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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人物:不一样的大哥:黄金荣和杜月笙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5-02-04 点击:

不一样的“大哥”
2014-11-04
特约撰稿 王元涛 / 编辑 白伟志   
终有一天,我们会发现,自由、繁荣、富足,同时又绝对没有黄杜式的人物出现,这种理想社会是不存在的。

黄金荣和杜月笙的一生,最终没有像一般黑帮影视剧惯常所表现的那样反目成仇,内讧火并,这应该算一个奇迹。另一个更大的奇迹,则是他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刑事诉讼。

这样,如果严格恪守“无罪推定”的司法原则,说他们是“黑社会”,是不是就有诽谤之嫌了?尽管人人都知道,他们寄身非法组织,借助政治势力,用暴力或暴力胁迫等手段,从事黄赌毒一类的勾当,完全符合黑社会的标准定义。

秘密在于,他们活动的主舞台,是租界。1849年4月,法国于上海获得在华第一处租界地,旋即成立“公董局”,相当于英租界内的“工部局”,是租界最高行政机构。公董局成员多为早期殖民者,与传教士不同,敛财是他们不远万里奔赴东方的原动力之一。因此,赌场、妓院乃至烟馆在租界地面上事实存在,租界当局公开收取“营业税”。

当然,租界方面并未认可开赌场开妓院开烟馆合法,但也没有明确规定不合法,是“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司法原则,为黄金荣与杜月笙提供了一定的自由空间。

1951年,84岁的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口打扫卫生

1951年,84岁的黄金荣在上海大世界门口打扫卫生

学者廖保平也注意到了租界对于黄金荣和杜月笙的重要性。他说: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政治环境下,很难有江湖藏身之地,但当时上海建有中国最大的租界区,不受中国政府管辖,武装力量不能越界行事,是“国中之国”、“法外之地”。在租界与租界、租界与华界之间,形成大大小小的“三不管”地带,成为帮会藏身的绝佳之地。租界利用帮会维持治安,经营和控制地下经济,因之庇护和纵容帮会,中国政府及法律奈何不了他们。

不仅如此,待到王权崩解,民国初立,军阀来去间,政权不断更迭,华界持续动荡,走马灯一样的所谓政府及其法律,也根本无心无力去“奈何”他们。而且,战乱同样也会让帮会走开,黄金荣与杜月笙的势力能够不断壮大,更是离不开租界这个相对平稳的避风塘。

在主流话语中,租界向为民族屈辱的象征。可每逢战乱,无论达官贵人,或贩夫走卒,都会成群结队首选逃奔租界。鲁迅先生有十年时间住上海虹口公园附近,那里是英租界北部越界筑路区域,俗称“半租界”。教科书上说,鲁迅有很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对帝国主义十分憎恨,因此将“租界”各取一半,遂有《且介亭杂文》中的“且介”二字。饶是如此,自尊与憎恨,依然挡不住他在预感危险逼近时,果断地躲进租界。或许,对于租界,鲁迅先生也和我们一样,理念与行为一直存在着深度悖离,自己却浑然不觉。

台湾作家章君榖先生说:“从光绪末造,到民国十六年(1927)北伐光复上海以前,法租界以其特殊的环境,实已形成政坛勾心斗角、纵横捭阖之中心地带,无论在朝在野,各党各派,都有重要角色,在此从事多方面的活动。这弹丸之地在历时二十余年间,地位仿佛二次世界大战的英伦,再加上北非的卡萨布兰卡。”

由此,租界成为政治异见者或失意者活动的天堂,而黄金荣与杜月笙作为“地下主人”,在享受自由之外,又拥有了接近权力或行使权力的大把机会。当年中共召开“一大”,地点即在望志路106号,法租界。会议决策者也应该清楚,万一被租界当局逮捕,可以接受相对规范的法庭审判,还有为自己辩护以争取脱罪的余地。可如果是被租界外的政权捉去,那就几无生路了。也就是说,对于自由的边界,他们也有着深刻的体认和理解。事实上,“一大”议程过半时,确有黑衣人突然闯进会场,声称要找“各界联合会王会长”。此人,就是黄金荣手下的得力干将程子卿。

黄金荣

黄金荣

杜月笙发现黄金荣

1

当8岁的杜月笙彻底沦为孤儿时,28岁的黄金荣还在上海华洋交界的洋泾浜郑家桥一带,与众多街头小流氓一起混社会。他全然想不到,自己会在3年后进入法租界巡捕房,成为一名威风八面的侦探。

当15岁的杜月笙挥泪告别奶奶,从浦东高桥镇一步一步迈向上海滩时,黄金荣则已失掉了侦探工作,去出生地苏州寻找机会。那时,杜月笙也无从知道,黄金荣在苏州的最大收获,是娶了从良的烟花女子林桂生。而林桂生不仅是黄金荣的得力助手,更是决定杜月笙人生走向的大贵人。

在法租界一向有“治安长城”名头的黄金荣,是被迫辞去侦探这份美差的,起因是他破案数量之多,令人生疑。说起来,黄金荣的祖父与父亲都是前清捕快,父亲在浙江余姚县衙任职,侦破过一系列要案疑案,后来作为优秀人才,被跨省引进江苏苏州。龙生龙,凤生凤,出身捕快世家的黄金荣擅长破案,本当没什么好奇怪的。

但他在巡捕房内的竞争对手徐安宝一直对他不服气。徐这样向巡捕房的法国首脑奏本:“为什么黄金荣三天两头破一起案子,却很少能抓到案犯?”法国首脑想一想,也是啊,黄侦探破案很多,抓人却很少,为什么呢?徐安宝说,那是因为,好多案子都是他安排门徒做下的。比如,门徒从大户人家偷来金银珠宝,由黄金荣交给巡捕房,功劳归他,人却一定是不肯抓的。或者,黄金荣密令门徒当眼线,纠集小流氓打劫,他事先带人设伏,将作案者一网打尽,之后再设法将眼线捞出来。

法国佬又一次领教了中华智慧的博大精深,在深深叹服之余,严辞诘问黄金荣,迫他迅速将租界内的小流氓全数铲除。这里有分教:如果黄金荣真像徐安宝说的,干了那样不堪的事,一定会恼羞成怒;如果他没有那么干,则一定会感觉严重受辱。总之,在他面前,已经没有路可走,不得不愤而辞职。

黄金荣投奔苏州一位父执刘武琦,为他的天宫戏院看场子。这里有两种说法,一是,两年后,法租界巡捕房首脑去苏州游玩,偶遇黄金荣,忆起他当年的神勇,认为他还是一匹好马,于是请他吃吃回头草。另一种是,黄金荣离开后,法租界的小流氓失去了老大,进入群雄争霸的战国时代,街头打杀不断,治安一时大坏,于是首脑专程赴苏州,请黄金荣出山,并将他由探长晋升为领班。

租界小流氓为什么会听黄金荣的话?因为其中很多人是他的门徒。可是,严格来讲,黄金荣并不是青帮中人,因为他没有拜师,直接就按青帮的规矩开山收徒了。用老上海话说,他根本是个“空子”,即冒牌货。

青帮源于清朝大运河漕工群体,创立主旨是互帮互助,替天行道。因而,与真正的黑社会相比,青帮组织松散,管理随机,义气重于责任,传说大于实力。他们有一条规矩,叫“可冒不可赖”。就是说,像黄金荣这样,冒充青帮收揽徒子徒孙,借以行走江湖,是没有问题的,不会有帮内来查他。可是,一旦青帮有事,需要他出人出力流汗流血,也绝不可以抵赖逃避。

黄金荣早年也有机会加入青帮,但他一直坚持,自己毕竟是巡捕,相当于准公务员,明晃晃地拜师父、入帮会,不太合适。相比之下,杜月笙的出身倒是比黄金荣正宗,他拜过师,是青帮正式成员,属于“悟”字辈。他能进入黄金荣家,也正是经由青帮有力人士帮忙介绍的。

