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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萌:利维坦的政治困境——评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
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时间:2017-02-05 点击:

利维坦的政治困境——评麦克弗森《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

一、“占有性个人主义”:市场社会的政治和文化
C. B. 麦克弗森一生出版的著作不多,但都掷地有声,其中尤以《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闻名于当代政治哲学界。该书初版于1962年,2011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再版。在全球经济依然被金融危机的阴影笼罩的当下,再版这本书可以说意味深长。从某种意义上说,自最近一轮金融危机以来,人们对于自撒切尔夫人和里根以来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和理论的当代历史从不同角度加以反思,使得麦克弗森的这本角度独特的政治哲学著作显示出更甚于其初版时的现实意义。诚如本书的新导言作者Frank Cunningham所言,此书出版的政治语境恰恰是欧洲福利国家和社会民主运动如火如荼的时期,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一时间显得披上了一层“温情脉脉的面纱”。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麦克弗森孜孜不倦地探讨所谓“占有性个人主义”无疑有些“不合时宜”,但他之所以做出这些努力的根本原因是,他认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政治理论”并不利于人的潜能的发展,而社会民主运动的不断开展和劳动者阶层对于自身权利的争取,也促使人们反思资本主义对于人的能力和权利的根深蒂固的想象和界定方式——他在1973年出版的《民主理论》(Democratic Theory: Essays in Retrieval)一书中对于所谓“非占有性的人类潜能”(non-possessive human potentials)进行了分析。这是后话。
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分析,麦克弗森在书中提出“占有性市场社会”的概念作为分析工具,试图揭示为什么从霍布斯以来,现代自由主义政治理论随着市场社会的不断发展而逐渐丧失其理论前提的有效性(validity)——对此,作者通过对霍布斯、英国平等派、哈灵顿、洛克的政治学说的考察,给出了简洁的答案:根本原因是,现代自由主义者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市场社会的诸多前提,而没有意识到这些前提本身是成问题的。作者的具体阐释入手点,则是将这些理论家们的著作中出现的前后矛盾之处,理解为能够揭示其中未曾明言的思想前提的文本关键点。譬如,作者在讨论洛克的财产权理论时指出,洛克笔下的“理性”概念的内涵并不始终一致:有时候洛克说人在自然状态下依照理性行事,有时候洛克又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运用理性。对此,麦克弗森的解释是:在洛克这里,一方面,在自然状态下的土地尚未被征用殆尽的时候,“理性”意味着对土地的占用和劳作;另一方面,等到土地被征用完全而剩下一些没有土地的人,这个时候“理性”便成了“资产者”们不断占有更多资源和财产的代名词,而那些没有土地的人就成了“非理性”的人。麦克弗森的结论是,洛克对于“理性”前后不一的使用,恰恰反映了市场社会下人与人之间的形式平等和实质不平等;而正是由于默认资产者和劳动者拥有不同的权利,才使洛克做出判断认为他们拥有不同的理性(能力)。对于这样一种解释方式,很容易想见的批评可以是:既然这些政治理论家们本身没有提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说法,麦克弗森其实是把自己的理论强加给研究对象。麦克弗森自己当然意识到会遭到如此质疑,因而在导论中专辟一节来说明自己的解释方式的合理性。根据他的说法,当某种命题或陈述符合以下几个条件时,它就很可以被认为是某个默认的前提:首先,它是某个时期某个社会普遍持有的观念,因而可以认为,处于当时特定情境下的作者会将它作为不言自明的事情接受;其次,这种命题或陈述可以弥补理论中不然就无法解释的前后矛盾或论证缝隙;最后,“作者虽然没有在我们认为必须提到该前提的文本中提到它,却在其他上下文中提到它”(5)。事实上,我们在整本书中看到,第二个条件是作者论证的出发点,而第一个条件往往被用来论证“占有性个人主义”这一隐含前提的主要证据。至于第三个条件,则更多时候是为互文性阅读做辩护:即作者可以在理论家不同时期的不同文本之间交叉引用,而在某个文本中意义含混的术语也能期待通过借用其他文本中的说法得到解释。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第三个条件表明了理论家自身持有麦克弗森认为的“前提”,不如说更多是在证明麦克弗森自己的论证的自洽性。
