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网网站首页 |公法新闻 | 公法专题 | 公法评论 | 公法时评 | 公法史论 | 西语资源

公法时评 | 公法文献 | 资料下载 | 西语资源 | 公法书目 | 学人文集 | 公法论坛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网站地图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您现在的位置 : 公法评论网>公法史论> 文章正文
李凡;那个时代,那个人——纪念何维凌逝世25年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6-04-30 点击:

 

李凡

 


去年12月,香港大风出版社出版了他在去世之前写的关于当年在国内做的事情的文稿。他去世之后,曾经有不少人希望这文稿问世,但是因为内容过于敏感,一直没有出来。现在总算出版了,也是对作者逝世25年的纪念吧。

在这个名为《传说中的何维凌手稿》中,何维凌用酣畅淋漓的笔调,不加掩饰地对当年的事情做了记录,颇为形象地体现了他本人的风格,宛如让人看到了一个活生生的何维凌再世。像许多其他人一样,他手稿中也不断地臧否人物,有些公允,也有一些不大公允,不过也都只是他的个人之见,不必特别在意。我这里对我与他过去的交往做些交待和补充,也是一个纪念吧。逝者已去,生者亦老,大家都不必太介意已经过去的事情了吧!

 

大家客厅

 

1978年,我考上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成为一个没有大学本科经历的研究生。那个时代,是四人帮倒台之后,中国面临一个新的时代选择的时候。经历过四人帮和文革经历的青年人都在追求新的知识,想为中国找到一条现代化的道路,但是在文革灾难的影响下,中国的思想僵化、方法单一,和外界隔离,根本不知道外边在想些什么和是什么样的。青年人都有一种想要学习的欲望。我也一样,对于大学课堂上的那些大教授们的东西总是感到不够,认为内容仍然陈旧,还应该再要多了解一些新的思想为好。大概在80年的一天,我碰到住在同一个院子里的朋友,他对我说,他有一个好朋友,我可以认识他一下。于是我和他到了离我们家不远的木樨地22号楼。他介绍的这个朋友就是何维凌,是北大学物理的文革前的大学生。和他聊天得知,他们在关注中国的农村改革问题,想要推出一些新的政策,改变当时的农村局面,另外他们也有一些关于新的学术思想和方法的经常性的讨论,地点就在何维凌家里。当然这些东西都是我所感兴趣的,何维凌也很热情地邀请我来参加他们的讨论。因而从此以后我成了何维凌家客厅的座上客,出席他们的会议,听他们的一些新的经济、科技、社会问题方面的理论和方法,而这些是我在师大的课堂上根本听不到的。

当时的农村发展组还在草创阶段,活动的中心并不在何维凌家里,或至少是我不大参加这些农村问题的活动。我关心的是何维凌所组织的学术讨论会,先后出现过方法组、文明组、战略组,有时又叫社会学组的这个部分。不管叫什么名字,都是以何维凌为中心,讨论一些大的宏观方面的问题,而成员也是相对比较固定的,有王彦、邓英淘、黄晓京、杜岩等人,当然还有不少其他的人。当时讨论的内容包括了控制论、耗散结构、当代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知识极大地开阔了我的眼界。我没有太多可谈的,以供大家交流,作为研究梁启超的学生,我介绍了对梁启超和中国文化发展框架的分析。当然我的东西在这个组里也许是最不现代和最没有现代方法的。

何维凌在他的手稿中讲,李凡对农村发展组的活动不大关心,确实也是如此。我1981年从师大毕业以后,就到了社会科学院的政治学所筹备组工作。其实和我一样,在这里进行这个政治学学科恢复的人们都不懂政治学,即便有一两个是49年以前学习了一些政治学的人,也只了解传统的政治学,而不懂当时国际上流行的行为主义政治学。因此我们要补课,筹备组的任务就是搞翻译,介绍国外的新理论和方法,我们都忙不过来。同时,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推开,经济学的用途开始扩大,各地都欢迎学习经济学的人,对政治学的人仍然抱有警惕的想法。确实,当时政治学的用途并不大,对改革有些使不上劲的感觉。我知道何维凌他们在推动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在农村经济方面。但是我对经济学真的就没有兴趣,也不打算再学,没有时间了。同时我对农村的兴趣也不是太大,文革中我也没有农村插队的经历。当时要推动改革的东西太多了,几乎中国的所有方面都要改,而难点仍然是在政治上。因此在何维凌的客厅里多年的经历,使得我学习到不少的新思想和新方法,见到过不少当时学术界响当当的人物或大家,但是我的贡献不大。虽然何维凌推荐过多少次,也仍然被组里拒绝承认为正式组员。在印象里我只参加过少有的几次组里的大会。我所有和农村发展组有关的活动都是经过何维凌的。我自己也从来认为我不是农村发展组的成员,只是属于何维凌在他文稿中所讲的第三类成员,就是合作的人。我后来到美国念书以后,知道了访问学者的称号,以后再谈起和农村发展组的关系,我就说我是农村发展组的“访问学者”。

