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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锐:百年回首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6-04-19 点击:

  我是真没有想到自己能够活到100岁。我的传记作者宋晓梦说过,我的遭际换在别人身上,可能死过几回了。回首一生走过的路,大体上可以分为五个20年。

  第一个二十年

  头一个20年:学校读书,母亲家教,懂得做人,追求革命。过去在农业社会,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先进、GDP最高的国家。英国800年前产生了《大宪章》,18世纪率先发起工业革命,中国在这场变革中落后了。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后来居上,甲午战争把中国打得一败涂地。在清朝统治时,就有学者、高官去过西方,写有著作。一些有思想的人,看到世界的潮流,想在中国进行变革,我的父亲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他是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是民国时期第一届国会众议员。他的好朋友有宋教仁、黄兴、谭延、方维夏和李六如,前三人是国民党元老,后两人是共产党元老。那个时候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追求是相同的,都要在中国实行宪政,实现民主。五四运动提出科学和民主,这两个东西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中国有的是经验科学,中医就是典型的经验科学。中国两千年所沿袭的秦汉之制都是人治,缺少自然科学,没有民主传统。

  1922年,我五岁时父亲就去世了,但是他对我的影响很大,因为我母亲反反复复给我讲:你的父亲从日本留学(在早稻田大学和宋教仁同班)回来说,日本是要灭亡中国的;在广州参加孙中山的非常国会时,同方维夏、李六如交谈后,觉得共产党是有希望的。这使我从小就不是只一心读书的孩子,心中也装着国家大事,对共产党有好感。后来看到蒋介石、国民党丢了东北,不抗日,一二·九运动时,在武汉大学领导校内和武汉的学生爱国运动,当年武汉已经没有共产党的组织,我们自发地组织了共产党的支部。1937年5月,去北平找上党的关系,不再上学,走革命道路。我的入党时间是1937年2月,80年党龄了。

  母亲对我教育十分严格,进入小学前就已经教我认识了1000字。我在小学跳了班,只读了五年。母亲一定让我进私立学校,在最好的学校读书。我读的楚怡、岳云是湖南办得最好的私立小学和中学,在岳云中学毕业后,由于经济困难,母亲让大姐去上海一所女子体校学了一年,毕业回来教书,月薪80元,我得以上大学。1934年考上武汉大学机械系。当时国民党搞一党专政,一个领袖,一个主义,我思想上非常反感。1937年5月中旬离开武汉大学,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活动。

  恭贺李锐百岁大寿

  邵燕祥

  一行击水三千里,动荡人生追百年。

  忆昔青春曾向北,鲲鹏今日只图南。

  当时磨子潭边客,岂是怀沙泽畔人。

  堪笑狂涛能灭顶,豪情不老欲拿云。

  不拍栏干不倚楼,秦城深锁古今愁。

  紫诗三百书何事,字字发声唤自由。

  史笔功劳第一桩,洞察当世自庐匡。

  暗箱戳绽出真相,云破天青见太阳。

  狂言自供无惭色,洒家无法又无天。

  归宗认祖尊韩李,伤天害理灭人权。

  瞒骗从来假大空,昏天黑地雾盲中。

  多谢先生胆与识,盗火偷光乐启蒙。

  端为人民争自由,寸衷原不在封侯。

  挺身何畏触时忌,无论潮头并案头。

  破浪平江到北荒,投身历史百年长。

  平生无愧智仁勇,三祝先生寿尔康。

  第二个二十年

  第二个20年以革命为职业,为党工作;共产党夺取政权后,为国家工作,创建了水电事业。

  抗战初期,在山东、江苏徐州、湖南地下党,主要做青年工作和组织工作。由于1939年到重庆南方局开青年工作会议,同胡乔木结识,于1939年最后一天到的延安,在延安呆了六年。原来在中央青委工作。随后调到《解放日报》,做国内版的专栏编辑,用过六个笔名,发表过几十篇文章。后来还管社论,也写过许多篇有影响的社论,有几篇写解放区战争形势的,引起总参的注意,以为是哪个厉害的军事评论家写的。《开展吴满有运动》的社论,对延安和解放区当年的生产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