不过,无论人们是否接受麦克弗森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首先,他并没有简单地在道德评判的意义上说市场社会是坏的;其次,他在书中没有试图分析“占有性市场社会”的起源或发展。正如作者所说,“占有性市场社会”更多地是一种对现代欧洲(后封建时代的欧洲)社会进行分析的“理想型”,因此它不考虑“诸如马克思笔下的原始积累,韦伯笔下的资本结算,或桑巴特笔下的企业家精神”等各种相关因素。(48)通过采用类似于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分析,同时却避免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进路处理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政治学说(麦克弗森并没有说,这些自由主义这的政治学说仅仅是对现实利益的意识形态修辞,尽管他也确实关注了他所考察的作者们在当时英国社会中所处的经济地位),麦克弗森的问题意识是“借用马克思来对自由民主理论做出修正,希望能够让该理论变得更民主的同时,挽救自由主义传统中有价值的部分,以免在自由主义被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年头,有价值的部分被埋没掉。” 这种问题意识出发,麦克弗森展示了一种独特的“内在批判”式分析方法,即依靠理论文本本身的内在互文对照,指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思想前提如何被这些不同的理论家所分享。如克宁汉姆所说,麦克弗森关注的是“经济市场的政治和文化”(viii),而他的目的就在于揭示这些关于政治和文化的理论,尽管表面上看来指向各不相同,有些观念甚至相悖,但它们背后其实是都由一种共同的前提支撑起来:“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英国政治思想有一个潜在的统一性,值得引起关注。我将这个统一性前提称为‘占有性个人主义’;我认为如果人们理解了这个前提多么根深蒂固、牢不可破,那么,对于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一直到今天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核心困境,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地更透彻。”(xiii)那么,这个所谓“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潜在思想前提的特征是什么呢?麦克弗森简洁地列出了几个核心特点:第一,人之为人的规定性是自由,即不依从他人的意志;第二,不依从于他人意志的自由是这样一种自由:除了本人出于个人利益算计,自愿与其他个体发生关系之外,个体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这也就是说,按天性人既不是政治动物,也不是社会动物;第三,个体根本上是自己身体和能力的所有者,对此他与身处其中的社会毫无干系;第四,虽然个体不能转让自己的全部财产(包括身体在内的财产),他可以转让劳动能力;第五,人类社会是由一系列市场关系组成的;第六,由于不依从他人意志的自由是人之为人的本质,因此每个个体的自由就只能被最低限度的义务和法规所限制——也即,只限于不妨碍他人的相同自由;第七,政治社会是人们造就来保卫个人财产的工具。换言之,在“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大前提下形成的“占有性市场社会”,其核心特征便是“市场关系”渗透并塑造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可能的社会关系,劳动力交换市场既是人的自由的条件,也是其结果,因为仅仅在人是自己能力和身体的所有者的情况下,他才有权转让(出卖)自身的劳动力。需要指出的是,麦克弗森在此提出的命题不是:现代市场社会下所有政治观念——自由、平等、权利、义务,等等——都可以还原为“占有性个人主义”的根本前提;他提出的命题是:“占有性个人主义”的前提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抛开它我们就无法理解其他看上去显得绝对(unconditional)和普遍性的观念(及其非自洽性)。
不过,麦克弗森这部政治哲学名著的出彩之处,更多在于他对霍布斯和洛克等理论家的新颖而细致的阐释,而不是干枯而抽象地分析“占有性个人主义”概念本身。在麦克弗森之前,很少有人将霍布斯直接地和“市场社会”的观念联系起来,而即便是在当下中国对于霍布斯的阅读和接受正随着各路政治理论解释的引入而兴盛,人们也往往倾向于强调霍布斯对现代国家的政教分离的贡献和其国家理论中隐含的民主诉求(以及围绕这一点展开的争论),而很少考虑到霍布斯在何种意义上分享了十七世纪英国社会的“占有性市场”的思想前提;另一方面,考虑到麦克弗森对于洛克的探讨从另一个向度展现了他的解释方式可能具有的问题,并且,他的探讨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深入当代政治哲学争论(例如已经称得上是思想史事件的罗尔斯与诺齐克之争)乃至政治和文化领域“左右之争”的思想史脉络,因此在本文余下的篇幅里,我希望简要介绍麦克弗森对于霍布斯和洛克的分析,从而展示他的基本思考理路,并提出我自己的看法。

二、“权力交换市场”:霍布斯与占有性市场社会
麦克弗森对于霍布斯的分析从一个霍布斯研究中的难题入手:尽管霍布斯宣称自己的自然哲学和政治理论是连贯的,人们却很难从他的机械唯物论前提中推导出其政治理论的前提——人们普遍为了权力而斗争,或存在一个“自然状态”。麦克弗森指出,“自然状态”其实是通过对社会状态进行抽象而得到的,归根结底,“自然状态”下的人乃是没有法律约束的“社会人”:“自然状态的逻辑抽象包含两个步骤,首先将人的自然习性与他们的社会背景脱离开,然后再把这些习性的逻辑结论导向战争状态中去。”(26)众所周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早已指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下的人其实是社会化的人,但不同于卢梭由此得出结论说自然状态下的野蛮人其实是过着与世无争的生活,麦克弗森把重点放在由此产生的理论影响上:既然竞争、追求荣耀、嫉妒等激情都是人在市民社会中才有的“自然习性”,那么“自然”就不应该被理解为“社会”的对立面。