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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崑:托克维尔法则与当前中国社会政治形势
来源:转自爱思想网站 作者:admin 时间:2016-09-10 点击:
张崑:托克维尔法则与当前中国社会政治形势


  

  

   1. 统治的艺术

  

   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一书中,考察了二战后20年间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政治动荡——政变、革命、流血事件等——后,重提“托克维尔法则”:

  

   在统治人类社会的法则中,有一条最明确清晰的法则:如果人们想保持其文明或希望变得文明的话,那么,他们必须提高并改善处理相互关系的艺术,而这种提高和改善的速度必须和提高地位平等的速度相同。

  

   这段话里的“地位平等”,法语原文为égalité des conditions,又译作“身份平等”,由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首次提出,托克维尔在基督教欧洲的整个历史中,观察到“身份平等”一个世纪接着一个世纪地向前推进,一切都显得它是一场无法抗拒的甚至是符合神意的运动。在“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中,只要人们进行社会交往,同质化运动就无可阻挡,于是,一个又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也就是进入政治生活。不过,当“统治艺术”跟不上“身份平等”推进的历史进程时,新的社会阶层已经在公共空间浮现,却又不能被有效统治,就必然颠覆先前的政治秩序,带来政治动荡。因此,“统治艺术”与“身份平等”的不匹配,在亨廷顿看来,是战后所有政治动荡的根源。

  

   亨廷顿所给出的解决方案,是从“统治艺术”的角度讨论如何避免政治动荡,也就是说,亨廷顿谈论的是如何“生产”政治秩序。正如讨论经济秩序时,计划经济从生产出发、市场经济从需求出发一样,讨论政治秩序,除了从政治秩序的生产角度,还有另外一个研究进路,即通过检验“身份平等”的发展状态,来确定人们对“统治艺术”的需求。进而,根据需求去发展与“身份平等”相适应的“统治艺术”,以保证“统治艺术”总能适应“身份平等”发展变化。

  

   因此,在我们颠覆了亨廷顿思维方向的“需求侧”思考中,考察“身份平等”历史进程的即时状态,将成为一切“统治艺术”的必备功课。

  

   托克维尔所说的“身份平等”,是人们在公共领域中的身份平等,人们在进入共同体的公共领域之前,彼此疏离,没有可比较性,也就既谈不上平等,也谈不上不平等,只有人们进入到共同体中参与公共事务时,才存在身份的平等或不平等,因此,“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也是人们参与公共事务的历史进程。

  

   2. 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权”:我们在“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的确切位置

  

   从整个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身份平等”历史进程看,我们处于什么位置?

  

   无论是中国传统,即以“天人合一”看待传统历史文化发展,还是西方传统,即以人的精神发展状况看待文明进程,都可以回到对“人”的理解深化中确定我们在“身份平等”历史进程中的位置。

  

   从诗时代受天命的“人”从“民”中分化出来开始,参与公共事务的就是“人”而非“民”。“民”这种身份被排除在公共事务之外,因此孔子说“天下有道,庶民不议”;“民”被排除在历史记忆之外,这是为什么《史记》记载的只有帝王将相英雄烈士而没有平民的原因。

  

   在中国传统中,只有成为“人”,才能出现在作为集体记忆的历史中,“人”意味着参与公共事务的身份。如何理解“人”?谁才算得上是“人”?对这些问题解释权的争夺,也是对公共事务控制权的争夺,在历史上每一个时期都异常激烈。从汉代到底是“天人合一”还是“天君合一”的不同理解带来的人君冲突,到宋代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而与天子共治天下,“人”的内涵不断扩展,纳入了越来越多的受教育阶层。随着平民接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到了清代,在平民参与公共事务问题上,儒家实现了大反转,认为平民有责任参与公共事务,这个提议一经顾炎武提出,很快就成为天下共识。平民一旦有责任参与公共事务,“民”与“人”二字就合而为一成为“人民”。

  

   “匹夫有责”四个字的总结,由梁启超在1915年提出,正值新文化运动兴起的前夜。从顾炎武到梁启超,“匹夫有责”既是历史的绝大进步,同时也带来了新的问题,即:匹夫有责,却无权。权责不对应,给平民参与公共事务带来了极大的混乱。平民以“匹夫有责”方式参与公共事务,在清代,前有太平天国运动,后有义和团运动。都以混乱和灾难告终。

  

