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民主化：私域意识的转变
《战略与管理》 2000年 第04期
一.民主化的潮流：亚洲大拼盘
韩国和日本，看起来似乎并不具有多少可比性，但是，当人们把目光拉回到二战后初期，就会被这样一个事实所吸引：作为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基地，朝鲜半岛38°以南和日本全岛都被美国占领；美国派出了强大的代表团，对两国的政治经济结构进行了重新设计。
日韩两国，尽管其儒家传统的侧重点有很大不同，但无疑都受到了儒家文化巨大的影响。然而，日本在近代遭受了西方文化最直接的冲击和入侵之后，便用跟古代吸收儒家文明时同样的方式，即以“和魂”消解“洋才”，来接受有利于其现代化的那一整套体制乃至观念。这种消解在日本被美国全面占领之后，同样发挥了神奇的作用，它成功地将美国为其设计的民主体制充分解构、吸收。所以，在二战以后，日本的政局非常稳定，即使到了自民党失势后的九十年代中后期，内阁的不断变更也是在框架之内进行的。很明显，无论是儒家伦理还是民主的制度都没有危及到日本的民族精神。日本文化中特有的强大的消解功能使儒家忠孝仁义伦理高度制度化，并最终导致日本和魂伦理体系成为一种伦理政治，即政治为伦理服务，而非伦理为政治服务，这一点跟儒教伦理的母国中国的情形正好相反。另一方面，民主的体制被日本文化消解之后，呈现出高度的适应性，它能够很好地承载民族的理念，包括军国主义、扩张的野心以及继续消解他者文化的弹性生命力。所以，在日本，私域意识里并不具有儒家传统伦理所包含的等级集权观念。而这一点正是其他东亚国家民主化进程中所遇到的最大障碍。
在台湾，民主化进程起步要比日本和韩国晚得多，但其过程却出乎寻常地顺利。我们清楚地看到，台独势力的膨胀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在此，我们撇开台独运动的其他政治后果，单纯看它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的客观作用。实际上，国民党迁移到台湾后，所依赖的合法意识形态是中国传统儒家私域意识，即强调权威、忠孝和“家”的伦理道德。所以，蒋经国才能名正言顺地子承父业。但是，自开放党禁以来，民进党势力凭借其富有诱惑力的台湾本土意识概念的提出，逐渐赢得道义上的支持。这套本土意识的提出，在一开始可能是作为反对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策略性手段，但随着其力量的壮大，本土意识成了一项反对儒家传统道德、推进民主在台湾的合法性地位的战略性工具。民进党能够做大并且最终登上执政党的宝座，确实标志着民主在台湾的真正确立。
韩国民主化的背景实际上是介于日本和台湾这两者之间的，它没有日本文化的消解特性，也没有台湾独特的他者借代优势，而在私域意识层面它更加接近中国原生型的儒家传统。它的民主化道路，是在逐渐消除这种私域意识中的传统儒家观念之后，走上康庄大道的。
在总体上，这一系列东亚儒教文化圈国家中，民主势如破竹，一发而不可收。民主化进程情况的各不相同，则使东亚成了一个具有不同民族特点的民主大拼盘。这促使人们重新开始关注民主的特征以及相关的命题。
民主制度的推行，它最核心的部分是等级集权观念的取消、平等自由意识的建立。这对于强调三纲五常的儒教传统伦理而言，是一种彻底的颠覆。但是只有在私域意识里进行这样的变革民主的上层建筑才能真正牢固地建构起来。日本、韩国和台湾的例子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其中，韩国民主化在正反两方面都说明了私域意识的转变对于民主的必不可少。
二.民主化的理由：历史与合法性
韩国的民主化包含着历史和现实合法性的因素。历史上韩国曾经是一个李朝大一统的王国，到近代1910年的甲午更张，日本开始了对朝鲜的殖民统治，直到美苏共同接管朝鲜半岛，以38°为分界，北方成为社会主义国家，而南方成为美国的战略要地。
美国的改造在一开始就遇到了障碍，李承晚不久就顽固地要求连任总统，这导致了4·19学生运动，李承晚被迫下台。这一事件的意义重大，在下文我们将要谈到。接下来的张勉内阁只存活了不到一年的时间，朴正熙就通过军事政变上台。在其将近二十年的统治中，尽管经济得到了高速的发展，但他的政治容忍性是极差的。为了排挤竞争对手金大中，他甚至不惜再一次地更改国号。他调侃韩国企图移植美国民主制度的做法时说：“这就像一个100磅重的人借了一件250磅大汉穿的西服，竭力使自己穿得文雅老道，而韩国就是以1948年时的条件，套上了美国高度发达的民主制度，还指望它能深深扎根。这个想法就如同一个婴儿没有经过妊娠期，就发育成熟地生出来了。”而事实上，他和同样经过政变而上台的继任者全斗焕恰好处在一个民主的妊娠期之中。
民主妊娠中的剧烈阵痛最明显地体现在韩国各位总统的最终结局上：李承晚、张勉被迫下台，朴正熙被自己的部下枪杀，全斗焕和卢泰愚在1996年“世纪审判”中分别被判以重刑，就连金泳三也未能全身而退，被卷入韩宝丑闻中。
在民主的妊娠期，一些政治精英曾真诚地信奉民主原则，并为之而奋斗，但当他们自己掌握了权力后，却背叛了民主原则，民主斗士成了权威主义的统治者。尽管如此，从李承晚组建第一共和国开始，民主就至少是作为一种形式，已经成了政权合法性的外衣，全民公选在不停地进行着，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一浪接一浪，党禁成为永远不可能的事情，民主的种子已经被播种下去。即使在权威主义的统治下，民主理论仍然是合法的，学校里一直在灌输着民主的价值。随着民主观念的广泛传播，权威主义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厌弃。
1987年，卢泰愚接受反对党八项主张，发表6·29宣言，这是韩国民主化过程中标志性的事件，它宣告了民主妊娠期的结束。这八项主张是：实行总统直接选举的制度；实施公正选举法；对受监禁的政治犯实行大赦；保证基本人权和法治；保证新闻自由；实施地方自治；确保政党的基本权利；保障社会稳定，保证公共福利。
不久，这些原则被写入当年10月27日由全民投票通过的《大韩民国宪法》，这是韩国成立以来第九个宪法文本，惟有这次，宪法代表了民主的胜利。在这部宪法中规定：任何国民有凭良心处事的自由。1989年，执政党在选举中失去对立法机关的控制，这一失败导致其随后与另外两个反对党的合并。这一事件在事实上推动了第一届文官政府的顺利产生。金泳三随后的改革是大胆而具有风险的。人们从中也看到了实现民主政治的真正困难。金泳三在清算权威主义、巩固民主政治方面的措施主要是：匡正历史谬误；惩治政治腐败；推行军队改革，使军队中立化；实行地方自治。对韩国民主化进程而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金泳三的作用甚于接生婆。