(当时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组编纂的关于“包产到户”的资料选封面)

我记得我对农村发展组的贡献主要就是当年社会组在讨论农村发展组要到江西进行大规模综合调查的时候,我用当时刚刚看到的由台湾学者翻译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Alex Inkeles在他的Becoming Modern一书中提出的方法论来对吉安的干部做一次前所未有的干部现代性的社会调查。我认为农村发展组可以用这个方法进行一次干部调查。大家都同意了,我和大家还一起按照书中提出的方法设计出来了问卷。之后这个问卷由王彦带着,以中央书记处政研室的大派头,在吉安做了。这个调查无疑是中国49年以来所进行的第一个大规模的现代田野问卷调查,从政治学和社会学的意义上讲都非常大。

在问卷设计出来以后,恰巧Inkeles本人当时应北大的邀请,专门在北京大学做了人的现代性的讲座,我有幸旁听。会后和他交流,他讲在天津交流的时候,就希望可以按照他的方法在中国来做一个调查,但是没有想到北京方面已经在应用他的方法了,他感到吃惊,又非常感谢我们。我征求了一些如何完善我们社会调查的方法,他一一加以解释。从此我和他成为好朋友,到美国还见了多次,他还邀请我参加了1985年美国社会学学会在华盛顿的年会。他曾经送我一本他的新书,扉页题词,感谢我把他的思想引入中国。这个调查的成功还是应该感谢何维凌的这个社会学组的。

在这个时期应该讲,和农村发展组的其它人相比,何维凌的眼界是比较开阔的。他的注意力不只是农村的经济发展和改革,而是关注更大的经济以及政治方面的事务。在他的手稿中也提到了他和胡德平所进行的读书会的事情。参加者主要有何、邓英淘、王彦和我。地点有的时候是在胡德平住的地方,有的时候是在何维凌的客厅里。我所参加的有四次,我想何维凌请我参加的原因是因为我是研究政治学的,而和胡德平见面主要谈的也是政治方面的事情,我想何维凌搞这个会谈的目的是想在农村经济问题之外另开辟一个可以和最高层对话的新领域。何维凌在文稿里称之为读书会,当时我记得的是叫做“双周碰头会”,都是由胡德平提出议题而大家一起讨论的。内容和何在文稿里谈到的基本一样,我这里不多做叙述了。之后这个活动由于胡邓两家大人交恶而停止,是一个遗憾吧。

何维凌本身不够谨慎,而且和当时的人一样有个通病,就是喜欢讲大话,因而遭到许多人的诟病。其实,这是一种谈话的风格,先用大话震住对方,然后再侃侃而谈对现实的具体想法,这种方法往往成功。但是有时讲多了,自己也就不谨慎了。他太太当时到美国去念书,何维凌和她通信,吹了一些牛,或者炫耀了一番当时的工作,让国家安全部门抓住了,告到中央,使得发展组很被动。虽然组里的人不断地保护他,但是也有保不住的时候,使得后台邓朴方也必须在有的情况下切断和他的联系。这种时候,何维凌就安静一些,会客也会少了,待在家里做些学术或者写书搞出版了。这个时候,一些朋友就会劝他离开发展组,另搞一摊。不过最终他倒是也没有离开发展组,但是也确实搞了一些另外的事情。

前边讲过,我对农村、对经济不感兴趣,对科学技术、政治发展、社会发展、以及外交的兴趣要大得多。记得在82年开始的时候,王彦和我就希望何维凌另搞个研究组,这就是我们后来称之为的“中国科技发展研究组”,简称科技组。这个组由中科院吉林光电所的王铁男为组长,何维凌、王彦、张晓宾和我等人为副组长开展活动,也同样集合了一批年轻的官员和学者以及技术人员,和中国有关方面建立了广泛的关系,包括中科院、科委、科协,也和李湘鲁建立了联系,通过写文章、写报告的方式给中国科技政策提供了不少的意见。我们参加过几次大会,意义重大,特别是83年合肥有三千人参加的经济科技发展大会、10月国务院经济技术研究中心举办的“中国发展战略研讨会”以及84年初由时任经委副主任的朱镕基主持召开的“新技术革命对策研讨会”上发挥了不少的作用。除了这些会议和政策报告、以及文章以外,科技组的最大的一个变化是开始关注实际的实业问题。因为研究当时的科技发展政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科技成果的应用和转化问题,如何将当时大量的实验室里的成果转化为实际的产品是中国科技发展和经济发展的关键性问题。因此,科技组就不只是关注政策问题,而是开始关注技术的转化问题。这就要求科技组实地要处理这些问题。我们就开始和一些技术公司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包括当时戴晴的先生王德嘉在《光明日报》创立的光明科技服务公司,而我们当时也在丰台开办了中国知识分子最早开办的民间公司,开始实干了,筹备工作主要就是我在做。另外,我还组织了一个专家组到内蒙古卓资县去帮助时任县长的张鄂生搞改革和发展规划,并后来又卷入了一些商业活动中。而这些是农村发展组没有关注的问题。何维凌一开始对科技组的发展出了不少的力,建立了一些关系,但是后来好像对科技的兴趣不大,也对办公司在当时没有兴趣,也就较少参加科技组的活动了。

