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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第四讲 气运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6-03-13 点击: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上面三讲,第一第二讲道理与性命,乃从抽象的理论方面原则方面来述说中国思想里的宇宙观与人生观。第三讲德行,则承续第二讲,从人生原理具体落实下来讲到人生之实践。今天轮到第四讲,我的题目是“气运”二字。此讲承续第一讲,从宇宙原理具体落实到人生实践时所发生的许多观点和理论。换言之,前两讲是抽象的来讲宇宙是什么?人生是什么?后两讲是具体的来讲人生是什么?宇宙是什么?会合此四讲,我希望能描述出中国思想一个大概的轮廓。

   一

   中国人常讲气运,若把此两字分开,便是气数与命运。尤其在时代黑暗,社会动乱,乃及个人遭遇不幸、困难、挫折、失败时,总喜欢说到气数与命运。这“气数”与“命运”两观念,却不能简单地说是中国世俗的迷信。其实此两观念,在中国传统思想史里,有其根深柢固的立足点。这是中国传统思想普遍流传到全社会,深人人心,而有其坚厚的外围,与其深微的内涵的,我们该仔细加以分析与阐发。

   中国人从古到今都讲到那“气”字,气究竟是指的什么呢?我想中国思想里的气字,至少该涵有两要义。一是极微的,二是能动的。若把宇宙间一切物质,分析到最后,应该是极微相似。惟其极微,即分析到最后不可再分析时,便必然成为相似了。若不相似,应该仍不是极微,仍属可分。那一种极微相似,不可再分析的最先物质,乃宇宙万物之共同原始,中国人则称此为气,因此亦常以“气”“质”连言。

   试问这一种极微相似的气,如何会演变出宇宙万物的呢?这就要讲到气之第二特性,即气是能动的,不停止的,不能安静而经常在活动的。惟其如此,所以能从极微相似变化出万有不同来。

   此气之变化活动,简单说来,只有两形态。一是聚与合,又一是散与分。宇宙间只是那些极微相似的气在活动,在聚散,在分合。聚而合,便有形象可睹,有体质可指。分而散,便形象也化了,体质也灭了。聚而合,便开启出宇宙间万象万物。分而散,便好像此宇宙之大门关闭了,一团漆黑,一片混沌。中国人称此聚而合者为气之阳,俗语则称为“阳气”。分而散者为气之阴,俗语称之为“阴气”。其实气并没有阴阳,只在气之流动处分阴阳。气老在那里一阴一阳,一阖一辟,此亦即中国人之所谓道。所以道是常动的,道可以包有“正”“反”两面,道可么有光明,也可以有黑暗。理则附于气而见。如二加二等于四,二减二等于零,同样有一理附随着。

   气既是极微相似,必积而成变。所谓变,只是变出许多的不相似。那些不相似,则由所积之数量来。所以我们说气数,此数字即指数量。气之聚,积到某种数量便可发生变。其积而起变的一段过程则称化。如就气候言,一年四季,从春到夏,而秋,而冬,这是变。但变以渐,不以骤。并不是在某一天忽然由春变夏了,乃是开春以来,一天一天地在变,但其变甚微,看不出有变。我们该等待着,春天不会立刻忽然地变成了夏天,只是一天天微微地在变。此种变,我们则称之为化。等待此种微微之化积到某阶段,便忽然间变了。到那时,则早不是春天,而已是夏天了。

   再以火候来说,如火煮米,不会即刻便熟的。但究在哪一时米忽然煮熟了的呢?这不能专指定某一时而言。还是积微成著,热量从很小的数字积起,我们仍得等候。锅中米虽不立刻熟,但实一秒一秒钟在变,惟此等变,极微不易觉,像是没有变,故只称为化。但烧到一定的火候时,生米便变成了熟饭。

   我们的生命过程也如此,由婴孩到幼童,从幼童到青年,从青年而壮年而老年而死去。也不是一天突然而变的,还是积渐成变,此积渐之过程,则亦只称为化。

   因此宇宙一切现象,乃在一大化中形生出万变。若勉强用西方哲学的术语来讲,也可说这是由量变到质变。因中国人说气,乃是分析宇宙间一切万物到达最原始的一种极微相似。就气的观念上,更不见有什么分别。盈宇宙间只是混同一气,何以会变成万物的呢?其实则只是此相似之气所积的数量之不同。如是则一切质变,其实尽只是量变。宇宙间所形成的万形万象,一句话说尽,那都是气数。

