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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 星:“宗派斗争”激流下的新德治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6-03-29 点击:



——西南一个山村土改时期的故事

  应 星*
   
   摘要:如果说西方现代性的历史是一部将权力伸展在每个人身体上的历史的话,那么,中国1949年后力图把德治的原则烙在人的身体上,它不仅仅要有效地实现社会整合,而且要达到塑造新人的根本目的。土地改革就是中国乡村实行新德治的开端。本文用口述史资料研究了西南一个村庄土改时期的一场“宗派斗争”风波,以此重新理解中国乡村所要建立的社会伦理新秩序及其所产生的复杂的历史效果。
   关键词:身体 新德治 土改 口述史

   一
  本文是对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新传统的一项研究。所谓“社会主义新传统”,是因应于近代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总体性危机而生的。粗略而言,中国近代社会以虽破旧、未立新为基本表征的总体性危机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由于现代化启动的迟缓,面临列强环伺、挨打受欺的局面;由于士绅阶层的瓦解,造成社会整合困难、呈现一盘散沙的状态;由于传统道统失序,带来人心难以安顿的问题。因此,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主义新传统也就体现在这样三个方面:独立自主地开展富国强兵之宏业;建立具有高度社会控制和动员能力的“总体性社会”体制;重建道统、铸造新人。
  以往的当代中国史研究大多强调社会主义新传统的前两方面,但其实这种新传统最关键的特征在于重建中国社会道统的努力。在这里,我们要看到两方面的背景:
  一方面,从中国传统的道统来说,是以亲情为原则、以血缘共同体为基础的;另一方面,从西方现代社会来说,在政治上,它是非常表面化、不直接涉及人心的政治,以个体的自我保存为基础和出发点,而在人心上,则另由宗教来担当,使得在陌生人中建立友爱共同体得以可能。
  中国道统的重建即是在中国传统的血缘共同体已经被打破、西方的宗教又难以在中国社会普遍生根的背景下开始的。我把这种新的道统称之为“新德治”。[1]
  简略说来,中国当代社会建立新德治的努力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重新处理集体和个人的关系,既不以西方的个体为基本单位,也不是以传统的血缘家族为基础,而是试图在去自我、去家庭、去血缘的基础上建立以“人民”概念为核心的一个共同体;其二,彻底颠覆传统的社会地位结构,将原来在政治上最边缘的群体(比如农民)塑造为国家政治的主体;其三,也是最重要的,新德治不仅在德的内容上与传统德治有着本质的不同,而且在治理的技术上也与传统德治有着重要的不同:传统的德治首先是针对士大夫的,是靠君子的自我修行;而新德治要普及所有的人民,它贯穿了一整套“塑造新人”的治理技术。
  本文不是对新德治的理念的研究,而是对新德治在土改时期的具体运作机制及其效果的研究。本文所关心的基本问题是:土改时期国家是如何在乡村社会去“塑造新人”的?对新人的这种塑造与现代国家治理技术的发育是什么关系?这种塑造与原来的乡土传统会发生什么样的遭遇?在新德治的政治架构中,农民具有什么样的心态反应、精神气质和行动策略?
  本文是根据我对中国西南一个普通的汉族山村的田野调查写成的。我把这个村落取名为“柳坪”村。[2]本文所用的材料来自对该村所作的口述史研究。1997—1998年,我在柳坪村访问了近30位65岁以上的老人,整理了近100小时的录音磁带,还专门访问了1950年代初柳坪村所在的区公所的区委书记。
  
   二
   
  公元1951年,当新生的革命政权正在整个华夏大地展开它轰轰烈烈的历史的时候,中国西南地区平县一个偏远的小山村——柳坪也开始进入了绵长的多事之秋。
  平县位于长江上游地区、重庆市以东 359公里处,幅员广阔,连山带江,道兼水陆,县城临江,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长江由西向东中分县境,境内航段长达68公里,南、北各两条可行船的支流,水系密集深切。县境为盆中丘陵向盆边山地的过渡地带,山体构造复杂,岭壑纵横,海拔高低悬殊达1714米,其土地构成特点可谓“七山一水两分田”。
  平县历史悠久,人口密集。明末的战乱曾造成平县人口锐减。但自从清代康、雍、乾时期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移民迁来平县后,平县的人口又迅速膨胀起来,到1950年已经达到了66万人。人多地少的矛盾从清中后期越来越突出。平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区,工业化、商品化和现代化的水平都很低,农民的生活一直相当贫困。村里主产玉米、红苕、高粱、马铃薯、小麦和水稻。
  柳坪村位于平县县城西北50公里处,属中低山丘陵。村落由许多分散的坝或山间平地等小聚落组成。村落的中心区域位于从明同坝到曹家冲、杨柳湾一线。以北,是山高坡陡、人稀物穷的牛家沟;以东紧靠长江的一条支流——梅溪河,俗称大河,与白杨村隔河相望;以南是地势较为平坦的明月坝,与山阳村相接,村民到河对岸的山阳场镇及去县城都得经过设在山阳村的渡口;以西是一个名为走牛梁的山梁。曹家冲是全村的政治中心,也是赵姓人的聚居地;明同坝和明月坝是全村土地肥沃、富户集中的自然村,主要是李姓人的聚居地;全村另一大姓严姓则散居在明同坝以北的广阔地带。在历史上,明同坝以北(含明同坝)被称为“上保”;以南被称为“下保”。全村山梁高度从100到600米不等。在曹家冲的山梁上有一个寺庙,名为山神公,是村民拜土地神的地方,也是全村聚居议事的处所,后来成为村里儿童接受启蒙教育的学校。
  柳坪村在民国时期被称为平县驯鹿乡第八保。共产党掌握政权后不久,废保建村。第八保因多杨柳树,故被命名为柳坪村。参见柳坪村示意图。
  
  柳坪村示意图