  在延安经历了“抢救运动”,被关在保安处一年半,切身体验了“左”的危害。明明不是特务,非逼你承认自己是特务不可,不承认,就用刑。我受的中等刑:五天五夜不准你眨一下眼皮,旁边站着持枪的看守。我当然不承认,我不能跟着党犯错误。延安一共打了15000多特务。湖南解放时,长沙公安厅搞到唐纵(戴笠的副手)的日记,他们赶紧拿给我看。唐纵在1942年8月23日的日记中说:“延安现在很乱,可惜我们没有一根内线。”唐纵说没有一根内线,我们自己却说特务如麻!我将全部近20年的日记看了一遍,请人记下一本“摘要”。1952年到北京给了杨尚昆,杨将全部日记调来。现在群众出版社出版的唐纵日记摘要中有这句话。

  延安一段最珍贵的是认识了一批人,其中很多成了我终身的朋友,如田家英、周建南、于光远、李昌、韦君宜、丁玲、刘祖春、黄钢等;接触到党的领导博古、李富春、陆定一等。后来都对我人生不同时期的经历产生过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到热河办报,自己独当一面,作报社的社长,对行政能力的提高有很大的帮助。

  1948年2月我跟高岗到了东北,担任他的政治秘书,开始了解党内高层的一些情况。同年10月转为陈云的政治秘书,随同他参加了接管沈阳的工作,并了解东北工业发展的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回到家乡湖南办报,这一时期接触到大量毛泽东早年的资料,写出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初稿。有一件事情晚年想起来觉得十分安慰,就是在土改时,利用了我在湖南省宣传部的一点权力,保护了曾国藩的故居。我通知湘乡县委,曾国藩的故居不准动,因为我知道曾的手稿、书籍等资料都保存在故居里。但是我忽略了左宗棠,他的东西在土改时都被毁掉了,十分可惜。此事也与延安整风时的情况有关,必须说几句。整风是坚持革命,反对改良,尤其批评胡适是大反革命。干部必读书除《联共党史》外,有毛泽东和陈伯达的几本书,有范文澜的《汉奸刽子手曾国藩》。年青时读过曾的“家书”,他的后代,有我的同学好朋友。后来还知道一件事,日本人打下一架美国飞机,飞行员降落在湘乡,即去参观曾的故居,有8个男女会讲英语。曾的长子曾纪泽是驻英国第一任大使,英语极好。1982年我列席书记处会议,讲了这件事。现在湖南已经出版了曾国藩的全集。曾的一生主要作用是消灭太平天国。马克思对太平天国也是否定的。1949年回到湖南后,当时对一事很不以为然,即学校取消英语,感到这将脱离世界。我在中学和大学,学的物理、化学、代数的教科书都是英文的,因为中国当时还没有这方面的好书;大学教授讲这方面课,也是用英语。随后就是“一边倒”了。从中学到大学的政治课讲授,弘扬革命,反对改良,戊戌变法是改良,就是反动的,太平天国是革命的。其实改良、改革在英语中是一个词。