   因此,气数是一种变动,但同时又是一种必然。此种变动,从极微处开始,谁也觉察不到,但等他变到某一阶段,就可觉得突然大变了。孟子说:“我善养吾浩然之气。”那浩然之气如何养的呢?孟子说:“此乃集义所生。”何谓集义?只要遇到事,便该问一个义不义,义便做,不义便不做。故说:“勿以善小而弗为,勿以恶小而为之。”起先,行一义与行一不义,似乎无大区别,但到后便不同。孟子又说:“以直养而无害。”平常所谓理直气壮,也只在某一时,遇某一事,自间理直,便觉气壮些。但若养得好,积得久,无一时不直,无一事不直,那就无一时无一事不气壮。如是积到某阶段,自觉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这如火候到了,生米全煮成熟饭,气候转了,春天忽变为夏天。内心修养的功候到了,到那时,真像有一股浩然之气,至大至刚,塞乎天地,莫之能御了。那一股浩然之气,也不是一旦忽然而生的。《中庸》说:“所过者化,所存者神。”浩然之气近乎是神了,但也只是过去集义所生。因在过去时,以直养而无害,积义与直,积得久而深,一件事一件事地过去,好像都化了,不再存在了,却突然觉如有一股浩然之气存积在胸中,那岂不神奇吗?

   这不仅个人的私德修养有如此,即就社会群众行为言,亦如此。所谓社会群众行为,此指风气言。风气是群众性的,同时又是时代性的。在某一时代,大家都如此般行为,那就成为一时代之风气。但风气常在变,只一时觉察不到,好像大家都如此,而其实则在极微处不断地正在变。待其变到某一阶段,我们才突然地觉到风气已转移了。若我们处在一个不合理想的时代,不合理想的社会中,我们必说风气不好,想要转移风气,但我们该知风气本来在转移,只我们该懂得究竟风气如何般在转移,那我们也可懂得我们该如何般来转移风气了。

   二

   让我们先讲风气如何般形成,再说到如何般转移。让我举一个最浅之例来加以说明。女子服装,有时那样时髦,大家那样打扮,便成为风气。有时那样不时髦了,大家不再那样打扮,便说风气变了。有时那一套打扮正盛行着,好像非如此打扮便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似的。但转瞬间不行了,正为那一套打扮,才使她出不得门,见不得人了。袖子忽而大,忽而小。裙子忽而长,忽而短。领子忽而高,忽而低。大家争这一些子,而这一些子忽然地变了,而且是正相反的变。风行的时候,大家得照这样子行。不风行的时候,谁也不敢再这样行。这叫做风气。但谁在主持这风气呢?又是谁在转移这风气呢?风气之成,似乎不可违抗,而且近乎有一种可怕的威力。但一旦风气变了,这项威力又何在呢?可怕的,忽而变成为可耻的,谁也不敢再那样。以前那一种谁也不敢违抗而近乎可怕的威力,又是谁赋予了它,谁褫夺了它的呢?

   开风气,主持风气,追随风气,正在大群众竟相趋附于此风气之时,又是谁的大力在转移那风气呢?其实风气之成,也是积微成著,最先决不是大家预先约定,说我们该改穿窄袖,改穿短裙了。因此开风气,必然起于少数人。少数人开始了,也决不会立刻地普遍流行,普遍获得大群众模仿它。最先模仿此少数的,依然也只是少数。然而积少成多,数量上逐渐增添,到达某一阶段,于是竞相追步,少数忽然变成了多数,这也是一种气数呀!

   本来在大家如此般打扮的风气之下,谁也不敢来违抗的。最先起来另弄新花样的人,必然是少数,少之又少,最先则只由一二人开始。此一二人,其本身条件必然是很美,很漂亮,但时行的打扮,或许在她觉得不称身。她求配合她的本身美,才想把时行的打扮略为改换过。但她这一改换,却给人以新鲜的刺激,引起了别人新鲜的注意,立刻起来模仿她的,也一定和她具有同样的本身美,同样感到流行的时装,和她有些配不合,她才有兴趣来模仿此新装。在她们,本身都本是美女,换上新装,异样地刺激人注意,于是那新装才开始渐渐地流行了。

