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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灏先生关于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与政治关怀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6-10-01 点击: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研究领域,张灏先生是为数不多的众所认同的权威。他所处理的包括“幽暗意识”“中国近代思想史的转型时代”“心灵秩序”“五四思想的两歧性”等在内的诸多主题,在学术界都有着广泛的呼应。张先生并不属于写作快手,到目前为止也仅有《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危机中的中国知识分子:寻求秩序与意义(1890-1911)》《烈士精神与批判意识:谭嗣同思想的分析》《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四本书,篇幅都不长,但却本本重头,不仅有益于我们理解近代中国的历史变迁,而且还蕴含着独到的人文关怀。这些著作大多成书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历久而弥新,接连有多个版本面市,而今年三辉图书将它们集结出版,让我们得以再一次完整地重温。

  

挖掘知识分子与传统的“内部对话”

  

   张先生出生于1937年,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后留学美国,在哈佛大学师从史华慈教授,研究中国思想史。当时哈佛大学的中国史研究,笼罩在费正清的“冲击——挑战”模式和列文森的“传统——现代”模式之中,将中国的传统与现代视为截然不同的二元对立,认为除非受到西方的冲击,否则中国将很难走向现代。史华慈在1960年代出版的《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通过考察严复对于西方著作的翻译,指出这种这种截然二元的研究范式的一个危险,在于过于自负地将“西方”作为一个完全的已知数,忽视了背后的复杂性。而张先生则很好地继承了史华慈的研究理路,从另一个角度,也就是近代中国知识对于传统的多样性认知中,看到了那种二元式路径的局限。

   在张先生的第一本著作中,他通过对梁启超思想的研究,极为犀利而独到地挑战了列文森在同一主题下所提出的议题。在张先生看来,列文森从梁启超的个案研究中所提炼出来的“文化认同”以及“理智/情感”的二元对立,并不乏锐见,当时确有许多知识分子在被西方文化深深羞辱之后,潜意识之中试图回向传统,寻求某种文化补偿。但是,他同时指出,这种研究的潜在性问题在于在强调外来或西方的冲击的同时,对传统文化的复杂性和发展动力估计不足。如果说在列文森的解读中,梁启超所面临的是一个有着同质性内涵的传统,那么在张先生的解读中,梁启超则面对多个中国传统,虽然面临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但同时也与中国传统进行着“内部对话”。

   张先生认为,对于晚清知识分子而言,“传统不是被理解为一种来自过去的僵死的遗产,而是被看作一种超越时间而共有相同问题和关怀的思想共同体”。如果我们要对他们的处境作出较好的诊断,不能仅仅从外部进行考察,而应该采取马克斯•韦伯所谓的“设想参与”的办法,“即努力设想自己处在儒家的文人学士的地位,弄清楚儒家思想作为富有活力的个人信仰在实践中向他们提出的那些问题”。在这种研究路径之下,儒家思想,甚而整个中国传统,并不是一个笼统的整体,而是一种活的、动态的多元性对象,在构成近代知识分子因应时势和人生处境的思想背景的同时,也极为能动地受近代变局的催化,“发酵”出相似的或极为迥异的思想形态。

   张先生这种试图同情式地挖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与传统进行“内部对话”的研究路径,不仅构成了他在梁启超思想研究中的特殊进路,而且在他后来关于谭嗣同、康有为、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研究中,也有着明显的延续。张先生似乎同他的导师史华慈一样,对于思想的内在张力充满兴趣,而且也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史华慈对于晚清和五四两代知识分子的看法。我们可以看到他所选取的研究对象多集中在晚清阶段,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对于中西与古今的看法不像后来的五四知识分子那样有着鲜明的二元对立式的看法,而更趋近于一种打通古今中西隔阂的姿态,游弋在各种思想传统之间。在张先生关于“轴心时代”、中国政教传统的解读中,这种对于晚清思想界的理解,显然对他而言,不仅是一种远距离的观察,而且还构成了一种切身的关切。

  

寻求意义和秩序


   张先生研究近代知识分子的特色,不仅集中在方法论上,而且还体现在对于近代思想内在脉搏的独到把握上。大多数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学者,很容易在千年未有之变局前,不无“偷懒”之嫌地将思想的变迁仅仅归咎于外部因素,认为正是帝国主义的刺激、国内政治的腐化和地方社会的变动,直接导致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于富强的关切和救亡的热望,并随之引发了观念的变化和对于革命的期待。而张先生对于近代知识分子的研究,最重要的方面便在于从对于外部政治秩序的强调,转向关注内部心灵秩序,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

   这并不是说张先生忽视近代知识分子的政治面向,而是说在政治面向之外,同等重要、甚至在某些近代知识分子的思想形成中起着主导性因素的是内部的心灵秩序。在张先生看来,传统儒学对于中国士人思想世界的形塑,实际上包含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对于外部政治的关怀,另一个方面则是对于内在人格修养的强调。无论在宋明的新儒学传统中,还是在清前期兴起的汉学潮流中,对于这两个方面虽然有所侧重,但却都未尝偏废。甚至到了功利主义色彩颇为浓厚的经世之学在晚清顺势而起的时候,在强调外部制度的同时,也从未忽视内在人格的修养。传统士人具有鲜明的入世性,但是他们又从未忽视出世的念头,政治性与道德性、精神性高度融洽。

   在这种思想背景下,张先生认为甲午之后的历史变局表面上虽然只是促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谋求政治变革的冲动,但是在这种倾向的背后,所撬动的则是传统那套政治与道德、心灵融为一体的普遍秩序。在《危机中的知识分子》一书中,他便直言,“对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种秩序的危机不仅是一种政治危机,它还是更深层的和意义更深远的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危机。”

   张先生曾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心灵危机,一种是以康有为、刘师培为代表,“道德性倾向支配了他们的世界观”,另一种以谭嗣同和章太炎为代表,“主导的则是精神性倾向”。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我们可以说,政治危机催生了他们对于心灵秩序的关注,而心灵秩序的问题,最终也不得不透过一套政治主张表达出来。康、刘、谭、章等人依然继承了传统士人的思想性格,游走在政治秩序与心灵秩序之间,在介入政治(包括戊戌变法、辛亥革命)的同时,又总是谋求一套凌驾政治之上或者与政治高度配合的德性伦理和精神伦理。

   当然,正如张先生所指出的,“这些问题并不是转变中的一代所独有的,而是以后几代知识分子都持续面临的文化危机的一部分。”对于意义和秩序的寻求,深深涵藏在由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对于政治的狂热兴趣之中。而且,正如张先生敏锐意识到的,在此后的历史实践中,“由于政治信仰提供了逃避意义和秩序危机的庇护所,因而其衰弱就暗示着,危机可能存在于一种比转变中的一代以来任何时候都更为尖锐的形式之中。”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张先生对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的研究,仍然切中了近代中国的革命与政治,甚至是当下社会某些面向的症结。

  
文章来源:晶报•深港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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