 

大洋彼岸

 

何维凌对改革开放以来的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美国的关系一直比较重视。我们在他家的客厅里也有时探讨这些方面的问题。1984年我要到美国去念书,临行前向他道别。他说既然国内的一些人对他有看法,他也准备到美国去发展,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定要走到国外去。当时,我的一句话在朋友圈中较为流行,即我讲,中国的改革没有戏,因为阻力太大,但是开放有戏,只要中国开放,就一切都好办。在一点上,我和维凌及王彦的态度是一致的。他当时向我介绍了杨小凯,让我到美国以后和杨小凯联系,杨当时正受发展组的委托在美国从事一些事情。

杨小凯前我一年到达美国,在普林斯顿大学学经济学,师从邹志庄。行前他和陈一谘、何维凌有过长谈,要在美国帮助发展组开展工作。我到美国之后和杨小凯联系,他很高兴,告诉我他在从事两个工作,一个是要在美国组建一个留美中国经济学学生和学者的学会,一个是要成立一个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基金会。一次我到纽约的机会,他介绍我和《知识分子》杂志的负责人梁恒和宦国仓分别见了面。《知识分子》这个杂志是由美国的大金融家索罗斯出钱办的。他们介绍索罗斯是匈牙利人,到美国后发了大财,但是不忘推动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现在通过他们的接触,索罗斯开始对中国的经济改革表示了极高的兴趣,他们这个杂志就是索罗斯出钱办的。他们正在说服索罗斯,让他办一个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基金会。他们和何维凌在联系这个事情。何维凌很快会到美国来做访问学者,具体推动这个事情。

何维凌大概是85年夏秋之际到的美国,住在普林斯顿大学,是Woodrow Wilson中心的访问学者。他到美国之后,我即去看他。他告诉我,他此次是以邓朴方的私人代表及体改所驻美国代表的双重身份来的美国,来美国之前,和一些有关单位的人都见过面,他们对何去美国抱有许多希望。他到美国来的目的是就近推动美国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了解,并希望取得美国在各个方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支持。他已经见过了美国的一些知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如Harry Harding 和美国卡特总统时期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试图影响美国的对华政策,让美国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他对能够从事这样的事情感到非常的兴奋。他讲他准备和索罗斯合作由他的Open Society基金会在中国成立一个改革开放基金会,计划放在国家体改委,让中国更多学者到国际上看一看,了解更多国际上的发展情况。这个基金会也准备资助中国国内学者所做的各种研究。索罗斯计划每年提供100万美元的资金,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的大钱。

我和他商谈了一些具体点的事情。他希望我能够做一些具体的事情,我答应可以,但也坦白地对他讲,我目前是一个学生身份,要念书也要考试,可能拿不出更多的时间来帮他做具体的事情,不过这个事情他可以让杨小凯帮忙,小凯可以安排一些普林斯顿这边的人具体帮他。

之后在198510月,我和我们大学的东亚研究中心的人商量,邀请何维凌到我念书的Ohio State University就中国的改革开放问题做了一次公开演讲,这是他到美国之后进行的最早的大学公开演讲活动,出席的大陆学生和台湾学生有不少,反应很好。之后我们还一起到我们学校旁边的美国空军和航天博物馆进行了参观。

198510月何维凌同李凡摄于美国Dayton空军博物馆)

何维凌到美国的这三年当中,我们的联系密切,有事情我们会互相商量,他也经常向我通报一些他那里的活动。我们也经常见面和参加一些活动。我记得有一次我们两个人从纽约的China Town 买了螃蟹以后(因为我爱吃),一起从那里沿着Broadway 走到哥伦比亚大学附近他的宿舍,走了几个小时,到他的家之后,即煮螃蟹大吃一顿。一路上我们海阔天空,什么都谈。记住得有他大讲他的第三代人战略,这个理论我从国内起听他讲到美国,内容早已知道,但他不厌其烦地讲,我也耐着性子听。他有许多新的思想,例如他当时讲过,政府应该在经济发展中只做裁判员,不能下场踢球当运动员,不然又当裁判又当运动员,市场经济就乱了。这在当时是很深刻的话。他还讲过,中国的改革开放需要让全世界各国了解,支持中国,因此需要组建一只国家队的lobby队伍,到世界各地去。这个队伍的成员应该是国嘴,他是一员,李凡你也应该是一员。他是天生的国家级的lobby队的成员。他对纽约的公共汽车上的广告很感兴趣,意思是“如果你不能打败我,就加入我”。他说,那些在改革上打不过我们的人,就应该向我们投降,加入我们。他也告诉我,总有一些人在背后给他惹麻烦,就是瞧不起他的出身,我要能像你一样就好了,可以干更多的事情。

