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法评论网网站首页 |公法新闻 | 公法专题 | 公法评论 | 公法时评 | 公法史论 | 西语资源

公法时评 | 公法文献 | 资料下载 | 西语资源 | 公法书目 | 学人文集 | 公法论坛
加入收藏
设为首页
网站地图
惟愿公平如大水滚滚,使公义如江河滔滔!
您现在的位置 : 主页 > 公法史论 > 文章正文
胡治安:知名民主人士的中共党籍问题
来源:转自炎黄春秋 作者:admin 时间:2014-09-11 点击:


2014年9月11日 09:47

  “交叉党员”是中国政党制度的“特色”。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领导党,而八个民主党派,叫做参政党、友党。而在民主党派中,有相当数量的成员,同时又是共产党党员,人们称这“两栖”党员为“交叉党员”。

  这种“交叉”现象的存在,原因是复杂的。首先是一些民主党派成立时,得到共产党的帮助,一些党员就参与其领导工作或成为其骨干。如民革中央的王昆仑、民盟的胡愈之、民进的周建人等,他们本身就是中国民主运动中的风云人物。他们在1949年后,纷纷要求公开中共党员的身份,离开民主党派,做自己想做的事,但都被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拒绝。另外,共产党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许多民主人士本来就是共产党的“同路人”。老一代民主人士,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并与党并肩战斗,他们深深懂得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很多人把入党当作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当然,也有人为寻求保险,躲避风浪而要求入党。

  两次入党高峰

  民主人士及著名科学家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50年代后,有两次高峰:一次是1957年前后;一次是文革以后,特别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第一次高峰的背景,一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理论上认为阶级关系变化、知识分子成了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求入党;二是反右斗争的教训,民主人士、知识分子不管地位多高,必须有政治保护色。“共产党员”就是最好的保护色。三是共产党要积极建立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尽量吸收大知识分子进入党内。1957年化学家侯德榜、唐敖庆就入党了。侯德榜既是著名化学家,又是民族资本家代表——天津永利化学工业公司总经理。他的入党影响意义很大,他还出任化学工业部副部长。随后地质学家、地质部长李四光,物理学家钱学森、周培源,数学家苏步青也几乎同时宣布入党。为配合“大跃进”的场面,把已有几十年党龄的秘密党员郭沫若、翦伯赞也公开党籍,各报热热闹闹地宣传这两位大知识分子“入党”了。共产党内有了一批大知识分子。这岂不是以事实批驳罗隆基说的“无产阶级的小知识分子领导资产阶级大知识分子”的理论吗?

  周恩来的劝阻

  1960年11月5日,周恩来约请党外部长座谈。当统战部平杰三副部长讲到有李四光、李德全、侯德榜、陈其瑗四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有七八位写了申请书时,周恩来说,“都入党了还行?!那我们今天就变成开党代会议了”。后来他提出,都入党了,还有什么多党合作?要劝说老一代民主人士留在党外,说是“都入党了,没有意思”。他对史良说,党内有邓大姐、蔡大姐(指蔡畅),再多你一个史大姐,作用也一样;而党外有你一个史大姐情况就不一样了。因此,周恩来极力劝史良做一个“非党布尔什维克”,并在接见苏联代表团时向苏联同志隆重介绍:这是我们的非党布尔什维克!1958年,茅以升、严济慈都想入党,被周恩来劝止。

  文革之后,又出现了民主人士入党高峰。1983年前以党外人士身份出任县、市政府领导的人,到1985、1986年大约有70%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次高峰的背景是,文革中的“臭老九”,要平反恢复名誉,有关部门提出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老一代知识分子、民主人士,坚持以共产党的事业为理想,还有不少人从切身经历中看到共产党的错误,不愿当局外人,决心参加共产党,改造共产党。当时,高层民主人士及著名知识分子“入党做官”的情况基本不存在。