  办了十多年报纸,对那种坐而论道的工作实在有些厌倦。自己原本是学机械的,新政权刚刚建立,内心十分向往为国家建设做些实际工作。1950年陈云曾经写信给黄克诚,调我到他那里工作,黄克诚连信都没有给我看。后来他被调到北京,这才放我离开湖南。我在1952年9月底到了北京,被分配到燃料部管水电。在沈阳时,我跟陈云参观过丰满水电站,当时中国人基本不知道水还能发电,只知道用煤发电。燃料部内也只重视火电。电力系统的苏联专家则劝告部领导:不要大搞水电。这是由于苏联开发伏尔加河,只有300米的落差,修斯大林格勒、古比雪夫水电站,花钱多,效益慢。这时浙江省自己修的黄坛口水电站地质上出了问题,停工了,《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批评燃料部水电领导,我只好代人受过,水电完全没有地位。可是在20世纪前50年,全世界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全都大力发展水电。我首先弄清楚中国的水力资源,乃全世界第一,黄河、长江的落差都是5000多米。那时我坚决依靠国民党资源委员会留下的技术人员,拜他们为师。我知道那些人的学问是硬碰硬的。如陆钦侃比我大四岁,是美国科罗拉多大学的硕士,我请他做我的老师。我到下面工地出差,就带上他一起去,一路上让他给我讲课。还有程学敏、于开泉这些老技术人员,后来都成了我在水电系统的好朋友。原来的局长黄育贤成为总工程师,也是美国留学回来的,文革后到美国去了。瑞典开全世界水电学会,我让他带队参加。很多党内的干部对我看重技术人员,不用老干部,很有意见,后来我倒霉了,我说的那句“老干部不懂技术,就不要老狗挡道”,庐山会议后成了一个很大的罪状。

  庐山会议之前,我在水电岗位上干了8年,把水力发电工程局从燃料部拉出来,变成了部外局——水电建设总局。办了自己的刊物《水力发电》,完成了黄河的开发规划,建成了我国第一座自主设计施工的新安江水电站,(水库千岛湖已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点,还是“农夫山泉”的水源地),在北京成立了勘探设计总院,在全国各大区都建立了勘探设计院,还办了几所水电中专。第一个五年计划争取到新安江、刘家峡、以礼河、狮子滩、上犹江五大水电站建设项目。摊子铺开,水电正是可以好好干的时候,就因为与林一山在三峡工程上的争论,到南宁会议上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各自意见,被毛所赏识,当了他的兼职秘书,参加了1959年的庐山会议。否则,我不是中央委员,没有资格参加那个会。从庐山下来后,我自己的人生进入长达20年的磨难,中国的水电事业也受到重创,水利电力部打出了一个全国范围的“李锐反党集团”,我还是另一个三反分子:反水利、反火电、反三峡。文化大革命中,钱正英更是撤销了几乎所有的水电勘探设计机构和学校,只有成都院和云南院顶住了,没有解散。等到文革十年浩劫后,我再回到水电岗位,已经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58年初的中央南宁会议上,我批倒林一山立即上三峡工程的主张之后,毛泽东同意我提出的电力方针:以水电为主。水利、电力两部存在工作矛盾,以两部合并解决。直到70年代,毛泽东一直不同意三峡工程上马。文革之后,两部终于分开,得以恢复水电机构。由于邓小平赞成,三峡工程终于上马。有名的水利专家黄万里是坚决反对三峡工程的。他有遗言:一百年后必然出现大灾难。

  水电是我一生工作最长的岗位,先后11年,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也留下了无尽的痛心和遗憾。我特别要对自己赞成修建三门峡工程说一句:主张那个工程,我是错误的,清华教授黄万里和青年技术员温善章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是正确的。

  第三个二十年

  第三个20年,就是倒霉了。庐山会议后我被开除党籍,流放北大荒,差一点饿死。我是庐山会议所有受处分人中被处罚最重的。安子文曾两次派人同我谈话,希望我能自救,留在党内,但我同意开除。党性与人性发生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我服从人性;党犯错误,我不能跟着犯错误。1962年七千人大会后,被分配到安徽大别山中的磨子潭水电站,那个电站是由水利部管的,故意不让我呆在水电系统内,实际上被软禁在那里,当个文化教员。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在单人牢房里关了八年。西方人的法律,除死刑外,这是最重的刑法,因为人在单间牢房里关久了会神经错乱。 42岁到62岁,是人生最能干事情的20年,几乎完全被荒废掉了。不过这20年里还是做了两件事:一是修改充实了那本《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二是在秦城监狱做了400多首诗,脑子因此没有被废掉。1979年我复出后,《人民日报》的袁鹰选了30多首,在1980年1月19日整整登了一版,影响很大。1980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了我的《龙胆紫集》,1990年辽宁出版社出版了我在湖南那本书的基础上修改充实的《早年毛泽东》,算是在倒霉的20年里还做了有益的事情。当然,在这20年里开始思考一些问题,但是还不敢反思马克思主义。