   若我们如此般想,原来那种时髦打扮,本也由少数一二人开始。而此少数一二人,本质必然是一个美人,惟其本身美,又兼衣着美,二美并,美益增美,才使人生心羡慕来模仿。但起先是以美增美,后来则成为以美掩丑了。因丑女也模仿此打扮,别人见此新装,便觉得美,岂不借此也可掩过她本身的几分丑了吗?但更久了,大家竟相模仿,成为风气了。大家如此,见惯了,便也不觉得什么美。而且具有本质美的毕竟少,丑的毕竟多。那一种时装,美的人穿着,丑的人也穿着。丑人穿的越多,别人因于见了穿着此服装者之丑,而渐渐连带讨厌此服装。到那时,则不是以美掩丑,而变成以丑损美了。到那时,则社会人心渐渐厌倦,时装新样,变成了俗套。那些具有本质美的女子反受了损害。她们中,有些不甘随俗趋时,同流合污,于是想别出心裁,照她自己身段和肤色等种种条件来自行设计,重新创出一套新装来,于是又回复到从前以美增美之第一阶段,而她的新装遂因此时行了。

   但上述转变,也还得附有其他的条件。新装必然开始在大城市,美女试新装,必然是遇到大的筵宴舞会或其他交际场合之隆重典礼中,而才得以她的新装刺激别人,影响大众,很快形成了新风气。若在穷乡僻壤,尽有美女,决不会有新装。若闺房静女,纵在城市,即有新装,也不会很快地风行。故古代有宫装,有贵族贵夫人装,有妓装。近代有电影明星、交际花、时代名女人等,她们在大都市,大场合,易于激动人注意。这些大场合,我们则称之曰“势”。纵使是美女,本质尽是美,又是新装,修饰打扮也够美,各种条件都配齐,但若没有势,仍不行。因此风气形成,除却创始者之内在本质外,还需其外在的形势。而此所谓势者,其实则仍是数。因此气势也即是气数,必须数量上增到某分际始生势。孤芳自赏,则决不会成风气。

   如上分析,可见风气虽时时而变,但不论开风气与转风气,在其背后,必有一些经常不变的真理作依据。即如女子服装,所以能成风气,第一,依据于人群之爱美心与其对美丑之鉴别力。第二,依据于女性自身之内在美,本质美,然后再配合上服装修饰一些外在美,如是始可以来满足人群之爱美要求,而始得成为一时之风尚。但江山代有异人出,燕瘦环肥,各擅胜场。如当肥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集中在肥的那一边,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配合在肥的一边而发展。瘦的美便掩盖了。一旦瘦的得势,人群的鉴赏兴趣,又转移到瘦的一边来,而那些修饰外在之美,也就配合于瘦的条件而发展。所以服装风气之时时有变,决不当专以人心之喜新厌旧这一端,来作平浅的解释。当知新的不就是美的,若专在标新立异上用心,也未必便能成风气。

   老子说:“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不美矣。”其实天下人又何尝真知美之所以为美呢?西施捧心而颦,东施也捧心而颦,颦的风气即由是而形成。但尽人皆颦,则愈见颦之丑,于是颦的风气也不得不转移。果子熟了要烂,花开足了要谢,人老了要衰,风气成为俗尚了,则不得不变。惟风气必从少数人开始,此少数人开创风气,必从此少数人之各别的个性出发。天下多美妇人,但个性不同,美的条件不同。占优势的登高而呼,一呼百应,就成风气。但她也必得能呼。尽在高处,不能呼,还是没影响。能呼是她的本质美,占高处便有势。总之,风气之开创与转移,必起始于少数,并且决定于少数之个性。因此,必尊重个性,培养个性,才是开风气与转风气之先决条件。

   中国人常称时代,又称时势。当知此一时,彼一时,彼一时必然会来代替这一时,而那更替接代之转移契机,则有一个势。中国人又常说:“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其实此两语并没有大分别。凡属英雄,必能造时势,而英雄也必为时势所造成。但若转就时势论,也如此。尽有了时势,没有英雄,仍不成。当流行的时世装变成了俗套,就得要变,但还得期待一真美人出世,而那新美人,又得要有势。一般说来,电影明星易于影响大家闺秀,大家闺秀便不易影响电影明星。而那些空谷佳人,则更难影响人。所以风气转变,又须得风云际会。云从龙,风从虎,风云则凑会到龙与虎的身边。但潜龙仍不能有大作用,必得飞龙在天,那时,满天云气便凑会到他身边。