  民主党派成员参加共产党,成了“交叉党员”。这种交叉党员一度在民主党派中占有相当比重。而交叉党员在政协、人大的议席中都统计在民主党派内。八届政协时2012名全国政协委员中有交叉党员220名,这在实际上就改变了文件规定的党内外比例,引起民主党派某些领导人的不满。更麻烦的是,双重身份,两种作用。以“执政党”党员的身份,对待民主党派,颐指气使,个人专权;又以民主党派“党魁”的身份,对付共产党,追求“在野党”领袖的名利地位。有位“党魁”就曾发动自己党员写信,推荐他任全国政协副主席。这当然是极个别人。有些长期从事民主党派工作,已成为民主党派的真正代表,被民主党派及社会各界认同的人,如民盟中央副主席胡愈之,他们既忠诚于共产党的信仰,又热心民主党派工作。但不管怎样,这种双重身份者的活动,既不利于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又有损于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形象,甚至使政治协商、民主监督流于形式。

  胡耀邦的办法

  胡耀邦主持党务时,曾采取两个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公开当时民主党派中的中共党员名单,并宣布以后不再在民主党派中发展秘密党员;二是限制民主党派领导成员加入中国共产党。两个措施得到民主党派的普遍拥护,认为是推进中国政治民主的一着好棋,但在棋局上,并不顺当。2005年10月,荣毅仁逝世的当晚,中央统战部一位局长打电话问我:荣毅仁是不是党员?我说不很清楚,但从种种迹象看,他应该是。又问:是否给予公开?我认为不宜公开。第一、中共中央已宣布不再发展秘密党员,为什么说话不算数?第二、1993年他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时,对外说他是党外人士,岂不是“欺世盗名”吗?他说,公开他的身份,不表明共产党的伟大吗?我说共产党将大资本家也改造成了党员,那应在吸收他为党员时宣传,现在宣传,必然得出“欺世盗名”的结论;第三、影响对现任党外高官的形象,人们会猜想,他们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所以,从政治上考虑,荣毅仁的党籍不公开为好。第二天,报上登出“共产主义战士”荣毅仁,在生平中讲明,他198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站在共产党的立场,我至今认为公开荣毅仁党籍,是缺乏政治智慧的一着臭棋。

  难以阻挡

  为了保持民主党派的组织独立,为了完善和巩固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民主协商这一根本制度,中共中央决定,劝说一些民主人士,特别是民主党派组织的各级领导人,不要参加共产党。为了贯彻中央决定,我曾连续参与起草了两个《意见》,以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文件下发,但还是挡不住一些老民主人士的执著追求。民盟中央副主席、四川省副省长彭迪先还曾为入党的事找过杨尚昆,向他的这位老乡哭诉说,留在党外,我能理解,但家里人不理解,认为我历史上有问题,不然怎么入不了党?并说你不入党,再来运动,有你好果子吃!杨尚昆也来电话,让彭迪先入党吧。没有办法,就入吧。

  民革中央副主席陈此生,1981年4月在弥留之际再次申请入党。为准备陈的后事,也为他的入党,我特意拜访了梁漱溟。那天梁老心情很好,开口就说,找我了解陈此生,你算找对人了。陈此生是民革中央副主席,他原与民革没有历史渊源,从未参加过国民党,他是我的朋友、大学教授,也是我们民主政团同盟的中央委员。他因我的关系与李济深认识,而参与民革的组建。解放后,他在广西当文教厅长、副省长,李济深当民革中央主席,没有自己的人(即没有桂系的人),我向他推荐陈此生,这样他到北京,成了民革中央负责人,先当副秘书长。此人为人正派、公道,不计私利,古道热肠,同共产党真诚无二,是难得的好人。陈此生在这年1月抱病写了入党申请书。遵照领导指示,我于4月23日向中共中央书记处写出《关于陈此生同志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请示报告》,获准后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平杰三到医院通知陈此生,奇迹出现了,年已80岁又多年卧病、已下病危通知的陈此生,兴奋起来,居然多活了半年。