2

杜月笙进入黄府的过程很有戏剧性。杜多年后回忆,第一次见黄金荣,他恍恍惚惚的几乎处于失忆状态,不记得黄金荣问了些什么,自己又是怎么应答的,甚至,连自己带去的行李卷随手放到了哪里,也全然忘掉了。可以想见,当时的杜月笙看神祇一样的黄金荣,该是多么的高山仰止可望而不可即。

但黄对杜并没有太深的印象,一个表情恭顺的低级门徒而已。如果不是林桂生发现了杜的才干,向黄金荣力荐,不知杜在黄家还要打杂多少年。黑社会内部,向来层级森严,大多数人一辈子混在底层,吃苦,劳累,危险,却收入低微,绝没有影视剧所表现的那么风光。

杜月笙在黄府一直小心做人,专心做事。林桂生生病,他全力侍疾,数日衣不解带,随时候在榻前,此举深深打动了林桂生。在那些枯守病房的漫漫长夜,相信杜月笙也会揣想过:黄金荣不过是一个巡捕房侦探,哪里来的那么多钱,又起洋楼,又养门徒?但杜月笙平日的工作,是在厨房打杂,除了每天来多少客人、要开几桌酒席之外,他没有办法了解更多。

一次意外事件,让杜月笙脱颖而出。那一天,黄金荣不在家,有人急急地向林桂生报告,本该运进黄府的一个麻袋,被一名门徒半路拐跑了。当时,能打的武将全部外出,林桂生一时束手无策。杜月笙自告奋勇站出来,决定单枪出马。枪,是从林桂生处借来的。

杜月笙脑筋清楚,他分析,首先,小偷肯定不敢进法租界,因为那是黄金荣的地盘。而入夜之后,上海城的城门已经落锁,他也进不去。那么,能走的路只剩一条,就是去英租界。

于是,杜月笙叫上车,直奔英租界。刚过著名的孔子路,就见大白月光下,一辆黄包车正艰难前行,麻袋在车上,小偷坐在麻袋上,正探头探脑,东张西望,状如惊弓之鸟。杜月笙拔枪相向,小偷呆住了。杜月笙命令车夫:“这货是黄金荣黄老板的,马上掉头,拉到黄府去,我给你两块大洋!”车夫二话不说,掉头就跑。小偷开始哀求:“货给你,放我一马吧!”杜月笙不答话,晃了晃枪口,意思是:我答应,枪不答应。

文弱的杜月笙居然立下如此大功,不禁让林桂生刮目相看。林桂生决定,进一步考验他。这一次,是带他去赌场,赢回两千多块大洋,全归给了他。两千大洋,在当时的上海,足以买下一套豪宅。林就是想看看,杜月笙怎么花钱。如果是买房置地,可靠,但不可大用。如果是吃喝嫖赌,那就既不可靠也不可用了。结果,杜月笙用这笔钱还清了早年的欠债,其余的,大都散给了从前一起混街头的朋友。这让林桂生又一次刮目相看:此人办事牢靠,不贪财,会花钱,敢交朋友,可大用。

经林桂生隆重推荐,杜月笙得以进入黄家军核心圈,这时,杜月笙才发现黄金荣发财的秘密。那次他单枪匹马夺回来的,可不是什么普通麻袋,而是满满一包烟土,即鸦片。这烟土是从哪里来的呢,也是黄金荣的门徒从别人手里抢来的。当时,大量烟土来自外洋,为躲避海关查验,大海轮泊在码头之外,入夜后,一包一包烟土被丢进大海,由接货方驾小船顺次打捞。正是在这一环节,黄金荣的门徒可以像蝗虫一样围上去强抢。反正是黑吃黑,谁也不敢报案。

3

杜月笙在黄家,整整服务了10年。

侦探这份职业,黄金荣无需他人插手。除此之外,黄家的三大事业,杜月笙全部深度介入。第一类,贩毒、开赌场、办妓院,都是在灰色地带游走。第二类是正行,经营大戏院“共舞台”,开办“中国最伟大的游乐场”上海大世界等。第三类,则是善举,如救济乞丐、收容难民、捐款赈灾等。

每年春节前夕,黄金荣都要给乞丐发钱,这是上海市井的一件大事。黄的门徒,要先把乞丐集中到一个大院落里,几乎等于强制收押,然后让他们排好队,一个一个领钱,领完一个,放出去一个。初时杜月笙对此不解,黄金荣一笑:你不知道,以前是在街面上发钱,结果,领过钱的家伙们转身又去排队,三天三夜也发不完。就算这样关他们,也没用,有些乞丐还是会翻墙进来,再领一次。

在杜月笙眼中,黄金荣当然是一个复杂的人,难以彻底了解和把握。从起初的战战兢兢,到之后的心平气和,这种情感变化,见证了杜月笙的悄然成长。最后,也许是黄金荣在五十岁上“冲天一怒为红颜”的荒唐举动,让杜月笙终于找到了平起平坐的感觉。

杜月笙记得,就在他把张啸林引荐给黄金荣的那一年,共舞台的年轻女艺人露兰春让黄金荣动了春心。堂堂的上海滩黄老板,自降身份,每天到台下捧场护场,风雨无阻,百般殷勤。有一天,露兰春唱戏不小心走板,招致台下一位年轻人高声喝倒彩。黄金荣怒不可遏,冲过去就赏了年轻人两个大耳光。年轻人拔身而起,正欲发作,却见一群如狼似虎的壮汉围在黄金荣身畔,只好忍气吞声,含恨离去。

可黄金荣不知道,挨了他两个耳光的年轻人,不是别个,正是著名的民国四大公子之一,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儿子卢筱嘉。

民初,上海行政归江苏,但驻防上海的历任淞沪护军使,都受治于浙江督军。也就是说,卢永祥才是上海的实际统治者。这样,转过天来,黄金荣就被一群荷枪实弹的士兵抓走,关进了淞沪护军使何丰林家宅后花园假山下的地牢里。在这里,等待黄金荣的,无审判,无辩护,只有无休无止的羞辱和折磨。

为营救黄金荣,杜月笙硬着头皮只身去找何丰林求情。当他迈进刀枪林立的何宅大门时,不知心里会不会油然而生委屈和不解:谁才是真正的黑社会?

杜月笙

杜月笙

黄金荣看杜月笙崛起

4

关于“青帮三大亨”,老上海人都知道这样一句话:“黄金荣贪财,张啸林善打,杜月笙会做人。”浙江人张啸林一向蛮勇,在黄家军中,地位相对边缘,那么,黄金荣又是怎么看杜月笙的呢?

为酬报杜月笙多年的忠诚服务,黄金荣送给他的第一份产业,是公兴俱乐部。这是一家赌场,坐落于法租界。而当时在邻近的英租界内,有另一位黑帮人物严老九经营的赌场,每天门庭若市,生意红火,对公兴构成了强大压迫。杜月笙的一个门生精于赌技,擅自闯到严老九处找碴踢馆,惹得严老九暴怒之下扬言要关门歇业。说关门歇业,并不是表示屈服,而是准备暴力开战的意思。杜月笙临急不乱,带上大笔现金,带上唾面自干的笑脸,亲自登门道歉,迅速把一场已剑拔弩张的血雨腥风消弭于无形。

对此,黄金荣给杜月笙4个字的评价:绝顶聪明。

法租界公董局更换负责人,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就烧向了赌场。而抓赌的重责,自然要落到巡捕房督察长黄金荣的肩上,这让他顿时头疼不已。自己的刀,怎么削自己的把儿?杜月笙眼珠一转,计上心头。他把赌场分为日夜两场,日场安排自己的门生去赌,风声紧时,黄金荣尽管来,反正都是自己人,随便抓一串回去给法国佬看,就可以交差了。而之后的夜场,才会迎来真正的赌客,他们是充分安全的。