  由于长江上游的宗族大多是清代以后重建的,因此宗族的规模和影响相对都比较小,家庭结构也偏小。[3]柳坪的情况正是如此。保里三大姓——严姓、赵姓和李姓均系清代移民的后裔。严姓系湖北大冶移民,康熙年间迁来;赵姓系江西移民,1733年迁来平县,又过了若干年迁来柳坪;李姓也是清代从外省迁来的。因为现在的村落是清初才形成的,所以,宗族势力很弱,各姓均没有建宗祠,也没有族田。村里的宗族矛盾是并不突出的。
  学者们在关中、华北的研究发现土地的租佃率是非常低的,[4]而即使是租佃率较高的长江三角洲和华南,村庄内部的社会分化也不是发生在地主和佃农之间。[5]那么,长江上游地区的情况又如何呢?当初,清政府为了在这一地区招徕垦荒,一度放弃维护“原主产权”的政策,从而使地权分散,许多农民变成了小土地所有者,加上人口不断膨胀,耕地不足而析产分居,这就使小农经济成为这一区域的主体,阶级分化也不明显。
  从驯鹿乡第八保(柳坪)来说,全保到1950年时共有260户,1330人,田产白米3878石,地产白米1942石,每户平均5.1人,人均占有出产4.334石米的田地。保里土地分配并不悬殊,最大的地主、有“严土地”之称的严太元收租也不过三十多石米。地主、富农人均占有的土地产量仅是贫农、中农人均占有的土地产量的3.76倍。[6]显然,土地占有这样平均的情况使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冲突并不严重。
  而且,许多村民在访谈中都说,许多富户人家受过不少教育,为人较讲“天良”。比如,严太元就因此有“严菩萨”这么一个外号。
  中国的“良心”概念之所以也被称作是“天良”,是因为“良心”、“良知”不仅是道德之知,而且是天赋之知。如孟子所谓:“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7]但这种天赋并非人皆有之。所谓良心或良知首先是士绅阶层成就圣贤人格的体现。孔子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8]“天良”不仅使严太元这样的传统读书人自身以圣贤人格为追求,而且也塑造了一个和睦有序的社会氛围。在传统的乡村社会中,国家的礼治秩序正是通过乡村精英阶层的修身而在普通农家那里发挥示范作用,从而在村落范围内形成了某种意义上以个人关系和社会责任为基础的道义共同体。[9]当然,农民的道德良心与乡绅的道德良心并不完全是同源的。按照斯科特的说法,农民的生存伦理是植根于保证自身的基本生存需要。在生存根基薄弱的情况下,安全成为他们生存的第一需要,故此,他们会尽可能地回避各种风险和冲突,以防止任何“使人陷入灭顶之灾的细浪”。[10]但无论是从乡绅的追寻先贤来说,还是从农民的回避冲突来说,都表明村庄内部矛盾并不突出,暴力冲突更是罕见。[11]
  然而,我们在作土改口述史研究时却发现,就在柳坪这个宗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不突出的村庄里,1951年初却着实闹了一场异常激烈、致人死地的“宗派斗争”。这场斗争的风浪是如何突如其来的呢?
  第八保解放前的最后一任保长是赵伯举,但赵伯举为人较为本朴,不善言辞,而且当保长的时间也很短。保里在解放前政治上更活跃的人物是前任保长孙玉林。
  孙玉林是下保人,而且是保里的小姓。他在外乡虽然也有一小块地,他在本保的土地却是向保里的富户李焕景佃的。尽管孙玉林又把地租给其他村民去种,但他毕竟只是个二地主,在经济上是没有多少地位的。小姓,无地,却又爱抛头露面、吆三喝四,这就使孙玉林成了保里的富户们推出的理想的保甲人选。
  按现在通行的看法,保长一般并非地方上的实权人物,他们往往只是地方豪强的代表,作为地方士绅与国家权力间的缓冲人物。[12]不过,处在地方社会与国家之间的夹缝中,既可能是两面受气,也可能是左右逢源——其间的差别则要看保长的周旋能力。尤其是随着20世纪国家政权不断向下延伸,赢利型经纪模式替代了村庄原有的保护型经纪模式,有更多的土豪、无赖窃取了各种公职,成为乡村政权的主流。他们充任公职常常是为了追求实利,甚至不惜牺牲村庄利益。[13]保长虽然没有多少正式的薪俸,但他通过征粮款、拉壮丁等关节上的运作有许多私下捞取油水的机会。何况,当保长还可能有经济之外的好处,比如说对那些好色之徒而言,这个职位就能为他们欺男霸女提供一些方便。
  在第八保前后几任保长中,算孙玉林这个保长当得最为滋润了,可谓是财色双收。后来他又被乡里看上,当上了驯鹿乡乡队副(相当于今天的乡武装部长)。乡队副这个职务要干的一件主要差事是负责在全乡抓壮丁,这使孙玉林势必要得罪许多人。但孙玉林在这件事上并非平均使力。第八保的上保与下保之间一直存在着明争暗斗,上保历来是全保的政治中心,而下保则因其平坝较多、地势有利而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孙玉林本来是上保的地主李焕景的客户,但他本人却是下保人,而且因为李焕景的家境一天天在败落,所以,孙玉林就渐渐不大把李焕景和上保放在眼里,在征粮、征兵上都比较偏袒下保,而对上保逼得比较紧。由于孙玉林在乡里颇得乡长的赏识,李焕景虽然心里恼火,但一时对他也没有办法。
  1949年12月16日,共产党接管了县政权。1950年,共产党对民国时期全县36个乡镇及其基层乡村的保甲建制暂时都没有变动,只是将县与乡镇之间职权较虚的3个指导区改建为具有实权的5个区,新政权的政策主要依靠区公所来贯彻和推动。驯鹿乡所属的区为山阳区,区公所驻地在山阳场镇上。
  共产党在山阳建立起区公所后,原驯鹿乡乡长立即作为地下党认定的恶霸地主被抓了起来。乡队副孙玉林本不算什么地主,他本人也并无太大恶绩,只是喜欢在本保干些男女苟合的勾当,间或还做强占民女之事,但这些似乎还不足以将他作为立即镇压的对象。因而,1950年12月新上任的驯鹿乡长兼乡农会主任李西明提出留任孙玉林为乡队副时,区公所没有表示异议。李西明并不是共产党员,而是第八保下保的一个贫农。为什么区公所同意八个保推举李西明来当乡长兼乡农会主任呢?因为那时山阳区的共产党员还极少,农民又没有被充分发动起来,在地主出身的人被逐出乡政后,那些出身贫苦、能说会道、在地方上有一定人望的人就被推起来暂时填补这个权力的空当。李西明出身贫穷,富有口才,是地方帮会组织的头目(位居“汉流大爷”),因而被区公所确定为驯鹿乡新旧乡政交接的过渡人物。第八保中农出身的乡村医生严本立也因为这种原因被选为保农会的第一任主任。