相反地,在霍布斯那里,“人的自然状况”这一看似带有时间性的表述(指涉“前社会”时期),其涵义其实相当于作为个体的“社会人”脱离其社会大背景(首先且最重要的是脱离了法律)之后的状况。然后,麦克弗森做出了对于论证而言至关重要的一步:通过解读霍布斯对“权力”的界定,提出一种“权力交换市场”的形成。在霍布斯看来,尽管自然状态下发生的是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但按照人的自然习性,有些人追求比别人更多的权力,而有些人满足于已有的权力。但由于自然状态下人人自危,所以为了确保能够保存已有的权力,那些不追求更多权力之人也会投入对权力的争夺中——就此而言,自然状态下的“人人平等”首先就是每个人在“不安全”上的平等。但即便如此,为什么说由此而来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会形成一种市场社会?麦克弗森说,这是因为霍布斯扭转了权力的定义:“人的权力不是一个绝对的东西,而是一个比较的、相对的量。”人的权力不是由个体自己说了算,而是要依赖于他人的评判,同时他自己也无时无刻不在评判他人的权力。因此,权力便是“个体自身能力优越于其他人的部分,加上他能从这过剩的部分所获得的(权力)。”(35)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人占有他所欲求的事物的能力,就与所有其他人的能力相冲突,在自然状态下的整个社会便是互相争夺权力的过程——而权力总是权力的剩余。麦克弗森用“掠夺权力(acquired power)”和“原初的权力(original power)”两种概念,将霍布斯笔下的“权力”观区别于此前的观念:“原初的权力”指的是对于自然的劳动改造,而霍布斯的“掠夺权力”则成了一种要求他人为自己服务(劳动)的能力。由此,权力交换便形成了一个市场,人的权力变成了商品,而权力的转移也就成了稀松平常之事。“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在这个意义上成了一个有关市场交换的隐喻,因为现在代替你死我活的肉体消灭场景的,是一个把人的各种能力变成资本和商品进行流通的“占有性市场”,所有人在市场中作为商品的拥有者而相互竞争:“在这个市场中,人所拥有的一切东西,包括人的精力,都变成了商品。……所有人都必须不断地提供商品(在这个词最宽泛的意义上)给这个市场,并与其它人竞争。”(55)就像马克思笔下的“交换价值”那样,在这个市场社会的交换法则下,每个人都在衡量他人的价值,每个人自身的价值也由别人所决定。因此,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自然状态”下人与人的平等除了人人自危之外,还包含着“每个人都从属于市场关系”这一层平等。
在麦克弗森看来,如此处理“权力”的交换关系必定要以“占有性市场社会”为默认前提——这个推论的前提是霍布斯笔下的“自然人”其实是“社会人”。换句话说,麦克弗森可能会认为卢梭利用当时人类学和东方学考察的资料来重新描述“野蛮人”以反驳霍布斯,恰恰没有追问的是,霍布斯借以论述“自然人”的“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接着,麦克弗森提出了三种可能的社会样本,并最终认为只有“占有性市场社会”符合霍布斯的政治理论。麦克弗森列出的第一种社会是“等级社会”(customary or status society),在其中,国家分配土地给个人或集体,没有资本市场和土地转让;劳动力与土地或特定用途密不可分,因此没有劳动力和土地市场。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阶层相对稳固,不会引起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根本缺陷是在这种模式中,个体的自然权力(也就是劳动)无法自由转移。”(50)第二种社会是“简单市场社会”,即商品和服务在市场流通,但劳动力本身不可转让,因此没有形成劳动力市场。在这样的社会中各人满足于自身拥有的权力,因此也不会追求更多权力以确保自身的权力,也就不符合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如此便只剩下第三种“占有性市场社会”,不但拥有劳动力市场和土地市场,人们的财产也在其中变成商品;与此同时,“占有性市场社会”之所以是一个“社会”,原因是在其中“市场关系”塑造或渗透了一切社会关系,以至于我们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市场社会”而不仅仅是“市场经济”。有意思的是,麦克弗森列举这三种社会所依据的基本区分,接近于马克思论述的社会阶段说,而不是霍布斯研究者们时常津津乐道的政体论。似乎在麦克弗森看来,霍布斯自觉或不自觉地假设的社会采取何种政体,探索此类问题无助于解决霍布斯理论的难题——如何连接其机械唯物论和政治理论。麦克弗森认为:“正是市场社会的前提使得霍布斯能够把新科学的机械运动论转移到社会分析上。”(80)而市场社会的核心前提是:第一,每个人都是自我运动的个体;第二,每个人的运动必定与其他人相冲突,每个人都无法确保自身的安全。在此,或许对麦克弗森的分析值得提出一个问题:即便霍布斯描绘的自然状态下的情状,其诸多特征都与所谓“占有性市场社会”的特征相符,凭什么能够就此认为霍布斯把这样一个社会模型当作思想前提?其中难道没有社会学分析的“时代错乱”嫌疑吗?麦克弗森的回答是:十七世纪英国已经兴起了“市场社会”。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充分的回答;下文我还会回到这一点。