  还有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裴昌会,他是当年攻占延安的军长。1947年3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本日10时半国军克复延安城,十一年来共匪祸国殃民之根深蒂固老巢铲除于一旦,为国为党雪耻复仇之愿已偿其半也。”然而这位为蒋先生雪耻复仇、攻占延安的裴昌会将军,也于1989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民主建国会副主席、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汤元炳,也在1997年逝世前加入了中共。汤元炳在1927年前,曾经是中共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从事经济学研究。1949年后,曾任浙江省副省长、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当他生命之火临将熄灭时申请入党,浙江省委电话请示,部里领导要我办理。第二日晚上,部里领导来电话,说汤元炳参加过军统,入党的事谨慎些。我问谁说的?他说民建中央的人反映。我告诉他:汤元炳抗日时期参加“东亚经济研究所”的工作,这个所是军统开办的,专为收集日本经济情报,汤早年留学日本从事经济研究,他本人并没有参加军统组织,这些历史,他在50年代已做了清楚的说明,不应该认为有问题,批准入党可以不变,领导听从了。

  1990年3月,陆定一致信平杰三询问农学家、被誉为现代茶圣的吴觉农的入党问题。当时吴刚刚谢世,家属要求追认为中共党员。经过细心解释,在正常情况下,不宜搞追认,家属接受了统战部意见。3月28日,平杰三带我到北京医院看望陆定一,向他汇报吴觉农申请入党的处理情况,陆一口无锡话,我一口湖南话,彼此谈了些什么,只有天知道,但他听清了“不搞追认”、“家属同意”。我听懂了,只要家属没有意见就行了。在这次谈话中,听平杰三与陆定一的对话,都认为把民主人士都搞到党内来,就没有统战工作了,没有意义了,并说现在孙起孟(民建中央主席、人大副委员长,30年代的中共党员)、周培源(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这些党员,都以党外人士面目与共产党合作、协商,外面看成笑话。

  1988年6月9日,收到邓颖超办公室电话指示,要解决董竹君的党籍问题,说董竹君大姐自1930年开始与我党发生联系,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在另一条战线上忠心实意,支持党员干部、党的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营救了不少同志,解放前夕为革命队伍输送了一批上海青年,是很难得的党外朋友,非党的革命者,老了应该给她解决党籍问题。

  的确,董竹君与原四川副都督夏之时离婚后,带着父母和四个子女回到上海,在革命低潮的1930年提出加入中共的要求。当时组织上考虑说,你上有老,下有小,入党后要服从调动,家庭怎么办?还是办企业,做生意,解决经济问题,有了钱支持革命!自那时开始,她虽然没有入党,但一直与共产党革命事业站在一起。为了解决董的党籍问题,我随即到王府井金鱼胡同拜访董先生。对董竹君,党内外不少负责人尊称她为先生。时年88岁的董竹君,风韵犹存,正在写回忆录。从她那热情的招待和不凡的谈吐中,可见她年轻时的交际水平,可想象她在复杂环境下应付各种场面、掩护革命志士的超凡手段。当时她身患癌症,但每天还坚持写作,她说要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完成《我的一个世纪》的自传,并说将来一定送你一本。果真,就在1996年12月,董先生住院期间由她的子女联名赠送了她自撰的《我的一个世纪》。董则于1997年12月6日辞世。在那次拜访中,她本人没有谈到入党的问题,听起来她就是为国家为民族,为进步事业,为朋友做些好事,很愉快,心安理得,并无刻意追求入党。谈得更多的是她与上海锦江饭店的纠纷,因为我参与了处理工作。我说到邓大姐很关心您,也未引起老人接过话题,提出入党。当时认为我层次低,她要与上层领导谈。后来,我拜读了老人为一位友人写的挽联,领悟了真意:“唯大学问功高心愈下,是真淡泊身没志益明”。董先生是“大学问”、“真淡泊”之士。