从现实合法性来分析韩国民主化，以下几个方面是使民主化进程不可倒逆的因素：民主在受过高等教育的民众中的社会化；中产阶级的成长，其成员对经济成功和政治权利越来越有信心；压制迅速发展的民主运动需要高额的代价；韩国要成为一个为外部世界所承认和接受的现代民主国家的愿望，这种地位在经济持续发展中变得越来越重要；韩国为自身安全需要与美国结盟而具有的独特的外向性。
在一定时期，政府和人民都意识到，民主化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俱乐部成员的必要门票，而这就为要求国内政治、经济的自由化提供了强烈的诱因。
三.民主化的推动力：经济发展与宗教精神
亨廷顿断言：经济发展使得民主成为可能，而政治领导使得民主成为现实。经济发展要成为民主化的推动力，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合法性基础民众化，即政权合法性的主要来源是选民的承认。没有这个前提，在权威主义盛行的东亚国家，高速发展的经济只能巩固和增强高度集权政府的合法性。
在现实中，韩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正是朴正熙推动强有力的权威统治的时期。朴正熙推行“经济第一主义”，大力扶持大型企业，军人政府通过高度集权，摧毁一切不利于经济发展的障碍。按照韩国人的说法，整个国家就像一个大公司，总统就是总经理，政府是企业管理机构，各个企业只是生产车间或销售机构。韩国经济就在这样的高度权威主义之下高速发展着。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7.1％，1976年竟达到15.1％，人均国民收入也从1962年的87美元增加到1980的1510美元，这一速度被称为“汉江奇迹”。
经济发展导致了韩国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从而使城市人口剧增，中产阶级力量壮大，产生了多元的社会结构，同时也促进了教育普及和教育水平的提高。这些都是民主社会所必须具备的条件。随着中产阶级的壮大，一批受过西方民主思想教育的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反对党的政治精英，开始要求重新检验现政权的合法性。
另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发展常常会导致严重的腐败和贫富差距现象。事实上，由于军队介入经济生活，这些现象在韩国相当严重。这在很大程度上引发底层民众对政府的不满。随着社会矛盾的逐渐增多和尖锐化，政权合法性的重新检验也已经迫在眉睫。正如我们看到的，全斗焕通过政变上台后，不得不允诺只担任一届总统，并且声称要致力于下届政府的和平过渡。卢泰愚在一开始就不得不接受反对党的八项主张，发表6·29宣言。政权合法性的重新检验是通过新的利益聚合来完成的。在新的利益聚合中，原有的民主构架成了过渡的平台。这使得一个民主的政府最终和平地产生。
对于经济发展对民主化的推动问题，除了合法性基础民众化这个前提之外，大多数学者都已谈到它的重要性，而且并没有因金融危机而否定经济发展对民主政体的稳定性的功效。但是对于宗教因素，却遭到忽视，尤其在亚洲学者那里，这似乎显得无足轻重。而本文想着重指出的是宗教因素对非宗教国家而言，正如民主对于非民主国家一样，具有极大的整合力。相对于民主对政治精英的极大诱惑力，宗教对于知识精英的诱惑力也是极大的。而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体制中，政治精英往往来自知识精英。相对于佛教和伊斯兰教而言，基督教更具有普世的意义，事实上，最初的民主观念就是由基督教的传教士带到亚洲来的。
基督教为反对政治压迫提供了一种更加可靠的信念和制度基础，因为它促进了平等的观念，和对于独立于国家之外的某种权威的尊重。在被日本统治的时期，儒教的权威主义和佛教的被动性被基督教的战斗精神所取代。基督徒在这个时期有了迅猛的发展，天主教徒从1910年的7.35万增加到1945年的18.36万，而新教徒也在此间增加了十万人次。战后基督徒的人数更是迅速增加，到1980年代中期天主教徒增加到110万，成为继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之后世界上拥有天主教徒数量列第四的国家。而新教徒增加到900万，占总人口的24％，即平均每四个人中就有一个新教徒。基督教在韩国如此迅猛地发展，在另一方面促进了儒家传统私域意识的崩溃。
基督教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变革运动中的一种有效的推动力量，在于它具有普世主义的基督教精神。这种精神要求努力将自身融入到人性之中，并要奋力去改变世界。基督教反对把个人溶入集体，它认为上帝与每个人同在，因此主张人人平等，主张不能把个人撇开，而个人则应当为整体的幸福做出贡献，基督教在现代的目标有了双重重点，即解救个人和集体。
新教历来被视为与民主平等的政治原则相一致，但天主教却因宗教裁判所在人们的头脑中印象深刻，在历史上，教会总是与地方政权、拥有土地的寡头和威权政府关系密切。但是，到了20世纪，这种情况随着天主教本身的发展而发生了根本的变革。根据亨廷顿的研究，导致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在全球范围内展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天主教内部的变化。两任教皇约翰二十三世和约翰·保罗二世为天主教的改革作出了最终也是最重要的贡献。1962～1965年期间召开的第二届梵蒂冈教廷会议，强调了进行社会变革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强调由主教、教士、俗人集体行动的重要性，宗教领袖们有责任去“作出道德判断，而且一旦因为维护基本人权……使得这种判断变成必要时，还可以对政治秩序中的事务作出这样的判断”。而随着约翰·保罗二世在1979年就任教皇之后，教皇和梵蒂冈在教会反对权威主义的斗争中进入了舞台中央，指出“自由是人类真正的尊严的条件和基础”，然而教派的差别在衍生型基督教国家从来都没有达到纷争的地步，相反，在日本殖民时期，朝鲜天主教和新教徒甚至在一起共同做礼拜，共同翻译圣经。宗教精神成为一种反传统、反权威主义的旗帜，反对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包括金泳三、金大中都是基督教徒，教会变成了“反对政权”的主要论坛。
经济发展也促进基督教在韩国的扩张。韩国在战后的经济腾飞与基督教的上升势头几乎是同步和成正比例的。原因大概有：社会结构不稳定与不安意识加剧，为宗教发挥其作用提供了土壤和良机；由于不同阶层收入水平差距的拉大，导致了社会上被剥夺意识的日益增长，而需求水平的提高一旦与自身所处的境遇发生作用时，就会产生强烈的宗教动机和宗教冲动；现存价值观、权势极其共同体崩溃，而强调兄弟友爱气氛的宗教团体便可能成为恢复业已丧失的权威集团的重要途径。
基督教对儒家传统的爆破是巨大的，以至于金大中宣称：在亚洲，韩国是战胜中国几千年的统治和影响，保持了自己民族特性的唯一国家……朝鲜人自豪地保持了自己民族的完整。基督教精神成了新的整合力量。