对此,黄金荣给杜月笙的评价还是4个字:聪明绝顶。

1909年,大清政府与英法驻沪领事订立禁烟条约,限定两年内禁绝烟毒。禁烟,肯定是好事,可是,只要一禁,烟土的价格马上飞涨,这也是事实。杜月笙从中看到了机会,向林桂生提出建议,创办一家公司,专门在租界内包销法国海军贩运来的鸦片。

林桂生欣然同意,公司迅速剪彩开张,取名“三鑫”,因为原始股东黄金荣、金廷荪、阿金三人的名字中,都有一个“金”字。三鑫公司的工作流程是这样的:法国军舰把鸦片运到吴淞口,张啸林负责接洽何丰林的军队,将货从吴淞口武装押运到十六铺,交给杜月笙,杜月笙率门生“小八股党”负责包运到法租界,批发给大小烟馆。

这是一本万利的生意,1916年,三鑫公司年收入5000万元。同年,北洋政府财政总收入2.95亿元,算下来,三鑫一家公司的收入,就相当于全国年财政收入的12%。

实际上,成立三鑫,是杜月笙与林桂生共同策划的,起初甚至瞒过了黄金荣。等到黄金荣终于知道家里金库的钱为什么会突然增多之后,他明白了,“聪明”这种词,安到杜月笙的头上,已经显得太轻飘飘了。同时,他更明白,杜月笙在黄家军这支队伍中,已接近取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领导地位。

5

黄金荣与杜月笙,实际关系是师徒,情感关系是父子,而表面关系,却是结拜兄弟。

黄与杜,相差20岁,杜怎么好意思管这位父亲一样的领路人叫“大哥”呢?这里,有一个机缘。杜月笙娶正室夫人沈月英,是黄金荣与林桂生做的大媒,而杜沈的长子杜维藩出生时,长得头角峥嵘,十分惹人喜爱,黄金荣与林桂生不容分说认下了干儿子,这样,他们自然就与杜月笙成为了平辈。

另外一个更直接的机缘,是黄金荣被关进何丰林的地牢后,杜月笙与张啸林不遗余力地奔走营救。时任浙江省长张载阳,是张啸林读军校时的老同学,经他从中斡旋,卢永祥态度软化,同意和解。之后,由杜月笙出面,将三鑫公司的大批干股分送给卢永祥与何丰林,并达成双方合作贩毒的协议。至此,黄金荣的一场大厄,方告化解。

事后,黄金荣对杜张二人感激万分,决定取消辈分,正式与他们结拜为兄弟。

黄金荣被抓事件,还导致了另一个结果,那就是杜月笙的实际独立。江湖上不怕打打杀杀,最怕丢面子。原本横行申江的黄金荣,经历如此不堪际遇,内心难免意兴阑珊,从而萌生退意。况且,为黄家立下汗马功劳的杜月笙,行事稳妥,忠诚不渝,不贪财,办法多,“你办事,我放心。”在黄金荣心目中,杜月笙已足以担起前敌总指挥的重任。

1929年,基于杜月笙的声望和贡献,法国领事馆允许他当选为公董局华董,从而进入租界最高领导机构。当年衣食无继的苦孩子,如今俨然与法国人一字并肩了。而黄金荣作为老前辈,终其一生,也就是个督察长,属于租界内的中层干部,因此,在他内心深处,会不会对杜月笙生出三分醋意?

想来,黄金荣可能这样安慰自己:反正是自己的伙计嘛,他有出息,我脸上也有光。同时,黄金荣认为,杜月笙固然精明能干,心思灵活,可恐怕还是应付不了那种高阶层的大场面。于是,他开始以老大哥的身份,向杜月笙传授自己和法国人相处三四十年的宝贵经验:外国人喜欢什么,讨厌什么,如何巴结讨好才能事事取得他们的欢心?

只是,杜月笙内心的观念,恰恰和黄金荣相反。黄对法国人只有浮光掠影的认识,而无透彻精准的研究,因此一生都在竭力争取能为外国人所用。杜却另有雄心,早已定好如何利用外国人的方案。

可是,永远不和黄老板争辩,是杜月笙终身不渝的原则之一。即使黄老板的叮嘱对他已毫无用处,毫无必要,他也总是聚精会神地侧耳倾听,嘴里嗯嗯啊啊连声应诺。台湾作家章君榖对此评论说:“他这样,并非全部做作,自有一份感念,一份关切。”

是的,杜一生对黄至忠至诚,让黄待杜如同亲子的寄情没有落空,这也正是杜的崛起没有引发团体内讧的重要原因。

6

黄金荣也了解,杜月笙出身苦寒。苦寒到什么程度呢?他的父母去世,无钱安葬,灵柩一直浮厝在家屋后面的田垄上,仅盖些稻草,聊蔽风雨。让父母荒丘暴露,无法入土为安,为人子者,情何以堪?因此,杜月笙功成名就之后,不惜花重金营造杜氏祠堂,并把祠堂落成典礼设计成了自己的人生高潮,就完全可以理解了。

1930年,杜氏祠堂落成,蒋介石赠匾“孝思不匮”,同时赠匾的还有徐世昌、段祺瑞、张学良、吴佩孚、张宗昌、何应钦、顾维钧、孔祥熙、于右任、吴铁城等,甚至还有班禅。而北洋政府前总统曹锟,则给典礼发来了贺电。

典礼总指挥是海上超级闻人虞洽卿、黄金荣、王晓籁,曾为袁世凯称帝四处奔走的“旷代逸才”杨度,只不过是典礼仪式的中层干员。上海邮政局在杜祠开设临时邮所,赠送纪念封。这在当时,属于开风气之先的创举。由法租界到杜的故乡浦东,游行嘉宾达五千人,前头由全副武装的英国巡捕骑马开道,首尾绵延两英里。获邀参加典礼者两万人,观礼群众10万人,大导演张石川全程跟拍纪录电影。

建造杜祠,全部花费为50万元,典礼招待费用,又是50万元。

对此,黄金荣会怎么看呢?当年他的黄家花园落成时,可没有过如此风光。但是,黄自有黄的骄傲,比如他过80大寿,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赶来给他叩头,只要有这么一桩事,就可以把杜月笙所有的风头全压下去了。

关于蒋介石给黄金荣拜寿的情节,刘夏先生在《黄金荣传》中有活灵活现的描写:蒋介石抵达黄家花园后,先把黄金荣扶到一张太师椅上坐定,然后取来一只金丝寿字软垫,放在地上,轻轻说了一句:“今天,我特地来拜寿。”说罢后退两步,立在软垫前,双手一拱。这时,黄金荣像一只大皮球,“咚”的从太师椅上跳起来,那敏捷的样子,实在不像80岁的老人。只见他双手急摇,嘴里忙道:“啊哟,这哪里可以,不可以!”可是,蒋介石已经撩起衣襟,双膝下跪,毕恭毕敬地冲他叩了个头。

7

章君榖先生说:“关于黄杜失和,两家恩怨,有多年的传说。失和固非事实,恩怨更谈不上,小不愉快诚然有之。不过由于杜月笙的竭力忍耐,以柔克刚,许多尴尬场面,都能化险为夷。其实,晚年的黄金荣,对杜月笙并没有什么不满意,更不曾发生过利害冲突,闹来闹去,无非黄金荣退休以后,老年人的情绪问题而已。”

比较典型的一次,发生在黄金荣从巡捕房彻底退休之后。黄的门徒陈培德,犯了一桩不大不小的案子,被关进淞沪警备司令部。偏巧不巧,逮捕陈的,正是杜的门生。这下黄金荣不干了,一口咬定杜在跟他别苗头,于是急吼吼地召见杜。

第一时间赶到黄家后,杜月笙见一堆人守在黄的身边,可黄却全然不理他,自顾在榻上抽大烟。烟枪嗞嗞作响,杜只能乖乖站在一旁一声不吭。三筒大烟抽足,黄金荣开腔了:“我也老了,愿打愿杀随你们的便。”杜月笙接话:“您老有什么吩咐尽管说,哪个敢违抗呢?”黄东拉西扯支吾了半晌,最后才高声喊出来:“陈培德犯了什么错?”