   “匹夫有责”最终成熟于毛式“群众运动”。群众运动的特点在于,个体只是“群众”这个类的成员,类成员意味着如同动物那样,个体的生死不重要,只有种群的延续重要,个体没有权利只有对种群繁衍生存的责任,因此,“群众”只有责任没有权利。通过这种方式,毛在平民没有个人权利的情况下,竟然奇迹般地实现了“匹夫有责”。这种模式的群众运动在充斥于整个毛时代,但是,“匹夫有责却无权”的群众运动的后果是,毛死后,超过1亿人认为自己受到政治冤屈或牵连,这是对权责不对应的控诉。在要求平反的巨大压力下,“群众运动”的统治效率降到了最低点,权责不对应的“统治艺术”无法继续维持。

  

   正是在那时,体制无法解决数百万回城知青的就业,只好任其自生自灭,由此催生了城市个体户,个体有了体制外生存空间。也是从那时起,从财产权开始,“匹夫有权”渐成时代主题。整个“改革开放”时代的发展,都受益于承认平民有(财)产权的“匹夫有权”。正如经济学解释的界定产权可以带来经济繁荣,中国三十多年的经济发展,仅仅是因为呼应了“匹夫有权”的历史进程。

  

   然而,权利不只是财产权利,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权”的历史阶段,是我们在三千年社会转型中——以“身份平等”历史进程为实质内容——的精确位置,这一历史进程还远远没有结束,且还将占据着当代史的核心。

  

   3.  “统治艺术”面对“身份平等”历史进程的失措

  

   “统治艺术”的发展状态,是以统治者的意图转化为被统治者意图的效率来衡量的。在中国特定的语境下,“公信力”一度指示了这种转化效率。

  

   如果我们回首近年发生在公共空间的一系列事件,那么,不仅“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清晰可见,以“公信力”为指示器的“统治艺术”变化轨迹也同样明晰可寻。

  

   2008年初,当“公信力”刚开始成为媒体热词的时候,大概很少有人会察觉到,那很可能就是“官方”与“公信力”分道扬镳的最初征象。此前,“官方”就是“公信力”,不分彼此,实在不需要两个词来指称,所以,在“华南虎照片事件”中,2007年10月30日,关克就曾以“陕西省林业厅信息宣传中心主任”的官方身份表示:关于华南虎照片的所有质疑,都来自民间,从来就没有官方的质疑。关克以此来强调华南虎照片不容置疑的公信力。

  

   可见在那个时候,关克还可以不假思索地认为官方就是公信力,公信力就是官方,既然如此,民间当然不具备公信力。如果确实如此,那么,“统治艺术”与“身份平等”历史进程就是相匹配的。

  

   可是,关克的断语一出,立刻遭到铺天盖地的反击。当天中午,中国最大的摄影网站《色影无忌》专门开设了“华南虎事件临时论坛”,显示出民间并非一片混乱,也可以有序辩论;有了舞台,技术派马上登场,网友“老编”随即推出“色差分析鉴别法”,网友“桑丘”紧跟着推出“透视变换分析法”,均以专业权威的技术分析力压关克;网友QQTV联系国际上的权威老虎基金会,更有人联系国际权威学术杂志《科学》,寻求权威意见。很快,官民公信力争夺大战就见了分晓。11月3日晚,关克应陕西电视台《今晚播报》之邀,以“平民主播”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连几天前公开表示民间不具备公信力的关克,也实现了戏剧性的角色大反转,转而以“平民”的民间身份发表意见,以此昭示其公信力。

  

   公信力由官方到民间的转移,在这五天之内,可谓一目了然。同时,自宋代以来形成的官民两分等级结构——在人们的观念深处——显示出崩解迹象。

  

   接下来,同样是在《色影无忌》论坛,08年2月中旬的“藏羚羊照片造假事件”中,造假者尽管屡获官方殊荣,还是抛弃了一切官方靠山,不顾一切地为自己找了个“保护藏羚羊”的民间身份。从那时起,民间比官方更具公信力就成了不可逆转的现实,成为一种不自觉地习惯性观念。所以,等到反CNN的四月青年们愤起的时候,即使是官方的意思,也一定要以民间的身份说出来,非此不能有公信力。于是,零八年以后,蛰伏已久的“网评员”顺势崛起,官方要使自己的意见可信,必要花钱雇人假扮民间身份来加持。很不幸的是,并不太久,网评员的身份就被识破了,这之后,自干五们闪亮登场。自干五即“自带干粮的五毛”,其含意在于强调“我的民间身份是真的,不是花钱雇的”。随着不具自主性的(autonome)言论在这些身份中的流转,这些身份迅速遭到了污染,以致于,所有可用的体面与不体面身份都用坏了,最后只好“犯罪嫌疑人”自己到央视镜头前自证其罪,看上去只有“犯罪嫌疑人”的话才是可以让公众相信的。诺大的中国,难道只有“犯罪嫌疑人”才有公信力?要用他们口中说出的话,才能去平息举世的质疑?