  国民党乡长的倒台让孙玉林心里有些慌张。尽管他得以留任,但他已有了某种不祥的预感。他必须想法控制局面,继续保持他在乡里和保里的政治影响,或至少是免遭打击。孙玉林与新乡长李西明同为明月坝的人,平素关系不错,这是他谋求自保的一个有利条件。这时发生的陈邦友事件表明了孙玉林的政治影响还依然存在。当时任保农会武装队长的王保卓是这样回忆前后经过的:
刚解放的时候,保长是赵伯举。赵伯举当保长当了几天,一个月后就变成了农会,现在农会主任还在呢,就是严本立哎。他是开会选出来的。我(当农会主任)在他之后。他当农会主任,我就当民兵队长……。这是一个阶段。这一个阶段为什么过后他们就垮台了呢?就是村里头闹宗派,闹宗派是哪个回事呢?你听我来摆给你听。
这个人叫陈邦友,陈邦友是个复员退伍军人。那个时候我们村里头有个恶霸,叫做孙玉林。下头(指下保)还有个李西明。他们几个呢,就与李焕景几个一扯起(意即相互关系比较紧张)。扯起过后呢,那个李西明那时候是驯鹿乡的农会主任,他就与孙玉林他们几个关系比较好。这样呢,他就说,这个人就安(置)不得。那个时候他们有一种变天思想,就认为共产党只有两年半的天下,有了共产党就没了他的事噻,就不同意安排到他走牛梁。(王保卓问陪同访问的一村干部:)你记不记得向道富那个媳妇?向道富的儿死了,死了嘛就有个寡妇,人家就要介绍陈邦友,就是复员退伍军人嘛,就要安置来跟她结婚,安置在走牛梁。他们就不同意安排,不同意安排,这就搞扯(闹矛盾)起来了。农民呢,就拥护这个复员退伍军人。过后就没有闹赢,这个人走了,不晓得安置到哪儿去了。就这个一扯起过后唉,李焕景呢,就是孙玉林的老板,就是(因为)这个一扯起的。李焕景就到区政府里去告,告孙玉林。几告几不告,结果把孙玉林也弄去关起来,把李焕景也弄去关起来。双方面都弄起关起了。他们回来就被选掉了。[14]
从这段话可以大致看出来,王保卓所说的“宗派斗争”实际上包含了三种性质完全不同的紧张关系:乡队副孙玉林与地主李焕景的紧张;下保与上保的紧张(王保卓话里只提到了“下头”,即明月坝,而没有提:“上头”。实际上,对陈邦友安置落户给予最大支持的,并非王保卓所用的一个含糊的指代——“农民”,而是与下保相对的上保);孙玉林等旧政权人物与新政权新人物的紧张。
前两种紧张是过去时代留下来的:第一种紧张反映了旧时代中地主士绅与其政治代理人在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之间可能存在的裂隙。在以往的研究中,人们大多简单地认为保长是地主利益的代言人,而没有看到这两类人之间既合又分的复杂关系。尤其是随着20世纪以来国家政权不断的内卷化,日益官制化的乡村政权越来越依赖正规化、官治化的行政机构,越来越脱离乡村自治的社会文化网络。这不仅造成了杜赞奇所说的乡绅“退位”,[15]即越来越逃离村中公职,而且,还造成了乡绅逐渐的失控,即他们已越来越没有力量在幕后操纵村政了。
第二种紧张反映了旧时代中因为自然地理、人口历史、宗族等因素造成的村内宗派争斗。在柳坪村,我们可以看到纯粹由宗姓引发的矛盾并不突出,而地理分割和历史渊源造成的上保与下保之间的紧张倒是比较突出的。下保占据了大量良田,而上保则是全保的政治中心所在。上下保的紧张在这种经济与政治的分治中倒也可能达到某种平衡。但孙玉林作为下保人出任乡公所要职,在某种程度上打破了这种平衡,不免引起上保人的不满和焦虑。
而第三种紧张反映的是旧时代的政治人物对新政权和新人物的抵触情绪。显然,孙玉林完全没有看清形势,心里对国民党政权的卷土重来还抱有幻想。
在这三种紧张关系中,只有第二种紧张属于宗派斗争。但这三种紧张关系在是否同意陈邦友来保里倒插门落户一事上扭在了一起。
有意思的是,在这一事件中最起劲的竟是孙玉林的老板——李焕景。他并没有意识到新政权对地主的打击方向,而只是瞄到了新政权铲除旧政治势力的苗头。他因此期望利用新政权来消除他的心头之恨。
李焕景的这个期望倒是很快就实现了,但他没有完全想到的是这个事把他自己也套进去了,落下了“地主不老实”的把柄。
村里1950年后的一个重要政治人物梁少德的回忆证实了王保卓的说法:
他(李焕景)本来就是想整孙玉林,孙玉林原来是他的客户,孙玉林当保长,但是啊,政治权力比他老板的政治权力要大,……他(李焕景)就经常跑到区公所,向区长啊,么子(什么)这些人,就说某某人的(问题)。当然那个上面派来的干部,他分析能力啊,知识各方面要那个(高)一些噻,有些事情过后还是要挖根子哈,就挖啊,就把他各人(自己)套起哎,孙玉林刹角(结果)也是被弄去了的。
王保卓在话中有“几告几不告”一说,表明陈邦友事件只是村里这场复杂的“宗派斗争”的序曲。王保卓接着在口述中就作了补充的介绍:
  他们一扯皮(闹矛盾),刹角(结果)就把他们弄去关倒。这关又是啷个回事嘛?就是民主建政选村长的时候,就在学校里,村里开会就在学校里。他们一联合起来,过后嘛,就来选嘛,他们就主张选孙玉林他们一伙人。但是一选嘛,就没有搞成器(成功)噻,结果就把孙玉林弄到山阳去了。过后呀,我是民兵队长,他们要去把他弄到山阳去一关,就要我这个民兵去送。这一送啊,牟之叶他就来把我反咬一口。他们就把牟之叶一起捆起来。送到区里面过后啊,区里就问牟之叶:“是哪个把你捆起来的?”牟之叶就说“是他”(指王保卓)。(区里说)“如果真是他的话,那把他也捆起来要不要得啊?”老实(感叹语),他(指牟之叶)就跑到街上买了一把绳子,把我捆起来。区里面的领导就(对牟)说“你知法犯法。他(王保卓)把你捆起来是捆错了,你就倒把他来捆起?”(于是)就没有捆成,就把我留在(区公所)那儿。
  这一留在那儿,那时候孙雨恒,我到如今我都还记得,孙雨恒就是孙玉林的一个隔房的弟弟,自己人。他也在区公所,他就知道这些内情。那时候就是王子云,王子云是审判官,区头的审判官。他的权也是,一审判,该管该杀的,他一句话。晚上他就把我喊去就问,村里头是哪个去哪个来的(怎么回事)。我就把这个详细情况跟他介绍了。我跟他一说,他就把我放回来了。放回来,第二天一早,那时候的,像现在的,区大队(武装)就派人来把孙玉林捉起来了,捉起来关起后来枪毙了的。(笑)
  这是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把他一枪毙了过后,领导啊,各方面就晓得我这个人忠诚,老实,能够主张正义,刹角就选的我是村长。
  王保卓所讲述的是在1951年3月废保建村期间村里发生的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但在他的记忆中,捆孙玉林、捆牟之叶,还有捆他王保卓,这一系列的事情被煮成了一锅粥,前后的逻辑比较混乱。另外,他的这个讲述还有几个说不清楚的地方:牟之叶是什么人?为什么在村里开会的时候,是他站出来与孙玉林斗?对孙玉林从抓到审最后到毙的过程到底是怎样的?