这一声吼,几乎把杜月笙闹愣了,陈培德是谁?这完全是发生在最基层的一桩小事,哪里值得他去关注?但他二话不说,马上扑到门边挂电话,安排手下去息事捞人。杜月笙当然是被冤枉的,可据在场有心人观察,整个过程,杜一直和颜悦色,不曾皱过一丝眉头。

此时的黄金荣,就像一个渐入老境的父亲,当然会经常对已经顶门立户的子女发无名火,那是他在徒劳地对抗时间。作为子女,了解到这一层,也就会像杜月笙一样,用从内到外的顺服,替无情流逝的时光背起黑锅。

1931年6月10日 ,上海大亨杜月笙在家乡浦东高桥修建的杜家祠堂落成,举行庆典

1931年6月10日 ,上海大亨杜月笙在家乡浦东高桥修建的杜家祠堂落成,举行庆典

杜月笙一生不甘

8

在各类杜氏传记中,有一个小人物被忽略了,他就是王国生,杜月笙最初落脚上海,在他开的潘盛源水果店打工。

入黄门前,杜月笙所能走的路,与大多数赤脚进城的乡下少年一样,因受教育不足,眼界狭窄,人生没有方向,极易沾染恶习。杜月笙的毛病,是好赌成狂,竟私自挪用水果店的货款,在输个精光之后不辞而别。可是,王国生却抢先一步原谅了他,在他饥寒交迫、病饿无着时,又将他接回店内,全无责怪,信任依旧。

这件看似不起眼的小事,在杜月笙的早期经历中,却应该占据重要位置。杜从小见惯了各色势力眼,包括亲族,包括乡邻。你坑我?没关系啦,我转过头来也害你就好了。这种对等的恶恶相报,是他耳濡目染的生活常态。而王国生却让他得以识见了人性的另一个侧面,从而觉悟到,原来,人还可以有这样一种向善的选择。这很可能是一颗宝贵的种子,为他后期出污泥而试图不染提供了动因。

学者廖保平这样评价杜月笙:“作为一个暴力色彩浓厚的江湖老大,竟没有被政治权力消灭,还能将自己的黑社会身份不断洗白,在江湖与政治之间穿梭自如,呼风唤雨。”事实上,杜月笙并没有像廖先生说的那么“自如”,但他对自己身属黑帮这一事实,却一生不甘,一直在挣扎洗白,这倒是真的。

杜月笙讲过,有一次,他应邀参加一个达官贵人的聚会,但见座中高冠峨服,衣香鬓影,再仔细打量,那些有身家、有地位、有教养的绅士,没一个人戴他手上那种惹人注目的大钻戒。杜月笙立时自惭形秽,在桌底下捏住戒指转了一圈,把那颗大钻石紧紧握在掌中。回到家,他直接把钻戒扔进了保险箱,并从此日日长衫,风纪严谨,即便是三伏暑天,在家里,也绝不袒胸露臂。因他的表率作用,一时间,整个上海滩,至少脱下上万只钻戒。

杜月笙知道,想洗脱黑社会形象,仅改变外表还远远不够,内里也必须有货。凭他的识字水平,可以勉强读书看报,可要完全理解内容还存在困难。他自有办法,设专职读报秘书,每天听报。听完一段,有不懂之处,就详加追问,一直到弄通为止。这一习惯几十年不辍。另一个学习的捷径,是听评书。从春秋起,经秦、汉、唐、宋、元、明,直到大清,他把两千年的历史听了个滚瓜烂熟,从中找经验,找常识,找启示。这一习惯,也是几十载不变。1949年移居香港后,还专程从上海请过评书先生。

创办恒社,是杜月笙试图从组织上摆脱青帮阴影的又一努力。他也清楚,不管他个人如何自洁,只要还拥有众多门生,就永远无法让人忘掉他的青帮背景。现在,他创立一个公开合法的社团,就可以用新名义在租界内外行走了。恒社成立于1933年5月,发起人19名,包括后来大名鼎鼎的朱学范。

9

与黄金荣出身小康之家不同,杜月笙3岁丧母,5岁丧父,先随继母生活,后继母不知所终,他就成了吃完上顿无下顿的孤儿。可是,与黄相比,杜的洗白又有天然优势,因为在他入黄门前,大部分脏活累活都由黄金荣干了,资本原始积累已经完成。在此意义上说,杜是黄的2.0版,可以站在黄的肩膀上坐享其成,双手无需再接触太多的脏东西,因而向合法化转型相对容易得多。

1927年,国民党北伐军占领上海,东南局势渐告稳定。国民政府一向主张废除租界,清理黄赌毒,杜月笙对此心知肚明。正是在此前后,他开始逐步退出贩毒和赌博行业。因此,他的洗白,除了个人追求之外,还有大势所趋不得不为的因素。

杜月笙创办了多家合法公司,部分由他直接管理和经营,涉及航运、金融、纺织、面粉等行业。还有一些朋友或徒子徒孙开办的公司,主动要求挂他的名为董事长,他也一概欣然应允。最多时,他拥有七十多个头衔。如果按今天某些人士的习惯,把所有的职衔都开到名片上,那么杜的名片恐怕要八开纸那样大才行。

一个人,即使换了芯片大脑,如果身兼七十项职务,恐怕也会经常短路死机吧。从杜月笙这种无害的贪婪中,可以隐约看出,对于正常的社会身份,他的补偿心理有多么强烈。

抗战胜利后,毁家纾难的杜月笙属意上海市长的位置。在他看来,这是洗白的最佳机会。可是,蒋介石没有答应他。随后,杜又参与竞选上海市参议会议长,国民党高层同样意见歧生。于是,杜及门生安排了一次奇葩的选举,先让杜高票当选,随即宣布因身体原因辞职。这是一种变相的抗议,表达了杜的极度渴望与无奈。

有一段流传甚广的话,据说出自杜月笙之口:“我就是蒋介石的一个夜壶,想用就用,不想用就塞到床下去了。”实际上,他的原话是这样的:“你们不要看许多大好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在拿我当作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地藏到床底下去。”他并没有专门针对蒋介石,那不符合他的行事风格。无论杜月笙怎样不甘,其实他也明白,一朝为贼,终身为贼,人们的这种惯性认知,是他洗白的最大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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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传记文学》发行人刘绍唐这样评价杜月笙:“名闻天下,对民国政治有影响,有贡献,但究属黑社会人物起家,借烟赌发迹,受其惠者甚多,受其害者也并非没有。可以说有誉有毁,有恩有怨。”

是的,他可以不甘,可以努力洗白,只是,一旦核心利益遭到触犯,他做出的第一反应,依然难脱黑社会本色。

上海有一位金融巨子,素来鄙视杜月笙,发现同乡或晚辈与杜结交,就会训斥他们:“怎么可以跟这种人来往!”后来,巨子与一位良家女子有染,女子怀孕后不依不饶,非嫁他不可,否则就要新闻曝光。巨子怕了,左右求告无门,只好厚着脸皮去找杜月笙。杜关照各报馆,不准刊登相关新闻,然后亲自与女子谈判,只花用了不大一笔钱,就将事情平息下来。

天不怕,地不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杜月笙控制新闻有两大招法,一是直接买报馆,自己当老板。再有理想主义和专业主义情怀的新闻人,也没有办法和老板叫板,否则铺盖就会出现在大街上。第二招,是广交朋友,定期给新闻界名编辑名记者发放高额津贴,换来他们的言听计从。

