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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小兵:执拗于学院与江湖之间的历史写作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5-12-26 点击:





来源:高和分享

高华教授的文字清新脱俗,一如其人之遗世独立,志行高洁,而其处理的历史议题又充满了政治的秘辛与缠斗,以及历史人物的手腕与毒辣,可以说高华教授是以非常学院气的精神气质,去处理20世纪中国最具有江湖气的一段历史。

   旅美华人作家王鼎钧在应一家中文刊物邀约比较其回忆录之一《文学江湖》与台湾大学外文系退休教授齐邦媛的回忆录《巨流河》时有一段妙论:

  “一本作品就是那个作者的世界,我的世界是江湖,齐教授的世界是学院。江湖的对面是台阁,是袍笏冠带,我见过;江湖的对面是园林,是姹紫嫣红,我游过;江湖的对面是学院,是博学鸿词,我梦过,这些经历并未改变江湖的性质,只是增添了它的风波。我志在反映现实,齐教授不然。齐教授沉浸英诗,她的散文非常‘清华’,我的烟火气太重。她的风格雅,我的风格俗。”

  如此说来,《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革命年代》、《历史笔记》和新近出版的《历史学的境界》就构成了已逝著名史家高华教授的世界,这是一个有着迷人风景的历史世界。文如其人,高华教授的文字清新脱俗,一如其人之遗世独立,志行高洁,而其处理的历史议题又充满了政治的秘辛与缠斗,以及历史人物的手腕与毒辣,可以说高华教授是以非常学院气的精神气质,去处理20世纪中国最具有江湖气的一段历史,两者对冲、交融、理解,所形成的就是上述四书所形成的人文世界,就此而言,高华教授虽已英年早逝,但其作品一日存于世,其精神就一日执拗于人世间,滋养人心,助人洞察历史与反观自我。
    如今追忆起来与高华教授极为有限的几次接触,都已恍若前世。最初见到高华教授时,我还是历史系一名研究生,偶然在华东师大中北校区的文科大楼历史系,碰见那时候正在往师大办理调动手续的高华教授与当时历史系副主任李蓓蓓教授谈论一些具体事项。另一次,则是加拿大温哥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卜正民教授来讲解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关于抗战初期江南地区地方精英与日本力量“协作”问题的研究课题(现以《秩序的沦陷:抗战初期的江南五城》为题出版),我记得高华教授当时也参与了讲演之后的讨论并发表了他的看法。第一次听高华教授做讲座,则是在2009年6月的华东师大举办的国史暑期班上,他讲演的题目是《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讲演结束后,我还就知识分子研究的民间研究与学院研究的结合问题,向他做了讨教,他高度肯定体制外的一些严肃的史学工作者的工作成绩和影响。这次演讲的文稿的修订稿就收录在这册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文集《历史学的境界》之中,所以读到书中此文,倍感亲切,讲座时济济一堂极为开放严肃的情境似乎历历在眼前。2010年,经由我很敬重的同乡前辈向继东先生的多番努力,其时已患重病的高华教授的大陆第一本严肃的学术论文集《革命年代》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甫一出版就洛阳纸贵,至今长销不衰,精装本甚至进入了机场书店。当时刚留校工作的自己细读此书,算是第一次完整地了解高华教授的学术生命和历史世界,尤其是《革命年代》的前言与后记,如优美而深刻的散文,长久地流淌在我的记忆之中,甚至时时要拿出来与学生分享,接续其中的文气与精神。读过此书,所获良多,情不能自已,就写了一篇书评《革命年代的重访与超越》略表个人之敬意。其文经由向先生转给高华教授,高华教授对之有所肯定,更令我觉得虽与他两地,且谋面极少,却是心息相通的。至今追忆起来,当时自己多次想奔赴南京探望病中的高华先生,却因种种,尤其是自己生性之懒惰及行动力之匮乏,而未能成行,终究未能实现愿望,甚至在高华教授2011年12月26日去世后的追思会,我也因为那天下午在学校有四节面向全校同学的通识课程不便调课,而没能与历史系的同事一同前去,导致最终是缘悭一面。记得当时观看追思会现场视频,目睹高华教授安详的遗容,独自将自己放逐在空无而黑暗的空间里,静思良久而内心怆痛不已。这都不是理由,见与不见,事后追想起来,也不是那么重要,诚如齐邦媛教授所言,在人生的旅程之中,始终忘不了的人与事,就是你的真生命。高华教授去世后,各地报刊都有纪念文章,有些也曾经一波三折。我建议当时在《南风窗》任职的师弟田磊约一篇文章来悼念这位生前寂寞而身后哀荣备至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的追思会是1990年代以来知识界极为罕见的大集结)。没过几日田磊来电说从南京大学约来的纪念文章不堪发表,时间紧急请我这个“青椒”出马写篇纪念文章。仓促之下,凭着对高华教授其人其学的印象与了解,写成了《逝者高华:过渡时代的人文主义史家》一文,略表我对前辈的追思缅怀之意。据我所知,高华先生去世后,很多学者、媒体人和学生都写过纪念文章,从各自识读高华先生作品、与其交往细节出发,还原了一个血肉丰满而风骨凛然的史家形象,这些文章后来也由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的熊景明教授与北京著名作家、编辑徐晓辑录成《史家高华》问世。

