层政治生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在后来的闲谈中,我们还聊到这样的问题。纪登奎说,周恩来从来没有解释过,对他来说,一切要依靠自己来理解领悟。在当时的中央高层,不仅那些资历深的领导人不会在这些方面指点他,而且,对于一些重大专案处理,高层领导中从来没有个人之间的意见沟通和交流。纪登奎说:“像林彪事件这样的问题,在我和周恩来之间,还有在其他政治局委员之间,除了会议上讨论,我们个人之间从来不议论。在会上的讨论中,政治局委员们说到林彪问题,都是按照主席定的调子说话,从来没有人说半个不字。周总理或者其他中央领导人,从来不说他们个人对于林彪事件的看法。所以,我根本不知道周恩来自己对于林彪事件有些什么想法。”纪登奎说的领导人之间若有若无的交流沟通,也许就是“高层政治生活的”特点之一吧。

  

   (二)闲谈华国锋

   我从闲谈中得知,晚年纪登奎保持联系的高层领导人主要是李先念和华国锋。“文革”期间,纪登奎与华国锋、李先念都是国务院副总理,若干年一起工作。纪登奎到九号院的时候,华国锋已经退出现职,李先念则是政治局常委和国家主席。关于他们之间的个人往来,纪登奎很少正面说。一般都是在我们聊到某件事情,或者某个问题的时候,他才说到,前段时间见到谁谁,谁谁怎么说。我是从这些话语间知道他们有所来往。

   华国锋与纪登奎是山西同乡,参加革命的资历也相当,但抗战时期他们似乎并无工作交集。华国锋进入国务院工作比纪登奎晚一年,进入政治局则比纪登奎晚四年。华国锋调来中央之后,曾经一段时间内接替纪登奎管分管农业。1976年1月周恩来去世后,华国锋、纪登奎、陈锡联三位副总理提请毛泽东确定一个人牵头处理国务院工作,他们三人做具体工作。毛泽东说:就叫华国锋带个头,邓小平专管外事。2月初,中共中央发出当年一号文件,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不久,纪登奎被确定为国务院常务副总理。华国锋调来北京是在1971年2月。当时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期间,周恩来根据毛泽东提名,同华国锋谈话,将华从湖南省调到国务院业务组任副组长,接替纪登奎负责财贸、农业、国务院值班室(相当于现在的国务院办公厅)等工作。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一段时间里纪登奎不再分管财贸、农业和值班室,主要是为了有更多精力管中央组织部、领导干部专案等党务系统的事情。这年九月中旬,即“9.13”林彪事件爆发以后,纪登奎主要精力是负责林彪事件的调查处理。就分管农业而言,华国锋、陈永贵、纪登奎在工作中曾有交替或者交叉。

   在与纪登奎闲谈中,我曾经说:“华国锋在位时搞个人崇拜,宣传英明领袖,到处挂像,还有歌曲,这个太不像话,连我们这些学生都觉得不合适。”纪登奎说:“你不懂,这个事情不是华国锋自己搞起来的,也不是他要搞起来的。是叶剑英搞起来的,他在会上做出一些宣传华国锋的部署,华国锋本人,还有我,都表示过不合适。但是,叶帅说,这不是为了华国锋个人,这是从党的事业全局考虑。这样,我也就不好说什么了。当然,后来讨论华国锋辞职的那次政治局会上,叶帅也做了反思和检讨。他说他是领会了毛泽东临终时的意思,出于要辅佐华国锋的考虑。打倒四人帮以后,有一段是我在分管宣传工作,但很快就调整了分工,不让我分管宣传了。”当时,我有些将信将疑。但是,后来也看到听到一些别的渠道的信息,特别是看了邓力群回忆录中所谈的政治局会议情况,才觉得纪登奎所言不虚。

   纪登奎很少正面评价华国锋,从言谈中流露出,他认为,华国锋决定抓“四人帮”显示了魄力和胆量,令人刮目相看,但是,接下来的许多事情没有处理好,整体来看领导能力不行,特别是重要关口缺乏担当。在纪登奎看来,华国锋很快就下台是顺理成章的。

   关于纪登奎和华国锋的私人关系,似乎也不是外界传出的那样紧密,甚至他们之间有某些不睦,但是,又无法说清楚。纪登奎说,在华国锋担任最高领导人不久,他在一段时间里分管过宣传,但是很快也被调整了。后来,他也不再分管中央组织部,主要是移交给了汪东兴。也就是说,在华国锋主政期间,他实际上从党务系统的领导权中淡出了。显然,不再分管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是对纪登奎权力的削弱,或者说是在高层权力格局中的地位下降。但是,这种权力格局调整,是因为华国锋对纪登奎的信任发生问题,主动做出高层分工重组,还是华国锋在当时情形下不情愿做出的某种妥协,或者说是出于某种需要而一定程度上牺牲纪登奎的权力?这似乎很难说清楚。按纪登奎在闲谈中的说法,高层权力的纷争,权力格局的分配重组,逻辑十分复杂。结成同盟的未必是朋友,有时候,通常关系不睦的人可能也会成为一时盟友,是为了特定的需要;有时候,牺牲某些权力是为了维持大局;有时候,重用某个人是为了争取或者平衡一个派系。