四.民主的可能性：私域意识的转变
私域意识指的是一种日常伦理态度，包括个人道德标准、个人价值观念和家庭伦理观念等。相对的公域意识指的是人们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期待并认可的一种标准。这两个概念在本文中的内涵是有限的，笔者提出这样的两个概念是为了更好地论证人们观念的变化对于民主化的作用。首先，私域意识涵盖了文化伦理、家庭伦理和道德伦理，简单说来，它最大的载体是家庭，而不是社会或者国家。其次，私域意识表明的是一种道德体制中最安全的意识，即一旦采用这套态度对己对人，作为个人就绝对不会受到道德上的谴责、良心上的自责。再次，私域意识与公域意识是相剥离的，只要采纳足够合法的私域意识，个体完全可以只有淡泊的公域意识甚至没有公域意识。第四，由于私域意识的强规范性，它的稳定性极高，一般不易在短时期内发生变化。第五，私域意识影响甚至决定公域意识。
儒家私域意识本质上是崇尚权威的，它强调等级，强调形式（礼仪），这些与民主所赖以建立的平等、自由基础，是不相容的。韩国民主化的过程中，在一开始只是建立了一套形式上的民主体制，但是作为观念的民主却从此开始在各个方面冲击传统儒家私域意识。最先接受民主理念的是大学里的教授和学生，学生们多次走上街头，向独裁和不公平挑战。4·19学生运动把大韩民国的第一位总统推下台，这件事情足以成为反权威主义的民主运动中的里程碑。金大中曾数度入狱，并曾被判死刑，他最终能够作为反对党的候选人登上韩国总统的宝座，则象征着民主的胜利。
知识精英能够很快接受民主的理念，并且自动地放弃与此相悖的传统观念，这一过程并不困难。但是对于普通民众而言，他们或许没有时间和兴趣去接触民主理论，也没有机会接触西方社会。尽管如此，普通民众的私域意识也已发生了巨大的转变。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中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城市化以及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在事实上改变了人们头脑中过度依赖权威的传统观念。而基督教徒在韩国的兴起在更大程度上对传统私域意识进行了强有力的瓦解。基督信仰极度突出个人，基督教徒必须承认每个人都是有原罪的，既然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赎罪的信念在他们那里也就成了对地上权威和严格秩序的蔑视。例如，儒家传统观念中的“孝”的观念，在基督徒那里就很有可能被消释为一种“回报”。
概览韩国民主化的过程，我们发现，只有私域意识中儒家等级权威观念真正地褪去，民主才会真正地扎根。正是由于这种转变尚未完成，所以李承晚即使有美国的帮助，最终却自己背叛了民主的诺言，朴正熙、全斗焕也因此而得以用暴力的方式获得统治权。而只有到了卢泰愚时期，经过私域意识的跌荡变更，一部民主的宪法才真正得以产生。
标题：读史札记：为什么轮回？－－程亚文
作者：【蚊子
】
发言内容：
读史札记：为什么轮回？
－－程亚文
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曾引起很多人的研究兴趣，为什么自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轮回往返，一次次治乱反复而几无穷已？史家的解释是多种多样的，有人说来源于中国的大一统文化传统、文化上缺乏弹性；有人说是因为外族的武力威胁，“游牧民—定居者”的生存竞争一次次使中国王朝死而复生、生而复死；有人说这乃肇于中国传统的等级制统治模式，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经常性冲突使每一代王朝都不可能长治久安。无疑，所有的说法都有其道理，都能解释部分甚至很多事实，但本文则侧重于经济角度，从经济层面看，王朝的循环又该如何解释？本文想要强调的是：每一王朝在其后期形成的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给国家税收带来的巨额损失，在掏空了国家的公共财政的同时也摧毁了王朝的统治大厦。这一既得利益阶层与国家公共财政之间的紧张，是传统中国社会的基本问题，其影响极其深远。
1、自耕农递减律与公共财政的短缺循环
从经济上来找原因，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的理解尤其值得注意，他认为中国古代王朝循环、帝国走不出由盛到衰周期律的根本原因，乃在于经济管理的循环，“每个王朝在它建立约100年后都开始面临财政上的种种困难”（斯塔夫里阿诺斯，P294），而公共财政的崩溃，又直接导致帝国的灭亡。
历史在历史学家的笔下，是轻滑而明快的，一两句提纲契领、富于概括的话语，就把一个又一个王朝的兴衰成败，尽数罗入了其中。但历史作为一种过程，却绝没有这般从容平淡，欢乐和幸福是怎么产生的，悲伤和苦痛又是如何生长的，牵涉到具体而微的人和事，一切过往烟云都将浸透着迷茫和不确定，尤其对于今天站在与往日不同时间维度观察着历史的人，联系古与今、中与外，我们因观察历史所引出的联想，就特别地有一些不轻松。帝国的循环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历史如何诡谲地而不动声色地将前朝后世一起串联？而过去又能给未来提供什么样的可能性？我们应该好好对历史发问。
王朝的循环、帝国的衰落，一般而言是一种综合性的结果，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全面凋零，统治秩序就将难以为继。但任何文明毕竟都是建筑在物质上，王朝的循环因此如斯塔夫里阿诺斯所说，显著表现为一种经济过程。但这种经济过程又和一种文明的政治、文化和社会过程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相互之间互为因果，经济过程里有社会政治机理作用的存在，而随社会政治机理生发的某种经济过程，反过来又会强化某种政治机理，并产生某种社会结果。
还是从公共财政的匮乏说起，这是每个王朝到其晚期之后的必发之症。而公共财政为什么会发生短缺？把自然的因素排除在外，我们先来看一看因人为因素所造成的一些景象。检索一下历代王朝在其晚期经济上所出现的征侯，不难发现，以下几点是共通的：
税收大量短缺。每个王朝在其建立之初，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安宁和繁荣，如汉朝有“文景之治”“光武中兴”，唐朝有“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朝有“康乾盛世”，宋明两代也曾有过休养生息、政治清明、国家财政充裕、人民生活安康的和谐局面。但好景不般都不长久，每一朝代在前几任皇帝之后，由于缺乏有效的货币制度和商业法律，税收无论是提取量还是在其现有制度维护上，都开始遇到许多困难，以至到王朝后期，都面临开支超过税收的困难局面。