  在抗战时期当过第八保保长、在1950年前任驯鹿乡乡民代表的赵云龙的回忆提供了更多的细节:
(问:那时候的牟之叶你还记不记得起啊?)牟之叶,牟之叶啷个记不起呢?……牟之叶带起罗立品他们抓孙玉林的时候,他们贫下中农起来去反的,是牟之叶他们检举的。(问:听说我们这个村那时还发生了宗派斗争?)宗派斗争就是刚解放的时候。那时啷个点经(怎么回事)呢?就有这么一个道理。我们这个坝子就有一个孙玉林——我们原来属于驯鹿——当过乡队副,由原来的保长提升去当乡队副。牟之叶原来是一个甲长,他起初与孙玉林关系好,他们是干老舅,(但)他两个后来一下搞不拢(关系不好)。当保长,当甲长,为点言语搞冲(突)了,刹角(结果)就搞了宗派斗争。(问:他们为什么搞不拢?)他那个也,本来那个时候说是宗派斗争,实际上是个小小(事),(笑)。哪里(会)为好大么子(什么)事?拉个小小集团。一个保里面(很不屑的口气),几个人这个扯那个扯。他(牟之叶)是检举,孙玉林等于是个恶霸,这个人去检举他的材料,就是这点经(这么回事)。
孙玉林是镇压了的。(村里旁听者补充:他主要是民愤有点大。)孙玉林也没有干过什么,当个乡队副。他那个人嘛,平时做事,对地方,有点这个,(笑)。(村里旁听者补充说:他那个时候主要是作风不正),他就是一点点这个——其实在这里说句老实话,他也没得格外好大个事,就是作风上,地方上有些埋怨他,就是这点经。孙玉林就串一部分人,他怕解放了吃亏,简单的说,他就怕检举,他想找人来保护他。牟之叶,(还有)原来和他有过节的罗立品,以他们两个为主来检举他,是他们两个找起贫下中农来检举孙玉林。孙玉林刹角(结果)就被抓起,被镇压。
  赵云龙的讲述带出了村里这场“宗派斗争”中所包含着的第四种紧张关系: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个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孙玉林与牟之叶都是下保人,又有亲戚关系,还曾是上下级(保长与甲长)关系,两人又都有些泼皮无赖的习性,所以,他们原本关系走得很近,以致于许多村民在回忆中将他们两人都混成一伙人了。孙玉林到底为什么与牟之叶发生冲突的呢?孙玉林与罗立品的私怨又是怎样结下的呢?赵云龙没有细讲,或者他有些不屑于讲,但我们在梁少德和另一个村民向天权那里找到了答案:
  “牟之叶要说也是个穷光蛋,但是这个人啊,他是胆子大,那就是不怕你么事。但是他也不识文化。那时候,过去,解放前他们都是——本来牟之叶原来跟孙玉林是比较好的,孙玉林当保长,牟之叶当甲长,是上下级关系。最后他就是说孙玉林乱搞。就说牛鞍山有个女人,但是孙玉林也在那儿走啊,牟之叶也在那儿走,就是他两个就在这个高头(上面)患了隔塞(闹矛盾),结果孙玉林就把他的甲长搞掉了。过后,牟之叶就要整孙玉林——你又当过保长,又当过乡队副,你还有点田地,写的(出租给)别个的,说他是地主——他在土地改革的时候成份定的是地主噻。”
“牟之叶跟孙玉林两个,孙玉林原来有些恶(逞强),他们两个你也想把我弄倒,我也想把你弄到……罗立品斗孙玉林,(是因为孙)把他女儿糟蹋了。以前不敢说,解放后才起来,等于是要诉苦嘛,他还(在区长面前)跪到不起来,(要)区大队嘛,说要把这个人镇压他,他才起来。”
  至此我们才弄明白,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之间的紧张关系来自身体上的怨恨。不过,这种怨恨的根源在牟之叶和罗立品那里有些不同——牟之叶是为女人与孙玉林争风吃醋,结果被孙玉林弄掉了他的甲长职位;而罗立品则是为女儿被糟蹋而雪耻。
  保里的这场“宗派斗争”,其实质可以用当时的一个武装队员严和烈的说法,是围绕孙玉林展开的保孙派与反孙派之争。在保农会在山神公庙开会筹备废保建村时,反孙派与保孙派展开了激烈的交锋。最有戏剧性场面的是,牟之叶正在控诉孙玉林的好色之罪时,一个妇女愤而出手。且听严和烈的讲述:
开着开着就打起来了,就打他们那边的人噻。保孙的就是下半截的(指下保)占大多数嘛,他们脚下那一半截就想保孙玉林噻。恨孙玉林的有牟之叶哦。我们这儿的江国秀哦,女的噻,她们(就)甩了牟之叶的耳巴子(耳光)的嘛……牟之叶说他(孙玉林)奸淫霸道啊,好一点的妇女,他就看得,就不放过……江国秀这些妇女就去打他的耳巴子嘛,说他不该说嘛,说孙玉林这个人是个好人嘛……就是这个闹成宗派的。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叫江国秀的妇女起来打的不是被控诉者孙玉林的耳光,竟是控诉者牟之叶的耳光。不知她当时除了为下保人孙玉林申辩之外,是不是还在想:你牟之叶又算是个什么货色呢?