  

   (三)闲谈胡耀邦

   1987年,中国政坛最大的事情是中共总书记胡耀邦辞职。这个春天,我随同纪登奎外出调研,有更多机会听纪登奎议论当时政局,特别是听他与一些高级干部一起议论政局,其中的焦点话题是关于胡耀邦。关于胡耀邦,纪登奎有一些直接评论。

   有资料显示,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胡耀邦尖锐批评过纪登奎等人。在纪登奎辞去政治局委员之后,胡耀邦曾经在批评华国锋的时候,也间接指责了纪登奎。1980年11月19日,在讨论关于华国锋问题的政治局会议上,胡耀邦讲了这样一段话:“我赞成这么一个说法,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或者至少一年,国锋同志主要依靠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吴德同志、苏振华同志,再加两个人,一个李鑫同志,一个郭玉峰。掌握了两个东西:一个是舆论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和李鑫同志,可能开始还有吴德同志;另一个是人事工具,主要是汪东兴同志、纪登奎同志和吴德同志。这么两个小班子,神气十足,盛气凌人。用这么几个人做工作,他们自己又很神秘,包办一切,明天要发表什么东西,连宣传口的负责人耿飚同志也不知道。这种工作方法,是典型的粉碎四人帮以前的那个方法”。(戴煌著《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三联书店2013年4月第一版第43页)。从胡耀邦的这段话来看,纪登奎曾紧紧追随华国锋,或者说华国锋曾密切依靠纪登奎,而且时间上“至少一年”。但是,后来为什么不再“依靠”了,原因似乎不清楚。

   纪登奎说到,在他辞去政治局委员和国务院副总理之后,大概是1982年前后,也就是来九号院当“研究员”之前,胡耀邦曾经找他谈话,主要是谈工作安排问题。“耀邦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去河南工作。我对耀邦说,河南是我的老地方,建国以后长期在那里工作,各种关系比较复杂,回去工作不方便。所以,我不想去河南。这件事情后来就算了”。纪登奎又说:“我还对耀邦说,当年我与你谈你的工作安排,想让你去西北工作,你不是也说那里有些复杂的历史原因,你表示不愿意去吗。”纪登奎说,1973年,毛泽东让他找胡耀邦谈话,准备安排胡耀邦到甘肃担任省委第一书记,但是胡耀邦拒绝了,说自己不适合去西北,是由于历史原因,过去在那里有一些是是非非。纪登奎说:“耀邦当了总书记以后,事情轮转回来。当年是我找耀邦,谈耀邦的工作安排,现在是耀邦找我,谈我的工作安排。我们又说到当年的这件事。耀邦表示,他当时不愿意接受到甘肃工作,是因为对当时政治形势已看破,不想出来工作,就找了历史因素做理由。”纪登奎说起与胡耀邦的这次谈话,议论到:“当年耀邦不愿意到甘肃,很可能是出于对于当时政治局势的判断,出来也很难工作。但是,原因也可能更复杂,不排除他认为甘肃省委书记的职位安排不够重用”。

   在胡耀邦辞去总书记不久那段时间,纪登奎与老朋友交谈时,与我闲谈时,多次说到对于胡耀邦的看法。他认为,胡耀邦思想解放,理论水平高,改革贡献大。但是,也有不足:一是对经济工作不够熟悉,有时候关于经济问题会说外行话,如对于当时企业“利改税”就不很明白;二是有时说话有些草率,按惯例有些问题是政治局讨论后才能讲的,但他自己就直接讲了;三是外交上缺乏经验,在一些场合说话表态有失误。不过,纪登奎又表示,作为高层领导人,懂不懂经济或者其他具体领域的事情并不重要,领导人最重要的是要懂统治术。他强调说:“这是毛主席说的,主席多次这样教导我,当领导人,懂不懂专门业务,懂不懂经济工作,都不那么重要,最重要的是要懂统治术,要懂得怎样统治人。”

   谈到胡耀邦辞职后人们的议论,纪登奎说:“现在,下边都对耀邦评价很高,但问题是,越是下面说他好话的人多,耀邦的处境就会越困难。如果真要帮耀邦的忙,现在就不要为他说那么多好话,特别是在中央”。还叮嘱我说:“你们在外边议论耀邦的事情,要注意,不可乱说”。因为是闲聊,我并不认为这个事情很严肃,就对他说:“我这样的小人物,说什么都是白说,怎样议论都无所谓,没有什么影响的”。他呵呵一笑。

  