自耕农剧减。中国历代王朝更换的基本动力，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所呼唤的平均地权思想，对每一代王朝都有震撼力，也因为此，每一代王朝在建制伊始，都通过打倒原有大地产拥有者、重新分配土地，使“耕者有其田”，土地基本能够按照人口来平均。平均土地的结果，是在国家形成自耕农阶层，这一阶层占据着农民的大多数。然而，这同样是暂时的，随着休养生息阶段的过去，赋税增加，自耕农逐渐承担不起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将自己的土地让给大地主，而自己则沦为佃农。这一过程通常时间都不长，到帝国后期，慢慢就形成佃农和农奴占据着农民的多数、而自耕农逐渐沦为少数的境地。
土地严重集中。平均地权只是每一王朝初始时的景观，由于缺乏相应的商业和货币体系作支撑和法律的制度性约束，帝国的财富总是按照马太律穷者越穷、富者越富，而在农业社会中，财富的主要标志就是土地占有量，那些与政治权力相勾结的大地主，在经历几代皇帝之后，一般很快就通过对自耕农的高利货盘剥而积累起大量的地产，相反，自耕农阶层在日益加重的徭役赋税和无法偿还的高利货的双重压迫下，逐渐失去自己的土地主权而成为大地主的附庸，乃至到帝国后期，国家的大部分土地是被占人口绝对少数的土地主所瓜分。
以上三点实际上是递近关联的，土地集中必然造成自耕农减少，而自耕农减少必然导致税收不畅和公共财政匮乏。在三者之间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自耕农的减少，翻一翻二千年帝制史，不难发现，自耕农递减业已成为伴随历代王朝由盛转衰过程的铁律。自耕农递减为什么必然导致王朝的税收财政短缺？这与传统中国是农业社会的经济现实有关。农业社会政府和人民的主要经济来源，只能是土地，而农业社会的人口多数，则为农民。正常情况下，王朝的税收是由农民所负担，假如土地不曾集中、自耕农占据农民的主要，帝国的税收一般不会发生大的短缺，特别是在政府实行人头税制度的情况下，国家通常能够保持收支平衡。但这其实往往只是“理想类型”，由于没有实现“数目字管理”，帝国的税收一方面不通畅、难以保证所有的税收都能落实，另一方面也难以对与政治权力有纠葛的土地权贵进行管理，尤其是自耕农不堪遥役重负、丧失地权、土地集中时，散布各地、自给自足、各成整体的农业经济，在大地主的庇护下，经常会使政府的税收制度失灵，即使采用按土地田亩征税的方式（如唐朝的“均田制”一度所做的那样），亦无法阻挡这种趋势。
在传统中国社会，自耕农在人口中的比重大小，事实上已成为衡量社会经济生活运转是否良好的一个试金石。但自耕农递减律却毫不例外地贯彻了每一王朝的盛衰成败，原因在哪里呢？这当然与传统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单一化（缺乏商业和市场机制）密切关联，也与政治体制缺乏弹性有关。应当说并不是每一代君王都昏聩无能，相反我们发现，不少最高统治者都看到了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基本问题，而且历代王朝都有皇帝曾致力于予以解决，但囿于农业社会的政治经济现实，所有的努力最终都毫不例外归于了失败。与自耕农递减速律和公共财政短缺循环相对应，我们在统治者身上也观察到一种国家治理模式的循环，那就是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时都曾花大力气着手舒解土地问题，力图土地平均，防止土地集中，大力保持自耕农在人口结构中的主体位置。最为显眼的是明太祖朱元璋，明帝国的大厦刚刚建起，如后来的毛泽东大打“地、富、反、坏、右”一样，洪武皇帝即“连兴大狱，打击官僚、缙绅、地方等高级人士，从朝廷内的高级官员直到民间的殷实富户，株连极广。据有的历史学家估计，因之丧生者有逾十万。没收了案犯的家产并把其中的土地重新分配，加上建国以来大批的移民屯田开荒，就使全国成了一个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农业社会。”（黄仁宇，P150）不仅如此，为防止当时全国仍保有700亩以上地产的14341户地主家产不致无限扩大，朱元璋则给他们加之以很多额外的服役义务，“这种服役名目繁多，而且按累进税的原则分派，即家室愈是殷富，其负担也愈是繁重。比如各地驿站所需的马匹、船轿和饮食，完全出自大户供给，一年中的供应量又没有限额，旅行的官员越多，他们的负担也越重。”（黄仁宇，151）也因为这样的土地政策，每一代王朝在其初始，自耕农都占据着全国人口的大多数，帝国的税收也因为人口和土地的增长而有一时的充实。
尽管几乎每一代王朝在其开始都曾对土地平均和保持自耕农数目作出过努力，但后来的结果，却仍然是土地集中、自耕农锐减速、公共财政缺失，如此不断循环。这正是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的“三种社会体制”中的按社会等级排序的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典型特征，政治经济体制的缺乏开放性，使一种表面上看起来有利于国有利于民的经济政策，也维持不能长久。仍以明朝为例，虽然明太祖朱元璋一时落实了土地问题，但后来情况又如何呢，仍不可避免落入了历史的循环。所以尽管在明帝国岌岌可危时出了一个大清官海瑞，但黄仁宇却非常精当地指出来了：海瑞想恢复先祖遗训的努力命中注定是一个悲剧，他所不能领会的是，帝国的这一套经济政治系统从其发端就有问题。明初之时的土地政策之所以能够维持，完全是靠洪武皇帝的个人魅力，而魅力的丧失也将意味这种经济安排的失效。但第一代皇帝朱元璋去世后，你叫后世的皇帝们到哪里去寻找类于开国皇帝的权威呢？他们的权力只是来自传统，而传统型统治理所当然意味着对往日时事的臣服，其中包括对制定和解释这些传统的具体的人的臣服。皇帝的威权因此已不具有绝对性，先王的老臣、现世的官僚集团，都有可能对上发难。当后世皇帝们的统治合法性大为减弱的时候，维系在魅力型统治上的经济安排，因此再无继续有效维护的可能。
在一个以土地为主要经济来源的封闭性农业社会，国家的安宁和稳定密切依赖于土地平均，只有这样才能维持一支强大的自耕农队伍，国家的税收才能有所依靠。但等级制的政治体制（这是农业社会的悖论：要维持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只能采用等级制）又注定不能将平均地权的经济安排贯彻始终。在税收锐减、国家公共财政空虚的情况下帝国将面临什么样的结局？历史学家早有有结论：维系着帝国统治的两大力量——官僚体系和军队，将因为缺乏财政上的支撑而无法维持，帝国因此首先从自身体制上瓦解；而内部不堪忍受剥削的农民在则也联合起来，为自身生存而举起义旗，这时往往又有外族趁王朝内部的动乱而以武力来犯。在内忧外患夹击下，帝国只好分崩离析。
2、另一种私有化，另一种结局