我们还一起做过许多事情,例如中国留美学生在成立了经济学会后(1985),又在1986 成立政治学和国际政治的学会。经济学会是在纽约处理的,由纽约总领馆具体办理。和经济学会不一样,政治学会是大使馆主导的,以华盛顿的学生来操办。会议是在休斯顿开的,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具体办理。本来内定的学会主席是大使馆选定的,但是在开会的时候,我、何维凌以及朱嘉明等人认为此人是一个出校门又进校门的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根本不了解,是大使馆本着听话原则所挑选的“青年团”干部,于是我们在下边活动,让与会的学生不要选他。由于何与朱的影响力,结果是此人落选。这件事让使馆很不高兴,到社会科学院告了朱嘉明的状,到体改委那里告了何维凌的状。大概也告了我,但我是学生,也不回国,拿我没有办法。

19864月在芝加哥出席美国亚洲学会年会时的合影,从左到右:陈小于、李凡、何维凌、黄方毅、赵穗生)

我到美国后不久,就碰到了许多的台湾人。我的社会学的老师也是台湾人,许多同学也是台湾人。学校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和研究员们也是台湾人。和他们的接触多了以后,我觉得和他们的交往可以使我们更多地了解台湾的情况,所以我也有兴趣和他们继续交往下去。也就是在这个时间里,台湾发生了民主的转型。这样的大变化当然是我要关注的。我因此还特意在纽约订了中文报纸《侨报》,主要是关注台湾和大陆发生的事情。1985年初由台湾国际关系研究中心举办的一年一度的美台大陆问题研讨会在我念书的地方Columbus 召开,我见到了许多台湾的学者和美国研究台湾和大陆事务的学者。久而久之,我出现了一个想法,就是由我们大陆和台湾在美国的学者和学生一起开一个两岸现代化进程互相比较的会,增进互相的了解。我将此事先征求了一些台湾学者和学生的意见,他们认为有兴趣参加这个会。于是我将想法和何维凌先讲了,之后在87年初,我又开车到华盛顿见了他,专门具体商量这个事情。他表示这个想法很好,他支持没问题,但是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参加。他提出,我们一起到费城去找金观涛商量一下。金观涛两口子当时在宾州大学作访问学者。于是我们开车冒着大雪到了费城金观涛家。他做了他拿手的墩牛肉请我们吃,表示这样的会他支持,一定参加。我们还一起商量了如何开会的细节和请什么人参加。会定在874月在纽约开。之后会议由我具体筹办,我和维凌保持联系。

但是这个时候,国内政局出现了巨大变化,胡耀邦下台,赵紫阳就任总书记。对这个变化,在美国的留学生群情愤怒,留学生中出现了联名支持胡耀邦、反对邓力群的联名信。维凌打来电话,他支持国内的做法,问在这种情况下,会还要不要开。我讲这个会已经筹备了好长的时间,这个时候不能停,否则无法交待。我们这个会比较两岸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和国内的这种变化无关。他讲,他要回国一下,我就讲你回国之后和有关方面谈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争取支持。我表示这个会一定会开,国内没有钱支持,我会想办法找。当时中国驻美大使馆表态不支持这个会。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副院长赵复三会前一个星期从纽约打来电话,阻止我开这个会,我加以拒绝。

我们这个会定于419日在纽约旁边的新泽西州的泽西城开,要开三天。之前几天,何维凌从旧金山打来电话,讲他从国内回来了,一进美国首先问会议的情况,我讲已经全部筹备好,钱也落实了,几天之后就开。他如释重负,在电话中讲,国内许多人反对这个会,但是中央台办支持,我们就开吧,不管了。因为是电话,他不便细谈。几天之后,我们在纽约见了面。他告诉我了具体的事情。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坚决反对开这个会,说这个会帮了台湾人的忙,因此大使馆给社科院、体改委都发了电报,要求坚决阻止这个会。他回国之后,体改委找他,要求让李凡不要开这个会。他为此找了中央台办的主任杨斯德,杨主任讲他们中央台办是支持这个会的,但是美国使馆持反对态度,他们没有办法公开说话。因此让何维凌带话,让李凡看着办。

会议开得非常成功。由于大使馆不支持,我们从《侨报》那里得到赞助金5000美元,台湾方面说是从《世界日报》那里得到5000美元,其实这个钱是他们纽约办事处拿的,他们那里得到台湾国民党海工会的支持,是国民党秘书长李焕亲自批的。这是海峡两岸有史以来第一次学者面对面的会议。在此之前,两岸的学者和官员曾经在第三方的会上有所接触,都极为谨慎,但是从来没有这样面对面地直接交谈过。会议分为四个部分,比较两岸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由于有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顶尖学者金观涛、黄方毅、何维凌等人的参加,与会大陆学者侃侃而谈,无所顾忌,分析大陆和台湾现代化发展的差异和不同条件;而台湾学者囿于事先的鼓吹让大陆学习台湾经验的限制,无法施展,明显的是大陆学者占了上风。大陆学者的开放态度和对大陆问题的深刻了解,使台湾方面低估了我们,措手不及。会议之后,台湾方面主持此事的明居正就告诉我,这个会的意义很大,有可能会影响台湾方面对大陆的开放政策,台湾最高层对这个会议很重视。我讲大陆方面对此有分歧,请他理解。会议结束以后,我给大使馆写了一个报告,并请转国内有关单位。在报告中,我讲了会议的经过和结果,认为意义很大。我请何维凌想办法给中央台办报告一下,不然大使馆的态度会让我不敢回国了。