  在这期间,先后加入中共的著名民主人士有许德珩(九三学社中央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华罗庚(民盟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严济慈(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还有全国政协副主席庄希泉、陶峙岳、茅以升,及原宋子文的秘书、全国政协常委郭增恺,等等。有的民主人士生前留下遗言,要求在身后追认为共产党员,如民革中央副主席甘祠森,1981年逝世后,追认为中共党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王昆仑的妹夫吴茂荪,也是在临终时追认的。这类追认多了,在党内外都造成不良影响。一次与中央组织部组织局的负责同志商定,在控制民主党派负责人入党的同时,对一般情况下,正常逝世的党外人士,不要追认为中共党员。

  朱学范、侯镜如留在党外了

  1996年1月7日,91岁的朱学范病逝,家属要求追认为中共党员。第一次是1月12日,我们到朱家征求《生平》稿意见时,由朱培康提出。我想保留朱学范彻底的党外人士的形象和身份,对民革、对中共都有好处,对其家属毫无不利影响。第二天,我陪着统战部秘书长到朱学范家,再次听取家属意见,朱学范的五个儿子,有四位到场,他们都是中共党员、高级干部,唯有外孙是“党外人士”,女儿也来了。我们说明来意,关于追认朱老为中共党员的问题,我们共同研究朱老以什么身份留在当今社会和未来历史上更合适?对党、对民革、对本人更有利?朱培根(长子)首先发言,希望实现朱老遗愿,追认为中共党员;二儿媳言词激烈:朱老投奔解放区,投奔共产党,到头来党都入不了?在台湾、国外的朋友将会笑话他!共产党不能将他拒之门外,他入党,是为共产党争光。外孙更是边哭边说:我不是党员,但我觉得公公应追认为党员,他与史良那些人不同,他是工人出身,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为什么不让一个工人出身、跟共产党奋斗一辈子的人入党?将他拒之门外!他们都说得有理,作为亲属的感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说,这里不存在拒之门外的问题,应该从更高的政治层面来看问题。朱老一辈子是党外民主人士,为什么身后再由共产党收编过来,外界人看问题,同我们看问题有差别,始终保留党外民主人士的身份,对他、对共产党、对民革都有好处。最后家属们表示,服从中央决定。

  回到办公室,我立即向中共中央写报告,不追认朱学范为中共党员,同意为其遗体覆盖国旗。并由此之后,形成一个规定,凡是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及以上两个职务退下的党外同志,逝世后遗体均可覆盖国旗。

  现在想来,这样处理朱学范要求入党的问题,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伤害感情的一面。如果宣布他为中共党员,1月19日的遗体告别仪式上,就不可能有蒋纬国送的花圈,对外观感上应予肯定。但对家属的感情,必有所伤害。因为朱学范到底是个历史复杂的人物,他由一个邮务员上升到上海总工会主席、中国劳动协会理事长,曾七次出席国际劳工大会,当选为世界工联副主席,他要站立、要活动,必须同各路“神仙”交往。上海帮会头目杜月笙等,他不能迈过;国民党的工会头目陆京士也是盟友。“文革”中,抓住历史上的小辫子,诬为“反革命”,在秦城监狱折磨七年,出来之后,他也没有提出“平反昭雪”。这些都是他亲人和家属心中的阴影,如果加入了共产党,就是把过去的一切,打包丢入历史的垃圾堆了。没有入党,思想上总有种不信任感。

  我作为事务的处理者,绝无历史成见,对朱极其尊重。我认识他是1981年11月,五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前,中央统战部举行党外人士座谈会,我在礼堂大堂迎候来宾,见来了一位身材不很高,但壮实健步的老人,满面春风、笑容可掬地推门进来,我的老处长李世桐大姐轻轻告诉我:“这是朱学范。”70多岁的朱,几步上前与我们热情握手,还拉着我的手说:“没见过,新来的?”“来不久,请关照。”他对统战部很多人叫不出名,但面孔是熟的。会后处长对我说:“看到没有?今天朱学范特别高兴,对每个人都亲热问候、握手。”我说了句很不礼貌的话:“老江湖呗!”处长说,不,他升了,要当副委员长了。啊,原来是高兴。以后注意查看有关历史资料,形成不可磨灭的印象。