自耕农数目下降导致每一王朝在其后期都面临财政上的困难，但公共财政的匮缺并不表示国家财富总量的减少，相反我们倒还可以发现出另外的事实，比如唐朝，虽然其统治者并未象明朝一样严格地平均地权，而是在不剥夺大家族所占土地的现状下，通过其他途径开辟新土地并赠予自由农民，这种“均田制”措施曾一度中止了半封建的大地产的增长，同时增加了国家税收，也加强了唐初时的统治。但每一王朝在其建立上百年后都无可幸免支大于收、财政上捉襟见肘，即使在国家财富总量增加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是谁使得自耕农锐减并掏空了帝国的公共财政？
问题出在历代王朝的土地私有上。
我们一直习惯于认为，中国社会向来不存在私有制问题，上下五千年，各个朝代都在压制着私有化。如果说这是与近现代西欧明确产权制度的一种对照，也不能说这种说法全无道理，与受法律保护权利和税收义务制约的私有产权制度，在中国从未有效生长。但若以“全豹”来否决“一斑”、认为中国社会只有政府对经济资源的无度控制而无私人对财产的大量占有，这却与历史曾有过的现实不符。中国古代大地主和豪强的土地兼并，事实上也是制造了一种土地上的私有。虽然这种私有并没有近现代意义上的严格法律保障，但土地拥有者的地契和通过与统治者共谋而获得的政治权力，一般都使土地私有的状况能够保持下去，避免政治权力的侵扰。但中国以往社会存在的问题，也正在这里。土地在大地主和豪强那里的集中并且私有，若有健全的财政税收制度保证拥有大地产者亦交纳相应的税银，则土地私有尚不致对国家和社会造成大的危害，然而，传统中国社会政治制度的不合理所在，正是产权拥有者所亨权利与应尽义务的极端不平衡，一方面，帝国的统治不是建立在技术上，类于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向为中国社会所缺乏，帝国的税收因此只能大而化之，无法精确定量，这使大地产拥有者有了逃税的可乘之机；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大地产拥有者一般都是特权的享有者，传统中国社会的统治，本身就建筑于官僚阶级与地方乡绅豪强的合作，大地主利用其对政府的影响力，可以有效免去大量本来要交的税务。套用现代一点的话来说，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大地产拥有者作为既得利益阶层，才真正亨有着“轻瑶薄赋”，这种财产占有权与应尽义务的分离，导致了公共财政的匮乏，也成为中国历史王朝兴衰荣落的基本成因。
土地事实上的私有，必然的结果，是政治权力施用于土地占有，进一步加强土地私有的强度。在土地作为社会的主要财富的背景下，政治资源的施用所能谋取的经济利益，最多最频繁的当然只会是土地。土地的集中造就一批既得利益阶层，这个阶层的惯常模式，就是官僚+地产。它与传统中国社会的家庭和家族观念有很大关联。隋唐以后所实行的科举制度，表面上看是在中国社会创造了“机会均等”，为贫家子弟进入士绅阶层打开了方便之门，实则不然，一句“三代出一个贵族”的习语道破了科举入仕的秘密：没有足够的财力作为多年学习和准备的根基，甭提参加科举考试、就是读书向学的可能性也不会存在。所以能够中举的，大多必有家庭和家族的财力在背后作着支撑，而中举入弟，政治权力则自然向经济权力的方向回流，为家庭和家族的财富与地位跃升提供便利。官僚和地产因此这样结合在一起。这虽然没有囊括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相勾结的所有类型，但却最明显、明通俗、最普遍的一类，各朝情况都大略如此。仍以明朝为例，明朝的官员退休以后，告老还张即成为乡绅，但按政府规定，仍享有着与在位时相近的各种政治经济优待（在这方面我们又一次感受到历史与现实的惊人相似），这本身就意味着他们在占有社会财富上比之一般人站在了更高的位势，还不仅如此，他们还以乡谊、年谊、姻谊等等作为纽带，与其他直接和不直接掌握政治权力的权贵者保持着千丝万缕联系，因是之故，将既得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对他们来说就极其自然和顺当，比如曾作过文渊阁大学士的徐阶，退休回南直隶之后，家庭成员多达几千，通过放高利贷等各种手段所占有的地产，据说便有40万亩。（黄仁宇，P146）权和钱自古相通。明朝的官员通过截留“火耗”，收取“常例”，一般都能积累起一定的资产，这些资产或可直接用来购买土地，或可通过放高利贷豪夺土地。官员有位在职时积累金钱财富，退休后将金钱转化为土地成为土地贵族，之如此类在各朝各代皆为常识。一代王朝开国时打倒一批乡绅豪强，但“野火吹不尽，春风吹又生”，经过新一轮政治权力的重构，经济资源在王朝建立几十年后亦将重新依旧安排。明朝到万历年间，一个新的土地贵族便早就已产生了，“当年送达御前以备乙览的14000多家富户，已经为新的富户所代替。这些新兴的富户，绝大多数属于官僚、士绅或在学生员而得以享受‘优免’，不再承担‘役’的责任。政府中的吏员，也越来越多地获得了上下其手的机会。因为全国的现金和实物不是总收集发，财政制度无从以严密的会计制度加以考察，从罅隙中漏出来的钱物就落于这些人的手里。”（黄仁于P153）
类似的现象和过程，在各代都能发现。再如唐朝，唐朝开国时实行“均田制”，但实际上一开始的“均田”就不彻底，对前朝形成的拥有巨大的、自给自足的、免税的地方家族大地产，并没有予以剥夺，而是开辟其他途径如开垦战争期间被荒废的土地的方式公给农民以土地，而且国家税收是由广大小农所承担，拥有政治权力的大地主则不需要交税。最后一个王朝清朝更是如此，“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即是一个生动的写照。
至此我们看到，在历代王朝后期，围绕赋税全体臣民实际上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掌握政治经济权力的既得利益者，即土地贵族，他们不必交税或少交税，并且通过高利贷等方式对农民进行盘剥；另一类是农民（自耕农、佃农、农奴），他们在承担政府的税务的同时，还承受着土地贵族的剥削。贫和富的这样分野，已经告诉人们帝国的财富究竟流入了何处，并且社会到底经历了什么样的分化。这种分化实际上提示了阶级分析在传统中国社会的现实针对性。人口居于少数的既得利益者和人口居于绝对多数的受剥削者的存在，又会产生何种社会后果？
经济问题归根到底是利益问题。利益问题主要又在于两方面：一是生产，即财富的创造；一是分配，即财富的使用。这两方面相互支配，其中之一发生故障，都会对另一者产生负面影响，而且常常会产生一定的社会后果。排他性既得利益阶层的出现、利益分配上的不公（不等于不平均），恰恰是引发社会危机的导火索，当然，如果此时在财富的生产上有所突破，尽管分配不公、但即使是贫弱者亦能享有一汤羹时，就如唐朝一度所做的那样，社会危机也许也有一时缓解的可能。但在一定的时间内，土地资源毕竟是有限度的，一方的多得必然要以另一方的多失作为前提。而从遥远的古代至20世纪上半叶，传统中国社会的绝大部分经济和财政来源，都来自土地，一般小民的经济来源，也非常单一，失去了土地就只能依附于人，再无其他获取生活资料的机会。贫和富的对立因此并不仅仅表现为财富占有量多寡的对立，而更多表现为谋取财富机会有无的对立，单纯的贫富不均在一般情况下还并不是最紧要的问题，但在贫富不均的同时假如致富的机会亦不均等，弱势都实际上已被逼入了无路可走、无希望可觅的艰难境地，起可反抗“为富不仁”便顺其自然。传统中国社会也因之呈现出动乱循环。