这个会议不久,国家主席杨尚昆到美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杨尚昆同时还是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组长,是大陆对台问题的最高负责人,台办主任杨斯德随行。何维凌从华盛顿打来电话,他私下在华盛顿见了杨斯德。杨讲,你们的会开得非常成功,告诉李凡,不要担心,他已经和韩叙大使谈过这个问题了,韩大使已经谅解了。在纽约总领馆安排的杨尚昆和中国学生的见面会上,史天健提出了这个会议的事情,杨尚昆当场表态,这个会是成功的。我当时心想,我还是可以回家了。

87年夏天,何维凌和福特基金会打了招呼,以回国考察国内改革为名,让福特基金会的Peter Geithner资助我夏天回国。回国后,我和杨斯德联系好,并通知何维凌一起到杨斯德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去谈谈。见面以后,杨主任对我讲,已经透过何维凌将我们的意见转告过你,我们是支持你的,你们的会开得非常成功。我们是一直支持两岸的学者和学生进行交流的。杨斯德对我讲,你做的不错,有组织能力,可以当司令,但是有些事情还欠考虑,做得太猛,因此需要一个政委,就让何维凌来给你当政委。后来,何维凌回到美国之后,对一个朋友讲,杨斯德怎么能让李凡当司令,我当政委呢?应该是我当司令,他当政委。

这件事情结束以后,何维凌在美国的活动上在台湾事务上进行得就比较多了。后来他透过贾浩的关系,认识了在香港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并成了好友,也成了他另一个和台湾高层的通道,逐渐搭上了两岸密使的关系,这是后话。

何维凌在美国前后呆了有三年的时间,在后边的一年中,除了以前的工作外,还在从事打通韩国和中国外交关系的工作,并逐渐走上了商业、贸易的道路。他通过邓朴方,在康华公司下成立了中美中小企业国际交流联络处,开展了联络中美之间经贸关系的事情,并在俄克拉荷马州的Tulsa 设立了办公室,举行了大规模的中美经济关系的活动。对这些事情,我因为学习的关系,没有介入,只是临回国的时候,曾经去过一趟,见到了负责人韩邦凯。

 

大难来临

 

19893月结束在美国的学习回到国内,感到气氛不对,国内已经处于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状态,感觉到要出大事。所以我的方针是,我已经离开中国5年,当时的事情不打算介入。这个意见我和维凌讲过,他也表示理解。随着学生运动的不断发展,我除了骑车去天安门广场每天看看外,不打算介入。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也令人越来越不安,我开始担心事情会向失控的方向走,也在考虑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520日晚上,何维凌打来电话,谈一些当时的局势。我和他讲,你我因为离开国内很久,本都不想介入当时的时局,但是事态的变化现在好像我们完全脱身事外已经很难了,我们是否考虑可以做些什么?

何问,你认为可以做些什么呢?

我说,我们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正逢台湾的民主化转型,这个过程我们都看到了。在国民党和党外力量闹得最厉害,打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以台大政治系教授胡佛为首的著名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斡旋团,调解双方的关系,最后促成了双方的和平解决。我建议能否由我们这些人出头搞一个在政府和学生两者之间的一个调解团。但是这样的事情如果要搞成,必须要通邓小平,不通过邓小平无法解决问题。你和邓朴方有这样的好关系,可以和他联络一下这个事情,看他怎么考虑。

何维凌讲,他曾经提过,但是邓朴方那里没有松口,他会马上再和邓朴方联系,争取搞一下这个活动。他让我等他的电话。

521日下午,何维凌打来电话,讲邓朴方那里打来电话,认为可以调解一下。他讲下午四点,在他家开会。我们商量了一下,请谁参加合适。会上讨论时局,认为可以和学生谈谈。

过了没几天,我现在忘了是谁,打电话告诉我,何维凌在临出国的前一天晚上被几个警察带走,不知道原因也不知道具体是谁抓了他。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以后,有人告诉我,何维凌应该没有什么大事,是抓错了。19909月的一天,我突然接到小熊的电话,说何维凌因为生病,现在住在复兴医院,我可以去看他。第二天,我买了水果,到复兴医院去了。何维凌住在高干病房,看来气色很好,不像有什么大病的样子。久别重逢,我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为什么被抓?他讲没有什么大事,抓他是因为索罗斯基金会的事情,基金会是他张罗的,涉及到许多人,有人担心他,先抓起来,是保护性的。所以也没有进监狱,住在水库旁边的别墅里,好吃好喝,小熊也在天天陪着他,照顾他,可以看书写东西,也可以进城买东西,只是不让回家,不让和朋友联系。现在可以让朋友来医院看他,看来事情快结束了。