  主持会议的农会主任严本立根本控制不了局面。另一个武装队员黄光福回忆说:
  严本立是个本分人,他当农协主席嘛,就是只能够顶盘(放在台面),那出主意,打前呀,他不得行。各个(大家)相信他,这个人牢靠,是不是哈,是这样个意思。这样一来啊,他们(指孙玉林等)来篡权呀,这样做呢……罗立品他们这些人呢……就说不要地主富农参加农协会。好……格老子他们几个掌权的,就是幕后指挥,就是赵云龙他们嘛,(就)喊把他们抓起来,把牟之叶他们抓起来。过后,就喊往区里面送。我那时啊……还不明真相,那时候,就一送送到山阳区。那一送去过后,李区长,他又不说么子(什么),就把你送的几个武装哈,人的面貌他都看得到嘛,那地主还是个地主相……我们这些下力的,他把我们的手板摸一下,(说)“你们各转去转去(回去),而且呢,捆紧一点,好生捆起来,把这些地主富农,反革命恶霸好生捆紧一点。”好,那个王保卓啊,他是个武装队长。他(李区长)说是哪个叫捆的?(有人)说是武装队长捆的。他说“你们去买点索索(绳子)来,把他也捆起。” ……那时候,街上卖的棕索(棕绳)又多噻,就买了,把他捆起——那都是李区长下的令。他(李区长)就把他(王保卓)一捆起啊。后头(就)开来一个大队,解放军的人,机枪哦,那都天个黑了,在山阳过河就黑了。过河后就把孙玉林,他是个恶霸噻,他们篡权,就把他一捉到就一捆起,捆到去那一下就没转来了(回来)哎。
  黄光福的讲述与王保卓的讲述并不完全一致,但反复比照几个人的讲述,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场斗争可分为三个回合:
  第一个回合是在山神公庙的大会上,尽管孙玉林本人没有出席,但保孙派占了上风,并率先使用了强力,将攻击孙的牟之叶和罗立品等人捆起来往区里送;
  第二个回合是在区公所里,李区长决定支持反孙派,而反孙派随即将执行捆牟之叶任务的王保卓反捆了起来(至于李区长到底是批评还是指挥了牟之叶捆王保卓的行为,说法不一);
  第三个回合,区公所第二天晚上决定派兵突袭曹家冲,捉拿孙玉林,保孙派彻底告败。
  在这场短兵相接的激战中,孙玉林与牟之叶、罗立品的立场当然是很鲜明的。比较有意思的是另外两个人物的表现。
  一个是当时任武装队长的王保卓。王保卓尽管是贫农出身,但不太爱干农活,喜欢掺合事。1948年他在地主严太元家帮工时,勾引了严太元的女儿。被严家发觉后,王保卓仓皇躲到外地去帮工了。直到1949年12月解放军要进县城了,他才重返故里。他在新时期十分积极地投入了对昔日地主老板的斗争,很快当上了农会的武装队长。不过,他与孙玉林之间并没有私怨,而在那天去区公所以前,他似乎与贫农出身的罗立品等人也没有什么阶级认同。他在农会开会时的态度是顺势而为:看到保孙派在气势上占了上风,就毫不犹豫地执行了捆牟之叶、罗立品的命令,当了一回孙玉林的武装队长。但他不曾想到自己捆错了,反而引火烧身。不过,他的灵巧表现在他能够就势听命。尽管他一时遭到了牟之叶的报复,但他的忍辱反给他赢得了“忠诚,老实,能够支持正义”(区长语)的赞誉。正是他在区公所的表现,为他获得了上级对他的信任和支持。
  另一个有更耐人寻味的表现的人物是赵云龙。许多村民告诉我们,赵云龙的家境明显比孙玉林好,他在旧时代所任的职务也与孙玉林差不多。但赵云龙有两点与孙玉林不同:第一,他任保长或乡民代表时,虽然也爱在经济上占些小便宜,但没有人反映他有男女方面的问题,也就是说,他在身体上没有私怨;第二,他对新政权的反应显得十分灵活。孙玉林是公开地拉帮结派、放出狠话要压服准备整他的人;而赵云龙与他虽然有些暗通心曲,却并不公开与谁作对,见谁都是笑眯眯的。他的老婆更会做人了。他们一家恰好住在保公所所在的赵家大院里。新政权的工作组来人,多住在这个大院。赵云龙的老婆伺候工作组同志的生活十分小心周到。保农会成立后,他老婆还杀鸡宰鸭,专门宴请农会的委员们。更有意思的是,赵云龙在区公所派兵来抓孙玉林那天时的表现。他本人对几乎是决定他命运的那个晚上的细节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他们来抓孙玉林的那个晚上,我们还在那个屋里住。头天农协会白天开会,他们检举了,九九团才成立,那时侯叫区大队。区大队那晚上(由)牟之叶带了一班人,明晃晃的(带着)枪、灯笼、火把来捉人,他以为孙玉林在我们院子里住。我们院子有个严太珍当过保队副,也有点民愤。他们把严太珍也抓到区大队去了,第二天就把他放出来了。就是那晚歇,他们来抓,我也不晓得是什么事,他们来一串串人,从我们后门到的屋,黑了区妈黑(非常黑),喊开门开门。我就在屋里。老实我就把门开开。区大队拖起一班人,我把门开了出来,那,屋里挤满了。区大队全副武装,问“孙玉林在这个屋没得?”我也不晓得为么子事,我就从后门一飙,飙到对门那个凉台,就躲起。那里躲得住人。严太珍一出来,他们就把他捆起来。他们打起火把,往明同坝方向走。我就在凉台喊。我说“你们脚下是哪一个同志?”——我不喊他们找不到我——“你们有解放军在一路没有?”九九团那个挎枪的,那个班长吧,他说“有啊,你是么子(什么)人啊,哪一个?”我说“我是赵云龙。”他说“你是赵云龙?”我说“有解放军,就请你等一下,我下来向你们报告一个事,交代一个事情。我说我是赵保长。”(众笑)。“我当过保长。”他说“那你来嘛。”我说“哪个是解放军同志?我也认不到。我不是别样,我就是来特地报告的。你们到我们那个屋子里,我不知道发生么子事,怕是这个,我就跑出来躲。我看你们下去,好象有解放军同志在说话。我说我下来交代的,我当过保长的,我报告一下。”他也没说什么。牟之叶拖起几十人来检举(孙)。他们说“我们没得哪个理你的啊。”牟之叶说“没得你的事,你就这个嘛。”我说“我又不是来参加你们的——我是当过保长的,是旧职人员,我要来向解放军交代。”他说“那要得嘛,你走嘛。”(他们)把严太珍捆起,我又没套,又没捆。他说“那你跟我们走。”我们就从明同坝去。严太珍他们是套起的。牟之叶和罗立品整严太珍和孙玉林,把胡子一根根抓着打。他(解放军)看着,他也不说打得,也不说打不得。他也不开口,也不叫你打,也不叫你不打(他笑,众笑)。我就跟他们一路走,走到山阳坝去了。
  我记得嘛,走到山阳坝那个河坝那里打渡,那个解放军同志就问我“你街上有没有熟人?”孙玉林和严太珍从那边抓去的,就被弄到区公所,关到院子里头,把大门一打开,那里面本来住的有九九团,就把孙玉林、严太珍关在里面。那个解放军同志对我说“你坐嘛”。在那个渡船他就问我“你街上有没有熟人?”我说“我(山阳)街上熟人多,啷个没得?郑环训就在农协会,马上腾一个铺没问题。”我就过去喊,我说“郑环训,你还没睡着?”他说“睡了。”我说“我到解放军那里去下来,解放军叫你到区大队那边去保一下。”解放军说“你有熟人,就叫熟人来保一下,你明天白天来交代。”老实(感叹语),郑环训就跑过去,他说“这个人我保了,”我就跟他走了。第二天把早饭吃了,多暗(很晚)才过去。