1933年,李济深、蒋光鼐等人发动“闽变”,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政府”,这让相距遥远的上海国华银行摊上了大麻烦。事情是这样的,“闽变”主力19路军,一年前在上海参加“一二八”抗战,收到上海人民捐的一大笔钱,一时用不完,直接入股了国华银行。现在因为他们“闹事”,上海有些人生气了,召开民众大会,要求索回当年的捐款,还要追究国华银行的责任。

等到国华银行老板唐寿民获知相关情报,急忙向杜月笙求救时,已经太迟了,民众大会通过了十条决议,其中一条是:没收19路军款项,敦请政府勒令国华银行停业。消息传来,杜府内众人面面相觑,杜月笙却神闲气定,不慌不忙打过几通电话后,转身上楼听评书去了。第二天,在上海所有报纸报道民众大会的消息中,十条决议变成了九条。

如此操弄社会公器,实为一大罪恶。可杜月笙的弟子后来在台湾给他作传时,依然将此视为了不起的事迹大书特书,洋洋得意之态溢于言表。由此可见,新闻自由这种高级理念要在中国落地生根,该有多么艰难。

1937年,上海沦陷,杜先赴香港,后去重庆,一直遥控指挥留守上海的老班底,配合军统戴笠的地下工作,抢救要员,暗杀汉奸。伪上海市长傅筱庵,即死于杜月笙门生之手。抗战中期,高宗武与陶希圣脱离汪伪政权,逃奔香港,公开揭露“汪日密约”,这就是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其背后,也有杜月笙参与谋划。

可是,有这样一个细节却颇堪玩味:在重庆期间,杜月笙经常与前军阀范绍曾等大佬赌博取乐,赌规是,每人每天至少带法币5万元。这5万元,相当于战时60位国军上将的月薪,或2230名在前线流血拼杀的二等兵的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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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在偌大的上海滩,只要与杜月笙有交情,几乎没人敢说从没接受过他的钱物馈赠。而且,杜月笙还有一个习惯,给朋友送钱时,一定要一对一,绝不让第三者在场,以保全受钱人的面子。

杜月笙曾深度介入上海多起罢工事件,据杜的门生陆京士称,1928年至1932年,上海工潮的十之八九,是通过杜月笙居间调停得以平息的。他做中间人,一手托两家,全力弥合劳资分歧,做了很多有价值的工作。“杜先生”的口碑,由此深入民间。

1930年,法商水电公司中国员工罢工,法租界巡捕当街开枪杀人,劳资矛盾极度激化。杜月笙受法国驻上海领事委托,参与和解谈判。他身在资方,却心在劳方,开出优厚的补偿条款,复工草约得以顺利签订。可是,法商公司却临阵赖账,不肯支付两千三百多人罢工期间的工资,更不肯答应月增工资四角的条件。工人群情激愤,复工眼看就要流产,这时,杜月笙“言话一句”,扭转了局势:“法商公司答应不下来,全部由我付了。”

为此,杜月笙足足支付了30万大洋。

浦东高桥人向以杜月笙为傲。杜给家乡造了23座石桥,修了医院和小学,并且全免费。抗战前,浦东二百余户贫困人家,会按月到杜府支领生活费。而且在上海,如果贫苦家庭有人去世无以殓丧,就可以请杜家施送棺材衣衾。从1935年到1937年,杜月笙捐款达150万元。他的一生捐款多少,已经没有办法完全统计。

他这样花钱如流水,手面阔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潇洒固然潇洒,漂亮也固然漂亮,可实际上,他已陷入了一个怪圈而不能自觉。他一定以为,钱是洗白的武器,散出去越多,效果就越好。殊不知,这种违背常规常理的用钱方式,反而会让人时时刻刻联想到,他的钱来路不正。

而且,他赚得多,花得更多,实际上是个穷人。尤其自1932年起,他彻底退出暴利的烟赌两行,收入应声大幅下降。可是,来钱的渠道变窄了,花钱的渠道却和原来一样宽,他根本停不下来。因此,每到年关,对杜月笙来说,都是难过的一关,手头没钱打点各路人马,他有时会急得直跳脚。1933年春节,对杜月笙来说,是最寒冷的严冬。传说,他向中国银行总裁张公权借款30万元,被张一口回绝了。

但据章君榖先生称,这不是事实。恰恰相反,张公权一口答应了,可其他银行听说杜闹饥荒,争先恐后表示愿意借款。经过一番商议,最后由中国、交通等四家银行共同出资,抵押物是杜家的房产。房契被裹在一张报纸内,黏合处盖有杜的图章,由中国银行代为保管。报纸里头是不是真的有房契?没有人拆开查验过。也就是说,一张报纸盖个章,就可以借出30万元来,这一点,是让杜月笙最为自豪的。

“别人存钱,我存交情。”杜月笙向来这样说。

这条原则,他倒是一以贯之,坚持到了最后。1951年,杜月笙病危,他当着家人的面,把朋友欠钱的借条全部烧掉了,涉及的具体金额不详。据匆匆翻看过借条的家人回忆,其中有一张,是数十根大金条。

这样,当杜月笙临终前躺在病床上亲口说出,他的钱只有十万美金时,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怔错愕。谁也想不到,大半辈子挥金如土的杜月笙,留给庞大家族的遗产,居然如此之薄。这笔钱要分给4位太太和四儿三女,一个人能到手几文呢?难怪清高如孟小冬者,也忍不住当场脱口而出:“这么一点钱,怎么活?”

20世纪30年代,京剧名伶孟小冬

20世纪30年代,京剧名伶孟小冬

黄的自如与杜的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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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有意思的是,与杜月笙的不甘完全不同,黄金荣对于自己的黑社会身份基本上没有焦虑感。这可能恰恰因为他拥有合法的职业,这种身份为他提供了强大的心理保护。而杜月笙呢,尽管当上了法租界的华董,地位崇高,可地位所具有的保护作用显得过于脆弱。现实生活中,也有一些退休高官,还不如一个退休水电工活得从容自在,就因为职业背后的技能永远不会消失,足以让人保有内心尊严感,而地位一旦失去,与世界的联系就被瞬间切断了。黄杜的差别,大抵源于此。

杜月笙发迹后,曾对朋友发表过这样一段著名的心理剖白:“看看我们今朝的排场,像煞鲤鱼跳过龙门,身价百倍了。但是你要晓得,我跳龙门比你难得多。你好比是条鲤鱼,修满500年道行就可以跳,我是河滨里的一条泥鳅,先要修1000年才能化身为鲤,再修500年才有跳龙门的资格。因此之故,我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是只可成功,不许失败的。譬如说我们两个同时垮下来,你不过还你鲤鱼之身,我呢,却又要变回一条泥鳅了。”

因而,杜月笙自成名起,做人做事不敢有丝毫懈怠,始终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一日三省五省,克己功夫堪比曾国藩,胜过蒋介石。

北伐成功后,吴开先担任国民党上海党部负责人。杜月笙多次托人带话请吴吃饭,可吴看不起杜,屡屡拒绝。实在找不到借口了,就先口头答应,然后不声不响地爽约。即便如此,杜月笙依然不放弃,三天两头请人找他。终于有一次,吴被缠不过,心下一横:难道杜月笙还有三头六臂不成,我为什么不能去会会他?