进一步,麦克弗森从市场社会的前提出发,为霍布斯研究中的另一个难题提供了解释:人们认为,霍布斯犯了从“事实”推导出“应当”的谬误,因为他认为自己可以从经验性的研究中得出政治的规范性原则。麦克弗森首先说,我们不应当将后于霍布斯的逻辑原则作为准绳来评判霍布斯;但更重要的是,霍布斯通过将道德义务追溯到“事实”层面,在政治学领域完成了类似于伽利略对现代物理学所做的贡献。自柏拉图以来的道德哲学都将人的能力和欲望与更高的宇宙目的或上帝意志联系起来,由此,人的能力和欲望都来自更高的超验秩序的规定;相反,霍布斯颠倒了这种假设:“不同于仅仅在外在力量中发现权利和义务的做法,霍布斯假定权利和义务都产生自每个人类机体维持自身的需要。”(77)因此,人的权利和义务也并不指向更高的超验目标或德性完美,而仅仅指向自我保全:自然权利首先和最重要地是自我保全的权利。而之所以这种现代的对于道德和权利的理解得以畅行无阻,在麦克弗森看来,根本原因也是基于“占有性市场社会”这个前提:“每个人应得的权利都由个体权力之间的实际竞争关系所决定。如果由市场规定的价值和权利都被当作正义而被社会成员接受,那么就有充分理由来要求人们听命于一个能够维持和推动该市场体系的权威。”(86)只有在市场社会的体系中,人们之间交换和竞争的市场关系才会被确立为一种自我维持、自我推动的正当关系——这种关系对于社会来说完全是“内在的(immanent)”而非超验的或外在的;相比之下,在不平等的等级社会中,一定要有一个超验的道德权威和一套外在强加的道德法则来约束那些认为自己被剥削和压抑的人们,确保他们不会反抗。

三、利维坦的困境:主权者的阶级分化
不过,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从自然状态下“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中推导出一个利益中立的主权者,这个环节显示了霍布斯政治理论的缺陷或困境。在展现其缺陷之前,我们尚有必要提到麦克弗森所涉及的另一个霍布斯研究中的难题,他借此进一步证明“占有性市场社会”的前提确实是霍布斯理论中的隐含前提:如果人时刻由欲望推动,那么即便他们出于暴死的恐惧而选择将权利让渡给一位主权者(尽管我们已经看到,对于暴死的恐惧在麦克弗森的“市场竞争”的隐喻式读法中实际上已经不再显得那么迫切),他们怎么会支持他停止他们的不断运动?或许在当今坚持将“契约论”传统追溯到霍布斯这里的研究者看来,这个问题并不重要,因为由社会契约进入“社会状态”才是结束自然状态的根本;然而,如果考虑到仅仅确立一个社会契约并不足以保证人们履行义务——相反,是“让渡”权利和主权者由此发挥的“代表”职能,才是建立“利维坦”过程中举足轻重的环节 ,那么人们为什么愿意忍受让渡权利之后的“社会状态”,就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一般认为,这是出于人们在“社会状态”中能够和平相处、从而达到各自“自我保存”的根本目的。麦克弗森给出的答案并没有与此相差很远,但是,一如既往地,他做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这种情况只有在“占有性市场社会”中才有可能,因为只有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不断竞争和相互侵犯的运动才能在主权者确保一套市场规则的前提下继续进行,而整个场景便类似于自由主义者们设想的作为“守夜人”的国家和自发市场之间的关系。“占有性个人主义”背后的市场体系决不是放任自由主义式的;恰恰相反,它时时刻刻需要国家的干预、尤其是一套能够规范管理市场的法制:“占有性市场模型需要强制的法律体系。最起码,生命和财产必须得到保障,契约必须明确并加以执行。”(57)这种市场体系允许国家有相当程度的作为:包括控制土地使用和劳动力使用、用各种市场管理手段来干预贸易和资本流动、鼓励某种工业的发展、提供社会服务和其他安全保障、确保劳动者最低生活水平,等等。
然而,麦克弗森认为,霍布斯政治理论的缺陷在于,他对于这样一种市场竞争的认识太过理想化了:他未能看到,市场社会作为一个不平等的阶级分化的社会,最终会导致有产者阶级凝聚成一个强力的群体,从而不是把所有人的利益让渡给某一利益中立的主权者,而是成功维持自身权利并掌控整个“市场社会”。“由于他未能在自己的模型中考虑到阶级分化和阶级融合,他在结论里也没有考虑过主权者会和某个阶级休戚相关。但这种政府恰恰和占有性市场社会最为合拍。那些拥有相当数量财产的人需要一个主权国家来保障他们的财产权。”(94)我将麦克弗森向霍布斯提出的责难理解为一种“政治困境”,因为它指向的恰恰是在“利维坦”这个巨兽形成过程中的关键时刻——主权者的诞生和主权国家的建立。根据麦克弗森的观点,霍布斯尽管采纳了“占有性市场社会”的模型,却在由此导致的结果上表现出了不自恰的地方:霍布斯想到的只能是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或者君主制。他没有考虑到,市场中的阶级分化和阶级整合的趋向有可能在政治上产生出一个马克思意义上的“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结论在霍布斯研究者看来似乎有些离奇:未能考虑到阶级分化,这能算是霍布斯政治理论的内在困境吗?但如果接受了麦克弗森的预设——“占有性市场社会”是霍布斯未明言的前提——那么上述结论也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奇怪。而否定麦克弗森的预设,就必须在文本细读上与他展开细致的周旋。
不过除了对具体文本的解读方面可以提出争议,麦克弗森对霍布斯的责难还显示了他自己的含混之处。尽管他给出了种种文本依据表明“占有性市场社会”的确是霍布斯“自然状态”所采纳的模型,他又在这一根本关节点上模棱两可。这表现在:一方面,麦克弗森承认:“我们当然不能推论说霍布斯清楚地想到了这样的市场模型。”(61)换句话说,作为十七世纪英国正在出现的社会形式,“市场社会”更多地是霍布斯和同时代人所分享的共同认识背景甚或思考资源。另一方面,麦克弗森在总结霍布斯理论的激进之处时说:“霍布斯所面对的是那些尚未完全作为‘市场人’来思考和行动的人们……他要求这些人将自己的思考提到与‘市场人’的真正需求和能力相符的地位。”(105)如果霍布斯只是“无意识地”共享了“市场社会”的前提,从而将“社会人”的特征其普遍化为自然状态下的“人性”本身,他又如何能够要求他的同时代人——他们同样是无意识地认同兴盛的市场社会——将自己的思考与“市场人”的需求和能力相符?而与此相对,如果霍布斯真的自觉采纳“占有性市场社会”作为其思想前提,他又为什么会将只有在“市场社会”中才能发现的人的特性扩展至从古至今的一切社会?