  第四个二十年

  第四个20年,恢复工作。先是回到电力部,极力恢复水电的功能,还当了能源委员会的副主任。1982年我65岁,退下来后,被陈云派到中组部组建青干局,培养党的高层接班人,随即参加中共十二大人事小组;在组织部参加了选拔第三梯队和清理省部级班子工作。没有这一段经历,我当不了中央委员,中顾委委员。

  在这个20年里,所做的另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在胡乔木的催促下,完成了《庐山会议实录》。这本书是在1989年初由中央党校春秋出版社和湖南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的,起初只印了5000册,内部发行,后来由胡乔木批准,转为公开发行。出版的时间很巧,再晚几个月就可能永远出不来了。这本书的影响很大,钱钟书、肖克和张爱萍都给我写过信,对这本书的历史价值给予肯定。全国各地群众和普通党员的来信就更多了,很多人拿着盗版的书到家里来,让我签字。我自己也觉得,这是一生中出版的书籍中最重要的一本。中国古代有发达的史学: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开创了秉笔直书的传统;司马迁撰写史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开创了独立思考的传统。我写这本书,一是记录下当代历史事实,二是以史为鉴,认清教训,即弄清事实与认识。

  第五个二十年

  最后一个20年,就是思考研究问题,发挥我的老年余热,也完成了一件具体的工作。2000年12月14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央卷)由中共党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我是1984年离休,1986年2月从冯文彬那里接手负责编辑中共组织史资料的,这是一项极其浩大的工程,中央、省、地、县,分四级,一共3067部,总字数逾15亿字。我担任中央卷主编,共19大卷,干了整整12年。通过这些资料搞清楚了中共历史上的许多问题,譬如早期的抓AB团,一共杀了十几万人。文革后肖克提出AB团问题应该重新审查,是一个大冤案。中组部专门成立了一个班子,经过一年多的调查,写出了一个结论报到中央,因为王震不同意而不了了之。好在当年的原始资料都在“组织史资料”中得到保存,我相信后人一定会把AB团这些问题搞个水落石出。关于AB团的问题,黄克诚对我谈过,要杀他时,是彭德怀救了他。胡耀邦同我谈,他入党不久,就要杀他,是冯文彬把他救了。中共历史上的其他很多运动,譬如延安的整风抢救运动、山东的肃托等等一系列运动,有了这些资料,后人都可以心平气和地、客观地进行研究,作出结论。

  《炎黄春秋》1991年创刊,邀我担任编委,从2006年起,我担任《炎黄春秋》顾问。不久前单位有人劝我不要再当这个顾问,我坚决拒绝了。不是说老有所为,发挥余热嘛。我担任顾问就是要发挥余热。参加《炎黄春秋》每年的新春茶话会和各种讨论会,让我结识了很多比我年轻的朋友,这些朋友懂电脑,会上网,信息比我灵通多了。跟他们的交往让我能够及时了解国内外最新的信息,虽然坐在家中,并不觉闭塞,依然耳聪目明。人活着不只需要衣食住行,还需要精神家园。我现在的精神家园就是《炎黄春秋》。让我离开这个精神家园,我绝不接受。好在劝我不当顾问的人后来没有再说什么。我最好的朋友田家英在文革中自杀了,黎澍、李慎之、韦君宜也走了好些年了,最近这几年,黄乃、朱厚泽、李普、于光远、胡绩伟、项南、任仲夷、陆钦侃、程学敏、谢韬、杜润生这些思想一致的党内外老朋友都陆陆续续地走了。人活着总要有些朋友嘛!

