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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外人:胡耀邦下台与八十年代的政治潜规则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4-04-17 点击:

http://www.china-review.com/lishipindaoa.asp?id=33389 局外人
 

 
    光阴荏苒,耀邦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四个年头了,那些年、那些事,依然历历在目,一想起来,不免的心酸惆怅,“纵然是举案齐眉,到底意难平”……

    耀邦是一个优点与缺点同样突出的人,热情、冲动、率意、精力旺盛、富有想象力、勇于负责,开拓新局面的时候,这种人是最被需要的。在中共领袖之中,他最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经受如此多政治运动、政治磨难之后,还具备出众的想象力和某种追求理想的品格。他具备赫鲁晓夫般的热情和精力,但与赫鲁晓夫一样的缺乏审慎,甚至比赫鲁晓夫更加脆弱,缺乏权谋和顽强的挣扎能力。但是,就其一生来说,经历多次危险,均能够化险为夷,堪称奇迹。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也是一个在恰当的时间出现的幸运的人,我想这么说一点都不过分。我们同情他的郁郁而终,作为一个具有很多缺陷的领袖,他在生前和死后也获得了其他人难以企及的同情和爱戴,甚至具有了某种偶像的地位。

    从红小鬼到总书记

    耀邦很小就参加革命,活泼天真、快人快语、开拓能力强、异常勤快、喜欢读书和钻研问题,特别是对挫折与批评的反应很正面,这些特性使他能够得到上司的欣赏和帮助。纵观他的一生,得到多位“贵人”的喜爱和相助,如毛泽东、叶剑英、邓小平、罗瑞卿、徐向前、彭德怀、张爱萍等。

    早在延安时期,耀邦就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和指点,毛在抗大给他连提三级,还为他办的刊物亲自撰写发刊词,甚至在给抗大一大队送行的讲话中,提出要“向你们推荐两个人”,“一个是大队政治委员胡耀邦,他的年龄比你们大不了多少,是我亲眼看着长大的热爱学习、朝气蓬勃的红小鬼,现在还不断写文章在报上刊登,很受读者的欢迎。希望你们以这两个同志为榜样,好好学习”云云。在八大上破格指定他当中央委员。作为几个红小鬼之一,他一直被毛泽东重点关注着。如果不出意外,他应该是邓小平、林彪这辈人接班后的主要辅助者或者接班人。文革前夕,已经在考虑提拔他从事更重要的工作,先后让他兼任过湖南省委书记兼湘潭地委第一书记、西北局第三书记兼陕西省委第一书记,以期在不同岗位上得到锻炼。

    他与叶剑英具有非常深厚的关系:文革前夕,耀邦出任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和西北局第三书记期间,因为一上任就雷厉风行的开展工作,否定前任的很多处置措施,在西北局受到当地有力人士严厉打击,身心俱疲、万分危难之时,正是叶剑英出手相救,将他用专机带回北京;七七年三月他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也是叶剑英亲自约谈的结果,在此之前,华国锋、汪东兴找他出来工作,都被他拒绝。叶剑英去世不几个月,他就被罢黜。他曾经感慨说,老帅若在,就不会是这个样子了。

    他与罗瑞卿也有比较好的私交。当他在主管宣传的中央副主席汪东兴处受挫、组织的文章受到责难、难以发表的时候,正是时为军委秘书长的罗瑞卿出手,把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后最重要的文章《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放在《解放军报》发表。罗瑞卿不幸死于七八年,无疑,耀邦因此缺少了来自军方重要的支持力量。

    他与邓小平的关系尽人皆知,虽有历史渊源,但主要是工作关系。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搞整顿,他承担了很吃重的角色,特别是后来批邓中他的倔强表现,让他与邓建立了密切的关系。他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的职务,征求了邓小平的意见并得到了赞同。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提供的帮助不用多说。八三年三月,姚依林等致信邓小平及常委不满耀邦诸作为,邓表示:做些批评可以,他也愿意听,但又表示,担心批评了胡,他如果表示不干了怎么办?乔木说胡对社会主义信念有所动摇,邓认为过头,对乔木很不高兴。在可随后召开的扩大会上陈云提出批评耀邦的九条意见后,邓表示“到此为止”,与叶剑英联手保胡。