3、古罗马为什么衰亡：与中国的对照
为使我们更清楚地看清中国王朝循环的机理，我们有必要研究一下古罗马帝国的衰亡。与古代中国一样，古罗马也是一个农业国家，社会经济也以自然经济为主导。如果两个经济基础相通的国家的治乱循环，出于类似的原因，产生相象的结果，我们应该可以从中得出一些启示性的结论，作为一个从农业国家向工商业国家过渡的资鉴。
罗马帝国的灭亡，与中国古代王朝的循环一样，长时间来一直是个谜，吸引着后世研究历史的人们的注意力。土地如许辽阔、历代皇帝尽皆励精图治的一个大帝国，为什么说灭亡就灭亡了？孟德斯鸠著书《罗马盛衰原因论》，认为帝国的衰败与帝国风尚的变质有关，在帝国后期，创造了早期罗马的那些良好风尚，要么不存在了，要么已经变得低下庸俗，帝国的大厦也因此也倾塌；现代政治学之交马基雅弗利则写下了《罗马史》，
。 不过，所有这些论者似乎都没有马克斯.韦伯叙说得更有力度。
韦伯曾作过一篇《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社会原因》的演讲，在这篇演讲里，他这样谈论着古典西方文明的衰落： 在罗马共和末期和帝国的早期，遍布罗马的公共行政物基础是“行政市”，当新的地域被纳入帝国版图时，这些地域按例都被系统地编制为城市单位，并以政治依赖的程度分为各种等级，其行政长官则负责为国家收税和征兵。与此相应，自由经济在帝国经济中占有重要比重。但到罗马帝国晚期，随着帝国在军事上的失利、奴隶来源的日益减少乃至奴隶营制度的不得不最终解体，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自给自足、非自由的的庄园经济，一点点蚕食了建立在自由劳动基础上的帝国的城市经济。面临灭顶之灾的后期罗马，城市已经没落，经济已经全盘农村化，自耕农阶层已基本不复存在，与古代中国一样，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国家公共财政，已根本无力支撑起帝国的官僚系统和军队武力，而一个卓有效率、等级制的官僚系统对于帝国的统一和完整是必须的，一支强大的常备军对于有敌为邻的大陆国家则更必不可少。尽管历任皇帝都拼死作了最大努力，但帝国最后还是无可奈何败落了。
一个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大帝国，要维持其自身运转和生存安全，需要要充足的公共财政作为支持。倘若农村化了的后期罗马，能够有效地从非自由经济中提取税收、并以货币作为物质流通的手段，帝国的统治许或尚能觅得生机，但吊诡的问题，也正在这里，一个帝国的经济一旦步入农村化，非自由劳动必然将货币排斥在流通领域之外，物物交易必然成为交换的主导，帝国的税收也因为无法进行数目字管理而无从落实。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税收的不能落实，又与一个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密切关联，这个既得利益阶层无外是土地贵族，他们以其强大的经济实力影响着国家政策，并以此作为逃避税收、不断兼并土地而扩充自身财富的保障，当帝国的财富一天天积累到少数土地贵族手中时，帝国的税收也一天天在减少，国家的公共行政能力也一天天遭到削弱。罗马帝国的后期，帝国的政策日益受古代的“容克土地贵族”即大地产拥有者所左右，这个阶级不仅有效逃脱了大量税务，而且还想方设法帮助他们的农民逃避了征兵，导致帝国后期只好从野蛮民族中征募兵源。但这些被征服的野蛮民族是否一心一意服从他们的统治者巡守边防呢？答案已不言自明。
从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和古罗马的衰亡不难看出：一旦形成一个力量强大而且足以排他的既得利益阶层,一个社会在其早期形成的相对合理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将因为这个阶层的存在而慢慢消蚀。罗马的大地产所有者所建立起来的庄园经济，最终彻底改变了罗马的经济和社会结构，进面瓦解了帝国货币化的行政体制和政治上层建筑，这直接导致了罗马统治的破产。
强大既得利益阶层的存在，将造成恶性循环，形成极度贫富不均现象，而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无论对该社会的公共财政还是社会秩序秩序来说，都是一个灾难。历史的往鉴和当今世界的现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税收状况，是与该国的两极分化程度成反比的，与拉美诸国显著的贫富悬殊相伴的是公共财政的贫弱，而与东亚一些后发国家的经济景气相随的是这些国家的良好税收状况。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贪污腐败无度、社会各阶层极度对立、大众意志横受压抑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税收无法落实、税收制度得不到有效执行、公共产品普遍匮乏的社会，一个贫富严重不均的社会必然是一个文化和价值观分崩离析、国家和社会认同日益解体、政治合法性遭到质疑的社会。曾几何时“看上去很美”的印度尼西亚，之所以其经济体系在东亚金融危机面前一泻千里、一下子就显示出外强中干的脆弱性，这是与苏哈托家庭对印尼经济的盘剥分不开的；经历“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其经济一直萎糜不振，公共财政枯竭调零，原因所在，亦与苏联解体后形成的大金融和工业寡头操纵俄罗斯经济命脉并染指政治权力的局面密切相关，而据美国学者大卫.科斯的研究，就是苏联的解体，也应该归功于当时业已存在的少数既得利益者（大约10万人左右）。
既得利益者对国家造成的灾难，除却吸干了国家的公共财政、制造了阶级和阶层对立外，同样重要的是，也阻碍了国家的发展。而一个国家的内部安全，不仅维系于国家的财政收入，而且维系于国家能不能向前发展，发展利益对一个国家来说，就是未来的生存利益。在农业社会，国家发展无外表现为两方面：一是为维护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良性运转而对自身建设进行投资的能力，包括积累财富对外征服获取新的土地资源以济破产农民、运用公共财政为贫穷无产者建立社会保障等；二是不断扩大自由经济在国家经济生活中的比重，打破自给自足经济结构的单一和板滞，拓展经济生活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提高经济生活自身调节能力。但我们从古代中国的王朝循环和罗马的衰落中都已看到：强大既得利益者恰恰对这两方面都造成了阻碍。隋唐以后的王朝已经很少对外征服，这绝不是因为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中国和平主义”，而是源于国家公共财政和经济动员能力的薄弱，不能对外开疆拓土的结果，帝国到其后期，已无法应付破产农民和新增人口对土地的日益增长的需求。罗马帝国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自耕农民的惨重损失乃至农民阶级的因此没落、以及后来条顿堡战役失利后帝国对外征服事业的中止，不仅断送了保持和生长起一个强有力自耕农阶层的可能，也断送了建立在奴隶劳动基础上的自由经济，而罗马庄园经济的随之兴起，使古希腊时期即已产生的城市交换经济不复存在，韦伯因此说罗马后期西方古典文明实际上又走了一个圆圈，大地产和自然经济迫使古典西方一度商业化的上层建筑转向了封建制度，倒退回了其起点。