   再就艺术风尚言,如几十年来平剧旦角中有梅派,有程派。正因梅兰芳、程艳秋两人个性不同,嗓子不同,于是腔调韵味各不同,因此在旦角中形成了两派。但梅也好,程也好,也都在他们所占形势好。当知有好嗓子,能自成一派的,同时决不限于梅与程,但梅、程能在北平与上海,便得了势,他们拥有环境熏染,拥有大众欣赏,这些都是数。大家捧,不还是数吗?然则在平剧旦角中忽然有梅、程出现,那也是气数。循至唱旦角的,不学梅,便学程,新腔渐渐变成了俗调,等待一时期,再有一位个性与梅、程不同的新角色出来.那时便有新腔调,便有新花样,而剧台上便转出了新风气。

   三

   以上都是些人人能晓的话,让我们进一步探讨,讲到学术与思想,那也是有时代风气的。学术思想,决然由一二大师开创,开创学术思想的人,他感到对他时代,不得不讲话。他所讲,在当时,常是从未有人如此般讲过的。孔子以前,并未先有一孔子。孔子的话,记载在《论语》上,《论语》中所讲,在以前,并非先有一部《论语》讲过了。但在孔子,并非存心标新立异要如此讲。只是在他当身,他内心感到有些话,不得不讲。纵在以前绝未有人如此般讲过,但他内心感到非如此讲不可。他讲了,于是有颜渊、子路、子贡一辈后起的优秀青年,跟着他来讲,这样便受人注意,讲出一风气来。但成了风气,大家如此讲,那就成为俗套了。

   风气之成必挟着一个势,但由风气变成俗套,则所存也只是势利了。于是便有墨子出头来反对。墨子所讲,也有墨子一边的真理,墨子所以能另开一风气,另成一学派,决不是偶然的。他本身个性既与孔子不同,他的时代又不同,他也抓着一些真理,他所抓着的那些真理,与孔子有不同。于是另一批青年,如禽滑厘之徒,又大家跟随墨子,讲墨子那一套。墨学得势了,成名了,接着又来杨朱与孟子,接着又来庄周、荀卿与老子,全走的如我上述的同一条路线。直从孔子到韩非,三百年间,你反对我,他又反对你,一个接着一个,还不像女子服装般,窄袖变宽袖,长裙变短裙.一套一套在不断地变化吗?那也是风气。

   学术思想,决没有历久不变的,只是慢慢地变,变得比女子服装更要慢得多。到了汉代,发生了一大变,人们都说,两汉学术思想,和先秦时代不同了。魏,晋、南北朝、隋、唐时代,又不同了。宋、元、明时代,又不同了。清代两百六十年,又不同了。我们此刻,和清代学风又不同了。那些变化,其实仍还是气数,仍还是在一大化中引生出万变,仍还如女子服装般,依着同样的律则在转动。

   当知一切新风气之创辟,其开始必然在少数。而在此少数人身上,又必然有其恒久价值的本质美,内在美。此种具有永恒价值之本质美,内在美,又必早已埋伏在绝大多数人心里。因此仍必在多数人心上显现出。即如美女之美,也即是多数人所欣赏之美。一切美之型式之出现,不能不说是先在多数欣赏者之心里早埋下了根。品德之美亦然。故孟子说:“圣人先得吾心之所同然。”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有创辟,彼必具有一番济世、救世、淑世、教世心,而又高瞻远瞩,深思密虑,能补偏救弊,推陈出新,发掘出人人心中所蕴藏所要求之一个新局面与新花样。他一面是挽风气,救风气,一面是开风气,辟风气。其发掘愈深,则影响衣被愈广。但此种美,并不如女性之形体美,风度美,可以一映即显,随照即明。