    恰当的时间,恰当的人

    他出任总书记的最大关节,就是在中组部部长任内平反冤假错案。迅速、坚决的平反冤假错案,体现了一流政治家的卓越感觉。许多被平反的高级领导人回北京,他都亲自迎接,他们当时都非常感动、充满感激。但严格说,这不是一个人力挽狂澜,只是顺势而为。首先,重大的平反之事,在中组部复查之前就已经定案,最高层已经达成妥协,做出了决定,平反更多的仅仅是走程序而已,征调胡耀邦代替郭玉峰出任组织部长本身,就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信号;其次,平反冤假错案,需要放在一个更大的背景上来考虑:林彪事件以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就一直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已经陆陆续续的解放了一批干部,包括右派的甄别和平反也在进行当中。从事后来看,谁摊上这个差事,谁就拥有了巨大的政治资本。甚至我们可以相信,即便张春桥当政,解放干部,至少大部分干部,都是非做不可的事情。第三,“干部是财富”,平反冤假错案,是增强现班子合法性的重要甚至必不可少的措施,是扩大同盟者、取代和孤立反对者的最重要的策略。邓小平、陈云之外,作为主要当政者的华国锋、叶剑英的支持力度都很大,只有汪东兴比较消极甚至抵制。汪鼠目寸光、政治感觉低劣,而且是少数。所以,固然应该因为平反冤假错案的快捷和彻底而钦佩耀邦,但他的执行者而非最后决策者的角色也必须加以考虑。

    刚刚抓捕四人帮后一段时间的中共中央,权威分散,存在各行其是的操作空间,耀邦不管不顾的动员型政治家才能,大显身手,正逢其时。有关真理标准讨论的开展,最能够体现他的特色。当时报纸各行其是的状态前所未有,而在毛泽东时代,报纸的审查之严,这种相当程度上离经叛道的言论是不可能被发表的。这个讨论完全是他一手操办,通过他的大胆推进,促进了党内观念的转变,为改革开放提供了体系内的理论依据。到中央三十八号文件出笼,改革开放的调子就被完全确定而不可逆转了。

    在肯定耀邦贡献的同时,我们依然需要分析背景:文革后期,整个社会,特别是乡村,已经基本松弛下来了,政治任务、政治高调、政治斗争,就像水面上的涟漪,完全掀不起风浪了,而这厚重的社会就像涟漪下面的水一般,基本不会被扰动。五七一工程纪要中所说“国民经济停滞不前;干部参加五七干校等于变相劳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于变相失业”是这个社会的真实图景,而且,人们也都认为是这样的图景。这个制度无法再提供资源来奖励积极支持者,同样,对反对者的惩罚也就当然不那么具有执行力了。

    例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本身是为了解决城市就业不足的问题,但这个办法解决的问题还没有制造的问题多,没有这方面的研究资料,估计费用很高,并不合算。这一切,都预示着变革的必然来临,不论是快还是慢。而且,变革的方向,大致也是确定的,就是放的方向,因为收的成本已经太高。如果大胆的做一个断言,应该可以说,不论谁上台,是四人帮上台还是什么人上台,都不会改变变革的方向,仅仅是方式的不同,时间快慢的不同而已,这与朝鲜乃至苏联的状况是完全不同的。必须克服低效率,甩掉包袱,破产重组,只能如此。

    那么,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说法,是否“后果检验政策”、“过程检验方法”的同义语呢?进而,类似“后果决定政策”、“过程决定方法”的要求就是应有之义了吧?不这样说也会那样说,早不说晚总归要说的。

    耀邦的过人之处,在于他的敏锐、果断和胆识,而方向本身,已经不可逆转,在这里,“个人是历史的工具”算是恰当的语言。

    动员型政治家

    耀邦因为性格的原因,或者受毛泽东的影响,还有多年共青团工作产生的路径依赖,使得他更多地偏重于事物的动员方面,邓力群的说法虽有偏颇但确有其道理:耀邦的“主要精力用在如何让自己的讲话调动人们的情绪,赢得的掌声越多,他越高兴,而没有或者很少用在使他的意见符合实际”.不管我们对邓力群怎么看,他是怎么样的人,这段话所体现的洞察力是不得不佩服的。