由于麦克弗森同样批评霍布斯不加区分地将“市场人”的特征普遍化 ,我们更有理由认为,他未能就霍布斯为何能比他的同时代人更加激进——甚至比哈灵顿和洛克更加激进,因为根据麦克弗森的论述,后面两者都试图在自身的现代道德理论中加入传统道德观的因素——这一点做出充分说明。我尝试提出以下解释:由于“占有性市场社会”发挥的功能是“理想型”分析模型,这造成的论证困难是,当麦克弗森发现霍布斯的政治理论甚至比哈灵顿和洛克等人的理论更符合由“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抽象而来的“占有性市场社会”的种种规定性时,尽管他不必论证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历史——他没有说,这些思想家的政治理论都是由特定社会的特定生产力水平和生产关系决定的;或者,如果要勉强套用传统马克思主义术语的话,“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在麦克弗森这里仅仅是,前者在后者那里呈现为某种间接的前提。因此,当遇到霍布斯显得比洛克更激进的情形时,麦克弗森只能认为是同时代人无法接受霍布斯超前的思想——虽然后者的超前是“无意识”为之的。强调作者的“无意识”,这一做法在麦克弗森讨论洛克的章节中出现得更加频繁。尽管洛克比起霍布斯来显得据说不那么激进,麦克弗森对于洛克政治理论的解读还是被论者认为是激进的。

四、无限占有的权利
麦克弗森对洛克的解释的出发点同样是传统研究进路中遇到的难题:无论将洛克的政治理论解释为个人主义或是宪政主义,都未能解决一个根本矛盾——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研究没有触及这一矛盾——即为什么洛克会看上去前后不一地说:人整体上是理性的,但大多数人是非理性的;自然状态是和平安宁的状态,但与此同时它又是一个不亚于霍布斯的“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的状态?与此相关地,我们该如何理解洛克对于自然法所做的种种不自恰的解释?麦克弗森认为答案是:洛克没有意识到,自己一方面将十七世纪英国市民社会的“市场人”的种种特性引入所谓“自然状态”中的人的天性,另一方面又坚持着从胡克(Hooker)那里继承来的种种传统观念。
为了论证上述观点,麦克弗森首先从洛克的“财产”概念入手——这或许是洛克政治理论中最重要的概念之一。我们前面已经提到,洛克笔下的“理性”概念涵义并不前后一致;同样,“财产”概念也是这样:广义地说,财产包括生命、自由、土地(estate);狭义地说,财产指的是地产和动产。虽然如此,但无论从广义还是狭义来界定,麦克弗森认为洛克“都将地产归入生命和自由一道,作为人的自然权利的对象,也是他们建立政府所需要保护的对象”。(198)地产或者说私人对于土地的所有权是自然权利的对象,意味着人们可以出于自然权利、并且在自然法的限制下,征用土地并占为己有;而且,由此获得的所有权将会得到政府的保护。明确了这一点之后,麦克弗森考察了洛克所述的三种出于自然法的对于个人占有的限制,其中两种是洛克明白提到的,而第三种是他的论述中隐含着的。人们为了自我保存而占用自然物品,这尽管是人的自然权利,但是要受到限制:第一,要为其他人留出足够多和好的资源(麦克弗森称之为“充分性限制[the sufficiency limitation]”);第二,占有自然物品要以不使之腐坏为限(“腐坏的限制[the spoilage limitation]”);第三,由于使得土地获得价值的是人的劳动,“自然和土地只提供本身几乎没有价值的材料”(《政府论》下篇43节 ),因而人的占有要以自身劳动所能获得的产品为限(“假设的劳动限制[the supposed labor limitation]”)。需要注意的是,虽然这三种限制说的首先都是人对自然物品的占有,但在洛克的论述中它们也同样适用于对土地的征用和占有。麦克弗森在此提出了对于洛克政治理论的第一个重要批评:洛克的非历史性论述自觉不自觉地将现代社会出现的私有产权制度的模型引入了原始社会,而未能考虑是否可能在所谓“前社会”时期人们更多采取集体劳动的形式:“他认为个人土地所有制理所当然是唯一的土地耕作方式。他对原始社会中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劳动的漠视,使他可以认为‘必须靠劳动和物质材料才能维持的人类生活状况必然带来私有财产。’”(202)不过,麦克弗森并没有就此引申到批判资本主义或私人财产所有制,部分是因为,论述到这一步尚不足以区分他所谓的“简单市场社会”和“占有性市场社会”的不同模型。因此,麦克弗森更进一步说,洛克在紧接着就把有限的个人所有权变成了无限占有的权利。其中的关键在于“货币”的引入:货币的诞生使得三种对于占有的限制都被克服或变得不再有效了。我们不妨跟随麦克弗森看一下他所仰赖的核心文本依据,即《政府论》下篇的36节:
而我敢大胆地肯定说,假使不是由于货币的出现和人们默许同意赋予土地以一种价值,形成了(基于同意)较大的占有和对土地的权利,则这一所有权的法则,即每人能利用多少就可以占有多少,仍然会在世界上有效,而不使任何人感受困难,因为世界上尚有足够的土地供成倍居民的需要。
“货币的出现”以及“人们默许同意赋予土地以一种价值”,不仅使得土地变成了可以转让的东西,而且这一变动使得自然权利的法则——“每人能利用多少就可以占有多少”——不再有效。可以说,货币的诞生使自然状态发生了剧烈变化。值得注意的是,麦克弗森在讨论这段话时并没有强调最后一句——“因为世界上尚有足够的土地供成倍居民的需要”——而在我看来这一低估在麦克弗森对于洛克的整个解释中具有症候性的意义。下文我会回到这个问题上来。

五、自然状态下的市场社会与贸易关系