  那个时候王登民就在区公所当审判官,那时候捉的恶霸啊,他有宰杀大权呢。(问:是不是区公所搞审判的?)是,审判官就是解放军主持的……他当审判官呢,他有宰杀之权呢……该管该杀,他一句话。捉的么子,就由他,有宰杀的,批了就是,他拿到县里,打转来,批了就——还是要拿出县里去(批),歇一晚就开公审大会,他有宰杀之权呢。
  郑环训把我保了,第二天我就各人(自己)写交代,就在郑环训那里写,写得很暗(很晚)。我去交交代书的时候,王登民还在那里,我就去找李区长,他说“你把这个交代拿去跟农协会讲。”我就把交代拿去一看,我说我是某某人,当过保长的,后来当(乡民)代表,我说有什么对不起群众的地方向区里交代。他说“你各转去,跟着农协会开会,你还是跟着那些社员、那些群众——那时候不兴喊社员——一路走,原来你是个旧职人员,背着个保长皮皮,现在就要把这个皮皮甩掉,重新做人,跟着群众一起走。”他说“你转去好好的,不会整你,对你没有歪心,你自己安安心心在屋里审查,你莫怕。”我第二天就回来了,也没有什么,就写了交代书。写的些什么?我写的是从我的历史以来当保长当代表的一些工作,一五一十,一五一十。
  (那时)严太珍他还没有铺盖,我去张罗给他递一床铺盖,那时门关了。那个时候解放军确实好,我就把那个门一撇。他说:“是哪个?”我说:“是我赵云龙。”他说:“你做么子?”我说:“有个严太珍关在你们这里他还没有铺盖,我递一床铺盖给他。”我就把铺盖给他,就出来,在郑环训那里歇的。(如)不是的话,严太珍还要冷一下呢,那个时候冷啊。那个时候还有人站岗。(问:严太珍当过什么职务?)当过保队副,抓壮丁结下的怨,那时候哪个愿意去当兵啊?那硬是强行去捉,就这样结下的怨,严太珍后来交代了就回来,也没有怎么(处理)他,他还不属于打击对象,没有受到什么打击,就是孙玉林一个人没有走脱。
在赵云龙这段讲述中,我们可以充分地见识到他的乖巧(自己积极主动地扮演了一个漫画的丑角),他的圆润(其效果类如解放军看到牟之叶打严太珍时不说打得也不说打不得)和他做人的周到(给严太珍送被子)。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讲到区公所当时负责镇反工作的王登明(王保卓误记为王子云)时,连续三次重复了“他有宰杀大权呢”一语,表露出那种宰杀的架势在他内心所引起的深深的恐惧。他一席话中给人印象最深的是说王登明“该管该杀,他一句话”。也许正是这种恐惧使赵云龙采取了委曲求全、争取主动的策略。他已经隐隐感觉到采取主动认罪的姿态要远比正面对抗或隐瞒历史更能赢得安全。
  (问:那时候交代书写的什么东西?你主动写的吗?)是自己主动交代嘛,我自己写的。因为这样的,你是过去的旧职,哪怕只是保长,那也是旧职人员,那么现在你就不应该隐隐瞒瞒,不要说你没当过么子(什么),当过了你说没当,那啷个得(怎么)行?事实不可能。你还是脱不了,有些人还是要怨你,要来检举你。我做过什么事情,就承认,没做什么事情我就不得说。莫非没有事情我还找事情?我说有什么事情你就坦坦诚诚地一五一十写出来,上级才有分寸,才了解,他还去查嘛。再一个还有群众检举,看有么子人检举你嘛,对不对得上号嘛。我其实还没有哪个人来检举,一直到最后都没有人,就是最后(一任)的保长赵伯举也没受打击。你和私人两个没有结下怨,没有整他,他还是不得来说你。
  老实本分的赵伯举虽然没有受到孙玉林那样的打击,但后来作为地主兼保长也受尽了折磨。而赵云龙本来是旧式乡村精英的一个典型代表:当过保长、乡队副和乡民代表,是国民党党员和忠恕道道徒。尽管他因其历史在1949年后被公安机关列进了“非五方面敌人” [16]名单中,但他不仅在土改划成分时最后只被划为“小土地出租者”(尽管在土改评议过程中他一直是被群众评为“地主”的),而且在1949年以来的历次政治运动中所受的冲击都不大(仅在“文革”时期作为“漏网地主”而被批斗过一段时间)。他的妹妹先与新式精英的代表性人物——杨柳村第一届农会委员、后来担任过从杨柳村分出去的走牛村村长的周少海结了婚。后来他又与周少海亲上加亲,结成了儿女亲家。他的那个女婿继其父周少海之后,更上一层楼,长期任乡镇一级的干部。土改时柳坪村所划的25户地主、富农以及其它“非五方面”的敌人历经几十年政治风雨的洗刷和折磨,如今多已死亡,只有他这个所谓的“小土地出租者”一直在婚姻所编织的庇护网下安养天年。有些村民说他是命好,更多的人则说是他为人“奸(猾)”的缘故。也许我们不仅仅可以从他的性格去看他的命运,还可以从他的讲述中体味到更多的东西。
  关于孙玉林那晚的情况,黄光福有不同的说法:
  赵云龙呢,他就奸一些,就鬼一些。孙玉林就来得硬。好,这一捆起去呢,第二天,那一晚上就没捉到(孙玉林)噻……当时那晚没有捉到,来他三十几个解放军,打起火把,把他亲戚都在屋里圈起都没捉到。等几天,孙玉林想一伙(一阵)没办法,硬不过,是不是哈,就自愿去(投案)了,去了就一关起,在云阳关了个把两个月,就把他弄到养鹿去打(枪毙)了的嘛。
  当时的武装队员孙定如也有类似的说法:
  牟之叶那个人是个整人的人,他们(与孙玉林)是一伙嘛。牟之叶后来又搞反了手(闹矛盾),又跟他们来整孙玉林。捉他的是牟之叶、周少兵、罗立品,带起解放军,机枪背起。喊了我的,我就没去噻。孙玉林跑了,第二天早上才到区里面投降嘛。李区长他们就把他铐起来了。
  就算是孙玉林真的不是被当晚抓获的,而是过后自己去投案的,他对时务的认识也已经太迟了。不过,换个角度来看,山神公闹会事件的发生似乎又是稍早了些。如果孙玉林是在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后被抓起来的,他也许还很可能因为镇反政策的调整而保住一条性命。(据严和烈讲,孙玉林是驯鹿乡第二批被镇压的;而准备镇压的第三批人呢,让农民过河参加公审大会的浮桥都搭起来了,就因为西藏的和平解放而保住了性命。)而现在,无论是太晚了,还是太早了,马上等着他的,是用他的身体为“平民愤”、树权威而隆重开祭。当时的区委书记李省三给我们谈起了当时的经过:
王登明,他是转业军人,镇反的时候,他就成立一个法庭,他就主要搞这个法庭,负责那个工作。他不是县里来的,他是区公所成立以后,他是区里的干部,他怎么来的我就记不大清楚,他是一个助理员,才调他去的,搞审判这些。上面没有(过)好久就撤了,把权收回去了。上面通知了收权,镇压的权收回去,县里没权了,(镇反工作)也差不多了,这项工作(就)掌握得比较严了。(而那时),要开始土改了,有些(镇反)送到县里,有些没送,就抓到区里,就报上去批,批下来以后,就开公审大会。那是掌握些证据才抓他的,你反正是有把握,只是怎么处理的问题,枪毙嘛,判刑嘛。孙玉林枪毙了的。台子是在(驯鹿乡)大河坝搭的台子,很大,把他弄上去,滚下来了。枪毙的时候,区里面没派解放军去了,就是王登明去的,我们乡长姚庆贞嘛,是农会主任,主持的。好多人啊,那热闹得很。我们(处)在白龙县平县交界,民兵去把住四面八方,枪也是架起的。