    动员型政治家的胡耀邦与控制型政治家的邓小平,这个搭配,特别是在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初期,非常有效率,动员型政治家善于鼓动、多奇思妙想而有时不着实际、放纵想象力和情感而忽视分寸,控制型政治家作为最高决策者就可以进行约束,就像一个骑着烈马的骑士,既保持攻势又可以控制风险。当然,一旦大局、方向确定,动员型政治家的劣势就比较明显了。在批胡的民主生活会上,赵紫阳着重讲的就是这个问题,他说现在有老同志把关,耀邦不能随意行动,以后就难说了,不好合作。赵紫阳甚至就党的领导体制问题致信邓小平要求其制定制度,督促执行,显然是冲着耀邦的。实际上,在民族问题上、经济问题上、外交问题上,对待记者的问题上,耀邦屡屡表现不得体。举个小例子:八三年四月,耀邦访问罗马尼亚前夕,把两个发言稿给邓小平审阅,邓批“可以,删去了一些过分的不大得体的语言”;与陆铿的谈话就不用说了。

    当年有关精神污染和自由化的问题的争论,具体而言,现在已经毫无意义,因为当时所设定的框框,现在不知都突破到哪里去了。估计现在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当时围绕这两个问题的争论,以及为此而导致的领导层的重大变动、造成的严重后果。从结果来看,耀邦似乎是正确的,因为他当年维护的观念,现在已经成为常识;当年呼吁宽容的现象,现在已经是生活的一部分。

    当然,耀邦的很多发言,特别是国内经济政治方面的言论,就当时而言,似乎不当,在现在看来,还显得颇有远见,比如提倡消费、不担心赤字、对经济增长的信心、对单纯储备黄金不以为然等等。在耀邦那里,高超的非常富有想象力的语言与过度夸张的语言、低劣陈旧的套话常常交织在一起,这也是他的特色吧。

    特定条件下的总书记

    耀邦的结局有没有可能避免?

    陈云在通过胡耀邦下台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的讲话中,首先追述了元老们当时设立书记处的初衷,清楚的说明了总书记是政策的执行者而非决策者、任何老资格的常委都有对他的指令行驶否决权的权能、大政方针的确定是老资格常委们冲突和妥协的产物这些问题。在这之前,胡耀邦与赵紫阳就十三大赵紫阳接任总书记的谈话也有些价值:赵紫阳提出是否可以不设总书记,让各位常委轮流主持工作(好像类似南斯拉夫的联邦主席团),耀邦表示赞同。我猜测:如果当时把党的最高决策机构准确的定在常委会,常委会下设书记处,书记处设常务书记一名和书记若干,书记处仅仅是常委会的一个执行机构,常务书记仅仅是书记处的牵头人,是否可以让耀邦更加低调一些?老同志更加放心一些?从而可以安然度过老同志作为最高决策者的这一段时光?当然,这个位置作为元老们相互折冲的平台的作用如何估量也是一个问题,在此不多赘述。虽然在中顾委二次会议上耀邦说过:“我吃几碗饭长大的大家还不知道?我是在特定的条件下当这个总书记的”,但他这个明示的领袖、一把手的地位,肯定会影响他以及相关人士的判断和行为。

    另外,在我看来,让耀邦下台的程序,也并非事后所说的那么恶劣,违反党内规范:所谓党内民主生活,党内明示的程序,要么没有,要么从来没有真正被执行过,这是一个事实。任何对中共党史有起码了解的人都知道,至少到九四年,甚至党的会议、代表大会,其时间、决定职位的程序,几乎从来都是“不正常”的。在正常的和平的环境中也往往如此,不是特例,与相对规范的联共早期的会议程序和规程根本不同。常委扩大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央工作会议等等就是这种状况的体现,因为扩大会议本身就不是正常程序,它的参加人、表决人根本没有规定也无法规定。一般来说,从实际的运行规则来看,大的会议是落实小的会议精神、传达小会部署和如何具体加以实施的说明会、动员会。所以,开那个生活会批评耀邦也属正常情况,算不上多么违反党内实际运作的默示规则。

    七八年以后,实际权力掌握在以邓小平、陈云为首的大约八个元老的手中,不论这是否符合期待。即便常委会、政治局,也不过是执行机构,陈云在批耀邦的会上对此有说明:耀邦领导的这个班子是老一辈因为年老体弱采用的一个权宜之计,就是一个书记处,处理日常工作的,它不是一个最高决策机构,更不是最终决定人事的选举机构、推举机构。也就是说,党内政治生活,从来没有如许多论者所说的那样“正常”过,它是靠许多默示规则来运行的。必须清楚的理解:党内的权力格局,是历史形成的,它不可能靠个别人的高风亮节而改变,只能通过时间和利益分配机制的调整加以改变。

    (资料来源:《胡耀邦年谱资料长编》,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
 
文章来源:水煮百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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