  朱学范是工人出身的民主战士!在旧社会中刚柔交错,智勇奋斗,探寻真理,追求光明,是中国杰出的工会活动家,为中国工会走向世界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劳。解放后,与共产党忠诚合作,是第一任邮电部部长。文革中遭受七年牢狱之灾,居然不发一句怨言;在参政议政中还能发表不同意见。1986年增补全国人大、政协常委时,他对中央统战部提名的两位民革成员,因不了解底细,而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习仲勋责令统战部向他说明解释。其中一人黄启汉,在民革内部多有非议。但此翁是桂系老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关系密切,抗日时期与中共有联系。1949年张治中来北平和谈时,黄是和谈代表团工作人员,将南京代表团的电台密码交给叶剑英,中共及时、准确掌握南京方面的动向。对共产党,他是有功的,当了几十年政协委员,提升一下,情有可原。这些情况,向朱学范交了底,他也高兴地接受。1992年朱学范主动辞去民革中央主席,让位给年轻的李沛瑶。

  他外孙说得有理,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他这样一辈子搞工会运动,跟着共产党几十年,甘苦共尝,最终戴上共产党员的帽子,遗体覆盖党旗,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一些早年参加而后脱离了共产党的人,解放后长期与共产党合作,也有一定的地位,想“归队”,恢复党籍,或者重新入党,因为脱党时间太长,按照党章规定,恢复是很困难的。唯有一人例外,那就是沈雁冰。沈在逝世前曾申请重新入党,中央统战部批准其入党申请。而他逝世后,中共中央组织部向中央统战部索要沈的档案,我亲自将档案送到组织部。第二天早晨听到广播,中共中央批准恢复沈雁冰1921年的中共党籍,这是胡耀邦办的。了解沈雁冰历史的李一氓,对此很有意见,他说,可以接受茅盾重新入党,但绝不该恢复他的党籍。

  另外一位,是全国政协副主席侯镜如。文革后,当许多人要求入党时,他提出恢复其1925年的中共党籍。但中央统战部坚持脱离关系时间太久,请他重新提出申请报中央。他则坚持要恢复,不肯重新申请。记得一次在鸿宾楼的饭桌上,当着不少人的面,他再次讲,我的组织问题,希望解决!当场回答,您重新入党,组织上是欢迎的。直到侯镜如逝世,也没有恢复中共党籍。

  其实侯镜如的情况是很特殊的。他是黄埔军校第一期,1924年加入国民党,1925年东征时由周恩来和郭俊介绍加入共产党。1926年中山舰事件后,因党员身份未暴露,奉组织决定,潜伏在第一军,北伐到福州时,任国民革命军十七军第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1927年2月接党组织命令,向东路军指挥何应钦请长假,去上海,在周恩来、赵世炎领导下参加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负伤后,到武汉任武汉三镇保安总队长,随后派任贺龙二十军教导团长,参加南昌起义,在南下中再负重伤。1927年底回到上海中共中央军委工作,在去中共河南省军委工作时被捕,以嫌疑犯监禁14个月。1929年9月去香港中共中央华南局工作。1931年奉派到上海时,因顾顺章叛变,找不到组织,曾用组织规定的侯治国的名字登报联络,略称“胞兄,我找不到你,如果你再不来,我没有办法,自去找工作了,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登报也没有联系上。因生活所迫,离开上海,回河南老家,经小同乡孙殿英的推荐,进入国民党军界,由师政训处长逐步提升,直到九十二军军长。