时任驯鹿乡副乡长的李家学对开会的场景谈得更具体:
(那天有)几万人参加,那热闹,敲锣打鼓的,在河坝里。当时还是由解放军,去了一个团,山阳区中队,去的一个排,法庭去的宣判员就是王登明,搞审判的,等于要上主席团,(再有)就是姚庆贞嘛,再就是些贫苦人……四面八方机枪都架起。就培养两个最穷的人,受了他的苦的,就斗,还不准打他。最后,审判长就问他这些罪恶是真的假的,最后就宣布他的罪状,结果大会就散了。
而在公审大会上批斗孙玉林的正是曾在山神公庙大会上稀里糊涂充当过他的武装队长的王保卓。那也是王保卓第一次在大会上讲话。
一讲话的时候啊害怕。那以后到县里头去,在县里头大会发言啊,管你好多人去说,讲话都不怕了,胆子大了。我最有兴趣的(还)是镇压孙玉林。这个姚庆贞是乡农会的副主任,她要我去发言。要我去发言,我啷个去说唉?她就来教,教的雀儿就唱不倒。上那个台台上,那时候镇压反革命,那四下是布置得相当严密的,周围架起机枪,在驯鹿那个同林坝那个坝坝里,开公审大会,要我去发言。爬上台的时候,心里就抖啊,在台上也说不两句,就下来了。过后胆子一大,开会的时候,胆子就逐渐逐渐地大起来了,所以这就是练起来的。
  对孙玉林的公审仪式就这样成了王保卓成长的一个重要起点。颇有些讽刺意义的是,孙玉林因为“民愤有点大”而被处决,而村内真正痛恨孙玉林、非置之于死地的是这样三个人:一个是孙玉林的老板、破落地主李焕景,一个是被许多村民称之为“孙玉林的狗腿子”、“有流氓无赖习气”的前甲长牟之叶,只有一个罗立品是出身贫寒的苦主。要单说是下保与上保之争,牟之叶偏偏是下保的人。要说是阶级间的斗争,前两人则又都是新政权明确要加以打击或排斥的对象:他们的确是对孙玉林有愤怒之情,但李焕景并不在新政权的“人民”范畴内(他被公安机关列进了“非五方面敌人”名单),而牟之叶至多也只是处于新政权的“人民”的边缘。[17]即使是贫农罗立品的女儿受辱,似乎本身也还不足以构成孙玉林罪大恶极的铁证。然而,牟之叶、罗立品因为身体事件对孙玉林的怨恨在一个特殊的时期,一个新旧政权交接的时期,一个革命政权急于在村庄树立合法性权威的时期,得以发酵。也就是说,新政权正需要拿一个“恶霸”的身体来奠定自己的人民革命政权的权威性基础。新政权的这一需要与村民宣泄身体怨恨的需要不谋而合,于是,外引的革命与内生的仇怨就在一个庄严宏大的仪式中完成了结合。这与其说是阶级政治的展开,不如说是身体政治的展开。
  这场交织着几个不同层面的村庄内部紧张关系的“宗派斗争”在1951年当年就以孙玉林的毙命、李焕景的被严管、牟之叶和罗立品的雪恨、王保卓的上升、赵云龙的自保而告终了。
  
   三
  
  柳坪村土改时期的“宗派斗争”的一个结果是激发了柳坪人空前的平等意识。土改前柳坪村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阶级矛盾是不突出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村庄的社会分化就不突出。有学者的分析已经指出:村庄内部的分化不是寄生的地主阶级与被剥削的佃农阶级之间的分化,而是围绕土地的经营、生计和生活安排而产生的耕作社会内部的分化。[18]而且,我们从柳坪村民罗立品的女儿的遭遇可以进一步看到,政治权力的不平等更加剧或巩固了村庄的社会分化。尽管“均贫富”的思想在小农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但这种东西不仅在文化上受到礼治秩序的抑制,而且在现实中也难有生存的土壤和空间。他们的生活世界多半是以宗法为主的等级社会结构,祖先余荫、个人努力和天命等各种复杂的因素决定了每个人在这一等级结构中的具体位置。这一等级结构既为国家制度维护,在农民那里同样具有合法性。[19]而中国革命夷平了村庄政治与经济的权势,小农固有的对均平的向往借助“翻身”等新的政治话语和阶级斗争的实践被赋予了正当性,并被大大强化。从经济上来说,土改后,柳坪村地主人均占有产量下降到3.365石,而贫农人均占有产量上升到3.943石,全村人均占有产量最高的富农也仅为5.687石。从政治上来说,昔日的权贵被打倒甚至被消灭,过去的受苦人变成了当家人。农民史无前例地成为了乡村政治的主体。村庄新的权力中心——农会由7个贫农和2个中农组成,地主富农被排除在外。[20]
  当然,村庄的这种平等并不是完全靠国家赐与的,而是必须靠农民自己参与斗争才能获得。村庄的平等意识与斗争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上保与下保在1953年8月分别建立了柳坪村和走牛村。旧的宗派虽告消解,然而,斗争的烈焰已经在村庄点燃;土地改革虽然尚待1951年7月才正式揭开序幕,但清算已经先期开始。在其后波涛汹涌、接二连三的政治运动中,身体暴力逐渐瓦解了村庄作为“道义共同体”[21]的传统,破坏了作为村庄传统的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它正一点点地从阶级之间蔓延到阶级内部,村里很少有人能象赵云龙那样有足够的韬略和手腕来尽可能避免引火烧身。
  在20世纪初开始的国家权力的向下延伸中,村庄原来的“保护性经纪人”逐渐为“掠夺性经纪人”所替代,资源的抽取、国家权力的强化伴随着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的被严重破坏,村庄传统的相互信任、道德权威和内部凝聚力在这种“国家政权的内卷化”过程中已遭到极大的削弱。[22]不过,村庄那时内部开始增加的身体暴力事件仍是以一种非常态的方式出现的:对这种暴力的掌握还多局限于占村庄少数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之类人物,对这种暴力的运用也并不具有法理基础。