  我这辈子在党里生活了80年,跟党的高层领导毛泽东、高岗、陈云、周恩来、胡耀邦、赵紫阳都有过较为密切的交往,跟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亦有若干交集。我对毛泽东做过专门的研究,共写过关于他的五本书。很多人并不把我看成官员,而认为我是研究思想理论和党史国史的学者、研究三峡问题的专家。不幸的是,近十多年来我的书在内地出版受阻,就连原来公开出版过的《庐山会议实录》等,尽管仍然有很多读者需求,也不让再版了。我回忆一生经历的港版《李锐口述往事》,女儿带回来56本,被海关扣留,女儿打官司两三年,现在还没有解决。这让我痛感学者需要宽松的文化环境,落实依法依宪治国并不容易。

  我有一个好老伴,尽管她的年龄也大了,身体不好,但是对我的照顾无微不至,她是我的护士、医生和政委。她治我的哮喘痼疾,三次心脏病送医院抢救。91岁那次到医院抢救,必须支架,不支架危险,支架也危险。她主张支架。在手术台上我吟了一首诗:虽安起博器回生,依旧心中不太平。妙手又将支架搭,仍留老骥续争鸣。我现在还可以坚持游泳,下围棋,读书,写文章,思考问题。可以限制我的书出版,但是不能限制我的头脑。只要我活一天,就会继续思考一天。

  我在这个楼上住了37年,主要研究三大问题:人类社会进步靠什么?共产主义应该怎样理解?共产党本身该怎么改革?人类社会的进步靠什么?五四运动时中国知识分子就认识到:靠科学和民主,这是普世规律。慈禧太后晚年其实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停科举,办大学、办洋务,想搞君主立宪。共产党后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就取了“阶级斗争”四个字,变成了高举的大旗,消灭私有制,反对资本主义。其实在西方,马克思只是一个学者,他的理论只是一个哲学流派。共产党开始以反对蒋介石的一个领袖、一个党、一个主义的宣传,吸引了我们一大批年轻知识分子,加入它的队伍。我的好朋友黎澍没有去过延安,对问题的看法就与我不同,比我敏锐很多。1949年他一进北京就对我说:“这不是太平天国吗?”因为那时毛泽东住进中南海里了。中国的历史长期是干掉一个皇帝又出一个皇帝。但是中国也有孔孟之道,“民贵君轻”,“温故而知新”。

  我去过世界十多个国家,帮助我思考问题。上世纪50年代去过苏联两次,吃不到鸡蛋。1979年后去过十个国家,其中美国去过三次。1989年第二次是哈佛大学请我去参加研究当代历史的会,有学者谈苏联最晚2017年垮台,我还不能接受,结果当年就出了问题。我们党的高层领导,只有张闻天、饶漱石去过美国。

  我一生笔耕不缀,从16岁写左翼小说《走》,到现在将近千万字。已出版《李锐文集》19卷,约500万字,日记、书信等约200多万字。别人写我的书也有几种。《光明日报》记者宋晓梦采访近百人,在香港出版了《党内有个李锐》,在内地出版时更名《李锐其人》,并请张爱萍题写书名。女儿李南央也加入研究行列,她写了影响很大的《我有这样一个母亲》,编辑了《父母昨日书》,与丁东合作整理《李锐口述往事》后,还出版了《我的父亲李锐》。80多位学者、作家、朋友评论我的文章诗词曾合集为《大哉李锐》。海外也有一些学者对我进行研究,曾在日本驻华使馆工作过的及川淳子女士,以我为研究课题,在日本获得博士学位。

  回首一生,我对得起历史,对得起党,也对得起自己。当然,我最关心的仍然是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家。我88岁时的自寿诗中有一联句: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我已经出版的一本书的书名也是《何时宪政大开张》。

  前几天早晨醒来,想出了两首诗:

  “双百”方针刚起头,忽然反右乃“阳谋”。

  自夸无法无天也,文革十年到死休。

  阶级斗争狠狠抓,秦皇马列管中华。

  个人崇拜成功了,邪教焉能治国家。

  (在英语中:个人崇拜和邪教是一个词)

  我们现在不是谈中国梦吗。一句话:中国不能脱离世界,也脱离不了世界。有普世规律,世界在进步。周有光老人的话我是同意的:“中国不能同世界脱节。”因此,我不悲观。

  2016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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