   因此一代大师在学术思想上之创辟与成就,往往举世莫知,而且招来同时人之诽笑与排斥,只有少数聪明远见人,才能追随景从。如是积渐逐步展开,往往隔历相当岁月,经过相当时期,此项本质内在之美,始可获得多数人之同喻共晓。但到那时,早已事过境迁,此一时,彼一时,又待另一派新学术思想针对现实,继起创辟。而且最先此一创风气者,彼言人之所不言,为人之所不为,在旧风气中,彼乃一孤立者,彼乃一独见者,彼乃一叛逆者,彼乃一强固树异者。彼之一段精神,一番见识,必然因于其处境孤危,而历练奋斗出格外的光彩来。但追随景从他的,处境不如他孤危,觅路不如他艰险,他早已辟了一条路,别人追随他,纵能继续发现,继续前进,所需的精力识解,毕竟可以稍稍减轻,因而光彩也不如他发越。如是递下递减,数量愈增,气魄愈弱,每一风气,必如是般逐步趋向下坡。待到多数景从,而风气已弊,又有待于另一开创者来挽救。

   所以少数者的事业,本是为着多数而始有其价值与意义。但一到多数参加,此一事业之价值与意义,也随而变质了,仍待后起的少数者来另起炉灶。关于学术思想,正为多数参加,其事不易,故此项风气,可以维持稍久。而如女子服装之类,多数参加得快,风气改变得也快。

   四

   再就宗教言,姑以中国俗语所说的祖师开山为例。当知祖师开山,不是件容易事。俗话说:“天下名山僧占尽。”可是占一名山,其间尽有艰难,尽有步骤。其先是无人迹,无道路,所谓丛林,则真是一丛林。从丛林中来开山,也决不是大批人手集合着,一起来可以弹指即现的。其先只是孤零零一人,一峭岩古壁,一茅团。此人则抱大志愿,下大决心,不计年月,单独地在此住下来。附近人则全是些樵夫牧童,穷坞荒砦,他们逐渐知道有这人了,又为他这一番大志愿大决心所惊动,所感召,渐渐集合,凑一些钱来供养他,乃始有小庙宇在此深山中无人迹处涌现。当知此乃祖师开山之第一步。此后又逐渐风声播扩,信徒来集者日多。或有高足大德追随他,继承他,积甚深岁月,才始有美轮美矣、金碧辉煌之一境,把这无人烟的荒山绝境彻底改换了。这是所谓的开山。

   但我们该注意,那开山祖师,并不是没有现成的寺庙可供他住下,来过他安定而舒服的生活。他为何定要到此荒山无人迹处来开山?当知在深山穷谷开辟大寺庙,不是件简单事。他当初依靠些什么,能把那庙宇建筑起?至少在他当时,是具有一段宏愿,经历一番苦行,而那些事,渐渐给后来人忘了。后来人则只见了那座金碧辉煌的大寺庙,千百僧众集合在那里,香火旺盛,满山生色。但此大寺庙,到那时,却已渐渐走上了衰运。若使另有一位抱大宏愿,能大苦行的大和尚,终于会对此金碧辉煌的大建筑,香烟缭绕的大梵宇,不感兴趣,而又转向另一深山无人迹处去再开辟。这些话,并不是凭空的想像话,乃是每一住在深山大谷做开山祖师的大和尚,所共同经历的一段真实史迹之概括叙述。

   让我更拈举一更小的例来讲。大雄宝殿的建筑,是非常伟大的,在此建筑前面栽种几棵松柏来配合,这也不是件寻常事。依常情测,必然是建殿在前,栽树在后。松柏生长又不易,须得经过百年以上,才苍翠像一个样子,才配得上此雄伟之大殿。一开始,稚松幼柏,是配不上此大殿巍峨的。但在创殿者的气魄心胸,则一开始便已估计到百年后。当知他相择地形,来此开山,在他胸中,早有了几百年估量。但到殿前松柏苍翠,与此一片金碧相称时,那创殿人早巳圆寂,藏骨僧塔了。

   我有一次在西安偶游一古寺,大雄宝殿已快倾圮了,金碧剥落,全不成样子。殿前两裸古柏,一棵仍茂翠,大概总在百年上下吧!另一棵已枯死。寺里当家是一俗和尚,在那死柏坎穴种一棵夹竹桃。我想此和尚心中,全不作三年五年以外的打算,那大殿是不计划再兴修了,至少他无此信心,无此毅力。夹竹桃今年种,明年可见花开,眼前得享受。他胸中气量如此短,他估计数字如此小,那寺庙由他当家,真是气数已尽了。