  1948年任第七兵团司令的侯镜如,受到蒋介石的重用,曾想用他监视北平傅作义的行动。天津解放后,又令其“立即南撤”。在此同时,侯的外甥、共产党员李介人送来安子文的信,安与侯曾是狱友,彼此熟知身份。信中大意是:“周、贺二公关怀你,欢迎回到革命队伍中来,过去是可以原谅的。”周是周恩来,贺是贺龙,都是侯在共产党内的老上级,他得知党组织对其宽大,又在国民党土崩瓦解的形势下,从而下定决心,一方面与李介人保持联系,通畅中共的关系,一方面调动人事,加强对部队的控制,待机起义。但阴差阳错,频繁调动失去率部起义机会,他指示部下的一个师起义。

  在他任津沽防守司令时,聂荣臻曾派李介人到塘沽与之联系,侯将平津蒋军布防地图交李看,并说明华北蒋军布防形势、兵力部署和对攻打平津的建议,要李向聂、罗报告。

  1949年5月到香港,从事策反蒋军部队起义的活动,曾经过孙连仲的关系,成功策动四川鲁崇义三十军的起义,曾派十七兵团军法处长孙吉甫去海南,策动三十二军军长赵琳、师长李鸿慈起义未成,赵、李均被台湾方面扣押。同时联络一些在台湾的高级军官,包括陆军副司令、台湾防总副司令等,准备待解放军对台行动时,相机在台湾澎湖起义。40年代后期的侯镜如身在蒋营,心在共产党。十多年前的话,“我是始终孝顺父母的”重新涌上心头。1952年经周恩来批准回到北京后,长期要求“归队”而未得允。

  侯镜如脱离中共的情节清楚,与安子文联络后“归队”,表现也为中共中央领导人所认可,但为什么给他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高位,却不允许归队,但同意他重新入党呢?此中自有机密。1933年侯任国民军三十师少将参谋长兼政训处长时,该师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少校秘书李子纯被捕杀害。李妻(中共党员)1954年、1956年两次揭发认为李的被害是侯告密的结果,在该师工作过的一些人,也提供材料,认为李的被杀可能与侯有关。所有揭发都只是怀疑,缺乏直接证据。因而既不能肯定,也不可轻易否定,但又无法进一步调查,只得挂了起来,作为历史疑案,不再处理。鉴于早期的革命经历及解放前夕与中共的联系,可以接受他重新入党。他自己不可能不知道李子纯的事,为洗刷清白,则坚持要恢复1925年的党籍。这可能就是侯镜如入党问题的要害。

  张权要求“留在党外”

  张权曾积极要求入党,后来自觉放弃组织上的入党要求。说起来,还有一段故事。

  著名歌唱家张权1951年在美国依斯特曼音乐学院毕业,获音乐文学硕士学位和音乐会独唱家、歌剧演唱家证书。1952年怀着对中国共产党的崇敬心情,从美国回到北京。不久,就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她参加了几次党支部组织的积极分子参加的活动以后,这位单纯得可爱的艺术家就认为自己是共产党员了,为此感到光荣、兴奋。后来,别人告诉她,入党是很严格的,要经过审查,要办理手续。此后,她为争取成为一名共产党员而不断努力。

  作为艺术家,张权很有成就,是解放后第一个“茶花女”。但她政治上极其幼稚,后来糊里糊涂地成了右派。这并没有动摇她对中共的信任,她被错划为右派后,甚至从心里认为,党是对的,自己应该接受批判和改造。

  1961年,张权被下放到黑龙江歌舞团、哈尔滨歌剧院当音乐教员、独唱演员。1962年春节,她回北京过年,在一次舞会上,有位男士请她跳舞。张权感到此人有点面熟,似曾相识,但不知姓甚名谁,便很礼貌地问:“您贵姓?”男士彬彬有礼地回答:“姓李,叫李先念。”张闻后很不好意思,满脸通红。也就是在这次舞会上,她见到她特别崇敬与信赖的周恩来,她问:“总理,我现在是右派,以后我这个右派能不能变成左派?”周恩来说:“可以嘛,矛盾是能够转换的。”张权听后很兴奋。回到哈尔滨后,她对人说,我这个右派会转变成左派。在那个谈右色变,阶级斗争天天讲的年代,头上顶着右派帽子的人,竟敢说自己要成为左派,岂不是要为右派翻案!她“理所当然”地招来一通批判。但她也不辩驳,只是把周恩来的话埋在心里,默默地为转化为左派而努力。