这一天,吴开先如约出现在杜家豪宅大门口,杜的总管万墨林正在下马石处毕恭毕敬地等候;二道门口,又有杜的头号法律顾问、上海名律师秦联奎,在毕恭毕敬地迎候;进得内厅,杜月笙一身长衫,正双手扶膝,眼观鼻,鼻观口,正襟危坐于沙发之上,见吴进门,满面春风,起身相接。三道迎宾,层次分明,礼数周全,吴开先不由心中一动:前几次答应来时,他们也曾这样等过我吧?试想三人一线,大眼瞪小眼,等了又等,盼了又盼,最后没等到人,该有多失望?于是,抱愧之情油然而生。

杜月笙开口第一句话是:“老早想约吴先生过来坐坐,就因为我这里一天到晚人来客往,实在太忙,所以一直拖到今天。”好像此前多次邀约遭吴开先拒绝的事情,压根儿没发生过。吴一时不知如何应对,只好含混地说:“岂敢岂敢。”

由此,吴与杜,成为生死之交。

黄金荣的做派,就与杜月笙不同了。1919年,万国禁烟会议在上海举行。为此,英国方面宣称,将在英租界内全面禁绝鸦片。那么,密布大街小巷的众多烟馆怎么办?黄金荣从中看到了机会,找英租界巡捕房侦探沈杏山谈判,劝沈同意把烟馆全部搬到法租界,由他负责保护,沈可坐享红利。

在黄金荣看来,这种选择很现实,条件也足够优渥,但没想到,沈杏山判定英租界并不会真禁烟,因此不仅一口回绝了,还对黄的不良企图大加讥讽。黄金荣当场暴怒,扑过去抽了沈杏山两个耳光。

沈杏山是什么人?名义是侦探,实际也是英租界的黑老大,以他为首的“大八股党”开赌场设烟馆,势力不亚于黄金荣。因此,黄金荣的举动,按国际政治来解说,相当于在联合国大会上,因为乌克兰问题发生争吵,普京隔桌甩了奥巴马两个大耳光。

当时也在谈判现场的杜月笙,想来应该会在心底感叹,黄金荣的这种真流氓手段,是他绝对做不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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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月笙收纳孟小冬,黄金荣迎娶露兰春,同样是黑道大佬与名艺人结合,前者成为一时佳话,后者却闹出了天大的丑闻。

孟小冬,京剧余派创始人余叔岩弟子,人称“冬皇”。此称号,可比今天泛滥成灾的“影后”、“歌后”金贵多了。孟小冬之暴得大名,除了长相俊、唱功好之外,还在于曾经敢跟名满天下的梅兰芳梅老板唱对台戏,结果,让梅老板爱意顿生,二人喜结连理。

但梅的原配对孟极凶,孟小冬在梅家过得不开心。后来一起意外的命案,到底把梅孟彻底分开了。有一位孟小冬的脑残粉,爱孟恨梅,无力自拔,绝望之下携枪闯入梅家,刺杀梅兰芳未果,误杀了梅的朋友张汉举。名伶,绯闻,命案,八卦要素齐全,事件轰动全国。孟小冬难承压力,与梅断然分手,先在天津居士林皈依佛门,后赴上海,接受了一直仰慕她的杜月笙。

说起来,杜月笙与梅兰芳也是老朋友了。梅老板每次到沪献艺,第一站,必拜杜老板的码头。而且,杜月笙作为超级票友,也颇能唱几出大戏,一口浦东方言,往往把京剧演绎成滑稽戏,不管台下的观众如何肚皮笑穿,台上的他依然唱得一板一眼。1949年8月,杜月笙60大寿,梅兰芳专程赴上海唱堂会,引得各种小报狂欢猜测:杜月笙会不会把孟小冬再还给梅兰芳?

而黄金荣对当红艺人露兰春动念时,已年满54岁,露只有25岁。露是黄金荣门徒的养女,幼时常出入黄家,曾在黄大爷膝头撒娇玩耍。而今,黄金荣要娶当年的“小毛头”,第一个不高兴的人,当然是林桂生。杜月笙义无反顾站在林桂生一边,破天荒地表示反对黄金荣。但黄仿佛吃了秤砣,非娶不可。其他事,他几乎对杜言听计从,惟有这件事,绝不肯让半步。

说到露兰春本人,实际上打心眼儿里一百个不愿意。可是,黄金荣是她养父的饭辙,又把她本人一手捧红,还为她蹲过何丰林的地牢,她能有什么选择?于是,她提出条件,第一要八抬大轿明媒正娶,第二要独掌黄家财权。人人都猜,黄金荣不会答应,否则,将置林桂生于何地?没想到,黄金荣二话不说就应允了。在这一问题上,黄表现出来的流氓本色,也是杜月笙不具备的。可能在杜月笙看来,黄娶露,已经很接近强抢民女了,他绝不会允许自己如此放纵。

林桂生愤而与黄金荣离异,多年情分,一朝割袍。临别黄家,林放出狠话:你们不会有好结果的。事情果然被她不幸而言中,露兰春像一只被囚的小鸟,没有一天不在惦记着飞离金丝笼。最后,趁黄金荣去山东协助处理临城劫车大案之机,她卷走黄家全部金银浮财,与一位薛姓小开私奔。

此事对黄金荣打击相当大,他开始沉溺于鸦片与赌博,家事统统交给儿媳李志清,外间公事全部责成杜月笙负责。由此,黄杜权力交接顺利完成。这时,黄金荣60岁,杜月笙40岁,杜已鞍前马后为黄服务了二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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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5年3月,58岁的黄金荣向法租界巡捕房提出退休申请,同时推荐门徒金九龄或程子卿接班。可是,最终上位的,却是他的又一个竞争对手沈德福。

黄金荣心中老大不痛快,再赴苏州,动用各种关系,从牢狱中捞出著名盗贼“水上飞”胡老七,安排他到上海,先偷法国领事家的狗,后盗巡捕房总巡家的拿破仑金币。一时间,法租界风声鹤唳,人人自危。新官上任的沈德福被折腾得焦头烂额,却根本没办法破案,因为作案者正在黄金荣的大宅子里肥吃肥喝呢。

最后,还是由黄金荣指挥部下成功“破案”,并由“水上飞”向法国人吐供,栽赃称在沈德福家中翻找到了大批烟土。沈百口难辩,情知不是黄金荣的对手,遂黯然辞职。金九龄如愿坐上督察长位子,程子卿得任政治部主任,连黄自己,也被慰留为租界特别治安顾问,待遇与督察长同。

这就是黄金荣的真小人玩法,卑鄙足够卑鄙,却显得快意恩仇,符合人们对江湖的一贯想象。黄金荣出身公门,但信奉这样的道理:自古狡兔死走狗烹,抓强盗的与做强盗的,看似不共戴天,实则相互依存。这才是真正的流氓精神。

而杜月笙一刻没有离开过江湖,却对自己的身份难以认同,只要有与白道结交的机会,受多大的委屈也在所不惜。没有谁比杜月笙更渴望自由了,可他已不知不觉患上了“取悦强迫症”,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1928年,北伐军进抵济南,与日军日侨发生纠葛,引发“济南惨案”,一时间全国反日浪潮迭起。杭州大学生游行抗议,过程中听信传言,说杜的一座湖滨别墅是日本人的机关,于是一哄而入,砸了个稀烂,损失超过十万元。

时任浙江教育厅长张道藩肯任事,决定给予赔偿。张赴上海见杜,商量具体的数额,没想到杜月笙毫不迟疑,张口就开价三千,而且还全数捐给浙江救济院。

章君榖先生说:“张道藩对杜月笙为人通情达理,慷慨大方,留有很深刻的印象,他原以为杜月笙是市井中人,如今亲眼目触他的豪爽与漂亮,不但观感丕然改变,且历数十年不忘。”杜月笙在香港去世,移灵台北时,张道藩亲临致祭,称杜“仁义何常,蹈之君子”。

像杜月笙这样违背常规常理做事,固然会有非常收获。但是,长此以往,被他强压下去的不快与痛苦,也不可能不在内心郁结,最后的代价,就是对身体造成巨大伤害。说起来,夺走杜月笙性命的,并不是什么绝症,而是气喘。据说,有一次,他乘坐飞机从重庆回香港,半路遭日本军机追逐,闪避过程中,忽高忽低,让他透不过气来,从此坐病。但实际上,表面风光的散财,以及遭受冷落与白眼后的隐忍,种种强迫自己的举动,早已让他的内心伤痕累累,飞机颠簸,不过是导火索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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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日本人打来了,杜月笙跑到香港,黄金荣则留在上海。日本人找他出来做事,他推脱不过,就大剂量注射氯丙嗪,也叫冬眠灵,这样就不再怕热,然后大暑天捂着厚棉衣给日本人看:我真病了,没能力干事了,放过我吧。

1949年来了,杜月笙又跑到香港,黄金荣还是留在上海。躲在自家小楼里抽饱大烟之后,黄金荣偶尔也会暗暗嘲笑杜月笙吧:跑算什么本事啊,当年我连日本人都骗得一愣一愣的,还有什么可怕的?