   如此想来,名刹古寺,即就其山水形势气象看,那开山的祖师,早已一口气吞下几百年变化。几百年人事沧桑,逃不出他一眼的估量。我们上殿烧香,并不必要礼拜那些泥菩萨,却该礼拜此开山造庙人。当知此开山造庙人之值得礼拜,在其当时那一番雄心毅力,慧眼真修,岂不确然是一个活菩萨?至于在大雄宝殿上那几尊泥塑木雕的飞金菩萨,那只是此开山造庙人之化身而已。若无开山造庙人,试问那些菩萨哪里去泥上金碧,显出威灵来。

   五

   让我们再从宗教上的开山祖师,转换论题来讲政治上的开国气象吧。开国更不比开山,即就近代史举例,如孙中山先生,他为何不去考秀才,中举人,考进士,中状元?有着现成大庙不住,他偏去五岳进香,历尽千辛万苦,做一行脚僧。他立志要造一所大庙,到今天,大雄宝殿还没有完工,殿前松柏还没有长成,一切配合不起,所以他临死说:“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这是何等艰巨的一项工作呀!但若国家有了规模,社会渐渐郅治升平,那时的政府像样了,功名在此,富贵亦在此,于是大家都想享福,凑热闹,那政府也就渐渐腐化,快垮台了,于是另有人再来做行脚僧。飞金涂碧的菩萨不再有威灵,另一批泥塑木雕的新佛,又在另一大雄宝殿里显威灵。世界各国的历史,民族兴衰,社会治乱,都逃不出此一套。世运永远是如此。积微小的变动,酝酿出极大的兴革来。积微成著,势到形成,从量变到质变,从少数一几人创始,到多数大众随和,而定形,而变质,而开新。中国人则一句话说它是“气数”。

   我们先得能看破此世界,识透此世界,才能来运转此世界,改造此世界。我们得从极微处,人人不注意,不着眼处,在暗地里用力。人家看不见,但惊天动地的大事业,大变化,全从此看不见处开始。祖师开山,不是顷刻弹指可以涌现出一座大雄宝殿来。他自己努力不够,待他徒子徒孙继续地努力,只从极微处极小处努力。气数未到得等待,等待复等待,气数到了,忽然地新局面创始了。你若问,此新局面是何时创始的,那却很难说。你须懂得气数二字之内涵义,去慢慢地寻究思量了。但若气数完了,则一切没办法,只有另开始。譬如花儿谢了,果儿烂了,生米煮成熟饭了,便只有如此,更没有办法了。

   上面所讲的气数,既不是迷信,也不是消极话。但一些没志气无力量的人,也喜欢借此说法来自慰。古书里一部《周易》,宋儒邵康节,用数理来作种种推算。现社会一切命理推算,还是全部运用着。亦可说中国民族对历史有特别爱好,对历史演进,对人事变化,也特别有他们一套深微的看法。因之气数未到,会促之使它到。气数将尽,会续之使不尽。惊天动地,旋乾转坤的大事业,在中国历史上,时时遇到,中国人则只称之曰“气数”。这两字,如非深究中国历史人物传统的思想与行为,很难把握其真义。

   六

   现在继续讲命运。中国人讲气,必连讲数。因气是指的一种极微而能动的,但它须等待积聚到一相当的数量,然后能发生大变化大作用。命是指的一种局面,较大而较固定,故讲命必兼讲运,运则能转动,能把此较大而较固定的局面松动了,化解了。而中国人讲气数,又必连带讲命运。这里面,斟酌配合,铢两权衡,必更迭互看活看,才看得出天地之化机来。

   中国社会迷信爱讲命,命指八字言,八又字配合是一大格局,这一格局便注定了那人终生的大命。但命的过程里还有运,五年一小运,十年一大运,命是其人之性格,运是其人之遭遇。性格虽前定,但遭遇则随时而有变。因此好命可以有坏运,坏命可以有好运,这里的变化便复杂了。

   让我们回忆上次性命一讲,人性本由天命来,由儒家演化出阴阳家,他们便种下了中国几千年来社会种种迷信之根苗。他们说,人的性格有多样,天的性格亦如是。如春天,乃青帝当令,他性好生。冬天,黑帝当令,他性好杀。因此春天来了,众生竞发,冬天来了,大地肃杀。天上有青、黄、赤、白、黑五帝,更迭当令,由此配合上春、夏、秋、冬四季之变化,又配合上地上万物金、木、水、火、土五行,来推论宇宙人生一切运行与祸福。这一派的思想,流传在中国全社会极深人,极普遍,极活跃,极得势,我们也该得注意。