但在探讨这一变化引出的后果之前,考察一下为什么洛克的三种限制都被克服了,或许不是不必要的。麦克弗森首先提到的是“腐坏的限制”被克服了: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货币作为价值的符号,其物质表现往往是金子或银子——换句话说,往往是本身不会腐坏的东西。因此,占有货币和占有自然物品(例如树上的果实)不同,不必担心因为积累了多余自己所需的数量而导致物品腐坏。但麦克弗森接着问了一个问题:蹊跷的反倒是,为什么人们会想要求获得比自己的自我保全所需量更多的财产?仅仅是为了贮藏,这种理由是说不过去的。正是在这一点上,麦克弗森引入了“外部证据”:根据洛克的其他文本来看,他是一名重商主义者,而重商主义政策的目的就是“将土地和货币用作资本;货币用于贸易债券或工资,土地用于生产贸易货物”。(205)在重商主义的视野中,积累货币意味着促进贸易,货币的特定目的就是发挥资本的作用,而土地则是资本的形式。就此而言,甚至货币作为流通中介形式的职能也是一种从属性的职能,因为它的首要职能就是资本,它能吸纳农业、工业、商业等一切经济活动,为的是“资本积累”这一根本目的。与此同时,由于人们在自然状态下对于货币的同意“独立于、而且先于对于市民社会的同意”(208),而这也就意味着,资本积累和贸易活动,以及由此引申出的市场关系,都不是市民社会的衍生物,而是独立存在于自然状态中的活动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此一来,麦克弗森断言,虽然听上去有些离奇,但洛克确实在自然状态中建立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市场关系。请注意:麦克弗森没有说,洛克笔下的自然状态已经拥有像十七世纪英国(更别说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拥有的复杂而周密的整套市场经济运行机制,而是说“市场人”的规定性根本上决定了自然状态中人与人的关系、人之为人的自然特性。作为补充性的旁证,麦克弗森指出,洛克的自然状态下的人受到理性指引,能够建立起非常困难的合约关系——建立政府,那么人们能够建立起不那么困难的合约关系——市场——也就没那么不可思议。我们看到,“自然状态”就此被分成三个阶段:货币诞生前的阶段,此时是纯粹的自然状态,也即一般理解的人们出于自我保全的需要而劳作的时期;货币诞生后的阶段,此时市场关系建立,人们对土地的征用和占有从纯粹满足自我保全的需要转入资本积累,因此也产生了资产者和出卖劳动力阶级;社会状态,即用法律形式固定和保障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所有的权利。由麦克弗森重建的洛克政治理论,看起来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的契约非常类似于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描述的“强者对弱者的契约”,即社会状态归根结底只是用法律条文的形式永久确立了社会不平等,使强者不仅拥有经济优势,而且具有政治优势。再一次地,麦克弗森的考察相当于跟着追问一句:这种社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它对人之为人做出了怎样的规定?或许麦克弗森会认为卢梭对于所谓“资产阶级”的批判还是太过情感化和浪漫主义了,归根结底是一种传统的道德批判。
麦克弗森的意图当然不是道德批判。他在分析了货币的引入对于自然状态造成的巨大影响后,接着考察了另外两种限制如何被克服:就“充分性限制”来说,洛克用人们在自然状态下最根本的自然权利(“自我保全”)来证明,征用和占有比自身所需更多的土地、而不留给他人充分多、充分好的土地也可以是正当的,因为既然对于土地征用和开垦的自然权利来自生存的需要,那么,虽然有些人没能占有土地,但只要他们的生活并不因此受到影响、甚至还提高了,不平等的土地占有就没有什么不对。“当然,这里假设了土地总产值的增加将会被分配到那些没有获得足够土地的人身上,或至少不会造成他们的损失”;所以,“就算其他人没有得到足够多和足够好的土地,他们也得到了足够多和足够好(事实上是更好)的生活。”(212)各人劳动能力不平等,在土地上创造的价值也就不平等,这是“能力”问题;只要承认每个人都有“自我保全”的根本权利,并允许征用和占有土地的机会向所有人开放(而不是强取豪夺他人财产或土地),由此造成的不平等最终通过物质利益的分配而使最弱势的群体(在这里就是占有土地最少的人)得益,占有和征用的权利便是正当的——这套逻辑听上去像不像是罗尔斯《正义论》的预演?在这个意义上,罗尔斯的理论被认为是对市场资本主义的理论纠正,而洛克的理论则被麦克弗森(以及其他论者,如烈奥•施特劳斯)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先驱,难道不是历史的吊诡? 不过这个论题已经超出了本文范围;而我们尚没有论及货币的引入如何克服了第三种限制。
在谈到对于“假设的劳动限制”的克服时,麦克弗森认为洛克含有一个未明言的观点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人的权利不仅依赖于自身的劳动,而且也可以通过购买他人的劳动力而确立。这首先是因为当劳动力越是被肯定为每个人自己的财产,它就越是可转让的,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理解中的“财产权”不仅是享用或使用的权利,更是“处置、交换、转让的权利”。“对洛克来说,人的劳动力毫无疑问是自己的财产,他可以自由变卖换取报酬。”(214)麦克弗森作为文本证据而引用的段落来自《政府论》28节,在其中洛克说道:“我的马所吃的草、我的仆人所割的草皮以及我在同他人共同享有开采权的地方挖掘的矿石,都成为我的财产,无须任何人的让与或同意。我的劳动使它们脱离原来所处的共同状态,确定了我对于他们的财产权。”因为“我仆人所割的草皮”同样属于“我”的财产,麦克弗森认为这暗示了仆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给主人同样构成主人财产权的来源。对此,彼得•拉斯莱特(Peter Laslett)不能同意。他在为自己编辑的《政府论》撰写的著名导言中指出,没有理由从这段上下文中得出上述结论:“说一个人能够把财产意义上的劳动出卖给工作,这种解释似乎有些离谱。我也不能接受‘洛克把生命和劳动做了分离’这种说法。洛克在《下篇》第85节谈到工资关系时,他用的字眼是‘差役’(service)而不是‘劳动’(labor);虽然他在《下篇》第28节似乎特别清楚地说明了主人拥有仆人的劳动,但那显然不是一种工资关系。” 