  1950年代初以清匪反霸和农村土地改革为中心的一系列运动的开展意味着“国家政权内卷化”的结束:国家权力在乡村的延伸与国家权力的社会基础重建同时并行。但这绝不是对村庄以和谐和“天良”为核心的传统德治的恢复,而是以斗争特别是阶级斗争为核心的新德治的建立。[23]在这种新德治体制中,一方面,一种非友即敌、红黑对立的新的社会成员类分话语,一套以诉苦、批斗、工作组为核心的新的权力技术,使身体暴力在阶级斗争的实践中、在对敌人毫不留情的斗争中具有了合法性的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国家权力伸入村庄的主要方式是群众运动和大众动员,而阶级斗争所依持的主要并不是客观的经济划分标准,而是具有很大模糊性、随意性、变动性的意识形态划分标准乃至定额分配的标准,这就使身体暴力在村庄有了普遍性的基础。“敌人”是来自四面八方的,是根据每一次的斗争形势的需要而被选定、被制造出来的。[24]昨天的大户成了今天的斗争对象,而今天的施暴者又可能成为明天的受难者。传统的人情、关系、面子和宿怨作为挑选阶级敌人和坏典型的实际规范在被运用着,但是,村庄的惩罚已经变成了不具“再和解倾向制裁”特征的暴力。[25]而且,阶级斗争在实现惩罚坏分子的同时,更重要的是挑选和塑造新的村庄政治精英和积极分子,并以此典型在整个村庄开启和促动了塑造新人的实践。
  如果说西方现代性的历史也是一部将权力伸展在每个人身体上的历史的话,那么,我们从柳坪的故事中可以看到,中国1949年后力图把德治的原则烙在人的身体上。这种新德治不仅仅满足于控制人和利用人,而是试图通过各种政治运动来陶冶人和塑造人。当然,新时期的村庄史并不是国家政权深入村庄的单面史。村庄的历史积怨也借国家政治找到了新的宣泄口,村庄、宗族和个人的微小叙事藏身在革命的主流叙事中。


  *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 应星:《身体政治与现代性问题》,载杨念群等编:《新史学》(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89~705页;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道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载《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2] 按照惯例,本文田野调查所涉及的人名和地名均作了技术处理。
  [3] 参见王笛:《跨出封闭的世界——长江上游区域社会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版。
  [4]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版;秦晖:《封建社会的“关中模式”》,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93年第1期。
  [5]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1992年版;Yang CY., A Chinese Village in Early Communist Transi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1959.
  [6] 此数据根据“柳坪村土地改革前后各阶层占有土地情况统计表”测算。此统计表现存于平县档案馆。
  [7] 《孟子·尽心上》。
  [8] 《论语·颜渊篇》。
  [9] 在北方一些经历过“翻身”的“阶级斗争”洗礼的村庄记忆中,至今还弥漫着对过去那个“封建堡垒”中地主们的各种田园式记忆,其中尤其是“恩德财主”成为村庄历史记忆与情感结构中一个活跃的传统话语要素。李放春:《北方土改中的“翻身”与“生产”》,载《中国乡村研究》,2005年第3期。
  [10] [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第8~9页。
  [11] 据《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1951年9月),柳坪村第一届农会,原有8个委员,而包庇地主的就有5个。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村庄在解放前阶级矛盾不突出的状况。
  [12] 胡庆钧:《两种权力夹缝中的保长》,载费孝通等《皇权与绅权》,观察社1948年版。
  [13]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和国家》,王福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4] 在口述录音的引文中,挂号内的内容,或者是对当时提问、情景的必要交代,或者是对残缺不全的话意的补齐,或者是对某些难以理解的当地土话的诠释。因为读者对这三种情况不难区分,所以本文就不一一注明了。
  [15] 同注13,第226页。
  [16] “非五方面”敌人,即非无产阶级的五类敌对分子:保长,国民党党员,土匪,伪军政人员,道徒。
  [17] 在一位当年的村农会委员的工作日记上,记载着土改时期村里的群众对牟之叶恶霸性质的认定,有群众甚至建议判他10年徒刑。
  [18] 卢辉临:《革命前后中国乡村社会分化模式及其变迁》,载《中国乡村研究》2003年第1期。
  [19] 卢辉临:《集体制度的形成》,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博士论文,2004。
  [20] 《柳坪村土改工作总结报告》,1951,9(现存平县档案馆)。
  [21] [美]斯科特:《农民的道义经济学》,程立显等译,译林出版社2001年版。
  [22] 同注13,第205~232页。
  [23] 魏沂:《中国新德治论析——改革前中国道德化政治的历史反思》,第27~28页。
  [24] 朱元鸿:The Counter-Revolution: A Family of Crimes, Communist Revolutionary Rhetoric,1929-1989,载《东海大学学报》1994年总第35期。
  [25] 朱晓阳:《罪过与惩罚》,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106页。
本文载于徐昕编:《司法》第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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