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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伟:美国学界对当代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6-08-06 点击:
  政治精英(political elite),在政治学中指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和使用者。在迄今为止的所有人类文明社会中,政治权力总是集中在一少部分社会成员手中,这一少部分人就是精英。精英通常具有正式的职位,比如议员、总统、法官、局长、政党领袖、工会领袖等。通过这些职位,精英们制定并执行公共政策,对社会资源分配作出权威性的决定。因此,研究政治精英的特征和行为,对于我们理解一个政治体系的运作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二战以后的美国的中国政治学界,精英研究从一开始就受到了重视。事实上,在七十年代以前,由于研究范式和资料来源所限,相当大一部分中国政治学者都在研究精英。八十年代以后,中国政治学界趋向多元化,视野更加开阔,更多的学者转向了对国家-社会关系,政治文化,大众政治行为等的研究,但精英政治始终是一个重要的研究题目。当前的主要研究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四个方面。

非正式政治

  黎安友(Andrew Nathan)是研究中国非正式政治的先驱之一。他把中国官僚系统的运作概括为“保护人制”(clientelism)。保护人关系是“非家庭血缘关系的两个人的交换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双方就各自的权利和义务达成谅解”(Nathan,1973:37)。双方的地位和权力并不平等,一方依附于另一方,向另一方表示效忠,以换取保护和利益(Lande,1977:20)。黎安友认为,中国官僚体系中的上下级关系很大程度上是按这种半契约性的保护与被保护关系构建的,上级以此动员和指挥下属,下属为上司效劳并得到好处。通过这些关系,在精英内部形成了一个个较为稳定的派别。罗德明进一步指出(Dittmer,1978),官员的权力基础,不仅仅决定于其正式的职位,也取决于其非正式的关系网络,也就是其所处的派别。派别政治可以解释中国精英的相当一部分行为。

  沿着这个传统,史宗翰(Victor C. Shih)运用派别政治来解释中国的金融政策(Shih,forthcoming)。他认为,党务部门与行政部门间持续的派别关系,是推动中国财金政策的内在动力。这个动力,一方面使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保持了相对较低的通胀率,从而使中国有可能平稳地成为世界经济大国。但另一方面,又是这种派系关系导致了国有银行系统的大量呆账坏账,从而给中国的稳定埋下了隐患。

精英转型与精英的政治价值观

  1987年中共的十三大之后,随着新一代领导人的兴起,学者们开始注意到中国高层精英的背景在悄悄发生变化,从建国一代的革命家逐渐转型为更年轻、受过更多教育的、大多具有工程技术背景的一代领导者。李成系统地使用量化数据来考察这些变化(Li,2001)。他收集了数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全国人大代表的人口学数据,包括出身地,年龄,教育,职业经历,性别,民族等。通过对这些信息的分析,他解释了中国领导人的代际变迁,从老一代的革命家们转向正在崛起的技术官僚。李成还考察了大学校友网与精英录用的关系(Li,1994)。中国一些大学有意识地按照中共的干部选拔标准培养学生,并努力建立校友网络,非常有效地将这些学校的毕业生推进了政治精英的圈子。这些努力促进了有技术背景的新一代领导人的崛起。

  关于这次转型的后果,学界有不同的看法。讨论主要集中于不同背景的领导人是否会有不同的政治价值观和取向(Goldstein,1994)。许多学者认为,这些崛起的技术官僚,比上一代人更少关注意识形态问题,更重视引入科学的决策方式。这表明“专”的标准超过了“红”。但也有学者认为在精英群体中,职业官僚的因素更重于技术官僚的因素,制定和执行政策的第一考虑不是科学标准,而是如何更利于保住权力。另外,高层精英转型的模式也在发生变化,正在逐渐制度化。薄智跃最新出版的书讨论了这个问题(Bo,2007)。他认为中国的精英政治正在从派别竞争走向制度化,政治继承不再是零和博弈,而是一个追求各方权力平衡的游戏。

  另一方面,也有学者研究了基层精英的价值取向。基于一个北京地区的社会调查,陈杰(Jie Chen)比较了中国基层精英与其它国家精英的政治信念和价值(Chen,1999)。他发现,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精英相比,中国精英团体的政治取向缺乏内在一致性(consistency)。也就是说,精英们的政治信念缺乏共识。作者认为这是中共基层党组织在九十年代涣散导致的--塑造共识的制度力量缺失了。

  肯特·詹宁(Kent Jennings)比较了在乡村的地方精英与大众对某些政策问题的看法(Jennings,2003)。他发现精英们的官职越高,其看法就距大众的观点越远,村干部比县干部更理解村民的政策观点。使用詹宁研究中的同一套调查数据,厄尔德斯维德(Samuel Eldersveld)和沈明明认为中国的民主化“正在进行”(Eldersveld and Shen,2001:134)。因为他们发现大量的地方精英支持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比普通公众更倾向于民主价值观。