   (四)闲谈赵紫阳

   1987年初,赵紫阳担任总书记。从纪登奎的言谈间,他似乎对于赵紫阳抱有某种期冀。他多次说到与赵紫阳的良好关系。

   赵紫阳是河南滑县人,纪登奎是山西武乡人,虽然分属鲁豫两省,但是地理上临近,抗战时期都属于冀鲁豫根据地。赵紫阳比纪登奎大四岁。纪登奎参加抗日工作,开始几年主要在赵紫阳的家乡滑县发动农民。那时就和赵紫阳熟悉。抗战后期,他们曾经同在第一地委工作,赵紫阳是地委书记,纪登奎是民运部长。赵紫阳夫妇和纪登奎夫妇都是非常好的朋友。1949年大军南下,赵紫阳去了广东,纪登奎留在河南。

   纪登奎说到赵紫阳一件事。“文革”结束后不久,赵紫阳调任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当时,国务院决定从四川调出一批粮食和化肥,但是,调入省领导人给国务院报告说,这批粮食和化肥被四川扣下了,调不出来,要求国务院尽快协调解决。于是,纪登奎亲自打电话给赵紫阳,要求四川放行。赵紫阳在电话中说:“我到北京开会,你们都笑话我,说四川穷得大姑娘没有裤子穿。现在,我要把这些粮食和化肥扣下来,用于提高四川百姓的生活”。纪登奎默许了赵紫阳的做法。纪登奎还提到,1976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候,赵紫阳受到邓小平牵连,处境困难,他曾施以援手。赵紫阳担任国务院总理以后,两家还有来往。纪登奎说到,就在赵紫阳上任总书记不久,赵紫阳夫人还到纪登奎家里看望。纪登奎说:“紫阳现在是总书记了,出来不方便,让夫人来看望我们两口子”。至于赵紫阳夫人在他们家里谈了些什么,纪登奎未置一词。

   有一天,我陪纪登奎去看望一位担任省委副书记的老战友,他们聊了几乎一上午。开始,他们谈到了胡耀邦辞职,随后,又谈到解放战争时期与赵紫阳一起工作的事情。他们谈了不少他们年轻时候的生活轶事,后来居然仔细回忆起赵紫阳当时恋爱结婚的情况,说到赵紫阳南下广东后他们的联系。离开这位老战友的家,在回来的车上,纪登奎还专门叮嘱我:“刚才我们说了很多紫阳的事情,你不要在外边对别人说。”

   胡耀邦辞职之初,关于胡耀邦与赵紫阳的关系也成为一些老干部议论的话题。在一些人看来,他们二人对于改革的追求都同样热切,也会在高层政治动荡中合力前行。纪登奎则认为,事情也许不是这样简单,或者说,政治理念并不是主导高层政治力量组合演变的唯一因素。对于这些事情,他从来不深说,往往点到为止或者欲言又止。我不知道,他这样说是依据了过往高层政治生活经验来分析,还是对于高层内情有直接了解。

  

   (五)闲谈“权力使人走向反面”

   纪登奎在闲谈中,经常发出一些感叹。往往是在谈到某人某事之后,接下来就会说一些类似总结性的话,像是谈生活体会,又像是在理论阐述。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有时候像是自言自语,不在乎是否有人在听;有时候像是在做公开演讲,其实只有我一个人在似懂非懂地听。我曾经记录他的一些议论,但是,直到今天看,似乎也无法比较系统清晰地理解。他经常重复的话是——“权力使人走向反面”。在我看来,这句话类似我们经常说的那句人们都熟悉的名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曾经说:“权力,不管它是宗教还是世俗的,都是一种堕落的、无耻的和腐败的力量。”他的另一种表述是:“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Power tends to corrupt,and absolute power corrupts absolutely)。即任何权力都具有“腐败”共性,这种共性并不因为掌权者的信仰与意识形态不同而有所改变。在《论法的精神》中,孟德斯鸠说得似乎更加清楚:“任何拥有权力的人,都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启蒙运动以来,“权力腐败论”演化为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也成为普通民众的政治常识。在闲谈政坛往事时,纪登奎反复强调:权力在一定条件下会成为一种腐蚀剂,使一个人走向自己的反面。他会举出一些人或者事情的例证,通常从毛泽东说起讲这个道理,有时候则是从这个道理说到毛泽东,也有时候说到毛泽东时代的其他领导人,也说到当时一些还在位的领导人。我虽然记录了他的一些谈话,但是很多不能理解,直到今天也不能说理解。或许,有不同政治经验的人,在说这句很通常的话的时候,包含的感悟和思考是不一样的。

   我至今不明就里的是,纪登奎谈论权力使人走向反面时,曾经列举了两个当时还活跃在政治舞台的高层人物,这两个人并不属于当时最高层面领导人,而是意识形态领域领导人。纪登奎认为,这两个人是“权力使人走向反面”的现实典型。他的意思似乎是,有的人自以为掌握了世界真理,自以为洞悉人类发展玄机,可以控制人们的思想,可以规划社会发展的走向。这样的人,如果再有政治权力上的强势,并且用政治强势来推行他们的思想,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是灾难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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