拥有巨量土地和财富的既得利益者的存在，在制造了经济垄断的同时也造就了农业经济的单一性，而财富的私人垄断和经济类型的单一化，与现代私有产权制度不同的是，不仅阻碍了技术的进步，也限制了自由劳动和交换经济的发展，但这两者恰恰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从垄断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似乎也可以说，古代中国和后期罗马也存在有布罗代尔所称的资本主义，但是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中国土地贵族利用手中金钱资本大放高利贷推进商业和土地控制的行为，与布罗代尔意义上的资本主义异曲同工，政治、经济、文化权力合而为一，结果与现代式的垄断并无二致，只会使某种经济类型进一步定型和固化，打击技术进步和市场竞争，而在古代中国和后期罗马式的农业社会，即是取消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走向商业化的可能。仅以劳动力方面而论，农业社会普遍的人身依附，一旦为奴终身为奴，导致农民阶层根本没有自己选择职业和进行生产的自由，而这又为商业经济的发育所不可或缺。与之相反，在私有产权制度明晰的市民社会，劳动力本身已成为资本，劳动力的人身自由和择业自由已有保障，这则为交换经济的生长、商业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可能。低下的经济自由度，只会使一个社会在各方面都陷入停滞甚至后退，传统中国的王朝循环和古典西方文明在罗马后期向封建制度的复归，都已说明这个问题。
4、上升阶级、落后阶级与政治超越
中国古代的王朝循环、罗马帝国的衰亡也许都有其命定因素的存在，有一些东西大概是人类无论作出什么样的努力都是无法改变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应该安然于人类文明的宿命。然而当我们仔细剖解历史、条分缕析帝国轮回中的细微、并将其与人类历史中的另外一些经验相对照时，我们却能感觉世界还有其它的可能性：或许，一个社会是能够改进它的利益分配格局、培育起一个强有力的纳税中坚阶级或阶层的，如此一个社会亦将获得它应有的生命弹性。
抑制既得利益阶层的无度生长、防止政治权力在经济领域的随意运用，因此理所当然。
既得利益者总是竭尽全力维护其既得利益，不管自身利益是否与国家和民族利益相一致。倘若让这样的一个既得利益阶级或阶层掌握国家的统治，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利益必将被弃之而不顾，甚至出卖国家利益也不为不可能。一百年前的韦伯在分析他那个时代的德国社会政治经济状况时，就曾指出了这种危险性：“全球经济共同体的扩展只不过是各民族之间相互斗争的另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并没有使各民族为捍卫自己的文化而斗争变得更容易，而恰恰使得这种斗争变得更困难，因为这种全球经济共同体在本民族内部唤起当前物质利益与民族未来的冲突，并使既然得利益者与本民族的敌人联手而反对民族的未来。”（韦伯，P92）显然，这样的一个既然得利益阶级和阶层已无法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利益，韦伯进而指出，那些即使现在掌握着政治权力、但已无法充任本民族权力和利益代言人的阶级，实际上已经是落后阶级，它们应当被“政治成熟”的先进阶级所取代，而“所谓‘政治成熟’就是指这些能够把握本民族长远的经济政治‘权力’利益而且有能力在任何情况下把这一利益置于任何其他考虑之上。一个民族诚有侥幸的时候，即当某一阶级天真地把自己的利益等同于社会普遍利益时碰巧也符合民族权力的长远利益。”（韦伯，P98）与此相反，“由一个经济上的没落阶级实行统治是危险的，而且从长远的观点看是有悖于民族利益的。”（韦伯，P99）具体到当时的德国，韦伯认为，作为德国王室在普鲁士政治基础的容克地主阶级，“他们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使命，对此不管国家采取什么经济政策都将无法拯救他们，他们昔日的社会显赫地位已一去不复返。”（韦伯，P100）然而既然得利益者是不会甘于失败和自认没落的，当新的、代表国家和民族未来发展方向的阶级或阶层崛起时，他们还要挣扎一番，不想放弃手中的利益和权力，韦伯因此对俾斯麦作如是说：“那位最晚出最伟大的容克（指俾斯麦）曾执德国之牛耳长达四分之一世纪，未来对他的评价或许是，他作为政治家所完成的无与伦比的伟大业绩同时也包含着一个悲剧成分，这一点许多人到今天仍未看出。这悲剧就在于：由他一手完成统一大业的这个民族，甚至还在他在位时就已经变成了一个与他的愿望大不相同的民族：经济结构逐渐但不可逆转地在改变，人民日益要求改革各种制度，但这些要求却是他或者无法给予满足，或者他那专制性格不能容忍的。”（韦伯，P100-101）由此，韦伯甚至认为德国的统一只在外在的，而内在的、足具现代性的内在统一并未在俾斯麦手上完成，而且也根本不可能在他手中完成。在那个时代，“政治知识分子的重心正在无可阻挡地从乡下转到城市。”（韦伯，P101）取代传统容克阶级统治的，应该是新兴的市民阶级，韦伯因此希望这个阶级尽快在政治上走向成熟。
韦伯对上升阶级、落后阶级的研究是基于社会学和政治学层面的，所思考的地理空间是19世纪未刚刚实现统一的德国，所思考的问题是德国如何由传统向现代转换。他的现代性论述暗含有这样的看法：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的转变，涉及的领域带有整体性，连同一个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一起发生转换的，是社会的政治架构也应该发生变化，而后者则体现在领导阶级和治理力量的变更上。韦伯所关注的德国有没有实现这种转化呢？与韦伯的期望不同，19世纪乃至韦伯时代的德国，仍走上了一条先进的工业和劳动强制型的农业形式相结合的道路，容克地主设法把独立的农民置于他们的卵翼之下，并和大工业组织形成了联盟。但这种联盟对德国又造成