中央-地方关系与地方精英的提升

  在“文革”及其以前,地方政府的作用是不显著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事权和财政权的下放,地方党政精英取得了相当的自主权,在政治体系中的作用日渐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地方精英如何与中央互动,中央如何实现对地方的有效控制,以及如何防止日益严重的腐败问题,成为一个受众多学者关注的问题。研究表明,党采用了多种方法来加强干部管理,包括监督地方官的政绩,强化信息收集,惩处违规官员(Huang,1995;Lee,1991;Whiting,2001;Manion,1985;Lu,2000)。

  谢淑丽(Susan Shirk)的“挑选团”理论是关于中央-地方关系的一个重要理论。她认为不光中央的干部重要,地方上的领导也很有影响力,尤其是省级官员,他们是中央领导(如政治局委员)的挑选者(Shirk,1993)。中共的最高领导不是由大众选举产生,而是由一个挑选团挑出来。在这个挑选团--主要是中央委员会--中,相当大一部分是省级官员。通过这种挑选与被挑选的过程,最高领导与地方官员建立起个人化的契约关系,比如,中央和省的财政契约,国有企业的分利契约等等。

  李侃如(Lieberthal)和兰普顿(Lampton)则从政策执行的角度看待中央-地方关系,提出了“碎片式威权主义”的概念,认为“在中国政治体系中,除了最高层以外,权威是碎片化的、不连续的。这种碎片结构是由于对政策程序的改革而导致并强化的”(Lieberthal and Lampton,1992:8)。许多政策是“通过密集的建立共识的过程”达成的,“在这个过程中,在每一个层级上,各级领导都不会轻易采取行动,除非在他们的下级之间建立了清晰的共识”(Lampton,1987:12)。共识通常经由“讨价还价”而达成。这表明,在中国精英集团内部,决策与执行常常基于协商和妥协,而不是基于上级的行政命令。

  在地方分权改革之后,中央控制地方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提升,以此来激励各级地方诸侯服从中央领导。郭刚观察了县级官员的升迁(Guo,2005),认为他们的提升与否与地方经济发展或财政状况没有关系,而是与当地的政治状况相关。皮埃尔·兰德里有类似发现(Landry,2002;2004)。通过研究地级市官员的升迁,他发现中央政府常常缩短官员的任期,增加他们调动的频率,以此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控制。但这样的频繁调动使党没法按经济建设的政绩来决定升迁。因此,政绩不好的官员通常不会受到严厉的惩罚,而最多是在同一个职位上呆得长一些,调动频率低一些。

  与地级县级不同,薄智跃对省级精英的研究发现这些精英的升迁与他们发展经济的成绩显著相关(Bo,2002)。薄收集了自1949年以来的2500多名省级副省级干部的人口学资料,以计量方法分析这些干部的提升、调职和罢免。他发现,经济成绩不够好的省领导,很可能会被降职甚至免职。一个省向中央财政上交越多,该省领导越可能被提拔。

精英流动

  研究精英流动的既有政治学家,也有研究政治社会学的社会学家。受东欧政治转型研究的启迪,安德鲁·沃尔德建立了一个关于中国精英流动的模型(Walder,1995;Walder,et al.,2000)。他发现在中国精英中存在两条职业路径。第一条要求良好的教育和政治忠诚,这条路导向行政职位和政治特权。第二条路径只要求教育水平而不强调政治忠诚度,这条路通向各种专业职位,但缺乏政治权力。这说明中国的精英选拔是一个混合的机制,并不总是强调“又红又专”。藏小伟认为(Zang,1998;2001),在这个双路径模式下,大学学历对于行政部门的精英比对党团部门的精英更加重要。这表明双路径模式不仅存在于政治精英与专业人员之间,也存在于政治精英内部的党政部门之间。这与前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是一致的。

  布鲁斯·迪克森(Bruce Dickson)和他的同事进一步发现(Dickson,et
al.,2000),教育的重要性相对于政治忠诚度在日渐增加,知识分子更容易被党吸纳到精英位置上。对于声望最高的一些职位,大学学位甚至比党员证还重要。这一发现支持了前南斯拉夫领导人吉拉斯(Djilas,1957)提出的“新阶级”理论,即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会形成新的特权阶级。边燕杰等人(Bian,et
al.,2001)发现,1978年之后,学历成为获得中共党员身份的一个重要条件,而后者又是取得精英职位的重要条件。这说明,在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的精英录用,已经转向同时重视人力资本和政治可靠性。这解释了九十年代技术官僚的兴起。

节选自单伟:《美国学界对中国政治精英的研究》,原载《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05期,略去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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