麦克弗森对此的回答是:仆人的劳动在洛克的引文最后一句中被认为就是“我的劳动”,因此就没有必要区分“差役”和“劳动”的细微差别。而且,倘若洛克在这里没有把“工资关系”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就是说,通过购买他人的劳动力而将他人的劳动力作为自身财产的一部分——那么由仆人的劳动所生产的产品,主人就没有“自然权利”去拥有它们。而一旦我们肯定了劳动力可转让可买卖的前提,一个衍生的前提就顺理成章地出现了:“洛克与其说没有考虑到,不如说确实考虑到了自然状态下的雇佣劳动。”(216)这里,麦克弗森再次借用了历史情境的“外证”加强自己的观点:十七世纪思想中,劳动力市场就像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那样具有“规范性和正当(justice)”,这三者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来说都不可或缺。(217)至此,通过在自然状态中引入资本积累、市场关系、雇佣劳动,洛克完成了对于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政治和道德证成。人的劳动力是他自己能绝对支配和转让的财产,因此也是与社会毫无关系的东西——“如果‘劳动力’这项人的绝对财产证成了占有并创造了价值,那么对于占有的个人权利就凌驾于一切社会道德主张之上。因此,传统观念所认为的财产和劳动力属于社会功能、财产所有权包含社会义务的看法,就被瓦解了。”(221)换言之,“占有性个人主义”成了个人所有制的道德基础。
既然劳动力可以买卖,那么最后一个限制也被克服了;或者不如说,通过雇佣劳动,人们依然可以似是而非地在遵守这个限制的约束的同时不断积累财产。另外,由于从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时,作为整体人们的权利并没有增加或减少,因而一方面,市民社会和政府的确立保障了自然状态下的这些权利;另一方面,在现实社会中被允许和批准的劳动力买卖关系必定是(第二阶段)自然状态中存在的合法权利。仿佛现实社会中的经济不平等就这样被证明为合理了。不过,显然这是一个循环论证,而且看上去更像是麦克弗森的而不是洛克的:麦克弗森指出,洛克将当时市场社会的原则引入了所谓自然状态,再论证它们是普遍性的自然权利,以此证明这些原则的正当性。问题是,洛克并没有把“市场关系”作为需要论证的核心原则——从洛克是一位重商主义者的事实并不能直接得出结论认为,他的政治理论都是围绕着资本主义市场关系的论证而展开的。

六、“权利差异”、“理性差异”与麦克弗森的前提
但让我们暂时把这个循环论证的问题放在一边,因为麦克弗森的论述并没有到这里结束,而是进一步提出:由于自然状态在货币引入后的巨大变化和三种限制被克服,资产者和劳动阶级的分化导致了相应的“权利差异”和“理性差异”。“权利差异”的意思是说,在洛克那里,劳动阶级虽然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但他们却不具有充分完整的公民身份,而只有资产者才是完整的公民。通过对《基督教的合理性》(The Reasonableness of Christianity)等文本的考察,麦克弗森观察到洛克笔下的劳动者阶级经常被描述为政府管制的对象,而他们的政治觉悟只会引起暴动和社会动乱。为许多研究者津津乐道的人民“革命权利”,并不属于劳动者阶级。再一次地,麦克弗森把洛克的这种意见归之于时代氛围——当时英国社会对雇用劳动者普遍采取轻蔑态度,认为他们既没有资格享有政治权利,而且道德败坏,他们是“在而不属于”市民社会的人。在英国内战时期及其后的共和国时期,尽管赋予穷人以政治权利的命题时而浮出水面,但就连平均派也未严肃支持过这种可能性(107-159)。至于“理性差异”,前文已经有所提及,即在自然状态的两个阶段,“理性”的涵义也不尽相同:在第一阶段,理性指的是辛勤劳作,劳动和占用是二而一的事情;在第二阶段,理性变成了不断的积累和占有,劳动与占有的关系被割裂开来。“占有土地并将它作为资本来利用,这个过程变成了‘理性’,其中包括占用他人的剩余劳动产品,也就是占用那些没有自身土地之人的劳动力。”(234)因而,没有土地之人也就没有机会获得“理性”,于是成了非理性之人。资产者和劳动者阶级之间的经济不平等被进一步扩展为理智上的不平等;虽然两类人的“理性差异”不像亚里士多德笔下那样呈现为天性的差异,但由于财产关系是自然状态下的结果,因而这种差异仍然是“内在于”市民社会的,也即在社会中不会变更并稳固和永久的。尽管洛克频繁使用“人”、“理性”、“权利”等普遍化的语词,麦克弗森认为,他没有意识到自己其实在用普遍性话语来论证阶级社会的正当性。
洛克是否意识到了麦克弗森认为他没有意识到的问题和矛盾?或许有、或许没有;但要给出答案就必须回到麦克弗森的解释方法这一根本出发点上。有别于“外部批评”(我认为,指责麦克弗森是把自己的思路强加给研究对象,并指出“其实洛克想说的是……”,然后提供完全不同的另一套阐释,就属于“外部批评”),我在此想从另一个方面对于麦克弗森的解读提出疑问:按照麦克弗森的说法,在洛克构想的自然状态中,货币的引入和由此引起的市场关系和雇佣劳动彻底改变了自然状态的性质和其中人与人的关系乃至人的特性。与此同时,他也认为,“权利差异”和“理性差异”是与之相伴的结果。但从他对“理性差异”的分析所产生的结论之一(劳动者阶级“没有机会”成为理性的人)来看,他的论述中有一个跳跃环节:按照麦克弗森的说法,劳动者阶级需要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因为他们没有土地可供占有,但麦克弗森却没有证明,“土地被(资产者)占有殆尽”和将货币引入自然状态(以及由此导致的资本积累欲望)是同一个时刻——很可能在逻辑上(如果不是在历史上的话)这两者产生于不同时刻。按照麦克弗森的论述,劳动者“没有机会”成为理性的人,是因为他们已经“没有机会”征用和占有土地——虽然这一经济不平等的结果完全符合自然法,因为理论上他们出卖劳动力也可以换得同样好或者更好的生活,从而实现“自我保全”的需要。那么,如果可以假定货币的引入和土地被占有殆尽更可能是两个不同的时刻,为什么“占有性市场社会”必然会在自然状态中形成?