  

   最近维权律师案中的重头戏,在万众瞩目下发表谈话的,不是官方、不是民间、不是专业人士、也不是五毛,甚至不是自干五,而是代表“境内敌对势力”的“犯罪嫌疑人”,一个前无古人突破是,甚至他们在央视认罪都不够公信力了,这次靠的是一贯被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外媒”:《南华早报》和《东网》。就这样,公信力消失得比霾都的蓝天还快,不到十年时间,全中国都找不到公信力了。

  

   失去公信力,对执政者来说,到底有多可怕?在法国“旧制度与大革命”过渡的年代,就有鲜活的例子。史学家葛尼菲(Patrice Gueniffey)曾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在从瓦雷纳(Varennes)回巴黎的路上,路易十六没有发表任何演说”。葛尼菲所提到的,是1791年6月法国大革命期间,国王路易十六出逃,在瓦雷纳被革命派截回巴黎,那时,沿途民众听到有人劫持国王的传言,不分男女老幼,纷纷带着他们所能找到的“武器”,无论是长枪还是农具,一路护送国王回巴黎,自发随扈他们所爱戴国王的民众不计其数,一路上,“国王万岁”的喊声不绝于耳。可是,为什么说葛尼菲这句话意味深长?要知道,两年之前爆发的法国大革命,正是由记者德穆兰(Camille Desmoulins)跳到皇家宫殿花园外一间咖啡馆的桌子上,向民众发表演说而策动的;罗伯斯比尔,丹东起先都只是律师而已,无一不是依靠着向公众发表演说而成为革命领袖的。在欧洲启蒙运动的高潮中,卢梭1762年发表《社会契约论》,把政治合法性来源从神的意志转变到人民的意志之后,不到三十年时间,政治合法性的内涵彻底改变了。政治合法性要通过公信力(légitimités,“合法性”的复数形式,即具体形式)来获得。任何人,取得公信力的唯一方式,就是把你的意见告诉人民,让他们来决定你是否能代表他们的意志。向公众演说,就成了这一时期获取公信力必不可少的手段。而法国国王的政治合法性一向来自“君权神授”,并不需要向公众发表演说。政治合法性内涵已经剧烈变化,这种变化发生在每一个人的内心深处,“身份平等”的意识深入人心,“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已经前进了一大步,然而,最为严苛的言论审查,蒙住了国王自己的眼睛。路易十六失去了政治合法性,他本人竟然毫无察觉,否则,他本最有机会,向着那么爱戴他的民众发表演说,重建公信力、获取政治合法性,但他毫无吝惜地浪费了这些机会。回到巴黎后,1793年1月21日,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

  

   路易十六的遭遇并没有逃脱“托克维尔法则”,当“统治艺术”跟不上“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时,政治动荡就随时可能以任何意想不到的方式发生。

  

   零八年以后,在中国,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兴旺,至少佐证了官民两分结构的崩解,公共生活中的等级权威正在被历史抛弃。“身份平等”的历史进程一浪高过一浪,从改革开放时代人们要求财产权利的“匹夫有权”,到后改革开放时代人们要求个体权利的“匹夫有权”,权利与责任匹配的进程,看不到任何可以被阻挡的可能,即便是“自干五”,也以强调自主自愿为特征,与没有个人意志的群众不同,也是“匹夫有权”进程在特定心智人群中的表现。

  

   4. 结论:发展能正视“匹夫有权”的“统治艺术”

  

   在古今之变中,在三千年从未有过的大变局中,今日中国处于从“匹夫有责”到“匹夫有权”的社会大转型过程中。无论称之为“群己权界”,还是称之为“个人权利”,都是历史进程所强加给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既无可逃避,也不可逆转,可谓“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

  

   面对这样一种历史进程,认真对待“托克维尔法则”,不仅因为它既是托克维尔思考“旧制度与大革命”命题的精髓所在、也是诸如亨廷顿等政治学家一切政治理论的根基和出发点,还因为它为时代最迫在眉睫的危险提供了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发展能正视“匹夫有权”的“统治艺术”。这个时代一切有效政治行动的实质内容,无论是以改革、革命或其他任何样貌出现,都将只能是自个体权利而始,至个体权利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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