新政权让黄金荣写悔过书,他就乖乖地写,一遍没通过,再写第二遍,然后登到报纸上。新政权让他去大世界门前扫马路,他就乖乖地扫,然后拍成照片,登到报纸上。杜月笙在香港看到照片,流下了眼泪,可他不知道,黄金荣早已与自己的命运和解。而杜月笙则一生都没能与自己和解。因此,黄金荣能活到86岁,杜却只活了63岁,比黄金荣还早死三年。

章君榖先生说杜月笙是“中国第一品大百姓”,其实,更应该说他是第一影帝。杜一生都在演戏,最重要的观众,是他自己。他临死最后一句话是:“好,好,大家有希望。”

而黄金荣呢,中共军方代表曾去他的家,只是要诫勉他几句,他却误以为是来施行逮捕的,吓得当场尿了裤子。一世英雄,也有一泄如注的时刻,这就是黄金荣真性情的一面。他能长寿,正因为肯把尿尿在裤裆里,而换成杜月笙,一定宁可把自己生生憋成内伤。

1934年,大上海高层政商人物合影。从左至右坐着上海巨商杜月笙、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外交家蒋廷黻、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市保安处长杨虎

1934年,大上海高层政商人物合影。从左至右坐着上海巨商杜月笙、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外交家蒋廷黻、上海市长吴铁城、上海市保安处长杨虎

黄杜与权力结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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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政治权力结盟,是黑社会的典型特征之一。清末民初,政局混乱,上海的实际统治者更换频繁,黄金荣与杜月笙的应对办法,就是大面积撒网,广种薄收,宁可错误巴结一千,绝不漏掉一个。

1910年,黄金荣通过陈其美结识孙中山,提供三千银元赞助。1911年,武昌事起,孙中山自海外归来,入住上海宝昌路408号,黄金荣亲率部下站岗放哨。1923年,孙中山自澳门抵上海,法租界当局迫于北洋政府压力,阻其上岸。后经黄金荣力争,准孙中山在太古码头登陆,进入莫里哀路寓所。同时,安全保卫工作,依旧由黄金荣负责。

曾与孙中山订交,是黄金荣一生的骄傲,在1949年写的第一版悔过书中,他还忍不住说“孙中山先生在上海革命是我保护的”,结果未获通过。黄金荣抗战后创办的荣社,拥有3500徒众,入社誓词是:“尊奉总理遗嘱,信仰本党主义,遵守本党纪律及本社社章,绝不自私自利,绝不以个人情感或意气用事,如有违背,愿受最严厉之处分。”看起来,直接给国民党当入党誓词用都没问题。

1923年,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因政争失败被迫下台,到上海谋东山再起,下榻之所,居然也是黄金荣这个小侦探的家。受黄金荣指令,杜月笙亲率小八股党日夜巡逻,把个保卫工作做得滴水不漏。为了表示感谢,黎元洪的秘书长饶汉祥送杜月笙一副楹联:“春申门下三千客;小杜城南尺五天。”这是把杜月笙与春申君相提并论了,荣耀大去了!楚国春申君,与齐国孟尝君、赵国平原君和魏国信陵君并称“战国四大公子”。他的封地即在上海一带,故上海又称“申江”。

杜月笙对此联甚为满意,请名家雕为黑底金字,悬在家宅第一进客厅正中。

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联合孙传芳,打败卢永祥,占据上海。卢永祥通电下野后避风日本,而曾与黄金荣闹过大风波的卢筱嘉和何丰林来不及逃走,在杜月笙家里躲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所谓不打不相识,指的就是这种,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

还没等黄杜与孙传芳建立深交,奉系张宗昌又杀进了上海。黄杜接待张宗昌时,投其所好,直接把欢迎宴摆到了长三堂子,也就是高等妓院,并由上海“花国大总统”富春楼老六亲自作陪。席间,有人提及,今天是两个张大帅聚到一处了。张啸林敢打敢杀,素有“大帅”的外号,此刻却紧张得直出汗,连说自己的外号是闹着玩的,比不得真正的张大帅。

没想到,素有粗鲁残暴之名的张宗昌,却兴致盎然地大开玩笑,说自己的号为“效坤”,军中将士都称他为“效帅”,叫白了,就变成“小帅”了,因而,张啸林才是真正的大帅。一席话出口,满室皆春,看来黄杜是真把他给侍候舒服了。

1925年,在直皖战争中失势的远威将军徐树铮从国外流亡归来,欲促成段祺瑞与国民党的合作。抵达上海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齐齐出动,先行登上徐乘坐的海轮,再陪他一同上岸。三大亨同时伴驾,成为当年上海滩街头巷议的话题。事实证明,这种保护措施并非多余,徐树铮回北京后,不肯老实避风,决意南下,结果在廊坊车站被冯玉祥部逮住,第一时间枪决了。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备受各方责难,躲到上海避风头,也是由杜月笙提供住所,并实施保护。当时,著名杀手王亚樵放出口风,要对张学良不利,杜月笙不惜撕破脸皮对王撂下狠话:如果敢动我的客人,会把你和你的手下赶尽杀绝!同时,杜月笙主持一个四人小组,帮助张学良戒毒。一个有意思的细节是,戒毒第一天,张学良居然该吃吃,该睡睡,全无不良反应,美国医生米勒大惑不解,杜月笙则一语道破天机:“给少帅换张床。”没错,秘密就在原来那张床上,枕头、床缝、床垫,到处都塞满了毒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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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荣一生收徒无数,令他最为得意的一位,当然是蒋介石。

1922年,蒋介石的名字还是蒋志清,在上海当股票经纪人,投资失败,负债三千元,讨债者日夜堵门,蒋东躲西藏,狼狈不堪。经上海商界大佬虞洽卿介绍,蒋拜到黄金荣门下,黄把债主召集到一起,轻轻一句“志清的债我黄某人替他还”,直接就把蒋介石解放了。之后又送他两百大洋做跑路费,蒋直奔广东办黄埔军校去了。

黄金荣也不会想到,那个曾落魄到尘埃深处的蒋志清,五年后会以北伐军总司令的身份声势隆隆地重回上海。这是黄金荣一生获益最大的投资。黄金荣要给蒋介石送见面礼,有人主张送匾,有人主张送钱,杜月笙的建议则是送“面子”。

面子怎么送?就是要黄金荣把当年蒋介石递的门生帖子还回去。而且,还不能当面公开还,要悄悄地托虞洽卿转交。黄金荣依计而行,蒋介石对此有什么反应无从知晓,但不久,蒋就亲自登门拜访黄金荣,礼敬有加,让黄大感风光,知道杜月笙的宝又一次押对了。

凭现有的资料已经难以证明,黄杜参与“四一二”清党,在多大程度上是基于理念,又在多大程度上是出于投机。枪械是杜月笙自掏腰包购买的,人员主要是他的门生,机构则是他与黄金荣共同成立的“共进会”,杀工人领袖汪寿华,清剿上海工人武装,黄杜与蒋介石关系直达顶峰。为此,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获颁国民军总司令部少将参议名衔。