   此派所谓五行,其实只是五种性。他们把宇宙万物,概括分类,指出五种各别的性格,而举金、木、水、火、土五者作代表。既是五性,又称五德,但何以又说五行呢?因中国古人认为,异性格相处,有相生,亦有相胜相克。因此任何一种性格,有时得势,有时不得势。得势了,可以引生出另一种性格来。同时又可克制下另一种性格。被克制的失势了,但被引生的得势,那引生它的也即失势了。如是则万物间此五性格永远在相生相克,交替迭代,变动不居,而到底仍会循着一环,回复到本原的态势上来。如木德当令,金克木,木德衰,金德旺。但火克金,水克火,土克水,木克土。如是则术德又当令了。又如木德当令,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如是一循环,木德又得势,又当令了。此所谓五德终始。宇宙一切变化,粗言之,是阴阳一阖一辟。细分之,是五行相克相生。《庄子》书中所谓时为帝,即是此意。主宰天地的也在变,有时木德为帝,有时则火德为帝了。此乃一大原则,但辗转引申,便造成种种避忌一与迷信的说法来。

   本来阴阳五行之说,主要在讲宇宙的大动向,循此落实到人生界,于是有世运,有国运。而循次递降到维系主宰此世运与国运的几个大家族与大人物,于是又有家运与某一人的运。而更次递降,则每一人呱呱坠地,便有人来替他算八字,排行运了。那些则就不可为凭了。又由五行八字转到地理风水,如西周都丰镐,东周迁洛邑。前汉都长安,后汉迁洛阳。建都形势,有关国运兴衰。而循此递降,如上述祖师开山,某一山的气象形势,风景云物,山水向背,交通脉络,这在此一寺宇之几百年盛衰气运,也可说有莫大关系的。但再次递降,到某一家宅,一坟墓,甚至一门户,一桌椅之位里形势,吉凶休咎,便又不足为凭了。

   宋儒张载曾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是儒家说法。大众多数人的命,依随于大气运而定。大气运可以由一二人主持而转移。此一二人所能主持转移此大气运者,则在其方寸之地之一心。此方寸之地之一心,何以有此力量?则因有某一种学养而致然。此一种学养,往古圣人已创辟端倪,待我们来发扬光大。万世太平之基,须在此一二人方寸之地之心上建筑起。若专讲气数命运,两眼只向外看,回头忘失了此心,则气数命运一切也无从推算了。当知由天道讲,性本于命。由人道讲,则命本于性。因此发扬至善之性,便可创立太平之运。又当知,由天道讲,则数生于气。由人道讲,则气转于数。因此积微成著,由集义可以养浩然之气,由一二人之心,可以主宰世运,代天行道了。

   现在让我们姑为中华民族国家前途一推其命运。若论命,我中华国家民族,显然是一长生好命,后福无穷的。若论运,则五十年一小变.一百年一大变,这最近一百年来,我中华国家民族,正走进了一步大厄运。此厄运则交在中西两大文化之相冲相克上。但论运,指遭遇言。论命,指格局言。我中华国家民族,显然是一大格局。当知天下无运不成命,无命也不成运。当前的大危机,则在大家都太注重在目前的行运上,而忽忘了本身的八字大格局。你自己八字忘了,下面的一步运,谁也无法来推算。

   七

   现在我再将气运二字,联结来谈一谈。当知气由积而运,气虽极微,但积至某程度、某数量,则可以发生一种大运动。而此种运动之力量,其大无比,无可遏逆。故气虽易动,却必待于数之积。命虽有定,却可待于运之转。