  如今读高华先生最新的作品集《历史学的境界》,大有“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复杂感受。高华先生不是那种特别和光同尘的学人,他自有一种遗世独立的孤傲和卓然,其实也是一种在污浊的学界持守自身品格与操守的执拗,用流行的网络语言来说,若非亲近和熟知,会觉得高华先生属于“高冷而华贵”的那种学人。但若细读其著作,却可以时时感觉到其高冷背后的温煦与情怀。比如这本文集里收录的三篇书评我觉得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其中两篇是评王鼎钧先生的《关山夺路》与《文学江湖》,尤其是评后者的文章《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在台湾《思想》杂志发表并进入网络世界之后,被传诵一时,很多大陆读者都是通过这篇书评了解了在港台和北美华人世界极为知名的作家王鼎钧。王鼎钧先生在接受媒体访谈时就说过:“我感谢高华教授,他的名气大,声望高,居然写了一篇长文评介《文学江湖》,于是中国大陆千万人都知道我的回忆录”。(收录在其受访集《东鸣西应记》中,这也是一本星光灿烂文采斐然的散文集)。另外一篇书评《他何以选择离开》则是讨论王鼎钧为何在一个左翼文化兴盛的时代,作为一个热爱文学的青年人,为什么没有被左翼文化的潮流裹挟?高华写道:

  “抗战胜利后,左翼思潮举世滔滔,30年代左翼文学受到青年普遍热爱,各地都有中共地下党或外围组织的‘读书会’,但是王鼎钧不喜欢鲁迅的‘气性’,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觉得他们‘只谈意识形态,不谈艺术技巧’,作品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不能陶情怡性’,只能‘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

  最核心的理由就是高华接着所指出的:

  “作者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有所批评,然而他的思想底色还是自由主义,用他的话说:‘我一心想往个人自由,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

  王鼎钧回忆录四部曲最先在杂志、报纸连载,然后2009年在台湾出版繁体字版本,经由北京三联书店的努力争取和饶淑荣女士的精心编辑,2013年出版的简体字版本在大陆知识界极受欢迎。高华先生的推介之功有目共睹,他在上述书评对鼎公回忆录有一个切中肯綮的评价:

  “王鼎钧这套书的前两本(指《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写作者的青少年时代,后两本横跨战后的1945-1979年,紧扣冷战岁月国共的热战和武力对峙,以‘人、岁月、生活’为经纬,用简练优美的文字,写尽被时局主宰的普通人的艰辛、苍凉和辛酸,又跳出个人局限,在时局大动荡中展现人与时代交融的复杂状态。而作者在当时或事后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反省,更是弥足珍贵,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自传,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故此书既有历史价值,还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历史学的境界》收录的最重要的是文本是高华先生生前接受的一些重要访谈,这些访谈的主题主要是围绕20世纪中国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蒋介石的民族主义观、抗战历史、国民党在内战军事上的失败等展开,可以说是高华先生积数十年研究现代中国政治史、社会文化史等之功力,对20世纪中国的浓缩与阐释,其中很多论断都见人之所未见,且能助人深长思之。比如对于左翼文化在中国的兴盛和传播,以及中共和毛泽东如何有效地领导中下知识阶层,高华教授一直有关心,他生前在南京大学也长期开设“20世纪中国政治与左翼文化运动”的课程(我如今在做一个左翼文化在上海的兴盛、传播及其影响研究,也可以说是在高华教授生前学术领域的延长线上,可惜其讲课笔记和录音未能亲炙)。高华教授指出:

  “大众主义是30年代很流行的口号,那时还有过大众文化的讨论。这能满足很多具有五四精神的、特别是中下层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他们大多生活困窘,和丁玲那些人不同。在上海以前的弄堂里,就特别容易滋生愤怒的小左翼知识分子。除了思想上占领五四以后中国最重要的命题——爱国主义、科学精神、平民主义(民粹主义)这三个道德制高点外,毛泽东还是个组织、宣传的大家。”

  根据高华教授的观察,1930年代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潮并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批判和对“苏俄新世界”的憧憬,左翼高扬民族主义的旗帜是在《八一宣扬》传到中国之后。王鼎钧先生在《关山夺路》中对左翼文化与共产革命之间的关系有极为精妙的比喻,可以当事人的感受与高华先生的评断呼应:

  “左翼文学的主调指出,现实社会完全令人绝望,读书会则指出,共产主义革命是唯一的出路,左翼文学设计谜面,读书会揭露谜底,左翼文学公开而不违法,读书会违法而不公开,分工合作,密切配合,文学作家把足球盘到网口,读书会临门一脚。”

  《上海书评》对高华教授做的访谈《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是《历史学的境界》第一辑中特别重要的一节内容,主要从国共两党、两军以及两党领袖等各个层面进行纵深的比较,来探究1945-1949年之间国民党的全面失败最核心的其实是军事上的失败。从抗战之后两党在社会上的形象来说,高华教授认为,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迅速腐败,很多人转而歆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中共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因此,从民心向背来看,国民党已在渐渐丧失其因抗战带来的政治合法性,而中共的实力却在抗战中激增。1920年代国民党以俄为师,试图确立一元化的具有高效的党国体制,其中军队建设(所谓党军)被置放在重要位置。但20年过去了,军队中上层都粗通文化的国民党却被将领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的中共给打败,高华教授认为其中症结之一就在于国民党军队建设存在一块致命的短板:国民党军队中虽有政工部门,但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只是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基本职能在人事铨叙等业务方面,不管思想动态,特别是行宪后学美军,政工人员无地位,无权威,军队内部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国民党官兵谈论军队的失败,像是在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可见军中纪律之松弛已到了何种地步,最后大家都被解放军打败或当俘虏。败退台湾的蒋介石痛定思痛,在台北草山(后改成阳明山)“革命实践研究院”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

  “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反思不可谓不沉痛,早在抗战初期,蒋介石在组建三民主义青年团之际,也曾万分悲痛地给国民党下了“病危通知书”:

  “我请各位严重注意:我们的党差不多已成为一个空的躯壳没有实质了,党的形式虽然存在,但党的精神差不多是完全消失了!……我说这句话,心里很悲痛,很难过,但是现在的情形,我们革命不但是遇到挫折,而且差不多快要失败。本党既逢到艰难而快要消失了,此时如不说,将更没有说的机会。我们此时不忏悔,将更没有忏悔的机会。”(1938年3月29日,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词)

  高华教授对两党的观察,恰可与王奇生教授对国民党党团体制和组织形态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相互印证:

  “国民党是一个老党,一个大党,但却从来不是一个具有严密组织和高度内聚力的政党。国民党虽然具有强烈的一党独裁和政权垄断意识,但其‘党力’相对于中国的国家规模而言,并不强大。其党的组织长期处于派系纷争和软弱涣散的状态中,其离散而有限的‘党力’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它训政的力度。国民党只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这样的党如果没有强劲的竞争对手,也许还能勉强维持其统治,但它所面对的恰恰是一个具有高度社会动员能力和组织内聚功能的中国共产党,故其胜负也就可想而知了。”

  高华教授生前在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时曾经指出一流的史学研究者应该具有一种思想境界,这境界应该包括:视野,辽阔的视野,大气,目光贯穿于中外,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眼观鼻、鼻观心。同时应该具有一种韦伯所言的“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的情怀,更应该有一种既不脱离现实,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的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我想,这是高华教授的夫子自道,其一生为学为人为文都在践履这些具有内在价值的准则,这也正是其作品能够历久弥新滋养后人的关键原因所在吧。

  (值高华教授逝世四周年,2015年12月24日圣诞前夕作者谨记于于华东师范大学樱桃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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