  1978年,张权的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来,当了中央音乐学院副院长、北京市音乐舞蹈学会主席,第六、七、八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右派改正后,她想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入党,她郑重向党组织提交了申请。但她的热情却遭受冷落,没有被发展为党员。1979年,她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并当选为民进中央常委,仍忘我地投入工作。

  1984年前后的一段时间,把解决知识分子入党难的问题当成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重要内容,全党上下、各地各方面一度抓得很紧,媒体宣传也紧锣密鼓,声势不可谓不大。大批优秀知识分子被拉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时,张权所在单位的党组织向她透露,打算吸收她入党。那段时间,张权常接待来访的外宾。在一些外事活动中,常遇到这样的事,对方问她是不是共产党员,她答不是,于是外宾谈话很坦率,没什么遮拦,她的话外宾也能听得进去,双方交流很顺利。她由此体会到,在党外,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为国家为民族做更多有利的工作。

  在党组织找她谈过入党问题后,1984年3月,张权邀请民进中央秘书长、中共党员葛志成谈心。她谈了对党的认识和申请入党的过程。她恳挚地说:“我对党是有感情的,但从工作考虑,不入党更有利。雷(洁琼)大姐、谢(冰心)大姐都不是党员,不都是党外的同志吗?”希望能转告党组织,体谅她的用心。

  直至1993年因癌症去世,张权一直没有入党。住院期间,她谢绝一切好友的探望,因为癌症折磨,形容全变,为了在友人心中保留原来的美好形象。一样的道理,她谢绝入党,在人们心中树立一位优秀的不图政治虚名的知识分子形象。

  (作者:胡治安,中央统战部干部局原副局长)

本文链接:胡治安:知名民主人士的中共党籍问题,转载请注明出处。
【责任编辑:】
网友评论:查看所有评论

请在此发表评论
公法评论网作为公法学术性网站,欢迎各位网友积极参与互动讨论,但请勿发表无聊、谩骂、攻击、侮辱性言论。

用户名: 匿名发表

阅读排行
·江绪林:生命的厚度——读《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和《这个世界会
·余英时谈毛泽东
·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出版十年
·蒋健:《“571工程”纪要》遗留之谜破解
·惊出一身冷汗:毛泽东、周恩来令人胆寒的三句话
·罗点点:中南海的权力游戏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自述
·林蔚:重新评价蒋介石——《委员长: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
·委员长:蒋介石和近代中国的奋斗
·李劼 论毛泽东现象的文化心理和历史成因
相关文章
·刘统:红军长征是多面化的,历史真实不应掩盖
·王克明:冯友兰临终谈毛泽东
· 许纪霖:汪精卫之谜终于被解开了
· 李洁非:九一三事件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分道扬镳
·南方人物:不一样的大哥:黄金荣和杜月笙
·苏力:在学术史中重读瞿同祖先生
·王奇生:弱势独裁政党的历史命运
·李根清:林彪“散记”中对毛泽东的思考
·郭学明:《大宪章》的起源与启示
·【冯克利】保守主义的法学来源
公法评论网建于2000年5月26日。本网使用资料基于学术研究之目的,如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即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范亚峰信箱:gongfa2012@gmail.com.欢迎投稿,欢迎推荐文章。
Copyright © 2000 - 2012 公法评论网 All Rights Reserved
两足行遍天地路,一肩担尽古今愁。以文会友,以友辅仁,砥砺意志,澡雪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