读黄杜传记,往往囿于视角,难免夸大他们对于蒋的重要性。实际上,从蒋介石的角度来看黄杜,情况马上就不同了。从蒋掌握兵权起,他的敌手都是些什么人?先是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后有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个个都是拥兵百万的大势力,个个都是足以威胁其领袖地位的实力派。因此,他需要的帮手,自然都是能够攻城拔寨的悍将,如卫立煌、陈诚、蒋鼎文、顾祝同、刘峙。黄杜与之相比,简直就是小儿科。可以说,在蒋的棋盘上,黄杜连棋子都算不上,顶多是蒋在拧汗时落到棋盘角落的几滴水珠。

1948年,国民党政权风雨飘摇,蒋经国受命赴上海整顿经济。当时,美联社发过一条电讯,比较中国的物价:法币100元可买的物品,1937年为两头牛,1938年为一头牛,1941年为一口猪,1943年为一只鸡,1945年为一尾鱼,1946年为一枚生鸡蛋,1947年则为三分之一盒火柴,到1948年,连一粒米都买不到了。因此,蒋经国的主要任务,就是打击囤积居奇,控制物价。在这场“打老虎”运动中,杜月笙三子杜维屏涉嫌投机倒把,被小蒋捉了去。

对此,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杜月笙拒绝施以援手,坚决以大局为重。另一种说法是,杜不动声色,暗中调查孔祥熙之女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发现其囤集物资的证据,直接抛给了小蒋,用一招“围魏救赵”,逼退了小蒋的进攻。最终,小蒋在上海失败,蒋记政权也就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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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宋子文赴美谈成《中美棉麦借款协定》,被视为重大外交胜利。宋回上海,各界有盛大欢迎仪式,杜月笙代表工商界致词,他特地找来黄炎培和陈群当枪手,数易其稿,闭门苦练演讲十余天。其用心之专,在整个上海滩不作第二人想。

凭黄金荣的威势,加上杜月笙的手腕,一度,在大半个中国,人人都以结识他们为荣。“但凡有点地位的人,到上海而不曾接受过杜月笙的招待,大有入宝山空手回之慨。”章君榖先生这样说。

当然,也有人不吃黄杜那一套。1927年,北伐的国民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进抵上海龙华,杜月笙受黄金荣委托,专程赶去劳军,捐献48000块大洋,求见白总指挥一面。可白总指挥硬是没给他这个面子,传出话来说:“革命军可以还他5万元,但名器不可滥假,军人岂能与黑社会为伍!”

自古匪不和兵斗,这个道理黄金荣和杜月笙都懂。况且,白崇禧的西南帮势力极为强大,连蒋介石都要忌惮三分,黄金荣与杜月笙也只能是相对苦笑一声,忍了。

但且慢,1947年,黄金荣80大寿,上海各报刊登《黄锦镛先生八秩寿序》,称黄金荣为“今之德星”、“中国在野之巨人”,评价之高,一时无两,而领衔署名者中,白崇禧的大名赫然排在第四位。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人

被美化的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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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中,黑社会无疑是被美化了的。这种美化,多缘于文学及影视作品。一部《教父》,一部《美国往事》,就足以培养起我们对黑社会的集体想象:他们组织严密,阶级分明,机谋中不乏侠气,残忍中尚存信义,并且,还有所为有所不为。和平年代,一些荷尔蒙容易过剩的男人们,主要靠足球和黑社会来寄托自己的英雄崇拜情结。

我想,可能是这样,一些人都存有一种想当然的理解:黑社会应该是不扰民的。他们自成江湖,互斗不止,却与升斗小民的庸常生活关联不深。因此,这些人往往揣了一颗隔岸观火的心,希望看到他们表演得精彩一些。

实际上,不只文学及影视作品,现实生活也会给我们制造想象。比如去泰国旅游,在著名的芭堤亚,导游会告诉你,这座小城完全看不到警察,因为所谓的社团已经织成一张密网,笼罩每个角落。他们的管理效率世界一流,一切潜在的犯罪者,都被组织严格约束着,因而犯罪率极低,治安良好。包括性产业在内的所有领域,都有界线分明的规则,人人自觉遵守。

又比如今天的日本,黑社会组织是合法存在的,只要你没有可证实的犯罪行为。法律只惩罚证据确凿的犯罪行为,对于有犯罪可能性的组织并不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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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清1912年垮杆,到蒋介石1927年北伐成功,这一时段,统治上海的,先后有国民党系的陈其美、北洋袁系的郑汝成、皖系的卢永祥、直系的孙传芳,以及奉系的张宗昌。十里洋场之侧,刀光剑影交错,租界就成为相对自由与平稳的港湾。这一时段,也正是黄金荣与杜月笙的高速成长期。

关于租界,我们的历史课本一向不肯给出详细解说的一项内容,就是领事裁判权,也叫“治外法权”。为什么老外一定坚持要领事裁判权?说白了,大清的法律,虽然不像电影电视里表现的那么夸张,动不动就摁倒被告扒下裤子来打板子,但当时整个的司法体系毕竟粗糙原始,重口供轻证据,刑讯逼供尚未得到明文禁止。因此,不管是英国人、法国人还是美国人,都绝难接受中国的司法审判,让他们去森严的衙门,跪倒在长袍大袖的老爷面前,领受惊堂木的恐吓,这是不可想象的。或者,审理结束,判他们个鞭笞火烫、凌迟砍头以及剥皮抽筋,估计吓也吓死他们了。因此,按领事裁判权的相关规定,外国人在华犯罪,或成为民事被告,不可由中国官厅审理,而由英法领事主导审判,上海道宪可派员共组法庭,但不参与决定审判结果,只相当于观察员。此后,这一裁判权又扩大适用于居住在租界内的中国人,尤其是政治犯。

有人说,中国近代法治是从租界开始的,这应该与事实相去不远。因为租界的存在,我们知道了“法律援助”,如1903年的“苏报案”,被告章炳麟的律师就是由英租界工部局出钱聘请的。因为租界的存在,我们了解了“无罪推定”——用无罪推定来解说黄杜是毫无意义的,我想说的只是,黄杜在那样一个时代,曾经享受过这条司法原则的保护,而我们直到今天,依然没有充分享有——读到以上话语,最先愤怒的,可能恰恰是那些最需要接受这条原则保护的人。

租界之外,上海的华界,也曾处于半自治状态。这是因为,城市与乡村不同,军阀以及依附于军阀的政权,对于城市,尤其是上海这种大城市,往往手足无措,无以应对。因此,政权的翅膀,多数时候在半空盘旋,其阴影,难以覆盖广大的街巷里弄。而街巷里弄,正是黄金荣与杜月笙们自由活动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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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金荣与露兰春的故事,坊间最为津津乐道的,是说苍颜老鹰被嫩黄小鸡啄瞎了眼。而少为人知的内幕还有,张啸林一直为黄金荣抱不平,利用“清党”之机,诬陷露的丈夫薛某为赤色分子,将他投入大牢。当时,一旦身背这种罪名,就离死期不远了。露对薛有真情,不惜倾家荡产,上下打点,勉强把薛抢救出来。张啸林为此很得意,不想却惹得黄金荣大怒不止。因为不解内情的人,会以为黄金荣输不起,下阴招,有失大佬风范。

由此可知,对于黄金荣与杜月笙,我们至少可以有两种读法,一种是如坊间闲人一样猎奇轶事以消磨时间,另一种,则是把他们与时代的关系梳理清楚,从中发现在社会大趋势之下,他们如何为自己的行为设定边界。

1949年之后,杜月笙似乎有很清醒的预判,在新地面上,不会有他这种人存活的空间,所以必须远远地逃离。相比之下,黄金荣的见识要比杜月笙短一些,这也是事实。

1980年代以后,类黄杜式的人物在我们的社会上重新出现了。我们也都会同意,1980年以后的社会是好的,可令人遗憾的是,我们可能得面对刘汉式人物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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