果然,这次见面后不久,何维凌就解放可以回家了,也可以开始工作了。我们见过几次面。我也谈了我的一些想法,我回国以后,一直想用美国智库的方法在中国搞一个研究所。89年底,我没有回社会科学院去,而是到国务院下属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工作。但是我一直想继续搞个民间的智库出来。因此在何维凌的办公室谈这个事情,他讲,你干脆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出来吧,到我这个公司来干。我搞公司,负责搞钱,在公司下边成立一个研究所,你来主持,这样我们两人合作,将被打散的那些研究队伍重新组合起来。我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同意了何维凌的这个意见。不久就从单位辞了职,转到何维凌的公司来了。他做公司业务,我这开始考虑如何建立一个综合的智库问题。在这段时间内,我们一起见了不少老朋友,像邓英淘、陈平、周蓁等人,商量办研究所的事情。

我到公司不久,19915月底,何维凌要出国。先去墨西哥,目的是想在美国和墨西哥边界的墨西哥一侧建立一个工业区,将一些适合向美国出口的中国企业,例如国内的纺织业等拿到那里建立工厂,然后向美国出口。这些对维凌来讲是一个平常的工作,难度也不大,时间也不会很长,我也没在意。但是时间不长,突然从墨西哥那边传来噩耗,65日,何维凌因为车祸,和小熊同时遇难。噩耗传来,公司立刻陷入混乱,这是谁也没有想到的结果。办追悼会的时候,维凌的老友都来了。何维凌英年早逝,仅仅47岁。由于他是中美中小企业国际交流联络处的负责人,这个企业按国有大型企业办理,因此他的骨灰安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关于何维凌的车祸,他去世以后,海外传出来他是让国家安全部门暗杀的,车祸是预谋的,等等。我后来到国外的时候也对许多人做了解释。何维凌的车祸报告,后来由墨西哥的警察部门送到公司来了,我看到了。何维凌出事的地方是一条小路,一来一往的双线道。事故发生在对面的车道上。何维凌和小熊一辆车,对面是一辆小卡车,一个老妇和他的儿子,儿子开车,两车迎面相撞,结果是四个人全部死亡。因为何租的车开到对面车道上,责任看起来是何的。我在美国的时候,教过维凌开车。他非常喜欢开车,但是车技不高,我总要不断纠正他。19871月,我们一起开车从华盛顿到费城去看金观涛。我开自己的车出去的时候,一般比较大方,谁要开车,我就让给他开。当天下大雪,他坐在车上浑身不自在,提出要开车,我死活不给他,因为当天正在下大雪,我实在是不敢让他开。第二天,回来的时候,他又提出要开车,我给了他。何维凌开车有个大毛病,我提了多次他也不改。就是开车的时候,他喜欢一脚油门踩到底,车高速追上前边的车,然后再将油门全部放开,让车速减下来,等到和前边的车距落下来以后,再全速加速追上前边的车,然后再减速。我告诉他,这样开车不行,车要保持匀速,这样一快一慢,警察要罚的。但他还是这么开,不听我的。车子开到Delaware州的时候,一辆警车在我们车后闪灯和鸣警笛,我让他将车停下来,他继续开。我告诉他,当警车在你车后闪灯和鸣笛的时候,你必须将车在路边停下来。我们停车以后,美国警察过来,问何维凌是不是喝酒了,何答没有,警察也没有闻到酒味,就问他是否生病了,他答也没有。警察想了想,对他说,你开车一会儿快,一会儿慢,车速不均,非常危险,要罚你。随即,警察开出了一张70美元罚单,交给了何维凌。等警察开车走了以后,何维凌立即将那张罚单撕了,并说他是在普林斯顿拿的驾照,这里的警察管不了他。因为有这样的驾驶经历,他出事后,我问了何维凌在北大的同学胡定国,何维凌在北大的体育课成绩是不是不好,我觉得他的动作反应不好。胡定国讲,何的体育课不及格。所以我对何维凌车祸的解释是,大概是何维凌用他原来的办法开车,先加速追上前面的车,但是在靠近前方车的时候,前方车因为某种原因突然减速,何维凌的车在靠近前方车的时候,车速会很高,因此在前方车突然减速的情况下,何可能的处理方法是紧急刹车,但反应有些慢,因为是双线车道,高速车紧急刹车的时候,车轮会打偏,从而跑到对面的车道上,如果这个时候对面正好有个车过来的话,躲避不及就容易相撞而出事故。维凌的车祸大概是这样发生的,当然这仅仅是我的猜测而已。墨西哥的警察并没有给出具体回答。

何维凌去世之后,从当时他的计划来看,有几件事情要做。一是公司的事情,他去世以后不久,我就离开了他的公司,公司后来怎么样,我不清楚。二是在美国和墨西哥的业务,自然也就停了。三是办一个民间智库的想法,我却没有放弃。终于,在1992年,我所主办的世界与中国研究所成立了。20多年以来,这个研究所跌跌撞撞总算走过来了,也出了不少的成绩。但是我总在想,如果何维凌还在,我们的这个研究所一定会办的比现在要好得多。其实,多年以来,每当我碰到维凌的老朋友们的时候,他们都在感慨,如果何维凌还在,这20多年来的局面一定会不一样。我们都想到一块去了。如果他还在,凭他的能力,整个大局都有可能会不一样,应该是这样的。何维凌走了,天下再无何维凌!