   气如何积?运如何转?其机括在于以气召气,所谓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又说:和气致祥,乖气致戾。和顺积中而华英外发,一人有庆,万民赖之。气与气相感召,由极微处开始,而可以扭转大世运。但正因为气极微而能动,又易于互相感召,所以少数能转动了多数。但一到多数势长,淹没了少数,此少数人便失却其主宰与斡旋之势,而气运又另向反面转。若我们认以少数转动多数者为一种斡旋,为一种逆转,则由多数来淹没少数者乃一种堕退,乃一种顺转。堕退是一种随顺,为阴柔之气,斡旋是一种健进,为阳刚之气。但物极必反,贞下可以起元,而亢阳必然有悔。如是则一阴一阳,运转不已。天道无终极,而人道也永不能懈怠。所以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懂得不居故常,与时消息,得意得势不自满,失意失势不自馁。朝惕夕厉,居安思危,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一刻也不松懈,一步也不怠慢。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入人心,所以又懂得见微知著,所谓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一叶落而知秋,履霜坚冰至,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把握得机会,勇于创始,敢作敢为,拨乱返治,常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而潜移默化,不大声以色。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人人心,所以又懂得反而求诸已。或出或处,或默或语,只要把握得枢机,便可以动天地。所谓枢机,则只在他自己之一言一行。若此一言一行,只要感召到另一人,二人同心,其利断金,便可以无往而不利。所以每当历史上遇到大扰动,大混乱,便有那些隐居独善之士,退在一角落,稳握枢机,来斡旋那气运。中国人因于此一种气运观念之深人人心,所以又懂得遇穷思变。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变通者,趣时者也。又说;“通变之谓事。通其变,使民不倦。”孔子圣之时者也,则正为他知变。他虽处周末衰世,他决然预知天之未将丧斯文。所以中国人传统观念中之圣人,则必然是应运而生的。应运而生,便即是应变而生了。

   犹忆我童时读《三国演义》,开卷便说“天下一治一乱,合久必分,分久必合”那些话。当时有一位老师指点我,说这些只是中国人旧观念,当知如今欧洲英法诸邦,他们一盛便不会衰,一治便不会乱,我们该好好学他们。在那时,我这位老师,正代表着一群所谓新智识开明分子的新见解。好像由他看来,英法诸邦的太阳,一到中天,便再不会向西,将老停在那里。但曾几何时,不到五十年,连接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英法诸邦也正在转运了。于是五十一年后的今夭,我才敢提出中国人的传统老观念“气运”两字,来向诸位作此一番的演讲。

   但所谓气运,并不是一种命定论。只是说宇宙乃及人生,有此一套好像是循环往复的变化。宇宙人生则永远地在变,但所变也有一规律、一限度,于是好像又变回到老样子来了。其实哪里是老样子。但尽管花样翻新,总还是有限。因此我们可以把它来归纳成几个笼统的大形式。譬如女子服装,由窄袖变宽袖,再由宽袖变窄袖,由长裙变短裙,再由短裙变长裙般。宇宙人生一切变化,也可作如是观。即如上述,由渐变形生出骤变,由量变形生出质变,由少数转动了多数,又由多数淹没了少数,由下坡走向上坡,又由上坡转向下坡。宇宙人事之变,其实也不出此几套。

   从前西方的历史家,他们观察世变,好从一条线尽向前推,再不留丝毫转身之余地。如黑格尔历史哲学,他认为人类文明,如太阳升天般,由东直向西。因此最先最低级者是中国,稍西稍升如印度,如波斯,再转西到希腊,到罗马,西方文明自然优过东方,最后则到日耳曼民族,那就登峰造极了。他不知中国《易经》六十四卦,既济之后,又续上一未济,未济是六十四卦之最后一卦,纵使日耳曼民族如黑格尔所说,是世界各民族中之最优秀民族,全世界人类文明,到他们手里,才登峰造极。但登峰造极了,仍还有宇宙,仍还有人生,不能说宇宙人生待到日耳曼民族出现,便走上了绝境,陷人于死局呀。

   最近西方一辈文化史学者,才懂改变看法,也想籀绎出几条大原则,描绘出几套大形式,来讲世界各民族文化兴衰的几条大路向。换言之,他们的历史看法,是像逐渐地接近了中国人传统的气运观。但他们总还是爱执着,爱具体,不能超然燕观,不能超乎象外,因此他们总会带有几许悲观气氛,好像一民族,一文化,衰了,便完了,仍没有转身。

   中国人的气运观,是极抽象的,虽说有忧患,却不是悲观。懂得了天运,正好尽人力。来燮理,来斡旋。方其全盛,知道它将衰,便该有保泰持盈的道理。方其极衰,知道有转机,便该有处困居危的道理。这其间,有可知,但也有不可知。有天心,但同时也可有人力。所以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天下之大,而至于其兴其亡,系于苞桑之际。正如一木何以支大厦,一苇何以障狂澜,而究竟匹夫有责,所以风雨如晦,鸡鸣不己。鲁阳挥戈,落日为之徘徊。那是中国人的气运观。

中国思想通俗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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