什么结果呢？二十世纪上半叶兴起于德国的种族沙文主义乃至发展至登峰造极时的纳粹主义，在给世界带来劫难的同时也使德国自身蒙受了巨大灾难。究其原因，这种联盟对德国的民主造成了致命性的危害。当然，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德国新兴力量的中产阶级，其时也绑在了德国种族主义的战车上，而并没有为制止野蛮和疯狂作出应有努力，这应该也是中产阶级自身的局限因素使然。
虽然新兴阶层并不必然无任何弱点，但从近现世界特别是西欧、东亚等地的发展经验来看，新兴者取代传统势力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并担当起领导责任，却是一个社会在其经济社会转型期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我们大致可以这样来说：每一种类型的社会都必有其相应的中坚阶层，这个阶层发育生长良好，则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也将良性运转，反之一个社会必将存在大而难以解决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在农业社会中，土地及其产品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自耕农是社会的中坚，自耕农数目的多寡和参政的程度，直接影响了社会的经济政治状况；而在传统工商业社会，工厂企业及其生产是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中产阶级是社会的中坚，中产阶级力量强大与否，决定了社会的政治经济运行效果。而在当下我们正在经历的这个时代，假如如一些人所说的“知识经济已经到来”已业为事实的话，我们应该认为，知识正在取代以往的农业和工业而成为社会的主要经济来源，知识阶层正成为社会的中坚，这样的一种社会，知识的生产、运用和知识阶层在社会中地位、权力的增长都实现了正常化，那么，整个社会也就步入了正常化。
转型期社会的领导阶层更换，虽然体现了社会向前发展的本能性要求，但我们从近现西欧社会的历史进程中不难看出：这一过程其实交织着权力转移的痛苦。欧洲商品化时期的土地贵族，就曾与君主之间屡屡爆发冲突，竭力捍卫其既往政治经济地位。既得利益者必然是政治上的保守主义者而不会成为改革者，精于维护政治经济现状而不愿作丝毫变革。西汉的王莽改制为什么不能成功，原因就在于王莽将私有大地产收归国有、重新分配给纳税农民的政策触犯了富裕家族的利益并遭到了他们的强烈反对，虽然这一改革对缓解当时西汉的尖锐社会对立、维持西汉的生存其实必不可少。中国历史上的其它改革者如王安石、张居正的不能成功，原因亦同出一辙。苏联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所推行的改革之所以最后落败，也与80年代以来俄罗斯形成的10万既得利益阶层篡取了政治权力紧密相关。这一阶层促使苏联走向了解体，但并没有推倒旧的政治经济结构，现在的俄罗斯仍然继承了苏联后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合而为一的统治秩序。
过去的既得利益者作为落后阶级继续掌握着社会的政治经济权力，必然阻碍着这个社会的健康发展。 一个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必须防止政治资源与经济利益的直接联姻。联系当代中国的改革进程，应该指出的是，肇端于二十世纪70年代未的改革开放宏伟大业，在创造了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已经改变了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和社会结构，一个现代工商社会的到来也正呼唤着政治结构的转型。让先进阶级真正走上历史前台，
是走出传统中国社会的治乱循环、开发当代中国政治现代性的自然选择。但以目前而论，中国尚不存在成熟而有政治影响力的中产阶级，所谓有资本者只是如何清涟所说的官商结合者，资本没有独立性，中产阶级因此也没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地位。这个阶层如何进一步生长、并参与政治角逐，仍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实践。
与确立新兴阶层的政治权力相齐步，当代中国需要制约不受法律约束的私有化。 勿庸置疑，当代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私有化大潮。实际上，在经历80年代以来的改革开放后，再谈国营经济和社会主义已经是一个笑话，国家所掌握的财富和少数既得利益者掌握的财富孰轻敦重，已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统计问题。我们也可以说中国正在展开类似于早期资本主义“圈地运动”的资本积累经历，但正如吉登斯指出来的那样，积极进行资本积累的早期资产阶级，在遭遇到工人和农民的反抗后，曾经建立起近现代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对无产者权益的一种保障。但中国的原始积累过程在制造了无数的工人下岗、无限度的对农民的剥削之后，又对这些弱势者给予了什么保障呢？这同样不是一个理论问题，实践已经对此作出了回答。如何建立起现代法治、将私有化的弊端压缩至最小限度、避免俄罗斯化，当代中国社会也正面临与传统中国社会相类似的问题。
商业社会应有商业社会的游戏规则和政治经济精英。从传统的自给自足型的农业经济中走出来，中国社会应发展出多样化的经济系统，以制约既得利益者所喜欢造就的经济单一化和精英阶层的单一化。应该说古代中国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形成多样化经济和精英构成的历史机缘，千年前的宋王朝曾大力发展商业并造就了一时的国内自由经济和对外贸易的繁荣，但好景不长，随着蒙古人的侵略及随后建立起的明帝国对商业的压制，传统中国社会的商业繁荣也随着明朝的海禁而昙花一现，化作了历史的遗撼！当我们重温明帝国在强化官僚政治的同时也有意无意对财富与权力相结合的强化，我们需要对现在发出告诫：不应该再错失历史的机缘、让过去的历史继续重演了！
2000/12/18
参考文献：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8
2、马克斯.韦伯，《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三联书店，1997
3、黄仁宇，《万历十五年》，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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