 

那个时代的那个人

 

何维凌已经去世25年了。现在回忆起那些日子,有如隔世之感,记忆已在恍惚之中。25年了,现在该如何看待维凌呢,是不是应该可以盖棺定论了。确实,那个时代发生的事情已经久远了,现在的人们许多已经不知道了。如果讲这些年来的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可以有不同的看法,一是将改革开放开始到80年代底,定为第一阶段,以后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一步一步进步的;第二个分析方法是可以将这个阶段定为改革开放的阶段,以后定为停滞阶段和倒退阶段,是一步一步倒退的。支持这两个不同分期阶段方法的都大有人在,取决于他们观察问题的角度和价值,在这里不争论。但是无论那种方法,对第一个阶段,也就算从76开始到80年代末的评价,基本都是共同的。在这个时期,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百废待兴,百事待举。在经历了长期的动乱和闭关锁国之后,中国要从一个专制、贫穷、落后、封闭的结构中走出来,而当时中国的制度结构也确实松动给了一个调整的机会,不然中国的制度已经无法运转,这个调整带来了中国制度改革的历史机会。这样的制度机构调整,带来了中国全方位的改革,包括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改革,也包括中国思想界的大开放,中国开始重新和外界有了联系的机会。这个时候,中国的知识界重新活跃起来,走在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前列,他们批判旧的制度和政策,引进新的思想,在那个时候,知识分子被鼓励去用新的视角、新的方法去分析我们制度的问题,研究改革的方向,推动新的政策。而最高领导阶层也一改往昔的做法和官僚主义,求贤若渴,礼贤下士,愿意和知识分子来往,希望听到新的想法,新的政策意见。在最高领导阶层的影响之下,各地方领导也开始走同样的道路。在这样的风气,或者是大势之下,中国呈现出一派朝气蓬勃的样子。各种新思想、方法被引进中国,新的思想冲击和整合不断产生。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社会出现了以走向未来丛书为代表的思想群体,和以中国农村发展组为代表的政策群体,都是以年轻知识分子为主。他们共同在思想解放、政策运用上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重大的贡献,起了重大作用。所以那个时代是一个朝气蓬勃、不断进取的进步时代,而那个时代的那些走在改革和思想解放前面的社会精英是时代前进的推动者。中国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那个时代和那些人功不可没。遗憾的是,那个时代的时间很短,只有10多年的时间。之后,中国的制度结构开始重新收紧,这使得那个时代过早地结束了。

(何维凌和赵穗生编著的《经济控制论》一书封面)

从中国历史上看,在20世纪能和这个时代相比的是民国时代。民国时代是一个人才辈出的时代,近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大师们几乎都产生在那个时代。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到文化和艺术,到思想,大师们层出不穷,后人几乎无法可比。但是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大师们产生的背景也都是当时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他们所做的工作,几乎就是将他们在国外的所学所得成为本身的所长,在中国国内加以应用的结果。所以他们在中国是大师级的思想家、学者,但是在国际上看也只是学生而已。从清末开始出国学习,使得他们有足够长的时间来考虑这个工作,也有做够长的时间来做这个准备,所以在民国阶段,他们的光彩表现出来,照亮民国时代,产生了一批星光闪烁的大师,推动了中国进步。

但是,7080年代的人们却是和民国不一样的。他们没有准备,因为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他们不可能到国外去学习,他们对外界也鲜有了解。他们的准备是他们对中国社会基层或底层的了解,对文革的反思,感觉到了中国有改变的需要;他们的学术和思想准备是从图书馆里偶然见到的一些自然科学和更为稀罕的社会科学的著作,以及有些内部读物,这是些零散的断裂的思想片段;他们也没有那么多的时间,也就是制度松动的十多年的时间可以有所作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能在中国成为提出自己独到理论的思想家和大师级学者呢?但是虽然他们在学术界和思想界都不可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却可以成为开一代风气之先的启蒙人物和先锋人物,或者开思想之先,或者开改革之先,推翻了那些貌似真理但却极为不合理的所谓历史定律,并成为改动不合理制度的改革家,成为各方面变革的推动者。民国有大师,但是没有国际大师,他们将国外的新东西引进中国。虽然成就累累,但是无法成为世界级的大师,仍然是时间不够,知识结构不够。这不能责怪他们。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那个时代,给那个时代人的时间仅仅只有10多年,他们虽然引领了一代风气之先,引领了中国的变革风潮,但时间对于他们来说太短了。