尤其考虑到洛克所说的“世界上尚有足够的土地供成倍居民的需要”,为什么雇佣劳动的工资关系必定会形成?似乎在自己能够占用土地的情况下,人出卖自身劳动力既不是必须的,也不是可欲的。对此,麦克弗森似乎只能借助于他再三强调的洛克“无意识地”“认为理所当然”的历史情境:重商主义的资本积累诉求和十七世纪英国社会对待劳动者的轻蔑态度,使得“引入货币——形成市场关系——阶级分化——政治权利分化”的逻辑显得不可避免。这里的吊诡在于,一方面麦克弗森屡次强调洛克的理论是非历史的(将市场关系和土地的私人所有制引入原始社会),另一方面他又必须借助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来推动洛克的自然状态不断演化为一个“占有性市场社会”的样式——甚至可以说,麦克弗森在某种程度上预设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历史的“规范性”。或许有人会辩护说:根据麦克弗森,一旦引入了货币,货币和土地都成为资本,资本积累于是就代替“自我保全”成了人的需要。但即便如此(或正因为如此),从中引申出“劳动力交换”仍然是一个逻辑跳跃:更合乎逻辑的推断是,人们可能会为了攫取土地而侵占他人的地产,由此演变成“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然而,这一可能性显然是洛克谴责的对象,而不是他提倡的结果;而且,在回应拉斯莱特的批评——他说,麦克弗森的理解完全忽视了洛克对于贪婪的抨击和谴责——时,麦克弗森特别提到:“不是勤勉的占有者,而是侵犯他的占有的人,才是贪婪的。而且只有在简单少数财产变成无限积累之后,理性勤勉的占有才需要保护。”(237)我认为,麦克弗森这里的逻辑跳跃背后其实是由两个相互矛盾的前提造成的:一方面,麦克弗森认为货币的引入意味着“资本积累”变成了人的欲望(我们不妨说,核心欲望);另一方面,麦克弗森对于劳动者“出卖劳动力”的论证又建立在一般理解的“自我保全”的前提上。这两个彼此矛盾的前提并不源于麦克弗森所谓的洛克“无意识地”采用的两种社会模型——来自传统基督教社会的自然法观念下的社会模型和来自十七世纪英国市场体系下的资产阶级理性人组成的社会模型——恰恰相反,它看上去更像是麦克弗森自己在解读过程中的摇摆不定:“自我保全”根本而言指的是保障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还是指资本积累?这么看来,麦克弗森自己也将“当代社会”的语境读入了洛克的政治理论中——但不在于他强加了“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观念,而在于他默认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的社会现象哪怕在坏的意义上也带有某种“规范性”:资本家一心想要不断积累资本,而无产阶级则需要终日为温饱担心。似乎在麦克弗森那里,一旦货币被引入了洛克的自然状态,其中的人就变成了两类,一类追求资本积累,一类追求物质生活需求的满足。但麦克弗森用“土地被占有殆尽”这一经验性的解释,掩盖了他论述中的矛盾前提。
总起来说,麦克弗森确实是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特征概括为“占有性市场社会”并论证霍布斯和洛克等人的政治理论吻合这一模型。但这当然不是拒绝理会他的解释方式的方便借口;相反,他的解释进路和具体阐释确乎引出了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譬如,由于他的这本书并不旨在解释“占有性个人主义”的起源(认为霍布斯是其“思想根源”,是一种常见的对于此书的极大误解),或许就可以追问:考虑到霍布斯与之前的马基雅维里的相似性,是否可以在马基雅维里的思想和佛罗伦萨等意大利城市国家的市场发展之间建立起类似的分析模型?又如何思考洛克以后的政治理论家——如孟德斯鸠、卢梭、柏克等等——与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关系?在当今中国知识界对于从霍布斯一直到卢梭的“契约论”传统忙不迭地引经据典兜售所谓“公民哲学”之际,马克思主义者显然已经不能满足于“意识形态批判”式的引入阶级分析作为回应,但更不应该当触及早期现代和古代的政治和哲学经典文本时,出于对传统马克思主义分析范畴的警惕,突然改头换面地变成“非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个意义上,接近马克思主义的麦克弗森的解释方式无疑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具有启发性。另一方面,有些研究者更倾向于强调所谓“利维坦的道德困境” ;这虽然显得是一种“内在批判”,但考虑到自尼采的“超善恶”以来现代性哲学话语对于传统道德观的批判和超越,在道德的意义上(而非在道德哲学意义上),如今对霍布斯等早期现代政治哲学家展开批评就未免有些“不合时宜”了。不唯如此,在当今中国的政治哲学研究趋势中,一方面是“言必称希腊”的“大传统”叙事和“古今之争”的问题导向,另一方面则是围绕诸如“公民为什么要服从政府”等问题展开的抽象的“正当性”讨论,政治哲学研究分化的讨论倾向使得论者面对经典文本反而越来越缺乏共同语言——但看起来吊诡的是,在看似截然不同的理路下,研究者都或明或暗地表示,自己的工作出于对中国社会所持的问题意识和关怀。在这个意义上,我当然不认为麦克弗森的这本书对于当前中国的政治哲学界的种种分歧和矛盾提供了“出路”;我只能说,麦克弗森对于霍布斯、哈灵顿和洛克等人的政治理论的分析在今天依然值得我们认真对待,不仅仅是因为“占有性个人主义”对于一个正在从新自由主义中苏醒的世界来说仍然是紧迫的问题,更是因为麦克弗森对于诸多经典文本的别具一格的解读,为我们思考这些文本引入了另一种不同的视野和分析进路,帮助我们时刻提防任何形式的思想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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