何维凌就是一个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中的一位,是那些人中的一位佼佼者,值得让人怀念。何维凌的特点是思想活跃,组织能力极强,进取心极强。他是学物理出身,在方法论上有新的见解,他所主持的方法组,大讲一些自然科学的新方法,并将之用于社会科学的研究和政策研究,虽然现在看来有外行领导内行的嫌疑,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却启发了人们的思路,打破了僵硬的思想禁锢,在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还没有来得及完整地进入中国的情况下,一马当先地引领了中国的思想界。

何维凌待人热情和诚恳,这是他们家的客厅受到知识分子欢迎的一个主要原因。中国的知识分子的一个臭毛病就是自命清高,看不起人,也不会待人接物。何维凌在对客人的招待上却永远是热情的,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何维凌去世多年以后,我也经常想到这个事情,何维凌待人接物的本事我自己认为是远远做不到的。

维凌思想敏捷,对政治极为敏感,也能为别人所想,解决问题,往往能道出别人所道不出的办法,这也就是他能够游走于邓朴方、胡德平,以及一众高干子弟和官府之间的原因。

维凌不甘心于只做一件事情,而是想多处介入,全面开花,因而眼界开阔,这是一个那个时代的人的典型特征。维凌没有局限于只做农村政策研究,而是科技、经济、商业贸易、基金会以及美国、台湾、韩国等各种关系,都在他的运作之中。这也是一种典型的那个时代那种人的开创性格。

当然,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也都有有些毛病。他们有灵气,有担当,有勇气,也有足够的智慧和谋略,他们自然也就会目空一切。这是那个时代那些人的特色。何维凌也有许多的毛病,我也听过许多人对我说这些问题,以至不让我和他来往。我知道他有许多的“问题”,例如人们常讲的好说大话,喜欢自吹自擂,甚至于说他喜欢钻营。作为那个时代的那些人之一,那个时代的风头人物有的毛病他都有,这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一个布衣子弟,因缘际会,凭自己的苏秦张仪之才,能够挂各种将帅印(推动各种改革),纵横于庙堂和江湖之间,出谋划策于太子、公卿和封疆大吏大堂之上,出入于著名学者,以至外国政要之间,谁能够不为此沾沾自喜,吹上一把,碰上亲戚朋友更要大吹大擂,衣锦示人。这本不是什么大毛病,是中国知识分子的通病,何况维凌自己也为之吃过亏、倒过霉。那些本领不够,却认为自己了不起的人们当时又如何嫉妒他,背后又有多少谗言呢?维凌的这些毛病,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在何维凌手稿中的各个人物几乎都是如此。好坏不必多论。

7080年代末,是中国的一个伟大时代,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没有能够在那个时代看到大师级知识分子的诞生,是一个遗憾,但也不是遗憾,因为到现在为止也仍然没有,小人倒是一堆。这是中国的命,因为现在产生大师的环境还没有出现。但是那却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虽然有可能都是流星。但是流星也好,他们曾经照亮了中国的夜空,引领着中国的进步。目前仍然活着的可以不论,已经去世的我的朋友张鄂生、陈一谘、邓英淘、陈子明、白南生、曹思源、张显扬、史天健、邓正来等都和何维凌一样,是那个时代的一群群星,不论他们的亮度有多高,时间有多长,也不论他们都做过什么,最终结局是什么样,他们都曾经在中国改革开放的那个伟大的时代照亮过这个古老、陈旧而又欣欣向荣的中国。

那个时代,那个人,是值得我们怀念的!

 

 

 

 

 


本文链接:李凡;那个时代,那个人——纪念何维凌逝世25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
网友评论:查看所有评论

请在此发表评论
公法评论网作为公法学术性网站,欢迎各位网友积极参与互动讨论,但请勿发表无聊、谩骂、攻击、侮辱性言论。

验证码:

阅读排行
·江绪林:生命的厚度——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这个世界会
·惊出一身冷汗:毛泽东、周恩来令人胆寒的三句话
·余英时谈毛泽东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出版十年
·蒋健:《“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
·罗点点: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 李洁非: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分道扬镳
·有关九一三事件的中共中央文件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自述
·林蔚:重新评价蒋介石——《委员长: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
相关文章
·许良英:幻想 挫折 反思 探索—— 波涛一生的心路历程
·陶太郎:蒋介石为何会在三年之内迅速崩溃
·李凡;那个时代,那个人——纪念何维凌逝世25年
·柳红:八零年代的光荣与梦想
·柳红:那些人与事38:脚踏实地的农发组
·李锐:百年回首
·雷颐:曾国藩对清王朝的预测
·应 星:“宗派斗争”激流下的新德治
·魏 沂:论当代中国的新德治
·萧延中:“文革”的政治思想根源:史华慈论卢梭孟子与毛泽东
公法评论网建于2000年5月26日。本网使用资料基于学术研究之目的,如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即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范亚峰信箱:gongfa2012@gmail.com.欢迎投稿,欢迎推荐文章。
Copyright © 2000 - 2012 公法评论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两足行遍天地路,一肩担尽古今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砥砺意志,澡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